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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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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近代经济的继续发展
民国成立后，江西政权最初为革命党人所掌握。1913年秋“二次革命”失败，北洋军阀入主江西，开始了对江西长达14年的统治。在这一时期，江西被裹入激烈的社会大转型潮流，主动而更多的是被动地走上近代化的路途：一方面，北洋军阀的暴戾恣肆和多年战乱，给江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因为时代的变化，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以往所不曾有的新鲜事物。江西曾长期处于南北战争的前线，境内多次发生过局部战争和客军过境，时局动荡在不少年份成为基本特征，而新的政治学说、思想观念、政党组织和文化运动，通过上海、北京和广东，也相继传入江西并在社会尤其是青年中引起巨大反响。军阀始终主导着全省政权，但在民主共和的大背景下，行政体制也有较大的改变和创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均在江西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引导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农业优势的主体地位仍然保持，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继清末之后，再次出现一个创办新式实业的小高潮。近代教育体制逐渐建立，中小学教育和留学教育出现新的气象。所有这一切，构成这一时期社会变动和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特点，也折射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一、新式实业的艰难生长
近代经济与古代经济的根本区别，是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和发展。江西新式实业，产生于19世纪末。新式实业，实质上就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1895-1911年，江西在晚于周边省份一二十年后，出现一个兴办新式实业的高潮，产生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经济史的划分上，人们通常将继其后的1912年至1927年，视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期。经过此前的产生期以后，江西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个时期有较大的发展。下表可以概见这个时期江西新式实业生长的全貌。
表中所列，难言完全。但从中也可看出，在清末江西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实业产生的基础上（当时兴办资本万元以上的新式实业约30家），北洋时期继续兴办江西新式实业，在规模和数量上均有所扩大，资本万元以上的实业已增加了55家。一些清末开办的企业，在北洋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也有的倒闭歇业），最显著的如萍乡安源煤矿，这是江西最早的近代企业之一，进入民国后生产的近代化程度日高，在20年代已具备较强的生产能力，全矿“煤槽铁轨，六通四达；煤窿电车，往来不绝。外而洗煤机、煤砖机、炼焦炉，附设之机器厂、火砖厂；余如医院、学堂、米仓、料库之属，因地制宜，规模完备……日出煤二千吨，月可炼焦一万二千吨，年可造砖六七万吨，造火砖数万吨……而转运分销，如湘之株洲、湘潭、长沙、岳州；赣之九江、南昌；皖之安庆、芜湖、大通；苏之南京、镇江、常州、上海，各有分局。而于汉口设运销总局，以汇上下游各分[局]之总。轮艘囤储之厂栈，逐年加增，咸足备用。额定销数，除专供汉阳铁厂焦煤外，如长江各项商轮，京汉铁路火车，长江各埠各局厂，及其他西洋之兵轮，东洋之制铁所，咸取给焉。而美属旧金山各厂商，亦以货高价廉，远来议订。蓬勃之势，声振遐迩，此诚我国第一之实业也”。而新开办的企业，则不但相继填补着近代江西产业的空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内容，而且有的企业、产业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丰富的地下矿藏相继采掘，1915年在大余西华山首先发现钨矿，立即震动一时。因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需求旺盛，高价收买，西华山遂极一时之盛。到1918年前后，赣南地区已发现钨矿30余处，且“营业发达，公司林立”，其产量居世界产钨国家的首位，占据中国总产量的70%。1918年高达1.3万吨，1919年到1926年间，年产量也常在9000吨上下。
这一时期开办的新式实业，在江西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进步性，值得肯定。当然，如果放在全国格局中看，不足也很明显。这主要是：第一，江西兴办的实业总量仍然不多，该时期全国兴办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2000多家，江西实际上达不到各省的平均数，较之周边省份，差得更多。第二，分布局促，规模不大，在当时47类开办有新式企业的行业中，江西仅在十六七个行业办有企业，企业较多的行业仅为银行业和航运业，以银行为例，仅南昌一地“所有各银钱行号，计官商合办者则有江西银行、赣省银行、公共银行。商办者则有振商银行、惠通银行、振华银行、同益银行、华泰银行。其他银号、钱庄，城厢内外亦不下四五十处”。其他行业的新式企业则属寥寥，“更不足以语重工业”，还谈不上结构和覆盖的问题。除少数几个大企业外，其余大多数资本较少，规模较小，设备简陋，包括更多的上表未列出的小企业，“实远未达新式工厂标准”。第三，工商业经济在整体上发展程度不高，因而对全省财政的贡献不大。由于缺乏近代工商经济的有力支撑，江西财政除少数年份外大多相当拮据，以至于众多银行漫无限制，任意发行纸币，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和赤字严重。因此，江西新兴经济的发展，与历史比有很大的进步，但在全国的格局中，则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
造成新式实业不能有更大发展的原因，不一而足。既有封建制度的压制，战争的影响，也有观念滞后、资金投入不足、商品产出不畅等问题。这些原因的集中表现，便是沉重的厘金制度。江西这时的厘金税捐仍在一个较高的位置。据北洋政府财政部的统计，江西1916年至1922年的厘税实收情况为：1916年2651936元；1917年2651684元；1920年3233019元；1921年2655156元；1922年2492031元。在全国有统计数字的27个省区中，以江西的征收税率最高，为值百抽十，即经过税关时，商品货物价值100元者要完纳10元的税金。而其他省区与江西有很大的不同，如浙江、陕西等八省区值百抽五，福建、湖北等四省区值百抽三，四川、河南、直隶等四省区值百抽二点五，山东、安徽、湖南、广东等六省区值百抽二，江苏抽一点五至二。江西近代工商企业不能有更大发展，厘税过重是一个致命性的原因。因此，江西新式实业在北洋时期，经历的是一个相当艰难的生长过程。
二、农业经济的起伏
江西向来为粮食主产区，是农业发达的省份。但在19世纪中后期，因为江西是太平军与清军战争的主要地区之一，造成人口严重伤亡，“实际上结束了江西在十九世纪后期的粮食输出者地位”。这个下降的曲线，进入20世纪后开始抬升，在1916年前后江西农业达到一个新的高点，但后来又有反复和下降。
从19世纪80年代起，江西农业中出现零星的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民国后，这一新经济继续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如1915年广东商人唐吉轩等集资13万两，在修水创办宁茶振植有限公司。该公司“购备制茶机器，自辟茶园，其目的在求由栽培、制造以至贩卖，相提并进，谋整个的发展。其目标既甚高远，规模亦颇宏大，在宁茶占有重要地位”。其后，该公司复加入新人，增加资本，对扶植修水茶叶生产尤其是销售，起了良好作用。只是，当时江西农业中这种产销合一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实体，为数极少。
占农业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当时调查全省农田面积，1914年为3426.1万亩，1916年为3595.7万亩，1918年为3631.5万亩，整个北洋时期，未能超过4000万亩，较此前清同治时期的4600万亩和此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4000多万亩，相差数百甚至上千万亩。北洋政府对农业发展，也有一些扶持政策，如倡修水利、提倡良种、改良茶业、减少茶叶出口税等。全省农林产品的生产，主要有粮食、茶叶、大豆、棉花、麦子、烟草、靛青、花生、菜油、茶油、柏油、桐油、樟脑油、木料、木柴等。粮食生产以1918年前的数年间最好，1914-1918年江西的稻谷平均年产量，据计算约为124亿斤。
农林产品除自用外，基本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出口态势。据九江海关关于1916和1917年出口情况的记载：“就出口货表观之，豆子暨米麦、棉花，均极畅旺，水靛尤形发达……米一项，自五年一月九日弛禁后，是年出口之数，已达三十六万六千四百余担，本年竟增至六十三万五百余担，此为本关册纪以来所未有者。”但这个数据仍不能完全反映江西粮食的生产及剩余状况，一是出口处不止九江一地；二是江西时常发生禁止米谷出口的情况，往往在开禁后的一年会出现出口的剧增，如1919年禁止米谷出口，1920年出口即达到250万担。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江西在1915年后又成为一个大的粮食输出者了。 大量农产品出口的情况说明，江西农产品的商品率程度，在北洋时期继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因此，有人分析这个时期农林产品生产量及输出概况后认为，江西同时也“为农商业最发达之区”。
农业中的另一个新情况，是九江开埠以来外资收购农产品的情形，趋于加强。江西烟叶生产，以鄱阳、广丰两县为最著。鄱阳所产者，多制本国烟丝，外人鲜有贩运。广丰所产者，自1917年来，几全为外人贩去。1919年烟叶收成颇好，英、美、日本各烟商群聚购买，而尤以美商所收为最多。美商美星行先后分三批购运6000余担，日商伊藤行也购买了1500余担，英商裕通行分两批购买了3500余担，三国总计购买12000余担，平均每担价格以25元计算，总共合洋30余万元。“以故近年来所有田地，多变为种烟之用，盖以利之所在故也。又闻瑞金所产之烟叶，亦多为外人所购去。”
这个时期的全省农业生产，也遇到新的困难。这主要是：第一，九江开埠通商后，国外以棉纱、棉布、纸张等为主的商品大量进入内地，对江西的自然经济和农民的生产生活形成较大的冲击。第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农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形成冲击，影响到江西农产品的生产与输出。例如江西茶叶一向在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英国禁止华茶入口，俄国因国内发生革命而使交易大减，江西茶叶“以致大遭打击”，1917年比上年出口的295200担减少61800担，此后亦逐年降低，致使1915年起出现种茶高潮衰退。当然，江西农产品也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得到厚利的，如著名的江西靛青产销，因欧战发生、需求旺盛而出现盛况。乐平等为江西最大之靛青产区，所产者颇著名。“当欧战初起时，种植蓝树，成为该地之主要农业。”靛青在清末时每200斤只值二三元，欧战时则涨至20元；1920年时每亩产值降为10元，而在1917-1918年则为60元。第三，战乱、灾害和厘金制度的严重影响。江西在1912-1915年、1918年、1924-1925年，均发生严重的水灾，破坏极大。厘金制度对农业的影响也极明显，如赣南地区所产之糖，远销湖口及安庆、汉口等处，“近因厘金较繁，成本太重，销路阻滞，制糖种蔗之户，均渐次减少”。第四，税捐和地租较高，对农民的再生产影响极大，致使农业的内部生产环境较为恶劣。例如田赋，江西1915-1918年间，实收在440万至520万元之间；地租，北洋时期全省68县中，除萍乡、梓山、铜鼓、分宜、宜春、寻乌6县未详外，其他62县中地租占收获量的比率，在50%以下的仅12县，占50%的有22县，55%的有4县，60%的有26县，65%的1县，70%的4县，还有2县占75%。大多数县地租的比率，超过了土地收获量的一半，最高的竟然占到了三分之二。因此，江西农户“终年碌碌而负债累累，不能饱暖者，迨居十之四五”。
三、南浔铁路的通车
江西修建铁路，始于清末。境内最早建成的一条铁路，是1899年12月动工、1906年竣工通车的株（洲）萍（乡）铁路，全长101公里。这是全国铁路总公司修筑、为运输萍乡煤炭的一条官办铁路。
江西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南浔铁路。1904年秋，江西京官李盛铎等百余人受全国收回铁路自办形势的影响，呈请商部创办江西通省铁路总公司，将全省铁路统归本省绅商自行承办，得到允准。当时计划，拟以南昌为中枢，修筑一条干线（九江经南昌至广东南雄）、三条支线（南昌至福建、南昌至浙江、南昌经萍乡接株萍铁路）。后因经费无着，先修南昌至九江铁路，1908年开工，因九江简称为“浔”，这条铁路遂称南浔铁路。铁路因借日款修筑，全部工程遂由日本大仓洋行承办。到1911年，仅修成九江至德安段即因款绌而停工。1912年5月，九德段通车。
1912年，南浔铁路改为官商合办，成立南浔铁路有限公司，以吴钫为总理（继任者有孙多森、李盛铎、蔡儒楷），赵世宣、罗兆栋（继任者有刘廷琦、刘世珍、张肇达）为协理，继续开工修筑。由于资金短缺，7月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日元500万元，年息6.5厘，限15年还清本息，以全路财产及进款抵押，规定到期本利未还，即由日方代行营业。1914年5月，续借日元250万元，一切条件仍旧。1915年11月，德安至南昌（牛行）段建成通车。全路总长138公里（含10公里延长线），总建设费截至1921年，为9067001元。
南浔铁路建成通车后，改善了赣北的交通条件，特别是结束了江西最主要的两个城市南昌和九江之间靠航运联系的历史，也极大地方便了江西人员与物产的进出。据记载，南浔铁路的载客人数和货物运输，以1916年刚通车的一年为最低，在1917-1921年间，载客量每年在28万人左右，运货量在11万吨左右。虽然由于初期营业“所入固微，即应付息款，亦不能以时给”，但这种状况很快有了改变。这条铁路对江西政治、经济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与大张旗鼓修建铁路不同，这期间江西公路的修筑要落后得多。清末修筑九江到庐山脚下莲花洞的公路，为江西公路建筑之嚆矢。当时修成路长为13公里。进入民国后，江西修筑公路“虽屡有倡议，未见实施”。1925年，当局感到省境内交通不便，曾规划兴修省道，以利运输，为此设立江西省道局。江西有路政机关，即由此始。省道局着手兴修南昌到莲塘的南莲公路，尚未竣工，因北伐战争而中止。
四、进出口贸易的小幅增长
进出口贸易是一地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反映。在1912-1926年间全省的进出口贸易，在整体上，15年中有9年处于出超，6年处于入超的状况，基本上保持了自1904年起扭转过来的出超趋势，是一个相对较好的经济贸易时期。从进口看，进口商品主要为棉纱、布料、衬衣、药品、面粉、煤油、火柴等日用工业品和钢铁及钢铁制品等，每年进口的总值，较之1865-1894年间每年经九江海关进口在2600万～4500多万两之间情况，是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较1904-1911年（最高的1910年为17677840两，最低的1906年为9219728两，年平均为12725395两），则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出口看，江西的出口商品，除瓷器外，主要是农副产品和一两种矿产，有茶叶、米谷、棉麻、瓷器、纸张、花生、大豆、煤炭、钨砂等。这期间每年出口的总值，较之1865-1894年间每年经九江海关出口值的400万～900多万两之间情况，增长均在1～3倍左右；较清末最好的1904-1911年（最高的1911年为19071686两，最低的1905年为12154563两，年平均为15372650两），除个别年份，增加数也十分明显。
一、新式实业的艰难生长
近代经济与古代经济的根本区别，是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和发展。江西新式实业，产生于19世纪末。新式实业，实质上就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1895-1911年，江西在晚于周边省份一二十年后，出现一个兴办新式实业的高潮，产生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经济史的划分上，人们通常将继其后的1912年至1927年，视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期。经过此前的产生期以后，江西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个时期有较大的发展。下表可以概见这个时期江西新式实业生长的全貌。
表中所列，难言完全。但从中也可看出，在清末江西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实业产生的基础上（当时兴办资本万元以上的新式实业约30家），北洋时期继续兴办江西新式实业，在规模和数量上均有所扩大，资本万元以上的实业已增加了55家。一些清末开办的企业，在北洋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也有的倒闭歇业），最显著的如萍乡安源煤矿，这是江西最早的近代企业之一，进入民国后生产的近代化程度日高，在20年代已具备较强的生产能力，全矿“煤槽铁轨，六通四达；煤窿电车，往来不绝。外而洗煤机、煤砖机、炼焦炉，附设之机器厂、火砖厂；余如医院、学堂、米仓、料库之属，因地制宜，规模完备……日出煤二千吨，月可炼焦一万二千吨，年可造砖六七万吨，造火砖数万吨……而转运分销，如湘之株洲、湘潭、长沙、岳州；赣之九江、南昌；皖之安庆、芜湖、大通；苏之南京、镇江、常州、上海，各有分局。而于汉口设运销总局，以汇上下游各分[局]之总。轮艘囤储之厂栈，逐年加增，咸足备用。额定销数，除专供汉阳铁厂焦煤外，如长江各项商轮，京汉铁路火车，长江各埠各局厂，及其他西洋之兵轮，东洋之制铁所，咸取给焉。而美属旧金山各厂商，亦以货高价廉，远来议订。蓬勃之势，声振遐迩，此诚我国第一之实业也”。而新开办的企业，则不但相继填补着近代江西产业的空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内容，而且有的企业、产业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丰富的地下矿藏相继采掘，1915年在大余西华山首先发现钨矿，立即震动一时。因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需求旺盛，高价收买，西华山遂极一时之盛。到1918年前后，赣南地区已发现钨矿30余处，且“营业发达，公司林立”，其产量居世界产钨国家的首位，占据中国总产量的70%。1918年高达1.3万吨，1919年到1926年间，年产量也常在9000吨上下。
这一时期开办的新式实业，在江西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进步性，值得肯定。当然，如果放在全国格局中看，不足也很明显。这主要是：第一，江西兴办的实业总量仍然不多，该时期全国兴办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2000多家，江西实际上达不到各省的平均数，较之周边省份，差得更多。第二，分布局促，规模不大，在当时47类开办有新式企业的行业中，江西仅在十六七个行业办有企业，企业较多的行业仅为银行业和航运业，以银行为例，仅南昌一地“所有各银钱行号，计官商合办者则有江西银行、赣省银行、公共银行。商办者则有振商银行、惠通银行、振华银行、同益银行、华泰银行。其他银号、钱庄，城厢内外亦不下四五十处”。其他行业的新式企业则属寥寥，“更不足以语重工业”，还谈不上结构和覆盖的问题。除少数几个大企业外，其余大多数资本较少，规模较小，设备简陋，包括更多的上表未列出的小企业，“实远未达新式工厂标准”。第三，工商业经济在整体上发展程度不高，因而对全省财政的贡献不大。由于缺乏近代工商经济的有力支撑，江西财政除少数年份外大多相当拮据，以至于众多银行漫无限制，任意发行纸币，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和赤字严重。因此，江西新兴经济的发展，与历史比有很大的进步，但在全国的格局中，则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
造成新式实业不能有更大发展的原因，不一而足。既有封建制度的压制，战争的影响，也有观念滞后、资金投入不足、商品产出不畅等问题。这些原因的集中表现，便是沉重的厘金制度。江西这时的厘金税捐仍在一个较高的位置。据北洋政府财政部的统计，江西1916年至1922年的厘税实收情况为：1916年2651936元；1917年2651684元；1920年3233019元；1921年2655156元；1922年2492031元。在全国有统计数字的27个省区中，以江西的征收税率最高，为值百抽十，即经过税关时，商品货物价值100元者要完纳10元的税金。而其他省区与江西有很大的不同，如浙江、陕西等八省区值百抽五，福建、湖北等四省区值百抽三，四川、河南、直隶等四省区值百抽二点五，山东、安徽、湖南、广东等六省区值百抽二，江苏抽一点五至二。江西近代工商企业不能有更大发展，厘税过重是一个致命性的原因。因此，江西新式实业在北洋时期，经历的是一个相当艰难的生长过程。
二、农业经济的起伏
江西向来为粮食主产区，是农业发达的省份。但在19世纪中后期，因为江西是太平军与清军战争的主要地区之一，造成人口严重伤亡，“实际上结束了江西在十九世纪后期的粮食输出者地位”。这个下降的曲线，进入20世纪后开始抬升，在1916年前后江西农业达到一个新的高点，但后来又有反复和下降。
从19世纪80年代起，江西农业中出现零星的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民国后，这一新经济继续发展。最有代表性的，如1915年广东商人唐吉轩等集资13万两，在修水创办宁茶振植有限公司。该公司“购备制茶机器，自辟茶园，其目的在求由栽培、制造以至贩卖，相提并进，谋整个的发展。其目标既甚高远，规模亦颇宏大，在宁茶占有重要地位”。其后，该公司复加入新人，增加资本，对扶植修水茶叶生产尤其是销售，起了良好作用。只是，当时江西农业中这种产销合一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实体，为数极少。
占农业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当时调查全省农田面积，1914年为3426.1万亩，1916年为3595.7万亩，1918年为3631.5万亩，整个北洋时期，未能超过4000万亩，较此前清同治时期的4600万亩和此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4000多万亩，相差数百甚至上千万亩。北洋政府对农业发展，也有一些扶持政策，如倡修水利、提倡良种、改良茶业、减少茶叶出口税等。全省农林产品的生产，主要有粮食、茶叶、大豆、棉花、麦子、烟草、靛青、花生、菜油、茶油、柏油、桐油、樟脑油、木料、木柴等。粮食生产以1918年前的数年间最好，1914-1918年江西的稻谷平均年产量，据计算约为124亿斤。
农林产品除自用外，基本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出口态势。据九江海关关于1916和1917年出口情况的记载：“就出口货表观之，豆子暨米麦、棉花，均极畅旺，水靛尤形发达……米一项，自五年一月九日弛禁后，是年出口之数，已达三十六万六千四百余担，本年竟增至六十三万五百余担，此为本关册纪以来所未有者。”但这个数据仍不能完全反映江西粮食的生产及剩余状况，一是出口处不止九江一地；二是江西时常发生禁止米谷出口的情况，往往在开禁后的一年会出现出口的剧增，如1919年禁止米谷出口，1920年出口即达到250万担。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江西在1915年后又成为一个大的粮食输出者了。 大量农产品出口的情况说明，江西农产品的商品率程度，在北洋时期继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因此，有人分析这个时期农林产品生产量及输出概况后认为，江西同时也“为农商业最发达之区”。
农业中的另一个新情况，是九江开埠以来外资收购农产品的情形，趋于加强。江西烟叶生产，以鄱阳、广丰两县为最著。鄱阳所产者，多制本国烟丝，外人鲜有贩运。广丰所产者，自1917年来，几全为外人贩去。1919年烟叶收成颇好，英、美、日本各烟商群聚购买，而尤以美商所收为最多。美商美星行先后分三批购运6000余担，日商伊藤行也购买了1500余担，英商裕通行分两批购买了3500余担，三国总计购买12000余担，平均每担价格以25元计算，总共合洋30余万元。“以故近年来所有田地，多变为种烟之用，盖以利之所在故也。又闻瑞金所产之烟叶，亦多为外人所购去。”
这个时期的全省农业生产，也遇到新的困难。这主要是：第一，九江开埠通商后，国外以棉纱、棉布、纸张等为主的商品大量进入内地，对江西的自然经济和农民的生产生活形成较大的冲击。第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农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形成冲击，影响到江西农产品的生产与输出。例如江西茶叶一向在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英国禁止华茶入口，俄国因国内发生革命而使交易大减，江西茶叶“以致大遭打击”，1917年比上年出口的295200担减少61800担，此后亦逐年降低，致使1915年起出现种茶高潮衰退。当然，江西农产品也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得到厚利的，如著名的江西靛青产销，因欧战发生、需求旺盛而出现盛况。乐平等为江西最大之靛青产区，所产者颇著名。“当欧战初起时，种植蓝树，成为该地之主要农业。”靛青在清末时每200斤只值二三元，欧战时则涨至20元；1920年时每亩产值降为10元，而在1917-1918年则为60元。第三，战乱、灾害和厘金制度的严重影响。江西在1912-1915年、1918年、1924-1925年，均发生严重的水灾，破坏极大。厘金制度对农业的影响也极明显，如赣南地区所产之糖，远销湖口及安庆、汉口等处，“近因厘金较繁，成本太重，销路阻滞，制糖种蔗之户，均渐次减少”。第四，税捐和地租较高，对农民的再生产影响极大，致使农业的内部生产环境较为恶劣。例如田赋，江西1915-1918年间，实收在440万至520万元之间；地租，北洋时期全省68县中，除萍乡、梓山、铜鼓、分宜、宜春、寻乌6县未详外，其他62县中地租占收获量的比率，在50%以下的仅12县，占50%的有22县，55%的有4县，60%的有26县，65%的1县，70%的4县，还有2县占75%。大多数县地租的比率，超过了土地收获量的一半，最高的竟然占到了三分之二。因此，江西农户“终年碌碌而负债累累，不能饱暖者，迨居十之四五”。
三、南浔铁路的通车
江西修建铁路，始于清末。境内最早建成的一条铁路，是1899年12月动工、1906年竣工通车的株（洲）萍（乡）铁路，全长101公里。这是全国铁路总公司修筑、为运输萍乡煤炭的一条官办铁路。
江西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南浔铁路。1904年秋，江西京官李盛铎等百余人受全国收回铁路自办形势的影响，呈请商部创办江西通省铁路总公司，将全省铁路统归本省绅商自行承办，得到允准。当时计划，拟以南昌为中枢，修筑一条干线（九江经南昌至广东南雄）、三条支线（南昌至福建、南昌至浙江、南昌经萍乡接株萍铁路）。后因经费无着，先修南昌至九江铁路，1908年开工，因九江简称为“浔”，这条铁路遂称南浔铁路。铁路因借日款修筑，全部工程遂由日本大仓洋行承办。到1911年，仅修成九江至德安段即因款绌而停工。1912年5月，九德段通车。
1912年，南浔铁路改为官商合办，成立南浔铁路有限公司，以吴钫为总理（继任者有孙多森、李盛铎、蔡儒楷），赵世宣、罗兆栋（继任者有刘廷琦、刘世珍、张肇达）为协理，继续开工修筑。由于资金短缺，7月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日元500万元，年息6.5厘，限15年还清本息，以全路财产及进款抵押，规定到期本利未还，即由日方代行营业。1914年5月，续借日元250万元，一切条件仍旧。1915年11月，德安至南昌（牛行）段建成通车。全路总长138公里（含10公里延长线），总建设费截至1921年，为9067001元。
南浔铁路建成通车后，改善了赣北的交通条件，特别是结束了江西最主要的两个城市南昌和九江之间靠航运联系的历史，也极大地方便了江西人员与物产的进出。据记载，南浔铁路的载客人数和货物运输，以1916年刚通车的一年为最低，在1917-1921年间，载客量每年在28万人左右，运货量在11万吨左右。虽然由于初期营业“所入固微，即应付息款，亦不能以时给”，但这种状况很快有了改变。这条铁路对江西政治、经济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与大张旗鼓修建铁路不同，这期间江西公路的修筑要落后得多。清末修筑九江到庐山脚下莲花洞的公路，为江西公路建筑之嚆矢。当时修成路长为13公里。进入民国后，江西修筑公路“虽屡有倡议，未见实施”。1925年，当局感到省境内交通不便，曾规划兴修省道，以利运输，为此设立江西省道局。江西有路政机关，即由此始。省道局着手兴修南昌到莲塘的南莲公路，尚未竣工，因北伐战争而中止。
四、进出口贸易的小幅增长
进出口贸易是一地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反映。在1912-1926年间全省的进出口贸易，在整体上，15年中有9年处于出超，6年处于入超的状况，基本上保持了自1904年起扭转过来的出超趋势，是一个相对较好的经济贸易时期。从进口看，进口商品主要为棉纱、布料、衬衣、药品、面粉、煤油、火柴等日用工业品和钢铁及钢铁制品等，每年进口的总值，较之1865-1894年间每年经九江海关进口在2600万～4500多万两之间情况，是一个明显的下降趋势；较1904-1911年（最高的1910年为17677840两，最低的1906年为9219728两，年平均为12725395两），则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出口看，江西的出口商品，除瓷器外，主要是农副产品和一两种矿产，有茶叶、米谷、棉麻、瓷器、纸张、花生、大豆、煤炭、钨砂等。这期间每年出口的总值，较之1865-1894年间每年经九江海关出口值的400万～900多万两之间情况，增长均在1～3倍左右；较清末最好的1904-1911年（最高的1911年为19071686两，最低的1905年为12154563两，年平均为15372650两），除个别年份，增加数也十分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