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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江西革命斗争的历史意义
中共领导的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大本营的土地革命斗争，在近代中国社会改造和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土地革命的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领导的一场社会更新运动。根本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新中国，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长期奋斗的目标。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至少在三个方面将这个进程推向新阶段：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为指导，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二是创建了工农民主政权，确立了工农群众在社会革命中的动力地位，广泛地动员了人民群众，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三是坚决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及依附其上的所有社会旧制，促成了革命根据地范围内一切现存社会关系的革命转化。因此，尽管它仅是阶段性和区域性的运动，但就其目标和实质而言，却初步展示了中共在江西土地上改造社会的思考和探索，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段特殊行程。
第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与新中国之间具有血脉相连的关系。正如一些著名学者所指出，要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虽然它在政策上确实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但它所坚持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反帝反封建以及在国体、政体、国民经济构成、阶级分析、社会改革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它在土地革命中所起的合法中枢的指挥作用，及其在此过程中初步积累起管理国家的经验，培养出一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形成的一种优良传统，都说明它的“历史性功绩应该是第一位的，它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有这样一个统计很能说明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两届中央执行委员，包括了中共当年在全国各地的几乎所有的领袖人物；中共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杨尚昆等，当年都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叱咤风云的主要或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从国家主席到省部级职务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140多人当年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和生活；1966年前授衔的人民军队将领，10位元帅中的9位（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陈毅、贺龙、林彪），10位大将中的7位（陈赓、粟裕、张云逸、萧劲光、罗瑞卿、黄克诚、谭政），以及61.4%的上将、59.3%的中将、32.3%的少将，曾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历练成长。
第三，中共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和经验，不论是积极的成果还是深刻的教训，都为中国历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思想财富和经验借鉴。客观地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留下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成果和经验。在理论上，提出了革命前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封建性问题，农民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现实和原因问题，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道路、当前目标和未来方向问题，等等，简言之，即建立和如何建立一个新社会的问题。中共关于这些理论的思考及其实践，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上，初步进行了对革命根据地内农村社会的改造，不但尝试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部分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和农民的生存状况，而且在社会和人民中提倡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观念，诸如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社会平等意识、公平观念、创造精神、婚姻自由和保护儿童原则、文明卫生观念、严禁烟赌嫖盗和反对封建迷信等等，这些精神和原则具有久远的社会价值。农民在革命根据地斗争中出现的变化和显示的才能，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的政策和成绩，就是与中共持不同政见的人们也为之感叹和赞佩。土地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在当时，转化成了支持中国革命行进的动力；在其后，为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传承，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土地革命斗争中当然也存在深刻的矛盾和教训，这主要表现在社会模式和社会政策两个方面。土地革命是在苏维埃社会模式下进行的。在没有现成经验而社会革命成为当务之急时，苏维埃模式的引用固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也应承认，它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与社会模式，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或者说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并不大适应。反映到社会政策上，也就必然产生矛盾和错误。毛泽东在总结江西斗争历史时指出，对于在苏区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后期在土地政策方面，否定前、中期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的正确政策等，都“是错误的”。至于实践方面，也有浮躁过激、强迫命令（如强制性烧菩萨剪头发和对信迷信群众的过重处罚）、断然否定历史联系等问题。1935年始，中共适应抗日斗争的任务和形势，对苏区的政权和社会模式连续进行审察，先后作出了改变苏维埃共和国模式、“取消苏维埃制度”的重大决策。抗战时期，又对10年土地革命的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将其作为“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促成了思想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步。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诸因素中，无疑既有对土地革命经验的继承和发挥，也有对那时教训曲折的吸取和鉴戒。
第四，江西斗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加深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各界人士对社会现状尤其是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南京政府自然反对土地革命，但这场运动对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直接间接影响却无法否定。这主要是，尽管在红军长征后，恢复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地主土地所有权，还乡地主劣绅在乡村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和掠夺，但国民政府对农村农民的认识和政策较之以前也不得不有所变化。例如，承认“近年农村破产，民生凋敝已极”，及农民对国民党的期望“渐见其淡薄”的现实，因此在恢复原革命地区的旧秩序时，对农民的要求不得不有所顾及，对地主阶级也有所限制，如表示要矫正“耕农与地主之对立”的“弊失”，规定地主占田不得超过200亩，放债年利率不得超过一分二厘，直接授予佃农一定量的土地，还搞了一点农村合作、贷款、救济之类活动。这些措施的作用固然不能夸大（有的并未落实），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更为明显的是，土地革命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各派各界乃至世界人士对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更多的人发出了对农村农民问题严重性的呼吁。他们认为土地革命兴起之区“大都是业佃关系恶劣的地方”，指斥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痛骂各级各层贪官污吏对农民的惨烈宰割，要求整肃“无官不贪”的紊乱政治和土豪劣绅这类“无形之匪”，救助农村和农民。甚至国际联盟农业专家在江西考察时也指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农业危机和群众不满的核心。因此，许多明智人士形成了解决农民问题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的共识，并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当时，这种主张大体有三类：一是乘红军撤出、土地所有权变动不定之机，将土地一律收归国有；二是由各省政府发行公债收买土地；三是国家出钱收买，分给人民耕种。这些主张最终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偏于理想，无补实际”不予采纳，但国民党退台后却正是通过发给地主债券和股票征收土地而解决土地问题的。显然，这些有感于土地革命而发的见解，客观上有利于农村和中国社会的改造，是具有积极因素的。
第一，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土地革命的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领导的一场社会更新运动。根本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新中国，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长期奋斗的目标。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至少在三个方面将这个进程推向新阶段：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为指导，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二是创建了工农民主政权，确立了工农群众在社会革命中的动力地位，广泛地动员了人民群众，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三是坚决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及依附其上的所有社会旧制，促成了革命根据地范围内一切现存社会关系的革命转化。因此，尽管它仅是阶段性和区域性的运动，但就其目标和实质而言，却初步展示了中共在江西土地上改造社会的思考和探索，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段特殊行程。
第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与新中国之间具有血脉相连的关系。正如一些著名学者所指出，要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虽然它在政策上确实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但它所坚持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反帝反封建以及在国体、政体、国民经济构成、阶级分析、社会改革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它在土地革命中所起的合法中枢的指挥作用，及其在此过程中初步积累起管理国家的经验，培养出一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形成的一种优良传统，都说明它的“历史性功绩应该是第一位的，它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有这样一个统计很能说明问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两届中央执行委员，包括了中共当年在全国各地的几乎所有的领袖人物；中共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杨尚昆等，当年都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叱咤风云的主要或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从国家主席到省部级职务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有140多人当年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和生活；1966年前授衔的人民军队将领，10位元帅中的9位（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陈毅、贺龙、林彪），10位大将中的7位（陈赓、粟裕、张云逸、萧劲光、罗瑞卿、黄克诚、谭政），以及61.4%的上将、59.3%的中将、32.3%的少将，曾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历练成长。
第三，中共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和经验，不论是积极的成果还是深刻的教训，都为中国历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思想财富和经验借鉴。客观地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留下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成果和经验。在理论上，提出了革命前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封建性问题，农民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现实和原因问题，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道路、当前目标和未来方向问题，等等，简言之，即建立和如何建立一个新社会的问题。中共关于这些理论的思考及其实践，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上，初步进行了对革命根据地内农村社会的改造，不但尝试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部分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和农民的生存状况，而且在社会和人民中提倡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观念，诸如人民当家作主思想、社会平等意识、公平观念、创造精神、婚姻自由和保护儿童原则、文明卫生观念、严禁烟赌嫖盗和反对封建迷信等等，这些精神和原则具有久远的社会价值。农民在革命根据地斗争中出现的变化和显示的才能，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的政策和成绩，就是与中共持不同政见的人们也为之感叹和赞佩。土地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在当时，转化成了支持中国革命行进的动力；在其后，为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传承，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土地革命斗争中当然也存在深刻的矛盾和教训，这主要表现在社会模式和社会政策两个方面。土地革命是在苏维埃社会模式下进行的。在没有现成经验而社会革命成为当务之急时，苏维埃模式的引用固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也应承认，它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与社会模式，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或者说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并不大适应。反映到社会政策上，也就必然产生矛盾和错误。毛泽东在总结江西斗争历史时指出，对于在苏区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后期在土地政策方面，否定前、中期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的正确政策等，都“是错误的”。至于实践方面，也有浮躁过激、强迫命令（如强制性烧菩萨剪头发和对信迷信群众的过重处罚）、断然否定历史联系等问题。1935年始，中共适应抗日斗争的任务和形势，对苏区的政权和社会模式连续进行审察，先后作出了改变苏维埃共和国模式、“取消苏维埃制度”的重大决策。抗战时期，又对10年土地革命的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将其作为“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促成了思想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进步。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诸因素中，无疑既有对土地革命经验的继承和发挥，也有对那时教训曲折的吸取和鉴戒。
第四，江西斗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加深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各界人士对社会现状尤其是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南京政府自然反对土地革命，但这场运动对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直接间接影响却无法否定。这主要是，尽管在红军长征后，恢复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地主土地所有权，还乡地主劣绅在乡村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和掠夺，但国民政府对农村农民的认识和政策较之以前也不得不有所变化。例如，承认“近年农村破产，民生凋敝已极”，及农民对国民党的期望“渐见其淡薄”的现实，因此在恢复原革命地区的旧秩序时，对农民的要求不得不有所顾及，对地主阶级也有所限制，如表示要矫正“耕农与地主之对立”的“弊失”，规定地主占田不得超过200亩，放债年利率不得超过一分二厘，直接授予佃农一定量的土地，还搞了一点农村合作、贷款、救济之类活动。这些措施的作用固然不能夸大（有的并未落实），但也不能完全否定。更为明显的是，土地革命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各派各界乃至世界人士对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更多的人发出了对农村农民问题严重性的呼吁。他们认为土地革命兴起之区“大都是业佃关系恶劣的地方”，指斥地主阶级的残酷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痛骂各级各层贪官污吏对农民的惨烈宰割，要求整肃“无官不贪”的紊乱政治和土豪劣绅这类“无形之匪”，救助农村和农民。甚至国际联盟农业专家在江西考察时也指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农业危机和群众不满的核心。因此，许多明智人士形成了解决农民问题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的共识，并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当时，这种主张大体有三类：一是乘红军撤出、土地所有权变动不定之机，将土地一律收归国有；二是由各省政府发行公债收买土地；三是国家出钱收买，分给人民耕种。这些主张最终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偏于理想，无补实际”不予采纳，但国民党退台后却正是通过发给地主债券和股票征收土地而解决土地问题的。显然，这些有感于土地革命而发的见解，客观上有利于农村和中国社会的改造，是具有积极因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