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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宁汉对立下的江西政局
一、迁都之争、赣州惨案与捣毁昌浔市党部事件
1927年元旦刚过，据有江西的蒋介石，在南昌引发了震惊一时的“迁都之争”。
从广东迁都武汉的主张原本出自蒋介石，经多方考虑被广东国民政府所接受。1926年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陈友仁、宋庆龄等受命北上筹备迁都，自广州经江西赴武汉。12月2日，鲍罗廷一行由赣江抵达南昌，6-7日与蒋介石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均认革命势力之集中及迁鄂为必要”。鲍等10日到达武昌。13日，成立由在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的临时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成员主要为国民党左派，在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已于12月5日宣布停止办公的情况下，执行中央最高职权。
但蒋介石很快便改变了迁都武汉及对武汉联席会议的态度。12月31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武汉的人员张静江、谭延恺、何香凝、顾孟余、丁惟汾等到达南昌。蒋介石将他们留下，并于1927年1月3日召集他们及邓演达、宋子文、林伯渠、朱培德、陈公博等人，在南昌举行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改变原定迁都武汉的决定，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1月7日，又举行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除维持3日决议外，决定派徐谦等13人组成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从而在实际上相继否决了迁都武汉以及武汉联席会议的最高政治地位。
武汉方面在力图维持与蒋介石关系的同时，明确反对蒋介石等“暂都南昌”的意见。双方形成争执和对立，文电、人员往来不断。1月12-18日，蒋介石到武汉出席会议，要求武汉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赣，但同时也受到鲍罗廷、国民党左派及社会各界呼吁迁都武汉的强大压力。在各方压力、军费告急及宋子文、“邓演达、陈铭枢等至南昌积极活动”等多重因素下，2月8日，蒋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虽然会后并未立即行动，南昌各界于20日召开欢送党部、政府迁鄂大会后，也迟迟无人启程，但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
迁都之争是蒋介石在北伐新占赣闽和指向浙沪的新形势下，企求以其所在的南昌为中心，控制国民党中央权力和压制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的重大行动，也是其不满国民党左派尤其是反共态度的又一次爆发。因此，迁都问题虽告解决，但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斗争却进一步尖锐化。2月底3月初，他便在南昌公开其反共态度，声言“要制裁左派”，“制裁共产党”。江西省党部、省政府等则“密切配合”，于是迅速在江西制造一系列流血惨案和反共事件。这一系列事件，成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前奏。
1？郾赣州惨案
赣州是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极有声势的一个地区。赣州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是1926年八九月间回到赣州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陈赞贤和随军北伐留置赣州工作的总政治部宣传员肖韶、钟友千。在他们组织下，“各业工人，都纷纷组织工会，前后成立的有二十九个工会……全体人数在一万左右”。11月，召开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赣州总工会，陈赞贤当选为委员长，肖、钟为副委员长。此后，赣州工人运动的组织程度更高，要求保障职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也更为高涨（其中亦有过激的行为），还成立了200多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皆穿军衣，持长矛……整齐严肃，令人望而起敬”。赣州工人运动的形势，给路过这里的共产国际官员很大的感染，认为这里“是另一个真正革命的中国”。
工人运动的高涨和罢工斗争的频频发生，也引起掌握赣州党、政权力的国民党右派的不满。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成为他们借机发作的导火线。12月30日，几个洋货布业店员欲入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看演新戏，遭到拒绝，其中“一二无识工友”遂愤而在墙上涂写“男女不平等便是反革命”及男在上、女在下等污辱妇女的字画。二女师校长、国家主义派分子欧阳魁等即请县党部召集各级党部和各公团紧急会议，决议解散工会、工人不得加入国民党及开除涂写字画的工人。次日再开会议，讨论解散工会之事，还扣留了总工会出席人肖韶、钟友千。这些做法激起工人愤怒，一千多工人于是包围县署，有人还殴打了县党部筹备会主席兼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陈铁和欧阳魁，随即在军队弹压下平息。其后，工会方面将一个涂写字画的店员关禁（被关了一个多月），但得不到谅解，右派们以临时政务会、县党部筹备处及一些团体名义，相继致电蒋介石，指责工人罢工捣乱，扰乱秩序，破坏党务，殴辱党员，摧残女界，要求“严惩”陈赞贤等工会领导人。一个原本很小的事情，被国民党右派逐步扩大升级为政治事件。
以驻赣州的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原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倪弼为核心的国民党右派，决意以武力镇压工人运动。1927年1月26日，由临时政务会出面召集各团体负责人会议，倪弼计划在会议召开时捆押陈赞贤，陈侦悉其意即化装成伙夫于27日晨潜往南昌。倪等随即一面呈文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拿办”陈赞贤，组织审判委员会“讯明议处”；一面派兵搜查总工会，通缉陈赞贤、肖韶、钟友千，并截查总工会往来文电。但倪的行为也遭到了新编第一师中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反对，有230人联名致电总司令部，要求将倪撤差严办。29日晚，倪与师长张与仁召开军官会议解释，结果两人在会上均被打了，倪即逃往南昌向蒋介石求援。
在南昌，倪弼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而陈赞贤的求见则被蒋拒绝。随后，倪弼回到赣州，右派把持的省党部也派特派员贺其申到赣州。贺一到赣州，即命令陈赞贤停职，并要求“新编第一师部及赣县县长，拘陈到案”。这时，陈赞贤也不顾个人安危，在全省工会一大尚未结束时，回到赣州。在3月1日总工会召开的欢迎大会上，陈赞贤慷慨陈词，表示要坚决与反动派作斗争，为工人阶级谋利益。6日，陈赞贤被以开会为名骗到县署，倪弼、贺其申、郭巩等限令其立即解散总工会，被他严词拒绝。倪说：“蒋总司令有令在此，今晚要枪毙你！”话音刚落，倪之左右胡启儒等人当即向他乱枪射击。陈身中18枪，当场牺牲。史称“赣州惨案”。
赣州惨案惊骇一时，引起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地民众的强烈反应。各地强烈抗议、惩办凶手的通电纷见报端，国民党中执委全体会议15日也作出决议，要求蒋介石速将倪弼解送中央讯办。北伐军总政治部下令撤销倪弼新一师党代表职务，师政治部停止活动。由于杀陈原本出于蒋之怂恿，倪弼等各凶手则得到他的保护而安然无恙。不仅如此，他接下来又指使制造了南昌、九江事件。赣州惨案是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夕在江西开的第一刀，它使国共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并公开暴露出来。
2？郾捣毁南昌、九江市党部事件
3月6日，江西省主席李烈钧偕谭延恺、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陈公博等离开南昌，到武汉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张静江留昌未去）。7日预备会间，李烈钧得知会议对蒋不利（这次会议决定免除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撤销张静江代理中执委常委会主席职务），遂不等正式会议开始，即于次日返回南昌，劝蒋介石“速作移节之计”，东下南京。蒋“然之”，并让段锡朋等继续“制裁”江西国民党左派。南昌、九江市党部于是首当其冲。
与省党部由右派把持不同，南昌、九江市党部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两市党部在政策、行为上都与省党部不同，不但反对以段锡朋为首的省党部反共和压制民众运动，而且拥护武汉国民党左派恢复党权、限制蒋介石权力的运动。3月11日，南昌市党部派执行委员李松风等去武汉，要求中央改组省党部并惩办段锡朋。同一天，九江市党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也作出了呈请中央惩段的决议。因此，南昌、九江市党部为蒋介石和省党部所不容。
14日，省党部下令解散南昌市党部，通缉市执、监委员。南昌市党部对此未予理会。段锡朋当即呈准蒋介石，决于15日晚封闭市党部机关报《贯彻日报》，次日强制接收市党部。15日，南昌市党部召开2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大会提出了“提高党权”等口号，让到场的蒋介石大为不满，责问口号是谁提出的？人们回复这是“民众意思”，蒋说：“我有我的口号，就是拥护江西省党部，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即应打倒。”当晚，蒋介石离开南昌去九江。临行前，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听说省党部有解决市党部的消息，特向蒋介石反映，蒋当面便写一信给段锡朋，说江西党务以后事事须与总政治部接洽，对于市党部事宜缓和为是，使郭非常的满意。
但是，事情完全出乎郭沫若的意料。16日，省党部召集500多人，在尹敬让等带领下，沿途呼喊“打倒左派”、“拥护蒋总司令”等口号，蜂拥冲入南昌市党部，逢人便打，遇物即毁。强行宣布解散市党部、农协和工会，封闭《贯彻日报》，捕去新闻记者和会计，并通缉市党部委员。南昌市党部遂遭捣毁。
紧接南昌之后，九江市党部也在次日被捣毁。蒋介石15日离开南昌后，16日抵达九江。在蒋怂恿下，17日，几百个地主、豪绅和地痞流氓在王若渊等带领下，持刀剑、棍棒包围并捣毁九江市党部、农协、总工会和国民新闻社，党部门窗、板壁被捣得稀烂，文件书籍悉被烧毁，孙中山像亦被撕成碎片，当场杀害市党部人员3人、农协和总工会职员各1人，捕捉职员六七十人并解送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蒋介石阳为答应郭沫若和工人纠察队派兵弹压暴徒的要求，却让其卫队掩护暴徒们安全溜出九江市，当晚又任命唐蟒为戒严司令，让其禁止工人罢工，一有工人罢工，便立行拘捕。其后，蒋介石一路转往安庆、上海，并相继制造了安庆惨案、上海四一二政变。
3？郾圈定县党部成员和摧残工农运动
省党部成立后，立即按照“党权不要插在共产党手里”的原则和圈定省党部委员的办法，对县党部进行改组、圈定，“指定土豪劣绅，或贪官污吏、老朽分子为执行委员”，而原先在秘密时期努力工作的革命青年，反被排斥而无处安身。同时，由省党部训令所有民众团体，必须到党部注册方可活动，农民协会的一切款项和公文均须由省党部转发；省政府通令各地“一律取消”农民自卫军。尤其是，赣州惨案后，省党部派往各地的特派员相继跟进，纠集人员在抚州、丰城、永丰、于都、鄱阳等地，“无恶不作，杀害工友，捣毁工会，破坏农民运动，屠杀农民”。时人指出，江西在北伐胜利不久，便进入了“受着反动派摧残杀戮的时期”。另一方面，省党部也将矛头直指武汉中央，从3月中旬起，冒用各民众团体名义，在南昌举行所谓“江西各界拥护国民党示威运动”，散发“打倒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护江西省党部”等言论，“作驱逐鲍罗庭，拥护蒋总司令之运动”，影响视听，并对左派和共产党人进行反击。
二、南昌四二暴动与省党政权力的重组
连续发生的惨案、事件，引起江西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和广大民众的愤怒。3月17日，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均派代表去武汉向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申控，要求中央“早日解决”江西问题，改选省党部和省政府，以免演成更大流血事件。与此同时，武汉中央所收“江西各级党部及各人民团体，呈请中央改组省政府之电文，盈寸满尺”，也形成了民众的强烈诉求。
其实，早在3月14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即已认定圈选产生的江西等省党部“违法”，决议进行改选。23日，武汉中央认为江西“迭次发生重大案件，可见反革命空气，已弥漫全赣”，非严行根究不足以肃党纪而遏乱萌，乃电令江西省党部“着即停止职权，听候查办”。26日，武汉中常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派刘一峰、李松风、邓鹤鸣、黄实、傅惠忠、方志敏、王枕心、李尚庸等8人为改组委员，负责改组江西省党部，筹设正式省党部。在正式省党部成立前，改组委员会“代替省党部职权，并查办以前反动派捣乱经过，呈中央核办”。可见，武汉中央赋予了改组委员会接管和主持江西党务的全权。8位委员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各占一半。紧接着，吴玉章在3月28日的武汉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出李烈钧“行动不好”，建议对江西省政府早定办法。次日，林伯渠在九江根据与朱培德交谈了解的情况，也致电武汉中央建议改组江西省政府。3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会议作出决定，改组江西省政府，免去李烈钧等人的职务，任命朱培德为省主席。
武汉中央的决定，在十分困难的时刻支持了江西的革命力量。南昌市的反右气氛，于是日形浓烈。据袁玉冰记载，3月底的几天，南昌“街头巷角之间，空场之中，到处都发现一群一群的人民，或围听演讲队的演讲，或站看墙壁上的标语，也有指手划脚在互相谈话的，空气中充满着不宁的情感”，“满地都遍洒了对于省党部反抗的心泉”，也有在百花洲省党部门前叫一两声“打倒省党部”，而省党部的人也不敢神气了，上街甚至不敢戴嘉禾胸章了。4月1日，改组省政府的消息传到南昌，“真和一颗炸弹一般。革命的民众与反革命的右派决死的斗争，不是一天一天的而是一秒一秒的近了”。2日下午，在袁玉冰等带领下，南昌民众群集百花洲一带，高喊“捉拿反革命”等口号，一举占领了右派把持的省党部、省政府和教育厅，解除了省党部纠察队的武装，捕获AB团首要程天放、罗时实、曾华英、巫启圣、王冠英等人，段锡朋、周利生等逃脱，原省主席李烈钧在向各报馆发出《江西省党部被共产党徒捣毁电》后，率部分人员避往上饶。这就是当时影响很大的南昌四二暴动。3日，由江西全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学生总会和南昌市党部等九团体组织南昌民众3万多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欢迎朱主席改组省政府暨中央特派员改组省党部大会”，程天放等人被押至会场示众。四二暴动是江西有组织的民众在武汉中央支持下反抗国民党右派的一次重大行动，此举基本摧毁了蒋介石在江西精心营建的右派势力，将江西的国民革命运动推至高潮。
4月5日，刘一峰等中央特派员到达南昌。5月20-29日，在南昌重新举行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重申并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选举产生了新的省执、监委员。刘一峰、李松风、王枕心、罗石冰、邓鹤鸣、方志敏、姜济寰、王均、黄实、朱克靖、李桂生、黄道、李小青等13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傅惠忠、朱由铿、饶思诚、张汉杰、严延生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萧炳章、涂振农、蒋睦修、李尚庸、邵式平为监察委员，俞谟、曾振五、周继晖为候补监察委员。在次日举行的执、监委第一次常会上，推定王枕心、李松风、罗石冰为执委会常务委员，刘一峰、黄道、方志敏、李小青、邓鹤鸣、李松风、李桂生分任组织、宣传、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各部部长；萧炳章为监委会常务委员。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领导机构至是重新组成，其成员基本上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
也是在4月5日，朱培德从九江进入南昌就任省主席，组建新的省政府。朱培德、杨赓笙、姜济寰、萧炳章、黄实、刘芬、张国焘、刘一峰、李尚庸、李松风、王均等11人任省政府委员，杨赓笙、姜济寰、萧炳章、黄实、刘芬分长民政、建设、教育、财政、司法各厅。同时，委任朱德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兼任公安局长，对其后八一南昌起义的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江西反右派运动的胜利和省党政权力的转换，主要原因是：第一，得力于国共合作的武汉中央的支持。武汉中央支持江西的革命力量，一方面出于不满右派把持的江西省党部、省政府的作为。大体上从迁都之争起，武汉方面对江西省党部、政府的完全听命于蒋介石，反对国民党左派、压制工农运动，就十分不满，乃至一直不承认省党部的资格，邓演达更直称江西省政府为“伪省政府”。因此，变换省党政机构，乃武汉方面坚持其革命原则和立场的必然行动。另一方面，也不愿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失去江西。这个时候，武汉中央与蒋介石之间，已处于斗争的白热化阶段。因此，当右派摧残革命力量时，江西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人大多在武汉受到了保护，而当蒋介石离赣、具备了解决江西问题的条件时，武汉中央迅速决定改组由蒋介石一手扶持的江西省党部和政府，使得江西的反右派斗争具有了合法性，并且直接成为这场斗争的导火线。显然，支持江西，也是武汉方面与蒋介石斗争并保有江西的必然行动。第二，是江西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广大民众团结合作、坚持斗争的结果。第三，也与当时掌握江西军权的朱培德有很大关系。朱培德具有很大的摇摆性，但当时却因蒋介石在占领江西后安排李烈钧而不是他任省主席心有不满，故早在2月11日，人们即已料定“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肯定会反对蒋介石”。所以，武汉改任他为省主席时，他的态度如李宗仁所说是“激烈反蒋”的。因此，有的研究者认为，南昌发生四二暴动，朱培德“难脱包庇纵容之嫌”。
三、朱培德的分共与统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实行“清党”反共政策，形成与尚称革命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峙的局面，史称“宁汉对立”。江西此时属于武汉阵营，朱培德主政后，遂立即面临着宁汉对立的尖锐矛盾，因而无心致力于政事：领有两湖和江西的武汉阵营力量较弱，且内部危机日益严重。4月25日起，宁汉双方军队在安庆、湖口形成对峙，军事形势紧张，江西在地理上处于宁汉对立的前沿，影响更大。江西境内，也危机深伏。南京阵营的李烈钧在上饶、钱大钧入赣州，从东南两面形成对朱培德的威胁；而蒋介石同时既加强对朱培德的工作，派人驻昌维持联络，又加紧拉拢其部下军官，对朱形成直接胁迫。在此背景下，朱培德最终采取“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分共办法，来化解困境。
朱培德首先突然遣送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5月29日，朱召集所辖第五方面军政治工作会议，自己不出席，而让人传话说，军队中的武装人员和几位政工人员发生了一点意见，为免引出不好的结果，他要求那几位政工人员离开江西。此举遭到部分与会政工人员的反对，他们表示，要走大家走，要留大家留。朱培德于是决定将全军政工人员尽行遣送。当天，第三军属下的师党部、警卫团、宪兵营等，相率在南昌张贴标语，“欢送共产党离赣”。30日，以第五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江西省政府秘书长朱克靖为首的全军政工人员142人，被遣送出江西去武汉。军队政工人员一般都是共产党员。
6月5日，朱培德继续“礼送”“共产及左倾分子离境”。先一日，朱开出一个在南昌的共产党负责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22人名单，让人通知他们离赣。经陈其瑗等要求，留下2位女共产党员。5日，刘一峰、方志敏、朱德、李松风、傅惠忠、王枕心等20人，在两名军官监送下离开江西去武汉（个别人如方志敏潜留江西）。朱培德出资3万元作为“礼送”费（其中一半为路费，一半为家属安置费）。同日，朱派兵查封江西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学生会和《贯彻日报》，收缴工农武装（仅农民自卫军枪械即有800余支）。同时，将南昌四二暴动时被拘押的程天放等人从“看守所释出”。
除“礼送”少数负责人之外，朱还以布告形式进行分共。6日，朱发出通告，宣布三事：凡共产党员应完全退出；省内农工运动听候中央指导；对农工运动之人不得寻仇报复、胁迫诬陷。11日，朱继续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布告，“以最后之言，忠告江西共产党党员克日离赣”，“省内一切农工运动，暂时自行停止，听候中央指导”。至此，朱培德将分共范围从南昌扩大到全省。
朱培德自述其分共的原因，是共产分子未遵照国民党党纲和国民政府决议案行事，认为造成“民众不安、社会骚动之原因，共产党实难辞咎”，因此他要对共产党“极力镇摄”，“劝其远行”。实际上，朱培德是要以和平分共作为突破口，在宁汉对立的大势中，表明其中立的立场，既取谅于南京的蒋介石集团，又见容于日益不满共产党的武汉汪精卫集团，从而寻求主动，保障其拥有的地盘、权力等既得利益。
朱培德在江西的分共，继蒋介石和武汉阵营夏斗寅、许克祥的清党反共之后发生，震动一时，引起各方不同的反应，也基本上达到了朱培德所要追求的目标。南京阵营以“朱培德肃清共产党”、“赣垣共产党现已告肃清”之类语言，欢迎朱的分共，双方联络此后更为频繁、紧密，进入江西的蒋系军队也停止了对朱的军事行动。武汉当局认为朱是在苦心孤诣为大局着想，认为如果中央不能体谅他，江西的局面马上就会起变化，因此派陈公博为中央特派员赴赣抚慰，并阻止武汉各界民众团体对朱的抗议活动，汪精卫其后还当面夸奖朱苦心维持江西，“一切处置，极为适当”。中共方面原拟立即进行反击，但受阻于苏联顾问鲍罗廷。继而，朱培德对中共的态度也出现新的变化：从6月中下旬到7月，朱培德很快恢复了省农民协会、总工会及全省工农运动，接收了在武汉农讲所毕业的150名江西籍学生并分派他们到28个县工作；派人到武汉向被遣送政工人员“解释误会，并希望仍返赣工作”；还压制了“江西清党运动委员会”等反共组织及活动，等等。因此，江西的革命力量再次兴起，不少被遣送的共产党人如朱德又回到江西，这又成为七一五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注重江西和八一南昌起义成功举行的重要条件。
朱培德在费力处理与中共关系的同时，也着力进行了统一全省政令的活动。当时，上饶有4月初李烈钧迁驻的被武汉国民政府免职的省政府，也称赣东或上饶省政府。这个政府隶属于南京，5月中旬李烈钧赴南京军事委员会主事后，“先后由姜伯彰、巫启圣、王镇寰、刘伯伦、蒋笈、徐惠如、许鸿等分负党政责任”。他们占据赣东各县，得到“蒋介石在南京不断增援”。在赣南，属南京阵营的广东当局为牵制武汉和阻止张发奎部回粤，派广东警备司令钱大钧进兵赣州，5月18日夜在赣州发动清党行动，逮捕中共党员。随即由广州政治分会委派蔡申熙、倪弼等11人组织赣南特别委员会，作为赣南最高党务机关，代行省党部职权；成立以倪弼为首的赣南行政委员会，作为赣南最高行政机关，代行省政府职权，管辖赣南各县。赣东、赣南两处各自“委任官吏，征收税款，又复各自组党”，使江西一省“割裂为三，以致党无统系可言，政更纷歧日甚”，从东面和南面构成对朱培德统治的威胁，割裂了朱培德对全省的治权。
朱培德不能忍受这种局面。最初，他打算以武力统一全省政令。于是，一面派兵进剿赣东，与赣东省政府发生武装冲突；一面策划对赣南用兵。首先，他用武力解决了蒋介石留在江西的第十四军余部，然后，他宣称钱大钧部为“反动势力”，调动驻九江等地的部队第三军第八、九两师及第七师大部到吉安地区，与钱部相对峙。此时宁汉已趋向合流，广东当局自然不愿引发战争。8月15日，广东李济深致电朱培德，表示粤军将尽快退出赣南，“一俟赶办就绪，当即通电贵部前来驻防”，请朱“勿派兵前来，以免发生误会”。不久，宁汉合流，朱培德作为武汉方面的代表加入南京特别委员会。9月17日，他率省政府各委员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要求改变江西政治分裂的现状，明令克日撤销上饶所设省政府及赣县所设行政委员会，以便党务归属于省党部、政务则归于省政府。10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第14号指令，饬撤销上饶省政府和赣南行政委员会，以使江西政治归于统一。10月9日，该两处机构奉令撤销，两处军队分别撤走，请朱培德派人和平接收，江西政令至是统一。11月，体现宁汉合流精神和全省政令统一成果的江西省政府，由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产生。省政府以朱培德、熊式辉、杨赓笙、胡曜、陈礼江、熊育钖、李尚庸、黄实、王均、彭程万、伍毓瑞等11人为委员，仍由朱培德任主席。经过一系列的反复、周折，江西最终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一个基本省区。
1927年元旦刚过，据有江西的蒋介石，在南昌引发了震惊一时的“迁都之争”。
从广东迁都武汉的主张原本出自蒋介石，经多方考虑被广东国民政府所接受。1926年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陈友仁、宋庆龄等受命北上筹备迁都，自广州经江西赴武汉。12月2日，鲍罗廷一行由赣江抵达南昌，6-7日与蒋介石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均认革命势力之集中及迁鄂为必要”。鲍等10日到达武昌。13日，成立由在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的临时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成员主要为国民党左派，在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已于12月5日宣布停止办公的情况下，执行中央最高职权。
但蒋介石很快便改变了迁都武汉及对武汉联席会议的态度。12月31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武汉的人员张静江、谭延恺、何香凝、顾孟余、丁惟汾等到达南昌。蒋介石将他们留下，并于1927年1月3日召集他们及邓演达、宋子文、林伯渠、朱培德、陈公博等人，在南昌举行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改变原定迁都武汉的决定，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1月7日，又举行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除维持3日决议外，决定派徐谦等13人组成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从而在实际上相继否决了迁都武汉以及武汉联席会议的最高政治地位。
武汉方面在力图维持与蒋介石关系的同时，明确反对蒋介石等“暂都南昌”的意见。双方形成争执和对立，文电、人员往来不断。1月12-18日，蒋介石到武汉出席会议，要求武汉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迁赣，但同时也受到鲍罗廷、国民党左派及社会各界呼吁迁都武汉的强大压力。在各方压力、军费告急及宋子文、“邓演达、陈铭枢等至南昌积极活动”等多重因素下，2月8日，蒋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虽然会后并未立即行动，南昌各界于20日召开欢送党部、政府迁鄂大会后，也迟迟无人启程，但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
迁都之争是蒋介石在北伐新占赣闽和指向浙沪的新形势下，企求以其所在的南昌为中心，控制国民党中央权力和压制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的重大行动，也是其不满国民党左派尤其是反共态度的又一次爆发。因此，迁都问题虽告解决，但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斗争却进一步尖锐化。2月底3月初，他便在南昌公开其反共态度，声言“要制裁左派”，“制裁共产党”。江西省党部、省政府等则“密切配合”，于是迅速在江西制造一系列流血惨案和反共事件。这一系列事件，成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前奏。
1？郾赣州惨案
赣州是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极有声势的一个地区。赣州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是1926年八九月间回到赣州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陈赞贤和随军北伐留置赣州工作的总政治部宣传员肖韶、钟友千。在他们组织下，“各业工人，都纷纷组织工会，前后成立的有二十九个工会……全体人数在一万左右”。11月，召开赣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赣州总工会，陈赞贤当选为委员长，肖、钟为副委员长。此后，赣州工人运动的组织程度更高，要求保障职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也更为高涨（其中亦有过激的行为），还成立了200多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皆穿军衣，持长矛……整齐严肃，令人望而起敬”。赣州工人运动的形势，给路过这里的共产国际官员很大的感染，认为这里“是另一个真正革命的中国”。
工人运动的高涨和罢工斗争的频频发生，也引起掌握赣州党、政权力的国民党右派的不满。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成为他们借机发作的导火线。12月30日，几个洋货布业店员欲入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看演新戏，遭到拒绝，其中“一二无识工友”遂愤而在墙上涂写“男女不平等便是反革命”及男在上、女在下等污辱妇女的字画。二女师校长、国家主义派分子欧阳魁等即请县党部召集各级党部和各公团紧急会议，决议解散工会、工人不得加入国民党及开除涂写字画的工人。次日再开会议，讨论解散工会之事，还扣留了总工会出席人肖韶、钟友千。这些做法激起工人愤怒，一千多工人于是包围县署，有人还殴打了县党部筹备会主席兼赣县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陈铁和欧阳魁，随即在军队弹压下平息。其后，工会方面将一个涂写字画的店员关禁（被关了一个多月），但得不到谅解，右派们以临时政务会、县党部筹备处及一些团体名义，相继致电蒋介石，指责工人罢工捣乱，扰乱秩序，破坏党务，殴辱党员，摧残女界，要求“严惩”陈赞贤等工会领导人。一个原本很小的事情，被国民党右派逐步扩大升级为政治事件。
以驻赣州的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原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倪弼为核心的国民党右派，决意以武力镇压工人运动。1927年1月26日，由临时政务会出面召集各团体负责人会议，倪弼计划在会议召开时捆押陈赞贤，陈侦悉其意即化装成伙夫于27日晨潜往南昌。倪等随即一面呈文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拿办”陈赞贤，组织审判委员会“讯明议处”；一面派兵搜查总工会，通缉陈赞贤、肖韶、钟友千，并截查总工会往来文电。但倪的行为也遭到了新编第一师中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反对，有230人联名致电总司令部，要求将倪撤差严办。29日晚，倪与师长张与仁召开军官会议解释，结果两人在会上均被打了，倪即逃往南昌向蒋介石求援。
在南昌，倪弼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而陈赞贤的求见则被蒋拒绝。随后，倪弼回到赣州，右派把持的省党部也派特派员贺其申到赣州。贺一到赣州，即命令陈赞贤停职，并要求“新编第一师部及赣县县长，拘陈到案”。这时，陈赞贤也不顾个人安危，在全省工会一大尚未结束时，回到赣州。在3月1日总工会召开的欢迎大会上，陈赞贤慷慨陈词，表示要坚决与反动派作斗争，为工人阶级谋利益。6日，陈赞贤被以开会为名骗到县署，倪弼、贺其申、郭巩等限令其立即解散总工会，被他严词拒绝。倪说：“蒋总司令有令在此，今晚要枪毙你！”话音刚落，倪之左右胡启儒等人当即向他乱枪射击。陈身中18枪，当场牺牲。史称“赣州惨案”。
赣州惨案惊骇一时，引起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地民众的强烈反应。各地强烈抗议、惩办凶手的通电纷见报端，国民党中执委全体会议15日也作出决议，要求蒋介石速将倪弼解送中央讯办。北伐军总政治部下令撤销倪弼新一师党代表职务，师政治部停止活动。由于杀陈原本出于蒋之怂恿，倪弼等各凶手则得到他的保护而安然无恙。不仅如此，他接下来又指使制造了南昌、九江事件。赣州惨案是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夕在江西开的第一刀，它使国共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并公开暴露出来。
2？郾捣毁南昌、九江市党部事件
3月6日，江西省主席李烈钧偕谭延恺、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陈公博等离开南昌，到武汉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张静江留昌未去）。7日预备会间，李烈钧得知会议对蒋不利（这次会议决定免除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撤销张静江代理中执委常委会主席职务），遂不等正式会议开始，即于次日返回南昌，劝蒋介石“速作移节之计”，东下南京。蒋“然之”，并让段锡朋等继续“制裁”江西国民党左派。南昌、九江市党部于是首当其冲。
与省党部由右派把持不同，南昌、九江市党部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两市党部在政策、行为上都与省党部不同，不但反对以段锡朋为首的省党部反共和压制民众运动，而且拥护武汉国民党左派恢复党权、限制蒋介石权力的运动。3月11日，南昌市党部派执行委员李松风等去武汉，要求中央改组省党部并惩办段锡朋。同一天，九江市党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也作出了呈请中央惩段的决议。因此，南昌、九江市党部为蒋介石和省党部所不容。
14日，省党部下令解散南昌市党部，通缉市执、监委员。南昌市党部对此未予理会。段锡朋当即呈准蒋介石，决于15日晚封闭市党部机关报《贯彻日报》，次日强制接收市党部。15日，南昌市党部召开2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大会提出了“提高党权”等口号，让到场的蒋介石大为不满，责问口号是谁提出的？人们回复这是“民众意思”，蒋说：“我有我的口号，就是拥护江西省党部，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即应打倒。”当晚，蒋介石离开南昌去九江。临行前，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听说省党部有解决市党部的消息，特向蒋介石反映，蒋当面便写一信给段锡朋，说江西党务以后事事须与总政治部接洽，对于市党部事宜缓和为是，使郭非常的满意。
但是，事情完全出乎郭沫若的意料。16日，省党部召集500多人，在尹敬让等带领下，沿途呼喊“打倒左派”、“拥护蒋总司令”等口号，蜂拥冲入南昌市党部，逢人便打，遇物即毁。强行宣布解散市党部、农协和工会，封闭《贯彻日报》，捕去新闻记者和会计，并通缉市党部委员。南昌市党部遂遭捣毁。
紧接南昌之后，九江市党部也在次日被捣毁。蒋介石15日离开南昌后，16日抵达九江。在蒋怂恿下，17日，几百个地主、豪绅和地痞流氓在王若渊等带领下，持刀剑、棍棒包围并捣毁九江市党部、农协、总工会和国民新闻社，党部门窗、板壁被捣得稀烂，文件书籍悉被烧毁，孙中山像亦被撕成碎片，当场杀害市党部人员3人、农协和总工会职员各1人，捕捉职员六七十人并解送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蒋介石阳为答应郭沫若和工人纠察队派兵弹压暴徒的要求，却让其卫队掩护暴徒们安全溜出九江市，当晚又任命唐蟒为戒严司令，让其禁止工人罢工，一有工人罢工，便立行拘捕。其后，蒋介石一路转往安庆、上海，并相继制造了安庆惨案、上海四一二政变。
3？郾圈定县党部成员和摧残工农运动
省党部成立后，立即按照“党权不要插在共产党手里”的原则和圈定省党部委员的办法，对县党部进行改组、圈定，“指定土豪劣绅，或贪官污吏、老朽分子为执行委员”，而原先在秘密时期努力工作的革命青年，反被排斥而无处安身。同时，由省党部训令所有民众团体，必须到党部注册方可活动，农民协会的一切款项和公文均须由省党部转发；省政府通令各地“一律取消”农民自卫军。尤其是，赣州惨案后，省党部派往各地的特派员相继跟进，纠集人员在抚州、丰城、永丰、于都、鄱阳等地，“无恶不作，杀害工友，捣毁工会，破坏农民运动，屠杀农民”。时人指出，江西在北伐胜利不久，便进入了“受着反动派摧残杀戮的时期”。另一方面，省党部也将矛头直指武汉中央，从3月中旬起，冒用各民众团体名义，在南昌举行所谓“江西各界拥护国民党示威运动”，散发“打倒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护江西省党部”等言论，“作驱逐鲍罗庭，拥护蒋总司令之运动”，影响视听，并对左派和共产党人进行反击。
二、南昌四二暴动与省党政权力的重组
连续发生的惨案、事件，引起江西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和广大民众的愤怒。3月17日，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均派代表去武汉向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申控，要求中央“早日解决”江西问题，改选省党部和省政府，以免演成更大流血事件。与此同时，武汉中央所收“江西各级党部及各人民团体，呈请中央改组省政府之电文，盈寸满尺”，也形成了民众的强烈诉求。
其实，早在3月14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即已认定圈选产生的江西等省党部“违法”，决议进行改选。23日，武汉中央认为江西“迭次发生重大案件，可见反革命空气，已弥漫全赣”，非严行根究不足以肃党纪而遏乱萌，乃电令江西省党部“着即停止职权，听候查办”。26日，武汉中常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派刘一峰、李松风、邓鹤鸣、黄实、傅惠忠、方志敏、王枕心、李尚庸等8人为改组委员，负责改组江西省党部，筹设正式省党部。在正式省党部成立前，改组委员会“代替省党部职权，并查办以前反动派捣乱经过，呈中央核办”。可见，武汉中央赋予了改组委员会接管和主持江西党务的全权。8位委员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各占一半。紧接着，吴玉章在3月28日的武汉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出李烈钧“行动不好”，建议对江西省政府早定办法。次日，林伯渠在九江根据与朱培德交谈了解的情况，也致电武汉中央建议改组江西省政府。3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会议作出决定，改组江西省政府，免去李烈钧等人的职务，任命朱培德为省主席。
武汉中央的决定，在十分困难的时刻支持了江西的革命力量。南昌市的反右气氛，于是日形浓烈。据袁玉冰记载，3月底的几天，南昌“街头巷角之间，空场之中，到处都发现一群一群的人民，或围听演讲队的演讲，或站看墙壁上的标语，也有指手划脚在互相谈话的，空气中充满着不宁的情感”，“满地都遍洒了对于省党部反抗的心泉”，也有在百花洲省党部门前叫一两声“打倒省党部”，而省党部的人也不敢神气了，上街甚至不敢戴嘉禾胸章了。4月1日，改组省政府的消息传到南昌，“真和一颗炸弹一般。革命的民众与反革命的右派决死的斗争，不是一天一天的而是一秒一秒的近了”。2日下午，在袁玉冰等带领下，南昌民众群集百花洲一带，高喊“捉拿反革命”等口号，一举占领了右派把持的省党部、省政府和教育厅，解除了省党部纠察队的武装，捕获AB团首要程天放、罗时实、曾华英、巫启圣、王冠英等人，段锡朋、周利生等逃脱，原省主席李烈钧在向各报馆发出《江西省党部被共产党徒捣毁电》后，率部分人员避往上饶。这就是当时影响很大的南昌四二暴动。3日，由江西全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学生总会和南昌市党部等九团体组织南昌民众3万多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欢迎朱主席改组省政府暨中央特派员改组省党部大会”，程天放等人被押至会场示众。四二暴动是江西有组织的民众在武汉中央支持下反抗国民党右派的一次重大行动，此举基本摧毁了蒋介石在江西精心营建的右派势力，将江西的国民革命运动推至高潮。
4月5日，刘一峰等中央特派员到达南昌。5月20-29日，在南昌重新举行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重申并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选举产生了新的省执、监委员。刘一峰、李松风、王枕心、罗石冰、邓鹤鸣、方志敏、姜济寰、王均、黄实、朱克靖、李桂生、黄道、李小青等13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傅惠忠、朱由铿、饶思诚、张汉杰、严延生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萧炳章、涂振农、蒋睦修、李尚庸、邵式平为监察委员，俞谟、曾振五、周继晖为候补监察委员。在次日举行的执、监委第一次常会上，推定王枕心、李松风、罗石冰为执委会常务委员，刘一峰、黄道、方志敏、李小青、邓鹤鸣、李松风、李桂生分任组织、宣传、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各部部长；萧炳章为监委会常务委员。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领导机构至是重新组成，其成员基本上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
也是在4月5日，朱培德从九江进入南昌就任省主席，组建新的省政府。朱培德、杨赓笙、姜济寰、萧炳章、黄实、刘芬、张国焘、刘一峰、李尚庸、李松风、王均等11人任省政府委员，杨赓笙、姜济寰、萧炳章、黄实、刘芬分长民政、建设、教育、财政、司法各厅。同时，委任朱德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兼任公安局长，对其后八一南昌起义的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江西反右派运动的胜利和省党政权力的转换，主要原因是：第一，得力于国共合作的武汉中央的支持。武汉中央支持江西的革命力量，一方面出于不满右派把持的江西省党部、省政府的作为。大体上从迁都之争起，武汉方面对江西省党部、政府的完全听命于蒋介石，反对国民党左派、压制工农运动，就十分不满，乃至一直不承认省党部的资格，邓演达更直称江西省政府为“伪省政府”。因此，变换省党政机构，乃武汉方面坚持其革命原则和立场的必然行动。另一方面，也不愿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失去江西。这个时候，武汉中央与蒋介石之间，已处于斗争的白热化阶段。因此，当右派摧残革命力量时，江西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人大多在武汉受到了保护，而当蒋介石离赣、具备了解决江西问题的条件时，武汉中央迅速决定改组由蒋介石一手扶持的江西省党部和政府，使得江西的反右派斗争具有了合法性，并且直接成为这场斗争的导火线。显然，支持江西，也是武汉方面与蒋介石斗争并保有江西的必然行动。第二，是江西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广大民众团结合作、坚持斗争的结果。第三，也与当时掌握江西军权的朱培德有很大关系。朱培德具有很大的摇摆性，但当时却因蒋介石在占领江西后安排李烈钧而不是他任省主席心有不满，故早在2月11日，人们即已料定“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肯定会反对蒋介石”。所以，武汉改任他为省主席时，他的态度如李宗仁所说是“激烈反蒋”的。因此，有的研究者认为，南昌发生四二暴动，朱培德“难脱包庇纵容之嫌”。
三、朱培德的分共与统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实行“清党”反共政策，形成与尚称革命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峙的局面，史称“宁汉对立”。江西此时属于武汉阵营，朱培德主政后，遂立即面临着宁汉对立的尖锐矛盾，因而无心致力于政事：领有两湖和江西的武汉阵营力量较弱，且内部危机日益严重。4月25日起，宁汉双方军队在安庆、湖口形成对峙，军事形势紧张，江西在地理上处于宁汉对立的前沿，影响更大。江西境内，也危机深伏。南京阵营的李烈钧在上饶、钱大钧入赣州，从东南两面形成对朱培德的威胁；而蒋介石同时既加强对朱培德的工作，派人驻昌维持联络，又加紧拉拢其部下军官，对朱形成直接胁迫。在此背景下，朱培德最终采取“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分共办法，来化解困境。
朱培德首先突然遣送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5月29日，朱召集所辖第五方面军政治工作会议，自己不出席，而让人传话说，军队中的武装人员和几位政工人员发生了一点意见，为免引出不好的结果，他要求那几位政工人员离开江西。此举遭到部分与会政工人员的反对，他们表示，要走大家走，要留大家留。朱培德于是决定将全军政工人员尽行遣送。当天，第三军属下的师党部、警卫团、宪兵营等，相率在南昌张贴标语，“欢送共产党离赣”。30日，以第五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江西省政府秘书长朱克靖为首的全军政工人员142人，被遣送出江西去武汉。军队政工人员一般都是共产党员。
6月5日，朱培德继续“礼送”“共产及左倾分子离境”。先一日，朱开出一个在南昌的共产党负责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22人名单，让人通知他们离赣。经陈其瑗等要求，留下2位女共产党员。5日，刘一峰、方志敏、朱德、李松风、傅惠忠、王枕心等20人，在两名军官监送下离开江西去武汉（个别人如方志敏潜留江西）。朱培德出资3万元作为“礼送”费（其中一半为路费，一半为家属安置费）。同日，朱派兵查封江西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学生会和《贯彻日报》，收缴工农武装（仅农民自卫军枪械即有800余支）。同时，将南昌四二暴动时被拘押的程天放等人从“看守所释出”。
除“礼送”少数负责人之外，朱还以布告形式进行分共。6日，朱发出通告，宣布三事：凡共产党员应完全退出；省内农工运动听候中央指导；对农工运动之人不得寻仇报复、胁迫诬陷。11日，朱继续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布告，“以最后之言，忠告江西共产党党员克日离赣”，“省内一切农工运动，暂时自行停止，听候中央指导”。至此，朱培德将分共范围从南昌扩大到全省。
朱培德自述其分共的原因，是共产分子未遵照国民党党纲和国民政府决议案行事，认为造成“民众不安、社会骚动之原因，共产党实难辞咎”，因此他要对共产党“极力镇摄”，“劝其远行”。实际上，朱培德是要以和平分共作为突破口，在宁汉对立的大势中，表明其中立的立场，既取谅于南京的蒋介石集团，又见容于日益不满共产党的武汉汪精卫集团，从而寻求主动，保障其拥有的地盘、权力等既得利益。
朱培德在江西的分共，继蒋介石和武汉阵营夏斗寅、许克祥的清党反共之后发生，震动一时，引起各方不同的反应，也基本上达到了朱培德所要追求的目标。南京阵营以“朱培德肃清共产党”、“赣垣共产党现已告肃清”之类语言，欢迎朱的分共，双方联络此后更为频繁、紧密，进入江西的蒋系军队也停止了对朱的军事行动。武汉当局认为朱是在苦心孤诣为大局着想，认为如果中央不能体谅他，江西的局面马上就会起变化，因此派陈公博为中央特派员赴赣抚慰，并阻止武汉各界民众团体对朱的抗议活动，汪精卫其后还当面夸奖朱苦心维持江西，“一切处置，极为适当”。中共方面原拟立即进行反击，但受阻于苏联顾问鲍罗廷。继而，朱培德对中共的态度也出现新的变化：从6月中下旬到7月，朱培德很快恢复了省农民协会、总工会及全省工农运动，接收了在武汉农讲所毕业的150名江西籍学生并分派他们到28个县工作；派人到武汉向被遣送政工人员“解释误会，并希望仍返赣工作”；还压制了“江西清党运动委员会”等反共组织及活动，等等。因此，江西的革命力量再次兴起，不少被遣送的共产党人如朱德又回到江西，这又成为七一五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注重江西和八一南昌起义成功举行的重要条件。
朱培德在费力处理与中共关系的同时，也着力进行了统一全省政令的活动。当时，上饶有4月初李烈钧迁驻的被武汉国民政府免职的省政府，也称赣东或上饶省政府。这个政府隶属于南京，5月中旬李烈钧赴南京军事委员会主事后，“先后由姜伯彰、巫启圣、王镇寰、刘伯伦、蒋笈、徐惠如、许鸿等分负党政责任”。他们占据赣东各县，得到“蒋介石在南京不断增援”。在赣南，属南京阵营的广东当局为牵制武汉和阻止张发奎部回粤，派广东警备司令钱大钧进兵赣州，5月18日夜在赣州发动清党行动，逮捕中共党员。随即由广州政治分会委派蔡申熙、倪弼等11人组织赣南特别委员会，作为赣南最高党务机关，代行省党部职权；成立以倪弼为首的赣南行政委员会，作为赣南最高行政机关，代行省政府职权，管辖赣南各县。赣东、赣南两处各自“委任官吏，征收税款，又复各自组党”，使江西一省“割裂为三，以致党无统系可言，政更纷歧日甚”，从东面和南面构成对朱培德统治的威胁，割裂了朱培德对全省的治权。
朱培德不能忍受这种局面。最初，他打算以武力统一全省政令。于是，一面派兵进剿赣东，与赣东省政府发生武装冲突；一面策划对赣南用兵。首先，他用武力解决了蒋介石留在江西的第十四军余部，然后，他宣称钱大钧部为“反动势力”，调动驻九江等地的部队第三军第八、九两师及第七师大部到吉安地区，与钱部相对峙。此时宁汉已趋向合流，广东当局自然不愿引发战争。8月15日，广东李济深致电朱培德，表示粤军将尽快退出赣南，“一俟赶办就绪，当即通电贵部前来驻防”，请朱“勿派兵前来，以免发生误会”。不久，宁汉合流，朱培德作为武汉方面的代表加入南京特别委员会。9月17日，他率省政府各委员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要求改变江西政治分裂的现状，明令克日撤销上饶所设省政府及赣县所设行政委员会，以便党务归属于省党部、政务则归于省政府。10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第14号指令，饬撤销上饶省政府和赣南行政委员会，以使江西政治归于统一。10月9日，该两处机构奉令撤销，两处军队分别撤走，请朱培德派人和平接收，江西政令至是统一。11月，体现宁汉合流精神和全省政令统一成果的江西省政府，由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产生。省政府以朱培德、熊式辉、杨赓笙、胡曜、陈礼江、熊育钖、李尚庸、黄实、王均、彭程万、伍毓瑞等11人为委员，仍由朱培德任主席。经过一系列的反复、周折，江西最终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一个基本省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