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史 11——民国卷

第十九章 中央军四次“围剿”的连续败北

　　一、第一次“围剿”战争

　　江西等地方省区的联合“会剿”，不但未能抑制红军的发展，红军在1930年夏秋，反而向南昌、长沙进军，对国民党的统治形成极大的威胁。在中原混战未了之时，南京政府即任命时为武汉行营主任的何应钦负责办理“所有湘鄂赣剿匪事宜”，开始了由中央直接组织和指挥的对红军作战。随后，相继任命谭道源、张辉瓒、胡祖玉分别担任赣西、赣南、赣北“剿匪”司令，率部“进剿”。中原战事刚一结束，蒋介石更是增兵江西，并在11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亲自率师赴赣督剿”红军。

　　12月7日，蒋介石到达南昌，9日召开在赣师长以上将领军事会议，部署“围剿”。会后正式组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行营主任。国民政府12月10日发布的训令规定，行营指挥“剿匪”区域的一切部队以及省政府的政务、省党部的党务，具有绝对的权力。蒋介石下令在3至6个月内，完成“剿共”任务，并在赴南昌前及在南昌，连发《告湘鄂赣三省民众书》、《告误入共产匪党民众书》和《致湘鄂赣三省党政军人员一致努力剿匪训令》等文令，要求刷新政治，争夺民众。指出中共宣传民众，而国民党员离开民众，中共组织人民，而国民党部疏远人民，是中共势力蔓延的主要原因，“过去党员行为不检，俨成社会上一特殊阶级，又何怪人民对本党发生反感，而与共匪以离间之机”。他要求国民党员要以个人言行博民众之信仰，政府要改革刷新政治、励精图治，军队须严禁拉夫及强住民房恶习，饷项给养概由中央发给而不准就地筹款，同时调查户口、厉行保甲，“保甲成则地方有自卫之力，户口清则匪徒无藏匿之所，政府廉洁，则共匪亦失鼓惑之资矣”。还要求救济民众和奖励民众参与“围剿”军事。这些要求，各地并未落实。

　　12月中旬，南昌行营集中12个师3个旅又3个航空队约14万人，西从江西万安、东到福建建宁构成800里战略围攻阵势，对已发展到4万多兵力的朱毛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战争。其部署为：第六路军朱绍良部居东部，以许克祥、毛炳文、张贞、刘和鼎4个师和周志群旅，分别由宜黄、南丰和闽北闽西向广昌、石城方向推进；第十九路军蒋光鼐部居西部，以蔡廷锴、戴戟两个师经泰和、万安向兴国推进；第九路军鲁涤平部担任“进剿”主力军，居中推进，以张辉瓒第十八师（张辉瓒并任前线总指挥）、谭道源第五十师、公秉藩新编第五师由永丰、乐安、吉安向东固、龙冈进攻；另以3个师分别守吉安、临川和南昌地区。中路以攻占东固为目的，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于12月16日开始进攻，期将红军“包围于宁都以北及东韶、东固间地区而歼灭之”。20日，张辉瓒师进至红军主动退出的东固，并与先一日到达的公秉藩师在晨雾中因误会而发生激战。公秉藩将误会战说成攻占东固的战况报送南昌，南昌行营一片欢腾，立即将公师番号升编为第二十八师。其后，张师求胜心切，孤军深入到龙冈一带。

　　这时，红军实行诱敌深入方针，已经退至根据地中心地区待敌。毛泽东、朱德等分析敌情，定下中间突破、围歼谭道源、张辉瓒两师的作战计划。从25日起，在宁都小布地区隐蔽设伏三天，因谭师不动而未果。28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得悉张辉瓒率两个旅深入龙冈，立即改变计划，决定集中红一、三军团主力攻击龙冈，“歼灭该敌”。30日，红军基本完成对张师的包围，发动总攻，战况激烈，张师突围不成、增援无望，两个旅9000余人当晚被红军全歼，师长张辉瓒、代参谋长周纬黄、旅长王捷俊等被红军俘虏。红军紧接着转向谭道源师，“决以全力扑灭谭师”。但谭道源闻张师惨败，立即向东韶撤逃。红军改围歼为追击，3日在东韶地区歼灭谭师一半，谭率残部逃向南丰、抚州。进至头陂、洛口的许克祥、毛秉文两师闻讯即迅速经广昌北逃南丰。至此，第一次“围剿”以死亡数千、被俘万余官兵而告失败。与此同时，对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也被当地红军打败。

　　在总兵力对比上处于弱势的红军，能够如此迅速干脆地打败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是成功执行毛泽东等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军事思想的结果，也得益于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次作战，开创了红军在内线运动作战中以弱击强的先例，鼓舞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的信心，扩大了红军和根据地在国内外的影响。作战失败对国民党方面则影响很大，白崇禧说，国民党“将士听闻张辉瓒全师覆灭，心理上对共军产生了莫名的畏惧，无形中增加共方之声势”，“影响以后之军事很大”。

　　二、第二次“围剿”战争

　　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当局始知红军“非等闲可比”，立即筹划继续作战。蒋介石除加调部队入赣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理总司令职权指挥南昌、武汉两行营，处理湘鄂赣闽四省剿共事宜，借以统一指挥，而专责成”，要求在3个月内“肃清”红军。

　　1931年2月4日，何应钦带着德国军事顾问佛采尔抵达南昌，重组南昌行营并兼任行营主任，开始布置第二次“围剿”。蒋介石分别从湘南和鲁南调来第五、第二十六路军，连同在赣的第六、第九、第十九路军及福建、广东的地方部队，使此次“围剿”的总兵力，达到20个师又3个旅，并配以空军3个航空队，约20万人。在作战方针上，何应钦鉴于第一次“围剿”分进合击方针的失败，拒绝了德国顾问佛采尔提出的快速包围、分割围歼的闪电战主张，决定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集中主力由闽西、赣北、赣西三个方向向赣南“进剿”，以图步步压缩和围歼红军。

　　蒋介石、何应钦等总结“因过去错误而失败的教训”，还要求加强党政配合，认为“要消灭共匪，非党政军全体总动员，集中力量团结意志不能挽救危机，军事只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养生息的种种任务，是望政府和党部来担当责任”。为此，3月成立了以何应钦为委员长的江西省地方整理委员会，以求党政军统一意见、整齐步骤、紧张精神，即“团结党政军的力量，根本上达到肃清共匪的目的”。4月9日，何应钦以江西省地方整理委员会名义电令各县县长，限令到之日起，有红军活动之瑞金等32县，在三个月内招集流亡，办理善后，组织保卫团，包括清查户口，办理连坐，训练团丁；其余各县限两个月内将保卫团组织完毕，不得托故因循。并称整委会将以最严密之审核调查，厉行奖惩，如期完成者，确保其任期三年；逾期无成绩者，立即撤惩；渎职者，加罪不赦。此外，整委会还决定修筑吉安到东固公路以利“进剿”，通过《处理附乱人民办法》、《邻右连坐暂行办法》等震慑人民与红军联系的严厉法令。全省城乡，一时出现紧张、肃杀的气氛。

　　3月27日，南昌行营下达总攻击令，令各路部队4月1日开始向赣南红军攻击前进，第二次“围剿”战争至此打响。由于“各部均伐木烧山前进”，赣南山区开始备遭破坏。

　　红军主力此时为3万多人，对反“围剿”战争的准备较为充分和严密，人民群众“热烈参战”的情绪很高，“全部指挥员和战斗员的精神积极，胜敌的自信心很强”。特别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为统一作战方针，经过十多天间3次大的激烈讨论后达成一致意见，决定接受毛泽东的提议，实行由西向东横扫的作战方针。当时，国民党军已大致形成战略包围态势，西路王金钰第五路军4个师由泰和、吉安、永丰分四路向富田、水南、白沙、藤田一带进攻；中路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两个师由崇仁、宜黄分两路推进招携、中村和横石地区；东路朱绍良第六路军3个师由南丰分三路攻向广昌、头陂地区；在赣南的蒋光鼐第十九路军两个师由兴国向城岗推进，在福建的刘和鼎五十六师进到赣闽边界。据此态势，红军决定由西向东反击，第一步先打进到富田的王金钰部，然后依次向东打敌中路、东路，以消灭敌军主力为目的，打破第二次“围剿”。

　　作战完全按照红军总部的预想进行。5月16日，西路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在吉安县中洞陷入红军包围，激战后全师覆灭，公秉藩被俘后化装逃出，进到富田的四十七师一个旅也随同被歼。19日，四十七师余部与郭华宗四十三师会合后，被红军包围在吉水县白沙，郭师大部及四十七师一个旅被歼，第五路军至此无力再战，在第十九路军策应下退回兴国。22日，红军继续向东反击，在永丰中村歼灭高树勋二十七师两个多团，第二十六路军由是全部北撤乐安等地。进至广昌的第六路军随后遭到红军攻击。红军27日对防守广昌的胡祖玉第五师、毛炳文第八师发起进攻，毛师在阵地被突破后逃向南丰，胡师与红军进行激战，一天后广昌城破，胡祖玉受重伤（6月3日在南昌法国医院不治），胡师大部被歼。此战因是攻坚，红军损失也大，“死伤四百人左右，枪支所得极少”。31日，红军继续向东进攻福建建宁刘和鼎师，刘师4个团被歼3个团，刘率残部逃向延平，红军缴获的西药可供一方面军半年之用，成为最大的战利品。

　　从5月16日至31日，由于红军由西向东横扫700里，发起五次作战，五战五胜，歼灭“围剿”军3万多人（自身伤亡约4000人），战争态势已明显对国民党军不利。南昌“行营以第五路军各师先后遭匪击破，第二十六、第六路军亦均有失利”，下令各部相继后撤，第二次“围剿”遂告结束。

　　三、第三次“围剿”战争

　　如果说，蒋介石对第一次“围剿”失败还较镇静，认为“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那么，对第二次“围剿”的失败就感到震惊了。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宣称“赤匪”是“民族最大之祸患”，“誓集全国之心力”，“不顾一切，决定以歼灭赤匪为唯一之急务”。同日，应召与蒋介石商谈“剿共”事宜的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也对记者说，中央认为当今最大隐患为“共匪”，决定“以全国力量集中赣省，限一个月内将其肃清，最多不得超过两个月”，蒋将亲往“督剿”。15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进行全国性总动员。国民党中央对红军的重视，达到新的高峰。

　　6月22日，蒋介石抵达南昌，自任总司令，亲自主持第三次“围剿”军事。蒋介石在人事、兵力部署、作战方针和政治策略等许多方面，作出重要的变动。在人事和兵力部署上，调熊式辉来赣担任南昌行营参谋长，参与指挥军事。调集23个师又3个旅约30万兵力参加作战，尤其是首次使用中央军嫡系主力陈诚、赵观涛、蒋鼎文、卫立煌、罗卓英等10余万部队，作为“进剿”的主力军。将部队区分为左右两大集团军，集团军内分编军团和进击军，以嫡系部队为进击军，专任全力攻击前进任务，各军团部队赓续推进，守护和巩固进击地区。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驻抚州（抚州从此成为数年间“围剿”革命根据地的次大本营和最主要的进攻方向），指挥第一路进击军赵观涛部1个师、第二路进击军陈诚部2个师、第三军团朱绍良部3个师、第四军团蒋鼎文部3个师，从南丰、南城方向进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驻吉安，指挥第三路进击军上官云相部3个师、第一军团蒋光鼐部3个师、第二军团孙连仲部3个师，从吉安、永丰方向进攻；另置总预备军卫立煌部（集结于宜黄地区）、吉泰万赣四县守备军、赣闽边境防堵军等5个师又3个旅，以及空军毛邦初指挥的5个航空队，配合行动。蒋介石采纳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佛采尔的建议，实行厚集兵力、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意图以绝对主力迅速南下，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并击破之，捣毁红军根据地，最终实现包围“剿灭”赣南红军之目的。

　　在政治策略方面，蒋介石采取党政军配合、“剿抚兼施”、争取民众和厉行军纪等措施。其一，6月底，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党政委员会”，蒋自任委员长，鲁涤平、曹浩森、程天放为副委员长，内设党务、政务两设计委员会和秘书、党务指导、地方自卫、地方赈济、考核等5个处，同时在“围剿”地域43县分设9个党政分会，各设委员长1人、委员2人。按照《党政委员会组织条例》和《党政分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前者负责设计、筹划、指导、推进和考核“剿匪区域”的党务、政务，后者“秉承党政委员会之命，综理本区各县之党务政务”。这个组织的设立，完全掌握了江西县级以上的党政权力，从组织上进一步完善了党政对军事的配合机制，并导致了其后江西地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改变。其二，在向全国发表告民众、告将士、告官吏、告党部人员四书后，蒋介石再发出《敬告江西各界同胞书》，要求民众与政府、军队合作，地方耆绅挺身负责，“誓灭赤匪”，同时宣布在行营设立“纳言柜”，凡“对于剿匪方策，地方善后，官吏失职，行军纪律等事，均可尽量密告，中正自当亲为拆阅，采纳施行”。训令江西各县县长死守城池，“凡因公殉难者由国府重恤，畏敌弃城者杀无赦”；各县须在7月15日成立保卫团，“协助清乡，实行自卫”；实行《保甲条例》，严密控制民众。其三，严明军纪，在军队“实行连坐法，如师长未退，旅团长先退者，杀无赦；旅长未退，团营连长退者亦同，余以类推”。7月23日，在南昌行营发表的“剿匪宣言”中，蒋介石还正式宣布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这样，就形成了一道配合军事进攻的严密的政治“围剿”阵势。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这次“围剿”虽然在攻击战术上尚无改变迹象，但局部采用了“利用民团游击”及“党政军民合作”，则是新的构想。

　　更有甚者，蒋介石还决定对革命根据地群众采取残酷的烧杀政策。在他给部队官长所发的电文中，累累出现这样的命令：8月16日，电赵观涛、卫立煌：“务照昨电将黄陂、小布及附近大小村庄，全部烧毁勿遗，免多费兵力分防。”8月21日，电熊式辉：“对匪巢只有焚烧乃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使皮带或分水分布火油，如此分划区域，每区焚三日，使匪恐怖不能立足，并请即令各部焚烧。”8月24日，电蔡廷锴、陈诚、赵观涛：“此次进剿，大金竹附近凡匪化最深乡村，及我军不便常驻之处，与将欲移动他调之时，须将其附近村落焚毁净尽。所有粮秣搬运至集积地点，有余则亦烧毁之，万不可姑息，免贻匪患。如欲使匪恐怖，以断其回巢之路，并免我将士东西奔逐之劳，惟有此焚烧平毁之一法也。”8月27日，急电卫立煌：“该师由东韶荫山大金竹至招携间，所经过沿途大小村，务须洗烧净尽，勿稍遗留，免贻匪患为要。”如此等等，可见蒋介石为求断绝人民与红军的联系，已是无念民生，不顾一切。

　　7月1日，蒋介石下达“进剿”命令，发动第三次“围剿”。左翼军的两路进击军第十一师罗卓英部、十四师陈诚（兼）部和第六师赵观涛部，迅速南下广昌、石城、宁都，切断赣闽边界，致使在闽西北的红一方面军无法由此直接返回江西根据地。红军主力这时仅约3万人，不得不于7月10日实行千里回师，从建宁一带绕道闽西于月底集中到兴国高兴圩地区准备作战。中共苏区中央局曾有电报记载此次双方作战实况：“七月敌军乘虚三次进攻，我军由闽返赣，绕道长汀、瑞金，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伤病甚多。既入兴国，仓卒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到八月十六日两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但敌在我群众坚壁清野政策之下，日食不饱，油盐告绝，饥疲较我尤甚。八月下旬，我军方得休息，敌则不能，疲困至极，又找红军不到，陷于进退维谷。”蒋介石遂于9月初下令撤退。岂料红军趁其撤退之机，发动追击，7日在兴国老营盘追歼蒋鼎文师一个旅，并在高兴圩地区与第十九路军两个师发生激战，15日在东固附近歼灭韩德勤师。“狂风暴雨”式的第三次“围剿”作战至是结束。

　　这次作战，蒋介石损兵3万，失枪1.2万支，阵亡副师长1人，部队将领曾发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慨叹。红军和根据地也受到重大损失。红军在兴国高兴圩与“蒋蔡两师血战七昼夜，成相持之局，我敌伤亡各两千余人”，阵亡四师师长邹平、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紧接着在东固被敌机炸伤牺牲，整个反“围剿”作战红军伤亡指战员6000余人，“中下级干部死伤数目颇大，红军战斗力较前弱”。正是考虑部队“损伤过大，若继续作战，必使精华过损”，红军总部遂“决定结束三期战争”，主力转移到瑞金进行休整。根据地同时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国民党军“于退却时，将东固、崇贤、枫边、方太、龙冈、君埠、南坑、黄陂、小布、东韶、中村、石马、大九[金]竹等地房屋烧毁干净，敌军新过，田禾充作军食，猪牛杀尽，器物毁坏，受害群众十余万家”，“他们的足迹所到的地方，十有十处是变为焦土，片瓦无存。国民党此次所施用于中央苏区的残酷行为，真是空前未有！”这些地方，涉及到吉安县南部、兴国县北部、宁都县北部、永丰县南部和乐安县南部，是一个广大的地域范围，烧杀的恶劣影响在这一地区延续达数十年之久。

　　9月29日，国民党中央以江西“剿共”军事告一段落，下令撤销南昌行营。10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何应钦为驻赣绥靖公署主任（12月改由朱绍良继任）。12月，撤销江西省党政委员会，相继改组江西省政府、江西省党部。与此同时，因红军作战胜利和全国抗日浪潮的影响，原南下江西参加“围剿”战争的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由中共组织领导和协助，赵博生（共产党员）、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率领，于12月4日在驻地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宁都起义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增，江西的军事、政治态势，由此有了一个较大的变化。

　　四、第四次“围剿”战争

　　第三次“围剿”失败后，江西各革命根据地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南京政府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一面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一面拒绝在赣部队北调加入抗日作战的要求，下令继续围攻红军。1932年2月4日，红军攻打赣南中心城市赣州，与守军马昆旅作战33天，攻城4次，不克而转向福建。在第十八军陈诚部等增援下解围赣州前后，南京政府复令广东陈济棠派兵加入江西“剿共”。陈随即与江西绥署主任朱绍良商定分路“围剿”赣东北、赣南、湘赣红军的计划，并派两个航空队20多架飞机到赣州助战。

　　4月19日，面对红一方面军攻打福建漳州的军事形势，南京政府再次调整“围剿”指挥机构，成立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派何应钦为总司令，陈济棠为副，“积极准备赣粤闽剿匪事宜”。5月1日，何到南昌主持“围剿”军事。他总结出二条经验教训，一是认为“上年剿匪，调集大军十数万，围剿经年，收效甚微，原因虽多，而我军不注重精神教育实为主因”，提出要注重军队精神教育，“除去畏匪心理”；二是认为江西交通不便，妨碍军事行动，要求中央迅拨巨款，赶紧修筑江西公路和轻便铁路。同时，他做出一个新的“进剿”方案，将在赣的40个师又4个旅的部队，分为9路，依次任命余汉谋、陈诚、李扬敬、蔡廷锴、白崇禧、朱绍良、谭道源、赵观涛、孙连仲分任各路司令官；将“进剿”区划为赣西南、赣南、赣东北、赣西北、赣西和闽南等6个区，令各路部队分区“进剿”。同时要求党政力量协同动作，推行清查户口，办理保甲，招辑流亡，修筑公路，繁荣农村，以及宣传三民主义。何应钦“期以军政兼施，逐步清剿，先求肃清各区之散匪，再对赣南匪巢发动第四次围剿”。其后，国共双方军队在各地小规模作战不断，但这个方案也没有全部落实。

　　6月15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制定第四次“围剿”计划。蒋介石等决定，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军事与政治并重”方针，分两步“围剿”工农红军，第一步先“肃清”鄂豫皖三省红军，第二步再转向江西。在基本实现第一步目标后，12月30日，赣粤闽边区“剿匪”总部下达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命令，决定集中29个师又2个旅约40余万兵力，分三路向根据地“分进合击”：以蔡廷锴第十九路军等部6个师又1个旅为左路军，余汉谋部粤军6个师又1个旅为右路军，分别担任福建和赣南粤北攻防任务，策应中路军行动；以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率12个师约16万人担任主攻，在总预备队和守备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地区的4个师又2个旅的配合下，从北面南下攻击前进。中路军所辖各部被国民党人公认为“黄埔建军以来革命军之骨干”，是蒋介石的嫡系，最具有战斗力。与此同时，蒋介石还部署了浙赣闽边区“剿匪”总部以2个师围攻赣东北红军方志敏部、谭道源部3个师围攻湘鄂赣红军孔荷宠部、第十五师王东原等4个师围攻湘赣红军蔡会文、萧克部，并在各进攻部队之外，配备相同乃至更多的防堵部队。

　　1933年1月，陈诚执行先期“清剿”金溪地区红军，巩固抚州，继以主力围歼活动于黎川、建宁、泰宁地区主力红军并向赣南“进剿”的计划，将中路军划分为3个纵队行动。以吴奇伟为第二纵队总指挥，率4个师经临川、南城、南丰南下，侧击黎、建、泰，截断红军归路；以赵观涛为第三纵队总指挥，率4个师由金溪正面进攻黎川，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以罗卓英为第一纵队总指挥，率最精锐的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从宜黄、乐安进攻宁都、广昌，袭击中央革命根据地腹部。红一方面军参战兵力约7万人，这时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下，决心乘敌展开部署之际，由黎川北上冲破敌之计划，5日在南城北黄狮渡一战歼灭周士达一个旅，8日红军右纵队在金溪以西浒湾击溃两个师，左纵队在黄狮渡再歼一个旅。红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在作战中牺牲。

　　陈诚部“进剿”军首战失败，引起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担忧。1月21日，熊式辉派彭醇士为省政府代表，赴南京请蒋介石来赣坐镇指挥“围剿”。29日，蒋介石到达南昌，次日对江西省党部训话，指出此次“剿匪”之成败关系中国的整个前途和存亡，“剿匪”的经验和要点是硬干、实干、快干和提倡实践礼义廉耻，要求江西所有人尤其是负党务、政治、军事责任的人，“共同一致来努力剿赤”。31日，蒋主持召开有熊式辉、陈诚、孙连仲、贺国光、罗卓英、吴奇伟等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研究部署进攻行动。2月6日，蒋介石决定自兼闽粤赣边区“剿匪”总司令，7日在南昌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以熊式辉为参谋长，钱大钧为办公厅主任，并罗致赣籍名流要人入幕与事，增调驻宜昌的蒋鼎文第二军来赣作战。

　　2月上旬，陈诚面对红军攻击南丰、打其增援的作战计划和对南丰的进攻，下令5个师分三路增援南丰，寻找红军决战，其中尤以第一纵队3个师进展迅速。红军总部则决定“以主力由左打到右，迅速解决敌五十二师次及五十九师，逐次由左向右打击由宜黄来援之部队，即继续消灭萧乾的十一师”。27日，五十二、五十九师分为左右两路，进至宜黄黄陂地区。五十二师首先在登仙桥、大龙坪、蛟湖一带山地遭到红军伏击，五十九师进至霍源、西源一带时，也被红军分割包围，激战到28日，五十二师全师覆灭，师长李明重伤被俘，旋即不治；五十九师大部被歼，上任不足两个月的师长陈时骥及旅长方靖等被俘，仅一个团逃脱。一战即失两个精锐主力师，为国民党军在江西作战以来所未有，这也是红军首次实行大兵团伏击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在红军战史上被称为黄陂大捷。

　　两师被歼，打乱了陈诚的部署。陈诚遂将3个纵队缩编为2个纵队，将分进合击战略改变为两纵队重叠作中间突破，吴奇伟纵队在前、罗卓英纵队在后，以占领广昌、取得政治影响为目标，梯次轮番向东南搜索前进。红军总部作出歼灭罗纵队以打破“围剿”的计划，3月21日晨，以绝对优势兵力伏击远离吴纵队及后续部队、孤军进入草台冈、徐庄地区的罗纵队第十一师。该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王牌”师，也是陈诚的起家部队，故而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接战不久即进入白刃战。激战到下午，十一师大部被歼，师长萧乾、参谋长和三十一旅旅长负伤，独立旅旅长阵亡，团营长死伤多名，连排长伤亡殆尽，全师仅余2000余人。跟随前进的五十九师残部一个团及增援的第九师一个团亦被歼灭。红军缴获极丰，战后打扫战场达一星期，才捡尽战利品。

　　败讯经熊式辉密报蒋介石：“江西剿匪前有第五、第二十七、第九十二师之损失。最近一月以来有第五十九、第五十二、第十一各师之挫败，计师长死伤四员、旅长六员、团长十六员，步枪损失当以万计，前次损失尚不在内。”4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失败将领进行惩处：陈诚以“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第五军军长罗卓英以“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第十一师师长萧乾以“骄矜疏忽”记大过一次。罗卓英也自认“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罪人”。

　　由于“中路军受重大损失，以致士气疲惫，鲜有成果”，南昌行营察觉部队已无力继续寻找红军作战，遂令各部转取守势，固守乐安、宜黄、南丰、南城和抚州各坚城，第四次“围剿”于3月下旬结束。对赣东北、湘赣和湘鄂赣的“围剿”，也在此前后相继被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