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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国民党政权的成立与民众运动的高涨
一、国民党江西省政权的成立
蒋介石在指挥作战的同时，也在为组建江西省政权做准备。1926年9月21日，即他入赣后的第三天，即分别致电宋子文和朱培德，称在省政府正式成立前，拟暂设江西省财政委员会，管理江西财政；委员会由各军及省党部各派一委员组成，委任总司令部军需处长俞飞鹏为主任。该会在进入南昌后正式成立，立即接管原省财政厅事务及职员，委派了榷运、烟酒等局的新局长，并分设赣北、赣南、赣西和赣东4个办事处，统一办理地方和军队的财政事务。
继而组建政务委员会。10月3日，蒋介石电复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告拟组织江西省政务委员会，管理全省政务；组成人员由各军政治部选派。委员会于11月15日通电成立。按照经蒋介石批准的《江西政务委员会组织大纲》的规定，在省政府未正式成立前，政务会“秉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命〕办理江西全省一切政务”，11名委员及主任均由总司令任命。该会由陈公博任主任，姜济寰为副主任，内设一处四科（即秘书处，总务科、民治科、教育科、建设科）。
在财政、政务两委员会之上，还组建了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江西省政治委员会。11月12日，蒋介石以中常会主席名义，委任朱培德、白崇禧、程潜、李宗仁、鲁涤平、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熊式辉（正式成立时改为赖世璜）、张国焘、李仲公、张定璠为委员，以朱培德为代理主席，组成江西省临时政治会议（正式成立时改称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奉中央政治会议和总司令之命，指导和决定全省政治、财政和军事事务。该会于12月4日通电就职。它与财政、政务委员会共同构成江西全省临时政权机关。三委员会的相继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江西省政权的建立。
政治、政务两委员会均设于原省长公署。新政权以“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建设廉洁政府”为口号，在3个月的时间里，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有所作为。政治上，制定《江西各县行政公署临时组织法》，在各县设县长一人，“承政务委员会之命管理一县行政事务”，县署内设总务、民政、财政、建设四股，建立起了新的县一级政权系统；组建南昌市政府，1927年元旦成立的市政府，由张定璠任市长，分别以周贯虹、张黄、戴石浮、冷沫光、程懋型任财政、教育、公安、工务、公用五局局长，在南昌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现代市政机关；解散省议会、省农会等旧机关团体，批准设立新的省总工会、省农会等社会团体；组织“逆犯”惩办委员会，审判并枪决了民愤极大的张凤岐、岳思寅、唐福山等5人（在赣北被俘的3个军长中的两人，也因孙传芳枪杀了北伐军的一个团长而被枪决），等等。经济上，组织清查逆产委员会，查出逆产一千万元，还抄没了张天师的财产；整顿财政，平抑物价，平息了一度因旧纸币引发的金融风波和第三军部分军人的闹饷事件。但南昌城墙也被决定拆毁。文化上，拟议在南昌市以原省立法、工、农、医四个专门学校为基础，合组江西中山大学，1927年2月1日，政务会任命王恒、吴有训等7人为委员，组成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秘书处也随即设立并开始工作。该大学后因故未能设立。临时政权这个时期的运行，与北洋军人的统治判然不同，因而被舆论称为“新政”。
这时的南昌，据当时苏联顾问们的描述，是一个“商人、手工业和小官僚的宁静的城市。该城总共不到二十万居民，四周围着中世纪的厚厚的城墙，在这里没有工厂式的工业，一所不大的电厂是个例外”。在这个“大而古老的城市”中，也“差不多没有欧式建筑物”。而战争对南昌以及赣西、赣中、赣北、赣东的破坏也很大，特别是“南昌遭灾，比武昌厉害，城边一带街市咸被烧毁”。因此，新政权面临的建设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按照三个月内设立正式省政府的要求，蒋介石也在紧锣密鼓地选择政府人员。他不依政治委员会代主席转任省政府主席的常例，电召时在冯玉祥处的李烈钧返赣主政。1927年1月11日，李奉命回到南昌，受到盛大欢迎。2月中旬，蒋介石在昌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59次会议，通过他选定的省政府成员名单：由李烈钧、朱培德、杨赓笙、周利生、王镇寰、程天放、周雍能、姜济寰、徐元诰、熊式辉、张国焘11人组成省政府，以李烈钧为主席，杨赓笙为民政、周雍能为财政、程天放为教育、徐元诰为司法、姜济寰为建设厅厅长。与前面的政治委员会不同，省政府委员名单中，基本上排斥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只剩张国焘，而张并不在江西，实属空名；左派只有姜济寰，朱培德态度此时尚不明朗）。2月20日，江西省政府成立典礼在南昌举行，国民政府主席谭延恺、总司令蒋介石发表训词，各委员宣誓就职，同时向全国发表就职通电和《江西省政府成立宣言》。至此，国民党江西省政权正式成立，政治、政务、财务三个临时委员会随告结束。
蒋介石一面掌控着政权，一面盯住了党权。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北伐军进入江西后，由秘密转为公开，执、监委员均为“一大”所选各人，由方志敏、邓鹤鸣、涂振农三位常务执行委员主持全省党务（常务执委赵醒侬于北伐军打下南昌前夕被军阀邓如琢杀害）。省党部以共产党人为主体，在配合北伐军作战、动员工农群众及恢复、发展组织等方面，富有贡献。同时，在一些政治、财政问题上，也十分坚持原则，如“财务委员会坚持要继续征收鸦片捐，并且美其名曰‘寓禁于征’；而省党部则坚决主张禁绝鸦片，反对继续征收鸦片捐，提出可以开征殷富捐，以弥补财政的收入”。国民党右派对省党部十分不满，攻击“省党部均为共党操纵”，而改选省党部以掌握党权，亦早在蒋介石的计划内。蒋介石刚刚进入江西，即特调赣籍国民党人段锡朋、郑异（11月又加调洪轨）入赣专办党务。段锡朋等因在江西没有政治基础，随即罗致人员，在南昌和各县组织拥蒋反共的国民党右派政治团体AB团。段锡朋后来说：民国十五年底，“共党把持江西党务，操纵民运。彼以党团运用，我则散漫无归”，他作为中央特派员，视此焦急异常，遂向几位到昌的中央常务委员商请办法，“嗣得中央命，遂仿其他各地组织忠实同志之法，组织本省忠实同志，以与共产党团奋斗。因是遂由程天放、周利生、王镇寰、洪轨等同志及兄弟组织AB团，取英文反布尔扎（什）维克之义，团结一般忠实同志，以从事于反赤工作”。AB团成员主要有（后来有分化）：段锡朋、周利生、程天放、洪轨、巫启圣、曾华英（女）、熊育钖、王礼锡、王冠英、罗时实、贺扬灵、贺其申、姜伯彰、王镇寰、甘家馨、黄北雅、薛秋泉、何人豪、尹敬让、戴源清、刘抱一等。11月下旬，蒋介石主持召开江西政治、经济、党务联席会议，决定“克期”召集党代会，“准备省党部之改选”。1927年1月1-15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由方志敏等上届执委主持，但最后由蒋介石和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等“圈定”新一届执行委员，组成了以AB团成员为主的新一届省党部。在九名执委中，共产党人仅只一人。由此，蒋介石在党务方面，也实现了基本排除共产党人、完全控制省党部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排挤共产党人的意图能够实现，也与中共中央此时的退让政策关系极大。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曾就江西政府组织和党的工作致信批评江西中共组织，内容为：（1）江西临时政权中的4名中共党员可以暂不退出，但“以后必需换人”，“决不能兼作政府委员”；（2）赣北3名中共党员出任县长，是“江西同志之腐败堕落”，是“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忘记了“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要求江西“必须急速纠正”、“严厉取缔”这种“错误倾向”，并立刻限期命令已任县长者辞职，否则开除党籍；（3）过去江西同志拼命占据国民党的位置（省党部9人中占了8人），这是“不讨好”的事情，“是一群小孩子在闹”，因此要准备改选，“我们至多只占农民、青年、宣传三部”。在同月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也作出决议，批评“江西同志尤其是任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常表现猎取官职的倾向，江西党部应严厉的纠正之”。这样，一面是蒋介石的排斥，一面是中共的退让，最终造成了江西党政权力一边倒的现实。
二、全省民众运动的高涨
在北伐进军中，江西民众运动迅速兴起。各级党部公开领导民众运动，全省民众遂首先成为支援北伐作战的重要力量。
江西民众尤其是工农群众，给北伐军以巨大的支持。“人民之希望与拥护革命军，不减于湘境”，他们热情“帮助国民革命军，到处与孙军为难，而使孙军到旱地来就觉得运输粮食等困难，民众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引路、当侦探、组输送队）”。1926年10月10日战况激烈之际，九江码头工人和船员还一举将孙传芳装载2000余士兵和军用物资的“江永”号大货轮炸毁，给孙军以沉重打击。北伐入赣各军在其军事报告中，几乎都记录有江西民众大力支援作战的情形。蒋介石也认为，“从两广出来，先到湖南、湖北，再到江西，没有一处不受到人民欢迎，不得人民帮助”，是北伐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重要原因。
北伐军进军和攻占江西，反过来也成为极大地促进民众运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此前，在军阀压制之下，民众不敢有何组织。“当时有所谓四法团，如省议会、总商会、省教育会、省农会者，则不过军阀之应声虫耳。”南昌攻克后，它们立即被解散。在党政当局支持下，相继组建各类新的民众团体，民众运动遂勃然兴起。
1？郾农民运动
如前所述，农民群众在江西最先得到较广泛的动员组织。因此，“革命军来，农民协会如怒潮般地发展”，农民群众对革命军欢迎“尤甚，帮助革命军的工作比他省更多”，较各界“其功尤大”。1926年11月19日，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首先在南昌百花洲成立。筹备处在临川、吉安、赣州分设赣东、赣西、赣南办事处，迅速建立起对全省各县农运的联系和领导，并积极筹建省农民协会。
江西农运得到中共中央和江西临时政权的重视与支持。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局通过了当前集中发展湘鄂赣豫四省农民运动、举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计划。11月26日，由沪赴鄂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到达南昌，在昌几天中相继会见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和副党代表李富春、江西省党部和省农运负责人方志敏等，商谈开办农讲所和选派学员、筹集经费问题。“由于林伯渠和李富春多方面做工作，二十九日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作出决议：江西选派一百五十名学员送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二千元。”这件事产生了良好反响。后来，湘、鄂两省选派学员及负担经费，也仿照江西的办法。江西还选派龙式农、王礼锡为江西省筹备员，参加武昌农讲所筹备处的工作。“稍后，江西省政治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决定，由通志局款项下每年拨十三万五千元作为省农协的经费。”
1927年2月20日至28日，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这时，全省县、区、乡农民协会的会员，“总共不下三十万人”，大会代表来自54县农民协会。大会在方志敏等主持下进行，以团结和集中全省农友“设法子起来解除自己的痛苦”为中心，通过了《江西省农民协会章程》等35项议案，提出各县农协应与县政府、县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共组特别法庭审判土豪劣绅，组织农民自卫军，工农大联合，减轻佃租25%，取缔高利贷，废除苛捐杂税，解放妇女，组织合作社。大会在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国民党右派圈定执行委员的企图，选举产生了17人组成的江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执委会以方志敏、陆智西、刘一峰、王枕心、丘倜为常务委员，方志敏兼秘书长。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省农协成立后，出版《江西农民》作为机关刊物，宣传农民运动和国民革命；先后在省、县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和自卫队。全省农运有了直接的领导机关和言论阵地，呈现出更大规模的发展势态。到1927年夏，70余县建立了农协组织，农协会员发展到约60万人。
2？郾工人运动
北伐军入赣后，江西工人运动日渐高涨。1926年9月10日在萍乡、11月3日在赣州、12月26日在九江、1927年1月1日在南昌相继成立了总工会（吉安则早在1925年9月20日成立了总工会），开展以支援北伐和保障职业、改善待遇为中心的工人运动。1927年1月17日，江西省总工会筹备处在南昌成立。经过一个月的筹备，2月23日，在南昌召开江西全省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时，全省已有17县市成立了总工会，25个县市成立了总工会筹备处，加入工会的会员人数有10余万人。大会通过了11项决议案，提出改良工人待遇、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女工与男工同等工作同等待遇、组织工人纠察队、制定劳工保护法、创办合作社和工人补习学校及子弟学校，号召全省工友“严密组织，加紧训练，一方面为工人本身利益而奋斗，一方面与农、商、学、兵一致联合，向帝国主义、军阀反革命派决战，完成国民革命，以达到自身的完全解放”。大会选举肖弩锋、张国、陈赞贤、沈建华等9人为执行委员，以肖弩锋为委员长，李筱青为副委员长，正式成立了江西省总工会。会后，全省工运进一步发展，各县筹备处纷纷转而成立总工会，工人群众在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和领导作用。到1927年7月底，全省县一级总工会发展到64个，工会会员发展到20多万人。
在工运高潮中，江西也出现过一些过激行为。有的地方将小资本家列为斗争对象，打击面过宽；有的提出普遍增加工资30%，南昌洋货店员甚至提出三级加薪（每级每月依次增加现洋20元、15元、10元），经济要求过高；罢工频繁，行为激烈，仅南昌1926年底1927年初“计前后罢工者，已不下十余业，所有要求条件大抵强迫承认，甚有将业主捆绑游街者”。这种过激行为，在农运高潮中有的地方也发生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为国民党右派所掌控的江西党政当局对民众运动采取既支持又压制的政策，江西工农运动中的过激行为，相对说来并不十分严重，这是当时江西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
3？郾其他民众运动
1926年3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内增设商民部，负责组织、联络商民工作。北伐占领南昌后，省临时政委会立即颁布《商民协会章程》，规定商民协会是参加国民革命的商民的组织，凡买办、牧师、劣绅、贪官污吏及外国籍者不得加入。继萍乡之后，各县相继成立了商民协会（不少由当地党部商民部长负责）组织。景德镇、丰城、南昌等地将原商会改称为商民协会，但也有不少地方未改，仍称商会。江西全省商民协会亦在南昌成立。各地商民协会多以筹款方式支持北伐军。但也有的协会为在与工人的谈判、斗争中维护商民的利益，而出款贿赂军政当局人员（如赣州）。
妇女运动十分活跃。1926年11月间，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的蔡畅、邓颖超、刘清扬等人，从广东来到南昌指导妇运。她们在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内开办妇女短期训练班，培训妇运干部，筹建妇女组织。12月3日，南昌妇女解放协会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李桂生、周治中、程孝福、曾华英等9人为执行委员，肖国华、贺服丹等5人为候补委员，李桂生（1927年5月担任省党部妇女部部长）任主任委员，周治中、曾华英任副主任委员。该会在江西省妇女解放协会未成立前（1926年11月成立了筹委会，但后来一直未正式成立），代行其职权。在此前后，全省各地相继成立妇女解放协会、女界联合会等有57个。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妇女群众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男女平权和婚姻自由，还发动妇女剪发、放足、保护女婴。
在以邹努为主席的江西全省学生总会（1926年5月在南昌成立）的主持下，江西青年运动的开展，也极为热烈。南昌、九江、赣州等一些市县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的组织。青年学生革命热情高涨，许多人还投笔从戎，纷纷加入北伐军。
三、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北伐进军和民众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促进了江西人民反帝斗争的高涨，一举收回了九江英租界。
北伐军占领九江后，由独立第二师担任九江警备任务。师长贺耀祖为避免引发外交纠纷，派出宪兵在九江英租界四周日夜梭巡。与此同时，英人也加强了租界的警戒。
1926年11月27日，九江英商太古、怡和和日商日清三大公司的码头工人，向英、日公司提出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利、不得随意开除工人、增加工资等九项要求，遭到拒绝后当天举行联合大罢工。其后，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市总工会、独立二师政治部及江西省财政委员会委员周雍能等，邀请工人与公司双方代表举行了多次谈判。期间，日清公司于1927年1月3日同意了工人们的要求，两个英商公司则仍坚持一概拒绝，该两码头工人的罢工也就仍然持续，大量物资因无人搬运，在码头堆积如山。工人们还组织纠察队，每天在码头及沿江地区巡逻，以维护秩序并防止有人破坏。
1927年1月3日，汉口英租界发生英兵杀伤码头工人的“一三惨案”，5日，汉口英租界被武汉人民占领。消息传到九江，在全城人民中产生激烈反应。6日，在中共组织发动下，数万九江民众上街举行反英示威游行。下午3时，工人纠察队员吴宜山等发现有英人雇使华工搬运行李和大米上船，上前阻止。英人遂招水兵上岸，殴打纠察队员，至吴宜山“当即昏去，受伤甚重”，造成九江“一六惨案”。在场民众纷纷怒斥英人，英人当即关闭租界铁门，架起机枪，江中英舰脱去炮衣，并对市区施放两炮（未装实弹）。英人的行为引发民众的更大愤怒，租界内的码头工人遂首先拔除铁丝网，撞开租界大门，租界外的民众趁势拥入，一举占领了九江英租界。租界内的英人及上岸水兵均退上英舰。由于当时民众革命积极性高涨，而英国方面也缺乏思想和军事上的准备，因此未发生武装冲突。
事件发生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适在九江，应英领事请求，宋出面演说劝解民众，并命贺耀祖派兵“平息骚动”，向英人许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民众与英方不发生“直接冲突”。其后，驻军当局亦应英领事要求，派兵入驻租界。九江军民均要求武汉国民政府与英方交涉，收回租界。1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派赵畸、周雍能组织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周任委员长，在军队配合下，管理租界内的一切行政事务。郭沫若、林伯渠、贺耀祖等均到租界内视察，指示机宜。全省和全国许多地方的民众，以及部分海外侨胞对九江人民的斗争，给予了热烈的支持。江西省各民众团体共同组织了南昌市民反英大同盟援助汉浔案件委员会和反英市民大会等活动。
武汉国民政府与英国双方代表，于1月12日开始就汉、浔租界问题在武汉举行谈判。由于英国政府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不采取武装夺回租界的强硬行动，交出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行政权和治安权，继19日签订“汉案协定”后，20日，“浔案协定”也在汉口签字。“浔案协定”规定，“由英国政府将九江英工部局章程，悉行取消。并自三月十五日起，将九江租界区域行政事宜，无条件移交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同意给予银元四万元，以清偿在收回租界行动中英国人所受的损失。根据这一协定，1927年3月15日，九江英租界由国民政府正式收回管理。同年7月，庐山牯岭租借地的行政管理权，也由国民政府正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和庐山租借地的收回，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蒋介石在指挥作战的同时，也在为组建江西省政权做准备。1926年9月21日，即他入赣后的第三天，即分别致电宋子文和朱培德，称在省政府正式成立前，拟暂设江西省财政委员会，管理江西财政；委员会由各军及省党部各派一委员组成，委任总司令部军需处长俞飞鹏为主任。该会在进入南昌后正式成立，立即接管原省财政厅事务及职员，委派了榷运、烟酒等局的新局长，并分设赣北、赣南、赣西和赣东4个办事处，统一办理地方和军队的财政事务。
继而组建政务委员会。10月3日，蒋介石电复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告拟组织江西省政务委员会，管理全省政务；组成人员由各军政治部选派。委员会于11月15日通电成立。按照经蒋介石批准的《江西政务委员会组织大纲》的规定，在省政府未正式成立前，政务会“秉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命〕办理江西全省一切政务”，11名委员及主任均由总司令任命。该会由陈公博任主任，姜济寰为副主任，内设一处四科（即秘书处，总务科、民治科、教育科、建设科）。
在财政、政务两委员会之上，还组建了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江西省政治委员会。11月12日，蒋介石以中常会主席名义，委任朱培德、白崇禧、程潜、李宗仁、鲁涤平、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熊式辉（正式成立时改为赖世璜）、张国焘、李仲公、张定璠为委员，以朱培德为代理主席，组成江西省临时政治会议（正式成立时改称政治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奉中央政治会议和总司令之命，指导和决定全省政治、财政和军事事务。该会于12月4日通电就职。它与财政、政务委员会共同构成江西全省临时政权机关。三委员会的相继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江西省政权的建立。
政治、政务两委员会均设于原省长公署。新政权以“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建设廉洁政府”为口号，在3个月的时间里，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有所作为。政治上，制定《江西各县行政公署临时组织法》，在各县设县长一人，“承政务委员会之命管理一县行政事务”，县署内设总务、民政、财政、建设四股，建立起了新的县一级政权系统；组建南昌市政府，1927年元旦成立的市政府，由张定璠任市长，分别以周贯虹、张黄、戴石浮、冷沫光、程懋型任财政、教育、公安、工务、公用五局局长，在南昌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现代市政机关；解散省议会、省农会等旧机关团体，批准设立新的省总工会、省农会等社会团体；组织“逆犯”惩办委员会，审判并枪决了民愤极大的张凤岐、岳思寅、唐福山等5人（在赣北被俘的3个军长中的两人，也因孙传芳枪杀了北伐军的一个团长而被枪决），等等。经济上，组织清查逆产委员会，查出逆产一千万元，还抄没了张天师的财产；整顿财政，平抑物价，平息了一度因旧纸币引发的金融风波和第三军部分军人的闹饷事件。但南昌城墙也被决定拆毁。文化上，拟议在南昌市以原省立法、工、农、医四个专门学校为基础，合组江西中山大学，1927年2月1日，政务会任命王恒、吴有训等7人为委员，组成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秘书处也随即设立并开始工作。该大学后因故未能设立。临时政权这个时期的运行，与北洋军人的统治判然不同，因而被舆论称为“新政”。
这时的南昌，据当时苏联顾问们的描述，是一个“商人、手工业和小官僚的宁静的城市。该城总共不到二十万居民，四周围着中世纪的厚厚的城墙，在这里没有工厂式的工业，一所不大的电厂是个例外”。在这个“大而古老的城市”中，也“差不多没有欧式建筑物”。而战争对南昌以及赣西、赣中、赣北、赣东的破坏也很大，特别是“南昌遭灾，比武昌厉害，城边一带街市咸被烧毁”。因此，新政权面临的建设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按照三个月内设立正式省政府的要求，蒋介石也在紧锣密鼓地选择政府人员。他不依政治委员会代主席转任省政府主席的常例，电召时在冯玉祥处的李烈钧返赣主政。1927年1月11日，李奉命回到南昌，受到盛大欢迎。2月中旬，蒋介石在昌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59次会议，通过他选定的省政府成员名单：由李烈钧、朱培德、杨赓笙、周利生、王镇寰、程天放、周雍能、姜济寰、徐元诰、熊式辉、张国焘11人组成省政府，以李烈钧为主席，杨赓笙为民政、周雍能为财政、程天放为教育、徐元诰为司法、姜济寰为建设厅厅长。与前面的政治委员会不同，省政府委员名单中，基本上排斥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只剩张国焘，而张并不在江西，实属空名；左派只有姜济寰，朱培德态度此时尚不明朗）。2月20日，江西省政府成立典礼在南昌举行，国民政府主席谭延恺、总司令蒋介石发表训词，各委员宣誓就职，同时向全国发表就职通电和《江西省政府成立宣言》。至此，国民党江西省政权正式成立，政治、政务、财务三个临时委员会随告结束。
蒋介石一面掌控着政权，一面盯住了党权。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北伐军进入江西后，由秘密转为公开，执、监委员均为“一大”所选各人，由方志敏、邓鹤鸣、涂振农三位常务执行委员主持全省党务（常务执委赵醒侬于北伐军打下南昌前夕被军阀邓如琢杀害）。省党部以共产党人为主体，在配合北伐军作战、动员工农群众及恢复、发展组织等方面，富有贡献。同时，在一些政治、财政问题上，也十分坚持原则，如“财务委员会坚持要继续征收鸦片捐，并且美其名曰‘寓禁于征’；而省党部则坚决主张禁绝鸦片，反对继续征收鸦片捐，提出可以开征殷富捐，以弥补财政的收入”。国民党右派对省党部十分不满，攻击“省党部均为共党操纵”，而改选省党部以掌握党权，亦早在蒋介石的计划内。蒋介石刚刚进入江西，即特调赣籍国民党人段锡朋、郑异（11月又加调洪轨）入赣专办党务。段锡朋等因在江西没有政治基础，随即罗致人员，在南昌和各县组织拥蒋反共的国民党右派政治团体AB团。段锡朋后来说：民国十五年底，“共党把持江西党务，操纵民运。彼以党团运用，我则散漫无归”，他作为中央特派员，视此焦急异常，遂向几位到昌的中央常务委员商请办法，“嗣得中央命，遂仿其他各地组织忠实同志之法，组织本省忠实同志，以与共产党团奋斗。因是遂由程天放、周利生、王镇寰、洪轨等同志及兄弟组织AB团，取英文反布尔扎（什）维克之义，团结一般忠实同志，以从事于反赤工作”。AB团成员主要有（后来有分化）：段锡朋、周利生、程天放、洪轨、巫启圣、曾华英（女）、熊育钖、王礼锡、王冠英、罗时实、贺扬灵、贺其申、姜伯彰、王镇寰、甘家馨、黄北雅、薛秋泉、何人豪、尹敬让、戴源清、刘抱一等。11月下旬，蒋介石主持召开江西政治、经济、党务联席会议，决定“克期”召集党代会，“准备省党部之改选”。1927年1月1-15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由方志敏等上届执委主持，但最后由蒋介石和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等“圈定”新一届执行委员，组成了以AB团成员为主的新一届省党部。在九名执委中，共产党人仅只一人。由此，蒋介石在党务方面，也实现了基本排除共产党人、完全控制省党部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排挤共产党人的意图能够实现，也与中共中央此时的退让政策关系极大。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曾就江西政府组织和党的工作致信批评江西中共组织，内容为：（1）江西临时政权中的4名中共党员可以暂不退出，但“以后必需换人”，“决不能兼作政府委员”；（2）赣北3名中共党员出任县长，是“江西同志之腐败堕落”，是“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忘记了“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在野党，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要求江西“必须急速纠正”、“严厉取缔”这种“错误倾向”，并立刻限期命令已任县长者辞职，否则开除党籍；（3）过去江西同志拼命占据国民党的位置（省党部9人中占了8人），这是“不讨好”的事情，“是一群小孩子在闹”，因此要准备改选，“我们至多只占农民、青年、宣传三部”。在同月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也作出决议，批评“江西同志尤其是任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常表现猎取官职的倾向，江西党部应严厉的纠正之”。这样，一面是蒋介石的排斥，一面是中共的退让，最终造成了江西党政权力一边倒的现实。
二、全省民众运动的高涨
在北伐进军中，江西民众运动迅速兴起。各级党部公开领导民众运动，全省民众遂首先成为支援北伐作战的重要力量。
江西民众尤其是工农群众，给北伐军以巨大的支持。“人民之希望与拥护革命军，不减于湘境”，他们热情“帮助国民革命军，到处与孙军为难，而使孙军到旱地来就觉得运输粮食等困难，民众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引路、当侦探、组输送队）”。1926年10月10日战况激烈之际，九江码头工人和船员还一举将孙传芳装载2000余士兵和军用物资的“江永”号大货轮炸毁，给孙军以沉重打击。北伐入赣各军在其军事报告中，几乎都记录有江西民众大力支援作战的情形。蒋介石也认为，“从两广出来，先到湖南、湖北，再到江西，没有一处不受到人民欢迎，不得人民帮助”，是北伐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重要原因。
北伐军进军和攻占江西，反过来也成为极大地促进民众运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此前，在军阀压制之下，民众不敢有何组织。“当时有所谓四法团，如省议会、总商会、省教育会、省农会者，则不过军阀之应声虫耳。”南昌攻克后，它们立即被解散。在党政当局支持下，相继组建各类新的民众团体，民众运动遂勃然兴起。
1？郾农民运动
如前所述，农民群众在江西最先得到较广泛的动员组织。因此，“革命军来，农民协会如怒潮般地发展”，农民群众对革命军欢迎“尤甚，帮助革命军的工作比他省更多”，较各界“其功尤大”。1926年11月19日，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首先在南昌百花洲成立。筹备处在临川、吉安、赣州分设赣东、赣西、赣南办事处，迅速建立起对全省各县农运的联系和领导，并积极筹建省农民协会。
江西农运得到中共中央和江西临时政权的重视与支持。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局通过了当前集中发展湘鄂赣豫四省农民运动、举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计划。11月26日，由沪赴鄂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到达南昌，在昌几天中相继会见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和副党代表李富春、江西省党部和省农运负责人方志敏等，商谈开办农讲所和选派学员、筹集经费问题。“由于林伯渠和李富春多方面做工作，二十九日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作出决议：江西选派一百五十名学员送武昌农讲所，并负担经费一万二千元。”这件事产生了良好反响。后来，湘、鄂两省选派学员及负担经费，也仿照江西的办法。江西还选派龙式农、王礼锡为江西省筹备员，参加武昌农讲所筹备处的工作。“稍后，江西省政治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决定，由通志局款项下每年拨十三万五千元作为省农协的经费。”
1927年2月20日至28日，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这时，全省县、区、乡农民协会的会员，“总共不下三十万人”，大会代表来自54县农民协会。大会在方志敏等主持下进行，以团结和集中全省农友“设法子起来解除自己的痛苦”为中心，通过了《江西省农民协会章程》等35项议案，提出各县农协应与县政府、县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共组特别法庭审判土豪劣绅，组织农民自卫军，工农大联合，减轻佃租25%，取缔高利贷，废除苛捐杂税，解放妇女，组织合作社。大会在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国民党右派圈定执行委员的企图，选举产生了17人组成的江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执委会以方志敏、陆智西、刘一峰、王枕心、丘倜为常务委员，方志敏兼秘书长。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省农协成立后，出版《江西农民》作为机关刊物，宣传农民运动和国民革命；先后在省、县组建了农民自卫军和自卫队。全省农运有了直接的领导机关和言论阵地，呈现出更大规模的发展势态。到1927年夏，70余县建立了农协组织，农协会员发展到约60万人。
2？郾工人运动
北伐军入赣后，江西工人运动日渐高涨。1926年9月10日在萍乡、11月3日在赣州、12月26日在九江、1927年1月1日在南昌相继成立了总工会（吉安则早在1925年9月20日成立了总工会），开展以支援北伐和保障职业、改善待遇为中心的工人运动。1927年1月17日，江西省总工会筹备处在南昌成立。经过一个月的筹备，2月23日，在南昌召开江西全省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时，全省已有17县市成立了总工会，25个县市成立了总工会筹备处，加入工会的会员人数有10余万人。大会通过了11项决议案，提出改良工人待遇、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女工与男工同等工作同等待遇、组织工人纠察队、制定劳工保护法、创办合作社和工人补习学校及子弟学校，号召全省工友“严密组织，加紧训练，一方面为工人本身利益而奋斗，一方面与农、商、学、兵一致联合，向帝国主义、军阀反革命派决战，完成国民革命，以达到自身的完全解放”。大会选举肖弩锋、张国、陈赞贤、沈建华等9人为执行委员，以肖弩锋为委员长，李筱青为副委员长，正式成立了江西省总工会。会后，全省工运进一步发展，各县筹备处纷纷转而成立总工会，工人群众在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骨干和领导作用。到1927年7月底，全省县一级总工会发展到64个，工会会员发展到20多万人。
在工运高潮中，江西也出现过一些过激行为。有的地方将小资本家列为斗争对象，打击面过宽；有的提出普遍增加工资30%，南昌洋货店员甚至提出三级加薪（每级每月依次增加现洋20元、15元、10元），经济要求过高；罢工频繁，行为激烈，仅南昌1926年底1927年初“计前后罢工者，已不下十余业，所有要求条件大抵强迫承认，甚有将业主捆绑游街者”。这种过激行为，在农运高潮中有的地方也发生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时为国民党右派所掌控的江西党政当局对民众运动采取既支持又压制的政策，江西工农运动中的过激行为，相对说来并不十分严重，这是当时江西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
3？郾其他民众运动
1926年3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内增设商民部，负责组织、联络商民工作。北伐占领南昌后，省临时政委会立即颁布《商民协会章程》，规定商民协会是参加国民革命的商民的组织，凡买办、牧师、劣绅、贪官污吏及外国籍者不得加入。继萍乡之后，各县相继成立了商民协会（不少由当地党部商民部长负责）组织。景德镇、丰城、南昌等地将原商会改称为商民协会，但也有不少地方未改，仍称商会。江西全省商民协会亦在南昌成立。各地商民协会多以筹款方式支持北伐军。但也有的协会为在与工人的谈判、斗争中维护商民的利益，而出款贿赂军政当局人员（如赣州）。
妇女运动十分活跃。1926年11月间，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的蔡畅、邓颖超、刘清扬等人，从广东来到南昌指导妇运。她们在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内开办妇女短期训练班，培训妇运干部，筹建妇女组织。12月3日，南昌妇女解放协会召开成立大会，选举李桂生、周治中、程孝福、曾华英等9人为执行委员，肖国华、贺服丹等5人为候补委员，李桂生（1927年5月担任省党部妇女部部长）任主任委员，周治中、曾华英任副主任委员。该会在江西省妇女解放协会未成立前（1926年11月成立了筹委会，但后来一直未正式成立），代行其职权。在此前后，全省各地相继成立妇女解放协会、女界联合会等有57个。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妇女群众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男女平权和婚姻自由，还发动妇女剪发、放足、保护女婴。
在以邹努为主席的江西全省学生总会（1926年5月在南昌成立）的主持下，江西青年运动的开展，也极为热烈。南昌、九江、赣州等一些市县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的组织。青年学生革命热情高涨，许多人还投笔从戎，纷纷加入北伐军。
三、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北伐进军和民众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促进了江西人民反帝斗争的高涨，一举收回了九江英租界。
北伐军占领九江后，由独立第二师担任九江警备任务。师长贺耀祖为避免引发外交纠纷，派出宪兵在九江英租界四周日夜梭巡。与此同时，英人也加强了租界的警戒。
1926年11月27日，九江英商太古、怡和和日商日清三大公司的码头工人，向英、日公司提出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利、不得随意开除工人、增加工资等九项要求，遭到拒绝后当天举行联合大罢工。其后，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市总工会、独立二师政治部及江西省财政委员会委员周雍能等，邀请工人与公司双方代表举行了多次谈判。期间，日清公司于1927年1月3日同意了工人们的要求，两个英商公司则仍坚持一概拒绝，该两码头工人的罢工也就仍然持续，大量物资因无人搬运，在码头堆积如山。工人们还组织纠察队，每天在码头及沿江地区巡逻，以维护秩序并防止有人破坏。
1927年1月3日，汉口英租界发生英兵杀伤码头工人的“一三惨案”，5日，汉口英租界被武汉人民占领。消息传到九江，在全城人民中产生激烈反应。6日，在中共组织发动下，数万九江民众上街举行反英示威游行。下午3时，工人纠察队员吴宜山等发现有英人雇使华工搬运行李和大米上船，上前阻止。英人遂招水兵上岸，殴打纠察队员，至吴宜山“当即昏去，受伤甚重”，造成九江“一六惨案”。在场民众纷纷怒斥英人，英人当即关闭租界铁门，架起机枪，江中英舰脱去炮衣，并对市区施放两炮（未装实弹）。英人的行为引发民众的更大愤怒，租界内的码头工人遂首先拔除铁丝网，撞开租界大门，租界外的民众趁势拥入，一举占领了九江英租界。租界内的英人及上岸水兵均退上英舰。由于当时民众革命积极性高涨，而英国方面也缺乏思想和军事上的准备，因此未发生武装冲突。
事件发生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适在九江，应英领事请求，宋出面演说劝解民众，并命贺耀祖派兵“平息骚动”，向英人许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民众与英方不发生“直接冲突”。其后，驻军当局亦应英领事要求，派兵入驻租界。九江军民均要求武汉国民政府与英方交涉，收回租界。1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派赵畸、周雍能组织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周任委员长，在军队配合下，管理租界内的一切行政事务。郭沫若、林伯渠、贺耀祖等均到租界内视察，指示机宜。全省和全国许多地方的民众，以及部分海外侨胞对九江人民的斗争，给予了热烈的支持。江西省各民众团体共同组织了南昌市民反英大同盟援助汉浔案件委员会和反英市民大会等活动。
武汉国民政府与英国双方代表，于1月12日开始就汉、浔租界问题在武汉举行谈判。由于英国政府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不采取武装夺回租界的强硬行动，交出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行政权和治安权，继19日签订“汉案协定”后，20日，“浔案协定”也在汉口签字。“浔案协定”规定，“由英国政府将九江英工部局章程，悉行取消。并自三月十五日起，将九江租界区域行政事宜，无条件移交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同意给予银元四万元，以清偿在收回租界行动中英国人所受的损失。根据这一协定，1927年3月15日，九江英租界由国民政府正式收回管理。同年7月，庐山牯岭租借地的行政管理权，也由国民政府正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和庐山租借地的收回，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