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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革命中心的转移与游击战争的坚持
一、中共中央与主力红军的撤离江西
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在江西等地的发展，对国民党政权构成强烈的威胁。从1930年底开始，由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出面组织指挥，先后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5次大规模“围剿”战争。前4次“围剿”均被红军粉碎，但1933年10月开始的第五次“围剿”，主要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吸取失败教训，采取了新的战略策略，也由于红军处于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军事指挥之下，以及根据地内战争资源日益枯竭，以致战争越打越糟。1934年4月底广昌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开始攻入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形势日益严峻。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开会，讨论此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向博古提出的要准备作战略转移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决定主力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向湘鄂西地区转移，并随即发电向共产国际请示。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央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转移。实行战略转移，是一个正视客观情况的正确决策。中共中央立即秘密进行转移的直接准备。所有准备工作，都是在中共中央为筹划战略转移而设立的决策组织“三人团”领导下进行的。三人团中，博古、李德分别负责政治、军事问题的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转移的最初行动，是派遣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7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辟浙皖赣边新革命根据地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同日，中央书记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和中革军委又联合下达《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中共中央决定，以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指挥的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击福建、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浙皖闽赣边新革命根据地，并“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次日，红七军团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福建，相继进攻福州，转进浙江、安徽，在转战闽浙皖赣四省边境、行程3000多里后，进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与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11月，红十军团在方志敏、寻淮洲、乐少华、刘畴西等指挥下，继续进军皖南，一度形成对南京的威胁。在红七军团北上的同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还发出《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出击湖南中部创建新苏区，确立与湘鄂西红二军团贺龙部的可靠联系，联结江西与四川两大革命根据地，并“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红六军团随即也以“极为飘忽，如水走隙”的敏捷行动，由江西遂川横石进入湘南、广西，渡过湘江，进抵黔东，于10月下旬与贺龙部胜利会合，并在其后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六、七军团的派遣，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整体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说，它们“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也就是说，在中央红军转移的总战略中，红七军团担负了外线的战略牵制、战略掩护的任务，红六军团则担负着侦察敌情民情、探索和开辟道路的战略先遣任务。
中共中央在根据地内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8月间，中共中央将撤离江西的决定，传达到中央政府的部长级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一级的干部，并对各级干部的去留逐一作出了决定。突击进行了大规模的物质准备，如制造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筹集了许多钱粮物资（如准备了84万担粮食，150多万元军费及大量中西药品等），特别是为补充作战中严重消耗的部队，连续进行了大强度的扩大红军运动，继7月份扩红6万多人之后，9月又下达了扩红3万名的紧急任务，据陈云回忆，“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红军新兵将近十万人”。在转移的方向和路线上，准备也很充分，9月间毛泽东专程到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并向周恩来通报了他所了解到的信丰、于都等地的情况。最为漂亮的一着，则是与广东军陈济棠部的联络。
陈济棠与蒋介石长期存在很深的矛盾，也害怕红军或蒋军进入广东，因此既有意保存实力，对红军的进攻并不卖力，又想同红军建立联系借以抗蒋，而派密使到根据地接洽，要求与红军举行秘密军事谈判。红军有识于此，也就积极与其联系。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决定从南线突围，沿赣粤湘桂边境转移，由周恩来、朱德负责同陈济棠的谈判。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表示愿与粤军合作抗日反蒋，告称“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10月间行之”，提出停止作战行动、恢复贸易、武装民众、代购军火等5点建议，日内派员就近商谈。10月5日，周恩来、朱德派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代表，到粤军驻地寻乌县罗塘镇，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任寰、黄质文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其中借道一条，要求红军行动时事先通报，粤军即后撤20公里，让红军通过，但红军要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与南路军陈济棠的联络，为红军的顺利突围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9月中下旬，革命根据地的北线、东线和西线一齐吃紧，中共中央即按预定计划，决定10月中旬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从于都渡河西征。10月10日晚，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军委纵队）分别从瑞金梅坑、田心圩、洋溪、九堡和会昌石门圩撤向于都；12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中央纵队）从瑞金云石山、陂下等地撤向于都；红军各部随后也相继向于都集结。到20日，最后一支部队渡过于都河（贡水）。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开始。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机关和野战部队总人数为86859人，其中野战军各军团总兵力为72313人。
蒋介石其实比较早地料到了红军要向西突围。1934年5月18日，他即电令南、西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何键：“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要求将两线碉堡依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因此在这个方向，先后建成了几道封锁线。蒋介石没料到的是，红军与陈济棠部达成了协议，以及红军突围的方式和时间。国民党人后来总结说，红军不仅军队突围，所有党政军各机关也一同突围，且约10万人在三天之内皆脱离包围圈，“行动可谓迅速。匪军情报灵活，能侦知国军包围圈何处薄弱；匪军保密与反情报亦佳”，在何时何地突围，国军事前全然不知。特别是，红军突围方式，并不采取历史上常用的办法，“而是留置一部于包围圈圈内，牵制国军不能全力追击，突围的主力前端以攻击开拓突围进围[前进]，后尾以防御阻国军追击”，因此，“匪军主力得以远遁”。
10月21日晚，野战军各部从安远龙布地区到赣县韩坊全线进入粤军防守线，粤军依议“全线撤退”，至26日，各纵队、军团全部先后越过信丰河，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经赣粤边境西进。其后，又相继突破第二、三、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了总结，明确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此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和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下，继续北上，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江西转移到陕北。
二、江西各根据地的丧失与方志敏的就义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主力红军离开江西之前，决定“留一部分红军和干部在中央苏区来领导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以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的统治下去，以准备将来配合野战军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之下进行反攻”。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作为担任这一任务的领导机构。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瑞金梅坑成立。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委员有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及后来增加的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副主任梁柏台，秘书长谢然之（后叛变）。22日，中央军区在于都宽田成立，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后叛变），贺昌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区直接指挥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约2000多人）和江西、赣南、福建、闽赣等省军区的地方武装，闽浙赣军区和红十军团名义上也受其指挥。这些武装力量总约3万人，此外尚有主力红军长征时留下的伤病员2万余人。留守部队从10中旬起陆续在长汀、兴国、石城、于都等四个方向接替阵地，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转移。他们牵制住了在江西的大部分国民党军队（蒋介石仅派出薛岳部和周浑元部两路追击长征红军。因此，国民党军的战史承认，红军在赣南“留置之一部，竟发生牵制国军主力不参加追击的最大的效用”），为中共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的成功转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主力红军转移后，军事局势迅速恶化。客观上，留守部队不足以抵挡强大的国民党军的进攻，又由于中共中央分局对形势和任务缺乏正确的估计，未能及时改变斗争方式转入游击战争，而是不恰当地照旧采取“过去大规模的作战方式来反对敌人新的进攻”，并且“依照军委的指示把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之间的三角地区，划为最基本的地区和我们最后的坚守阵地”，并将地方的许多游击队扩编成独立团加入作战，以红二十四师为主力配合各独立团在三角地周围阻击强大的国民党军的进攻，以致“遭受了不断的打击和损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最后重镇相继失陷：10月14日兴国县城被周浑元部攻占，26日宁都县城被罗卓英部占领，11月2日长汀失落于宋希濂部，1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被李默庵部攻占，17日于都失落于樊崧甫部，23日会昌被李玉堂部占领。闽西的清流、宁化也先后被攻占。至11月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所有县城及交通要道均告丧失。
江西境内其他各革命根据地，也在国民党军的持续“围剿”下相继丧失：
湘赣革命根据地：红六军团西征后，留在湘赣区的红军兵力仅5个独立团约3千人。在该区首府永新1934年2月失陷和主力红军西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继续集中5个师在地方保安团队的配合下，加紧“围剿”行动。湘赣省委、省苏政府和省军区在以弱小兵力抗击敌军进攻后，决定退守武功山区坚持斗争。1934年10月，湘赣领导机关和所属武装从永新牛田等出发，进入武功山开展游击战争。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基本区域被敌军占领。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高泳生任师长（高牺牲后由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兼）的红十六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与国民党西路军5万多人多次展开作战。终因寡不敌众，1934年1月该区首府万载小源失陷，继而省委、省苏政府、省军区和红十六师于6月间在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境的龙门山区陷入国民党军包围，在分路突围中，主力红军和省级机关干部共一千多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失散，部队“仅剩约一营人”，“苏区受到敌人蹂躏、摧残，分隔成为十一块，最大的为平江黄金洞，横直二三十里，小块只有几里宽”。这次作战，“是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标志，使湘鄂赣苏区比中央苏区早三个月进入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
闽浙赣（赣东北）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红十军团在方志敏、寻淮洲、乐少华、刘畴西等指挥下，继续进军皖南，形成对南京的威胁。在方志敏等率赣东北主力红军红十军外出作战期间，根据地内留守的部队仅两个团及少数地方武装，兵力十分弱小。在第五次“围剿”中，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预备军总司令陈调元，统一指挥赵观涛、俞济时等中央和地方军队，“以河口为起点，在万山重叠中，借筑碉堡、建公路交互推进，向葛源节节仰攻，历经大小战后”，逐一攻破葛源附近“鳞次栉比之工事”和红军的抵抗，第二十一师梁立柱部于1934年11月28日攻占葛源。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至此失陷。
外出作战的方志敏部因兵力弱小，也随即陷入十倍于己的赵观涛等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中。寻淮洲在皖南作战中牺牲，1935年1月底，部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到严重损失，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红十九师师长王如痴等在突围中被俘。方志敏等随即被用装甲车押送于南昌监狱。他们在弋阳、上饶和南昌多次被押解到所谓庆祝会上“示众”。一美国记者记载了2月7日在南昌各界“庆祝大会”上示众的情况：“豫章公园周围排列着警察队伍，街上架着机关枪……戴上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之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周围是由大队兵马森严戒备着，观众看见方志敏后……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表示无限之尊敬及同情。为时不久，方志敏即被军警押走，因为当局看来，群众态度之静默，殊属可怕。铁甲车已经开走，群众随即开始骚动，表示不平。”方志敏在狱中坚贞不屈，屡屡拒绝国民党蒋介石的劝降，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不朽篇章，抒发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鼓励同志们继续“为争得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他在狱中还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文稿，是记录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历史的珍贵文献。同年8月6日，他在南昌下沙窝被杀害，时年36岁。方志敏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创建赣东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牺牲后，长期受到人民的景仰和纪念。
三、游击战争的坚持
南昌行营在完成攻占革命根据地重镇目标后，于1934年11月20日宣告撤销北、东、南、西四路军和预备军战斗序列，紧接着部署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11月24日，南昌行营发布电令，设立江西、福建两大绥靖区，江西方面，以原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为驻赣绥靖主任，全省划分为8个绥靖区，依次以孙连仲（辖4师1旅）、刘兴（辖4师2旅）、毛秉文（辖3师）、陈继承（辖3师4旅1宪兵团）、谭道源（辖3师1保安团）、余汉谋（辖11师1旅）、张钫（辖2师）、赵观涛（辖5师3旅1保安纵队）为第一至第八绥靖司令官；陈诚为驻赣预备军总指挥，罗卓英为副，辖4个纵队，依次以樊崧甫（辖第六、七十九师）、罗卓英（辖第十一、十四、六十七、九十四师，第一一七、一一八旅）、汤恩伯（辖第四、八十八、八十九师）、刘绍先（辖第四十三、九十七师）为纵队指挥官，从12月1日开始进行“清剿”。以康泽为总队长的别动总队继续随军行动。
顾祝同立即将总部由临川移设吉安，指挥对江西的“清剿”。按照南昌行营27日发布的《赣闽两省绥靖计划》，规定预备军各纵队，负责“清剿”赣南、赣东北、赣鄂边、湘赣边各地红军游击队及构筑主要碉堡、公路等任务，各绥靖区部队负责守备、绥靖、组训民众、办理善后等任务。据项英记载，“其清剿方式继续筑单线碉堡，分割我苏区成许多小块，集中相当兵力分开清剿，以企图各个击破我军。其战术以扼要堵击，分进合剿，夜行夜袭，轻装跟进，（并）组织民团、编保甲配合清剿”。
12月，陈诚首先以4个师集中“清剿”红军江西军区部队，将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及其所属部队2000余人围困于宁都小布地区。中共中央分局所在的“三角地区”，也被10多个师的国民党军围困压缩成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狭小地域。下旬，中共中央分局接受陈毅等人的意见，决定适应敌情变化和主力红军不可能再回江西的现实，转变战略策略，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以对付“清剿”。项英、陈毅等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认识到，“领导游击战争是党当前的唯一中心任务”，他们将张鼎丞、邓子恢、陈潭秋、谭震林、阮啸仙、胡海、钟循仁、赖昌祚、李鹤鸣、罗孟文、李乐天、王孚善、杨尚奎、刘新潮（刘建华）等一批高级干部，分派到闽西和赣南、赣西各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进行了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和疏散安置2万余伤病员等大量工作。这些转变，揭开了其后英勇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同时，由于转变还是初步的，因此在如何使用主力部队问题上一时失当，未能及时下决心将部队也分散展开游击战争，而是仍然集中在“三角地区”与国民党军对抗。1935年1月，在宁都、瑞金之交的洋陂和赣县的牛岭，红二十四师两次与敌军发生激战，部队“遭受最严重的惨败”，师长周建屏负伤，减员达3000多人，超过扩充前该师的全部人数。牛岭之战失败，破灭了在“三角地区”粉碎“清剿”的意图，成为结束中央分局“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中央分局至此只有突围分散一途。2月4日、5日，项英两次致电中共中央，请示是否转移和“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问题。
2月中旬，中央分局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组织短小精干的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电示后，指挥被敌包围在于都南部的近万名武装队伍和党政人员分9路突围，实行分散游击。3月10日，项英、陈毅等最后从于都上坪开始突围。在整个突围分散的行动中，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梁柏台、毛泽覃、李才莲、周以栗、阮啸仙、杨英、刘伯坚等一批著名的领导人和大部分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或被捕后遭到杀害。
4月初，项英、陈毅等冲破层层封锁，辗转到达赣粤边境的江西信丰县油山，先后与李乐天、杨尚奎、蔡会文、陈丕显等会合。他们以这一地区为中心，反复抗击国民党军的“搜剿”、“抄剿”和龚楚等叛徒的破坏，领导坚持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将以油山、北山为中心的游击区，扩大到“三南”（龙南、全南、定南）地区。赣粤边游击区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中心区。与此同时，在江西境内建立的游击区主要还有：
闽赣边游击区：该游击区位于福建长汀县和江西瑞金县边区，包括瑞金县大部、会昌县和石城县各一部和长汀县的古城、四都地区，也称汀瑞边游击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主力红军离开这一地区北上后，中央分局即部署在该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曾阻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随后，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被派来组建瑞西特委和军分区，领导游击战争。赖昌祚与钟天禧、刘连标、杨世珠、钟德胜、彭胜标、胡荣佳等，领导军民艰苦抗击国民党军的分割“清剿”和严密封锁，在较其他南方游击区相对狭小的区域内，经受了红军游击队一度濒临绝境的考验，最终经过顽强的三年斗争迎来了新的局面。
皖浙赣边游击区：红十军团失败和闽浙赣（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失陷后，粟裕、刘英率一部分突出包围的部队组成挺进师，开辟了浙南游击区；关英（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唐在刚（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率部转入三省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关英、唐在刚等将游击战争的重心转向皖赣边区，开辟了以婺源鄣公山为中心的游击区域，并将中共闽浙赣省委和游击区，改名为皖浙赣省委和皖浙赣游击区。该游击区地域宽阔，包括三省边界的数十县，先后形成了赣东北、鄣公山、皖赣边、上浙皖、下浙皖等几个游击根据地，“发展了各地党的组织，保存了党的基本力量”。
湘赣边游击区：该游击区位于湖南东部、江西西部边境，北邻湘鄂赣游击区，原为湘赣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率部转入武功山区，“湘赣军民进入了以武功山为主要依托，以整个武功山区为回旋余地的游击战争时期”。面对严酷的“清剿”，在彭辉明于1935年2月牺牲、陈洪时不久叛变后，谭余保（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游击司令部政委）、龙珍、刘培善、段焕竞等领导游击区军民坚忍不拔，继续斗争，几经曲折，胜利坚持了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
湘鄂赣边游击区：该游击区位于湖南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江西西北部边区，以湖南平江、浏阳和江西铜鼓、修水一带为中心，地域涉及20多县农村。经历1934年6月的严重失败后，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政府和省军区负责人陈寿昌（后牺牲）、傅秋涛、徐彦刚等返回平江黄金洞，继续领导斗争，动员扩红，很快重建了红十六师，并主动击敌毁碉，到1935年上半年迅速恢复了老根据地并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一时出现比较兴盛的景象。6月，南昌行营从“清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部队中，抽调汤恩伯、樊崧甫两纵队转到湘鄂赣边区作战，红十六师在重兵围攻下再遭严重损失，师长徐彦刚负伤后被敌杀害。8月下旬，陈诚部署樊崧甫部3个师及驻平江、浏阳各部队，汤恩伯部3个师又3个旅，谭道源部5个师及九江警备司令陈雷部，对湘鄂赣区进行分区“清剿”。其中谭道源部、陈雷部及汤恩伯一部，负责对赣北地区的“清剿”。此后，湘鄂赣中共组织和红军在傅秋涛、方步舟、严图阁、钟期光、刘玉堂、明安楼、涂正坤、邓洪、谭启龙、江渭清等领导下，化整为零，在三省边区的广大地域内，顽强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10月18日，国民政府以大规模“清剿”任务基本完成，下令裁撤驻赣绥靖公署，绥署主任顾祝同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四川行营主任。在江西的各正规军，绝大部分也先后调离，与红军游击队的作战，此后主要由江西保安团队担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项英、陈毅等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山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合作抗日。随即，他们率领坚持赣粤边、闽赣边、皖浙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与南方其他地区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部队，一道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投入全民族抗战的时代洪流。
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富有重要意义。它不但在初期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且在其后三年的艰苦转战中，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如同经过长征的红军发展为强大的八路军一样，这支武装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汇合成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继续投身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在江西等地的发展，对国民党政权构成强烈的威胁。从1930年底开始，由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出面组织指挥，先后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5次大规模“围剿”战争。前4次“围剿”均被红军粉碎，但1933年10月开始的第五次“围剿”，主要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吸取失败教训，采取了新的战略策略，也由于红军处于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军事指挥之下，以及根据地内战争资源日益枯竭，以致战争越打越糟。1934年4月底广昌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开始攻入根据地的基本区域，形势日益严峻。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开会，讨论此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向博古提出的要准备作战略转移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决定主力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向湘鄂西地区转移，并随即发电向共产国际请示。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央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转移。实行战略转移，是一个正视客观情况的正确决策。中共中央立即秘密进行转移的直接准备。所有准备工作，都是在中共中央为筹划战略转移而设立的决策组织“三人团”领导下进行的。三人团中，博古、李德分别负责政治、军事问题的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转移的最初行动，是派遣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7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辟浙皖赣边新革命根据地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同日，中央书记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和中革军委又联合下达《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中共中央决定，以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指挥的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击福建、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浙皖闽赣边新革命根据地，并“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次日，红七军团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福建，相继进攻福州，转进浙江、安徽，在转战闽浙皖赣四省边境、行程3000多里后，进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与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11月，红十军团在方志敏、寻淮洲、乐少华、刘畴西等指挥下，继续进军皖南，一度形成对南京的威胁。在红七军团北上的同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还发出《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离开湘赣革命根据地，出击湖南中部创建新苏区，确立与湘鄂西红二军团贺龙部的可靠联系，联结江西与四川两大革命根据地，并“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红六军团随即也以“极为飘忽，如水走隙”的敏捷行动，由江西遂川横石进入湘南、广西，渡过湘江，进抵黔东，于10月下旬与贺龙部胜利会合，并在其后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六、七军团的派遣，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整体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说，它们“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也就是说，在中央红军转移的总战略中，红七军团担负了外线的战略牵制、战略掩护的任务，红六军团则担负着侦察敌情民情、探索和开辟道路的战略先遣任务。
中共中央在根据地内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8月间，中共中央将撤离江西的决定，传达到中央政府的部长级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一级的干部，并对各级干部的去留逐一作出了决定。突击进行了大规模的物质准备，如制造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筹集了许多钱粮物资（如准备了84万担粮食，150多万元军费及大量中西药品等），特别是为补充作战中严重消耗的部队，连续进行了大强度的扩大红军运动，继7月份扩红6万多人之后，9月又下达了扩红3万名的紧急任务，据陈云回忆，“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红军新兵将近十万人”。在转移的方向和路线上，准备也很充分，9月间毛泽东专程到于都，“主要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并向周恩来通报了他所了解到的信丰、于都等地的情况。最为漂亮的一着，则是与广东军陈济棠部的联络。
陈济棠与蒋介石长期存在很深的矛盾，也害怕红军或蒋军进入广东，因此既有意保存实力，对红军的进攻并不卖力，又想同红军建立联系借以抗蒋，而派密使到根据地接洽，要求与红军举行秘密军事谈判。红军有识于此，也就积极与其联系。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决定从南线突围，沿赣粤湘桂边境转移，由周恩来、朱德负责同陈济棠的谈判。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表示愿与粤军合作抗日反蒋，告称“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10月间行之”，提出停止作战行动、恢复贸易、武装民众、代购军火等5点建议，日内派员就近商谈。10月5日，周恩来、朱德派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代表，到粤军驻地寻乌县罗塘镇，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任寰、黄质文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其中借道一条，要求红军行动时事先通报，粤军即后撤20公里，让红军通过，但红军要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与南路军陈济棠的联络，为红军的顺利突围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9月中下旬，革命根据地的北线、东线和西线一齐吃紧，中共中央即按预定计划，决定10月中旬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从于都渡河西征。10月10日晚，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军委纵队）分别从瑞金梅坑、田心圩、洋溪、九堡和会昌石门圩撤向于都；12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中央纵队）从瑞金云石山、陂下等地撤向于都；红军各部随后也相继向于都集结。到20日，最后一支部队渡过于都河（贡水）。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开始。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机关和野战部队总人数为86859人，其中野战军各军团总兵力为72313人。
蒋介石其实比较早地料到了红军要向西突围。1934年5月18日，他即电令南、西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何键：“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要求将两线碉堡依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因此在这个方向，先后建成了几道封锁线。蒋介石没料到的是，红军与陈济棠部达成了协议，以及红军突围的方式和时间。国民党人后来总结说，红军不仅军队突围，所有党政军各机关也一同突围，且约10万人在三天之内皆脱离包围圈，“行动可谓迅速。匪军情报灵活，能侦知国军包围圈何处薄弱；匪军保密与反情报亦佳”，在何时何地突围，国军事前全然不知。特别是，红军突围方式，并不采取历史上常用的办法，“而是留置一部于包围圈圈内，牵制国军不能全力追击，突围的主力前端以攻击开拓突围进围[前进]，后尾以防御阻国军追击”，因此，“匪军主力得以远遁”。
10月21日晚，野战军各部从安远龙布地区到赣县韩坊全线进入粤军防守线，粤军依议“全线撤退”，至26日，各纵队、军团全部先后越过信丰河，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经赣粤边境西进。其后，又相继突破第二、三、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了总结，明确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此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和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下，继续北上，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江西转移到陕北。
二、江西各根据地的丧失与方志敏的就义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主力红军离开江西之前，决定“留一部分红军和干部在中央苏区来领导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以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的统治下去，以准备将来配合野战军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之下进行反攻”。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作为担任这一任务的领导机构。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瑞金梅坑成立。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委员有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及后来增加的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副主任梁柏台，秘书长谢然之（后叛变）。22日，中央军区在于都宽田成立，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后叛变），贺昌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区直接指挥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约2000多人）和江西、赣南、福建、闽赣等省军区的地方武装，闽浙赣军区和红十军团名义上也受其指挥。这些武装力量总约3万人，此外尚有主力红军长征时留下的伤病员2万余人。留守部队从10中旬起陆续在长汀、兴国、石城、于都等四个方向接替阵地，掩护中共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转移。他们牵制住了在江西的大部分国民党军队（蒋介石仅派出薛岳部和周浑元部两路追击长征红军。因此，国民党军的战史承认，红军在赣南“留置之一部，竟发生牵制国军主力不参加追击的最大的效用”），为中共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的成功转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主力红军转移后，军事局势迅速恶化。客观上，留守部队不足以抵挡强大的国民党军的进攻，又由于中共中央分局对形势和任务缺乏正确的估计，未能及时改变斗争方式转入游击战争，而是不恰当地照旧采取“过去大规模的作战方式来反对敌人新的进攻”，并且“依照军委的指示把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之间的三角地区，划为最基本的地区和我们最后的坚守阵地”，并将地方的许多游击队扩编成独立团加入作战，以红二十四师为主力配合各独立团在三角地周围阻击强大的国民党军的进攻，以致“遭受了不断的打击和损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最后重镇相继失陷：10月14日兴国县城被周浑元部攻占，26日宁都县城被罗卓英部占领，11月2日长汀失落于宋希濂部，1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被李默庵部攻占，17日于都失落于樊崧甫部，23日会昌被李玉堂部占领。闽西的清流、宁化也先后被攻占。至11月底，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所有县城及交通要道均告丧失。
江西境内其他各革命根据地，也在国民党军的持续“围剿”下相继丧失：
湘赣革命根据地：红六军团西征后，留在湘赣区的红军兵力仅5个独立团约3千人。在该区首府永新1934年2月失陷和主力红军西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继续集中5个师在地方保安团队的配合下，加紧“围剿”行动。湘赣省委、省苏政府和省军区在以弱小兵力抗击敌军进攻后，决定退守武功山区坚持斗争。1934年10月，湘赣领导机关和所属武装从永新牛田等出发，进入武功山开展游击战争。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基本区域被敌军占领。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高泳生任师长（高牺牲后由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兼）的红十六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与国民党西路军5万多人多次展开作战。终因寡不敌众，1934年1月该区首府万载小源失陷，继而省委、省苏政府、省军区和红十六师于6月间在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境的龙门山区陷入国民党军包围，在分路突围中，主力红军和省级机关干部共一千多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失散，部队“仅剩约一营人”，“苏区受到敌人蹂躏、摧残，分隔成为十一块，最大的为平江黄金洞，横直二三十里，小块只有几里宽”。这次作战，“是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标志，使湘鄂赣苏区比中央苏区早三个月进入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
闽浙赣（赣东北）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红十军团在方志敏、寻淮洲、乐少华、刘畴西等指挥下，继续进军皖南，形成对南京的威胁。在方志敏等率赣东北主力红军红十军外出作战期间，根据地内留守的部队仅两个团及少数地方武装，兵力十分弱小。在第五次“围剿”中，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预备军总司令陈调元，统一指挥赵观涛、俞济时等中央和地方军队，“以河口为起点，在万山重叠中，借筑碉堡、建公路交互推进，向葛源节节仰攻，历经大小战后”，逐一攻破葛源附近“鳞次栉比之工事”和红军的抵抗，第二十一师梁立柱部于1934年11月28日攻占葛源。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至此失陷。
外出作战的方志敏部因兵力弱小，也随即陷入十倍于己的赵观涛等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中。寻淮洲在皖南作战中牺牲，1935年1月底，部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到严重损失，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红十九师师长王如痴等在突围中被俘。方志敏等随即被用装甲车押送于南昌监狱。他们在弋阳、上饶和南昌多次被押解到所谓庆祝会上“示众”。一美国记者记载了2月7日在南昌各界“庆祝大会”上示众的情况：“豫章公园周围排列着警察队伍，街上架着机关枪……戴上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之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周围是由大队兵马森严戒备着，观众看见方志敏后……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表示无限之尊敬及同情。为时不久，方志敏即被军警押走，因为当局看来，群众态度之静默，殊属可怕。铁甲车已经开走，群众随即开始骚动，表示不平。”方志敏在狱中坚贞不屈，屡屡拒绝国民党蒋介石的劝降，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不朽篇章，抒发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鼓励同志们继续“为争得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他在狱中还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等文稿，是记录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历史的珍贵文献。同年8月6日，他在南昌下沙窝被杀害，时年36岁。方志敏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创建赣东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他牺牲后，长期受到人民的景仰和纪念。
三、游击战争的坚持
南昌行营在完成攻占革命根据地重镇目标后，于1934年11月20日宣告撤销北、东、南、西四路军和预备军战斗序列，紧接着部署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11月24日，南昌行营发布电令，设立江西、福建两大绥靖区，江西方面，以原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为驻赣绥靖主任，全省划分为8个绥靖区，依次以孙连仲（辖4师1旅）、刘兴（辖4师2旅）、毛秉文（辖3师）、陈继承（辖3师4旅1宪兵团）、谭道源（辖3师1保安团）、余汉谋（辖11师1旅）、张钫（辖2师）、赵观涛（辖5师3旅1保安纵队）为第一至第八绥靖司令官；陈诚为驻赣预备军总指挥，罗卓英为副，辖4个纵队，依次以樊崧甫（辖第六、七十九师）、罗卓英（辖第十一、十四、六十七、九十四师，第一一七、一一八旅）、汤恩伯（辖第四、八十八、八十九师）、刘绍先（辖第四十三、九十七师）为纵队指挥官，从12月1日开始进行“清剿”。以康泽为总队长的别动总队继续随军行动。
顾祝同立即将总部由临川移设吉安，指挥对江西的“清剿”。按照南昌行营27日发布的《赣闽两省绥靖计划》，规定预备军各纵队，负责“清剿”赣南、赣东北、赣鄂边、湘赣边各地红军游击队及构筑主要碉堡、公路等任务，各绥靖区部队负责守备、绥靖、组训民众、办理善后等任务。据项英记载，“其清剿方式继续筑单线碉堡，分割我苏区成许多小块，集中相当兵力分开清剿，以企图各个击破我军。其战术以扼要堵击，分进合剿，夜行夜袭，轻装跟进，（并）组织民团、编保甲配合清剿”。
12月，陈诚首先以4个师集中“清剿”红军江西军区部队，将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及其所属部队2000余人围困于宁都小布地区。中共中央分局所在的“三角地区”，也被10多个师的国民党军围困压缩成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狭小地域。下旬，中共中央分局接受陈毅等人的意见，决定适应敌情变化和主力红军不可能再回江西的现实，转变战略策略，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以对付“清剿”。项英、陈毅等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认识到，“领导游击战争是党当前的唯一中心任务”，他们将张鼎丞、邓子恢、陈潭秋、谭震林、阮啸仙、胡海、钟循仁、赖昌祚、李鹤鸣、罗孟文、李乐天、王孚善、杨尚奎、刘新潮（刘建华）等一批高级干部，分派到闽西和赣南、赣西各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进行了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和疏散安置2万余伤病员等大量工作。这些转变，揭开了其后英勇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同时，由于转变还是初步的，因此在如何使用主力部队问题上一时失当，未能及时下决心将部队也分散展开游击战争，而是仍然集中在“三角地区”与国民党军对抗。1935年1月，在宁都、瑞金之交的洋陂和赣县的牛岭，红二十四师两次与敌军发生激战，部队“遭受最严重的惨败”，师长周建屏负伤，减员达3000多人，超过扩充前该师的全部人数。牛岭之战失败，破灭了在“三角地区”粉碎“清剿”的意图，成为结束中央分局“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中央分局至此只有突围分散一途。2月4日、5日，项英两次致电中共中央，请示是否转移和“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问题。
2月中旬，中央分局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组织短小精干的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电示后，指挥被敌包围在于都南部的近万名武装队伍和党政人员分9路突围，实行分散游击。3月10日，项英、陈毅等最后从于都上坪开始突围。在整个突围分散的行动中，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梁柏台、毛泽覃、李才莲、周以栗、阮啸仙、杨英、刘伯坚等一批著名的领导人和大部分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或被捕后遭到杀害。
4月初，项英、陈毅等冲破层层封锁，辗转到达赣粤边境的江西信丰县油山，先后与李乐天、杨尚奎、蔡会文、陈丕显等会合。他们以这一地区为中心，反复抗击国民党军的“搜剿”、“抄剿”和龚楚等叛徒的破坏，领导坚持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将以油山、北山为中心的游击区，扩大到“三南”（龙南、全南、定南）地区。赣粤边游击区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中心区。与此同时，在江西境内建立的游击区主要还有：
闽赣边游击区：该游击区位于福建长汀县和江西瑞金县边区，包括瑞金县大部、会昌县和石城县各一部和长汀县的古城、四都地区，也称汀瑞边游击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主力红军离开这一地区北上后，中央分局即部署在该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曾阻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随后，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被派来组建瑞西特委和军分区，领导游击战争。赖昌祚与钟天禧、刘连标、杨世珠、钟德胜、彭胜标、胡荣佳等，领导军民艰苦抗击国民党军的分割“清剿”和严密封锁，在较其他南方游击区相对狭小的区域内，经受了红军游击队一度濒临绝境的考验，最终经过顽强的三年斗争迎来了新的局面。
皖浙赣边游击区：红十军团失败和闽浙赣（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失陷后，粟裕、刘英率一部分突出包围的部队组成挺进师，开辟了浙南游击区；关英（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唐在刚（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率部转入三省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关英、唐在刚等将游击战争的重心转向皖赣边区，开辟了以婺源鄣公山为中心的游击区域，并将中共闽浙赣省委和游击区，改名为皖浙赣省委和皖浙赣游击区。该游击区地域宽阔，包括三省边界的数十县，先后形成了赣东北、鄣公山、皖赣边、上浙皖、下浙皖等几个游击根据地，“发展了各地党的组织，保存了党的基本力量”。
湘赣边游击区：该游击区位于湖南东部、江西西部边境，北邻湘鄂赣游击区，原为湘赣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率部转入武功山区，“湘赣军民进入了以武功山为主要依托，以整个武功山区为回旋余地的游击战争时期”。面对严酷的“清剿”，在彭辉明于1935年2月牺牲、陈洪时不久叛变后，谭余保（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游击司令部政委）、龙珍、刘培善、段焕竞等领导游击区军民坚忍不拔，继续斗争，几经曲折，胜利坚持了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
湘鄂赣边游击区：该游击区位于湖南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和江西西北部边区，以湖南平江、浏阳和江西铜鼓、修水一带为中心，地域涉及20多县农村。经历1934年6月的严重失败后，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政府和省军区负责人陈寿昌（后牺牲）、傅秋涛、徐彦刚等返回平江黄金洞，继续领导斗争，动员扩红，很快重建了红十六师，并主动击敌毁碉，到1935年上半年迅速恢复了老根据地并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一时出现比较兴盛的景象。6月，南昌行营从“清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部队中，抽调汤恩伯、樊崧甫两纵队转到湘鄂赣边区作战，红十六师在重兵围攻下再遭严重损失，师长徐彦刚负伤后被敌杀害。8月下旬，陈诚部署樊崧甫部3个师及驻平江、浏阳各部队，汤恩伯部3个师又3个旅，谭道源部5个师及九江警备司令陈雷部，对湘鄂赣区进行分区“清剿”。其中谭道源部、陈雷部及汤恩伯一部，负责对赣北地区的“清剿”。此后，湘鄂赣中共组织和红军在傅秋涛、方步舟、严图阁、钟期光、刘玉堂、明安楼、涂正坤、邓洪、谭启龙、江渭清等领导下，化整为零，在三省边区的广大地域内，顽强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10月18日，国民政府以大规模“清剿”任务基本完成，下令裁撤驻赣绥靖公署，绥署主任顾祝同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四川行营主任。在江西的各正规军，绝大部分也先后调离，与红军游击队的作战，此后主要由江西保安团队担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项英、陈毅等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山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合作抗日。随即，他们率领坚持赣粤边、闽赣边、皖浙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与南方其他地区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部队，一道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投入全民族抗战的时代洪流。
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富有重要意义。它不但在初期吸引了几十万国民党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而且在其后三年的艰苦转战中，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如同经过长征的红军发展为强大的八路军一样，这支武装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汇合成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继续投身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