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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五四与社会改造运动的兴起
一、五四运动在江西的展开
1？郾运动的第一阶段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集会并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拒绝中国收回权利、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并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的无理行为，要求北京政府“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遭到军阀当局的镇压，学生被捕30多人。全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由此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江西社会各界以学生为先锋，积极呼应和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广泛地在江西掀起了一场波澜迭起、有声有色而且持续长久的爱国民主运动。
江西的爱国运动一开始就富有声势和特点。北京五四的消息首先传到九江和南昌，7日起，两地学生迅即行动，一星期中“屡开秘密会议，各学生所表示之态度，均激昂慷慨，且极坚决。故各校校长及教员一致赞成，加入运动”。10日，南昌各校学生在百花洲集议，急电北京政府，恳请对山东权益据理力争、万勿签字，对被捕学生迅予释放。12日，南昌市17所学校的3000多学生，以江西省学界游行警告团名义，举行游行示威，军乐前导，每一学生执白布或白纸旗一面，上书“诛卖国贼”、“力争青岛”、“救被捕之北京学生”、“抵制日货”、“同胞速醒”等，“各校校长及管教员等亦多随队前往”。游行队伍从皇殿侧公共体育场出发，先后到省议会、督军署、省长公署、教育厅和省总商会请愿，学生代表痛切陈词，表示“我视同生命之青岛决不可断送，我视如蛇蝎之密约决不可存留，我视同神圣之北京学生决不可拘禁”，要求他们致电北京政府，立行救国讨贼和释放北京学生。学生代表“声泪俱下，闻者动容”，出来接见的督军陈光远、省长戚扬及副议长、教育厅长、商会会长等人，均当场答应学生的要求，并分别在当天或次日向北京发出电文。学生们的行动，也得到市民们的支持，“沿途观者人山人海，而贩夫走卒以及妇女老稚莫不感动，甚有见旗帜而下泪，向队伍而脱帽致敬者。两旁之商家，均现戚容，无一嬉笑喧哗者，亦可见赣人之心理矣……沿途警察保护秩序，极为热心，亦难得也”。以警告团游行和请求地方当局出面支持的形式，表达学生的爱国要求，是江西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一项创举。学生们在行动中，显示出良好的斗争策略（感动并取得地方当局的支持）和约束能力（游行学生秩序整齐，有理有节），造成“壮气为虹，和歌变征，兴忧风雨，涕已无从”（南昌游行学生致北京各学校电文）的强烈现场气氛，因而取得了声援和宣传的良好效果，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连在上海的外报《大陆报》也报道说：“江西人性质素来保守，今乃有此举动，殊不容轻视。”
以12日南昌学生的警告游行为标志，江西五四运动同时向深度和广度全面发展，在很短时间内形成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一是运动以南昌、九江为中心，波及全省，顿成规模。从12日起，据不完全统计，赣州、吉安、泰和、万安、新干、永丰、峡江、吉水、遂川、抚州、南城、宜黄、崇仁、南丰、石城、宁都、上犹、乐安、黎川、上饶、弋阳、波阳、铅山、万年、贵溪、景德镇、都昌、湖口、彭泽、星子、德安、永修、修水、宜春、高安、铜鼓、清江、萍乡等县都开展了活动。“可以说，从鄱湖之滨到赣江两岸，从绵延武夷到幕阜山麓，到处响彻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吼！”
二是运动以学生为先锋，但商会、教育会、农会等民众团体以及作为民意机关的省议会也同时参加，一道行动，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这些团体机关，在五四运动前的几个月里，已经多次通电北京，表示反对日本掠夺山东的态度。北京五四消息传出后，他们立即与江西学生取一致行动。5月8日，九江教育会、总商会即分别致电北京政府请求拒签巴黎和约，释放被捕学生。10日，江西省农会、教育会、南昌总商会均向北京政府发出了同样内容的电文。13日，江西省议会亦致电北京政府，转陈江西要求中央据理力争、还我山河、释我学生、一致对外的“民意”，请中央“鉴纳，以保国土而顺舆情”。其后，他们与学生实际上结成为一条战线，同仇敌忾，形成爱国运动的巨大的整体力量。
三是抵制日货。江西的爱国运动几乎一开始就将抵制日货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南昌学生12日下午游行结束时，即表示自即日起，各校学生不用日货，并劝告学生亲友提倡国货。同日，九江各界民众为抵制日本台湾银行发行的纸币，群起兑换现洋，致使日本银行紧急从南昌调运银元救急。14日，南昌市总商会集会讨论抵制日货办法，通告全市商行商帮和全省各县镇商会，不再贩运日货。随后，南昌、九江等地抵制日货形成高潮，各行业公会、商帮、商家纷纷响应，江西农校学生集中烧毁本校日货，省立女师学生程孝芬更是割断右手中指，血书“提倡国货，用日货就是冷血动物”13字，以至流血过多而昏倒，震动一时。英人《字林西报》所发5月20日的九江通信，也进一步报道了九江抵制日货情况：“此间日人汽船营业大坏，只有华客三十人，货物实可谓全无。船上华人船员，咸有去意。九江排日运动之烈，与上海无殊，传单到处皆是。”抵制日货是五四运动中全国各地几乎共同的做法，是当时被迫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不满。
四是学生的组织程度和责任意识较高。在成功举行警告游行的第二天，南昌各校学生即在百花洲开会，商议组织江西省学生联合会。当时，北京政府已经释放被捕学生，但其他问题尚未解决。学生们认为，学生是国家之优秀分子，自当尽其所能，组织团体，做精神上之联合，以交流知识，并向社会宣传和提倡爱国精神，使不识字者居多的人民，知国家之可爱和今日之艰难，将爱国斗争坚持到底。经过两星期的筹备，江西学生联合会于25日在南昌正式成立。联合会以邵祖平、卢任华为正、副干事长，丁伟、汪宏毅为正、副评议长。在南昌学生酝酿组织团体的同时，九江学生也于20日筹组联合会，并于25日正式成立。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不但表明学生们的行动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而且显示出学生们对宣传和动员民众，有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和长远眼光。
在运动的高潮中，江西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即民众反对议员加薪的风潮。5月21日，省议会召开秘密会议，议决增加议员薪饷。31日，南昌各界发起召开公民临时大会，推举代表向省议会质询。代表们与议会警卫发生冲突，议会会场被捣毁，数名议员受伤。各界公民复推代表面见督军陈光远，要求陈取消议员加薪案，不得要领。6月1日，南昌全市商店宣布实行罢市后，陈光远答允取消议员加薪，商店才一齐开市。这场风波，反映了代表民意的议会过于注重自身利益，与民众的意愿发生了严重的疏离，因而受到以商民为主体的城市民众的抵制，致使地方当局也不得不最后向民众妥协。
2？郾运动的第二阶段
6月1日，北京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并为曹、章、陆辩护；又于3、4两日，逮捕抗议的北京学生800余人，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五四运动进入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新阶段。江西爱国运动由此进入第二个高潮，特别是九江工人举行罢工，加入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工人的第一次政治罢工、推动五四运动新发展的行列。
6月4日，江西学生接到由天津转上海、上海学联转江西学联要求速起援救北京学生的电文。5日，南昌各校学生立即举行罢课，并通电全国，要求北京政府严惩曹、章、陆，取消中日一切密约，释放被捕学生。南昌总商会继起声援，也于10日向北京政府发出要求保全学生、惩办国贼的通电。在实现释放学生、罢免曹等3人职务目标后，6月中下旬，江西爱国运动与全国同步，集中到要求拒签和约上。同时，江西与全国主要是京、津、沪的联系，以及与本省各县的联系，更为密切，南昌、九江还派出学生代表，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因此，这一阶段运动的组织程度更高。
江西这一阶段的运动，以九江最为出色。码头工人加入斗争，形成“三罢”形势，九江实际成为江西爱国运动的中心，是这一阶段爱国运动的主要特点。6月6日，九江教会学校南伟烈大学率先实行罢课，并向全国发出通电。随后，罢课学生与其他已提前放假学校的未回家的学生，组成多个救国讲演团，在街头巷尾讲演爱国行动，并与北京学生代表张益轩共同动员各公团“一致行动”。12日，九江商界举行全城罢市。上海《申报》报道说，九江“此次罢市，商界本早有此意，惟以商情非常涣散，无从提倡，遂致延宕多日。绅界某君等以沿江各埠业已罢市，九江迄无消息，殊为愤慨，适接上海学生来电，当即将原电油印分散各商店，并要求与沪、宁、苏（州）、扬（州）等处取一致行动，遂有本日结果”。罢市得到学生们的欢迎，九江学生结队游行，手持“商界万岁”、“幸勿暴动”、“抵制日货”、“坚持到底”等旗帜，“高唱商民万岁，以表示学生欢迎商家协力援助之意。游行后，学生们又分段站岗并到各处演说，遇有日本人经过，学生伴随保护，秩序如常”。这说明，九江学生在运动中显示出相当高的智慧，即使是在运动高潮中也保持了冷静和秩序。
爱国运动同时得到九江工人的声援。在商界罢市的同一天即12日，九江各趸船工人、码头运输工人实行罢工，相约定不取轮船货物，不搬货物上船。工人们说，现在商界罢市，学界罢课，我等工人何独无心肝，不为应援？这一说法成为共识，“各工人群以为然”。罢工中，码头工人拒绝装卸货物，致使到埠的轮船久停江岸或空驶而去。划船工人拒绝运载日本人过江，庐山的轿夫也拒绝抬运日本人上下庐山，致使日本人“感受非常困难”。罢工期间，工人们虽面对“饿肚不开工”的生活困难，但斗志不改。有美国人往庐山避暑，愿出高价请工人搬运20余件行李，罢工工人回答说：“我们并不是说先生钱少了不搬，是因为日本人欺我中国太甚，是以我们罢工。”以致美国人不但自己动手搬运行李，而且对中国工人的爱国行为大生感佩，称赞“中国人热心甚好，不久即可强国！”学生们敬佩工人的坚决和勇敢，立即喊出了“工界万岁”的口号。九江工人的罢工，从根本上壮大了爱国运动的力量，形成了五四运动中江西仅有的一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三罢”斗争局面，也是江西五四运动发展到高峰的标志。
九江“三罢”斗争坚持了好几天，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情景和巨大的政治影响。《申报》记者报道说：“最奇者，此次举动，不论如何暴动，军警并不干涉；不论聚集多[少]人，只要学生一言，无不立散。即八九龄小学生，人民亦必信仰。俗云兴与不兴看后人。如此八九龄童子，均井井有条，中国转弱为强，谅不远矣。”
在五四运动中，江西还有两个政治现象值得一提。其一，江西籍学生在全国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大学的许德珩和段锡朋、张国焘，是北京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许德珩是5月4日北京被捕的32个学生之一，段锡朋6月在上海当选为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他们曾多次或派人或自己到九江、南昌进行联络，为江西爱国运动的开展，同样起了重要作用。
其二，江西省军政当局多赞同学生和民众的要求。陈光远与戚扬在5月12日接见游行学生时，即支持和钦佩学生的爱国热忱，明确表示不能以寸土与人，“现已拟定电稿，通电力争”，“无论如何，誓以争回主权，保我疆圉为目的”。陈、戚随即致电北京政府，转达学生“国可亡而青岛不能让，民可杀而主权不能失，应请切电我国代表坚持前议，请和会将青岛交还中国”和“勿过摧残”北京学生以保方刚之士气的要求。江西省议会亦于13日致电北京政府，请其据理力争，“以保国土而顺舆情”。两电名为转达民意，实际上表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因此，在北京政府密电征询意见后，陈光远即有明确表态。在16日复北京政府电中，他提出了不能不力争青岛的4条理由，认为此事“直关国家存亡，自当誓死力争，不能丝毫让步。如果抗议无效，惟有严拒签字”。其后，他还与李纯、王占元以“长江三督”几次上呈对时局的意见，其中如6月8日通电北京政府，提出3点主张：（1）对于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请照学生要求将其免职；（2）对于外交问题主张不签字，万不得已时，须有确切之善后办法；（3）对于南北和议主张按照原议，先解决国会问题。陈光远等对五四运动和江西学生、民众的态度，虽然在6月1日接到北京政府的命令后有所变化，但总体上是支持的，因而也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运动中明确支持学生和民众，表明自己的意见，既源于其自身的民族立场，更因为他们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深知浩然民气之不可违。客观地说，他们的态度，也是影响北京政府最后决定罢免曹、陆、章和拒签和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6日至8日释放被捕学生，撤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并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开端。江西人民的斗争，既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斗争，也是全国人民爱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五四运动的重要贡献。
3？郾五四运动的延续
五四运动到6月底取得拒签和约胜利而基本结束。但这场反帝爱国斗争的余波，还延续了几个月。在江西，这些斗争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继续支持和声援省外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主要有：8月起，声援山东人民反对“马良祸鲁”、要求惩办制造8月5日“济南血案”凶手的斗争，持续几个月，江西还派出代表参加了进京请愿活动；12月，为声援福建人民反对日本暴徒制造“福州惨案”，要求北京政府对日交涉、惩凶维权的斗争，江西学联组织了5000多学生参加的游行警告，抗议日本人枪杀福建同胞的罪行。江西女界联合会、南昌总商会、江西省教育会等团体以及九江的学生和市民，也纷发通电或举行游行，指斥日本人的强暴行为，要求北京政府“严重交涉，惩办凶祸，以慰民望”。
另一类是开展本省的民主运动，巩固五四运动成果，并维护本省的政治、经济利益。主要有：（1）召开江西国民大会。7月21日，经江西各公团共同发起，正式在江西大舞台举行国民大会。召开国民大会的宗旨，是表达江西民间对国事的态度，抒发国民外交的精神，“使东西诸友邦感受我国民之诚意，矫正对华政策，予以公道正谊之援助，以维持我国际地位，维持世界和平，斯则我江西国民大会之职志之希望也”。这次大会通过了三条“救国方针”，即贯彻国民外交主张，全力对付中日交涉，惩办国内奸党。并向各友邦国、南北政府等发出电文，要求解决青岛问题、实现南北统一一致对外。国民大会是五四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民间斗争形式，当时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实行。江西到1920年2月还曾再次召开国民大会，各界到会者近万人，向北京政府发出警告，不得干涉山东省向德国索回主权的行动。（2）成立江西各界联合会。继五四中相继成立江西学联和江西女界联合会（6月16日成立）后，江西适应全国各地进一步联合力量、发展爱国运动的形势，响应京、津各界联合会的多次联络，于8月间由学联和女联发起，联合各团体筹建江西各界联合会。中经反复，终于11月3日召开成立大会，组成了由20多个团体加入的江西各界联合会。选举钱志铭为总干事，杨锦垣、金士珏为副总干事。随后，派出3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了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其中2人还被留在全国联合会工作。（3）救济南浔铁路和反对开放米禁。（4）继续提倡国货，深入检查和抵制洋货，特别是日货。
江西以爱国学生为主的这些斗争，一直坚持到1920年2月才告一段落。在1920年及其后，也仍多次发生。
二、改造社的成立与新思想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江西出现了一个以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接受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浪潮。在这个浪潮中，以南昌为中心，在全省出现了一批新文化社团及其主办的刊物，如南昌二中袁玉冰等组织的“改造社”及其社刊《新江西》，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孙师毅、刘和珍等组织的“觉社”及其创办的《时代之花》半月刊和《江西女子师范周刊》，南昌一中的“晨鸣社”及其《晨鸣月刊》，曾天宇、张世熙、王立生等组织的“万安青年学会”及其主办的《青年》杂志，恽代英、王子平等组织的“九江人社”，张朝燮、王环心等组织的“永修教育改造团”，方志敏组织的弋阳“九区青年社”，孙师毅主持的《新民报》副刊《作新民》周刊，吉安十属旅京学生会创办的《吉州》，等等。这些社团和刊物，以阐释民主观念、介绍新思想、提倡新教育、促进人的思想启蒙和改造社会为宗旨，形成了江西蓬勃一时的新文化运动，给社会带来一股清新、开化之风。其中，最富有影响和成果的社团和刊物是“改造社”及其社刊《新江西》，领军人物是袁玉冰、赵醒侬和方志敏。
改造社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成立最早的江西进步社团。创办者袁玉冰（别名孟冰，1899-1927年）是泰和人，1918年考入南昌二中读书，负有改造社会的大志，曾赋诗“光阴去我太匆匆，忽忽年临二十中。矢愿从今坚立志，要为世界主人翁”。五四运动时为南昌二中学生领袖，首次读到《新青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在校联合黄道、徐先兆、黄在璇（野萝）、黄家煌、刘铁、石廷瑜、支宏江（江岩）等7名有志学生，组织“鄱阳湖社”，谈论国事，抨击时弊，探寻改造社会的问题。随着思想的深入，他们感到“鄱阳湖社”的名称难以体现社团的宗旨，即于12月改名为“改造社”，并在1921年1月1日召开改造社成立大会。当时有会员10余人，共推袁玉冰为负责人，决定出版社刊《新江西》。改造社明确宣称以“改造社会”为宗旨，先从江西做起，最终的目的是把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随后，袁玉冰等订立了8条社规：（1）积极地破坏不良的社会制度。（2）社员只能信仰主义，绝对不能信仰宗教。（3）对于民主革命的政党，只能援助，不能加入。（4）社员须有一种体力劳动或精神劳动的正当职业。（5）社员不得为资本家的助手。（6）社员生活须平民化。（7）社员不得有不良嗜好，如嫖赌烟酒之类。（8）社员对于下列各种应该有所研究：马克思学说；社会学；外国语（至少一种）；世界语。社刊《新江西》也在5月1日出版了创刊号。该杂志随后在南昌、赣州、九江、吉安省内各地以至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均有发行，是江西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一个最为主要的阵地，起了时代先锋的作用。从改造社的宗旨、社规及所办《新江西》杂志看，改造社是一个主张社会改造的革命团体，是中共成立前在江西出现的一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组织。
改造社成立后，一批进步青年陆续加入。同年6月，在南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方志敏（弋阳人，1899-1935年），也加入了改造社，并在校内积极组织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他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读书，在校发起组织读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为寻求改造社会的真理，复于1922年7月毅然退学去上海，在沪相继结识赵醒侬和袁玉冰，并由赵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赵醒侬（1899-1926年）是南丰人，早年到上海做工，因备受欺压，立志改造社会，在职业补习学校阅读到进步书刊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解放”理论，1921年五一节时在上海工商友谊会演讲劳动节历史，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很快转为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赵、袁、方三人在上海分析江西时局和出路，感到新思想新文化在江西传播不广，决定从此入手，在南昌建立文化书社，作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得到团中央的肯定。1922年8月，赵醒侬送方志敏返赣筹办文化书社，送袁玉冰赴北京大学入学。方志敏到南昌后，立即在三道桥东湖边开办文化书社，15名组织者多为改造社成员，方任总经理。文化书社宣言指出，该社以灌输文化为宗旨，专门介绍本国及外国新出版的书报杂志，即从别处运输来知识思想，在荒凉的江西，没有文化种子的江西，灌溉文化之芽，以使“江西青年思想界，开出几朵笑迷迷的‘文化之花’来”。袁玉冰去北大后，改造社成员也多到外地或外国求学，分布较广。10月6日，袁玉冰召集在北京的成员开会，决定在北大设立改造社总社，在南昌、上海设立分社；将《新江西》由季刊改为不定期刊（后该刊被当局封闭后移上海出版）；社员每月每人至少通信一次，以加强联系。袁玉冰也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很快转为中共党员。改造社的活动形式至此有所改变，但其影响则更为扩大。
11月，赵醒侬受团中央委派，回到江西负责筹建南昌地方团组织。赵在南昌一面着手组建团组织，一面与方志敏及寒假返家的袁玉冰继续扩大宣传新思想和组织革命活动，相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同盟，确定把《新江西》及《青年声》周刊“作为宣传我主义的刊物”，指定胡占魁负责南昌工人的动员组织工作，并重点在南昌、九江、景德镇、丰城发展青年入团。这些活动虽然很快遭到江西督理蔡成勋的镇压，1923年春袁、胡相继被捕，赵、方等被迫避赴沪、宁，但新思想的种子已在江西大地萌生。
新思想新文化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传播和进步社团的组织，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江西组织的创建和早期活动，建立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三、国、共等政党的组织与活动
1？郾中国国民党江西地方组织的创建
国民党在江西的早期组织，始于1906年。由此而至1926年底消灭北洋军阀取得江西政权，江西的国民党组织的活动，主要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组织建设、武装起义和策应北伐战争。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6-1913年），建立早期组织、举行武装起义和掌握江西全省政权。江西的国民党组织，由同盟会及反清革命团体发展而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906年，孙中山派会员黄格鸥（清江人）、魏会英（赣州人）回江西发展组织。他们以1904年成立的易知社、我群社为主，建立了同盟会江西支部。由江西学生在南昌组织的易知社和在宜丰、南丰组织的我群社，是江西最早出现的反清革命团体。易知社推张惟圣、虞维煦为正副社长，成员60余人，主要是江西武备学堂、测绘学堂、陆军小学的师生和南京两江师范的赣籍学生；我群社由蔡突灵、蔡锐霆（两人亦是易知社成员）等组织，他们偏重于联络会党。江西支部成立后，致力于发展组织，魏会英到赣州，组建了赣州分部；蔡突灵、蔡锐霆兄弟则奔走于瑞州（治今高安市）、袁州（治今宜春市袁州区）、临江、吉安各地，建立多个分部。同盟会是中国早期的革命政党，也是国民党的前身，它在江西机构的设立，表明江西从此有了国民党的组织。担任同盟会江西支部长者，先后有钟震川、贺国昌等。
清末江西的另一革命团体是共进会。共进会是同盟会为了联络会党而建立的组织，1907年由焦达峰、张百祥和江西人邓文翚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1909年10月（一说1月），邓文翚回到南昌，建立了共进会江西分会，以邓文翚为会长，虞维煦、丁立中为副会长。在此前后，萍乡、万载等地的洪门会党，则加入了湖南共进会。
同盟会江西地方组织和共进会相继成立后，分别将活动的重心放在学界、军界和会党方面，特别是1906年江西建立新军，不少同盟会员即投入了新军。他们秘密进行联络和发展力量，准备并积极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其中，最显著者，为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11年的辛亥革命江西光复和1913年的“二次革命”。江西同盟会组织在这些革命活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其成员表现出了牺牲精神和先锋作用。
1912年8月，孙中山等以中国同盟会为基础，与统一共和党等四党合并组成国民党。国民党的称谓，即从此始。8月20日，李烈钧以江西支部长名义，与会员徐秀钧、欧阳武、刘世均、刘家骥署名致电同盟会本部，称“在赣支部开大会研究，咸表赞成”。江西的同盟会、共进会两组织随即奉国民党本部之命，合组为国民党江西支部。这时，国民党党员遍于全省，为数不下2万人，支部长李烈钧担任江西都督，江西的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也大多数是国民党人，国民党事实上掌握了江西全省军政大权。因此，这个时期被江西国民党人认为是一个“全盛时期”。1913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首先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成为影响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
第二阶段（1913-1923年），寓居东京、上海和反抗北洋军阀统治。1913年7月，袁世凯派驻鄂第六师师长李纯进军江西，一个多月间打败反袁的数万赣军，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在江西宣告失败。李纯随即署理江西都督，建立起北洋军阀对江西的统治，同时对曾担任文武官员、记者的国民党人，和国民党籍的10名国会参议院议员、25名众议院议员以及众多省议会议员，“一律按册缉捕”，给全省的国民党组织以毁灭性的打击。江西国民党人徐秀钧（时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等被捕杀，大部分“尽为亡命”，“四方窜伏，而以日本东京为最多”。也有一些人屈节召侮，徘徊失机，被人“携袁世凯金钱暗中勾去不少”。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原国民党人需履行加盟手续，方得成为中华革命党员。孙中山以周道万为江西主盟人，任徐苏中为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长，夏之麒为江西革命军司令长官，江西支部设在东京，有党员约300人，其中有江西留日学生100多人。夏之麒二次革命时在湖口参与指挥，曾组织敢死队苦战月余，故受命后当即回到上海，派遣刘万等返赣设立机关，刘万等被李纯捕获杀害后，再派欧阳靖国主持赣事，但夏之麒遭赣浙两省当局悬赏重金侦缉，1915年11月7日在上海被刺杀。1916年，江西支部移设上海，有党员700余人。虽然支部不在江西，但支部通过派人等方式，活动重心仍在省内。江西革命党人当时仍致力于军事行动，曾组织新华社及卫军团等，力谋发动“三次革命”，遭当局破获，党员刘霖、刘辉堂、李佐等被杀害，入狱者数十人，其余逃伏各地。袁世凯死后，省议会恢复，国民党人乘机复起，江西组织又现起色。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因中华革命党无法继续存在，遂恢复国民党的名称，改称中国国民党。江西组织遂相应改名，并长期未再变更。
1920年起，江西国民党员的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前，党员主要来自军、政两界人士和江西留学生；这时开始转变为“以内地学生及工人为最多”，人数也日呈增长之势。这一变化，与五四运动的兴起及其在江西展开得很有声色有关。1922年，广东革命政府北伐，江西国民党人积极响应。北伐因陈炯明叛变失败后，江西国民党人在省内和上海均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江西党务，于是再次陷入停顿。
这一阶段的江西党务活动，主要是反抗北洋军阀的统治；活动地域，为上海和成为革命根据地的广州，而以江西为主。其主要工作是：（1）发动小规模起义。江西支部曾先后派赖天球在龙南、定南、寻邬和广东南雄发动起义，祝光照在赣东北发动起义并一度占领上饶、铅山，黄干在鄱阳、都昌一带发动起义，刘霖、刘辉堂、李佐等在北洋军中运动起事（事泄被杀，国民党人被捕者数十人）。起义虽均失败，但扩大了革命的影响。（2）“着力于主义宣传”和设法参加群众运动。1916年，徐苏中返省恢复了1913年被封闭的机关报《晨钟报》（同时为党部办事机关），任主笔。不久，因宣传革命及主张省议会弹劾北洋省长戚扬，徐遭通缉逃亡，报亦停办。1921年5月，江西改造社（其成员后来成为江西国共两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创办《新江西》季刊，季刊1923年被江西当局封闭后，移到上海，改出半月刊。该刊“抨击军阀，不遗余力”。其他有国民党人参加兴办的报纸和出版物，共有7种。此外，积极参加民权运动同盟，加入青年团体及各种学会，致力于“灌输吾党主义”。（3）借托议会进行活动。1916年江西恢复省议会，时称第二届议会。国民党人乘机加入，与前一届议会一样，“仍占议席百分之八十”。这为国民党人借议席反抗北洋军阀的统治，提供了合法的条件。
第三阶段（1924年-1927年春），重建江西组织和响应国民革命。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形成了国民革命的锐进态势。彭素民、徐苏中、赵干（即中共党员赵醒侬）、萧炳章、周道万、胡谦、孙宏义、刘伯伦、王恒等9人作为江西代表出席了国民党一大。3月，赵干、邓鹤鸣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秘密派遣，担任筹备专员，由沪回赣筹建江西省党部。主要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来筹建和主持国民党组织及其活动，是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一大特征。
在赵醒侬、邓鹤鸣、方志敏等主持下，先建立了国民党江西省临时党部，继于1925年7月，在南昌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选举赵醒侬、邓鹤鸣、张朝燮、方志敏、许鸿、陈灼华、朱大贞为执行委员，涂振农、刘承休、曾振五、傅惠忠为候补执委；李松风、曾天宇、王镇寰为监察委员，姜伯彰、王立生为候补监委，组成了正式省党部。赵醒侬任组织部长，实际主持省党部工作；邓鹤鸣、张朝燮、刘承休、朱大贞、陈灼华分任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部部长（农民部部长后先后由涂振农、方志敏担任）。全省党员这时有2698人，县、市党部17个。省党部归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原规定隶属于汉口执行部，但从1925年8月组织部长赵醒侬向上海执行部解送党员入党表、调查表看，江西实际隶属于上海执行部）。1926年3月召开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领导成员及机构与一大相同。
省党部先后创办了《民治日报》（1925年秋）、九江《江声日报》（1925年秋）、《南昌民国日报》（1926年8月，后改名为《江西民国日报》）等报刊。在全省恢复重建组织，由张朝燮、王镇寰等在南昌市，许鸿等在九江，周利生、王湘等在吉安，姜伯彰等在上饶，萧赣、李人祝、颜承梁等在萍乡，以教书等为掩护，负责当地党务活动。积极进行响应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事，特别是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中，动员江西人民箪食壶浆、支援战争，炸毁孙传芳部装载军械弹药的轮船，颇具贡献。全省党务活动，十分活跃，但也受到北洋军阀当局的残酷镇压。1926年8月，军阀邓如琢查封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其活动据点，逮捕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赵干（赵醒侬）并于9月将其杀害。全省党员及青年学生，随后被害者甚众。江西的国共两党组织，遭受沉重的损失。
2？郾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组织的建立
1924年3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派遣赵醒侬（赵干，南丰人）、邓鹤鸣（高安人，当时在上海全国学联工作）到江西秘密筹建组织。此时，国、共两党已实现党内合作，并刚刚在1月召开了国民党一大，决定共同领导国民革命。赵、邓是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因此，在他们受命回赣筹建国民党江西地方组织时，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江西革命的领导，也指令他们筹建中共江西地方组织。
在组建中共组织前，江西已经有了青年团的组织。其组建情况是：1923年1月20日，受命返赣建团的赵醒侬与方志敏邀集在南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当时由于“南昌信仰新文化[者]已经是少数，而热心社会主义的，尤其[是]少数的少数”，所以江西地方团的发起人这时仅有赵、方及刘拜农、刘五郎、刘修竹、陈之琦、赵履和等七人，推定刘拜农为临时书记，决定向工人和学生作有力宣传，力争多介绍学生入团及援助工人运动。8月，赵醒侬以江西代表身份，由上海赴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再次返赣工作，10月下旬，在南昌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赵醒侬、曾宏毅（洪易）、徐竭夫为委员，崔豪为候补委员，赵醒侬任委员长。团地委继续传播《先驱》、《向导》等中共党、团刊物，秘密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文化运动和国民运动，并在南昌设立了三个支部，在九江设立了一个支部，创办了机关刊物《红灯》，逐步扩大工作范围和进步思想文化的影响。江西青年团组织的建立及活动，为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赵醒侬、邓鹤鸣到南昌后，立即着手筹建中共地方组织。他们先在团员中发展方志敏、傅清华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领导建立中国共产党南昌支部，赵醒侬任书记兼组织干事，邓鹤鸣任宣传干事。支部设在南昌市解家厂附近，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组织的建立，是近代江西史上的一件大事，她不仅与革命的国民党一道，为近代江西历史增添了崭新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内容，而且使江西人民改造社会、追求建设新江西的斗争，有了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从而表现出更大的自觉性和更强的使命感。以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为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建，为使江西不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共南昌支部建立后，致力于扩大建立国共两党地方组织和领导革命活动。由于国民党当时是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及活动形式，赵醒侬等中共党员下力气建立全省国民党组织。因此，在中国国民党江西省一大选举产生的16名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有12名为中共党员。当时至1926年创建的全省61个县、市党部，绝大多数也是以中共党员为主创建起来的。这是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在江西占据优势的主要原因。
中共江西地方组织自身的发展，则以赣江两岸和南浔铁路沿线的南昌、九江、吉安等为重点，发展党员和建立下属组织，积极开展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运动。为扩大革命宣传和准备革命力量，党组织还在南昌分别创办了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明星书社1924年6月在南昌市西湖横街开业，曾天宇任经理，是中共中央开办的上海书店在江西的发行点，也是江西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场所。黎明中学8月在南昌市杨家厂附近开办，校名寓意为“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是江西最早的一所培养革命人才的学校，也是当时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机关。该校后被军阀当局查封，北伐占领南昌后并入南昌中学。
1926年初，在江西督办方本仁逮捕准备到广东出席国民党二大的赵醒侬、刘承休、陈灼华（均为中共党员）、形势一时严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加强江西的领导力量，先后派出在上海的江西吉安籍中共党员罗石冰、刘峻山（九峰）为特派员，营救赵醒侬等被捕者，整顿和发展党团组织，先后将吉安、九江的党小组升为特别支部。4月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南昌建立中共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江西地委），罗石冰任书记兼宣传部主任，赵醒侬任组织部主任，方志敏任工农部主任。到年底，中共江西地委在全省50个县、市建立了基层组织，拥有党员800多人。党的工作，在这一年全力转入策应北伐军的进军江西。
3？郾其他政党社团
民国初年，是全国组建政党社团十分活跃的时期，时人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这种趋势，在江西也有所反映。
据台湾学者研究，民国初年（这里指1911-1913年），全国各地成立的具有现代性质的新兴公开党会，初步统计有682个，其中政治类的有312个，其余为联谊、实业、公益、学术、教育、慈善、军事、宗教、国防、进德各类等。这些党会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其中在江西成立的有4个，这就是属于政治类的赣省公民联合会，1913年5月在南昌成立，是反对袁世凯的政治组织；属于联谊类的江西警察协会，1912年10月在南昌成立，主要职能是保障警察权利，发起人为阎恩荣等；属于慈善类的九江红十字会，1911年12月成立，负责人有白坚、蔡惠、江楚鸣等；属于公益类的女子军事协进会，设在南昌，主要职能为赞助革命进行。严格地说，这些还只能算是社团，还不能说是完全的现代政党。
当时江西的党会政团实际上并不止此。还有另外两种情况，也可列入：
一种是江西籍人士在外省组织或参与组织的党会政团，为数不少。比较著名的，政治类的如谢远涵在北京参与组织的民主党，李盛铎在北京参与组织的政治研究会，吴宗慈在北京参与组织的国家学会和新共和党，江亢虎在上海发起组织的中国社会党等，联谊类的如谢远涵、梅光远等在上海组织的江西共和建设讨论会，在上海成立的江西公会，以及旅京、旅沪、旅汉江西同乡会等。
另一种是一些在京、沪成立的政党，在江西设立了分支机构。如1912年，共和党、民主党都在江西建立了支部组织，并与同盟会相对立，失势后“其顽强者乃托黎元洪，以后投身于袁世凯，而为之虎伥焉”。统一党也在九江建立了交通部。1913年5月，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江西的三党组织经过7月间的合并纠纷后，也实现合并并成立了江西支部，支部部长谢远涵，副部长高巨瑗。该党反对李烈钧领导的“二次革命”，在湖口起义爆发后，曾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迅速戡乱”。“二次革命”失败后，江西支部携袁世凯金钱，拉拢国民党党员，国民党员被“暗中勾去不少”。随后，该党在江西有较大的发展，在大多数县建立了分部。1914年春，赣南的党员因与地方当局发生纠纷，该党赣南24个县的分部部长、副部长40多人被赣南镇守使李廷玉下令密捕，引起该党北京本部的抗议，由大总统袁世凯下令江西民政长戚扬查究，可见其组织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力量。次年，该党江西支部发生分裂，分为两支，一支由谢远涵主持，开办机关报《大江报》；一支由高巨瑗主持，开办机关报《大公报》。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后，该党逐渐瓦解。
民初后，党潮逐渐消解。五四时期，江西也建立了一些社团，但除属于国、共两党者外，一般没有什么影响。
四、安源工人运动
安源工人运动是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江西境内组织的声势浩大的产业工人的政治斗争，也是当时极富特色、震动全国的一件大事。
1？郾安源工人的动员和组织
安源地处江西省萍乡县。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统称。安源煤矿是江西境内最早出现的近代工矿企业之一，日出煤2000多吨，主要供给在湖北的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1908年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近代企业之一）。为将萍煤运往大冶和汉阳，1898年动工专门修建从安源到湖南株洲的铁路（1906年竣工），与粤汉路相接，归湘鄂路局管理。因此，安源不但路、矿相连，而且因与湖南毗邻，工人大多也来自湖南，故与湖南的关系特别密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致力于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并建立了以张国焘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专负其责。当时，安源路矿集中了1.7万名产业工人，因而受到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重视。书记部最早通过通信和寄送《工人周刊》等书报的办法，宣传劳工解放等道理，与安源工人建立了联系。1921年12月，应萌生了要求解放之念的安源工人的请求，书记部特派毛润之（泽东）、李能至（立三）、宋友生、张理全四人到安源考察情况，开展活动。毛泽东时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湖南劳动组合分部主任，也将动员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作为湖南党组织的重要工作。到安源后，“他们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况，于是大得工友欢迎”。其后，毛泽东留下李立三，专门负责组织与发动安源的工人运动，并加派蒋先云等来协助李的工作。毛泽东自己也于1922年5月和9月初两次到安源，检查和部署组织工作，并经常性地向李立三等指示工运的方针策略，调配组织力量。湖南党和毛泽东的重视及组织领导的有力，是安源工人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
安源工人中也具有组织起来的基本条件。安源煤矿工人绝大多数实行包工制，工人受到工头的残酷剥削，如窿内工人，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七八分，而工头转手后只给工人铜元二十六七枚（安源当时1元银洋可换铜元210余枚），此外还有延长工作时间、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矿局职员和工头对稍不如意的工人，“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戴篾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扣留蛮加拷打”。由于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据1918年统计，全矿“患矽肺病、肠胃病的工人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安源工人对其生活、生产现状，极度不满。另一方面，“安源路矿工友性质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能服从。又以万余工友，团聚一处，声息相通，故团结力亦十分充足”。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所以“组织团体、解除压迫、改良待遇、减少剥削”之口号一出，即万众景从，群焉归附。
李立三等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1922年1月，在五福巷成立安源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由李立三、蔡增准任教员，在授课中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组织起来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的道理，工人因此而觉悟者甚多。2月，成立了以李立三为书记的中共安源支部，这是中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中共基层组织，也是江西境内最早建立的中共组织。5月，经过两个月筹备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部址设在牛角坡52号。俱乐部的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成为安源工人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维护者，更是党支部领导下的安源工人运动的直接组织和指挥机构。加入俱乐部的会员，到罢工时有700多人。为了实际帮助工人解决经济困难，俱乐部还于7月间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李立三、毛泽民先后任总经理。消费合作社因其能让工人买到便宜生活用品，受到工人们的极大欢迎，当时被称为“中国人工阶级自己的第一个商店”。所有这些工作，为工人大罢工斗争作了较好的准备。
2？郾罢工斗争及其胜利
7月，汉阳铁厂工人因其俱乐部被当局封闭而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这个消息给安源工人带来很大的鼓舞，也使路矿当局受到震动。面对斗争情绪日益高涨的工人，当局起初企图笼络俱乐部负责人朱少连、蒋先云、蔡增准等人，未得逞后转行威胁恐吓，以不速离安源必有杀身之祸相逼，朱、蒋、蔡等仍不为所动，凛然表示“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工人群众则在俱乐部的宣传演讲下，听者日众，加入俱乐部者亦日以数十计，并提出了举行罢工以改善待遇的要求。路矿当局在软硬两手失败后，则由副矿长舒修泰（楚生）与路局机务处长联名具禀萍乡县署和赣西镇守使署，诬称俱乐部为乱党机关，请以武力封闭。双方对立的形势，于是日趋紧张。
9月初，毛泽东再次到安源，与蒋先云、朱少连等研究工人们要求举行罢工以改善待遇的问题，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党支部迅速将大多数工人发动组织起来，准备斗争。同时，他要正在醴陵的李立三速回安源。9日，李立三回到安源。返回长沙的毛泽东根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命令，主持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研究确定，加派当年由莫斯科回国的刘少奇到安源参与领导工人运动。11日，刘少奇到达安源。同时，毛泽东又写信给李立三，指出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要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李立三当即主持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并对罢工斗争作了部署，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为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领导罢工斗争。
9月9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到安源。路矿当局害怕激化矛盾，急请李立三不要公布萍乡县府让俱乐部自行停闭的训令，表示将与官厅疏通保护俱乐部。俱乐部则于11日趁机提出出示官府保护俱乐部的告示和7日内发清从前积欠工人的存饷等3项要求，警告当局如2日内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在上海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来函支持，鼓励工人们不要为官威所降服，与其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并表示将没法为他们声援。延至13日午夜12时，未能得到满意答复的俱乐部，遂下令罢工。铁路工人当即停开火车，拆除火车头重要机件，煤矿工人切断电线，停驶运煤车，窿内工人如潮水一般一群群涌出窿外，大呼“罢工”不绝。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也于14日上午相继罢工。俱乐部组织监察队各持白旗密布街市及工厂附近，以维持秩序和防止破坏。各处张贴俱乐部布告，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内容。总指挥李立三在工人保护下居中秘密策应，全权代表刘少奇则长住俱乐部出面应付一切。17000名工人参加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高度组织下紧张有序地进行。
14日，俱乐部发出《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宣言向各界父老兄弟姊妹申诉工人的痛苦境遇和罢工的原因，写得哀怨动人，其中有：
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作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
宣言提出了17条涉及维护工人权益的要求。俱乐部将这17条函送路矿当局，称当局如欲商谈，“即请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路矿当局软硬兼施，一面由总监工王鸿卿出面，让各工头动员其有亲戚关系的工人开工，被罢工监察队阻止后，又悬赏重金收买暗探，企图刺杀李立三，因工人严加警卫亦不能如愿，遂改取武力威胁，请由赣西镇守使署将安源划为戒严区，出价每人每天2元，由旅长李鸿程任戒严司令，率领军队数百人入驻安源。另一面，则由地方商会和士绅作调人，与俱乐部进行谈判。
劳资双方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谈判期间。罢工当天上午，商会代表谢岚舫和地方士绅陈盛芳来到俱乐部，表示愿充调解人，刘少奇即将17条交其带给路矿两局。两局当晚回信，表示各条皆可承认，但现在做不到，请工人先开工，再慢慢商谈条件。刘少奇讥其为“滑稽空言”，立予拒绝。15日，两局派出全权代表到商会，与李立三、刘少奇等谈判，因仍坚持先开工后商条件，而无结果。16日，绅商各界劝工人让步先开工，全体工人则再次发表宣言，痛诉工人之苦，坚持如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中午，路矿当局意图借军队来压服工人，遂请工人代表刘少奇到戒严司令部商谈。戒严司令李鸿程多方恐吓刘少奇，称“如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但刘少奇丝毫不为所动，反谓“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这时数千工人已将司令部包围，喧声如雷，声言请工人代表出来，要司令、矿长到俱乐部去谈。刘少奇出来与大家见面后，复入室续谈。在工人们的强大压力下，李鸿程和参与商谈的副矿长舒修泰等都软了下来，要求下午再谈。刘少奇回俱乐部后，李鸿程“即来一信，代表驻军向俱乐部道歉，并愿自为调人，请从速解决”。
安源工人的罢工，被全国各地报刊广为登载，各地声援之声不断；江西督军蔡成勋及在北京的株萍铁路局长王昌学也来电主和。矿长李寿铨（镜澄）面对内外形势和压力，17日转取调和、磋商态度。当晚，路矿两局、俱乐部与商绅三方代表会谈，将工人提出的17条细加磋商，订就草约。18日上午，由三方全权代表，即萍矿总局舒修泰、株萍路局李义藩、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在路局机务段签订正式条约。条约内容为13条：（1）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2）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3）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4）每年12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5）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150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150元以下者，给150元，一次发给。（6）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20元以上者，每月以10元为限。（7）路矿两局存饷分5个月发清，自10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局8月份饷，须于本月20日发给。（8）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9）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200元，从本月起实行。（10）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11）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日1角5分递加至1角8分，大工2角4分递加至2角8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12）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13）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4角以下者须加大洋6分，4角以上者至1元者照原薪加5%。
条约签订后，一万多工人集中到大操场，召开罢工胜利庆祝会。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发表演说，希望大家永远保持齐心协力的精神，继续斗争，同时安心开工。会后，李、刘等率万余名工人举行大游行，高呼“劳工万岁”等口号，旗帜蔽天，爆声震地，热烈非常。当天，全体工人复工。历时5天的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结束。
安源工人大罢工是尚处幼年的中共领导工人运动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当时即被认为“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次罢工斗争所以能够取得完全胜利，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共组织的得力的动员领导是胜利的根本原因。毛泽东的多次深入安源工人群众中的动员宣传，以及为罢工斗争确定方针策略、组织领导；李立三的长期与工人在一起，实际主持动员、教育和组织工作，成为深受工人爱戴的领导人；刘少奇的坚持在罢工第一线领导斗争，被工人誉为“一身是胆”，以及朱少连、蒋先云等其他许多中共党员的深入工作，共同形成为一股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保证了罢工斗争始终在有理有节中进行并取得胜利。
第二，工人遵守纪律，秩序良好，显示了有组织的强大力量。罢工发生时，商家害怕抢劫，大起恐慌。但罢工秩序之好，出乎意料。罢工后，“工人举动，则极为文明”，他们各归住房，每房派一人到俱乐部联络，有事即一呼百应，如臂使指。俱乐部命令之严，远过军令，平时街上赌钱及窿工食宿处赌博的现象，在罢工时均绝迹；各重要处所均有工人监守和巡视，非俱乐部条子不得通行，以至连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部也到俱乐部请发通行徽章。工人们对罢工领导人的保护，更是周密。因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结罢工的胜利经验，也赞扬安源工人“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
第三，斗争策略既实际又灵活。罢工中运用“哀兵必胜”的策略，博得了社会和舆论的广泛同情。俱乐部主动行文萍乡县署和赣西镇守使署，说明罢工原委；对参加戒严的军队，亦以理说服，致使担任戒严司令的李鸿程旅长，也“知工人此举在要求改良生活，非武力所能解决，因而对于这次罢工，后来反积极维持，出力甚多”。针对工人中加入红帮（洪帮）者较多的情况，俱乐部则采取了对帮会首领团结争取的策略。李立三在罢工前夕亲自去见红帮首领，同喝鸡血，并宣传保护穷人等道理，提出在罢工时鸦片馆关门、街上的赌摊收起来和不发生抢劫案等三项要求，得到红帮首领连拍三下胸脯的保证，并在罢工时均一一实现。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震动很大，“甚至一些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也都认为俱乐部了不起”。
3？郾安源工运的延续
安源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是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一件“增了中国劳动运动历史的光荣不少”的大事，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罢工斗争胜利后尤其是郑州二七惨案发生后，安源工人运动继续发展，进一步创造了中国工运的奇迹。
一是俱乐部组织进一步扩大和严密。一万多名工人在罢工胜利后要求加入俱乐部，俱乐部遂乘势进行改组，实行自下而上的代表制即“民主的集权制”，以十人团为基本组织，每10人为一团，选举十代表1人；10团选举百代表1人；每一工作处选举总代表1人；百代表、总代表均由该处十代表选举，各处总代表组织最高代表会，作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商决各项重大事项；由各百代表组织百代表会议，作为俱乐部的复决机关，议决最高代表会提交的复决案件。如此，安源路矿的全体工人，便“完全组织在一个严密系统之下”。1922年10月，俱乐部完成了自下而上的选举，选举李立三为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朱少连为路局主任，刘少奇为窿外主任，余江涛为窿内主任，以及总代表45名，百代表140余名，十代表1382名。俱乐部内设文书、会计、庶务、教育、宣传、互济、游艺、交际8股，4名主任与各股股长组成干事会，作为最高代表会的执行机构。俱乐部实际成为工人的准政权组织，在安源工运中继续发挥着中心的作用。
二是打破包工制。罢工胜利后，工头职员不能剥削工人了，于是密谋破坏工人俱乐部，遭到工人重惩。工人俱乐部便进一步决定废除包工制，改为合作制，议定合作办法为：窿工处工头每月工资为10元至30元，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不改，其余各项消耗费，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15%归工头，5%归管班，80%由工人平分。窿外依各处情况不同临时规定。至此，在安源煤矿推行20多年的包工制，被完全打破。
三是与汉阳、大冶铁厂工会形成联合，1922年12月10日，在汉阳建立了汉冶萍总工会。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产业工会，拥有会员3万多人。三处工会的联合，当时被认为“结成一条强固精密的阶级战争的广大战线，开中国劳动运动未有之创局”。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但安源工运仍是一个高涨的形势。在路矿当局方面，虽然也接到交通部封闭工会的电令，但当局因“安源工人势力集中，产业又极重要，工人组织力与战斗力亦相当丰富，若封闭工会，无疑的必遭到工人决死的反抗，于矿山生存实有重大危险”，故而“不敢遽尔压迫”；在俱乐部方面，反而执行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做出了很多的成绩，最大的如进一步创办消费合作社、工人教育，继续取得资方对工会和工人的资金支持，继续公开举行各种大的会议及示威游行，援助和支持全国各地工会团体及失业工人等。因此，安源工运这时再次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得到中共的高度评价。邓中夏在其《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将安源工人俱乐部誉为“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指出“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不但仍旧巍然独存，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溃，而且做出许多成绩，竟然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出现这种独特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李立三及在1923年4月后接替他职位的刘少奇等的正确领导，以及安源工人齐心、奋斗的结果。
1925年9月，安源工运遭到路矿当局和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主持俱乐部工作的副主任黄静源等数十人被逮捕（黄静源10月被杀害），伤亡工人数十人（遭枪击死亡6人，伤30多人），工人俱乐部被封闭。当局制造“九月惨案”和杀害工人领袖，受到社会的谴责。此后，安源工人汇入国民革命的洪流，其“革命精神并未稍杀，于是投入革命军者有人，在各地领导农民组织协会者有人，革命种子，于是遍布湘鄂各地点”。
1？郾运动的第一阶段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集会并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拒绝中国收回权利、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并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的无理行为，要求北京政府“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遭到军阀当局的镇压，学生被捕30多人。全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由此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江西社会各界以学生为先锋，积极呼应和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广泛地在江西掀起了一场波澜迭起、有声有色而且持续长久的爱国民主运动。
江西的爱国运动一开始就富有声势和特点。北京五四的消息首先传到九江和南昌，7日起，两地学生迅即行动，一星期中“屡开秘密会议，各学生所表示之态度，均激昂慷慨，且极坚决。故各校校长及教员一致赞成，加入运动”。10日，南昌各校学生在百花洲集议，急电北京政府，恳请对山东权益据理力争、万勿签字，对被捕学生迅予释放。12日，南昌市17所学校的3000多学生，以江西省学界游行警告团名义，举行游行示威，军乐前导，每一学生执白布或白纸旗一面，上书“诛卖国贼”、“力争青岛”、“救被捕之北京学生”、“抵制日货”、“同胞速醒”等，“各校校长及管教员等亦多随队前往”。游行队伍从皇殿侧公共体育场出发，先后到省议会、督军署、省长公署、教育厅和省总商会请愿，学生代表痛切陈词，表示“我视同生命之青岛决不可断送，我视如蛇蝎之密约决不可存留，我视同神圣之北京学生决不可拘禁”，要求他们致电北京政府，立行救国讨贼和释放北京学生。学生代表“声泪俱下，闻者动容”，出来接见的督军陈光远、省长戚扬及副议长、教育厅长、商会会长等人，均当场答应学生的要求，并分别在当天或次日向北京发出电文。学生们的行动，也得到市民们的支持，“沿途观者人山人海，而贩夫走卒以及妇女老稚莫不感动，甚有见旗帜而下泪，向队伍而脱帽致敬者。两旁之商家，均现戚容，无一嬉笑喧哗者，亦可见赣人之心理矣……沿途警察保护秩序，极为热心，亦难得也”。以警告团游行和请求地方当局出面支持的形式，表达学生的爱国要求，是江西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一项创举。学生们在行动中，显示出良好的斗争策略（感动并取得地方当局的支持）和约束能力（游行学生秩序整齐，有理有节），造成“壮气为虹，和歌变征，兴忧风雨，涕已无从”（南昌游行学生致北京各学校电文）的强烈现场气氛，因而取得了声援和宣传的良好效果，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连在上海的外报《大陆报》也报道说：“江西人性质素来保守，今乃有此举动，殊不容轻视。”
以12日南昌学生的警告游行为标志，江西五四运动同时向深度和广度全面发展，在很短时间内形成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一是运动以南昌、九江为中心，波及全省，顿成规模。从12日起，据不完全统计，赣州、吉安、泰和、万安、新干、永丰、峡江、吉水、遂川、抚州、南城、宜黄、崇仁、南丰、石城、宁都、上犹、乐安、黎川、上饶、弋阳、波阳、铅山、万年、贵溪、景德镇、都昌、湖口、彭泽、星子、德安、永修、修水、宜春、高安、铜鼓、清江、萍乡等县都开展了活动。“可以说，从鄱湖之滨到赣江两岸，从绵延武夷到幕阜山麓，到处响彻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吼！”
二是运动以学生为先锋，但商会、教育会、农会等民众团体以及作为民意机关的省议会也同时参加，一道行动，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这些团体机关，在五四运动前的几个月里，已经多次通电北京，表示反对日本掠夺山东的态度。北京五四消息传出后，他们立即与江西学生取一致行动。5月8日，九江教育会、总商会即分别致电北京政府请求拒签巴黎和约，释放被捕学生。10日，江西省农会、教育会、南昌总商会均向北京政府发出了同样内容的电文。13日，江西省议会亦致电北京政府，转陈江西要求中央据理力争、还我山河、释我学生、一致对外的“民意”，请中央“鉴纳，以保国土而顺舆情”。其后，他们与学生实际上结成为一条战线，同仇敌忾，形成爱国运动的巨大的整体力量。
三是抵制日货。江西的爱国运动几乎一开始就将抵制日货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南昌学生12日下午游行结束时，即表示自即日起，各校学生不用日货，并劝告学生亲友提倡国货。同日，九江各界民众为抵制日本台湾银行发行的纸币，群起兑换现洋，致使日本银行紧急从南昌调运银元救急。14日，南昌市总商会集会讨论抵制日货办法，通告全市商行商帮和全省各县镇商会，不再贩运日货。随后，南昌、九江等地抵制日货形成高潮，各行业公会、商帮、商家纷纷响应，江西农校学生集中烧毁本校日货，省立女师学生程孝芬更是割断右手中指，血书“提倡国货，用日货就是冷血动物”13字，以至流血过多而昏倒，震动一时。英人《字林西报》所发5月20日的九江通信，也进一步报道了九江抵制日货情况：“此间日人汽船营业大坏，只有华客三十人，货物实可谓全无。船上华人船员，咸有去意。九江排日运动之烈，与上海无殊，传单到处皆是。”抵制日货是五四运动中全国各地几乎共同的做法，是当时被迫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不满。
四是学生的组织程度和责任意识较高。在成功举行警告游行的第二天，南昌各校学生即在百花洲开会，商议组织江西省学生联合会。当时，北京政府已经释放被捕学生，但其他问题尚未解决。学生们认为，学生是国家之优秀分子，自当尽其所能，组织团体，做精神上之联合，以交流知识，并向社会宣传和提倡爱国精神，使不识字者居多的人民，知国家之可爱和今日之艰难，将爱国斗争坚持到底。经过两星期的筹备，江西学生联合会于25日在南昌正式成立。联合会以邵祖平、卢任华为正、副干事长，丁伟、汪宏毅为正、副评议长。在南昌学生酝酿组织团体的同时，九江学生也于20日筹组联合会，并于25日正式成立。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不但表明学生们的行动有了统一的组织和领导，而且显示出学生们对宣传和动员民众，有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和长远眼光。
在运动的高潮中，江西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即民众反对议员加薪的风潮。5月21日，省议会召开秘密会议，议决增加议员薪饷。31日，南昌各界发起召开公民临时大会，推举代表向省议会质询。代表们与议会警卫发生冲突，议会会场被捣毁，数名议员受伤。各界公民复推代表面见督军陈光远，要求陈取消议员加薪案，不得要领。6月1日，南昌全市商店宣布实行罢市后，陈光远答允取消议员加薪，商店才一齐开市。这场风波，反映了代表民意的议会过于注重自身利益，与民众的意愿发生了严重的疏离，因而受到以商民为主体的城市民众的抵制，致使地方当局也不得不最后向民众妥协。
2？郾运动的第二阶段
6月1日，北京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并为曹、章、陆辩护；又于3、4两日，逮捕抗议的北京学生800余人，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五四运动进入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新阶段。江西爱国运动由此进入第二个高潮，特别是九江工人举行罢工，加入了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工人的第一次政治罢工、推动五四运动新发展的行列。
6月4日，江西学生接到由天津转上海、上海学联转江西学联要求速起援救北京学生的电文。5日，南昌各校学生立即举行罢课，并通电全国，要求北京政府严惩曹、章、陆，取消中日一切密约，释放被捕学生。南昌总商会继起声援，也于10日向北京政府发出要求保全学生、惩办国贼的通电。在实现释放学生、罢免曹等3人职务目标后，6月中下旬，江西爱国运动与全国同步，集中到要求拒签和约上。同时，江西与全国主要是京、津、沪的联系，以及与本省各县的联系，更为密切，南昌、九江还派出学生代表，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因此，这一阶段运动的组织程度更高。
江西这一阶段的运动，以九江最为出色。码头工人加入斗争，形成“三罢”形势，九江实际成为江西爱国运动的中心，是这一阶段爱国运动的主要特点。6月6日，九江教会学校南伟烈大学率先实行罢课，并向全国发出通电。随后，罢课学生与其他已提前放假学校的未回家的学生，组成多个救国讲演团，在街头巷尾讲演爱国行动，并与北京学生代表张益轩共同动员各公团“一致行动”。12日，九江商界举行全城罢市。上海《申报》报道说，九江“此次罢市，商界本早有此意，惟以商情非常涣散，无从提倡，遂致延宕多日。绅界某君等以沿江各埠业已罢市，九江迄无消息，殊为愤慨，适接上海学生来电，当即将原电油印分散各商店，并要求与沪、宁、苏（州）、扬（州）等处取一致行动，遂有本日结果”。罢市得到学生们的欢迎，九江学生结队游行，手持“商界万岁”、“幸勿暴动”、“抵制日货”、“坚持到底”等旗帜，“高唱商民万岁，以表示学生欢迎商家协力援助之意。游行后，学生们又分段站岗并到各处演说，遇有日本人经过，学生伴随保护，秩序如常”。这说明，九江学生在运动中显示出相当高的智慧，即使是在运动高潮中也保持了冷静和秩序。
爱国运动同时得到九江工人的声援。在商界罢市的同一天即12日，九江各趸船工人、码头运输工人实行罢工，相约定不取轮船货物，不搬货物上船。工人们说，现在商界罢市，学界罢课，我等工人何独无心肝，不为应援？这一说法成为共识，“各工人群以为然”。罢工中，码头工人拒绝装卸货物，致使到埠的轮船久停江岸或空驶而去。划船工人拒绝运载日本人过江，庐山的轿夫也拒绝抬运日本人上下庐山，致使日本人“感受非常困难”。罢工期间，工人们虽面对“饿肚不开工”的生活困难，但斗志不改。有美国人往庐山避暑，愿出高价请工人搬运20余件行李，罢工工人回答说：“我们并不是说先生钱少了不搬，是因为日本人欺我中国太甚，是以我们罢工。”以致美国人不但自己动手搬运行李，而且对中国工人的爱国行为大生感佩，称赞“中国人热心甚好，不久即可强国！”学生们敬佩工人的坚决和勇敢，立即喊出了“工界万岁”的口号。九江工人的罢工，从根本上壮大了爱国运动的力量，形成了五四运动中江西仅有的一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三罢”斗争局面，也是江西五四运动发展到高峰的标志。
九江“三罢”斗争坚持了好几天，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情景和巨大的政治影响。《申报》记者报道说：“最奇者，此次举动，不论如何暴动，军警并不干涉；不论聚集多[少]人，只要学生一言，无不立散。即八九龄小学生，人民亦必信仰。俗云兴与不兴看后人。如此八九龄童子，均井井有条，中国转弱为强，谅不远矣。”
在五四运动中，江西还有两个政治现象值得一提。其一，江西籍学生在全国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大学的许德珩和段锡朋、张国焘，是北京五四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许德珩是5月4日北京被捕的32个学生之一，段锡朋6月在上海当选为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他们曾多次或派人或自己到九江、南昌进行联络，为江西爱国运动的开展，同样起了重要作用。
其二，江西省军政当局多赞同学生和民众的要求。陈光远与戚扬在5月12日接见游行学生时，即支持和钦佩学生的爱国热忱，明确表示不能以寸土与人，“现已拟定电稿，通电力争”，“无论如何，誓以争回主权，保我疆圉为目的”。陈、戚随即致电北京政府，转达学生“国可亡而青岛不能让，民可杀而主权不能失，应请切电我国代表坚持前议，请和会将青岛交还中国”和“勿过摧残”北京学生以保方刚之士气的要求。江西省议会亦于13日致电北京政府，请其据理力争，“以保国土而顺舆情”。两电名为转达民意，实际上表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因此，在北京政府密电征询意见后，陈光远即有明确表态。在16日复北京政府电中，他提出了不能不力争青岛的4条理由，认为此事“直关国家存亡，自当誓死力争，不能丝毫让步。如果抗议无效，惟有严拒签字”。其后，他还与李纯、王占元以“长江三督”几次上呈对时局的意见，其中如6月8日通电北京政府，提出3点主张：（1）对于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请照学生要求将其免职；（2）对于外交问题主张不签字，万不得已时，须有确切之善后办法；（3）对于南北和议主张按照原议，先解决国会问题。陈光远等对五四运动和江西学生、民众的态度，虽然在6月1日接到北京政府的命令后有所变化，但总体上是支持的，因而也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运动中明确支持学生和民众，表明自己的意见，既源于其自身的民族立场，更因为他们看到了民众的力量，深知浩然民气之不可违。客观地说，他们的态度，也是影响北京政府最后决定罢免曹、陆、章和拒签和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6日至8日释放被捕学生，撤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并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开端。江西人民的斗争，既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斗争，也是全国人民爱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五四运动的重要贡献。
3？郾五四运动的延续
五四运动到6月底取得拒签和约胜利而基本结束。但这场反帝爱国斗争的余波，还延续了几个月。在江西，这些斗争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是继续支持和声援省外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主要有：8月起，声援山东人民反对“马良祸鲁”、要求惩办制造8月5日“济南血案”凶手的斗争，持续几个月，江西还派出代表参加了进京请愿活动；12月，为声援福建人民反对日本暴徒制造“福州惨案”，要求北京政府对日交涉、惩凶维权的斗争，江西学联组织了5000多学生参加的游行警告，抗议日本人枪杀福建同胞的罪行。江西女界联合会、南昌总商会、江西省教育会等团体以及九江的学生和市民，也纷发通电或举行游行，指斥日本人的强暴行为，要求北京政府“严重交涉，惩办凶祸，以慰民望”。
另一类是开展本省的民主运动，巩固五四运动成果，并维护本省的政治、经济利益。主要有：（1）召开江西国民大会。7月21日，经江西各公团共同发起，正式在江西大舞台举行国民大会。召开国民大会的宗旨，是表达江西民间对国事的态度，抒发国民外交的精神，“使东西诸友邦感受我国民之诚意，矫正对华政策，予以公道正谊之援助，以维持我国际地位，维持世界和平，斯则我江西国民大会之职志之希望也”。这次大会通过了三条“救国方针”，即贯彻国民外交主张，全力对付中日交涉，惩办国内奸党。并向各友邦国、南北政府等发出电文，要求解决青岛问题、实现南北统一一致对外。国民大会是五四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民间斗争形式，当时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实行。江西到1920年2月还曾再次召开国民大会，各界到会者近万人，向北京政府发出警告，不得干涉山东省向德国索回主权的行动。（2）成立江西各界联合会。继五四中相继成立江西学联和江西女界联合会（6月16日成立）后，江西适应全国各地进一步联合力量、发展爱国运动的形势，响应京、津各界联合会的多次联络，于8月间由学联和女联发起，联合各团体筹建江西各界联合会。中经反复，终于11月3日召开成立大会，组成了由20多个团体加入的江西各界联合会。选举钱志铭为总干事，杨锦垣、金士珏为副总干事。随后，派出3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了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其中2人还被留在全国联合会工作。（3）救济南浔铁路和反对开放米禁。（4）继续提倡国货，深入检查和抵制洋货，特别是日货。
江西以爱国学生为主的这些斗争，一直坚持到1920年2月才告一段落。在1920年及其后，也仍多次发生。
二、改造社的成立与新思想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江西出现了一个以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接受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浪潮。在这个浪潮中，以南昌为中心，在全省出现了一批新文化社团及其主办的刊物，如南昌二中袁玉冰等组织的“改造社”及其社刊《新江西》，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孙师毅、刘和珍等组织的“觉社”及其创办的《时代之花》半月刊和《江西女子师范周刊》，南昌一中的“晨鸣社”及其《晨鸣月刊》，曾天宇、张世熙、王立生等组织的“万安青年学会”及其主办的《青年》杂志，恽代英、王子平等组织的“九江人社”，张朝燮、王环心等组织的“永修教育改造团”，方志敏组织的弋阳“九区青年社”，孙师毅主持的《新民报》副刊《作新民》周刊，吉安十属旅京学生会创办的《吉州》，等等。这些社团和刊物，以阐释民主观念、介绍新思想、提倡新教育、促进人的思想启蒙和改造社会为宗旨，形成了江西蓬勃一时的新文化运动，给社会带来一股清新、开化之风。其中，最富有影响和成果的社团和刊物是“改造社”及其社刊《新江西》，领军人物是袁玉冰、赵醒侬和方志敏。
改造社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成立最早的江西进步社团。创办者袁玉冰（别名孟冰，1899-1927年）是泰和人，1918年考入南昌二中读书，负有改造社会的大志，曾赋诗“光阴去我太匆匆，忽忽年临二十中。矢愿从今坚立志，要为世界主人翁”。五四运动时为南昌二中学生领袖，首次读到《新青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在校联合黄道、徐先兆、黄在璇（野萝）、黄家煌、刘铁、石廷瑜、支宏江（江岩）等7名有志学生，组织“鄱阳湖社”，谈论国事，抨击时弊，探寻改造社会的问题。随着思想的深入，他们感到“鄱阳湖社”的名称难以体现社团的宗旨，即于12月改名为“改造社”，并在1921年1月1日召开改造社成立大会。当时有会员10余人，共推袁玉冰为负责人，决定出版社刊《新江西》。改造社明确宣称以“改造社会”为宗旨，先从江西做起，最终的目的是把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随后，袁玉冰等订立了8条社规：（1）积极地破坏不良的社会制度。（2）社员只能信仰主义，绝对不能信仰宗教。（3）对于民主革命的政党，只能援助，不能加入。（4）社员须有一种体力劳动或精神劳动的正当职业。（5）社员不得为资本家的助手。（6）社员生活须平民化。（7）社员不得有不良嗜好，如嫖赌烟酒之类。（8）社员对于下列各种应该有所研究：马克思学说；社会学；外国语（至少一种）；世界语。社刊《新江西》也在5月1日出版了创刊号。该杂志随后在南昌、赣州、九江、吉安省内各地以至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均有发行，是江西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一个最为主要的阵地，起了时代先锋的作用。从改造社的宗旨、社规及所办《新江西》杂志看，改造社是一个主张社会改造的革命团体，是中共成立前在江西出现的一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组织。
改造社成立后，一批进步青年陆续加入。同年6月，在南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方志敏（弋阳人，1899-1935年），也加入了改造社，并在校内积极组织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他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读书，在校发起组织读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为寻求改造社会的真理，复于1922年7月毅然退学去上海，在沪相继结识赵醒侬和袁玉冰，并由赵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赵醒侬（1899-1926年）是南丰人，早年到上海做工，因备受欺压，立志改造社会，在职业补习学校阅读到进步书刊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解放”理论，1921年五一节时在上海工商友谊会演讲劳动节历史，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很快转为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赵、袁、方三人在上海分析江西时局和出路，感到新思想新文化在江西传播不广，决定从此入手，在南昌建立文化书社，作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得到团中央的肯定。1922年8月，赵醒侬送方志敏返赣筹办文化书社，送袁玉冰赴北京大学入学。方志敏到南昌后，立即在三道桥东湖边开办文化书社，15名组织者多为改造社成员，方任总经理。文化书社宣言指出，该社以灌输文化为宗旨，专门介绍本国及外国新出版的书报杂志，即从别处运输来知识思想，在荒凉的江西，没有文化种子的江西，灌溉文化之芽，以使“江西青年思想界，开出几朵笑迷迷的‘文化之花’来”。袁玉冰去北大后，改造社成员也多到外地或外国求学，分布较广。10月6日，袁玉冰召集在北京的成员开会，决定在北大设立改造社总社，在南昌、上海设立分社；将《新江西》由季刊改为不定期刊（后该刊被当局封闭后移上海出版）；社员每月每人至少通信一次，以加强联系。袁玉冰也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很快转为中共党员。改造社的活动形式至此有所改变，但其影响则更为扩大。
11月，赵醒侬受团中央委派，回到江西负责筹建南昌地方团组织。赵在南昌一面着手组建团组织，一面与方志敏及寒假返家的袁玉冰继续扩大宣传新思想和组织革命活动，相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同盟，确定把《新江西》及《青年声》周刊“作为宣传我主义的刊物”，指定胡占魁负责南昌工人的动员组织工作，并重点在南昌、九江、景德镇、丰城发展青年入团。这些活动虽然很快遭到江西督理蔡成勋的镇压，1923年春袁、胡相继被捕，赵、方等被迫避赴沪、宁，但新思想的种子已在江西大地萌生。
新思想新文化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传播和进步社团的组织，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江西组织的创建和早期活动，建立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三、国、共等政党的组织与活动
1？郾中国国民党江西地方组织的创建
国民党在江西的早期组织，始于1906年。由此而至1926年底消灭北洋军阀取得江西政权，江西的国民党组织的活动，主要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组织建设、武装起义和策应北伐战争。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6-1913年），建立早期组织、举行武装起义和掌握江西全省政权。江西的国民党组织，由同盟会及反清革命团体发展而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1906年，孙中山派会员黄格鸥（清江人）、魏会英（赣州人）回江西发展组织。他们以1904年成立的易知社、我群社为主，建立了同盟会江西支部。由江西学生在南昌组织的易知社和在宜丰、南丰组织的我群社，是江西最早出现的反清革命团体。易知社推张惟圣、虞维煦为正副社长，成员60余人，主要是江西武备学堂、测绘学堂、陆军小学的师生和南京两江师范的赣籍学生；我群社由蔡突灵、蔡锐霆（两人亦是易知社成员）等组织，他们偏重于联络会党。江西支部成立后，致力于发展组织，魏会英到赣州，组建了赣州分部；蔡突灵、蔡锐霆兄弟则奔走于瑞州（治今高安市）、袁州（治今宜春市袁州区）、临江、吉安各地，建立多个分部。同盟会是中国早期的革命政党，也是国民党的前身，它在江西机构的设立，表明江西从此有了国民党的组织。担任同盟会江西支部长者，先后有钟震川、贺国昌等。
清末江西的另一革命团体是共进会。共进会是同盟会为了联络会党而建立的组织，1907年由焦达峰、张百祥和江西人邓文翚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1909年10月（一说1月），邓文翚回到南昌，建立了共进会江西分会，以邓文翚为会长，虞维煦、丁立中为副会长。在此前后，萍乡、万载等地的洪门会党，则加入了湖南共进会。
同盟会江西地方组织和共进会相继成立后，分别将活动的重心放在学界、军界和会党方面，特别是1906年江西建立新军，不少同盟会员即投入了新军。他们秘密进行联络和发展力量，准备并积极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其中，最显著者，为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11年的辛亥革命江西光复和1913年的“二次革命”。江西同盟会组织在这些革命活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其成员表现出了牺牲精神和先锋作用。
1912年8月，孙中山等以中国同盟会为基础，与统一共和党等四党合并组成国民党。国民党的称谓，即从此始。8月20日，李烈钧以江西支部长名义，与会员徐秀钧、欧阳武、刘世均、刘家骥署名致电同盟会本部，称“在赣支部开大会研究，咸表赞成”。江西的同盟会、共进会两组织随即奉国民党本部之命，合组为国民党江西支部。这时，国民党党员遍于全省，为数不下2万人，支部长李烈钧担任江西都督，江西的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也大多数是国民党人，国民党事实上掌握了江西全省军政大权。因此，这个时期被江西国民党人认为是一个“全盛时期”。1913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首先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成为影响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
第二阶段（1913-1923年），寓居东京、上海和反抗北洋军阀统治。1913年7月，袁世凯派驻鄂第六师师长李纯进军江西，一个多月间打败反袁的数万赣军，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在江西宣告失败。李纯随即署理江西都督，建立起北洋军阀对江西的统治，同时对曾担任文武官员、记者的国民党人，和国民党籍的10名国会参议院议员、25名众议院议员以及众多省议会议员，“一律按册缉捕”，给全省的国民党组织以毁灭性的打击。江西国民党人徐秀钧（时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等被捕杀，大部分“尽为亡命”，“四方窜伏，而以日本东京为最多”。也有一些人屈节召侮，徘徊失机，被人“携袁世凯金钱暗中勾去不少”。
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原国民党人需履行加盟手续，方得成为中华革命党员。孙中山以周道万为江西主盟人，任徐苏中为中华革命党江西支部长，夏之麒为江西革命军司令长官，江西支部设在东京，有党员约300人，其中有江西留日学生100多人。夏之麒二次革命时在湖口参与指挥，曾组织敢死队苦战月余，故受命后当即回到上海，派遣刘万等返赣设立机关，刘万等被李纯捕获杀害后，再派欧阳靖国主持赣事，但夏之麒遭赣浙两省当局悬赏重金侦缉，1915年11月7日在上海被刺杀。1916年，江西支部移设上海，有党员700余人。虽然支部不在江西，但支部通过派人等方式，活动重心仍在省内。江西革命党人当时仍致力于军事行动，曾组织新华社及卫军团等，力谋发动“三次革命”，遭当局破获，党员刘霖、刘辉堂、李佐等被杀害，入狱者数十人，其余逃伏各地。袁世凯死后，省议会恢复，国民党人乘机复起，江西组织又现起色。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因中华革命党无法继续存在，遂恢复国民党的名称，改称中国国民党。江西组织遂相应改名，并长期未再变更。
1920年起，江西国民党员的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前，党员主要来自军、政两界人士和江西留学生；这时开始转变为“以内地学生及工人为最多”，人数也日呈增长之势。这一变化，与五四运动的兴起及其在江西展开得很有声色有关。1922年，广东革命政府北伐，江西国民党人积极响应。北伐因陈炯明叛变失败后，江西国民党人在省内和上海均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江西党务，于是再次陷入停顿。
这一阶段的江西党务活动，主要是反抗北洋军阀的统治；活动地域，为上海和成为革命根据地的广州，而以江西为主。其主要工作是：（1）发动小规模起义。江西支部曾先后派赖天球在龙南、定南、寻邬和广东南雄发动起义，祝光照在赣东北发动起义并一度占领上饶、铅山，黄干在鄱阳、都昌一带发动起义，刘霖、刘辉堂、李佐等在北洋军中运动起事（事泄被杀，国民党人被捕者数十人）。起义虽均失败，但扩大了革命的影响。（2）“着力于主义宣传”和设法参加群众运动。1916年，徐苏中返省恢复了1913年被封闭的机关报《晨钟报》（同时为党部办事机关），任主笔。不久，因宣传革命及主张省议会弹劾北洋省长戚扬，徐遭通缉逃亡，报亦停办。1921年5月，江西改造社（其成员后来成为江西国共两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创办《新江西》季刊，季刊1923年被江西当局封闭后，移到上海，改出半月刊。该刊“抨击军阀，不遗余力”。其他有国民党人参加兴办的报纸和出版物，共有7种。此外，积极参加民权运动同盟，加入青年团体及各种学会，致力于“灌输吾党主义”。（3）借托议会进行活动。1916年江西恢复省议会，时称第二届议会。国民党人乘机加入，与前一届议会一样，“仍占议席百分之八十”。这为国民党人借议席反抗北洋军阀的统治，提供了合法的条件。
第三阶段（1924年-1927年春），重建江西组织和响应国民革命。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形成了国民革命的锐进态势。彭素民、徐苏中、赵干（即中共党员赵醒侬）、萧炳章、周道万、胡谦、孙宏义、刘伯伦、王恒等9人作为江西代表出席了国民党一大。3月，赵干、邓鹤鸣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秘密派遣，担任筹备专员，由沪回赣筹建江西省党部。主要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来筹建和主持国民党组织及其活动，是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一大特征。
在赵醒侬、邓鹤鸣、方志敏等主持下，先建立了国民党江西省临时党部，继于1925年7月，在南昌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选举赵醒侬、邓鹤鸣、张朝燮、方志敏、许鸿、陈灼华、朱大贞为执行委员，涂振农、刘承休、曾振五、傅惠忠为候补执委；李松风、曾天宇、王镇寰为监察委员，姜伯彰、王立生为候补监委，组成了正式省党部。赵醒侬任组织部长，实际主持省党部工作；邓鹤鸣、张朝燮、刘承休、朱大贞、陈灼华分任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部部长（农民部部长后先后由涂振农、方志敏担任）。全省党员这时有2698人，县、市党部17个。省党部归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原规定隶属于汉口执行部，但从1925年8月组织部长赵醒侬向上海执行部解送党员入党表、调查表看，江西实际隶属于上海执行部）。1926年3月召开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领导成员及机构与一大相同。
省党部先后创办了《民治日报》（1925年秋）、九江《江声日报》（1925年秋）、《南昌民国日报》（1926年8月，后改名为《江西民国日报》）等报刊。在全省恢复重建组织，由张朝燮、王镇寰等在南昌市，许鸿等在九江，周利生、王湘等在吉安，姜伯彰等在上饶，萧赣、李人祝、颜承梁等在萍乡，以教书等为掩护，负责当地党务活动。积极进行响应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事，特别是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中，动员江西人民箪食壶浆、支援战争，炸毁孙传芳部装载军械弹药的轮船，颇具贡献。全省党务活动，十分活跃，但也受到北洋军阀当局的残酷镇压。1926年8月，军阀邓如琢查封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其活动据点，逮捕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赵干（赵醒侬）并于9月将其杀害。全省党员及青年学生，随后被害者甚众。江西的国共两党组织，遭受沉重的损失。
2？郾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组织的建立
1924年3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派遣赵醒侬（赵干，南丰人）、邓鹤鸣（高安人，当时在上海全国学联工作）到江西秘密筹建组织。此时，国、共两党已实现党内合作，并刚刚在1月召开了国民党一大，决定共同领导国民革命。赵、邓是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因此，在他们受命回赣筹建国民党江西地方组织时，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江西革命的领导，也指令他们筹建中共江西地方组织。
在组建中共组织前，江西已经有了青年团的组织。其组建情况是：1923年1月20日，受命返赣建团的赵醒侬与方志敏邀集在南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当时由于“南昌信仰新文化[者]已经是少数，而热心社会主义的，尤其[是]少数的少数”，所以江西地方团的发起人这时仅有赵、方及刘拜农、刘五郎、刘修竹、陈之琦、赵履和等七人，推定刘拜农为临时书记，决定向工人和学生作有力宣传，力争多介绍学生入团及援助工人运动。8月，赵醒侬以江西代表身份，由上海赴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再次返赣工作，10月下旬，在南昌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赵醒侬、曾宏毅（洪易）、徐竭夫为委员，崔豪为候补委员，赵醒侬任委员长。团地委继续传播《先驱》、《向导》等中共党、团刊物，秘密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文化运动和国民运动，并在南昌设立了三个支部，在九江设立了一个支部，创办了机关刊物《红灯》，逐步扩大工作范围和进步思想文化的影响。江西青年团组织的建立及活动，为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赵醒侬、邓鹤鸣到南昌后，立即着手筹建中共地方组织。他们先在团员中发展方志敏、傅清华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领导建立中国共产党南昌支部，赵醒侬任书记兼组织干事，邓鹤鸣任宣传干事。支部设在南昌市解家厂附近，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组织的建立，是近代江西史上的一件大事，她不仅与革命的国民党一道，为近代江西历史增添了崭新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内容，而且使江西人民改造社会、追求建设新江西的斗争，有了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从而表现出更大的自觉性和更强的使命感。以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为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建，为使江西不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共南昌支部建立后，致力于扩大建立国共两党地方组织和领导革命活动。由于国民党当时是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及活动形式，赵醒侬等中共党员下力气建立全省国民党组织。因此，在中国国民党江西省一大选举产生的16名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有12名为中共党员。当时至1926年创建的全省61个县、市党部，绝大多数也是以中共党员为主创建起来的。这是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在江西占据优势的主要原因。
中共江西地方组织自身的发展，则以赣江两岸和南浔铁路沿线的南昌、九江、吉安等为重点，发展党员和建立下属组织，积极开展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运动。为扩大革命宣传和准备革命力量，党组织还在南昌分别创办了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明星书社1924年6月在南昌市西湖横街开业，曾天宇任经理，是中共中央开办的上海书店在江西的发行点，也是江西党组织的重要活动场所。黎明中学8月在南昌市杨家厂附近开办，校名寓意为“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是江西最早的一所培养革命人才的学校，也是当时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机关。该校后被军阀当局查封，北伐占领南昌后并入南昌中学。
1926年初，在江西督办方本仁逮捕准备到广东出席国民党二大的赵醒侬、刘承休、陈灼华（均为中共党员）、形势一时严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加强江西的领导力量，先后派出在上海的江西吉安籍中共党员罗石冰、刘峻山（九峰）为特派员，营救赵醒侬等被捕者，整顿和发展党团组织，先后将吉安、九江的党小组升为特别支部。4月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南昌建立中共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江西地委），罗石冰任书记兼宣传部主任，赵醒侬任组织部主任，方志敏任工农部主任。到年底，中共江西地委在全省50个县、市建立了基层组织，拥有党员800多人。党的工作，在这一年全力转入策应北伐军的进军江西。
3？郾其他政党社团
民国初年，是全国组建政党社团十分活跃的时期，时人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这种趋势，在江西也有所反映。
据台湾学者研究，民国初年（这里指1911-1913年），全国各地成立的具有现代性质的新兴公开党会，初步统计有682个，其中政治类的有312个，其余为联谊、实业、公益、学术、教育、慈善、军事、宗教、国防、进德各类等。这些党会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其中在江西成立的有4个，这就是属于政治类的赣省公民联合会，1913年5月在南昌成立，是反对袁世凯的政治组织；属于联谊类的江西警察协会，1912年10月在南昌成立，主要职能是保障警察权利，发起人为阎恩荣等；属于慈善类的九江红十字会，1911年12月成立，负责人有白坚、蔡惠、江楚鸣等；属于公益类的女子军事协进会，设在南昌，主要职能为赞助革命进行。严格地说，这些还只能算是社团，还不能说是完全的现代政党。
当时江西的党会政团实际上并不止此。还有另外两种情况，也可列入：
一种是江西籍人士在外省组织或参与组织的党会政团，为数不少。比较著名的，政治类的如谢远涵在北京参与组织的民主党，李盛铎在北京参与组织的政治研究会，吴宗慈在北京参与组织的国家学会和新共和党，江亢虎在上海发起组织的中国社会党等，联谊类的如谢远涵、梅光远等在上海组织的江西共和建设讨论会，在上海成立的江西公会，以及旅京、旅沪、旅汉江西同乡会等。
另一种是一些在京、沪成立的政党，在江西设立了分支机构。如1912年，共和党、民主党都在江西建立了支部组织，并与同盟会相对立，失势后“其顽强者乃托黎元洪，以后投身于袁世凯，而为之虎伥焉”。统一党也在九江建立了交通部。1913年5月，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江西的三党组织经过7月间的合并纠纷后，也实现合并并成立了江西支部，支部部长谢远涵，副部长高巨瑗。该党反对李烈钧领导的“二次革命”，在湖口起义爆发后，曾致电北京政府要求“迅速戡乱”。“二次革命”失败后，江西支部携袁世凯金钱，拉拢国民党党员，国民党员被“暗中勾去不少”。随后，该党在江西有较大的发展，在大多数县建立了分部。1914年春，赣南的党员因与地方当局发生纠纷，该党赣南24个县的分部部长、副部长40多人被赣南镇守使李廷玉下令密捕，引起该党北京本部的抗议，由大总统袁世凯下令江西民政长戚扬查究，可见其组织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力量。次年，该党江西支部发生分裂，分为两支，一支由谢远涵主持，开办机关报《大江报》；一支由高巨瑗主持，开办机关报《大公报》。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后，该党逐渐瓦解。
民初后，党潮逐渐消解。五四时期，江西也建立了一些社团，但除属于国、共两党者外，一般没有什么影响。
四、安源工人运动
安源工人运动是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江西境内组织的声势浩大的产业工人的政治斗争，也是当时极富特色、震动全国的一件大事。
1？郾安源工人的动员和组织
安源地处江西省萍乡县。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统称。安源煤矿是江西境内最早出现的近代工矿企业之一，日出煤2000多吨，主要供给在湖北的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1908年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近代企业之一）。为将萍煤运往大冶和汉阳，1898年动工专门修建从安源到湖南株洲的铁路（1906年竣工），与粤汉路相接，归湘鄂路局管理。因此，安源不但路、矿相连，而且因与湖南毗邻，工人大多也来自湖南，故与湖南的关系特别密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致力于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并建立了以张国焘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专负其责。当时，安源路矿集中了1.7万名产业工人，因而受到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重视。书记部最早通过通信和寄送《工人周刊》等书报的办法，宣传劳工解放等道理，与安源工人建立了联系。1921年12月，应萌生了要求解放之念的安源工人的请求，书记部特派毛润之（泽东）、李能至（立三）、宋友生、张理全四人到安源考察情况，开展活动。毛泽东时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湖南劳动组合分部主任，也将动员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作为湖南党组织的重要工作。到安源后，“他们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况，于是大得工友欢迎”。其后，毛泽东留下李立三，专门负责组织与发动安源的工人运动，并加派蒋先云等来协助李的工作。毛泽东自己也于1922年5月和9月初两次到安源，检查和部署组织工作，并经常性地向李立三等指示工运的方针策略，调配组织力量。湖南党和毛泽东的重视及组织领导的有力，是安源工人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
安源工人中也具有组织起来的基本条件。安源煤矿工人绝大多数实行包工制，工人受到工头的残酷剥削，如窿内工人，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七八分，而工头转手后只给工人铜元二十六七枚（安源当时1元银洋可换铜元210余枚），此外还有延长工作时间、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矿局职员和工头对稍不如意的工人，“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戴篾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扣留蛮加拷打”。由于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据1918年统计，全矿“患矽肺病、肠胃病的工人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安源工人对其生活、生产现状，极度不满。另一方面，“安源路矿工友性质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能服从。又以万余工友，团聚一处，声息相通，故团结力亦十分充足”。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所以“组织团体、解除压迫、改良待遇、减少剥削”之口号一出，即万众景从，群焉归附。
李立三等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1922年1月，在五福巷成立安源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由李立三、蔡增准任教员，在授课中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组织起来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的道理，工人因此而觉悟者甚多。2月，成立了以李立三为书记的中共安源支部，这是中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中共基层组织，也是江西境内最早建立的中共组织。5月，经过两个月筹备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部址设在牛角坡52号。俱乐部的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成为安源工人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维护者，更是党支部领导下的安源工人运动的直接组织和指挥机构。加入俱乐部的会员，到罢工时有700多人。为了实际帮助工人解决经济困难，俱乐部还于7月间创办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李立三、毛泽民先后任总经理。消费合作社因其能让工人买到便宜生活用品，受到工人们的极大欢迎，当时被称为“中国人工阶级自己的第一个商店”。所有这些工作，为工人大罢工斗争作了较好的准备。
2？郾罢工斗争及其胜利
7月，汉阳铁厂工人因其俱乐部被当局封闭而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这个消息给安源工人带来很大的鼓舞，也使路矿当局受到震动。面对斗争情绪日益高涨的工人，当局起初企图笼络俱乐部负责人朱少连、蒋先云、蔡增准等人，未得逞后转行威胁恐吓，以不速离安源必有杀身之祸相逼，朱、蒋、蔡等仍不为所动，凛然表示“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工人群众则在俱乐部的宣传演讲下，听者日众，加入俱乐部者亦日以数十计，并提出了举行罢工以改善待遇的要求。路矿当局在软硬两手失败后，则由副矿长舒修泰（楚生）与路局机务处长联名具禀萍乡县署和赣西镇守使署，诬称俱乐部为乱党机关，请以武力封闭。双方对立的形势，于是日趋紧张。
9月初，毛泽东再次到安源，与蒋先云、朱少连等研究工人们要求举行罢工以改善待遇的问题，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党支部迅速将大多数工人发动组织起来，准备斗争。同时，他要正在醴陵的李立三速回安源。9日，李立三回到安源。返回长沙的毛泽东根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命令，主持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研究确定，加派当年由莫斯科回国的刘少奇到安源参与领导工人运动。11日，刘少奇到达安源。同时，毛泽东又写信给李立三，指出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要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李立三当即主持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并对罢工斗争作了部署，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为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领导罢工斗争。
9月9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的消息传到安源。路矿当局害怕激化矛盾，急请李立三不要公布萍乡县府让俱乐部自行停闭的训令，表示将与官厅疏通保护俱乐部。俱乐部则于11日趁机提出出示官府保护俱乐部的告示和7日内发清从前积欠工人的存饷等3项要求，警告当局如2日内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在上海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来函支持，鼓励工人们不要为官威所降服，与其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并表示将没法为他们声援。延至13日午夜12时，未能得到满意答复的俱乐部，遂下令罢工。铁路工人当即停开火车，拆除火车头重要机件，煤矿工人切断电线，停驶运煤车，窿内工人如潮水一般一群群涌出窿外，大呼“罢工”不绝。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也于14日上午相继罢工。俱乐部组织监察队各持白旗密布街市及工厂附近，以维持秩序和防止破坏。各处张贴俱乐部布告，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内容。总指挥李立三在工人保护下居中秘密策应，全权代表刘少奇则长住俱乐部出面应付一切。17000名工人参加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高度组织下紧张有序地进行。
14日，俱乐部发出《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宣言向各界父老兄弟姊妹申诉工人的痛苦境遇和罢工的原因，写得哀怨动人，其中有：
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作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
宣言提出了17条涉及维护工人权益的要求。俱乐部将这17条函送路矿当局，称当局如欲商谈，“即请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路矿当局软硬兼施，一面由总监工王鸿卿出面，让各工头动员其有亲戚关系的工人开工，被罢工监察队阻止后，又悬赏重金收买暗探，企图刺杀李立三，因工人严加警卫亦不能如愿，遂改取武力威胁，请由赣西镇守使署将安源划为戒严区，出价每人每天2元，由旅长李鸿程任戒严司令，率领军队数百人入驻安源。另一面，则由地方商会和士绅作调人，与俱乐部进行谈判。
劳资双方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谈判期间。罢工当天上午，商会代表谢岚舫和地方士绅陈盛芳来到俱乐部，表示愿充调解人，刘少奇即将17条交其带给路矿两局。两局当晚回信，表示各条皆可承认，但现在做不到，请工人先开工，再慢慢商谈条件。刘少奇讥其为“滑稽空言”，立予拒绝。15日，两局派出全权代表到商会，与李立三、刘少奇等谈判，因仍坚持先开工后商条件，而无结果。16日，绅商各界劝工人让步先开工，全体工人则再次发表宣言，痛诉工人之苦，坚持如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中午，路矿当局意图借军队来压服工人，遂请工人代表刘少奇到戒严司令部商谈。戒严司令李鸿程多方恐吓刘少奇，称“如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但刘少奇丝毫不为所动，反谓“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这时数千工人已将司令部包围，喧声如雷，声言请工人代表出来，要司令、矿长到俱乐部去谈。刘少奇出来与大家见面后，复入室续谈。在工人们的强大压力下，李鸿程和参与商谈的副矿长舒修泰等都软了下来，要求下午再谈。刘少奇回俱乐部后，李鸿程“即来一信，代表驻军向俱乐部道歉，并愿自为调人，请从速解决”。
安源工人的罢工，被全国各地报刊广为登载，各地声援之声不断；江西督军蔡成勋及在北京的株萍铁路局长王昌学也来电主和。矿长李寿铨（镜澄）面对内外形势和压力，17日转取调和、磋商态度。当晚，路矿两局、俱乐部与商绅三方代表会谈，将工人提出的17条细加磋商，订就草约。18日上午，由三方全权代表，即萍矿总局舒修泰、株萍路局李义藩、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在路局机务段签订正式条约。条约内容为13条：（1）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2）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3）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4）每年12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5）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150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150元以下者，给150元，一次发给。（6）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20元以上者，每月以10元为限。（7）路矿两局存饷分5个月发清，自10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局8月份饷，须于本月20日发给。（8）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9）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200元，从本月起实行。（10）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11）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日1角5分递加至1角8分，大工2角4分递加至2角8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12）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13）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4角以下者须加大洋6分，4角以上者至1元者照原薪加5%。
条约签订后，一万多工人集中到大操场，召开罢工胜利庆祝会。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发表演说，希望大家永远保持齐心协力的精神，继续斗争，同时安心开工。会后，李、刘等率万余名工人举行大游行，高呼“劳工万岁”等口号，旗帜蔽天，爆声震地，热烈非常。当天，全体工人复工。历时5天的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结束。
安源工人大罢工是尚处幼年的中共领导工人运动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当时即被认为“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次罢工斗争所以能够取得完全胜利，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共组织的得力的动员领导是胜利的根本原因。毛泽东的多次深入安源工人群众中的动员宣传，以及为罢工斗争确定方针策略、组织领导；李立三的长期与工人在一起，实际主持动员、教育和组织工作，成为深受工人爱戴的领导人；刘少奇的坚持在罢工第一线领导斗争，被工人誉为“一身是胆”，以及朱少连、蒋先云等其他许多中共党员的深入工作，共同形成为一股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保证了罢工斗争始终在有理有节中进行并取得胜利。
第二，工人遵守纪律，秩序良好，显示了有组织的强大力量。罢工发生时，商家害怕抢劫，大起恐慌。但罢工秩序之好，出乎意料。罢工后，“工人举动，则极为文明”，他们各归住房，每房派一人到俱乐部联络，有事即一呼百应，如臂使指。俱乐部命令之严，远过军令，平时街上赌钱及窿工食宿处赌博的现象，在罢工时均绝迹；各重要处所均有工人监守和巡视，非俱乐部条子不得通行，以至连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部也到俱乐部请发通行徽章。工人们对罢工领导人的保护，更是周密。因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结罢工的胜利经验，也赞扬安源工人“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
第三，斗争策略既实际又灵活。罢工中运用“哀兵必胜”的策略，博得了社会和舆论的广泛同情。俱乐部主动行文萍乡县署和赣西镇守使署，说明罢工原委；对参加戒严的军队，亦以理说服，致使担任戒严司令的李鸿程旅长，也“知工人此举在要求改良生活，非武力所能解决，因而对于这次罢工，后来反积极维持，出力甚多”。针对工人中加入红帮（洪帮）者较多的情况，俱乐部则采取了对帮会首领团结争取的策略。李立三在罢工前夕亲自去见红帮首领，同喝鸡血，并宣传保护穷人等道理，提出在罢工时鸦片馆关门、街上的赌摊收起来和不发生抢劫案等三项要求，得到红帮首领连拍三下胸脯的保证，并在罢工时均一一实现。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震动很大，“甚至一些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也都认为俱乐部了不起”。
3？郾安源工运的延续
安源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是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一件“增了中国劳动运动历史的光荣不少”的大事，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罢工斗争胜利后尤其是郑州二七惨案发生后，安源工人运动继续发展，进一步创造了中国工运的奇迹。
一是俱乐部组织进一步扩大和严密。一万多名工人在罢工胜利后要求加入俱乐部，俱乐部遂乘势进行改组，实行自下而上的代表制即“民主的集权制”，以十人团为基本组织，每10人为一团，选举十代表1人；10团选举百代表1人；每一工作处选举总代表1人；百代表、总代表均由该处十代表选举，各处总代表组织最高代表会，作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商决各项重大事项；由各百代表组织百代表会议，作为俱乐部的复决机关，议决最高代表会提交的复决案件。如此，安源路矿的全体工人，便“完全组织在一个严密系统之下”。1922年10月，俱乐部完成了自下而上的选举，选举李立三为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朱少连为路局主任，刘少奇为窿外主任，余江涛为窿内主任，以及总代表45名，百代表140余名，十代表1382名。俱乐部内设文书、会计、庶务、教育、宣传、互济、游艺、交际8股，4名主任与各股股长组成干事会，作为最高代表会的执行机构。俱乐部实际成为工人的准政权组织，在安源工运中继续发挥着中心的作用。
二是打破包工制。罢工胜利后，工头职员不能剥削工人了，于是密谋破坏工人俱乐部，遭到工人重惩。工人俱乐部便进一步决定废除包工制，改为合作制，议定合作办法为：窿工处工头每月工资为10元至30元，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不改，其余各项消耗费，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15%归工头，5%归管班，80%由工人平分。窿外依各处情况不同临时规定。至此，在安源煤矿推行20多年的包工制，被完全打破。
三是与汉阳、大冶铁厂工会形成联合，1922年12月10日，在汉阳建立了汉冶萍总工会。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产业工会，拥有会员3万多人。三处工会的联合，当时被认为“结成一条强固精密的阶级战争的广大战线，开中国劳动运动未有之创局”。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但安源工运仍是一个高涨的形势。在路矿当局方面，虽然也接到交通部封闭工会的电令，但当局因“安源工人势力集中，产业又极重要，工人组织力与战斗力亦相当丰富，若封闭工会，无疑的必遭到工人决死的反抗，于矿山生存实有重大危险”，故而“不敢遽尔压迫”；在俱乐部方面，反而执行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做出了很多的成绩，最大的如进一步创办消费合作社、工人教育，继续取得资方对工会和工人的资金支持，继续公开举行各种大的会议及示威游行，援助和支持全国各地工会团体及失业工人等。因此，安源工运这时再次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得到中共的高度评价。邓中夏在其《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将安源工人俱乐部誉为“硕果仅存的安源工会”，指出“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不但仍旧巍然独存，一直支持下去而不溃，而且做出许多成绩，竟然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出现这种独特的现象，从根本上说，是李立三及在1923年4月后接替他职位的刘少奇等的正确领导，以及安源工人齐心、奋斗的结果。
1925年9月，安源工运遭到路矿当局和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主持俱乐部工作的副主任黄静源等数十人被逮捕（黄静源10月被杀害），伤亡工人数十人（遭枪击死亡6人，伤30多人），工人俱乐部被封闭。当局制造“九月惨案”和杀害工人领袖，受到社会的谴责。此后，安源工人汇入国民革命的洪流，其“革命精神并未稍杀，于是投入革命军者有人，在各地领导农民组织协会者有人，革命种子，于是遍布湘鄂各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