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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土地革命的展开
一、井冈山的斗争
古城会议初步确定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于1927年10月7日进抵茅坪（27日到达茨坪），进一步确定以这里为落脚点，开始了创建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毛泽东等决定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而放弃南下湘南计划，根本原因是这里具备营建根据地的良好条件。井冈山位于坐落在湘赣两省边陲的罗霄山脉中段，这一地区大致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茶陵、酃县等6个县。各县在国民革命时期均曾建立中共组织和农民协会，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有一批学生出身，经受过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锻炼后返乡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年轻干部；有袁文才、王佐等这样难得的、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的农业经济也能够筹集部队的给养；地处湘赣两省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而在政治意义上又能够影响湘赣两省及两省的下游。因此，毛泽东等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比较之下，认定“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从建党、建政和建军三方面着手，开创工农武装割据局面，营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建党方面，针对马日事变后各县党组织多数遭到破坏的情况，相继恢复、整顿和发展了各县党的组织。在建政方面，1927年11月打下茶陵县城，成立了以谭震林为主席的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其后，遂川、宁冈县以及各区、乡工农民主政权相继成立。在军队建设上，注重政治教育和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处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军队内部关系以及争取敌军等问题，确定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为部队的三大任务，并制定出部队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改造和组建了能够有力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地方武装。到1928年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初具规模。
1928年4月24日前后，一件在中国革命史上富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在宁冈砻市发生，这就是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来到宁冈，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部队由两千人增加到1万多人，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王尔琢任参谋长。在此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朱毛红军”成为人民军队的代名词，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
两军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进入全盛时期。毛泽东等致力于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先后成立了边界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边界党及群众组织皆大大发展，宁冈、永新及莲花之一部皆按人口平均分配了田地，各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各县成立了赤卫队。还根据各地土地革命的实践总结制定了著名的《井冈山土地法》。军队内部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群众及敌兵俘虏初初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以为是一个伙夫头，以至于“伙夫头”成了朱德军长的绰号。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并在反“围剿”作战中形成了对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十六字诀。全盛时期的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3个全县和遂川、吉安、安福、酃县各县的一部分，面积7200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
井冈山的斗争经历了多方面的艰难和险阻。其一，国民党军的连续进攻。工农武装割据“促起统治阶级豪绅地主的恐慌，引为心腹大患，不惜竭力和我们为难，于是一次会剿以至二次三次会剿，一幕一幕的演来”。进攻井冈山的军队，既有湘赣两省的正规军，经常的有八九个团，最多时达15团之众，也有各县的保安队和地主武装，人数约有2000左右。其二，物质生活的困苦。陈毅说，9月以后，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丛山积雪不化，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遭遇“空前的艰难”。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和稻草“金丝被”，以及“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的诙谐调侃，成为艰难生活的写照。其三，党内“左”倾错误指导的影响。主要来自湖南省委的两次错误指令，分别导致了井冈山斗争中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由湘南农军为主组建的第二十九团的溃散、优秀指挥员王尔琢的牺牲和敌人进入根据地的残酷报复。面对艰难和残酷，毛泽东、朱德等率领军民团结奋斗，条件困难但“官兵奋斗精神并不低减”，连续取得永新龙源口大捷和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多次粉碎江西敌军和湘赣两省联军的“进剿”，收复边界大部分失地，“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是当时群众赞扬红军的流行语。
井冈山的斗争为毛泽东深入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战略策略提供了实践基础。在基本恢复八月失败中失去的根据地后，毛泽东系统总结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相继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深刻论证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明确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及其发展战略策略，再次有力地回答了部分同志中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些理论概括和井冈山的斗争经验，成为毛泽东创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开端，并被中共中央先后介绍给各地红军和根据地，对推动土地革命的进程和确立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井冈山的斗争和毛泽东的理论总结，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组建的红五军700多人，进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师。“两军的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但这时，因为敌人的长期封锁，井冈山的经济危机更形加剧，国民党当局组织起更大规模的五路进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1929年1月4-7日，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冈柏路村主持召开军队和地方党60余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传达中共六大精神，讨论应对时局的问题。会议经争论后认为，军队和地方的党“都要积极起来，打破犹移不坚决与避免斗争的不正确的观念”，建立积极的而不是消极保守边界政权的应敌政策，决定红四军、五军合编，五军暂编为四军的第三十团，彭德怀任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彭、滕率三十团及王佐为团长的三十二团防守井冈山；红四军大部出击赣南，实行围魏救赵、影响边界以解井冈山之围的计划。会间，毛泽东还曾召集小型会议，针对中共六大决议中有关“杀戮土匪首领”的内容，作出不杀袁文才、王佐的决定。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下山向赣南进发。彭德怀等率部在强敌进攻下坚守井冈山，1月底经激战数日终至寡不敌众，被迫突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以丧失。
二、东固“李文林式”的武装割据
赖经邦、段月泉（起凤）领导东固暴动取得胜利后，1927年11月下旬率暴动队伍从吉安富田返回东固，开始营建东固革命根据地。东固位于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等5县交界处，距各县城均有50余公里，全境崇山峻岭，外有钟鼓山、大乌山、白云山、九寸岭等大山包围，内以养军山为腹地，仅有5条小道通往山外，地势十分险要，山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具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良好条件。
1928年2月，以高克念为书记的中共东龙区委在东固成立；中共赣西特委将东固、永丰、吉水的游击队合编，组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以赖经邦为党代表，吴江为纵队长，东固由此有了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随后，特委将吉安延福的第九纵队调到东固，成立第七、九纵队总指挥部，由江西省委派来的叶天雷任总指挥，詹天龙任党代表，赖经邦任参谋长（七纵队队长段月泉，党代表詹天龙兼；九纵队队长李韶九，党代表金万邦）。七、九纵队不断向外发展，很快打开以东固为轴心的永丰、兴国、于都三县交界处的割据局面。同时，在东固地区先后建立了拥有4000余会员的24个乡村的农民协会，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的赣西南行动委员会也于5月在东固成立，东固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完全由当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创建的。因此，朱德等进入东固后，“发现当地共产党领导人中间有个很特别的现象。这些人乃是地主的儿子，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地主，但大部分都年轻，受过教育，在大革命时期担负过重要工作，而且就在那时参加了共产党。有几个还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其中有一个是该校的教官。他们全都参加过南昌起义，起义后便回到东固家乡，开展土地革命”。这一现象，既是东固的重要特点，也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整个赣西南革命地区。
在粉碎以吉安县县长邹松为总指挥的“五县会剿”之后，赣西特委将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红二团在团委书记兼团长李文林、副团长段月泉等率领下，出击峡江、永丰、乐安、兴国等地，策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击湘赣敌军的“会剿”，连续攻占乐安、兴国县城。后又分出一部与赣南红军第十五、十六纵队合编为红四团，段月泉任团长，金万邦任团委书记。红二、四团成为赣西地方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为扩展东固和赣西南的武装割据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地的建设在地方红军的支撑下得到很大发展，先后改建了中共东固区委，建立了各种工厂、东固平民银行、消费合作社、平民小学、列宁小学、红军医院、赤色邮政分局等，发行了江西工农政权的第一张纸币并对国统区的金融产生巨大的冲击。农民协会则发挥着政权的作用。到1929年2月，根据地范围已扩大到东西从永丰沙溪到吉安陂下34公里、南北从兴国崇贤到吉水白水60公里的稳定区域，并开辟有包括周边县区的一大片游击区，“东固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毛泽东对东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比较不少边界割据失败的情形时指出：“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组织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由二十五支枪起手的七九两纵队，现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差不多抵得上四军的三十一团了，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他们消灭了许多靖卫队团，打败了三十六旅的二十七团。他们经常是一角五分一天士兵伙食，从不发生经济问题。他们与省委特委的关系很密切，交通也方便，敌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因此，毛泽东将东固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而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的根据地相提并论。东固是一个富有许多独特色彩的革命根据地。
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从井冈山下山后转战赣南的红四军进入东固。20日，红四军与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举行会师大会。陈毅写诗描述当时情景：“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东固会师，使疲于奔波的红四军得到休整和大量物资补充，并获得井冈山失守的消息，取得了与中共赣南特委的联系，安置了300余伤病员，从而对紧接着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富有重要意义。随后，红四军留下毛泽覃、谢唯俊、陈东日、李天柱等一批干部，他们对东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后，东固建立区苏维埃政府，按人口“搭匀来”平分了土地。1929年11月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东固成为赣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后被划入中央根据地），独立的东固根据地遂不再存在。
三、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
国民革命失败后，江西党团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返回家乡，搞来10余支枪，动员组织农民，领导举行了弋阳、横峰武装暴动。随后，他们组建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并在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饶漱石、冯任帮助下，建立弋横两县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创建了以磨盘山为中心的弋横根据地。
方志敏在谈到为什么重起炉灶进行土地革命时说，共产党员为国民革命尽力、流血和牺牲，不可谓不多，却遭到血腥的清党、捕杀。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相信中国革命的复兴必然到来并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失败是暂时的，要“重起炉灶，再来干吧！”因此，当他听到中共中央决定秋收暴动、土地革命的策略后，“好不满心欢喜”，遂急速组织暴动，“开始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了”。这是对革命发生原因的一个客观真实的解释。
弋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引来统治当局组织的正规军与7县地主武装在1928年5月的第一次联合进攻。弱小的工农革命军“经不住战斗”，步步退缩到磨盘山，乡村受到摧残，内部人心不稳，形势一时十分危急，“大有塌台现象”。6月25日，方志敏在弋横交界的方胜峰召开干部会议，商讨对策。会议最终否定了少数人埋枪隐蔽或把队伍拖入白区的意见，决定集中力量击敌最弱一路、动员群众和派黄道等开辟贵溪新区。方胜峰会议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是赣东北由弋横小块割据区域的游击斗争，转变到创造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的关键”。会后，革命军一举击破金鸡山一路敌军，组建工农红军第十四团（不久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由巡视员周建屏任团长）。红军乘胜扩大进攻，开辟新区，分配土地，后又连续多次打破敌军“进剿”。有报道说：“赣东共魁方志敏猖獗异常……各县靖卫队因众寡不敌，曾被其包围，损失大半，德兴县城，危在旦夕。”到1929年下半年，新开辟的贵溪、余江、万年等地，与弋阳、横峰、德兴的大部和上饶西北一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连成一片。10月，在弋阳九区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信江苏维埃政府（3月成立了中共信江特委，唐在刚任书记），颁布了包括土地、经济、文化等法令内容的《施政纲领》。原先的小块区域至此扩大成为包括8个县苏维埃政府的信江革命根据地。
1930年爆发的新军阀混战，为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7月上旬，红一团攻占景德镇，队伍扩大到4000余人。中旬，扩编成立红十军，周建屏任军长，吴先民代理政委（后邵式平），胡庭铨为前委书记。中共中央同时决定将闽北划入赣东北，改组成立了领导机构中共赣东北特委，8月1日召开的赣东北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赣东北革命委员会，由信江、闽北组成的赣东北根据地正式形成。这时，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命令红十军进攻九江。红十军远离根据地，游击于都昌、湖口、鄱阳、彭泽和皖南地区，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但闽北和上饶、横峰地区被敌军占领。继粉碎国民党军对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后，1931年2月，赣东北特委等党政军领导机构迁驻葛源。9月，在葛源成立了以万永诚为书记的中共赣东北省委。11月以方志敏为主席的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也在葛源成立。葛源成为赣东北根据地的首府。它是位于横峰县境内的一个大镇，南经铅山以通闽北崇安，西由弋阳以出信河，东接玉山、上饶及浙江，北邻德兴并通婺源、安徽祁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民党《中央周报》第340期载文说，方志敏等在此创建根据地，重要机关均设于此，数年间，“赣东、闽北、浙西、皖南之共党，均以葛源为指挥中心”，因此，“葛源在此三省边界之重要性，犹中共赣粤闽边区之瑞金”。此后，赣东北根据地的发展开始进入兴盛时期。1932年底，赣东北省委、省苏政府和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相继改称为以万永诚为书记的闽浙赣省委、以方志敏为主席的闽浙赣省苏政府和唐在刚任总指挥的闽浙赣省军区，红十军扩编为第十、十一两个军。革命根据地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项建设，富有生气和创造，被毛泽东誉为“模范省”。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富有鲜明的特点，曾被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首先，这一根据地完全是由当地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创建的。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邹琦、邹秀峰、方志纯等一大批根据地的创建者，都是赣东北人，熟悉地方情况，特别是他们或就读于北京师大、北京工业大学、九江南伟烈学校等高、中等学校，或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当时各地创建根据地时较为独特的富有较高知识背景的一群人士，又多是江西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组织的创建者或领导者，很早即富有社会声望。这些条件，成为赣东北革命发生和成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深刻原因，也为赣东北的土地革命打上了深深的知识烙印。第二，支撑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武装力量，完全是当地农民武装。他们经历了向工农革命军和红军的成长提升，创造了一套适合当地特点的战略战术，逐渐锻炼成为被称为红十军的一支富有战斗力的人民军队，不但为赣东北而且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三，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典型地表现出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特点，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逐次扩大，步步发展，富有创造精神。
四、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在湘鄂赣秋收起义和农民暴动的基础上，1928年1月成立了中共湘鄂赣边特委，领导三省边界12个县的工作。7月，新任书记滕代远到平江恢复遭到破坏的特委工作，与驻军团长、中共党员彭德怀等取得联系，发动平江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其后，彭、滕率红五军的四、五纵队去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黄公略率一、二、三纵队留下开展游击战争，与不久改组成立的以王首道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以赖汝樵为主席的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领导开创湘鄂赣三省边境的武装割据。
三省边境地处山区，会党组织势力较大，萍乡、袁州（今宜春）地区“文化较高，地主收租亦特利[厉]害”，铜鼓、万载、宜丰等地是崇山峻岭，田少山多、盛产纸张等，但工人工资低而工时长，地主“普遍收租利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因之工农生活非常简单，并极贫困”，加上秋收起义以来中共组织的工作，因此“赣北修水、铜鼓、万载、萍乡、袁州、宜丰等县民众要求革命非常迫切”。湘东、鄂南几县情况与此相似。它们构成土地革命的重要基础，也是湘鄂赣割据局面迅速开展的重要原因。
1929年六七月，边区遭到三省国民党军5个团和七县地主武装的严重进攻与烧杀，“敌人对于苏维埃区域是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边境在这种烧杀政策之下的牺牲者达三万以上，房屋被烧五万余栋，流徙逃亡的民众达十数万，赤色割据区房无完舍，十室十空，田园荒芜，人民无衣无食，种种惨状不堪言说”。8月，彭德怀率部从赣南返回万载、平江，运用一套“良好战术”击退国民党军“会剿”，由李灿、何长工率五纵队进军鄂东南，重新打开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局面。10月，以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游击队为基础组编红军独立师，成立“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的政权组织，颁布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土地政纲，并在5县普遍分配土地，开展土地革命。到年底，根据地发展到平、浏、修、铜、万和鄂东南的通城、通山、阳新、大冶等县，武宁、宜丰、宜春、萍乡等地也加入了斗争，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至此初步形成。
根据地在1930年得到较大发展。红五军利用国民党军阀大战的机会，相继攻占宜春、万载、平江、修水、浏阳等县城，支撑了湘鄂赣边特委组织的边界红五月总暴动。6月，部队在大冶扩增第八军，成立以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的红三军团。随后，红三军团未执行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进攻武汉的命令，改向湘东，连续攻占咸宁、通城和岳阳，返抵平江。7月27日，击败湖南来攻之敌，乘势攻占湖南省会长沙，造成震惊中外的巨大影响。8月下旬，在浏阳永和与从江西前来的红一军团会合，共组红一方面军。此后，红三军团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离开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以独立师为基础，组建了红十六军，以胡一鸣为军长，黄志竟为政委。该军和不久组建的3个独立师（其中独立第二师由赣西北各县地方武装升编），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因其地理位置受到特别的重视。由于它处于“湘鄂赣三省政治中心的长沙、武昌、汉口、南昌、长武路、南浔路、湘江、赣江包围之中，因此他在政治上、军事上、交通上均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既是三省的枢纽，也是勾通赣西南、鄂豫皖、湘鄂西三大革命根据地的锁链，对将“三省革命根据地打成一片”具有特殊意义，因此中共中央曾有将赣西南与湘鄂赣两革命根据地联合建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后来虽因两地联系未能打通而未果，湘鄂赣仍为一块单独的革命根据地，但在中共中央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设想中，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仍被寄予很高的期望。
围困和“进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经常在40个团左右。经过1930年冬到1931年秋连续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得到扩大和巩固，先后建立了三省边境20余县苏维埃政权（江西部分有修水、铜鼓、万载、宜（春）萍（乡）、宜丰、瑞昌、武宁等县，还发展到高安、奉新等地乡村）。1931年7月，在浏阳成立了以李宗白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赣省委；9月召开全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赖汝樵为主席的省苏政府，驻平江长寿街。省委和省苏政府的成立，也标志着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
中共苏区中央局认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在这几年中，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分配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尤其是在几次革命战争中，根据地红军和群众以英勇斗争“牵制了很大数量的白军，这对中央区的胜利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侧翼。1932年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实施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战略，期望湘赣、湘鄂赣根据地与中央根据地打成一片，形成更为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因此要求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将其中心区域由平浏转移到铜鼓、万载地区，万载仙源其后成为湘鄂赣省委、省苏政府和省军区（1932年春成立，孔荷宠任司令员，新任省委书记林瑞笙兼政委）所在地。
五、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实际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程。
红四军与紧蹑其后的5团追兵多次接触，经大余、信丰、安远、寻乌且战且退，陷于“最困苦”和“疲败”的状态。2月11日在瑞金大柏地打败追兵刘士毅部2个团，进入东固根据地，与江西红军二、四团会合并得到休整。在得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经失守后，决定抛弃在固定区域公开割据的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离开东固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瑞金进入闽西汀州（长汀），击溃闽西军阀郭凤鸣部2个团。3月14日，毛泽东主持在长汀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蒋桂军阀战争的时局和赣南闽西的情况，讨论红四军、五军和江西红二、四团的行动方针，决定“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前委要求中共中央“决须确立”这一在赣南闽西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的计划，以便建立“前进的基础”。这次会议首次确定了在赣南闽西开创大片革命根据地的正确决策，对其后形成大的局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红四军随即回师赣南。4月1日，在瑞金与从井冈山突围而来的彭德怀红五军会合。5日，毛泽东在瑞金回复中共中央的2月来信，不同意把部队分得很小、散到农村和朱、毛离开队伍速去中央工作的指示，进一步阐述了“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毛泽东分析南方数省的形势，认为粤湘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湘省更因党的盲动主义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而赣浙闽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敌军力量最弱，浙江只有少数省防军，福建敌军不统一、战力不大，“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则差得多（和我们作战过，除李文彬一旅外，其余都是被我们打败过的）”。第二，三省党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江西福建两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团、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据此，红四军前委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这封信对三省特别是江西的主客观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不但总结了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发展革命的方针。连同此前的有关著述，毛泽东基本完成了在江西营建土地革命中心的理论准备。
毛泽东等立即将争取江西的方针付诸实施。8日，红军攻占于都县城，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分兵两路：彭、滕率红五军返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朱、毛率红四军和江西红军，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其后，红五军回师湘赣边，红四军游击于都、兴国、宁都，建立三县革命委员会，制定《兴国土地法》，有力地推动和扩大了赣南的土地革命斗争。其后，四军再次进入闽西，开创武装割据局面，建立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红四军入闽后，赣西南斗争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继续发展。在赣南，1929年5月成立了以萧韶为书记的第二届中共赣南特委，特委领导了扩大地方武装和抗击敌军“会剿”的斗争，相继成立了以陈奇涵为书记的兴（国）宁（都）行动委员会，古柏任主席和政委的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及红二十一纵队，郭一清、蓝广孚领导的安远红十九、二十三纵队，赣县红二十八纵队，开辟了兴万赣游击割据区。在赣西，相继组建了以罗炳辉为团长的红五团等4个团的地方红军，割据范围由东固、延福等小块区域扩大到吉安、莲花等10县地区，并于1929年11月，召开10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苏维埃政府。次年1月，赣西特委（1927年10月成立于万安）、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两特委合并为统一领导边界斗争的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将赣西、湘赣边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六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兼军委书记（后陈毅），毛泽覃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其后成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一支主力红军。这次联席会议，将赣西联结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力量的红色区域。会后，红五军进军宜春，与红六军形成包围吉安之势，准备夺取吉安。
但是，赣西党内这时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政权建设、土地分配和攻打吉安等方面处于“党内政治纷争不能解决的严重关头中”。在主持召开著名的古田会议和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给林彪的信）后，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于1930年1月由闽西返回，在赣南分兵展开工作。2月6日到9日，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50多人参加，史称“二七会议”），解决赣西党内存在的严重分歧，决定赣西南斗争的任务和政策。会议分析了全国和江西形势，再次肯定“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形势，也是扩大土地革命影响于全国各地的鲜明旗帜”，认为“中国苏维埃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而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因为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都比各省要成熟”，据此决定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口号，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为赣西南党与红军的三个主要任务。会议批评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张怀万）等人的错误，肯定赣西特委攻打吉安、合并特委、平分土地等做法，作出攻打吉安和在割据区域迅速成立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的行动部署，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实行“一要分，二要快”、按男女老幼平分的土地分配政策。为形成统一的领导，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统一领导红四、五、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东江中共组织的大前委，前委由各军各地17名成员组成，毛泽东任书记；合并赣西、赣南和湘赣边三特委为赣西南特委。二七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斗争方向、主要任务和政策策略，建立了有利于开创大局面的领导机构，是江西土地革命发展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也有失误之处，这就是夸大赣西南地方党内的危机（不正确地认为地主富农充塞各级指导机关并决定将其彻底清除），对党内持不同意见和犯错误者实行了从开除党籍到枪毙的严厉处置，从而造成了革命力量的损失。
3月，在吉安富田召开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时，赣南有中共党员7000余人，赣西则有2万余人。大会贯彻二七会议的精神，对行动目标、分田、扩大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党与政权建设、经济和城市政策等作出相应决定，选举产生了以刘士奇为书记的中共赣西南特委。会议期间，原赣西苏维埃政府相应扩大改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驻吉安陂头，主席曾山。赣西南特委和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赣西南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随即进入高潮，经过从抽多补少到抽肥补瘦的政策调整，农村出现“分田分地真忙”的热闹景象。主力红军按照前委提出的同时扩大同时深入“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再次实行分兵，红四军游击于赣南和闽西、东江，红五军返回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六军游击赣西和赣南的北部，扩大革命根据地，曾先后发起八次攻打吉安、五次攻打赣州，赣西南地方武装被扩编为红二十军、二十三军和三十五军。动员起来的农民达到400万，一份当时的报告记载说：“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入群众，无论穷乡僻壤，都普及了党的政治主张的标语，群众到处找共产党”，“到处举行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地主阶级的政权打得落花流水，政权、土地、武装三者同时并进，即分田、办苏维埃、建立自己的武装”，群众组织严密，行动勇敢，阶级观念强，对中共信仰非常好，而“对党信仰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在斗争中得到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政治上得着解放”。这种情况在其他各革命根据地也大体相同。
毛泽东在江西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调查农村农民，继续进行理论著述，创建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以年初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为标志，在1930年上半年形成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并在次年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形成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即人民战争的理论。
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红四军1930年6月在长汀组编为红一军团，北上江西，进军南昌。毛泽东、朱德根据自己对革命的认识指挥部队行动，先后攻占吉水、樟树、高安，举行昌北牛行示威，于8月经奉新、万载等地进入浏阳，与攻占长沙后退出的彭德怀红三军团会合，合组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朱云卿为参谋长，下辖一、三两军团的8个军，3万多人。在二打长沙受挫后，红一方面军于9月退返赣西。经过株洲、袁州等一系列会议的争论和说服后，部队于10月4日攻占吉安城。7日，在吉安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颁布13条政纲。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由此完全连成一片，拥有30余县地域，“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横断江西半壁；由赣州到吉、峡，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联系到闽西，东江，湘东，鄂南等几大块赤色政权，如综合赣东北（只隔着临川、金溪）、赣西北之修武铜（可以联系），以面积计算，实占江西全省百分之八十左右”。可以说，毛泽东等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至此大体得到实现。
占领吉安前后，在进军方向和行动部署上，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与以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为领导的江西地方党组织发生严重分歧。江西地方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没有及时觉察敌我形势的变化和毛泽东的正确思考，错误地坚守进攻南昌、九江的指令，指责总前委不打南昌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与总前委形成尖锐的对立。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与李文林在上海出席了中共中央的有关会议，会后在赣西南坚决贯彻立三路线有关，也有江西地方党有意无意地维护地方利益、害怕根据地遭受损失的因素。遗憾的是，这种内部矛盾最终未能得到妥善处理，反而在敌人大军进逼的急迫形势下，被扩大误认为敌我矛盾，致使总前委产生对赣西南党政机关进行“一番根本改造”的认识，李文林等一批江西地方党领导人被错误地认定为AB团分子，整个赣西南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遭到全面整肃，造成了各级干部的重大损失。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总结的沉痛教训。
10月底，毛泽东在新余罗坊主持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会议成功地克服了冒险主义的影响，决定准备反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将国民党军诱入根据地予以歼灭。其后，红一方面军转入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在此前后，作为土地革命重中之重的平分土地，经历反复摸索而找到了适当的办法：赣西南的分田虽然反复多次，有的地方“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但到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使用权变动不定对农民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明确提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问题，确定要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的所有权，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宣布土地分定后即“土地使用权、所有权通通归农民”，在土地制度的变革上终于找到了符合实际的好办法。婚姻制度与家庭关系方面的变革也是这样。类似土地制度、婚姻制度这样反复多次而逐渐完善的情况，也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
毛泽东等领导的井冈山和赣西南、闽西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条件和现状，这时已经确定将赣西南（联接湘鄂赣）建设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尚未到达，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受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负责“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2月，又在小布成立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4月由毛泽东任主席）。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在赣南的成立，是赣南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后，毛泽东等领导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群众，在赣南和闽西的广大地域内，连续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与闽西（闽粤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六、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前身为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失守后，何长工、王佐、李灿等率留守部队转入深山坚持，并于1929年3月收复了五井和宁冈。5月红五军由赣南返回井冈山地区，基本恢复了湘赣边界的红色政权。根据红四军前委指示和东固斗争经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二届四次执委会议随即决定，以公开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作为新的斗争方式，将政治中心从宁冈转移到永新。随后，红五军在攻占遂川、宁冈两县城后，转入湘鄂赣边界，以邓乾元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特委，坚持领导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边武装斗争。
1930年1月，中共赣西特委（1927年10月成立于万安）、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两特委合并为统一领导边界斗争的赣西特委，将赣西、湘赣边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六军。在2月的二七会议上，又决定将赣西、湘赣边、赣南三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赣西南特委在3月正式成立。此后，湘赣边成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中共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永阳分别设立西路行动委员会和西路办事处，负责原湘赣边6县工作的指导（特委下设6个行委负责各地工作）。
这一年，该地区先后发生了在永新错杀袁文才、王佐，九打吉安和富田事变等重大事件。错杀袁、王是地方党的一个重大错误，招致了极坏的后果，袁、王余部带七八十支枪逃到井冈山，与靖卫团结合改挂青天白日旗，“经常出山来烧杀”，致使“宁冈全县组织倒台”，井冈山根据地从此完全丢失。富田事变的发生及其后的失当处理，导致了江西地方党政领导层的重大损失和红二十军的解体。攻打吉安口号的提出及多次行动，则“争取了广大的群众”，造成由最初发动时一两万人参加到“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巨大声势。
1931年夏，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一分为二，即取消赣西南特委，在赣江以东成立赣东、赣南和永吉泰三个特委（后在宁都成立江西省委）；在赣江以西成立中共湘赣省委，湘赣省委管辖河西和湘东南革命根据地，派王首道、甘泗淇、张启龙、林瑞笙等前往组织省委。8月1日，以王首道任书记的湘赣临时省委在永新成立，立即进行了整合赣西、湘东南党政军的工作。10月，在莲花相继召开湘赣省中共和苏维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以王首道为书记的省委，以袁德生为主席和张启龙、彭德怀为副主席的省苏政府，湘东南的红军独立第一师和赣西的独立第三师，成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1932年两师合编为红八军，李天柱代军长，王震代政委；成立了以张启龙任总指挥、甘泗淇任政委的湘赣省军区）。独立的湘赣革命根据地至此正式形成。
“湘赣苏区地跨两省，但主要部分是在江西。与中央苏区是以赣江为界，与湘鄂赣是以袁水和株萍为界。”根据地以永新为中心，东起吉安永阳，西到茶陵，南至永新关背，北达萍乡，纵横约300华里，经常占领的县城为永新、莲花。根据地范围后来还有扩大。
古城会议初步确定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于1927年10月7日进抵茅坪（27日到达茨坪），进一步确定以这里为落脚点，开始了创建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毛泽东等决定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而放弃南下湘南计划，根本原因是这里具备营建根据地的良好条件。井冈山位于坐落在湘赣两省边陲的罗霄山脉中段，这一地区大致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茶陵、酃县等6个县。各县在国民革命时期均曾建立中共组织和农民协会，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有一批学生出身，经受过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锻炼后返乡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年轻干部；有袁文才、王佐等这样难得的、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的农业经济也能够筹集部队的给养；地处湘赣两省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而在政治意义上又能够影响湘赣两省及两省的下游。因此，毛泽东等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比较之下，认定“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从建党、建政和建军三方面着手，开创工农武装割据局面，营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建党方面，针对马日事变后各县党组织多数遭到破坏的情况，相继恢复、整顿和发展了各县党的组织。在建政方面，1927年11月打下茶陵县城，成立了以谭震林为主席的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其后，遂川、宁冈县以及各区、乡工农民主政权相继成立。在军队建设上，注重政治教育和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处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军队内部关系以及争取敌军等问题，确定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为部队的三大任务，并制定出部队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改造和组建了能够有力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地方武装。到1928年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初具规模。
1928年4月24日前后，一件在中国革命史上富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在宁冈砻市发生，这就是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来到宁冈，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部队由两千人增加到1万多人，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王尔琢任参谋长。在此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朱毛红军”成为人民军队的代名词，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
两军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进入全盛时期。毛泽东等致力于在最短的期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先后成立了边界党政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边界党及群众组织皆大大发展，宁冈、永新及莲花之一部皆按人口平均分配了田地，各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各县成立了赤卫队。还根据各地土地革命的实践总结制定了著名的《井冈山土地法》。军队内部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群众及敌兵俘虏初初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以为是一个伙夫头，以至于“伙夫头”成了朱德军长的绰号。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并在反“围剿”作战中形成了对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十六字诀。全盛时期的根据地，拥有宁冈、永新、莲花3个全县和遂川、吉安、安福、酃县各县的一部分，面积7200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
井冈山的斗争经历了多方面的艰难和险阻。其一，国民党军的连续进攻。工农武装割据“促起统治阶级豪绅地主的恐慌，引为心腹大患，不惜竭力和我们为难，于是一次会剿以至二次三次会剿，一幕一幕的演来”。进攻井冈山的军队，既有湘赣两省的正规军，经常的有八九个团，最多时达15团之众，也有各县的保安队和地主武装，人数约有2000左右。其二，物质生活的困苦。陈毅说，9月以后，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丛山积雪不化，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遭遇“空前的艰难”。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和稻草“金丝被”，以及“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的诙谐调侃，成为艰难生活的写照。其三，党内“左”倾错误指导的影响。主要来自湖南省委的两次错误指令，分别导致了井冈山斗争中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由湘南农军为主组建的第二十九团的溃散、优秀指挥员王尔琢的牺牲和敌人进入根据地的残酷报复。面对艰难和残酷，毛泽东、朱德等率领军民团结奋斗，条件困难但“官兵奋斗精神并不低减”，连续取得永新龙源口大捷和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多次粉碎江西敌军和湘赣两省联军的“进剿”，收复边界大部分失地，“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是当时群众赞扬红军的流行语。
井冈山的斗争为毛泽东深入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战略策略提供了实践基础。在基本恢复八月失败中失去的根据地后，毛泽东系统总结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相继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深刻论证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明确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及其发展战略策略，再次有力地回答了部分同志中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些理论概括和井冈山的斗争经验，成为毛泽东创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开端，并被中共中央先后介绍给各地红军和根据地，对推动土地革命的进程和确立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井冈山的斗争和毛泽东的理论总结，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组建的红五军700多人，进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师。“两军的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但这时，因为敌人的长期封锁，井冈山的经济危机更形加剧，国民党当局组织起更大规模的五路进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1929年1月4-7日，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冈柏路村主持召开军队和地方党60余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传达中共六大精神，讨论应对时局的问题。会议经争论后认为，军队和地方的党“都要积极起来，打破犹移不坚决与避免斗争的不正确的观念”，建立积极的而不是消极保守边界政权的应敌政策，决定红四军、五军合编，五军暂编为四军的第三十团，彭德怀任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彭、滕率三十团及王佐为团长的三十二团防守井冈山；红四军大部出击赣南，实行围魏救赵、影响边界以解井冈山之围的计划。会间，毛泽东还曾召集小型会议，针对中共六大决议中有关“杀戮土匪首领”的内容，作出不杀袁文才、王佐的决定。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下山向赣南进发。彭德怀等率部在强敌进攻下坚守井冈山，1月底经激战数日终至寡不敌众，被迫突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以丧失。
二、东固“李文林式”的武装割据
赖经邦、段月泉（起凤）领导东固暴动取得胜利后，1927年11月下旬率暴动队伍从吉安富田返回东固，开始营建东固革命根据地。东固位于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等5县交界处，距各县城均有50余公里，全境崇山峻岭，外有钟鼓山、大乌山、白云山、九寸岭等大山包围，内以养军山为腹地，仅有5条小道通往山外，地势十分险要，山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具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良好条件。
1928年2月，以高克念为书记的中共东龙区委在东固成立；中共赣西特委将东固、永丰、吉水的游击队合编，组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以赖经邦为党代表，吴江为纵队长，东固由此有了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随后，特委将吉安延福的第九纵队调到东固，成立第七、九纵队总指挥部，由江西省委派来的叶天雷任总指挥，詹天龙任党代表，赖经邦任参谋长（七纵队队长段月泉，党代表詹天龙兼；九纵队队长李韶九，党代表金万邦）。七、九纵队不断向外发展，很快打开以东固为轴心的永丰、兴国、于都三县交界处的割据局面。同时，在东固地区先后建立了拥有4000余会员的24个乡村的农民协会，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的赣西南行动委员会也于5月在东固成立，东固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东固革命根据地是完全由当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创建的。因此，朱德等进入东固后，“发现当地共产党领导人中间有个很特别的现象。这些人乃是地主的儿子，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地主，但大部分都年轻，受过教育，在大革命时期担负过重要工作，而且就在那时参加了共产党。有几个还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其中有一个是该校的教官。他们全都参加过南昌起义，起义后便回到东固家乡，开展土地革命”。这一现象，既是东固的重要特点，也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整个赣西南革命地区。
在粉碎以吉安县县长邹松为总指挥的“五县会剿”之后，赣西特委将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红二团在团委书记兼团长李文林、副团长段月泉等率领下，出击峡江、永丰、乐安、兴国等地，策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击湘赣敌军的“会剿”，连续攻占乐安、兴国县城。后又分出一部与赣南红军第十五、十六纵队合编为红四团，段月泉任团长，金万邦任团委书记。红二、四团成为赣西地方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为扩展东固和赣西南的武装割据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地的建设在地方红军的支撑下得到很大发展，先后改建了中共东固区委，建立了各种工厂、东固平民银行、消费合作社、平民小学、列宁小学、红军医院、赤色邮政分局等，发行了江西工农政权的第一张纸币并对国统区的金融产生巨大的冲击。农民协会则发挥着政权的作用。到1929年2月，根据地范围已扩大到东西从永丰沙溪到吉安陂下34公里、南北从兴国崇贤到吉水白水60公里的稳定区域，并开辟有包括周边县区的一大片游击区，“东固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毛泽东对东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比较不少边界割据失败的情形时指出：“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组织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由二十五支枪起手的七九两纵队，现改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差不多抵得上四军的三十一团了，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他们消灭了许多靖卫队团，打败了三十六旅的二十七团。他们经常是一角五分一天士兵伙食，从不发生经济问题。他们与省委特委的关系很密切，交通也方便，敌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因此，毛泽东将东固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而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的根据地相提并论。东固是一个富有许多独特色彩的革命根据地。
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从井冈山下山后转战赣南的红四军进入东固。20日，红四军与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举行会师大会。陈毅写诗描述当时情景：“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东固会师，使疲于奔波的红四军得到休整和大量物资补充，并获得井冈山失守的消息，取得了与中共赣南特委的联系，安置了300余伤病员，从而对紧接着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富有重要意义。随后，红四军留下毛泽覃、谢唯俊、陈东日、李天柱等一批干部，他们对东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后，东固建立区苏维埃政府，按人口“搭匀来”平分了土地。1929年11月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东固成为赣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后被划入中央根据地），独立的东固根据地遂不再存在。
三、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
国民革命失败后，江西党团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返回家乡，搞来10余支枪，动员组织农民，领导举行了弋阳、横峰武装暴动。随后，他们组建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并在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饶漱石、冯任帮助下，建立弋横两县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创建了以磨盘山为中心的弋横根据地。
方志敏在谈到为什么重起炉灶进行土地革命时说，共产党员为国民革命尽力、流血和牺牲，不可谓不多，却遭到血腥的清党、捕杀。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相信中国革命的复兴必然到来并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失败是暂时的，要“重起炉灶，再来干吧！”因此，当他听到中共中央决定秋收暴动、土地革命的策略后，“好不满心欢喜”，遂急速组织暴动，“开始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了”。这是对革命发生原因的一个客观真实的解释。
弋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引来统治当局组织的正规军与7县地主武装在1928年5月的第一次联合进攻。弱小的工农革命军“经不住战斗”，步步退缩到磨盘山，乡村受到摧残，内部人心不稳，形势一时十分危急，“大有塌台现象”。6月25日，方志敏在弋横交界的方胜峰召开干部会议，商讨对策。会议最终否定了少数人埋枪隐蔽或把队伍拖入白区的意见，决定集中力量击敌最弱一路、动员群众和派黄道等开辟贵溪新区。方胜峰会议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是赣东北由弋横小块割据区域的游击斗争，转变到创造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的关键”。会后，革命军一举击破金鸡山一路敌军，组建工农红军第十四团（不久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由巡视员周建屏任团长）。红军乘胜扩大进攻，开辟新区，分配土地，后又连续多次打破敌军“进剿”。有报道说：“赣东共魁方志敏猖獗异常……各县靖卫队因众寡不敌，曾被其包围，损失大半，德兴县城，危在旦夕。”到1929年下半年，新开辟的贵溪、余江、万年等地，与弋阳、横峰、德兴的大部和上饶西北一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连成一片。10月，在弋阳九区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信江苏维埃政府（3月成立了中共信江特委，唐在刚任书记），颁布了包括土地、经济、文化等法令内容的《施政纲领》。原先的小块区域至此扩大成为包括8个县苏维埃政府的信江革命根据地。
1930年爆发的新军阀混战，为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7月上旬，红一团攻占景德镇，队伍扩大到4000余人。中旬，扩编成立红十军，周建屏任军长，吴先民代理政委（后邵式平），胡庭铨为前委书记。中共中央同时决定将闽北划入赣东北，改组成立了领导机构中共赣东北特委，8月1日召开的赣东北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赣东北革命委员会，由信江、闽北组成的赣东北根据地正式形成。这时，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命令红十军进攻九江。红十军远离根据地，游击于都昌、湖口、鄱阳、彭泽和皖南地区，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但闽北和上饶、横峰地区被敌军占领。继粉碎国民党军对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后，1931年2月，赣东北特委等党政军领导机构迁驻葛源。9月，在葛源成立了以万永诚为书记的中共赣东北省委。11月以方志敏为主席的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也在葛源成立。葛源成为赣东北根据地的首府。它是位于横峰县境内的一个大镇，南经铅山以通闽北崇安，西由弋阳以出信河，东接玉山、上饶及浙江，北邻德兴并通婺源、安徽祁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民党《中央周报》第340期载文说，方志敏等在此创建根据地，重要机关均设于此，数年间，“赣东、闽北、浙西、皖南之共党，均以葛源为指挥中心”，因此，“葛源在此三省边界之重要性，犹中共赣粤闽边区之瑞金”。此后，赣东北根据地的发展开始进入兴盛时期。1932年底，赣东北省委、省苏政府和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相继改称为以万永诚为书记的闽浙赣省委、以方志敏为主席的闽浙赣省苏政府和唐在刚任总指挥的闽浙赣省军区，红十军扩编为第十、十一两个军。革命根据地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项建设，富有生气和创造，被毛泽东誉为“模范省”。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富有鲜明的特点，曾被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首先，这一根据地完全是由当地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创建的。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邹琦、邹秀峰、方志纯等一大批根据地的创建者，都是赣东北人，熟悉地方情况，特别是他们或就读于北京师大、北京工业大学、九江南伟烈学校等高、中等学校，或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当时各地创建根据地时较为独特的富有较高知识背景的一群人士，又多是江西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组织的创建者或领导者，很早即富有社会声望。这些条件，成为赣东北革命发生和成功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深刻原因，也为赣东北的土地革命打上了深深的知识烙印。第二，支撑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武装力量，完全是当地农民武装。他们经历了向工农革命军和红军的成长提升，创造了一套适合当地特点的战略战术，逐渐锻炼成为被称为红十军的一支富有战斗力的人民军队，不但为赣东北而且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三，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典型地表现出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特点，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逐次扩大，步步发展，富有创造精神。
四、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在湘鄂赣秋收起义和农民暴动的基础上，1928年1月成立了中共湘鄂赣边特委，领导三省边界12个县的工作。7月，新任书记滕代远到平江恢复遭到破坏的特委工作，与驻军团长、中共党员彭德怀等取得联系，发动平江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其后，彭、滕率红五军的四、五纵队去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黄公略率一、二、三纵队留下开展游击战争，与不久改组成立的以王首道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以赖汝樵为主席的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领导开创湘鄂赣三省边境的武装割据。
三省边境地处山区，会党组织势力较大，萍乡、袁州（今宜春）地区“文化较高，地主收租亦特利[厉]害”，铜鼓、万载、宜丰等地是崇山峻岭，田少山多、盛产纸张等，但工人工资低而工时长，地主“普遍收租利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因之工农生活非常简单，并极贫困”，加上秋收起义以来中共组织的工作，因此“赣北修水、铜鼓、万载、萍乡、袁州、宜丰等县民众要求革命非常迫切”。湘东、鄂南几县情况与此相似。它们构成土地革命的重要基础，也是湘鄂赣割据局面迅速开展的重要原因。
1929年六七月，边区遭到三省国民党军5个团和七县地主武装的严重进攻与烧杀，“敌人对于苏维埃区域是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边境在这种烧杀政策之下的牺牲者达三万以上，房屋被烧五万余栋，流徙逃亡的民众达十数万，赤色割据区房无完舍，十室十空，田园荒芜，人民无衣无食，种种惨状不堪言说”。8月，彭德怀率部从赣南返回万载、平江，运用一套“良好战术”击退国民党军“会剿”，由李灿、何长工率五纵队进军鄂东南，重新打开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局面。10月，以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游击队为基础组编红军独立师，成立“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的政权组织，颁布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土地政纲，并在5县普遍分配土地，开展土地革命。到年底，根据地发展到平、浏、修、铜、万和鄂东南的通城、通山、阳新、大冶等县，武宁、宜丰、宜春、萍乡等地也加入了斗争，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至此初步形成。
根据地在1930年得到较大发展。红五军利用国民党军阀大战的机会，相继攻占宜春、万载、平江、修水、浏阳等县城，支撑了湘鄂赣边特委组织的边界红五月总暴动。6月，部队在大冶扩增第八军，成立以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的红三军团。随后，红三军团未执行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进攻武汉的命令，改向湘东，连续攻占咸宁、通城和岳阳，返抵平江。7月27日，击败湖南来攻之敌，乘势攻占湖南省会长沙，造成震惊中外的巨大影响。8月下旬，在浏阳永和与从江西前来的红一军团会合，共组红一方面军。此后，红三军团随红一方面军行动，离开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以独立师为基础，组建了红十六军，以胡一鸣为军长，黄志竟为政委。该军和不久组建的3个独立师（其中独立第二师由赣西北各县地方武装升编），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因其地理位置受到特别的重视。由于它处于“湘鄂赣三省政治中心的长沙、武昌、汉口、南昌、长武路、南浔路、湘江、赣江包围之中，因此他在政治上、军事上、交通上均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既是三省的枢纽，也是勾通赣西南、鄂豫皖、湘鄂西三大革命根据地的锁链，对将“三省革命根据地打成一片”具有特殊意义，因此中共中央曾有将赣西南与湘鄂赣两革命根据地联合建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后来虽因两地联系未能打通而未果，湘鄂赣仍为一块单独的革命根据地，但在中共中央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设想中，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仍被寄予很高的期望。
围困和“进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经常在40个团左右。经过1930年冬到1931年秋连续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得到扩大和巩固，先后建立了三省边境20余县苏维埃政权（江西部分有修水、铜鼓、万载、宜（春）萍（乡）、宜丰、瑞昌、武宁等县，还发展到高安、奉新等地乡村）。1931年7月，在浏阳成立了以李宗白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赣省委；9月召开全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赖汝樵为主席的省苏政府，驻平江长寿街。省委和省苏政府的成立，也标志着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正式成立。
中共苏区中央局认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在这几年中，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分配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尤其是在几次革命战争中，根据地红军和群众以英勇斗争“牵制了很大数量的白军，这对中央区的胜利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侧翼。1932年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实施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战略，期望湘赣、湘鄂赣根据地与中央根据地打成一片，形成更为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因此要求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将其中心区域由平浏转移到铜鼓、万载地区，万载仙源其后成为湘鄂赣省委、省苏政府和省军区（1932年春成立，孔荷宠任司令员，新任省委书记林瑞笙兼政委）所在地。
五、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实际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程。
红四军与紧蹑其后的5团追兵多次接触，经大余、信丰、安远、寻乌且战且退，陷于“最困苦”和“疲败”的状态。2月11日在瑞金大柏地打败追兵刘士毅部2个团，进入东固根据地，与江西红军二、四团会合并得到休整。在得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经失守后，决定抛弃在固定区域公开割据的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离开东固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瑞金进入闽西汀州（长汀），击溃闽西军阀郭凤鸣部2个团。3月14日，毛泽东主持在长汀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蒋桂军阀战争的时局和赣南闽西的情况，讨论红四军、五军和江西红二、四团的行动方针，决定“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前委要求中共中央“决须确立”这一在赣南闽西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的计划，以便建立“前进的基础”。这次会议首次确定了在赣南闽西开创大片革命根据地的正确决策，对其后形成大的局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红四军随即回师赣南。4月1日，在瑞金与从井冈山突围而来的彭德怀红五军会合。5日，毛泽东在瑞金回复中共中央的2月来信，不同意把部队分得很小、散到农村和朱、毛离开队伍速去中央工作的指示，进一步阐述了“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毛泽东分析南方数省的形势，认为粤湘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湘省更因党的盲动主义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而赣浙闽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敌军力量最弱，浙江只有少数省防军，福建敌军不统一、战力不大，“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则差得多（和我们作战过，除李文彬一旅外，其余都是被我们打败过的）”。第二，三省党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江西福建两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团、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据此，红四军前委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这封信对三省特别是江西的主客观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不但总结了井冈山斗争以来的经验，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发展革命的方针。连同此前的有关著述，毛泽东基本完成了在江西营建土地革命中心的理论准备。
毛泽东等立即将争取江西的方针付诸实施。8日，红军攻占于都县城，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分兵两路：彭、滕率红五军返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朱、毛率红四军和江西红军，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其后，红五军回师湘赣边，红四军游击于都、兴国、宁都，建立三县革命委员会，制定《兴国土地法》，有力地推动和扩大了赣南的土地革命斗争。其后，四军再次进入闽西，开创武装割据局面，建立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红四军入闽后，赣西南斗争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继续发展。在赣南，1929年5月成立了以萧韶为书记的第二届中共赣南特委，特委领导了扩大地方武装和抗击敌军“会剿”的斗争，相继成立了以陈奇涵为书记的兴（国）宁（都）行动委员会，古柏任主席和政委的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及红二十一纵队，郭一清、蓝广孚领导的安远红十九、二十三纵队，赣县红二十八纵队，开辟了兴万赣游击割据区。在赣西，相继组建了以罗炳辉为团长的红五团等4个团的地方红军，割据范围由东固、延福等小块区域扩大到吉安、莲花等10县地区，并于1929年11月，召开10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赣西苏维埃政府。次年1月，赣西特委（1927年10月成立于万安）、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两特委合并为统一领导边界斗争的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将赣西、湘赣边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六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兼军委书记（后陈毅），毛泽覃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其后成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一支主力红军。这次联席会议，将赣西联结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力量的红色区域。会后，红五军进军宜春，与红六军形成包围吉安之势，准备夺取吉安。
但是，赣西党内这时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政权建设、土地分配和攻打吉安等方面处于“党内政治纷争不能解决的严重关头中”。在主持召开著名的古田会议和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给林彪的信）后，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于1930年1月由闽西返回，在赣南分兵展开工作。2月6日到9日，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赣南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50多人参加，史称“二七会议”），解决赣西党内存在的严重分歧，决定赣西南斗争的任务和政策。会议分析了全国和江西形势，再次肯定“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形势，也是扩大土地革命影响于全国各地的鲜明旗帜”，认为“中国苏维埃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而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因为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都比各省要成熟”，据此决定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口号，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为赣西南党与红军的三个主要任务。会议批评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张怀万）等人的错误，肯定赣西特委攻打吉安、合并特委、平分土地等做法，作出攻打吉安和在割据区域迅速成立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的行动部署，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实行“一要分，二要快”、按男女老幼平分的土地分配政策。为形成统一的领导，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统一领导红四、五、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东江中共组织的大前委，前委由各军各地17名成员组成，毛泽东任书记；合并赣西、赣南和湘赣边三特委为赣西南特委。二七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斗争方向、主要任务和政策策略，建立了有利于开创大局面的领导机构，是江西土地革命发展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也有失误之处，这就是夸大赣西南地方党内的危机（不正确地认为地主富农充塞各级指导机关并决定将其彻底清除），对党内持不同意见和犯错误者实行了从开除党籍到枪毙的严厉处置，从而造成了革命力量的损失。
3月，在吉安富田召开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时，赣南有中共党员7000余人，赣西则有2万余人。大会贯彻二七会议的精神，对行动目标、分田、扩大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党与政权建设、经济和城市政策等作出相应决定，选举产生了以刘士奇为书记的中共赣西南特委。会议期间，原赣西苏维埃政府相应扩大改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驻吉安陂头，主席曾山。赣西南特委和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赣西南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随即进入高潮，经过从抽多补少到抽肥补瘦的政策调整，农村出现“分田分地真忙”的热闹景象。主力红军按照前委提出的同时扩大同时深入“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再次实行分兵，红四军游击于赣南和闽西、东江，红五军返回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六军游击赣西和赣南的北部，扩大革命根据地，曾先后发起八次攻打吉安、五次攻打赣州，赣西南地方武装被扩编为红二十军、二十三军和三十五军。动员起来的农民达到400万，一份当时的报告记载说：“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入群众，无论穷乡僻壤，都普及了党的政治主张的标语，群众到处找共产党”，“到处举行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地主阶级的政权打得落花流水，政权、土地、武装三者同时并进，即分田、办苏维埃、建立自己的武装”，群众组织严密，行动勇敢，阶级观念强，对中共信仰非常好，而“对党信仰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在斗争中得到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政治上得着解放”。这种情况在其他各革命根据地也大体相同。
毛泽东在江西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调查农村农民，继续进行理论著述，创建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以年初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为标志，在1930年上半年形成了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并在次年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形成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即人民战争的理论。
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红四军1930年6月在长汀组编为红一军团，北上江西，进军南昌。毛泽东、朱德根据自己对革命的认识指挥部队行动，先后攻占吉水、樟树、高安，举行昌北牛行示威，于8月经奉新、万载等地进入浏阳，与攻占长沙后退出的彭德怀红三军团会合，合组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朱云卿为参谋长，下辖一、三两军团的8个军，3万多人。在二打长沙受挫后，红一方面军于9月退返赣西。经过株洲、袁州等一系列会议的争论和说服后，部队于10月4日攻占吉安城。7日，在吉安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颁布13条政纲。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由此完全连成一片，拥有30余县地域，“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横断江西半壁；由赣州到吉、峡，围绕赣江流域纵横数千里，联系到闽西，东江，湘东，鄂南等几大块赤色政权，如综合赣东北（只隔着临川、金溪）、赣西北之修武铜（可以联系），以面积计算，实占江西全省百分之八十左右”。可以说，毛泽东等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至此大体得到实现。
占领吉安前后，在进军方向和行动部署上，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与以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为领导的江西地方党组织发生严重分歧。江西地方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没有及时觉察敌我形势的变化和毛泽东的正确思考，错误地坚守进攻南昌、九江的指令，指责总前委不打南昌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与总前委形成尖锐的对立。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与李文林在上海出席了中共中央的有关会议，会后在赣西南坚决贯彻立三路线有关，也有江西地方党有意无意地维护地方利益、害怕根据地遭受损失的因素。遗憾的是，这种内部矛盾最终未能得到妥善处理，反而在敌人大军进逼的急迫形势下，被扩大误认为敌我矛盾，致使总前委产生对赣西南党政机关进行“一番根本改造”的认识，李文林等一批江西地方党领导人被错误地认定为AB团分子，整个赣西南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遭到全面整肃，造成了各级干部的重大损失。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总结的沉痛教训。
10月底，毛泽东在新余罗坊主持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会议成功地克服了冒险主义的影响，决定准备反击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将国民党军诱入根据地予以歼灭。其后，红一方面军转入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在此前后，作为土地革命重中之重的平分土地，经历反复摸索而找到了适当的办法：赣西南的分田虽然反复多次，有的地方“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但到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使用权变动不定对农民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明确提出“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问题，确定要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的所有权，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宣布土地分定后即“土地使用权、所有权通通归农民”，在土地制度的变革上终于找到了符合实际的好办法。婚姻制度与家庭关系方面的变革也是这样。类似土地制度、婚姻制度这样反复多次而逐渐完善的情况，也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
毛泽东等领导的井冈山和赣西南、闽西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条件和现状，这时已经确定将赣西南（联接湘鄂赣）建设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尚未到达，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受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负责“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2月，又在小布成立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4月由毛泽东任主席）。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在赣南的成立，是赣南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后，毛泽东等领导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群众，在赣南和闽西的广大地域内，连续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与闽西（闽粤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六、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前身为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失守后，何长工、王佐、李灿等率留守部队转入深山坚持，并于1929年3月收复了五井和宁冈。5月红五军由赣南返回井冈山地区，基本恢复了湘赣边界的红色政权。根据红四军前委指示和东固斗争经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二届四次执委会议随即决定，以公开斗争和秘密割据相结合作为新的斗争方式，将政治中心从宁冈转移到永新。随后，红五军在攻占遂川、宁冈两县城后，转入湘鄂赣边界，以邓乾元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特委，坚持领导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边武装斗争。
1930年1月，中共赣西特委（1927年10月成立于万安）、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两特委合并为统一领导边界斗争的赣西特委，将赣西、湘赣边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六军。在2月的二七会议上，又决定将赣西、湘赣边、赣南三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赣西南特委在3月正式成立。此后，湘赣边成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中共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永阳分别设立西路行动委员会和西路办事处，负责原湘赣边6县工作的指导（特委下设6个行委负责各地工作）。
这一年，该地区先后发生了在永新错杀袁文才、王佐，九打吉安和富田事变等重大事件。错杀袁、王是地方党的一个重大错误，招致了极坏的后果，袁、王余部带七八十支枪逃到井冈山，与靖卫团结合改挂青天白日旗，“经常出山来烧杀”，致使“宁冈全县组织倒台”，井冈山根据地从此完全丢失。富田事变的发生及其后的失当处理，导致了江西地方党政领导层的重大损失和红二十军的解体。攻打吉安口号的提出及多次行动，则“争取了广大的群众”，造成由最初发动时一两万人参加到“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巨大声势。
1931年夏，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一分为二，即取消赣西南特委，在赣江以东成立赣东、赣南和永吉泰三个特委（后在宁都成立江西省委）；在赣江以西成立中共湘赣省委，湘赣省委管辖河西和湘东南革命根据地，派王首道、甘泗淇、张启龙、林瑞笙等前往组织省委。8月1日，以王首道任书记的湘赣临时省委在永新成立，立即进行了整合赣西、湘东南党政军的工作。10月，在莲花相继召开湘赣省中共和苏维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以王首道为书记的省委，以袁德生为主席和张启龙、彭德怀为副主席的省苏政府，湘东南的红军独立第一师和赣西的独立第三师，成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1932年两师合编为红八军，李天柱代军长，王震代政委；成立了以张启龙任总指挥、甘泗淇任政委的湘赣省军区）。独立的湘赣革命根据地至此正式形成。
“湘赣苏区地跨两省，但主要部分是在江西。与中央苏区是以赣江为界，与湘鄂赣是以袁水和株萍为界。”根据地以永新为中心，东起吉安永阳，西到茶陵，南至永新关背，北达萍乡，纵横约300华里，经常占领的县城为永新、莲花。根据地范围后来还有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