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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吳第五次“围剿”战争
一、“围剿”新方略的确定
1933年4月1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行政院长汪精卫发出告急密电，报告“围剿”失败情况和红军动态，称“现在匪势益张，昨复扰及新淦，赣东、赣西小股逐渐蔓延，坐视其大而莫能制。资溪、黎川为赣闽浙间要地，失陷数月迄不能收复，近且进扰南城、金溪，赤化民众，如火燎原。赣南大股攻城略地，更无可奈何”，“务请中央速筹办法，加调得力部队，并立即派大员来此督剿。现在各军士气已馁，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矣”。熊式辉把情况说得如此严重，不能不引起国民党中央的重视。4日，蒋介石即离南京赶赴江西，再次部署“围剿”战争。
这一次，蒋介石不再急于匆忙进攻，而是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从整顿部队、研究方略和动员资源等方面入手，周密准备第五次“围剿”战争。
第一，调整、建立指挥机构。5月1日，蒋介石编组“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下分北、南、西路军，分别任命刘峙、陈济棠、何键为各路总司令，准备四面合围江西苏区。陈、何即于6月1日在广州、长沙宣布就职，河南省主席、江西人刘峙原在4月上旬即被调来赣担任“剿匪”军总司令，并到抚州组织“抚信清剿督办公署”，整理和指挥在赣部队，但他不愿或不敢担任总司令，仅表示以河南随军主任名义暂驻江西。因此，其职先由蒋介石暂兼，其后改派江苏省主席顾祝同接任。在各路军之上，又于5月21日再一次在南昌成立“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作为指挥第五次“围剿”的最高指挥机关。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任行营办公厅主任，贺国光、晏勋甫、刘兴、朱怀冰分任军事、宣传、训练、党务四厅厅长（后合并为两个厅，增设贺衷寒为主任的政治部）。这次组织的南昌行营，是历次“围剿”中规模最大、为时最长的一次，并且由于蒋介石经常驻在江西，引致国民党政治军事中心的转移，而使南昌行营具有至高无上的显要的地位。当时的著名学者、准备入阁的蒋廷黻1934年初应蒋介石邀约到南昌行营相见后说：“蒋在南昌的行营，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真正的首都。军事行动之外，行营更致力于政治、财经措施。为了上述工作，创立了农民银行。中央公开表示：剿共工作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从报纸上我们获悉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正协助蒋计划政治和经济。”
第二，整顿部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总结历次失败的原因，认为很重要的一条是部队纪律散乱、贪生怕死、缺乏信仰、没有灵魂。为此，他于6月下令筹办大规模的庐山军官训练，以便整顿部队，使官兵克服害怕红军的心理，“坚定其对于主义之信仰”，“恢复军人灵魂”。同时进行山地作战和构筑碉堡的训练，以提高部队的作战技能。“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设在庐山海会寺，蒋介石任命陈诚兼军训团团长，调集大批高级军事、政治人员，包括各兵种、训练总监部的“优秀官长”、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及骑、炮、工兵各校长带同最优教官”，会同德国军事顾问担任军训团教官，他自己也经常出席训话。从7月18日开学到9月18日结束，军训团分三期共训练北路军从团长到排长的中下级军官7598人。国民党军军官佩带“中正剑”也从庐山训练始。庐山军官训练和同时举办的庐山党政人员训练（训练北路军、西路军党政人员1000多人），是蒋介石整顿部队以提高精神力、战斗力的重要措施，确实收到了相当大的成效。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对部队编制进行改革，裁去旅一级指挥机构，由一师辖2旅6团改为一师直辖3团，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指挥效率。
第三，研究对策，决定“围剿”新方略。从4月到7月，蒋介石相继在南昌、庐山召开七省“剿匪”会议、军事整理会议、七省保安会议、五省军事会议、四省党务会议、庐山军政会议等各种会议，并到抚州等前线视察部队，研究策划战争新方法。蒋介石首先着力分析历次失败的原因和红军的特点，认识到与红军作战，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枪炮弹药的精粗和饷械被服的接济，“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励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己知彼，取长补短”，要从这五个红军所长的方面，来研究“今后剿匪的战术和战略”。也就是说，和红军作战，主要“不是武器战，而是组织与精神战”。这些说明，蒋介石在“围剿”战争的指导思想和策略方针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据此指导思想和策略方针，以7月23日的庐山军政会议为标志，第五次“围剿”的新方略全部形成。该方略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指导原则，吸纳历次“围剿”的经验教训和部分做法，形成一个以军事为主，包含政治、经济、交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内容的“以武力为中心的总体战”战略。该方略的制定及其实施，成为蒋介石最后赢得战争的主要原因。这一方略的要点是：
一是实施所谓精神上的战争，发动全国规模的配合“围剿”军事的宣传攻势，宣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心信仰”，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压制要求抗日的情绪，宣布对“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当时陈诚、罗卓英等许多在赣将领，均曾要求北上进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全国各界民众的抗日要求更是激昂），广泛动员社会资源，组织民众和运用民众，完成保甲和保安团，驱民“协剿”。同时，蒋介石也多次训话或下令，严禁部队扰民。
二是确定战略上以攻为守、战术上以守为攻的战略战术原则，厉行堡垒政策和兵工筑路政策。从6月起，南昌行营即下令各部队开始构筑碉寨、“务期星罗棋布”。行营要求，以班碉为基础，3个班碉组成一个排碉群，每一碉群的间隔不超过2华里，碉群之间组成互为应援的火力网；修筑公路随部队和碉堡推进，使路碉相连、连绵不断。“进剿”部队凭借碉堡、公路攻守结合，三里五里一推，十里八里一进，进一步守一步，守一步进一步，层层筑碉，处处修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与红军进行阵地战和持久消耗战。这一招，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核心策略，极大地增加了没有重武器的内线红军的作战困难。
第三，严厉实行物资、邮电和交通三大封锁政策。南昌行营半年中先后颁布《封锁匪区办法》等13个封锁令，在江西各革命根据地周围建立全封锁区，在全封锁区后面再建立半封锁区，要求滴水不漏，严密围困，断绝红军从日常必需的生活资料到基本的作战资料的来源，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不战而自亡，未剿而先灭”。
长期以来，曾认为作为“围剿”核心政策的碉堡政策，是德国顾问赛克特为蒋介石设计的。其实并非如此。赛克特对蒋的贡献，主要是在军队建设方面。至于碉堡战术，早在1930年国民党军将领戴岳在进攻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时即已采用，后又由南昌行营少将课长柳维垣做出系统设计；公路政策则首倡于赵观涛，何应钦在指挥第四次“围剿”时也曾大力提倡。在1933年6月间研讨第五次“围剿”方略时，蒋介石将碉堡、公路联系起来，将其从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地位，完成并全面阐述了堡垒进攻体系。因此，这一政策，应是由戴岳、柳维垣、赵观涛、何应钦等人倡议，而由蒋介石总其成，德国军事顾问并未有多少贡献。
10月2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军事会议，作最后的动员和部署（此时已先期攻击黎川红军）。这次“围剿”的兵力配置为：以北路军为“进剿主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统辖三路军及浙赣闽边警备区，共28个师2个旅和1个税警团。其中，顾祝同（兼）、刘兴第一路军守备新干、吉水一带，策应第三路军及维护赣江交通；蒋鼎文（兼）、汤恩伯第二路军在金溪、崇仁一带筑碉，防阻红军北上并支援第三路军；陈诚、薛岳为正副总指挥的第三路军，辖18个师又1个补充旅，担任北路军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黎川地区，以广昌为攻击目标筑碉前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辖9个师又3个旅，以主力围攻湘赣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并构筑碉堡线防堵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西进。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辖14个师又2个旅，扼守赣南寻乌、安远、信丰、南康、上犹、崇义及福建武平地区，防堵红军南下，并相机北进，策应北路军作战。第十九路军6个师1个旅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布防闽西，阻止红军东进。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率5个师围攻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部红军，并切断赣东北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南昌行营直属总预备队总指挥钱大钧率3个师控制于临川附近，直属空军5个航空队协助北路军作战。蒋介石这一次直接用于作战的总兵力为陆军67个师、7个旅、1个团，共50余万人（后增至80万人）。
10月17日，南昌行营颁发战字第2130号训令，下达部队行动纲要和进攻计划，命令各部队“不必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所必争之要地为目的”，“次第开始围剿”。
二、历时一年的战争
第五次“围剿”战争实际上是在总体部署尚未完成之前，即于1933年9月25日由第三路军周浑元纵队3个师突袭黎川率先打响。10月26日，担任主力军的北路军第三路军下达划分为3期的作战计划，其基本方针为“以消耗战之目的，采断绝赤区脉络，限制匪之流窜，打破其游击战术，封锁围进之策略，先完成封锁地带之碉楼区，并即切断其赣东与赣南之联络线，本战术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步步为营，处处筑碉，匪去我进，各纵队非万不得已，决避免决战，以免被匪各个击破之危，而达我预定计划，俾收最后一举聚歼之胜利”。这说明，陈诚等完全领会了蒋介石的战略意图，充分吸取了此前的失败教训，实现了作战方法的根本改变。
参加作战的中央红军主力约8万余人，地方武装配合作战。战争开始时，中央红军正在两个方向分离作战，兵力既不集中，又长期没有休整。特别是，根据地正处在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之下，毛泽东已被调离军中指挥位置，不熟悉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在这时进入革命根据地，并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因此，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外临强敌及其有了根本变化的战争政策，内逢“左”倾盲动指导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被迫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敌决战的“进攻路线”，而陷入冒险进攻敌军堡垒的不利境地。因此，在从攻占黎川开始后的几个月中，“进剿”军已于吉安、吉水、永丰、乐安以迄黎川、金溪沿线以北大片地区，构筑成碉堡战线，并与红军“一战于硝石、资溪桥，二战于浒湾，三战于藤田，四战于大雄关，五战于神岗、党口，无役不胜”。红军虽取得洵口歼敌3个团和各次作战杀伤敌军的战绩，但伤亡3位师指挥员和千余官兵，战争开局即处于被动。
11月20日，蒋光鼐等率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宣言反蒋抗日。蒋介石担心其与红军联合，立即从北路军中抽调7个师由蒋鼎文率领从赣东进入闽北，“以迅烈之行动”南下攻打十九路军，同时令陈诚以7个师从黎川向团村、德胜关推进，截断中央红军入闽通道。而红军在“左”倾中央的错误决策下，被西调进攻永丰地区的国民党军堡垒，而不是打击赣闽边境敌军以应援十九路军，或东出福建寻求外围运动战，彻底断送了有利战机，使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和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均告落空。1934年1月，蒋介石完全镇压福建事变，并将入闽部队编组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从东面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月，蒋介石还调派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预备军总司令，在南昌设立总司令部；将江西全省划分为5大守备区，令各区加紧训练团队，建筑碉堡、公路，防堵红军。这样，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更加严密的四面围攻。
在福建事变期间处于守势的北路军立即从三个方向转入进攻。以3个师由吉安向富田推进，以薛岳第六路军（刚编组完成，辖刘绍先第六纵队4个师、吴奇伟第七纵队3个师）由永丰藤田向沙溪、龙冈推进，这两路均以兴国为目标。以陈诚第三路军（时辖罗卓英第五纵队4个师、樊崧甫第三纵队2个师、周浑元第八纵队3个师）由黎川地区经樟村、横村向建宁推进，一面威胁沙县红军，一面与东路军打通联络，完成北、东两路相接的碉堡封锁线。1月25日，第三、五纵队分左右两路进占黎川与建宁间的战略据点樟村、横村，次日进攻邱家隘、寨头隘，在遭到红五军团抗击后将两地占领。这时，原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调往永丰、乐安攻击敌堡垒无功而返的红一军团和其他各军团，被集中西上就敌，一、九军团经一天激战占领寨头隘后，2月1日复对邱家隘、平寮发动猛攻，“是日战事激烈前所罕见”，次日雨雪交加，红军继续反复冲击，“伤亡特多”，国民党守军“亦伤亡甚巨”。其后，中革军委命令红一、九军团和三军团四师集结在樟村以西的茶巷隘至坪山圩之线，构筑长达数十里的防御阵地，以碉堡对碉堡，与敌进行阵地战，并实施李德制定的短促突击战术。
蒋介石、陈诚见红军转为碉寨阵地防守，遂调步炮及飞机对红军阵地实施狂轰滥炸，并令部队依托所构筑的碉堡线逐次进攻。缺乏重武器的红军难以制敌，林彪、聂荣臻叙述作战情况说：敌“又是用飞机轰炸及堡垒内炮兵火力向我阵地轰击，尤其敌人的飞机所起的作用更大，使我军一举一动受其妨碍。敌步兵在其空地火力掩护之下向我阵地跃进”，实行短促突击又不易脱离敌人，致使人员伤亡和弹药消耗都很大，仅平寮、三甲嶂和凤翔峰作战，红一军团伤亡即达1100人以上。为此，他们致电军委，明确反对实行阵地堡垒战和短促突击，再次提出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但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3月初，陈诚部以进取广昌态势将3个纵队西移，占领南丰古城、桑田、枫林、三坑、三溪一线后，以南丰至广昌间的战略要地白舍为目标向南压迫。原集结于杭山圩、增坊的红军主力，随即西调至白舍地区阻敌。11日开始，双方在五都寨、东华山、三溪、杨梅寨等战线作战，陈诚部与红一、三、九军团“激战至烈”，因实施飞机、山炮、迫击炮的连续轰炸和重兵的抗击包抄，使红军损失很大，被迫后撤。陈诚部15日占领白舍、甘坊地区，完成进攻广昌的直接准备。配合陈诚部行动的西线薛岳第六路军，这时也已克服红军中央警卫师和陈毅江西军区部队的阻击，南进到沙溪一线，完成了与陈诚部的横缀碉堡封锁线，彻底阻断了革命根据地北面的通路。东路军蒋鼎文部以汤恩伯第十纵队4个师进攻闽北，李延年第四纵队4个师进攻闽西，与红七军团及调援的红一、三军团等发生激战，汤纵队3月间连占沙县、将乐、归化、泰宁，李纵队占领龙岩，并向连城、长汀推进，红军东线呈现紧急局势。南路军陈济棠部集中8个师北上，连续攻占安远、信丰、寻乌，4月21日攻占中央革命根据地南大门筠门岭，红军退守会昌。
4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北、东路军行动计划，决于两个月内以占领广昌、建宁为目的与红军进行重点作战，向根据地核心地区推进。博古、李德此前曾到前线视察，认为“建宁和广昌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住。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的主攻部队在对敌最容易而对我们最危险的道路上继续向我革命根据地的心脏地区进攻”。因此，成立野战司令部指挥广昌保卫战，并下令红军在宽20余华里、长30余华里的广昌北部构筑3道阵地防御线，在防线上遍筑能经受炮弹轰炸的“永久性”碉堡，死守硬抗。在其后的作战行动中，仍继续无视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前方将领的正确意见。
10日，陈诚将所部11个师分成河东、河西两纵队，夹盱江并肩南下，进攻罗家堡和甘竹，广昌战役正式展开。广昌战役历时18天，是第五次“围剿”战争中历时最久、最为酷烈的作战。彭德怀记述红三军团在广昌附近的巴掌形、西华山、新人坪地区抗击战情形：“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们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红军各部在盱江东西两岸节节抗敌，无法抵挡立体交叉的炽烈火力，全战役伤亡5500余人（一说4000余人），被迫步步后退。但陈诚部也有很大伤亡，自称死伤官兵2600余人。4月28日，广昌被陈部第六十七师占领。
紧接着，陈诚部周浑元纵队东出福建，与东路军汤恩伯纵队发动建宁作战。中革军委调红一、三、五、七军团进行建宁保卫战，在两个方向同时进行抗击。5月16日，红军经数日激战后弃守阵地，汤纵队第八十八师占领建宁。6月上旬，军委将红一、三军团调移兴国龙冈地区，意图反击南下的薛岳所部，因薛部固守堡垒而未得手。到这时，第五次“围剿”作战已历时9个月，国民党军已将中央革命根据地压缩到石城、宁都、兴国、瑞金、于都、会昌和长汀的基本区域内，对红军不利的战争态势日益明显。中共中央从5月开始秘密进行撤离准备，并在6、7月间，分别派出由赣东北红军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和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先期出发，牵制国民党军。
6月27日，蒋介石调整部署，集中31个师，分6路向石城、兴国、长汀、会昌4个方向，对革命根据地基本区域发动全线进攻。其中，罗卓英纵队4个师先由广昌西进新安、头陂，然后协同樊崧甫纵队2个师和汤恩伯纵队3个师南下推进赤水、驿前、小松，会攻石城；西调周浑元纵队6个师从泰和南下兴国沙村，薛岳部4个师由永丰沙溪、龙冈推进古龙冈，分别从东西方向压迫兴国；东路军李延年纵队6个师由朋口、连城推进长汀，南路军3个师由筠门岭推进会昌。同时在南丰、广昌集结3个师为预备队，并在广昌修建飞机场。第五次“围剿”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由此也在战略部署上作出重大变更，这主要是改变以往集中红军主力于一两个方向抗击敌军的方针，决定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7月23日，军委发布关于敌情和红军行动的通报，通报了敌军六路进攻的情况和命令红军分兵六路抵抗的部署。但实际情况是，红军这时已经没有了在根据地内部打破“围剿”的可能，而阵地防御显然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因此，这个部署，进一步加剧了红军的被动局面。
从7月至10月上旬，国民党军依次以石城以北、长汀以南和兴国以北3个方向为主，全面进攻红军。在石城以北方向，汤恩伯、樊崧甫以6个师进攻彭德怀部4个师红军坚守的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驿前一线阵地，8月上、中旬先在高虎脑、万年亭发生激战，由于彭德怀果断放弃短促突击战术，“利用特殊地形，采取反斜面山脚边，完全出敌不意”的灵活战法，红军两战均取得重大胜利，歼敌4000余人，汤纵队第八十九师基本丧失了战斗力，红军也因碰上“硬钉子”，伤亡达2300多人，最终放弃阵地，退守驿前等地。月底，汤、樊吸取教训，集中4个师在猛烈炮火下进攻并占领驿前，红三军团退守小松、石城，双方形成一个月的对峙。在长汀以南，李延年部4个师进攻朱德亲自指挥的红一军团，9月初在温坊地区遭到红军以运动战形式发动的急袭和夜袭，被歼4000余人，俘虏2400余人，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歼敌最多的一次胜利作战，蒋介石为此枪毙了一个旅长，并将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派顾祝同前去帮蒋鼎文重定部署，改调从南京卫戍部队分编的精锐的宋希濂第三十六师担任主攻。在兴国以北方向，周浑元部6个师在沙村、老营盘地区进攻红八军团、红三军团第六师和陈毅部3个团，红军节节抗击，打得相当艰苦，仅红六师伤亡指战员即达1720人，陈毅也在老营盘战斗中负重伤。老营盘失守后，这些部队与增援的红五军团、红一军团固守高兴圩地区，继续抗击周纵队，掩护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的集结和转移。
9月26日，蒋介石令各路部队从各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各路红军则在略事抗击后，相继在10月上旬从石城、兴国、长汀、瑞金等地撤走，进行长征。11月10日，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被东路军第四纵队第十师李默庵部占领。占领瑞金，被视为“围剿”战争的“里程碑”，因此当李默庵发出电告后，国民党内一片欢腾，各地各种庆贺电报纷纷扬扬。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围剿”战争，随着瑞金、宁都等主要县城的占领而告结束。11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的总理纪念周上，正式宣告对江西红军的“围剿”军事告一段落，并指出此次战争“曾提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口号，但事实上或者还是用了七分军事、三分政治的力量”。这就是说，此次战争，最终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围剿”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除派出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跟踪追击主力红军外（原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改任追剿军总司令），将大部分部队留置江西进行“清剿”。1934年11月24日，南昌行营发布电令，宣告江西等五省“围剿”军事告一段落，原北、东、西、南四路军和预备军战斗序列均行取消，将江西、福建划定为两大绥靖区，分别以顾祝同、蒋鼎文为总指挥，进行了长达经年的“清剿”战争，而小部队和地方武装对红军游击队的作战，则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告停止。南昌行营，于1935年1月宣告结束。
三、新生活运动的兴起
1934年2月，蒋介石平息福建事变之后，在南昌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以配合正在激烈进行的第五次“围剿”和国民党对思想文化的统制。因为该运动要求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入手，进行社会风气的改换和国民道德的重建，所以被称为“新生活运动”。
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长篇演讲，正式揭开运动的序幕。由此到6月底的新生活运动发起时期，蒋介石共发表《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等6篇长篇演讲，主持制定《新生活运动纲要》等多个规程和文件，对运动的目的、内容、准则、意义等作出明确的阐释和规定。按照蒋介石的解释，所谓“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要求为标准，去除粗野卑陋、争盗窃乞、乱邪昏懦之行为，实现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最终达到安内攘外之目的，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
按照蒋介石的计划，新生活运动先从规矩、清洁运动做起，地点先从南昌做起，“俟办有成效，积有经验，再推及其他”。因此，他对江西和南昌置以很高的期望，指出“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功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首先使南昌改造成为一个新社会，进而风动全国，使全体国民有所取法，在最短的时间内，革除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形成高尚的道德和文明的生活习惯，认识国家和民族的时代环境、国民的地位和责任，成为现代的国民、文明国家的国民，承担“救亡建国、复兴民族的工作”。为此，蒋介石反复要求，江西“无论在那一方面，无论什么事情，统统要做各省的模范，为全国所效法，要以我们一省的新风气、新事业，来风动全国各省，使全国的民众都能闻风兴起，跟着我们共同一致的建设我们新的国家，复兴我们中华民族”。《江西民国日报》由是多次发表社论，要求南昌各界领袖和一切知识分子“下定决心，努力去干”。
新生活运动在南昌立即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2月21日，作为领导机构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成立，蒋介石亲任会长；下设干事会，由熊式辉、邓文仪分任主任干事，贺衷寒、萧纯锦、萧育赞、蒋志澄、张森鼎、李焕之、程时煃、刘百川、范争波、邵华、黄光斗等任干事。这些干事，半数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政府官员。22日起，促进会连续召开干事会议制定多项规划、章程，从宣传、指导、纠察三个方面全面展开运动。在宣传上，利用报纸、通讯、杂志、标语、传单、电影、广告等，大事鼓吹，并于3月11日，在南昌召开有蒋介石夫妇等要员及10万人参加的“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蒋介石发表讲话，会前用飞机散发传单，会后举行大游行，气势浩大；18日，组织南昌全市大扫除和市民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参加提灯的团队达千余队，观众约20万人；5月28日，举行违抗新生活游街示警活动，将一些不清洁者戴上彩纸高帽，由警察押送鸣锣游街；6月1日，举办南昌市新生活运动展览会，蒋介石夫妇等亲自出席；还选定南昌13个公共场所，邀请社会名人作公开讲演，“每日到会听众约五万人左右”。指导上，连续召集各团体代表开会，指示方法，同时组织学生组成指导队，利用星期日作挨户劝导。纠察上，则由南昌行营、政训处、江西省党部、南昌市党部、宪兵团、民众教育师资训练所、中国文化学会南昌分会、青年会等派员，组成17个纠察队，分布南昌各地，考查、督促和纠察民众履行新生活运动要求。南昌行营还将江西省会公安局制定的《整理旅栈公寓卫生事项》、《妓女检验规则》等章程，转发各省市政府，令其严厉执行，以杜绝不卫生不清洁的现象。
几个月下来，南昌市容整洁一新，行人行走有序，机关出现“紧张空气及苦干精神”，国民党中央党报《中央日报》遂将之论为“南昌精神”，“各地人士之往来南昌道上者，亦莫不谓南昌景象，朝气蓬勃”。特别是，起而南京，继之沪、苏、冀、鄂、闽、皖、浙、湘、鲁、晋、陕、甘、察、绥、滇、川、黔、平各省市，以及江西全省各县，“先后响应，上下风从”，均相继发起新生活运动。
7月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改组扩大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仍由蒋介石任总会长，聘请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张群等33位国民党要员为指导员；以熊式辉、邓文仪为正副主任干事，阎宝航、李焕之等22人为干事。总会内设秘书，以阎宝航为书记；分设调查、设计、推行三股，分由邵华、范争波、黄光斗任股长，负责新生活运动工作的调查、设计和推广。会址亦从中山路一间小租屋中，迁入豫章公园中山纪念堂。总会随即颁发了各省市、各铁路、海外侨胞及江西省各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织大纲，新生活运动至此正式大规模向全国推广，由发轫和自由发展时期，进入统一组织、计划发展的时期。由此而至抗战爆发，新生活运动着力推行以实施军事化、艺术化、生产化为中心的“三化方案”。
1935年底，新生活运动总会迁至南京，南昌乃于1936年1月1日另成立江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省政府、省党部及省级机关、人民团体代表为干事，熊式辉任主任干事，程时煃、王次甫、黄光斗、俞百庆、龚学遂、萧纯锦、熊滨、王明选为干事，潘玉梅、周兰清为妇女生活改进会正、副总干事，王次甫、黄光斗分兼第一、二股股长。因此，也有学者以此为界，将新生活运动分为江西和南京总会两个时期。江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后，对全省推行“三化”工作，依然不遗余力。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订立工作计划，调整各县新生活运动会组织，在全省普遍设立各种社团、举办各种会议，如省党部新生活运动设计委员会、省党部新生活运动工作团、新生活运动工作研究会、民众集会指导委员会、妇女新生活改进会、新生活运动协进会、新生活劳动服务团、青年劳动服务团、各机关公务员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礼俗改良讨论会、体育改良讨论会、新生活运动座谈会等等，广泛进行了整理娱乐场所和旅栈卫生、店员新生活讲习班、提倡土布、市民健康比赛、乡村建设展览、取缔奇装异服和赤膊袒身、解放婢女、策动民族扫墓节、公务员穿制服、爱惜公物、国民军事训练等活动。其中一些活动仍然走在全国前列，如成立南昌市妇女新生活改进会，在地方各省市中为第一家。但也有不少活动虽然轰轰烈烈，却多重形式，真正深入人心者不多。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以新的内容继续进行，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才告结束。
新生活运动发起时，具有强烈的用封建伦理纲常来控制国民思想和言论行动，以及配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的意图，但由于运动又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以及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因而也具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灌输现代文明知识、现代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成分，因此，它也是一场全国性的现代公民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应当说还是有效果的，对发起地的江西影响尤大，虽然运动的声势和成效多在城市和党政军教商等中上阶层，城市中又多在大街大巷，农村和城市偏隅的宪警纠察不及之地则效果甚微，但运动对当局统一思想、推行建设江西等政策和灌输文明知识，无疑发生了相当的作用。
1933年4月1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行政院长汪精卫发出告急密电，报告“围剿”失败情况和红军动态，称“现在匪势益张，昨复扰及新淦，赣东、赣西小股逐渐蔓延，坐视其大而莫能制。资溪、黎川为赣闽浙间要地，失陷数月迄不能收复，近且进扰南城、金溪，赤化民众，如火燎原。赣南大股攻城略地，更无可奈何”，“务请中央速筹办法，加调得力部队，并立即派大员来此督剿。现在各军士气已馁，若再敷衍，将全局崩溃，不可收拾矣”。熊式辉把情况说得如此严重，不能不引起国民党中央的重视。4日，蒋介石即离南京赶赴江西，再次部署“围剿”战争。
这一次，蒋介石不再急于匆忙进攻，而是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从整顿部队、研究方略和动员资源等方面入手，周密准备第五次“围剿”战争。
第一，调整、建立指挥机构。5月1日，蒋介石编组“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下分北、南、西路军，分别任命刘峙、陈济棠、何键为各路总司令，准备四面合围江西苏区。陈、何即于6月1日在广州、长沙宣布就职，河南省主席、江西人刘峙原在4月上旬即被调来赣担任“剿匪”军总司令，并到抚州组织“抚信清剿督办公署”，整理和指挥在赣部队，但他不愿或不敢担任总司令，仅表示以河南随军主任名义暂驻江西。因此，其职先由蒋介石暂兼，其后改派江苏省主席顾祝同接任。在各路军之上，又于5月21日再一次在南昌成立“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作为指挥第五次“围剿”的最高指挥机关。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任行营办公厅主任，贺国光、晏勋甫、刘兴、朱怀冰分任军事、宣传、训练、党务四厅厅长（后合并为两个厅，增设贺衷寒为主任的政治部）。这次组织的南昌行营，是历次“围剿”中规模最大、为时最长的一次，并且由于蒋介石经常驻在江西，引致国民党政治军事中心的转移，而使南昌行营具有至高无上的显要的地位。当时的著名学者、准备入阁的蒋廷黻1934年初应蒋介石邀约到南昌行营相见后说：“蒋在南昌的行营，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真正的首都。军事行动之外，行营更致力于政治、财经措施。为了上述工作，创立了农民银行。中央公开表示：剿共工作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从报纸上我们获悉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正协助蒋计划政治和经济。”
第二，整顿部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总结历次失败的原因，认为很重要的一条是部队纪律散乱、贪生怕死、缺乏信仰、没有灵魂。为此，他于6月下令筹办大规模的庐山军官训练，以便整顿部队，使官兵克服害怕红军的心理，“坚定其对于主义之信仰”，“恢复军人灵魂”。同时进行山地作战和构筑碉堡的训练，以提高部队的作战技能。“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设在庐山海会寺，蒋介石任命陈诚兼军训团团长，调集大批高级军事、政治人员，包括各兵种、训练总监部的“优秀官长”、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及骑、炮、工兵各校长带同最优教官”，会同德国军事顾问担任军训团教官，他自己也经常出席训话。从7月18日开学到9月18日结束，军训团分三期共训练北路军从团长到排长的中下级军官7598人。国民党军军官佩带“中正剑”也从庐山训练始。庐山军官训练和同时举办的庐山党政人员训练（训练北路军、西路军党政人员1000多人），是蒋介石整顿部队以提高精神力、战斗力的重要措施，确实收到了相当大的成效。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对部队编制进行改革，裁去旅一级指挥机构，由一师辖2旅6团改为一师直辖3团，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指挥效率。
第三，研究对策，决定“围剿”新方略。从4月到7月，蒋介石相继在南昌、庐山召开七省“剿匪”会议、军事整理会议、七省保安会议、五省军事会议、四省党务会议、庐山军政会议等各种会议，并到抚州等前线视察部队，研究策划战争新方法。蒋介石首先着力分析历次失败的原因和红军的特点，认识到与红军作战，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枪炮弹药的精粗和饷械被服的接济，“我们和他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励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己知彼，取长补短”，要从这五个红军所长的方面，来研究“今后剿匪的战术和战略”。也就是说，和红军作战，主要“不是武器战，而是组织与精神战”。这些说明，蒋介石在“围剿”战争的指导思想和策略方针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据此指导思想和策略方针，以7月23日的庐山军政会议为标志，第五次“围剿”的新方略全部形成。该方略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指导原则，吸纳历次“围剿”的经验教训和部分做法，形成一个以军事为主，包含政治、经济、交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内容的“以武力为中心的总体战”战略。该方略的制定及其实施，成为蒋介石最后赢得战争的主要原因。这一方略的要点是：
一是实施所谓精神上的战争，发动全国规模的配合“围剿”军事的宣传攻势，宣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心信仰”，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压制要求抗日的情绪，宣布对“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当时陈诚、罗卓英等许多在赣将领，均曾要求北上进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全国各界民众的抗日要求更是激昂），广泛动员社会资源，组织民众和运用民众，完成保甲和保安团，驱民“协剿”。同时，蒋介石也多次训话或下令，严禁部队扰民。
二是确定战略上以攻为守、战术上以守为攻的战略战术原则，厉行堡垒政策和兵工筑路政策。从6月起，南昌行营即下令各部队开始构筑碉寨、“务期星罗棋布”。行营要求，以班碉为基础，3个班碉组成一个排碉群，每一碉群的间隔不超过2华里，碉群之间组成互为应援的火力网；修筑公路随部队和碉堡推进，使路碉相连、连绵不断。“进剿”部队凭借碉堡、公路攻守结合，三里五里一推，十里八里一进，进一步守一步，守一步进一步，层层筑碉，处处修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与红军进行阵地战和持久消耗战。这一招，是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核心策略，极大地增加了没有重武器的内线红军的作战困难。
第三，严厉实行物资、邮电和交通三大封锁政策。南昌行营半年中先后颁布《封锁匪区办法》等13个封锁令，在江西各革命根据地周围建立全封锁区，在全封锁区后面再建立半封锁区，要求滴水不漏，严密围困，断绝红军从日常必需的生活资料到基本的作战资料的来源，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不战而自亡，未剿而先灭”。
长期以来，曾认为作为“围剿”核心政策的碉堡政策，是德国顾问赛克特为蒋介石设计的。其实并非如此。赛克特对蒋的贡献，主要是在军队建设方面。至于碉堡战术，早在1930年国民党军将领戴岳在进攻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时即已采用，后又由南昌行营少将课长柳维垣做出系统设计；公路政策则首倡于赵观涛，何应钦在指挥第四次“围剿”时也曾大力提倡。在1933年6月间研讨第五次“围剿”方略时，蒋介石将碉堡、公路联系起来，将其从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地位，完成并全面阐述了堡垒进攻体系。因此，这一政策，应是由戴岳、柳维垣、赵观涛、何应钦等人倡议，而由蒋介石总其成，德国军事顾问并未有多少贡献。
10月2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军事会议，作最后的动员和部署（此时已先期攻击黎川红军）。这次“围剿”的兵力配置为：以北路军为“进剿主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统辖三路军及浙赣闽边警备区，共28个师2个旅和1个税警团。其中，顾祝同（兼）、刘兴第一路军守备新干、吉水一带，策应第三路军及维护赣江交通；蒋鼎文（兼）、汤恩伯第二路军在金溪、崇仁一带筑碉，防阻红军北上并支援第三路军；陈诚、薛岳为正副总指挥的第三路军，辖18个师又1个补充旅，担任北路军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黎川地区，以广昌为攻击目标筑碉前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辖9个师又3个旅，以主力围攻湘赣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并构筑碉堡线防堵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西进。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辖14个师又2个旅，扼守赣南寻乌、安远、信丰、南康、上犹、崇义及福建武平地区，防堵红军南下，并相机北进，策应北路军作战。第十九路军6个师1个旅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布防闽西，阻止红军东进。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率5个师围攻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部红军，并切断赣东北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南昌行营直属总预备队总指挥钱大钧率3个师控制于临川附近，直属空军5个航空队协助北路军作战。蒋介石这一次直接用于作战的总兵力为陆军67个师、7个旅、1个团，共50余万人（后增至80万人）。
10月17日，南昌行营颁发战字第2130号训令，下达部队行动纲要和进攻计划，命令各部队“不必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所必争之要地为目的”，“次第开始围剿”。
二、历时一年的战争
第五次“围剿”战争实际上是在总体部署尚未完成之前，即于1933年9月25日由第三路军周浑元纵队3个师突袭黎川率先打响。10月26日，担任主力军的北路军第三路军下达划分为3期的作战计划，其基本方针为“以消耗战之目的，采断绝赤区脉络，限制匪之流窜，打破其游击战术，封锁围进之策略，先完成封锁地带之碉楼区，并即切断其赣东与赣南之联络线，本战术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步步为营，处处筑碉，匪去我进，各纵队非万不得已，决避免决战，以免被匪各个击破之危，而达我预定计划，俾收最后一举聚歼之胜利”。这说明，陈诚等完全领会了蒋介石的战略意图，充分吸取了此前的失败教训，实现了作战方法的根本改变。
参加作战的中央红军主力约8万余人，地方武装配合作战。战争开始时，中央红军正在两个方向分离作战，兵力既不集中，又长期没有休整。特别是，根据地正处在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之下，毛泽东已被调离军中指挥位置，不熟悉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在这时进入革命根据地，并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因此，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外临强敌及其有了根本变化的战争政策，内逢“左”倾盲动指导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被迫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敌决战的“进攻路线”，而陷入冒险进攻敌军堡垒的不利境地。因此，在从攻占黎川开始后的几个月中，“进剿”军已于吉安、吉水、永丰、乐安以迄黎川、金溪沿线以北大片地区，构筑成碉堡战线，并与红军“一战于硝石、资溪桥，二战于浒湾，三战于藤田，四战于大雄关，五战于神岗、党口，无役不胜”。红军虽取得洵口歼敌3个团和各次作战杀伤敌军的战绩，但伤亡3位师指挥员和千余官兵，战争开局即处于被动。
11月20日，蒋光鼐等率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宣言反蒋抗日。蒋介石担心其与红军联合，立即从北路军中抽调7个师由蒋鼎文率领从赣东进入闽北，“以迅烈之行动”南下攻打十九路军，同时令陈诚以7个师从黎川向团村、德胜关推进，截断中央红军入闽通道。而红军在“左”倾中央的错误决策下，被西调进攻永丰地区的国民党军堡垒，而不是打击赣闽边境敌军以应援十九路军，或东出福建寻求外围运动战，彻底断送了有利战机，使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和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均告落空。1934年1月，蒋介石完全镇压福建事变，并将入闽部队编组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从东面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月，蒋介石还调派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预备军总司令，在南昌设立总司令部；将江西全省划分为5大守备区，令各区加紧训练团队，建筑碉堡、公路，防堵红军。这样，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更加严密的四面围攻。
在福建事变期间处于守势的北路军立即从三个方向转入进攻。以3个师由吉安向富田推进，以薛岳第六路军（刚编组完成，辖刘绍先第六纵队4个师、吴奇伟第七纵队3个师）由永丰藤田向沙溪、龙冈推进，这两路均以兴国为目标。以陈诚第三路军（时辖罗卓英第五纵队4个师、樊崧甫第三纵队2个师、周浑元第八纵队3个师）由黎川地区经樟村、横村向建宁推进，一面威胁沙县红军，一面与东路军打通联络，完成北、东两路相接的碉堡封锁线。1月25日，第三、五纵队分左右两路进占黎川与建宁间的战略据点樟村、横村，次日进攻邱家隘、寨头隘，在遭到红五军团抗击后将两地占领。这时，原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调往永丰、乐安攻击敌堡垒无功而返的红一军团和其他各军团，被集中西上就敌，一、九军团经一天激战占领寨头隘后，2月1日复对邱家隘、平寮发动猛攻，“是日战事激烈前所罕见”，次日雨雪交加，红军继续反复冲击，“伤亡特多”，国民党守军“亦伤亡甚巨”。其后，中革军委命令红一、九军团和三军团四师集结在樟村以西的茶巷隘至坪山圩之线，构筑长达数十里的防御阵地，以碉堡对碉堡，与敌进行阵地战，并实施李德制定的短促突击战术。
蒋介石、陈诚见红军转为碉寨阵地防守，遂调步炮及飞机对红军阵地实施狂轰滥炸，并令部队依托所构筑的碉堡线逐次进攻。缺乏重武器的红军难以制敌，林彪、聂荣臻叙述作战情况说：敌“又是用飞机轰炸及堡垒内炮兵火力向我阵地轰击，尤其敌人的飞机所起的作用更大，使我军一举一动受其妨碍。敌步兵在其空地火力掩护之下向我阵地跃进”，实行短促突击又不易脱离敌人，致使人员伤亡和弹药消耗都很大，仅平寮、三甲嶂和凤翔峰作战，红一军团伤亡即达1100人以上。为此，他们致电军委，明确反对实行阵地堡垒战和短促突击，再次提出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但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3月初，陈诚部以进取广昌态势将3个纵队西移，占领南丰古城、桑田、枫林、三坑、三溪一线后，以南丰至广昌间的战略要地白舍为目标向南压迫。原集结于杭山圩、增坊的红军主力，随即西调至白舍地区阻敌。11日开始，双方在五都寨、东华山、三溪、杨梅寨等战线作战，陈诚部与红一、三、九军团“激战至烈”，因实施飞机、山炮、迫击炮的连续轰炸和重兵的抗击包抄，使红军损失很大，被迫后撤。陈诚部15日占领白舍、甘坊地区，完成进攻广昌的直接准备。配合陈诚部行动的西线薛岳第六路军，这时也已克服红军中央警卫师和陈毅江西军区部队的阻击，南进到沙溪一线，完成了与陈诚部的横缀碉堡封锁线，彻底阻断了革命根据地北面的通路。东路军蒋鼎文部以汤恩伯第十纵队4个师进攻闽北，李延年第四纵队4个师进攻闽西，与红七军团及调援的红一、三军团等发生激战，汤纵队3月间连占沙县、将乐、归化、泰宁，李纵队占领龙岩，并向连城、长汀推进，红军东线呈现紧急局势。南路军陈济棠部集中8个师北上，连续攻占安远、信丰、寻乌，4月21日攻占中央革命根据地南大门筠门岭，红军退守会昌。
4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北、东路军行动计划，决于两个月内以占领广昌、建宁为目的与红军进行重点作战，向根据地核心地区推进。博古、李德此前曾到前线视察，认为“建宁和广昌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住。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的主攻部队在对敌最容易而对我们最危险的道路上继续向我革命根据地的心脏地区进攻”。因此，成立野战司令部指挥广昌保卫战，并下令红军在宽20余华里、长30余华里的广昌北部构筑3道阵地防御线，在防线上遍筑能经受炮弹轰炸的“永久性”碉堡，死守硬抗。在其后的作战行动中，仍继续无视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前方将领的正确意见。
10日，陈诚将所部11个师分成河东、河西两纵队，夹盱江并肩南下，进攻罗家堡和甘竹，广昌战役正式展开。广昌战役历时18天，是第五次“围剿”战争中历时最久、最为酷烈的作战。彭德怀记述红三军团在广昌附近的巴掌形、西华山、新人坪地区抗击战情形：“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们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红军各部在盱江东西两岸节节抗敌，无法抵挡立体交叉的炽烈火力，全战役伤亡5500余人（一说4000余人），被迫步步后退。但陈诚部也有很大伤亡，自称死伤官兵2600余人。4月28日，广昌被陈部第六十七师占领。
紧接着，陈诚部周浑元纵队东出福建，与东路军汤恩伯纵队发动建宁作战。中革军委调红一、三、五、七军团进行建宁保卫战，在两个方向同时进行抗击。5月16日，红军经数日激战后弃守阵地，汤纵队第八十八师占领建宁。6月上旬，军委将红一、三军团调移兴国龙冈地区，意图反击南下的薛岳所部，因薛部固守堡垒而未得手。到这时，第五次“围剿”作战已历时9个月，国民党军已将中央革命根据地压缩到石城、宁都、兴国、瑞金、于都、会昌和长汀的基本区域内，对红军不利的战争态势日益明显。中共中央从5月开始秘密进行撤离准备，并在6、7月间，分别派出由赣东北红军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和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先期出发，牵制国民党军。
6月27日，蒋介石调整部署，集中31个师，分6路向石城、兴国、长汀、会昌4个方向，对革命根据地基本区域发动全线进攻。其中，罗卓英纵队4个师先由广昌西进新安、头陂，然后协同樊崧甫纵队2个师和汤恩伯纵队3个师南下推进赤水、驿前、小松，会攻石城；西调周浑元纵队6个师从泰和南下兴国沙村，薛岳部4个师由永丰沙溪、龙冈推进古龙冈，分别从东西方向压迫兴国；东路军李延年纵队6个师由朋口、连城推进长汀，南路军3个师由筠门岭推进会昌。同时在南丰、广昌集结3个师为预备队，并在广昌修建飞机场。第五次“围剿”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由此也在战略部署上作出重大变更，这主要是改变以往集中红军主力于一两个方向抗击敌军的方针，决定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7月23日，军委发布关于敌情和红军行动的通报，通报了敌军六路进攻的情况和命令红军分兵六路抵抗的部署。但实际情况是，红军这时已经没有了在根据地内部打破“围剿”的可能，而阵地防御显然在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因此，这个部署，进一步加剧了红军的被动局面。
从7月至10月上旬，国民党军依次以石城以北、长汀以南和兴国以北3个方向为主，全面进攻红军。在石城以北方向，汤恩伯、樊崧甫以6个师进攻彭德怀部4个师红军坚守的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驿前一线阵地，8月上、中旬先在高虎脑、万年亭发生激战，由于彭德怀果断放弃短促突击战术，“利用特殊地形，采取反斜面山脚边，完全出敌不意”的灵活战法，红军两战均取得重大胜利，歼敌4000余人，汤纵队第八十九师基本丧失了战斗力，红军也因碰上“硬钉子”，伤亡达2300多人，最终放弃阵地，退守驿前等地。月底，汤、樊吸取教训，集中4个师在猛烈炮火下进攻并占领驿前，红三军团退守小松、石城，双方形成一个月的对峙。在长汀以南，李延年部4个师进攻朱德亲自指挥的红一军团，9月初在温坊地区遭到红军以运动战形式发动的急袭和夜袭，被歼4000余人，俘虏2400余人，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歼敌最多的一次胜利作战，蒋介石为此枪毙了一个旅长，并将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派顾祝同前去帮蒋鼎文重定部署，改调从南京卫戍部队分编的精锐的宋希濂第三十六师担任主攻。在兴国以北方向，周浑元部6个师在沙村、老营盘地区进攻红八军团、红三军团第六师和陈毅部3个团，红军节节抗击，打得相当艰苦，仅红六师伤亡指战员即达1720人，陈毅也在老营盘战斗中负重伤。老营盘失守后，这些部队与增援的红五军团、红一军团固守高兴圩地区，继续抗击周纵队，掩护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的集结和转移。
9月26日，蒋介石令各路部队从各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各路红军则在略事抗击后，相继在10月上旬从石城、兴国、长汀、瑞金等地撤走，进行长征。11月10日，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被东路军第四纵队第十师李默庵部占领。占领瑞金，被视为“围剿”战争的“里程碑”，因此当李默庵发出电告后，国民党内一片欢腾，各地各种庆贺电报纷纷扬扬。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围剿”战争，随着瑞金、宁都等主要县城的占领而告结束。11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的总理纪念周上，正式宣告对江西红军的“围剿”军事告一段落，并指出此次战争“曾提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口号，但事实上或者还是用了七分军事、三分政治的力量”。这就是说，此次战争，最终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
“围剿”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除派出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跟踪追击主力红军外（原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改任追剿军总司令），将大部分部队留置江西进行“清剿”。1934年11月24日，南昌行营发布电令，宣告江西等五省“围剿”军事告一段落，原北、东、西、南四路军和预备军战斗序列均行取消，将江西、福建划定为两大绥靖区，分别以顾祝同、蒋鼎文为总指挥，进行了长达经年的“清剿”战争，而小部队和地方武装对红军游击队的作战，则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告停止。南昌行营，于1935年1月宣告结束。
三、新生活运动的兴起
1934年2月，蒋介石平息福建事变之后，在南昌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以配合正在激烈进行的第五次“围剿”和国民党对思想文化的统制。因为该运动要求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入手，进行社会风气的改换和国民道德的重建，所以被称为“新生活运动”。
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长篇演讲，正式揭开运动的序幕。由此到6月底的新生活运动发起时期，蒋介石共发表《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等6篇长篇演讲，主持制定《新生活运动纲要》等多个规程和文件，对运动的目的、内容、准则、意义等作出明确的阐释和规定。按照蒋介石的解释，所谓“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四事之中”，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要求为标准，去除粗野卑陋、争盗窃乞、乱邪昏懦之行为，实现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最终达到安内攘外之目的，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
按照蒋介石的计划，新生活运动先从规矩、清洁运动做起，地点先从南昌做起，“俟办有成效，积有经验，再推及其他”。因此，他对江西和南昌置以很高的期望，指出“我们现在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功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要达此目的，必须自江西尤其是从江西省会所在的南昌这个地方开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首先使南昌改造成为一个新社会，进而风动全国，使全体国民有所取法，在最短的时间内，革除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形成高尚的道德和文明的生活习惯，认识国家和民族的时代环境、国民的地位和责任，成为现代的国民、文明国家的国民，承担“救亡建国、复兴民族的工作”。为此，蒋介石反复要求，江西“无论在那一方面，无论什么事情，统统要做各省的模范，为全国所效法，要以我们一省的新风气、新事业，来风动全国各省，使全国的民众都能闻风兴起，跟着我们共同一致的建设我们新的国家，复兴我们中华民族”。《江西民国日报》由是多次发表社论，要求南昌各界领袖和一切知识分子“下定决心，努力去干”。
新生活运动在南昌立即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2月21日，作为领导机构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成立，蒋介石亲任会长；下设干事会，由熊式辉、邓文仪分任主任干事，贺衷寒、萧纯锦、萧育赞、蒋志澄、张森鼎、李焕之、程时煃、刘百川、范争波、邵华、黄光斗等任干事。这些干事，半数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政府官员。22日起，促进会连续召开干事会议制定多项规划、章程，从宣传、指导、纠察三个方面全面展开运动。在宣传上，利用报纸、通讯、杂志、标语、传单、电影、广告等，大事鼓吹，并于3月11日，在南昌召开有蒋介石夫妇等要员及10万人参加的“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蒋介石发表讲话，会前用飞机散发传单，会后举行大游行，气势浩大；18日，组织南昌全市大扫除和市民新生活运动提灯大会，参加提灯的团队达千余队，观众约20万人；5月28日，举行违抗新生活游街示警活动，将一些不清洁者戴上彩纸高帽，由警察押送鸣锣游街；6月1日，举办南昌市新生活运动展览会，蒋介石夫妇等亲自出席；还选定南昌13个公共场所，邀请社会名人作公开讲演，“每日到会听众约五万人左右”。指导上，连续召集各团体代表开会，指示方法，同时组织学生组成指导队，利用星期日作挨户劝导。纠察上，则由南昌行营、政训处、江西省党部、南昌市党部、宪兵团、民众教育师资训练所、中国文化学会南昌分会、青年会等派员，组成17个纠察队，分布南昌各地，考查、督促和纠察民众履行新生活运动要求。南昌行营还将江西省会公安局制定的《整理旅栈公寓卫生事项》、《妓女检验规则》等章程，转发各省市政府，令其严厉执行，以杜绝不卫生不清洁的现象。
几个月下来，南昌市容整洁一新，行人行走有序，机关出现“紧张空气及苦干精神”，国民党中央党报《中央日报》遂将之论为“南昌精神”，“各地人士之往来南昌道上者，亦莫不谓南昌景象，朝气蓬勃”。特别是，起而南京，继之沪、苏、冀、鄂、闽、皖、浙、湘、鲁、晋、陕、甘、察、绥、滇、川、黔、平各省市，以及江西全省各县，“先后响应，上下风从”，均相继发起新生活运动。
7月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改组扩大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仍由蒋介石任总会长，聘请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张群等33位国民党要员为指导员；以熊式辉、邓文仪为正副主任干事，阎宝航、李焕之等22人为干事。总会内设秘书，以阎宝航为书记；分设调查、设计、推行三股，分由邵华、范争波、黄光斗任股长，负责新生活运动工作的调查、设计和推广。会址亦从中山路一间小租屋中，迁入豫章公园中山纪念堂。总会随即颁发了各省市、各铁路、海外侨胞及江西省各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组织大纲，新生活运动至此正式大规模向全国推广，由发轫和自由发展时期，进入统一组织、计划发展的时期。由此而至抗战爆发，新生活运动着力推行以实施军事化、艺术化、生产化为中心的“三化方案”。
1935年底，新生活运动总会迁至南京，南昌乃于1936年1月1日另成立江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省政府、省党部及省级机关、人民团体代表为干事，熊式辉任主任干事，程时煃、王次甫、黄光斗、俞百庆、龚学遂、萧纯锦、熊滨、王明选为干事，潘玉梅、周兰清为妇女生活改进会正、副总干事，王次甫、黄光斗分兼第一、二股股长。因此，也有学者以此为界，将新生活运动分为江西和南京总会两个时期。江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后，对全省推行“三化”工作，依然不遗余力。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订立工作计划，调整各县新生活运动会组织，在全省普遍设立各种社团、举办各种会议，如省党部新生活运动设计委员会、省党部新生活运动工作团、新生活运动工作研究会、民众集会指导委员会、妇女新生活改进会、新生活运动协进会、新生活劳动服务团、青年劳动服务团、各机关公务员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礼俗改良讨论会、体育改良讨论会、新生活运动座谈会等等，广泛进行了整理娱乐场所和旅栈卫生、店员新生活讲习班、提倡土布、市民健康比赛、乡村建设展览、取缔奇装异服和赤膊袒身、解放婢女、策动民族扫墓节、公务员穿制服、爱惜公物、国民军事训练等活动。其中一些活动仍然走在全国前列，如成立南昌市妇女新生活改进会，在地方各省市中为第一家。但也有不少活动虽然轰轰烈烈，却多重形式，真正深入人心者不多。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以新的内容继续进行，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才告结束。
新生活运动发起时，具有强烈的用封建伦理纲常来控制国民思想和言论行动，以及配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的意图，但由于运动又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以及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因而也具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灌输现代文明知识、现代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成分，因此，它也是一场全国性的现代公民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应当说还是有效果的，对发起地的江西影响尤大，虽然运动的声势和成效多在城市和党政军教商等中上阶层，城市中又多在大街大巷，农村和城市偏隅的宪警纠察不及之地则效果甚微，但运动对当局统一思想、推行建设江西等政策和灌输文明知识，无疑发生了相当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