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江西通史 11——民国卷
> 第三章 自治运动的兴起与军阀的乱政
第三章 自治运动的兴起与军阀的乱政
一、北军的前线
冯国璋就任总统后，任命李纯接任其江苏督军职务，北洋军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继李纯任江西督军。1917年9月3日，陈光远率部抵达南昌就职。江西省长仍由戚扬担任，但新任命了财政、实业和教育厅长（分别为王荃本、夏同和、许寿棠），组成了新的省政府。由此，开始了陈光远对江西为期近5年的当政。
陈光远就职之际，正是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力量，在广州举起“护法”（指维护继袁世凯之后复被北洋军阀废弃的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旗帜，举兵北伐，发动护法战争之时。北洋军阀段祺瑞以“武力统一”为名，调集大批军队（简称北军）南下防阻护法军（又称南军），爆发了护法战争。江西与湖南位处南北两方的接战之地，战争以湖南为主要战场，江西赣南为次要战场，赣中、赣北、赣西及湖北则成为北军的兵运通道。全省一时大军云集，如何应对战争和在境、过境客军，成为陈光远督赣的一个主要问题。
这时，北洋直系与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已趋加剧。直系不愿为主战的皖系打头阵，遂高唱起主和的论调。1917年11月18日，陈光远与直隶、湖北、江苏督军曹锟、王占元、李纯联名通电北京政府及西南各省，吁请撤兵停战、和平解决。四省督军的通电以为四亿人民请命、拯救国家之危难为阐发点，写得相当感人，如所述财政问题：“民国财政之窘，殆为亘古所无，政府之债台日高，各省之库储早尽。一日兴师之费，中产破及万家。千里哄斗之场，民业毁于俄顷。迨夫上下交困，晨夕难支，内无以给军需，则议溃而变兴；外无以偿债款，则监督而权去矣。非乞贷而更增国家之担负，即搜括而重甚国民之穷愁，势所必然。”这一通电，将北洋军阀的内部矛盾公诸社会。1918年初，为直系首领、时任大总统的冯国璋所倚重的长江三督军，即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坚决支持冯国璋的主和主张，反对皖系首领、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的主战主张，进一步形成三省联盟，达成4项联合条件：“一、北军南行者，坚拒不许过汉口、浦口；二、苏、赣、鄂有急时，同一动作；三、苏、赣、鄂遇事联防；四、海军第二舰队饷款，由苏、赣、鄂共同担任。以上四条，皆由三督亲笔签字。”长江三督的行动，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最终受到北京政府的制约。1918年2月5日，北京政府因南军攻占湖南岳阳，以江西督军陈光远不理迭电进援之令，“托故延缓，致误湘局”的罪名，褫夺其上将衔陆军中将军衔，保留督军本职。陈光远则于10日电请辞职，而仍坚持南北和平主张，强调本人力主南北和睦，不兴兵戎，“此心此志，天人共鉴”；明确指责讨伐南方的命令“非我大总统之素衷，实主战派之强要”，要求北京政府“收回战令，派员议和”。在此前几日，孙中山大元帅也派出江西籍参议邓惟贤“回赣联络赣督，助我义师”。由此可见，陈光远当时所持的是比较鲜明的主和反战立场。这种立场，固然源于其维护直系集团以及江西地方利益的考虑，但在主战派势力强大的当时，客观上也有利于南方军政府。
1918年初，北京政府颁布对南方的讨伐令后，续遣大军南下。陈光远在强大压力之下，被迫同意对南方用兵和大军过境。随之，“鄂赣两省，重兵已集”。先后进入江西境内的军队主要有：第二路总司令、湘赣检阅使张怀芝率领的山东等地部队，奉命“协助赣防”及助攻湖南，2月入赣，其中鲁军第一师（师长施从滨）、陆军第六旅（旅长张宗昌）两部驻九江、南昌、铜鼓，协攻湖南浏阳；李传业、张之杰部驻萍乡，协攻湖南醴陵。皖军奉命入赣援湘，派安武军马联甲师入赣，先驻宜春，后下赣州，又驻樟树。苏军调赣协防广东，派第十九师师长率一个混成旅驻扎吉安、万安一带，长达3年。由于重兵集结境内，致使江西财政支付的军费、杂费浩繁沉重，江西省政府财政枯竭，被迫从1918年4月起，停发行政、司法、教育、实业各界职官薪俸两个月，并将军饷搭放军用票2成发放。特别是5月间第二路军援湘作战失败，溃兵拥回江西，“窜至袁州者，安武军为多，第一师次之，及其他少数各军……间有分途窜赴南昌者约千余人”。这些都加重了江西人民的负担，破坏了社会秩序，因而“民情汹汹”，引起强烈的民愤。各入赣军队，到1919年初因南北停战议和后，才逐步撤出江西。
江西为数不多的军队也被投入对南方的战争。按照段祺瑞及陆军部要求赣军“援粤”即防堵并出击广东护法军、夺取南雄、韶关的命令，陈光远于1918年4月将集中在赣南的两个旅投入行动，任命第二旅旅长丁效兰为援粤司令，第九旅旅长王余庆为副司令，赣南镇守使吴鸿昌为后路总指挥，“迅出庾岭，力下南雄”。赣军进攻南雄，遇到护法军两个混成旅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7昼夜，至30日才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将南雄攻克。北京政府因该战胜利，乃将陈光远被褫上将衔陆军中将军衔恢复。南雄为入粤咽喉，该地不守，粤局危急，故护法军当即以重兵增援，赣军不敌，于6月上旬退守大庾（即今大余）。年底南北停战后，赣军在赣南撤防，分散驻守。
二、自治运动的高涨
战争给江西人民带来沉重的损伤。境内驻扎的北洋军队既多且杂，社会扰乱不安；江西财政支出浩繁，库空如洗，而军政当局为应付军费支出及中饱私囊，极尽搜括之能事，举凡盐斤加价，丁漕加征，统税投标，以及滥发金库证券、军用钞票、县知事保证金、长短期公债等，“种种取盈诸法，无不尝试”。江西人民在蛮兵贪官的交相盘剥下，深受苦难，对督军陈光远、省长戚扬的愤怒不满之声，逐日高涨。因此，当1920年夏湖南赶走督军张敬尧、率先发动自治运动之时，江西旅京、旅沪同乡会及省内各界也立即行动，将此前提出的弹劾省长、“赣人治赣”要求，推向沸腾一时的自治运动。
江西的自治运动于北京。1920年10月，旅京赣人同乡会在欢迎江西省议会参观团的聚会上，首先提出在军阀掌操大政下，江西前途的改善，“非厉行地方自治必遭致不可收拾之患”。同乡会随即发表《哀告江西同胞文》，指出近月以来，国民自决奋斗而起，湘人治湘，粤人治粤，已成明确之事实。江西因深居内地，素称闭塞，“土地、人民、财富，不亚于湘粤苏鄂四省，而民气则不及”，故而应“当头一棒，打醒梦人，乘机应时，亟图自立”。文中号召“江西同胞绅界、学界、商界、农界、工界、议论界，同心敌忾，一致进行，应良好之机会，振自决之精神，一息尚存，不容稍懈”。旅京赣人的号召，得到旅沪赣人的声援，并立即在省内引起巨大的反响。
江西自治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仍是驱逐省长戚扬。戚扬（1861-1945年），浙江绍兴人。自1913年二次革命后到赣任内务司长，次年升巡按使（相当于省长），到1921年去职，主持赣政长达8年。其人政治手腕高强，用人行政多门生故旧，喜滥借外债，结托军阀以自固，故为人訾议。在这次驱戚行动之前，即曾三次遭到查劾：第一次是1916年12月，经众议员罗家衡等提案，由国务院派员查办，次年3月被免予置议。第二次是1917年5月，江西省议会通过议员杨赓笙提出的《弹劾省长戚扬案》，该案列举其败坏吏治，紊乱财政，滥用私人，蹂躏司法，草菅人命，侵吞公款，蔑视议会等8条罪状。省议会将此案通电北京政府，要求查办，但被搁置并令维持其职务。第三次在1919年7月，省议会以戚扬妄用非人、行政淆混等，又一次提出弹劾案，认为戚扬不宜再任省长，并进而提出了“赣人治赣”的主张。到9月，更有议员姜伯彰、邹恩沛、卢常等分别提出3个弹劾案，揭露戚扬的上述不端行为。北京政府这一次较为重视，初拟改任丁乃扬为江西省长。但消息传出，又引起江西人的反对。他们当即以“江西各界联合公民会”和“南昌公民大会”名义，分电北京政府，指出丁乃扬在前清时为官江西，声名狼藉，用其长赣，是“安福系不顾大局、位置已党之私意”，江西公民等决不承认，“务恳万勿颁布，以顺舆情”。这样，戚扬便依然得以留任。
自治运动兴起后，形成一股强大气势，促使情况发生了大的改变。1920年11月6日，江苏、湖北、江西、四川等各省区代表，聚集于北京江西会馆，召开自治联合大会，正式成立了各省自治联合会。12月1日，省议会议员邱玉麟提出江西实行地方自治案，认为地方自治既可锐意振兴各地实业、教育诸端，也能拥护中央、一致对外，提请省议会电请中央要求实行地方自治。陈祖诒议员进一步提议由议会组织一起草委员会，正式起草江西省自治法案。这表明，江西自治运动，一开始也曾越出单纯针对省长个人的政争范围，提出了关于改变地方行政体制特别是制定地方自治法律法规的要求。
但是，其后议会发生的分歧使自治运动在内容和目标上发生后退。在省议员中，对自治问题很快形成两派对立的意见，一派极力主张自治，另一派则坚决反对。由于两派争执不下，自治派随即改变策略，转向诉诸社会和民选省长问题。17日，议长龙钦海出面邀集各界人士数百人讨论，首由议员欧阳魁演说江西实行地方自治实不可缓的4条理由，特别强调赣省人民每年负担税捐一千多万元，但政府用于地方实业和教育建设的仅数十万元，因此自治之事实不可不争。各界讨论后在实行自治问题上达成共识。自治派乘势出击，在次日的议会会议上，邱玉麟等提出《省长民选应规定选举法案》，获得通过。卢常继之提出弹劾戚扬案，当时“旁听者掌声大作助势，初读通过，户外叫‘江西万岁’之声震天，接着二读付表决，议员复迫于形势，有‘勉强起立，且有仅呵一呵腰者，亦有略将身子一抬便又坐下者’，八十三人中起立赞成者同勉强呵腰者七十二人，随又付三读表决，赞成原案通过者七十一人，弹劾案煞时宣告通过。二十日弹劾文呈送内务部转提国务会议惩办”。
自治案和弹劾案的通过，招来意料不到的强烈反应。支持者众，反对者也不弱，陈光远、戚扬、北京政府以及拥戚议员，各从其利害关系出发表述其反对立场，陈光远甚至派出军警弹压议会，导致议会愤而宣告休会，并发表宣言表示戚扬一日不去职，则同人一日不能出席会议，“宁甘解散，羞与戚扬相见于吾赣政治舞台之上”。至此，双方斗争趋于白热化。最后，在公团和舆论的压力下，戚扬不得不在1921年2月悄然去职。戚的去职，是江西自治运动的一个主要成果。
自治运动是当时风靡南方及至全国的一件大事，其主流是在民主共和理念下，地方省区反对北洋军阀军事统治的民主斗争。江西的自治运动，是这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方“联省自治”对抗北洋军阀“武力统一”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江西民众在自治运动中，表现出了一定的自强自立精神，值得充分给予肯定。这个运动，在1922年及其后也仍有微波。但江西自治运动从整体上说是不成功的。首先，将运动的目标锁定在驱戚和“赣人治赣”上，太过局限，且后者也嫌模糊和狭隘，并不适宜于作为自治的政纲性主张。其次，自治所要求的地方制宪、体制设置和纲领目标等根本性内容，在地方当局的压制下，无一形成条文，更谈不上实现（1921年6月省议会一度召开省宪会议，但并未像浙江那样催生出一部省宪）。戚扬去后，江西仍然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有论者指出，江西自治运动的不成功，其因在于既缺少湖南那样的中坚势力，也缺乏浙江那样的地方士绅的号召力量，更重要的是也没有湖南那样左右逢源的好环境，而是遭逢北洋将领陈光远和张宗昌部的大军压境和争粮争饷的冲突，以及南北对抗中时来时往的断断续续战争。此外，“领导赣省自治运动者意见纷纷，不能团结，不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三、军阀乱政与民众的反陈倒蔡斗争
1？郾南军攻占赣南与陈光远去职
在北洋军阀连续不断的混战中，江西始终属于直系集团的势力范围。赣督陈光远一面竭力表达对全国大局的意见，一面力避外军过境或在境内交战。1919年3月，他加入了以直系为核心的8省反段（祺瑞）联盟，与长江数省及中原腹地联成一体。在次年7月的直皖战争中，江西不是交战之区，陈光远部主要担任防止皖系的福建军队“侵赣”及加入湘鄂赣豫四省援直联军，实际无甚动作，只是强行遣散了被逐湘督张敬尧溃逃入赣的两个团。1921年又将流窜并扰乱宜春等地的鲁军张宗昌部包围缴械，张宗昌仓皇逃往北京。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则主要是与几个人一起充当调和角色。因此，这几年，江西地域上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但1922年5月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次北伐，改变了这种局面，也改变了陈光远的命运。
孙中山在广东重建革命政府后，再举护法旗帜，出师讨伐北洋军阀，1922年2月发起又一次北伐行动（史称第一次北伐）。在进攻湖南计划受挫后，孙中山改变进攻方向，决定“出师江西”，设大本营于韶关，集中朱培德为总司令的滇军、彭程万为总司令的赣军、谷正伦为总司令的黔军和许崇智、李福林所部粤军（总司令为陈炯明），由大本营参谋长李烈钧指挥出击赣南。5月6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发出总攻击令，分兵进攻江西。其中一路由大庾、南康、信丰，一路经寻邬（即今寻乌）、会昌、雩都（即今于都），进军赣州。南军进军，“全赣震动”。江西督军陈光远一面向北京政府紧急求援，一面集中周荫人师3个旅两万余人，由赣南镇守使岳兆麟指挥坚守赣州。南军以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第一军梁鸿楷师李福林部从城东进攻赣州，与北军激战于楼梯岭一带；以滇军朱培德部从城西进攻赣州，与北军在赣州南康边境的朱家村发生战斗；以赣军彭程万率第一旅李明扬、第二旅赖世璜以及胡谦所部别动队、余维谦所部先遣队、赖天球所部游击队分头接应。双方相持10多天，“声震山岳。北军节节败退，纪律遂弛，远近居民多遭蹂躏”。5月15日，赣州绅商和学界“佥以两军对峙，死伤必多，为避免涂炭生灵计，分向双方请求停战”。这一提议正合北军之意，南军朱培德则允准停战24小时，限令北军撤退，否则继续进攻。18日晨，北军自动退出赣州城，南军入城，委派刘景烈为赣县知事，并组设县议会，以张周坦、谢溥泉为正副议长，实行军民分治，秩序渐定。南军乘胜前进，占领遂川、吉安等地，孙中山还于6月3日任命江西人谢远涵为江西省长，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但随后因陈炯明在广东发动叛乱，进入江西的南军于7月奉命回师平叛，撤出江西，吉安、赣州重为北军所占。广东革命政府的这一次北伐，遂告结束。
在南军攻赣之时，省内外的江西人反对陈光远的斗争也形成高潮。
在1920年的自治运动高潮中，江西人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陈光远，故陈光远并未受到什么冲击。这一次形成激烈的反陈态势，除了有李烈钧胜利进军的外部原因，陈光远所做的两件事也成了直接的导火线。一是，陈在省长问题上排赵用杨。1921年2月，北京政府接受“赣人治赣”的要求，任命江西人赵从蕃继任省长。但赵受到陈光远的排拒，在赴任抵达九江时，因陈不让其进南昌，被迫托病折返上海，无法上任。5月，北京政府依从陈光远的举荐，改派杨庆韵署理省长。杨是直隶枣强县人，曾任山东济南道尹。江西人刚刚为“赣人治赣”主张呼号半年，才达到驱逐戚扬的目标，又来一杨庆韵，遂坚决反对该任命，并分别要求赵从蕃仍速赴任、省议会与杨断绝关系。但在陈光远的强力卫护下，杨安然到赣任职，直到次年6月陈光远潜离南昌时才被迫辞职。二是，陈为准备战事加征、追征债款。1921年10月6日，陈在广东北伐声浪频传情况下，指使江西财政会议以财政入不敷出、积成巨亏为名，向全省各地丁漕项下摊派“金融善后借款”，规定从当天起到1927年底，每地丁一两带征银元三角，米折一石带征银元五角；无论新赋还是旧欠，一律带征。这是一次在此前滥发金库证券、长短期公债、九九商捐、食盐加价、一五统税、县知事保证金以外的新的特重苛捐，于人民生计影响极大。
因此，陈光远引起江西民众的痛恨。在南军入赣后，江西各公团迭发文电，“宣布罪状”；江西旅京同乡会、旅京江西自治会也通电全国，控诉陈之逆行。这些文电宣称，“陈光远祸赣之罪，擢发难数，赣人誓不与之偕存”；“惟我赣民，苦陈久矣。彼陈氏犬马我士庶，囊括我脂膏，借国军之积威，行盗贼所未忍，贪黩残逞，罄竹难书……就公理以谈事实，陈光远罪贯恶盈，当无久存之理。”至此，陈光远已难以再维持其统治。随着赣南战事的失败，陈向北京政府自请辞去江西督军职务，并在南军占领吉安之时，弃众逃亡，与其弟陈光逵潜离江西。陈光远在江西为期5年的统治，遂告结束。
2？郾蔡成勋的乱政与民众的反抗
在陈光远呼请北京增援后，直系首领曹锟命驻内蒙的陆军第一师师长蔡成勋率所部及河南常德盛暂编第一师、绥远第一混成旅等南下援赣，并令桂系残部沈鸿英由湖南进入江西助战。6月13日，蔡成勋抵达南昌。15日，北京政府批准陈光远及省长杨庆韵辞职，任命蔡成勋节制江西全省军事，承认孙中山对江西省长的任命，任谢远涵为江西省长；17日，下令裁撤江西督军一职，在谢远涵未到前由何刚德暂行护理省长，并负责办理结束督军署事宜。江西是在当时“废督裁兵”浪潮中，第一个被废除督军一职的省份。
蔡成勋入昌即入住原督军署，摆出“抢督”江西的架势。升任陈光远原十二师旅长周荫人为该师师长，张林为第三混成旅旅长，方本仁接替张之杰任赣南镇守使，并派周荫人、常德盛、沈鸿英各部分驻赣南、赣西和赣东等地。省城南昌戒严司令一席，则派其胞弟蔡用勋（曾任绥远骑兵团团长）充当。由此，建立起他的以军事控制为支撑的政治统制。
尽管李纯、陈光远也是军人督赣，但蔡成勋的军阀作风更为突出。他不讲法度，不讲规则，也不顾及上至中央政府、下到平民百姓的感受与反应，独断专行，肆意乱政，致使江西政局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也使得他在江西的3年中，一直处在江西民众的激烈抗拒之中。
第一，拒绝中央委任的官员到任，并抢占省长职位。
为了防止有经验的行政官员对其独占江西构成威胁，蔡成勋在到江西的同时，立即下令阻挡北京政府任命的调和代表欧阳武、徐元诰、刘启垣、程守箴等进入南昌，逼迫他们到九江后返回北京。紧接着，相继拒绝北京政府任命并受到江西人欢迎的江西财政厅长文群、教育厅长朱念祖、实业厅长卢建侯、榷运局长尹朝桢、电政监督沈璋等来赣就任（大多在他们南下到达九江时实行拦阻，迫其返京，个别的到南昌后也不让履职视事），而擅自委任财政、教育厅长等省政府主要人员。蔡的行为引起江西人的愤慨，北京政府教育部等也十分惊诧并发电指责。蔡因有徐世昌、曹锟为靠山，有恃无恐，不仅不予理会，反进而将手伸向省长位置。首先，他对护理省长何刚德连施掣肘，致使在任仅2个月的何刚德于8月22日向北京电请辞职（9月17日被迫离职）。9月2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蔡成勋督理江西善后军务（简称督理，是废除督军称呼后对各省军事长官的通称），蔡随即网罗亲信，在督理署内专设一个“江西善后讨论会”，以李廷玉为会长，宣布6条善后办法，意图改变人民的观感。17日，蔡、李伪造民意，上演一幕自任省长的丑剧。先由蔡向北京保荐李廷玉为省长，李则在北京政府并未表态时即通电接印视事。不料此举遭到江西民众的激烈反对，北京政府也不赞成，来电要求蔡成勋遵守中央政令，不能骤于变更，并告诉他已经电促省长谢远涵赴任。谢远涵也当即在北京表示，将尊重中央命令和江西民意，返省赴任。岂料蔡成勋竟于28日公然发出通电，拒绝谢远涵就任。面对这种局面，李廷玉不敢触犯众怒，于10月4日将省长印信送交蔡成勋，并致电北京政府通报此事。蔡成勋则在接过印信的当天，致电北京政府，宣布“自行兼职”，即由他自己兼任江西省长。同时鼓动江西的4个镇守使、6个旅长等116名军官联名通电，拒绝谢远涵出任江西省长。蔡成勋的颟顸行为，让北京政府也很难堪，犹疑良久，终不敢轻予应允。1923年3月23日，北京政府令江西省长谢远涵开缺（另特派为江西全省官矿督办），特任徐元诰为江西省长，徐未到任以前，由陶家瑶署理。但这一任命仍受到蔡的刁难，不久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即于12月11日，下令将江西省长徐元诰、署江西省长陶家瑶开缺，特任蔡成勋兼署江西省长。至此，历时一年多的省长职务之争，以蔡成勋终于达到自兼的目的才告结束。
第二，截留税款，勒民种烟，搜括民财。
蔡成勋到赣之初，客观上面临着庞大的军费的压力，一些部队在吉安、九江等地确也发生闹饷兵变、抢劫地方的事情。但是，他解决庞大军费的办法，不是减少驻军和向中央请援，而是加害于地方。他先是将江西盐款尽数截走，并向每一县署派去一个连长，用武力提取该县收入。继而下令清理1917年以来各地所欠丁漕税款，不问丰歉如何，限令清还。“又下令延期偿还银行借款，停发所有机关经费（极个别除外）；并发放巨额没有担保的银元纸币和铜元纸币。”“蔡成勋还公开提倡淫业，从中抽取花捐。规定妓女分四等，头等每月捐洋8元，二等6元，三等4元，四等2元。由于政府允许和提倡，南昌市的许多街头巷尾纷纷挂起了堂名招牌。”据一位蔡成勋当年的部属记载，“蔡成勋督赣三年多的工夫，没有留下什么‘德政’可言，相反地做了坏事不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勒民种烟和广设鸦片专卖局以掠取烟款。他的一位当时的部属后来记载说：
禁烟。这个问题分为两阶段。禁烟局成立前，赣省盛产鸦片烟土，大部分由私商贩运出境，行销苏、浙、湘、鄂、皖等省，同时因为土产质量差，又吸收一部分“广土”、“闽土”。当时省署借口烟土充斥，毒害人民，采取三季禁种的措施（春季查苗，夏季复查，秋季查土），但因从事禁种员工从中舞弊，以致名为禁种，实乃不啻放种。至于禁运、禁吸，也都成为营私舞弊的手段。但是尽管省长在禁烟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大批罚款和大批贿赂，只因欲壑难填，所以在一九二三年冬又有全省禁烟局的成立。
禁烟局成立后，禁烟总局总办由督署参谋长王戢武兼充，但他不亲手办事，却介绍了他的房东朱鹗言（朱是从前江西县知事里“四大金刚”之一）。朱本是趋炎附势的人，借着住房关系，与参谋长过从逐渐频繁，终于巴结上禁烟总局襄办这个美差使。总局设在省城，总局以下设分局、分卡若干处。只因贩运土商络绎不绝于途，所以局卡的设置，星罗棋布。
禁烟局成立后，禁种的第一炮就打响了。它责令分局督同各乡保长勒令种户，先在各分局卡登记，注明要种的亩数，缴纳保证金，然后才能种。而各乡保长尤必须出具连坐甘结，以杜“私种”之弊。这样就成了古诗上所说的：“任是深山最深处，也应无计避征苗。”第二炮，总局印制大批印花税票，不论是本地烟土，还是外来的烟土，一律必须粘贴印花，以免偷漏，否则就是私货，照章予以没收。任何走私贩子要想绕过局卡，那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为总局在各分局、卡境内和穷乡僻壤之间，派有川流不息昼夜轮查的缉私人员，堵截私运。总局的第三炮，就是改私烟馆为官烟馆，开灯供客，按灯派土，按土抽税捐。在重重剥削下，烟膏的价值上升了，可是有嗜好的人又非吸不可。
最后，总局因查获和充公的烟土日渐增多，为掩人耳目计，曾有多次当众焚毁烟土之举。但在焚毁前，经手人早已将烟土替出去了。然后再把替出来的烟土派销出去，辗转间烟土变成现金。总之，上述各点，都比未成立禁烟局以前搜刮的更厉害。无论是种的，运的，吸的都逃不出总局所设的天罗地网之中。无怪乎江西人对蔡成勋善于聚敛民财，曾有“天高三尺”之谣。
蔡成勋的种销鸦片，也引起了当时在华的外国人的注意。据他们的记载：“江西省在过去两年中已经为鸦片种植和鸦片买卖的普遍潮流所屈服了。过去由邻近省区输入的鸦片是以很小的数量秘密出售的，并且只有小规模的种植，但是现在是鼓励种鸦片了。自从设立了一个鸦片专利的组织以后，凡是能够出产稻米一石的土地，都被强征鸦片税四元。”蔡成勋通过鼓励种植鸦片及在各地遍设鸦片专卖局，明禁暗许贩卖鸦片、吗啡、红白丸等毒品，征收到丰厚的钱款。
蔡成勋的行为给江西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全省人民负担綦重，财政入不敷出。据调查，“蔡督继任，连年对粤用兵，军事费用日益增多。罗掘既穷，苛征百出，于是复向各银行钱庄零星息借三百余万元”。当时报刊揭露，“蔡成勋寇赣三载，大肆搜括，实计窃去现款五千万，然犹以为不足……为所欲为，赣民亦任其宰割”。因此，蔡成勋在江西当政的3年中，也一直受到江西人民的激烈反对，而成为民国江西政治中一个很突出的特例。
就在蔡成勋到赣的次月，江西籍国会议员汤漪等11人即致电曹锟，称蔡蓄意祸赣误国，“不特赣省人民所切齿，实为破坏统一之罪魁”。1922年8月17日，江西各团体赴京请愿团及旅京同乡会一百多人到国务院请愿，向总统黎元洪提出5条要求，要求迅速解除蔡成勋的职务、所有客军立即撤出江西，并警告中央如忽视江西的意见，江西人民将自决政务。国务总理因此答应下令查办。旅京赣人还于9月9日在京成立江西自治促进会，再次发起江西自治号召，宣言非驱逐蔡成勋不足以谋江西之民治及挽救赣省之危局，并在赣人治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赣贤治赣”的口号。反蔡运动在蔡成勋导演李廷玉出任省长时达到高潮，南昌、九江等地市民、学生于9月18、19两日一同举行罢工、罢市、罢学，形成震惊全国的“绝大风潮”，致使李廷玉不敢恋位，自动交出省长印信。此后，揭露、控诉蔡成勋多行不义、目无法纪、暴戾恣肆、有如饥鹰饿虎飞行食人之类的电文，要求罢免蔡成勋的呼声，在当时报纸上屡见不鲜。特别是到1924年，江西人民强烈反对蔡成勋专卖及勒种鸦片，贩卖吗啡、红白丸等毒品，曾将倒蔡运动再次推向高潮。江西民众的坚决斗争，显示出为追求民主、捍卫权益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对蔡成勋的统治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3？郾南军再次攻赣与方本仁的倒蔡
1924年9月，北洋军阀直系发动对皖系的江浙战争，由直系苏、皖、赣、闽四省对皖系的浙江督理卢永祥作战。孙中山当时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组成“反直三角联盟”，为援助浙江而在广东发动第二次北伐，从粤北进兵江西。赣南、赣中遂再次发生局部战争。
广东建国军北伐先遣队总指挥樊钟秀部9月间率先进攻江西，连续攻占崇义、遂川、万安、泰和等地，进围吉安，对蔡成勋构成严重威胁。当时，蔡成勋所部第一旅驻石城、宁都等地，常德胜师驻赣东，而以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兵力最大，拥有邓如琢独立第九旅以及蒋镇臣、唐福山、杨池生、杨如轩等部数万之众。遂由北京政府任命方本仁为赣粤边防督办，以蔡成勋部第二旅旅长冯绍闵接任赣南镇守使，率军南下增援。南军樊钟秀部不敌，退向湘东边境。11月初，建国军北伐总司令谭延恺率部增援，南军声势复震。方本仁原在1923年春、夏、冬季及本年夏秋间，曾与陈炯明联络，先后四次从赣南攻击广东，为孙中山所深恶痛绝，现在他首当南军锋芒，竟然打起利用南军力量取代蔡成勋的主意。11月6日，方本仁向谭延恺输诚，声称赞助革命，共举讨蔡，被谭委任为赣南督办，相约合力进攻蔡成勋。
其后，广东北伐各部在赣南同时并进，9日占领赣州，守军常德盛等部投向北伐军。21日再克吉安。方本仁则率邓如琢、唐福山、蒋镇臣等部北上，先是进攻蔡成勋部，继而获悉段祺瑞重新执掌北京政权及李烈钧即将回赣消息后，背叛与广东的盟约，于25日在吉水反击广东北伐的湘军、滇军，致使朱培德、宋鹤庆、鲁涤平等部败退待援；同时，发出讨蔡通电，继续在吉安等地攻击蔡成勋部冯绍闵、王麟庆、张庆昶等，连克峡江、樟树，进逼南昌。蔡成勋在方本仁、常德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所属赣北镇守使吴金彪、赣西镇守使岳兆麟均不出手相助。据督署传出消息，蔡成勋面对进逼，向方、常索要500万元现款，“如允，则即刻离赣”。12月6日，蔡从南昌逃去九江，潜往上海。临行前将督理、省长印信分别交给岳兆麟、曹本章，所兼陆军第一师师长交旅长、赣东镇守使杨以来代理。至此，蔡成勋在江西的统治遂告结束。
9日，方本仁进入南昌，即电段祺瑞输诚。14日，段下令免去蔡成勋江西督理职务，并裁撤江西督理一职，特任方本仁暂行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此前，段已于2日免去蔡的省长职务，令胡思义署理江西省长。江西由此形成方本仁主赣之局。
广东北伐军进入赣南、赣中和赣东后，在占领地域建立了一些地方政权。10月6日，孙中山任命孔绍尧为委员长，组建了赣南善后委员会；11月17日，任命梁弼群为委员长，组建了赣中善后委员会；12月30日，任命潘震亚为委员长，组建了赣东善后委员会。委员会直隶于大元帅孙中山，受命办理该地区一切善后事宜，当前工作重心之一为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每县选任委员一名，其“资格为地方声望素著，或在高等专门大学毕业，或曾任省议会议员，或任县知事而无劣迹者”，均由孙中山任命。这三个委员会，以赣南开展工作为最好，曾先后选任了赣南9个县的县知事，建立了县一级的政权组织。赣东成立较晚，并无多少实际活动。1925年1月初，北伐军退回广东后，这些组织也随之消解。
取得了江西军政大权的方本仁，不能容忍广东北伐军的驻境和京、津等地要求李烈钧回赣任省长的强烈呼声。进入南昌后，他即分电段祺瑞和孙中山，要求下令广东停止北伐，谭延恺指挥的北伐各部立即退出江西。方本仁得到段祺瑞的支持，但遭到孙中山的回电斥责，孙中山并向段推荐李烈钧为江西省长。12月下旬，方本仁调动全省军事力量，分5路对入赣北伐军进行反攻。北伐各军不敌，于1925年1月上旬退回广东。孙中山的第二次北伐行动至此失败。
1924年是对江西尤其是人民生活影响巨大的一年。这一年，局部战争频仍，水灾严重。水灾造成南昌城内外“巷行街舟，哀鸿遍野”，城外数十里民房“为水淹没殆尽”，各堤圩决口不计其数，仅温家坊一小地方，在大王庙则淹毙226人，在北头则淹毙231人，房屋冲坏者无算，“白水汤汤，惨不忍睹”。全省“财产之损失，生命之丧亡，刻虽不能统计，然最少总在千万以上”。战争则加剧了人民的负担和财产损失。报载战争即将打响前，“南昌食米、油、盐及洋货百物逐日飞涨，物价较战前上涨至少也在三四倍以上，米价由五元涨至八元”。战争发生后，情形就更为恶劣了。
冯国璋就任总统后，任命李纯接任其江苏督军职务，北洋军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继李纯任江西督军。1917年9月3日，陈光远率部抵达南昌就职。江西省长仍由戚扬担任，但新任命了财政、实业和教育厅长（分别为王荃本、夏同和、许寿棠），组成了新的省政府。由此，开始了陈光远对江西为期近5年的当政。
陈光远就职之际，正是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力量，在广州举起“护法”（指维护继袁世凯之后复被北洋军阀废弃的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旗帜，举兵北伐，发动护法战争之时。北洋军阀段祺瑞以“武力统一”为名，调集大批军队（简称北军）南下防阻护法军（又称南军），爆发了护法战争。江西与湖南位处南北两方的接战之地，战争以湖南为主要战场，江西赣南为次要战场，赣中、赣北、赣西及湖北则成为北军的兵运通道。全省一时大军云集，如何应对战争和在境、过境客军，成为陈光远督赣的一个主要问题。
这时，北洋直系与皖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已趋加剧。直系不愿为主战的皖系打头阵，遂高唱起主和的论调。1917年11月18日，陈光远与直隶、湖北、江苏督军曹锟、王占元、李纯联名通电北京政府及西南各省，吁请撤兵停战、和平解决。四省督军的通电以为四亿人民请命、拯救国家之危难为阐发点，写得相当感人，如所述财政问题：“民国财政之窘，殆为亘古所无，政府之债台日高，各省之库储早尽。一日兴师之费，中产破及万家。千里哄斗之场，民业毁于俄顷。迨夫上下交困，晨夕难支，内无以给军需，则议溃而变兴；外无以偿债款，则监督而权去矣。非乞贷而更增国家之担负，即搜括而重甚国民之穷愁，势所必然。”这一通电，将北洋军阀的内部矛盾公诸社会。1918年初，为直系首领、时任大总统的冯国璋所倚重的长江三督军，即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坚决支持冯国璋的主和主张，反对皖系首领、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的主战主张，进一步形成三省联盟，达成4项联合条件：“一、北军南行者，坚拒不许过汉口、浦口；二、苏、赣、鄂有急时，同一动作；三、苏、赣、鄂遇事联防；四、海军第二舰队饷款，由苏、赣、鄂共同担任。以上四条，皆由三督亲笔签字。”长江三督的行动，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最终受到北京政府的制约。1918年2月5日，北京政府因南军攻占湖南岳阳，以江西督军陈光远不理迭电进援之令，“托故延缓，致误湘局”的罪名，褫夺其上将衔陆军中将军衔，保留督军本职。陈光远则于10日电请辞职，而仍坚持南北和平主张，强调本人力主南北和睦，不兴兵戎，“此心此志，天人共鉴”；明确指责讨伐南方的命令“非我大总统之素衷，实主战派之强要”，要求北京政府“收回战令，派员议和”。在此前几日，孙中山大元帅也派出江西籍参议邓惟贤“回赣联络赣督，助我义师”。由此可见，陈光远当时所持的是比较鲜明的主和反战立场。这种立场，固然源于其维护直系集团以及江西地方利益的考虑，但在主战派势力强大的当时，客观上也有利于南方军政府。
1918年初，北京政府颁布对南方的讨伐令后，续遣大军南下。陈光远在强大压力之下，被迫同意对南方用兵和大军过境。随之，“鄂赣两省，重兵已集”。先后进入江西境内的军队主要有：第二路总司令、湘赣检阅使张怀芝率领的山东等地部队，奉命“协助赣防”及助攻湖南，2月入赣，其中鲁军第一师（师长施从滨）、陆军第六旅（旅长张宗昌）两部驻九江、南昌、铜鼓，协攻湖南浏阳；李传业、张之杰部驻萍乡，协攻湖南醴陵。皖军奉命入赣援湘，派安武军马联甲师入赣，先驻宜春，后下赣州，又驻樟树。苏军调赣协防广东，派第十九师师长率一个混成旅驻扎吉安、万安一带，长达3年。由于重兵集结境内，致使江西财政支付的军费、杂费浩繁沉重，江西省政府财政枯竭，被迫从1918年4月起，停发行政、司法、教育、实业各界职官薪俸两个月，并将军饷搭放军用票2成发放。特别是5月间第二路军援湘作战失败，溃兵拥回江西，“窜至袁州者，安武军为多，第一师次之，及其他少数各军……间有分途窜赴南昌者约千余人”。这些都加重了江西人民的负担，破坏了社会秩序，因而“民情汹汹”，引起强烈的民愤。各入赣军队，到1919年初因南北停战议和后，才逐步撤出江西。
江西为数不多的军队也被投入对南方的战争。按照段祺瑞及陆军部要求赣军“援粤”即防堵并出击广东护法军、夺取南雄、韶关的命令，陈光远于1918年4月将集中在赣南的两个旅投入行动，任命第二旅旅长丁效兰为援粤司令，第九旅旅长王余庆为副司令，赣南镇守使吴鸿昌为后路总指挥，“迅出庾岭，力下南雄”。赣军进攻南雄，遇到护法军两个混成旅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7昼夜，至30日才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将南雄攻克。北京政府因该战胜利，乃将陈光远被褫上将衔陆军中将军衔恢复。南雄为入粤咽喉，该地不守，粤局危急，故护法军当即以重兵增援，赣军不敌，于6月上旬退守大庾（即今大余）。年底南北停战后，赣军在赣南撤防，分散驻守。
二、自治运动的高涨
战争给江西人民带来沉重的损伤。境内驻扎的北洋军队既多且杂，社会扰乱不安；江西财政支出浩繁，库空如洗，而军政当局为应付军费支出及中饱私囊，极尽搜括之能事，举凡盐斤加价，丁漕加征，统税投标，以及滥发金库证券、军用钞票、县知事保证金、长短期公债等，“种种取盈诸法，无不尝试”。江西人民在蛮兵贪官的交相盘剥下，深受苦难，对督军陈光远、省长戚扬的愤怒不满之声，逐日高涨。因此，当1920年夏湖南赶走督军张敬尧、率先发动自治运动之时，江西旅京、旅沪同乡会及省内各界也立即行动，将此前提出的弹劾省长、“赣人治赣”要求，推向沸腾一时的自治运动。
江西的自治运动于北京。1920年10月，旅京赣人同乡会在欢迎江西省议会参观团的聚会上，首先提出在军阀掌操大政下，江西前途的改善，“非厉行地方自治必遭致不可收拾之患”。同乡会随即发表《哀告江西同胞文》，指出近月以来，国民自决奋斗而起，湘人治湘，粤人治粤，已成明确之事实。江西因深居内地，素称闭塞，“土地、人民、财富，不亚于湘粤苏鄂四省，而民气则不及”，故而应“当头一棒，打醒梦人，乘机应时，亟图自立”。文中号召“江西同胞绅界、学界、商界、农界、工界、议论界，同心敌忾，一致进行，应良好之机会，振自决之精神，一息尚存，不容稍懈”。旅京赣人的号召，得到旅沪赣人的声援，并立即在省内引起巨大的反响。
江西自治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仍是驱逐省长戚扬。戚扬（1861-1945年），浙江绍兴人。自1913年二次革命后到赣任内务司长，次年升巡按使（相当于省长），到1921年去职，主持赣政长达8年。其人政治手腕高强，用人行政多门生故旧，喜滥借外债，结托军阀以自固，故为人訾议。在这次驱戚行动之前，即曾三次遭到查劾：第一次是1916年12月，经众议员罗家衡等提案，由国务院派员查办，次年3月被免予置议。第二次是1917年5月，江西省议会通过议员杨赓笙提出的《弹劾省长戚扬案》，该案列举其败坏吏治，紊乱财政，滥用私人，蹂躏司法，草菅人命，侵吞公款，蔑视议会等8条罪状。省议会将此案通电北京政府，要求查办，但被搁置并令维持其职务。第三次在1919年7月，省议会以戚扬妄用非人、行政淆混等，又一次提出弹劾案，认为戚扬不宜再任省长，并进而提出了“赣人治赣”的主张。到9月，更有议员姜伯彰、邹恩沛、卢常等分别提出3个弹劾案，揭露戚扬的上述不端行为。北京政府这一次较为重视，初拟改任丁乃扬为江西省长。但消息传出，又引起江西人的反对。他们当即以“江西各界联合公民会”和“南昌公民大会”名义，分电北京政府，指出丁乃扬在前清时为官江西，声名狼藉，用其长赣，是“安福系不顾大局、位置已党之私意”，江西公民等决不承认，“务恳万勿颁布，以顺舆情”。这样，戚扬便依然得以留任。
自治运动兴起后，形成一股强大气势，促使情况发生了大的改变。1920年11月6日，江苏、湖北、江西、四川等各省区代表，聚集于北京江西会馆，召开自治联合大会，正式成立了各省自治联合会。12月1日，省议会议员邱玉麟提出江西实行地方自治案，认为地方自治既可锐意振兴各地实业、教育诸端，也能拥护中央、一致对外，提请省议会电请中央要求实行地方自治。陈祖诒议员进一步提议由议会组织一起草委员会，正式起草江西省自治法案。这表明，江西自治运动，一开始也曾越出单纯针对省长个人的政争范围，提出了关于改变地方行政体制特别是制定地方自治法律法规的要求。
但是，其后议会发生的分歧使自治运动在内容和目标上发生后退。在省议员中，对自治问题很快形成两派对立的意见，一派极力主张自治，另一派则坚决反对。由于两派争执不下，自治派随即改变策略，转向诉诸社会和民选省长问题。17日，议长龙钦海出面邀集各界人士数百人讨论，首由议员欧阳魁演说江西实行地方自治实不可缓的4条理由，特别强调赣省人民每年负担税捐一千多万元，但政府用于地方实业和教育建设的仅数十万元，因此自治之事实不可不争。各界讨论后在实行自治问题上达成共识。自治派乘势出击，在次日的议会会议上，邱玉麟等提出《省长民选应规定选举法案》，获得通过。卢常继之提出弹劾戚扬案，当时“旁听者掌声大作助势，初读通过，户外叫‘江西万岁’之声震天，接着二读付表决，议员复迫于形势，有‘勉强起立，且有仅呵一呵腰者，亦有略将身子一抬便又坐下者’，八十三人中起立赞成者同勉强呵腰者七十二人，随又付三读表决，赞成原案通过者七十一人，弹劾案煞时宣告通过。二十日弹劾文呈送内务部转提国务会议惩办”。
自治案和弹劾案的通过，招来意料不到的强烈反应。支持者众，反对者也不弱，陈光远、戚扬、北京政府以及拥戚议员，各从其利害关系出发表述其反对立场，陈光远甚至派出军警弹压议会，导致议会愤而宣告休会，并发表宣言表示戚扬一日不去职，则同人一日不能出席会议，“宁甘解散，羞与戚扬相见于吾赣政治舞台之上”。至此，双方斗争趋于白热化。最后，在公团和舆论的压力下，戚扬不得不在1921年2月悄然去职。戚的去职，是江西自治运动的一个主要成果。
自治运动是当时风靡南方及至全国的一件大事，其主流是在民主共和理念下，地方省区反对北洋军阀军事统治的民主斗争。江西的自治运动，是这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方“联省自治”对抗北洋军阀“武力统一”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江西民众在自治运动中，表现出了一定的自强自立精神，值得充分给予肯定。这个运动，在1922年及其后也仍有微波。但江西自治运动从整体上说是不成功的。首先，将运动的目标锁定在驱戚和“赣人治赣”上，太过局限，且后者也嫌模糊和狭隘，并不适宜于作为自治的政纲性主张。其次，自治所要求的地方制宪、体制设置和纲领目标等根本性内容，在地方当局的压制下，无一形成条文，更谈不上实现（1921年6月省议会一度召开省宪会议，但并未像浙江那样催生出一部省宪）。戚扬去后，江西仍然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有论者指出，江西自治运动的不成功，其因在于既缺少湖南那样的中坚势力，也缺乏浙江那样的地方士绅的号召力量，更重要的是也没有湖南那样左右逢源的好环境，而是遭逢北洋将领陈光远和张宗昌部的大军压境和争粮争饷的冲突，以及南北对抗中时来时往的断断续续战争。此外，“领导赣省自治运动者意见纷纷，不能团结，不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三、军阀乱政与民众的反陈倒蔡斗争
1？郾南军攻占赣南与陈光远去职
在北洋军阀连续不断的混战中，江西始终属于直系集团的势力范围。赣督陈光远一面竭力表达对全国大局的意见，一面力避外军过境或在境内交战。1919年3月，他加入了以直系为核心的8省反段（祺瑞）联盟，与长江数省及中原腹地联成一体。在次年7月的直皖战争中，江西不是交战之区，陈光远部主要担任防止皖系的福建军队“侵赣”及加入湘鄂赣豫四省援直联军，实际无甚动作，只是强行遣散了被逐湘督张敬尧溃逃入赣的两个团。1921年又将流窜并扰乱宜春等地的鲁军张宗昌部包围缴械，张宗昌仓皇逃往北京。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则主要是与几个人一起充当调和角色。因此，这几年，江西地域上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但1922年5月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次北伐，改变了这种局面，也改变了陈光远的命运。
孙中山在广东重建革命政府后，再举护法旗帜，出师讨伐北洋军阀，1922年2月发起又一次北伐行动（史称第一次北伐）。在进攻湖南计划受挫后，孙中山改变进攻方向，决定“出师江西”，设大本营于韶关，集中朱培德为总司令的滇军、彭程万为总司令的赣军、谷正伦为总司令的黔军和许崇智、李福林所部粤军（总司令为陈炯明），由大本营参谋长李烈钧指挥出击赣南。5月6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发出总攻击令，分兵进攻江西。其中一路由大庾、南康、信丰，一路经寻邬（即今寻乌）、会昌、雩都（即今于都），进军赣州。南军进军，“全赣震动”。江西督军陈光远一面向北京政府紧急求援，一面集中周荫人师3个旅两万余人，由赣南镇守使岳兆麟指挥坚守赣州。南军以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第一军梁鸿楷师李福林部从城东进攻赣州，与北军激战于楼梯岭一带；以滇军朱培德部从城西进攻赣州，与北军在赣州南康边境的朱家村发生战斗；以赣军彭程万率第一旅李明扬、第二旅赖世璜以及胡谦所部别动队、余维谦所部先遣队、赖天球所部游击队分头接应。双方相持10多天，“声震山岳。北军节节败退，纪律遂弛，远近居民多遭蹂躏”。5月15日，赣州绅商和学界“佥以两军对峙，死伤必多，为避免涂炭生灵计，分向双方请求停战”。这一提议正合北军之意，南军朱培德则允准停战24小时，限令北军撤退，否则继续进攻。18日晨，北军自动退出赣州城，南军入城，委派刘景烈为赣县知事，并组设县议会，以张周坦、谢溥泉为正副议长，实行军民分治，秩序渐定。南军乘胜前进，占领遂川、吉安等地，孙中山还于6月3日任命江西人谢远涵为江西省长，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但随后因陈炯明在广东发动叛乱，进入江西的南军于7月奉命回师平叛，撤出江西，吉安、赣州重为北军所占。广东革命政府的这一次北伐，遂告结束。
在南军攻赣之时，省内外的江西人反对陈光远的斗争也形成高潮。
在1920年的自治运动高潮中，江西人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陈光远，故陈光远并未受到什么冲击。这一次形成激烈的反陈态势，除了有李烈钧胜利进军的外部原因，陈光远所做的两件事也成了直接的导火线。一是，陈在省长问题上排赵用杨。1921年2月，北京政府接受“赣人治赣”的要求，任命江西人赵从蕃继任省长。但赵受到陈光远的排拒，在赴任抵达九江时，因陈不让其进南昌，被迫托病折返上海，无法上任。5月，北京政府依从陈光远的举荐，改派杨庆韵署理省长。杨是直隶枣强县人，曾任山东济南道尹。江西人刚刚为“赣人治赣”主张呼号半年，才达到驱逐戚扬的目标，又来一杨庆韵，遂坚决反对该任命，并分别要求赵从蕃仍速赴任、省议会与杨断绝关系。但在陈光远的强力卫护下，杨安然到赣任职，直到次年6月陈光远潜离南昌时才被迫辞职。二是，陈为准备战事加征、追征债款。1921年10月6日，陈在广东北伐声浪频传情况下，指使江西财政会议以财政入不敷出、积成巨亏为名，向全省各地丁漕项下摊派“金融善后借款”，规定从当天起到1927年底，每地丁一两带征银元三角，米折一石带征银元五角；无论新赋还是旧欠，一律带征。这是一次在此前滥发金库证券、长短期公债、九九商捐、食盐加价、一五统税、县知事保证金以外的新的特重苛捐，于人民生计影响极大。
因此，陈光远引起江西民众的痛恨。在南军入赣后，江西各公团迭发文电，“宣布罪状”；江西旅京同乡会、旅京江西自治会也通电全国，控诉陈之逆行。这些文电宣称，“陈光远祸赣之罪，擢发难数，赣人誓不与之偕存”；“惟我赣民，苦陈久矣。彼陈氏犬马我士庶，囊括我脂膏，借国军之积威，行盗贼所未忍，贪黩残逞，罄竹难书……就公理以谈事实，陈光远罪贯恶盈，当无久存之理。”至此，陈光远已难以再维持其统治。随着赣南战事的失败，陈向北京政府自请辞去江西督军职务，并在南军占领吉安之时，弃众逃亡，与其弟陈光逵潜离江西。陈光远在江西为期5年的统治，遂告结束。
2？郾蔡成勋的乱政与民众的反抗
在陈光远呼请北京增援后，直系首领曹锟命驻内蒙的陆军第一师师长蔡成勋率所部及河南常德盛暂编第一师、绥远第一混成旅等南下援赣，并令桂系残部沈鸿英由湖南进入江西助战。6月13日，蔡成勋抵达南昌。15日，北京政府批准陈光远及省长杨庆韵辞职，任命蔡成勋节制江西全省军事，承认孙中山对江西省长的任命，任谢远涵为江西省长；17日，下令裁撤江西督军一职，在谢远涵未到前由何刚德暂行护理省长，并负责办理结束督军署事宜。江西是在当时“废督裁兵”浪潮中，第一个被废除督军一职的省份。
蔡成勋入昌即入住原督军署，摆出“抢督”江西的架势。升任陈光远原十二师旅长周荫人为该师师长，张林为第三混成旅旅长，方本仁接替张之杰任赣南镇守使，并派周荫人、常德盛、沈鸿英各部分驻赣南、赣西和赣东等地。省城南昌戒严司令一席，则派其胞弟蔡用勋（曾任绥远骑兵团团长）充当。由此，建立起他的以军事控制为支撑的政治统制。
尽管李纯、陈光远也是军人督赣，但蔡成勋的军阀作风更为突出。他不讲法度，不讲规则，也不顾及上至中央政府、下到平民百姓的感受与反应，独断专行，肆意乱政，致使江西政局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也使得他在江西的3年中，一直处在江西民众的激烈抗拒之中。
第一，拒绝中央委任的官员到任，并抢占省长职位。
为了防止有经验的行政官员对其独占江西构成威胁，蔡成勋在到江西的同时，立即下令阻挡北京政府任命的调和代表欧阳武、徐元诰、刘启垣、程守箴等进入南昌，逼迫他们到九江后返回北京。紧接着，相继拒绝北京政府任命并受到江西人欢迎的江西财政厅长文群、教育厅长朱念祖、实业厅长卢建侯、榷运局长尹朝桢、电政监督沈璋等来赣就任（大多在他们南下到达九江时实行拦阻，迫其返京，个别的到南昌后也不让履职视事），而擅自委任财政、教育厅长等省政府主要人员。蔡的行为引起江西人的愤慨，北京政府教育部等也十分惊诧并发电指责。蔡因有徐世昌、曹锟为靠山，有恃无恐，不仅不予理会，反进而将手伸向省长位置。首先，他对护理省长何刚德连施掣肘，致使在任仅2个月的何刚德于8月22日向北京电请辞职（9月17日被迫离职）。9月2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蔡成勋督理江西善后军务（简称督理，是废除督军称呼后对各省军事长官的通称），蔡随即网罗亲信，在督理署内专设一个“江西善后讨论会”，以李廷玉为会长，宣布6条善后办法，意图改变人民的观感。17日，蔡、李伪造民意，上演一幕自任省长的丑剧。先由蔡向北京保荐李廷玉为省长，李则在北京政府并未表态时即通电接印视事。不料此举遭到江西民众的激烈反对，北京政府也不赞成，来电要求蔡成勋遵守中央政令，不能骤于变更，并告诉他已经电促省长谢远涵赴任。谢远涵也当即在北京表示，将尊重中央命令和江西民意，返省赴任。岂料蔡成勋竟于28日公然发出通电，拒绝谢远涵就任。面对这种局面，李廷玉不敢触犯众怒，于10月4日将省长印信送交蔡成勋，并致电北京政府通报此事。蔡成勋则在接过印信的当天，致电北京政府，宣布“自行兼职”，即由他自己兼任江西省长。同时鼓动江西的4个镇守使、6个旅长等116名军官联名通电，拒绝谢远涵出任江西省长。蔡成勋的颟顸行为，让北京政府也很难堪，犹疑良久，终不敢轻予应允。1923年3月23日，北京政府令江西省长谢远涵开缺（另特派为江西全省官矿督办），特任徐元诰为江西省长，徐未到任以前，由陶家瑶署理。但这一任命仍受到蔡的刁难，不久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即于12月11日，下令将江西省长徐元诰、署江西省长陶家瑶开缺，特任蔡成勋兼署江西省长。至此，历时一年多的省长职务之争，以蔡成勋终于达到自兼的目的才告结束。
第二，截留税款，勒民种烟，搜括民财。
蔡成勋到赣之初，客观上面临着庞大的军费的压力，一些部队在吉安、九江等地确也发生闹饷兵变、抢劫地方的事情。但是，他解决庞大军费的办法，不是减少驻军和向中央请援，而是加害于地方。他先是将江西盐款尽数截走，并向每一县署派去一个连长，用武力提取该县收入。继而下令清理1917年以来各地所欠丁漕税款，不问丰歉如何，限令清还。“又下令延期偿还银行借款，停发所有机关经费（极个别除外）；并发放巨额没有担保的银元纸币和铜元纸币。”“蔡成勋还公开提倡淫业，从中抽取花捐。规定妓女分四等，头等每月捐洋8元，二等6元，三等4元，四等2元。由于政府允许和提倡，南昌市的许多街头巷尾纷纷挂起了堂名招牌。”据一位蔡成勋当年的部属记载，“蔡成勋督赣三年多的工夫，没有留下什么‘德政’可言，相反地做了坏事不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勒民种烟和广设鸦片专卖局以掠取烟款。他的一位当时的部属后来记载说：
禁烟。这个问题分为两阶段。禁烟局成立前，赣省盛产鸦片烟土，大部分由私商贩运出境，行销苏、浙、湘、鄂、皖等省，同时因为土产质量差，又吸收一部分“广土”、“闽土”。当时省署借口烟土充斥，毒害人民，采取三季禁种的措施（春季查苗，夏季复查，秋季查土），但因从事禁种员工从中舞弊，以致名为禁种，实乃不啻放种。至于禁运、禁吸，也都成为营私舞弊的手段。但是尽管省长在禁烟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大批罚款和大批贿赂，只因欲壑难填，所以在一九二三年冬又有全省禁烟局的成立。
禁烟局成立后，禁烟总局总办由督署参谋长王戢武兼充，但他不亲手办事，却介绍了他的房东朱鹗言（朱是从前江西县知事里“四大金刚”之一）。朱本是趋炎附势的人，借着住房关系，与参谋长过从逐渐频繁，终于巴结上禁烟总局襄办这个美差使。总局设在省城，总局以下设分局、分卡若干处。只因贩运土商络绎不绝于途，所以局卡的设置，星罗棋布。
禁烟局成立后，禁种的第一炮就打响了。它责令分局督同各乡保长勒令种户，先在各分局卡登记，注明要种的亩数，缴纳保证金，然后才能种。而各乡保长尤必须出具连坐甘结，以杜“私种”之弊。这样就成了古诗上所说的：“任是深山最深处，也应无计避征苗。”第二炮，总局印制大批印花税票，不论是本地烟土，还是外来的烟土，一律必须粘贴印花，以免偷漏，否则就是私货，照章予以没收。任何走私贩子要想绕过局卡，那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为总局在各分局、卡境内和穷乡僻壤之间，派有川流不息昼夜轮查的缉私人员，堵截私运。总局的第三炮，就是改私烟馆为官烟馆，开灯供客，按灯派土，按土抽税捐。在重重剥削下，烟膏的价值上升了，可是有嗜好的人又非吸不可。
最后，总局因查获和充公的烟土日渐增多，为掩人耳目计，曾有多次当众焚毁烟土之举。但在焚毁前，经手人早已将烟土替出去了。然后再把替出来的烟土派销出去，辗转间烟土变成现金。总之，上述各点，都比未成立禁烟局以前搜刮的更厉害。无论是种的，运的，吸的都逃不出总局所设的天罗地网之中。无怪乎江西人对蔡成勋善于聚敛民财，曾有“天高三尺”之谣。
蔡成勋的种销鸦片，也引起了当时在华的外国人的注意。据他们的记载：“江西省在过去两年中已经为鸦片种植和鸦片买卖的普遍潮流所屈服了。过去由邻近省区输入的鸦片是以很小的数量秘密出售的，并且只有小规模的种植，但是现在是鼓励种鸦片了。自从设立了一个鸦片专利的组织以后，凡是能够出产稻米一石的土地，都被强征鸦片税四元。”蔡成勋通过鼓励种植鸦片及在各地遍设鸦片专卖局，明禁暗许贩卖鸦片、吗啡、红白丸等毒品，征收到丰厚的钱款。
蔡成勋的行为给江西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全省人民负担綦重，财政入不敷出。据调查，“蔡督继任，连年对粤用兵，军事费用日益增多。罗掘既穷，苛征百出，于是复向各银行钱庄零星息借三百余万元”。当时报刊揭露，“蔡成勋寇赣三载，大肆搜括，实计窃去现款五千万，然犹以为不足……为所欲为，赣民亦任其宰割”。因此，蔡成勋在江西当政的3年中，也一直受到江西人民的激烈反对，而成为民国江西政治中一个很突出的特例。
就在蔡成勋到赣的次月，江西籍国会议员汤漪等11人即致电曹锟，称蔡蓄意祸赣误国，“不特赣省人民所切齿，实为破坏统一之罪魁”。1922年8月17日，江西各团体赴京请愿团及旅京同乡会一百多人到国务院请愿，向总统黎元洪提出5条要求，要求迅速解除蔡成勋的职务、所有客军立即撤出江西，并警告中央如忽视江西的意见，江西人民将自决政务。国务总理因此答应下令查办。旅京赣人还于9月9日在京成立江西自治促进会，再次发起江西自治号召，宣言非驱逐蔡成勋不足以谋江西之民治及挽救赣省之危局，并在赣人治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赣贤治赣”的口号。反蔡运动在蔡成勋导演李廷玉出任省长时达到高潮，南昌、九江等地市民、学生于9月18、19两日一同举行罢工、罢市、罢学，形成震惊全国的“绝大风潮”，致使李廷玉不敢恋位，自动交出省长印信。此后，揭露、控诉蔡成勋多行不义、目无法纪、暴戾恣肆、有如饥鹰饿虎飞行食人之类的电文，要求罢免蔡成勋的呼声，在当时报纸上屡见不鲜。特别是到1924年，江西人民强烈反对蔡成勋专卖及勒种鸦片，贩卖吗啡、红白丸等毒品，曾将倒蔡运动再次推向高潮。江西民众的坚决斗争，显示出为追求民主、捍卫权益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对蔡成勋的统治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3？郾南军再次攻赣与方本仁的倒蔡
1924年9月，北洋军阀直系发动对皖系的江浙战争，由直系苏、皖、赣、闽四省对皖系的浙江督理卢永祥作战。孙中山当时与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组成“反直三角联盟”，为援助浙江而在广东发动第二次北伐，从粤北进兵江西。赣南、赣中遂再次发生局部战争。
广东建国军北伐先遣队总指挥樊钟秀部9月间率先进攻江西，连续攻占崇义、遂川、万安、泰和等地，进围吉安，对蔡成勋构成严重威胁。当时，蔡成勋所部第一旅驻石城、宁都等地，常德胜师驻赣东，而以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兵力最大，拥有邓如琢独立第九旅以及蒋镇臣、唐福山、杨池生、杨如轩等部数万之众。遂由北京政府任命方本仁为赣粤边防督办，以蔡成勋部第二旅旅长冯绍闵接任赣南镇守使，率军南下增援。南军樊钟秀部不敌，退向湘东边境。11月初，建国军北伐总司令谭延恺率部增援，南军声势复震。方本仁原在1923年春、夏、冬季及本年夏秋间，曾与陈炯明联络，先后四次从赣南攻击广东，为孙中山所深恶痛绝，现在他首当南军锋芒，竟然打起利用南军力量取代蔡成勋的主意。11月6日，方本仁向谭延恺输诚，声称赞助革命，共举讨蔡，被谭委任为赣南督办，相约合力进攻蔡成勋。
其后，广东北伐各部在赣南同时并进，9日占领赣州，守军常德盛等部投向北伐军。21日再克吉安。方本仁则率邓如琢、唐福山、蒋镇臣等部北上，先是进攻蔡成勋部，继而获悉段祺瑞重新执掌北京政权及李烈钧即将回赣消息后，背叛与广东的盟约，于25日在吉水反击广东北伐的湘军、滇军，致使朱培德、宋鹤庆、鲁涤平等部败退待援；同时，发出讨蔡通电，继续在吉安等地攻击蔡成勋部冯绍闵、王麟庆、张庆昶等，连克峡江、樟树，进逼南昌。蔡成勋在方本仁、常德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所属赣北镇守使吴金彪、赣西镇守使岳兆麟均不出手相助。据督署传出消息，蔡成勋面对进逼，向方、常索要500万元现款，“如允，则即刻离赣”。12月6日，蔡从南昌逃去九江，潜往上海。临行前将督理、省长印信分别交给岳兆麟、曹本章，所兼陆军第一师师长交旅长、赣东镇守使杨以来代理。至此，蔡成勋在江西的统治遂告结束。
9日，方本仁进入南昌，即电段祺瑞输诚。14日，段下令免去蔡成勋江西督理职务，并裁撤江西督理一职，特任方本仁暂行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此前，段已于2日免去蔡的省长职务，令胡思义署理江西省长。江西由此形成方本仁主赣之局。
广东北伐军进入赣南、赣中和赣东后，在占领地域建立了一些地方政权。10月6日，孙中山任命孔绍尧为委员长，组建了赣南善后委员会；11月17日，任命梁弼群为委员长，组建了赣中善后委员会；12月30日，任命潘震亚为委员长，组建了赣东善后委员会。委员会直隶于大元帅孙中山，受命办理该地区一切善后事宜，当前工作重心之一为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每县选任委员一名，其“资格为地方声望素著，或在高等专门大学毕业，或曾任省议会议员，或任县知事而无劣迹者”，均由孙中山任命。这三个委员会，以赣南开展工作为最好，曾先后选任了赣南9个县的县知事，建立了县一级的政权组织。赣东成立较晚，并无多少实际活动。1925年1月初，北伐军退回广东后，这些组织也随之消解。
取得了江西军政大权的方本仁，不能容忍广东北伐军的驻境和京、津等地要求李烈钧回赣任省长的强烈呼声。进入南昌后，他即分电段祺瑞和孙中山，要求下令广东停止北伐，谭延恺指挥的北伐各部立即退出江西。方本仁得到段祺瑞的支持，但遭到孙中山的回电斥责，孙中山并向段推荐李烈钧为江西省长。12月下旬，方本仁调动全省军事力量，分5路对入赣北伐军进行反攻。北伐各军不敌，于1925年1月上旬退回广东。孙中山的第二次北伐行动至此失败。
1924年是对江西尤其是人民生活影响巨大的一年。这一年，局部战争频仍，水灾严重。水灾造成南昌城内外“巷行街舟，哀鸿遍野”，城外数十里民房“为水淹没殆尽”，各堤圩决口不计其数，仅温家坊一小地方，在大王庙则淹毙226人，在北头则淹毙231人，房屋冲坏者无算，“白水汤汤，惨不忍睹”。全省“财产之损失，生命之丧亡，刻虽不能统计，然最少总在千万以上”。战争则加剧了人民的负担和财产损失。报载战争即将打响前，“南昌食米、油、盐及洋货百物逐日飞涨，物价较战前上涨至少也在三四倍以上，米价由五元涨至八元”。战争发生后，情形就更为恶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