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开始前后,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在江西逐渐走向高潮,江西历史进入重要的转折时期,也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期间,既有国民革命气势如虹的行进,北洋军阀政权向国民党政权转换的新旧政权交替,为期66年的九江英租界被革命政府一举收回,有组织的民众力量走上政治舞台;也有革命阵营内部各派力量由联合对敌转为分裂对立,国民党右派与左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国民党右派与中共及工农民众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在共同进行的对北洋军阀的作战中,日益激烈、直接地显露出来,影响和左右着江西政局及其走向。后期出主江西政务的朱培德,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权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依违留连,折冲分合,加剧了政局的波谲云诡和各派力量的兴替消长。国民革命失败后,几经反复与周折,江西最终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一个基本政区。
一、江西军阀的扩军、内乱与孙传芳的染指
1925年1月16日,方本仁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江西军务督办。
方本仁掌握省政后,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形势:因其反复,与广东革命政府(7月1日正式成立广东国民政府)方面形成对立;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后,奉系势力大举进入长江流域,占据南京、上海、安徽等地,威逼江西;旧直系吴佩孚与新起的孙传芳日渐形成两个集团,均有争夺江西之意。方本仁面对这一局势,仍然将加强军事作为其统治的中心政策。为此,他在对外极力周旋的同时,重点在江西进行整肃与扩军。他一面整肃异己,先将蔡成勋旧部张庆昶解决,继而派杨如轩进攻原随蔡成勋入赣的豫军常德盛师,常率残部逃入安徽后被遣散,江西境内至此无豫军。一面加强武力建设,大力扩军,建立江西陆军第一、二、四等3个师,升旅长唐福山、蒋镇臣及赖世璜分任师长,连同中央第一师(兼师长邓如琢)、中央第二师(师长杨如轩)、陆军第一师(师长杨池生,该师与杨如轩师均为原滇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刘宝题)、第九混成旅(旅长张凤岐)等,1925年时江西境内驻有部队多达6个师、2个旅(尚未计入被逐走的常德盛师),“军队暨各机关薪饷骤增至一千二百余万元,而服装给养及临时军费尚不在内”。
在如此沉重的军事负担下,江西省政权的主要精力,被迫放在筹措军饷上。3月,方本仁以省长胡思义筹款不力,贻误戎机为名,致电北京政府大加攻讦,要求将其免职。北京政府立即遂其所愿,免去胡职,任命方本仁保荐的李定魁暂代江西省长。李是南丰人,为职业军人,长期在江西军界任职,此前因曾任赣粤边防督办公署参谋长、赣南镇守使、江西全省警务处长等,与方本仁过从甚密,遂为其所用。李就任后,秉承方本仁之意,先将江西银行改为官办(次年与赣省银行合并为江西地方银行),借款100万元;接着又在6月1日以省长公署名义,发行地方公债800万元,基本上满足了方本仁对军费的要求。
10月,孙传芳召集浙赣皖苏闽五省代表会议,利用人民对奉系军阀的不满,组成“五省联盟”,自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发动第二次江浙战争,起兵反奉。战争期间,方本仁被任命为联军第四路军总司令,按照孙的意图,通电反奉,并派出江西军务帮办、赣北镇守使兼中央第一师师长邓如琢,以赣皖联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部进入安徽作战。邓如琢即于24日发出响应孙传芳声讨张作霖通电,表示要在孙传芳、方本仁统领下,共匡国难,誓平元凶。对进入苏皖的奉系作战胜利后,孙传芳占据南京,据有南方五省地盘,江西成为其势力范围之一。邓如琢则辞就安徽督办职务(邓是安徽阜阳人),率部仍返驻九江。
1926年2月,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为与吴佩孚争夺湖北,任命方本仁为湖北查办使,令其派兵驰往湖北,与段所委任的湖北军政长官里应外合,逐走吴佩孚。方本仁是湖北人,早有心返乡称雄,遂一面调兵到赣鄂边境,一面派密使联络广东,表示愿意出兵讨吴。广东方面亦派蒋作宾到南昌,督促其行动。但方的行为,遭到邓如琢及孙传芳、吴佩孚的联合反对。邓如琢对方本仁早有不满,“朝夕不忘驱逐方本仁以攫取全赣地盘”。在方决定出兵攻鄂后,23日,邓如琢以讨论攻鄂为名,电邀方之心腹师长蒋镇臣、唐福山、杨如轩等到九江,随即诱迫其参加庐山秘密军事会议,达成逼方本仁“和平下台”以免江西遭受兵灾的协议。孙传芳不能容忍方的擅自作为,遂派出多艘军舰到九江示威助邓;吴佩孚则趁机调兵进驻武穴,防阻赣军,形成孙、吴联手对付方本仁之态势。方本仁在内外夹攻下,不得不自动下台。24日,孙、吴任命邓如琢为赣军总司令。4月1日,方本仁通电辞职,旋即投奔广东革命政府,邓如琢通电就职(北京政府并未发布邓的任职令,邓仅受吴、孙之命,可见当时北京政府已失去对长江流域的控制权),18日由九江进入南昌,掌握了江西军政大权。
邓如琢掌政后,“政局常在飘摇无定之中”。一方面,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声势日浓,而邓与省长李定魁之间的“冲突日甚一日”,邓有去李之意,李则与方本仁的旧部蒋镇臣、赖世璜等关系密切,亦想倒邓,邓为防备不测而将蒋师远调赣南、赣西布防。另一方面,此时“江西财政更是稀糟已极”。邓为筹集经费,既向各银行“强捐勒借”,又设立财政整理会,主要以银行家及富商为委员,该会因建议增开税目和提高税率,而被斥为邓如琢“宰割人民之唯一的机关”。邓如琢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不可能经受得起北伐战争的打击。
二、国民革命的动员
江西国共两党组织建立后,立即以南昌、九江、吉安、赣州等地为重点,在全省各地秘密或半公开地从事宣传和组织活动,动员人民投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其最有声势和影响的活动主要有:
开展反帝反军阀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主要有:1924年底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发动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运动;1925年追悼孙中山逝世的盛大活动;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五九”国耻日纪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意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活动;声援五卅运动和1926年的声援三一八学生运动等。其中如声援五卅运动,组织了“帝国主义者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指五卅惨案),南昌在1925年6月5日举行声援五卅惨案大会和游行,3万多人在公共体育场集会,赵醒侬发表演说,会后游行时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抵制外货、实行国民革命等口号,声势浩大。九江举行集会游行时,参加者除学生外,还有许多码头、建筑、印刷、皮匠等行业工人,太古、怡和、日清三个码头的工人更于当日实行罢工。1926年北洋军阀制造三一八惨案后,江西各界奋起斗争,组织了以学生为主的大规模集会、游行和讲演,散发各类传单和标语,如吉安共青团地委组织的纪念三一八惨案市民大会,参加“人数之多为以前各种群众运动所未有”,游行时打倒一切军阀与帝国主义等口号,喊得多且整齐,传单也既多又精彩,“市民被感动的不少”。所有这些活动,成为江西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的重要内容。
加强进行思想理论宣传。通过组织进步团体和文化书店,推销革命刊物和进步书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三民主义和其他进步思想。当时的组织,主要有国、共两党和共青团下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山主义研究团、江西青年学会(各地设有分会)、女青年社、读书会等,创办有《红灯》等机关刊物,发行推销《向导》、《中国青年》、《新青年》、《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社会主义讨论集》、《新社会观》、《新建设》、《新民国》、《上海民国日报》等书籍、报纸和杂志。
开展工农运动,组织工会、农会等工农团体。扶助农工是国共两党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的一项基本政策。1924年4月,赵醒侬领导建立了南昌铅印工人工会和海员工会,这是江西继安源工人俱乐部后出现的最早的工会。江西最早的农会,是1924年秋成立的南昌市郊扬子洲农民协会。此后,江西工农运动陆续发展,到北伐军入赣前,全省相继成立了十多个行业工会,组织了20多次罢工;成立了6个县农民协会,发展会员有6000多人。这些工会和农会,主要分布在赣江沿岸及南浔路沿线。
在领导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共两党和共青团组织也同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26年3月,赵醒侬、方志敏等领导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及商民运动、党务工作等决议案,进一步明确了在江西大力推进国民革命的方针。与此同时,江西的中共组织不断加强。1926年1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调派江西籍党员罗石冰回赣工作。4月,在特别支部基础上组建中共江西地方委员会,罗石冰任书记兼宣传部长,赵醒侬任组织部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积极发展工农运动、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指示,6月,中共江西地委和共青团南昌地委召开党团联席会议,决定将党员、团员派回其原籍各县,广泛建立中共、共青团和国民党组织及民众团体,就地组织群众,准备配合与支援北伐战争。8月,中共江西地委改组,刘峻山(刘九峰)任书记,罗石冰、赵醒侬分任宣传、组织主任。到北伐前,国共两党和共青团在赣江流域、南浔铁路沿线各地,普遍建立了基层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工会、农会,并秘密组建了宣传、谍报、运输、向导、慰问等队伍,准备迎接北伐军向江西的进军。此外,江西国共两党组织还选派输送了大批革命青年,相继进入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和留学苏联,造就培养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
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引起当政的北洋军阀的恐慌,方本仁、邓如琢相继对革命活动尤其是领导人进行镇压。方本仁先后多次封闭国、共两党的活动场所、机关报和进步刊物(如《红灯》、《民治日报》、《九江江声报》等),1925年12月,又以“过激党”罪名,逮捕准备前往广东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江西代表赵醒侬、刘承休、陈灼华。1926年8月10日,邓如琢在继上月搜查、封闭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后,再次逮捕时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江西地委组织部长的赵醒侬,并以“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的罪名,于9月16日晨将其杀害。赵醒侬“临刑时,态度从容,并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赵醒侬是江西青年团和国共两党组织的创始人,对江西革命事业的发起和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社会和党组织两方面都深得群众信仰。他牺牲在北伐军已经进入江西、北洋军阀统治行将倒台的前夕,既是江西国民革命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更加激起人民群众对北洋军阀的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