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史 11——民国卷

第十八章 吳派系矛盾与联省“会剿”

　　1927年夏到1937年夏的10年，内战和建设两种情形，在江西交替出现。中国共产党以江西为大本营创建革命根据地、领导土地革命的斗争，作为现代中国发展另一条道路的探索，形成对执政的国民党的严重挑战。因此，国民党出动大军，从以小规模为主的地方性作战到由中央主导指挥的大兵团军事进攻，对中共和红军进行长期的反复的作战。江西省在1927年起的七年中，成为国共两党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期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许多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是在江西等地针对着革命根据地作出的，其中不少明显地受到革命根据地政策的深刻影响；国共两党的活动尤其是建国方向与治理方略，也围绕着战争的行进，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实践。国共两党以“围剿”和反“围剿”的军事作战形式进行的斗争，对中国历史和国共两党，以及对江西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当局继续进行“清剿”红军游击队，但“善后”与建设成为当时的主题。江西在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主持下，收拾残破，力行革新，大吹建设之风，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绩，为其后到来的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朱培德治赣与联湘“会剿”

　　1927年冬完成省政统一后，朱培德完全掌握了江西政权。1928年2月9日，在南京参加完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他致电民政厅长杨赓笙，宣称江西进入训政时期，下令对各县县长和公安官吏实行分期调考，以定去留；军队人员亦须经考试、录用后方能从事行政。朱培德在南京中央宣布训政时期开始之前半年提早行动，表明了他希望改变军人主政形象、建立地方行政系统以稳固统治秩序的意图。但江西政局的实际状况，却是风生水起，极不稳定。中共的武装割据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始终成为朱培德无法解决的两大问题。

　　朱培德最初意欲以严厉的清共来树立统治权威。继针对南昌起义的严厉清共后，1927年12月29日，又以省政府名义通令全省81县严厉捕杀共产党，“准就地枪决，事后呈报”。但杀戮不但未能达到镇压目的，反而激起共产党人的坚决反抗，1928年春节前后，中共江西省委在赣西、赣南、赣东北和赣北各地农村，连续举行武装暴动，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也先后进入江西，江西出现井冈山等多块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建立，给朱培德的统治带来巨大的威胁。出动本省和联络邻省军队“会剿”井冈山、赣西、赣南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他的一项主要政务和军务。

　　朱培德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剿”始于1928年2月。2月到6月为赣军单独“进剿”阶段，期间朱培德先后组织4次“进剿”行动，“进剿”兵力主要是其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第九师杨池生部。4次“进剿”均遭失败，特别是在第四次“进剿”的永新龙源口作战中，“两杨”虽然派出了“战斗力最强，都系老兵，技术熟练”的部队，与红四军的作战部队兵力相当，并发生“江西所谓[未]经过的大战”，“其间进退周旋，经过许久的肉搏”，终被红军全面击溃，杨如轩败退逃跑，官兵死伤数百，被俘甚多。“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说的就是这次作战。红四军取得龙源口大捷、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进攻之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7月到次年1月，为湘赣两省“会剿”阶段。朱培德连续“进剿”失败后，在蒋介石督促下进一步联络湖南力量进行“会剿”。期间两省先后举行了3次“会剿”，前两次“会剿”虽趁红四军主力出击湘南占领了一些地方，但结果仍为红军所败。第三次“会剿”规模最大，在萍乡组成了由湖南何键任总指挥、江西金汉鼎任副总指挥的“会剿”总部，两省出动兵力达18个团，最后因为红军守山兵力太弱，才终于占领了井冈山。总的说来，湘赣两省对“会剿”的态度并不一致。由于地盘、利益的关系，江西对红军的行动“要较湖南激进”，大体上“一个是急求剿清共匪，一个只在敷衍了事”，“又因为两省军队，都吃过红军的亏，都惧怕红军的勇敢，所以作起战来总只是江西军队则望湖南军队先向前，碰钉子，他们坐收渔利。湖南的军队也同样的作如是观，所以两省军队的‘剿’而难‘会’，就是这个利益不一致的原因”。

　　朱培德的统治也受到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的掣肘。在中央，蒋介石对他并不完全信任，虽然仍由他统辖江西政权，却又在军事和党权上不时给他制造障碍进行限制。朱培德的统治资本是已扩编成两个军的云南军队（第五路军，辖第三、九军，朱培德为总指挥），“政治方面没人操旗呐喊”。1928年3月，蒋介石抽调第三军的八、九两师和三十一军（原第九军）的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到津浦线参加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朱培德本人随即也被调为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随蒋介石指挥北伐。朱以退为进，当即向国民政府表示要辞去江西省主席。北伐中，朱部有战功也颇有损伤。返赣后损伤没有补充，却在裁军中两个军被裁编为第七、十二两个师，实力由是更弱，朱培德的军权无形中也被削弱。另一方面，在朱培德离赣北伐期间，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遣党务指导委员来赣，控制党权。

　　江西党务，在国民党江西当局厉行反共清党时，多数地方的国民党组织也因共产党员的被捕杀或离去而陷入坍塌。其后，朱培德曾任用萧淑宇、刘文涛、刘侃元等改组派（成立有江西支部，属于汪精卫、陈公博一派势力）人物掌控党务，旋因倒向蒋介石的第三军军长兼南昌卫戍司令王均的驱赶，江西党务再现空虚。按照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整理党务案的决议，国民党中央于1928年3月31日任命邹曾侯、王镇寰、王礼锡、贺扬灵、洪轨、周利生、萧赣、陈礼江、刘抱一等9人为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来赣主持党务。这些人，大多是上一年由江西逃走的原AB团分子（王礼锡后来转变为进步作家），又都是江西人。5月，这个委员会在南昌正式成立，由邹、王、王任常委，周、陈分任组织、宣传部长，代行省党部职权。控制党权后，他们进一步觊觎政权，以“赣人治赣”为口号在省内外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击朱培德的运动。在省外，原AB团首领、在南京任职的段锡朋等利用南京、上海的江西同乡会“大开其救乡会，直言不讳地说今日的江西是云南老[佬]的江西，如今府库的空虚，共匪的猖獗，人民的不安，都是朱培德、王均、黄实把持省政府的结果”，在上海广散传单并登报攻击第五路军和江西省政府，要求南京政府改组江西省政府，调走朱培德的军队，另编省防军维持治安，“以江西最有声望、最有军事经验、最有政治能力的人”（指李烈钧、刘峙）来主持赣政。在省内，他们以中央嫡系自居，到处张贴“反党务指导员即反中央”、“反党务指导员即反革命”等标语，拉拢各地青年，快速恢复组织力量，基本掌握了各县党部指导委员会、靖卫团和一部分县政权，并在省党政权力上与朱培德势力相争，曾以“反抗中央，破坏党务”为名，取得南京支持罢免朱培德派的两个省政府委员。这样，以AB团分子为主体掀起的“赣人治赣运动，大有飞黄腾达之势”，对朱培德的统治形成严重挑战，在国民革命后期已经存在的江西国民党各派系纷争（江西尚有改组派、第三党、大同盟的势力），趋于激烈。纷争的实质，是对江西省党政权力的争夺。

　　面对AB团的锐利攻势，掌握军政权力的朱培德自然不甘示弱。一方面，他采取以退求进策略，先后三次向南京政府请辞省主席之职，但都受到慰留，而打破了赣人治赣的企图。同时，在他北伐期间，让江西籍人并与李烈钧关系密切的杨赓笙代行省主席职权，用以缓和赣人治赣的情绪和压力。提出江西训政计划，落实中央政府县组织法的实施期限，制造江西政治已上轨道的迹象，拆解要求改组省政府的借口。另一方面，朱培德联合改组派、第三党乃至大同盟的力量反击AB团，争夺党权和民众尤其是青年。他们宣称，要想江西走上训政大道，只有打倒AB团才是唯一出路，在全省各地煽起反AB团风潮，指斥南京中央委任的党务指导委员为“把持党务，专谋私利，破坏纪律之著名党蠹”，迫使其或不能入赣、或入赣而先后离去，甚至在九江枪毙了9个AB团分子，全省一度“反AB团的空气比反共还紧张”，因而AB团势力在朱培德主政期间，在省一级无甚优势，大体形成AB团因缺乏武力支持而无法分享政权、朱培德因AB团受到南京保护也不能控制党权的态势。其后果则是，由于派别纷争，几年间，江西党部与政府之间、党员之间、党部委员之间、县市与区乡党部之间以及党部与民众团体之间“闹意见，互相轧轹，闹个不休”，全省国民党党务实际上陷入混乱状态。1929年7月，国民党中央特派员黄宇人考察江西党务情况后指出：“江西党务因纠纷迭起，指委几经更动，而一部分下级党部及民众团体，又间有不守纪律、对省指委个人加以攻击者，使省指委会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省县正式党部至今尚未成立，中央深以为憾。”这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

　　朱培德主赣两年半，军事上先后对外参加过宁汉战争、北伐战争和蒋桂战争，对内或独自或联合湘闽“会剿”江西各革命根据地。行政上曾经设立吏治训练所，训练县长及其他县政人员，基本上按照县组织法的施行期限，如期完成了县政府的改组和划定、成立区公所的工作（划定与成立村、里、闾、邻的工作尚未来得及做）；进行过一些建设，如规划修建江西境内第一条长途公路--赣粤公路，任内修通了南昌至莲塘段，开办裕民银行，组织土地局拟清丈土地，整顿税收和瓷业，裁撤部分厘金及统税；实行特种消费税制等。这也反映出朱培德在执掌一省之政后，期望有所建树。

　　但是，朱培德面临的困难是用兵频繁而军力不足，军费浩大而财力短绌，每年实际收入不足预算（1500万元）的一半而财政濒临破产。因此，他更下力气做的事情是，以办理靖卫团和联保联坐办法来弥补军力，以鸦片公卖、征收1925至1927年积欠田赋、增加苛捐杂税、摊募二五国库券和向商会勒借等办法来解决财政军饷。据记载，从1928年4月起，省政府规定城市住户、旅客、教员和学生等，实行五家联保联坐；农村各地组织靖卫团，并实行十家、五家或三家联保联坐。当时，全省约有靖卫团1万人左右，枪械6000支左右，在赣南、赣西和赣东北有红军的地区，“靖卫团已经布满了各县市和乡村”，大一点的县都有“二百条枪以上”。另一方面，朱培德想方设法增加收入的结果，继续引发滥印钞票和增加苛捐杂税。1928年夏，全省除正税外，杂捐杂税已增至10多种，有烟酒捐、落地税、二五附加税、市政捐、一五抵补捐、北伐房捐、北伐盐附捐、煤油附捐、二五国库券、灯捐、靖卫团捐、人头捐、喜丧捐等，“各县的捐税为着办靖卫团更是层出不穷”。货币的贬值和苛捐杂税的增加，极大地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因此一般农工以及市民对于政府非常厌恨，异口同声地说‘国民党还不如北洋军阀’，‘朱培德王均比邓如琢、郑俊彦还要厉害……’，‘这就是革我们老百姓的命’”。江西民众对朱培德很是不满，推举代表到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改组江西省政府。

　　二、鲁涤平治赣与三省“会剿”

　　1929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改组江西省政府，朱培德调任军委会参谋总长，任命鲁涤平、王尹西、陈家栋、张斐然、蒋笈、路孝忱、林支宇、熊育钖为江西省政府委员，指定刚被桂系赶下台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主席，以王、陈、张、蒋分任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厅厅长，由此开始了湘系官僚对江西的统治。

　　鲁涤平当政期间，社会危机又有加深。这时，鲁涤平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工农红军的发展。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已经基本上将赣南赣西根据地连成一片，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以及湘赣、湘鄂赣根据地也已颇具规模。鲁涤平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中说，全省“属县八十有一，无县无共匪，全省疆土，三分之一已隶赤色版图”。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报告更有详细的统计：“江西完全匪化者三十三县，半匪化者二十一县，余匪未清者二十县。总而言之，江西安全无事者，只有南昌及其附近数县。”特别是1930年夏，红一军团由赣南北上，连续攻克多个县城、兵临南昌，震惊全省，严重威胁着鲁涤平的统治。鲁涤平起初也颇有点踌躇满志，表示要“拿湖南的屠杀经验来肃清江西的共匪”，刚上任即亲自兼任江西清乡总局主任，制定过由城市到农村、先赣西后赣南等所谓“分区清剿匪共”计划和清乡计划，并配合福建、广东、湖南、湖北等省实行三省“会剿”。但以金汉鼎为总指挥的赣闽粤三省“会剿”，于1930年春以唐云山旅在吉安败北和金汉鼎部丢失大余、南雄等地，被红四军轻松打破；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节制指挥的湘鄂赣三省“会剿”，自1930年8月开始后，除了会议和计划以及进占因红军主动放弃的吉安城外，也没有更多成绩。鲁涤平悬赏10万银元“缉拿”毛泽东、朱德，当然只留下笑柄。至于所谓清乡，实际情况是“各县很少办理，有的举办了亦没有良好的成绩，差不多均被土豪劣绅操纵了，情弊百出：一、寻仇报复，二、乘机诈财，三、巧立名目，多事勒索，四、诬良为匪，贿买贿放，五、扰乱乡村，无所不为。而各县县长又多庸懦不堪”。因此，鲁涤平深感“入赣以来，日夜剿匪，心神交瘁”，不能“贯彻铲共主张”，于是连电国民政府请辞江西省主席职务，“以图自赎”。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继续恶化着施政的环境。继蒋桂、蒋冯新军阀战争之后，这时复有两广（张发奎、李宗仁）联手出兵反蒋的作战以及蒋冯阎中原大战。江西驻军被蒋介石抽调近两个师分别加入作战，省内兵力空虚，只能集中防守南昌、吉安、赣州等几个中心城市。鲁涤平带湘军一个师（以张辉瓒为师长的第十八师）入赣，驻守赣南闽西的第十二师（滇军）师长金汉鼎对其并不买账，蒋介石任命金汉鼎为赣闽粤三省“剿匪”总指挥，又任命张辉瓒为江西全省“剿匪”总指挥节制所有驻赣部队，使滇湘两系矛盾加剧。朱培德离赣和鲁涤平入赣，同时又使原来的赣滇矛盾转变为赣湘矛盾，江西地方势力由是将攻击矛头转向鲁涤平，他们以湘系连吃败仗、无力“剿共”作为“驱逐湘系的理由”，“到处酿成了一种反客籍军阀斗争，在南京组织救赣委员会，发表宣言痛骂鲁涤平的剿匪不力”，并再次纷纷请求南京政府派江西人刘峙回省主政，致使“赣人治赣的声浪”再度“非常高涨”。由江西人掌控的省党部，则致电在省外的李烈钧、熊式辉、刘芦隐、程天放、桂崇基、曹浩森、周利生等20多位江西籍党政要员，要求他们“敬恭桑梓”，“联翩归来，共抒伟略”，以“谋乡邦之福利”。这些，使鲁涤平的处境更为艰难。

　　财政穷困也仍然是施行省政的重大制约。鲁涤平任内，建成南昌老营房飞机场和南昌至临川的公路，也曾整理和发展瓷业、茶业，统计人口，紧缩开支，减低盐斤附税，整理靖卫团队等，但与“训政”、“自治”的要求相去太远。为筹措军费政费，鲁悍然发行百万元流通券，由省政府压迫民众使用，遭到抵制，“江西商家不用鲁涤平流通券，以致低到三折，市面无法通行”；全省大部分地区成为红色区域，赋税及所有杂捐杂税均无法收到；用慰劳“剿匪”军名义向商家募捐，甚至以捉囚手段向有钱人勒捐，引起众愤；1930年10月，为筹集10万军队入赣经费，省政府以“税收短绌，库空如洗”，竟在南昌征借2个月的房租和派员到九江向商界劝销1万担米护照、借盐款10万元。加上厉行封锁政策，全省“交通断绝，商业衰落，商店关门，工人失业”，“鲁政府经济其实已是山穷水尽”。一直到1931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每月由中央拨发10万元，并允发行短期省库券，江西财政窘困局面才略有缓和。

　　1930年12月，蒋介石到南昌组织指挥对朱毛红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成立南昌行营并以鲁涤平兼任行营主任，同时针对社会上指责鲁涤平、张辉瓒和江西省政府的言论，极力为鲁开脱，江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至此渐趋平息。其后，相继在1931年1月设立以孙连仲为督办的“江西清乡督办公署”，2月在南昌设立以王金钰为督办的“湘鄂赣三省边防剿匪督办公署”，3月成立以何应钦为委员长、鲁涤平为副委员长的江西省地方整理委员会。整理委员会拥有指挥全省党政事务的职权，直接对各县发布命令，实际上取代了省党部、省政府的职权。6月，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南昌行营参谋长，并设立以蒋介石为委员长，鲁涤平、曹浩森、程天放为副委员长的党政委员会，又在“围剿”地区44县设立9个党政委员分会。江西省政务党务，由此进一步转入以协助“围剿”军事为中心，省政府、省党部这时实际上已无独立主事职能。蒋介石以赣人治赣的意图，至此也已明朗。12月，国民政府改组江西省政府，鲁涤平主赣历史遂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