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江西通史 11——民国卷
> 第二章 北洋江西政权的建立
第二章 北洋江西政权的建立
一、社会精英的散落
“二次革命”的失败，也成为结束革命党（国民党）人掌握南方各省政权的标志，北洋军阀由此切实控制了南方政权。1913年8月22日，北洋江西宣慰使段芝贵进入南昌，宣布李纯任江西护军使，汪瑞恺重任江西民政长。9月29日，袁世凯任命李纯署江西都督。至是，在江西建立起由李纯主导的北洋省政权。
李纯（1874-1916年），字秀山，天津河东人。早年家贫，随父经营小杂货铺。15岁入营当差，1891年被保送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为人精明干练，勤奋好学，尤善交结。毕业时留在学堂任用。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操练新军，李纯入营任教练，备受青睐，连升为提调、管带、标统。1907年出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旅长）、随营学堂监督，驻防北京南苑，成为袁世凯的亲信。辛亥革命爆发时，率军南下至武汉，协攻汉口，升任第六镇统制（民国后改为第六师师长）。“二次革命”时统兵入赣，升江西护军使、署江西都督（不久后实授），成为掌握一省军政实权的大员。
李纯将清除李烈钧余党、肃清国民党人作为头等任务。他与汪瑞恺按照袁世凯的旨意，交替发布全省戒严令，在全省各地严厉捕捉和镇压国民党人，凡党人“为文武官员及议员、记者者，一律按册缉捕”。据12月13日都督署颁发的悬赏缉拿党人条例记载，江西还以重赏鼓励缉捕党人，凡捕获要员5人，奖5000元；3人奖3000元，依次类推。
当时，江西国民党人主要集中在军队、省议会和国会三个方面。在军队方面，根据李纯等的呈报，袁世凯在1913年10月15日对孙中山及“二次革命”首要的通缉令中，列出的江西省名单为：“首魁”李烈钧、欧阳武，“执重要事务”者林虎、罗全、李明扬、周璧阶、卓人机（即卓仁机）、贺国昌、刘世均（11月4日加列俞应麓、方声涛、蔡锐霆、彭程万）。这些人在起义失败后，大多逃亡日本等地，后来在李烈钧率领下，转入云南继续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护法运动。他们长期被迫离开江西，是后来组建赣军的骨干。当时未逃出江西的欧阳武，在吉安被捕，被押送北京，判处8年徒刑（不久被赦免）；曾任江西卫戍司令的廖伯琅、李烈钧军政府顾问的黄九言等，则在南昌被杀害。
在省议会方面，8月6日，袁世凯已下令解散江西省议会。随后，李纯、汪瑞恺奉令进一步调查各议员行为，袁世凯据其呈文，于10月13日发出对46名议员的缉拿令。他们将这些议员的罪名分为三类：副议长颜丙临、欧阳莘，议员黾用中、吴鸿钧、魏调元、李儒修、巢广源、邱汉宗、陈鸿藻、罗铨、杜凤楼、杨赓笙、汪征源、曹和济、胡廷銮、邓炎、尹士珍等17人，罪名为“或提倡宣布独立，或主张倾覆中央，或充间谍侦探军情，或临战地与闻乱事”，应即“严密查拿，按法惩办”；议长任寿祺，议员王光祖、涂树霖、潘震甲、王镇寰、陈肇志、张家树、萧炳章、杨中流、蔡吉士、邓维贤、钟士林、燕世经、胡廷校、尹纶、罗士杰、李政准等17人，罪名为“或妄逞谬说，或附和逆谋，或发起公债票以筹助军需，或代表联合会以搅乱大局，均属于乱事有密切关系”；议员叶含芳、吴肇荆、刘树森、赖天球、吴祖植、黄顷波、陶桢、陈炳图、吴爵壬、黄甲、李嘉韶、邹树欣等12人，罪名为“于该省集议倡乱之时，同在会场投票，选举伪都督、司令等，亦属甘心从逆”，因此对他们也要“一律拿捕”，分别究办。这些被通缉的议员，约占议员总数140名的1/3，其中有多少人被捕，尚无确数，未被捕者，也被迫流散省外、海外。与缉捕这些省议会议员的同时，李纯还公布了对30多名已逃县官的通缉名单。
江西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有45人，其中众议员35人，参议员10人。11月4日，袁世凯以“查获乱党首魁李烈钧与乱党议员徐秀钧等”往来密电，发现国民党本部与该党议员“勾结为乱”重情为名，下令“凡国会议员之隶籍国民党者，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各地国民党机构“不拘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称”，“一律勒令解散”。江西的众议员中，有国民党人27人，参议员则全为国民党人，他们由此均被剥夺了国会议员的身份。同日，袁世凯还发出长篇布告，点名攻击一批国民党议员，江西国会议员尤首当其冲，在众议员中，点名者达17人：徐秀钧、王有兰、欧阳沂、贺赞元、辛际唐、文群、王侃、邓元、黄格鸥、曾干桢、邱冠棻、彭学浚、卢元弼、王恒、张于浔、程铎、陈子斌，而且其中大多数被多次点名；在参议员中，点名者达9人：朱念祖、蔡突灵、萧辉锦、卢式楷、刘濂、符鼎升、燕善达、邵树声、汤漪。这些议员，大多也被迫流亡海外。徐秀钧则在此前已被袁世凯拘捕，并押回江西九江，受到严刑拷打，因坚贞不屈，10月7日被袁世凯下令杀害，在中枪未死时即惨遭活埋。
在被通缉者本人逃亡后，李纯还对其家属重加摧残。如蔡突灵、蔡锐霆兄弟逃亡日本后，李纯派兵至宜丰，抄没其家，并将其父、弟数人拘捕关押，判刑10年。这类情况，同样发生在其他逃亡者身上。李纯还常以各种“政治嫌疑”为借口，拘捕无辜群众，致使南昌出现“逐日刑人”的恐怖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15年李纯彻底镇压国民党人密谋组织“新华社”发动“三次革命”、江西党人除被捕杀数十人外“余悉逃伏”时为止。
一般而言，在军政机构和议会中，集中着一个地方的精英人才。以江西议员为例，在140名省议员中，国民党人占74%；45名国会议员中，国民党人占82%。当时的国民党人，大多是接受民主思想、新式教育的时代才俊，如45名国会议员中，出身传统功名的有12人，占26.7%，比全国51%的平均数低得多；而有确实资料可考的留日回国者有17人，从国内新式学堂毕业者有5人，共占48.9%，其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相当优越；在年龄上，45人平均为33.42岁，思想敏锐、勇于挑战的特点也十分突出。这是在当时社会大转型中，一批十分难得的精英人才。因此，袁世凯和李纯的镇压，严重地摧残了江西的民主革命力量，全省社会精英或死或逃，受到沉重的打击。这是“二次革命”后江西政治、经济和社会长期无大起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北洋军政体制的确立与施行
为了加强对地方的军事控制，北洋政府实施的一项重要措置，是普遍设立镇守使署的二级军事体制。1913年10月，李纯在九江、宜春分别设立赣北、赣西镇守使署，12月在赣州设立赣南镇守使署（1919年9月还在上饶增设赣东镇守使署）。先后任命陈廷训、马继增、吴金彪等为赣北镇守使，刘槐森、洪自成、马克耀、方本仁等为赣西镇守使，李廷玉、吴金彪、吴鸿昌等为赣南镇守使。三个镇守使署的设立，是省级地方军事体制的重大变化，它形成了都督署、镇守使署的两级军事体制，加强了军事力量对地方的有效控制，镇守使长期成为当地的最高长官，主宰着当地的军政事务。赣南镇守使李廷玉即曾滥用职权，违法扰民，逮捕、刑逼地方无辜士绅并抄没其家产，引发民愤，当局不得不革去其陆军中将及镇守使职。其他镇守使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这类胡作非为的情事。
与此同时，李纯大肆扩充军事实力。一方面，他整编吞并原赣军余部，编练为7个步兵团。另一方面，他派团长毕化东负招兵专责，到河北、河南两省招募士兵，以补充第六师战后的缺额。“自民国三年起，陆续扩编三个混成旅、三个省防独立团，以吴鸿昌、李展臣、黄振奎（先为张敬尧）分任一、二、三混成旅旅长”，装备均系德国器械，由北京政府领来。这样，江西驻兵及其战斗力也达到了民国以来的高峰。这为李纯巩固其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在行政上，李纯则首先解决了与民政长汪瑞恺的矛盾。原被李烈钧等所驱逐的汪瑞恺，是带着十分喜悦的心情重返江西民政长之任的。他一到任，即荐举贾宝棻为秘书长，戚扬、夏孙桐、田春廷分任内务、财政、实业司司长，颇有实行军政分治之心。同时，为笼络人心，也大胆地为因“二次革命”受到不当处置的部分议员和官员平反，并相应予以任用。但汪瑞恺的行为显然为李纯所不容。汪在任不到4个月，即被以10条罪状举报和查究，主要如依靠郭同（原最先向袁世凯举报李烈钧的江西议员）及其引介的高巨瑗，网罗建立自己的班底，以致不少县长、税吏等“现委差缺，多系郭、高二人所引进者”；“不待中央命令，擅发九五钱票二百万串”等。1914年1月21日，袁世凯以“紊乱财政，任用非人，颇滋物议”之名，下令解除汪瑞恺职务，交中央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议处；任命戚扬代理江西民政长。汪瑞恺的去职，固然与其任用非人有关，但实质上反映的是军政之争，即都督与省长之间的矛盾。
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颁布省、道、县官制。6月，江西据此变动行政体制。主要内容为：1？郾省级行政机构简缩，都督改称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1916年7月将军改称督军，巡按使改称省长）；裁撤原设内务、教育、实业、财政各司及国税厅，设立政务厅、财政厅，并在政务厅内设总务、内务、教育、实业四科，原国税厅事务并入财政厅。李纯任将军（督军），戚扬任巡按使（省长），陈嘉善、王纯分任政务、财政厅长（财政厅长职务先后由濮良至、罗述稷继任）。2？郾在省、县之间增设道一级行政机构。江西全省划分为4道：豫章道，辖南昌、新建、临川、上饶等23县；庐陵道，辖宜春、吉安、萍乡、高安等21县；赣南道，辖赣县、南康、宁都、瑞金等17县；浔阳道，辖九江、安义、奉新、乐平等20县。各道道署分别设南昌、宜春、赣县、九江。道行政长官称道尹，从首任到1927年止，豫章道尹为何刚德（后曹本章），庐陵道尹罗述稷（后夏炎甲、程用杰、赵毓奎、董锡成、刘印昌、王杜、高崇佑、陈方赞、杜天骥），赣南道尹袁学昌（后邵启贤、邹日奎、陈俊、高崇佑、薛雪），浔阳道尹吴筠孙（后傅春官、高培枢、邹日奎）。3？郾县一级在体制上无甚变动，但江西当时对县知事作了大规模的调整，将撤下的35名县知事送北京考试院考核。北京政府则在全国分期招考县知事，合格者分发各省任用，如1914年8月29日，袁世凯下令任命第三期知事考试录用人员，全国录取830人，分发各省任用535人，其中分发江西48人。这次体制变动，是一次全国统一的行动，起因显然出于袁世凯的企图称帝，但从政制上说，是对地方原二级行政体制的重要改变，由此建立的省、道、县三级行政体制，比较有利于地方政务的推行。因此，这一体制在袁世凯死后仍然被延续下来，一直到北洋军阀统治覆灭时止。
由于连续的战争和重兵的屯驻，李纯统治江西时期，全省财政经济状况十分窘迫。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调查各省滥发钞票情况，其中江西滥发14697170元，占全国总数145574165元的1/10，仅次于湖北、广东、吉林三省。此后，虽然也开办过一些地方实业，但主要还是靠发行地方公债、贷款和向中央政府要钱等，来维持政权的运转。在政治上，与从未间断的严厉镇压革命党人相配合，社会控制与舆论控制也十分严密，一些较有影响的报刊，如《天佣日报》、《舆论报》和《豫章日报》等，因有言论不合当局口味相继被查封，有的报馆负责人遭拘捕。而因重捐重税、派款派债等引发的小规模社会骚乱，也不时发生。在全省建立了官员奖惩制度，如省财政厅长王纯因受贿500元，即于1915年7月被司法部核准判处死刑，继任濮良至因发行纸币引发省内金融危机，在任一年即解部察查；一些县知事因疏于政务也屡屡受到撤换的处分。这些措施看似比较严厉，但李纯本人却大肆搜括，他将在江西聚敛的钱财送回天津老家购买地产，营建房屋，因房屋成片相连，以致被人称为“江西街”。
三、反对复辟帝制的斗争
1？郾江西民众拥袁者罕有所闻
1915年12月，袁世凯开始使用皇帝称号，并预定在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实行帝制。袁的复辟帝制行为，受到经受民国理念洗礼的国人的反对，云南率先兴兵讨袁，宣布独立，发动了颇有声势的护国运动。在云南护国军中，原江西都督李烈钧被任命为第二军总司令，率部由云南东出桂、粤，拟取道江西北上。原赣军将领方声涛、李明扬、胡谦、彭程万、伍毓瑞、卓仁机、赖世璜、曹浩森、熊式辉等，均在该军担任要职。他们由广东北上，一度对赣南形成严重的威胁。
对于袁世凯的称帝，掌握江西军政大权的李纯、戚扬取完全支持的态度。袁本人因遭到反对，预定的“登极大典”不敢举行，并让各省陈述意见。1916年1月5日，李纯、戚扬上书，要求袁世凯不顾反对，“速登宝位”，早日为帝。他们假冒民意，伪称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君宪，推戴我皇帝救国救民”，“君宪问题业成铁案，无讨论之余地”，“当此之时，民国业已取消，帝制又不实施，蹉跎委蛇，危险万分。惟有仰吁我皇帝速登宝位，以保大局，从此九五当阳，幺〔妖〕魔潜迹，内则天泽分严，外则交际易缔，名正言顺，国体固矣。”他们谀言袁之称帝是“中国之福”，劝袁称帝“莫此为先”，而不要在乎仪文末节。同时，建议对破坏袁帝制自为的云南唐继尧、蔡锷进行讨伐，即所谓“仰吁我皇帝，遽将唐继尧等罪状宣示中外，命将出师，大施挞伐，俾全国以乱臣贼子为炯戒，无敢效尤，定人心而有纲常，端在此举”。表示他们将督率江西“筹备饷糈，责无旁责？眼贷？演”。这封电报，反映了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对他称帝的衷心拥护，也典型地折射出李纯这类依靠裙带关系出掌大权的人物，在国家民族发展的重大关头只认个人利益而无是非原则的真实面目。
但是，李纯也很快被反袁护国运动的大潮流所冲击，而陷入极端的被动之中。显然是为了避免与袁世凯一同被历史潮流淹没，李纯在两个月后改变了劝进的态度。3月21日，李纯与江苏将军冯国璋、长江巡阅使张勋、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联名，向袁世凯发出密电，要求其取消帝制，以平滇黔之气。袁世凯面对国内外一片反对之声和众叛亲离的形势，接受五将军的要求，于次日宣布撤销帝制。从元旦改元至撤销帝制，袁之83天的皇帝梦彻底破灭。
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又企图继续留任大总统。对此，不但西南独立各省反对，而且其亲信冯国璋也劝他自动退位，原本效忠袁的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地方军阀相继响应护国运动，在4、5月间宣告独立。但李纯再次逆流而动，明确拥护袁世凯留任总统。1916年4月3日，李纯向全国发出拥袁留任总统和反对西南兴兵讨袁的电文，公然宣称：“帝制一案，业经奉令撤销，推戴各书，亦已退院焚毁。大总统不忍生灵荼炭，以期息事宁人，以救国救民之苦心，示屈己从人之谦德，凡我国民，皆宜共谅。即有一部分人政见不合，反对兴戎，今已如所要求，达到目的，正宜和平解决，听候政府处分……乃近阅各报载，有滇、黔二省要求元首退位之说，果有此言，殊堪骇异。伏思今大总统莅职四载，凡历史未经之困苦，靡不备尝，卒能奠定国基，因应悉当，保持国内之秩序，不失外人之信仰。”因此，他指责要求袁世凯退位是摇动根本，陷国家于危险地位，置同胞于万劫不复之地，表示“倘该一部分人坚执此议，肆意要挟，则是逞其私怀，为国公敌。纯惟有与之俱尽，誓不两存，一切牺牲，在所不恤”。李纯的电文，再次勾画出其不明大势、颟顸无知的面目。
江西民众与李纯的态度适成鲜明对照。4月上旬，江西商民已经要求李纯宣告江西独立，消息传到北京，北京政府在13日决定一面派兵恫吓，一面请张勋电劝赣省长官及绅耆取消独立之议。17日，李纯、戚扬得到浙江独立消息后，在南昌召集军政警绅商学各界领袖会议，再次重申其帝制取消、即为民国，要以拥护中央、保卫地方为目的的主张。但此后，全省独立传言“日甚一日”，当地及护国军所派革命党人在九江、上饶、赣州等地活动活跃，李烈钧派伍毓瑞来赣宣慰、运动独立的消息流传广泛。22日，假“浙江独立军”之名的革命党人一举占领紧邻浙江的玉山县署，宣布独立，随后派人分往上饶、广丰、河口等地，并一度占领上饶、宣布独立。李纯对全省的反袁独立活动严厉镇压，派兵重点加强萍乡、赣州、九江的防务，赣东的独立活动在当地武力镇压下失败，在九江运动独立的革命党人谭凤歧等30多人被捕，谭等6人当即遭杀害。5月30日，《大陆报》记者曾将江西民情与李纯的不同态度作有一个比较，指出江西“当道今仍忠于中央政府，舆情皆趋向革命方面，而拥袁氏者则罕有所闻”。这个报道，反映了江西人民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坚定态度，以及与李纯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
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围绕着袁之称帝、留任总统的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告一段落。7月6日，黎元洪颁布命令，统一各省军政长官名称，将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任命李纯为江西督军，戚扬为江西省长。地方官制正式出现省长名称，即由此始。此后，江西政治、军事的中心，转向防阻护国军从广东的北上。
2？郾反对张勋复辟帝制
继袁世凯称帝败亡后不久，中华民国史上，又发生了与江西人关系更为密切的张勋复辟事件。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逐渐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等几大派系，追逐着中央政权。1917年5月，大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在是否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宣战问题上闹翻，黎罢免段之职务，段则组织安徽等八省独立，公开反黎。以冯国璋为首的江苏、江西、湖北三省军阀（时称“长江三督”），两边皆不附和，表示中立。黎元洪在四处求救碰壁后，转而求助驻守徐州的“定武上将军”张勋，“盼即来京，共商国是”。张勋曾任清朝官职，辛亥革命后一向主张清王朝复辟，得黎元洪电召后，他认为复辟时机已到，立即以调停黎、段纷争为名，率3000名“辫子军”入京。6月中旬，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7月1日，与康有为等扶拥被废除的清朝宣统皇帝溥仪“重登大宝”，演出了一幕清朝复辟的丑剧。这是民国建立后第二次恢复帝制，史称“张勋复辟”或“丁巳复辟”。
在全国一致声讨张勋复辟的浪潮中，江西当局与民众这一次有了共同的行动。2日，江西督军李纯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复辟之举是妄视国家为儿戏，万难承认，并“盼同心协力，遏此横流”。3日，李纯召集军政警法特别会议，会议谴责“张勋等胆敢谋叛民国，恢复清室，卖国求荣，令人发指”，决定江西即日起宣布“自立”，一切军政民政司法概归本省政府自理，应解中央各款自7月1日起停止汇解，以九江为重点在全省实行特别戒严。这一决定，得到了省议会和绅商学报各界的一致支持。同日，江西省议会由议长任寿祺领衔，向全国各省军政长官、议会、孙中山等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指出：张勋等拥戴宣统，实行复辟，将先烈铁血构成之民国，一朝颠覆，其“肇逆谋乱，罪通于天”。通电认为，救国良图，除出兵讨贼外，实再无观望调停之余地，因此号召全国各地“协力同心，速定大计，会师宁鄂，勒马燕云，殄彼妖魔，还我民国”。江西各界各种声讨会议和行动，也持续不断。随后，江西当局还跟随冯国璋之后，将全省军队组织为北伐军，以齐燮元、吴鸿昌分任北伐第一、二军军长，吴金彪为江西留守总司令，声言出师北伐。第一军第一支队当即由南昌开向九江，并抵达南京。后因复辟失败，江西北伐动作亦告停止。
江西人激烈反对张勋复辟，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这就是张勋及其复辟活动的部分骨干分子，原籍江西。张勋是奉新人，其与谋活动者还有一部分江西籍人，如刘廷琛、万绳栻、叶椿泰、魏元旷、李其光等。其中刘廷琛是九江人，复辟时任7名内阁议政大臣之一，地位显要；万绳栻是南昌人，复辟时也被任为内阁阁臣。据《复辟纪实》记载，江西人感到他们丢了家乡的脸，所以特别愤怒，“报馆张目大骂”，谴责张勋、万绳栻为复辟之“祸胎”。万绳栻的家属难犯众怒，吓得从南昌逃走。刘廷琛则被九江人“无不唾骂其甘心从逆”，其父亲亦“以不堪众矢之集，举家避去”。张勋在奉新的家产，也被李纯派人查抄，悉数充公。
7月12日，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的段祺瑞率兵攻入北京。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退位。张勋复辟历时12天即告失败。8月13日，李纯通电全国，称复辟事态已经平息，江西取消自立。
张勋复辟是继袁世凯称帝之后，封建势力对时代潮流和民主共和政体的又一次反动。在这一次反对复辟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坚定地维护民主共和政体、反对恢复封建帝制的可贵精神，再次得到充分的展示。江西当局虽然在动因上不完全与人民一致（例如张勋不属于北洋嫡系及几个派系，在他赶走黎元洪、黎让冯国璋代总统后，直、皖两系联手反张，江西李纯属于冯国璋直系系统，故必然取一致行动），但其反对张勋复辟的言行，也是应该肯定的。张勋复辟的失败，产生了另一个与江西有直接关联的结果，这就是彻底终结了江西旧官僚士大夫们重返中央权力中枢的幻梦。有论者指出，作为一个江西人，张勋之死也结束了江西旧官僚们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张勋复辟队伍中有一部分江西骨干分子，如刘廷琛、万绳栻、叶椿泰、魏元旷、李其光等。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曾经抱怨江西人在陈孚恩（肃顺死党、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之后，再也没有出现重要的政治人物，因而极力鼓吹张勋复辟，并且再三向辫帅推荐刘廷琛、魏元旷等参与机密。李其光致信辫帅重复胡在《国闻备乘》中的观点，认为“清待赣人薄，赣人报独厚”。但是，从北京宣武门外江西会馆发起的复辟，并没有给江西官僚系统创造一个惊奇运数，遗老们最后一线希望也因此而破灭。刘、叶客死他乡，万绳栻一直追随溥仪复辟逆流到东北建立“满洲帝国”，更多的遗老则是蛰伏山林，抑郁而终。
“二次革命”的失败，也成为结束革命党（国民党）人掌握南方各省政权的标志，北洋军阀由此切实控制了南方政权。1913年8月22日，北洋江西宣慰使段芝贵进入南昌，宣布李纯任江西护军使，汪瑞恺重任江西民政长。9月29日，袁世凯任命李纯署江西都督。至是，在江西建立起由李纯主导的北洋省政权。
李纯（1874-1916年），字秀山，天津河东人。早年家贫，随父经营小杂货铺。15岁入营当差，1891年被保送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为人精明干练，勤奋好学，尤善交结。毕业时留在学堂任用。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操练新军，李纯入营任教练，备受青睐，连升为提调、管带、标统。1907年出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旅长）、随营学堂监督，驻防北京南苑，成为袁世凯的亲信。辛亥革命爆发时，率军南下至武汉，协攻汉口，升任第六镇统制（民国后改为第六师师长）。“二次革命”时统兵入赣，升江西护军使、署江西都督（不久后实授），成为掌握一省军政实权的大员。
李纯将清除李烈钧余党、肃清国民党人作为头等任务。他与汪瑞恺按照袁世凯的旨意，交替发布全省戒严令，在全省各地严厉捕捉和镇压国民党人，凡党人“为文武官员及议员、记者者，一律按册缉捕”。据12月13日都督署颁发的悬赏缉拿党人条例记载，江西还以重赏鼓励缉捕党人，凡捕获要员5人，奖5000元；3人奖3000元，依次类推。
当时，江西国民党人主要集中在军队、省议会和国会三个方面。在军队方面，根据李纯等的呈报，袁世凯在1913年10月15日对孙中山及“二次革命”首要的通缉令中，列出的江西省名单为：“首魁”李烈钧、欧阳武，“执重要事务”者林虎、罗全、李明扬、周璧阶、卓人机（即卓仁机）、贺国昌、刘世均（11月4日加列俞应麓、方声涛、蔡锐霆、彭程万）。这些人在起义失败后，大多逃亡日本等地，后来在李烈钧率领下，转入云南继续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护法运动。他们长期被迫离开江西，是后来组建赣军的骨干。当时未逃出江西的欧阳武，在吉安被捕，被押送北京，判处8年徒刑（不久被赦免）；曾任江西卫戍司令的廖伯琅、李烈钧军政府顾问的黄九言等，则在南昌被杀害。
在省议会方面，8月6日，袁世凯已下令解散江西省议会。随后，李纯、汪瑞恺奉令进一步调查各议员行为，袁世凯据其呈文，于10月13日发出对46名议员的缉拿令。他们将这些议员的罪名分为三类：副议长颜丙临、欧阳莘，议员黾用中、吴鸿钧、魏调元、李儒修、巢广源、邱汉宗、陈鸿藻、罗铨、杜凤楼、杨赓笙、汪征源、曹和济、胡廷銮、邓炎、尹士珍等17人，罪名为“或提倡宣布独立，或主张倾覆中央，或充间谍侦探军情，或临战地与闻乱事”，应即“严密查拿，按法惩办”；议长任寿祺，议员王光祖、涂树霖、潘震甲、王镇寰、陈肇志、张家树、萧炳章、杨中流、蔡吉士、邓维贤、钟士林、燕世经、胡廷校、尹纶、罗士杰、李政准等17人，罪名为“或妄逞谬说，或附和逆谋，或发起公债票以筹助军需，或代表联合会以搅乱大局，均属于乱事有密切关系”；议员叶含芳、吴肇荆、刘树森、赖天球、吴祖植、黄顷波、陶桢、陈炳图、吴爵壬、黄甲、李嘉韶、邹树欣等12人，罪名为“于该省集议倡乱之时，同在会场投票，选举伪都督、司令等，亦属甘心从逆”，因此对他们也要“一律拿捕”，分别究办。这些被通缉的议员，约占议员总数140名的1/3，其中有多少人被捕，尚无确数，未被捕者，也被迫流散省外、海外。与缉捕这些省议会议员的同时，李纯还公布了对30多名已逃县官的通缉名单。
江西当选为国会议员的有45人，其中众议员35人，参议员10人。11月4日，袁世凯以“查获乱党首魁李烈钧与乱党议员徐秀钧等”往来密电，发现国民党本部与该党议员“勾结为乱”重情为名，下令“凡国会议员之隶籍国民党者，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各地国民党机构“不拘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称”，“一律勒令解散”。江西的众议员中，有国民党人27人，参议员则全为国民党人，他们由此均被剥夺了国会议员的身份。同日，袁世凯还发出长篇布告，点名攻击一批国民党议员，江西国会议员尤首当其冲，在众议员中，点名者达17人：徐秀钧、王有兰、欧阳沂、贺赞元、辛际唐、文群、王侃、邓元、黄格鸥、曾干桢、邱冠棻、彭学浚、卢元弼、王恒、张于浔、程铎、陈子斌，而且其中大多数被多次点名；在参议员中，点名者达9人：朱念祖、蔡突灵、萧辉锦、卢式楷、刘濂、符鼎升、燕善达、邵树声、汤漪。这些议员，大多也被迫流亡海外。徐秀钧则在此前已被袁世凯拘捕，并押回江西九江，受到严刑拷打，因坚贞不屈，10月7日被袁世凯下令杀害，在中枪未死时即惨遭活埋。
在被通缉者本人逃亡后，李纯还对其家属重加摧残。如蔡突灵、蔡锐霆兄弟逃亡日本后，李纯派兵至宜丰，抄没其家，并将其父、弟数人拘捕关押，判刑10年。这类情况，同样发生在其他逃亡者身上。李纯还常以各种“政治嫌疑”为借口，拘捕无辜群众，致使南昌出现“逐日刑人”的恐怖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15年李纯彻底镇压国民党人密谋组织“新华社”发动“三次革命”、江西党人除被捕杀数十人外“余悉逃伏”时为止。
一般而言，在军政机构和议会中，集中着一个地方的精英人才。以江西议员为例，在140名省议员中，国民党人占74%；45名国会议员中，国民党人占82%。当时的国民党人，大多是接受民主思想、新式教育的时代才俊，如45名国会议员中，出身传统功名的有12人，占26.7%，比全国51%的平均数低得多；而有确实资料可考的留日回国者有17人，从国内新式学堂毕业者有5人，共占48.9%，其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相当优越；在年龄上，45人平均为33.42岁，思想敏锐、勇于挑战的特点也十分突出。这是在当时社会大转型中，一批十分难得的精英人才。因此，袁世凯和李纯的镇压，严重地摧残了江西的民主革命力量，全省社会精英或死或逃，受到沉重的打击。这是“二次革命”后江西政治、经济和社会长期无大起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北洋军政体制的确立与施行
为了加强对地方的军事控制，北洋政府实施的一项重要措置，是普遍设立镇守使署的二级军事体制。1913年10月，李纯在九江、宜春分别设立赣北、赣西镇守使署，12月在赣州设立赣南镇守使署（1919年9月还在上饶增设赣东镇守使署）。先后任命陈廷训、马继增、吴金彪等为赣北镇守使，刘槐森、洪自成、马克耀、方本仁等为赣西镇守使，李廷玉、吴金彪、吴鸿昌等为赣南镇守使。三个镇守使署的设立，是省级地方军事体制的重大变化，它形成了都督署、镇守使署的两级军事体制，加强了军事力量对地方的有效控制，镇守使长期成为当地的最高长官，主宰着当地的军政事务。赣南镇守使李廷玉即曾滥用职权，违法扰民，逮捕、刑逼地方无辜士绅并抄没其家产，引发民愤，当局不得不革去其陆军中将及镇守使职。其他镇守使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这类胡作非为的情事。
与此同时，李纯大肆扩充军事实力。一方面，他整编吞并原赣军余部，编练为7个步兵团。另一方面，他派团长毕化东负招兵专责，到河北、河南两省招募士兵，以补充第六师战后的缺额。“自民国三年起，陆续扩编三个混成旅、三个省防独立团，以吴鸿昌、李展臣、黄振奎（先为张敬尧）分任一、二、三混成旅旅长”，装备均系德国器械，由北京政府领来。这样，江西驻兵及其战斗力也达到了民国以来的高峰。这为李纯巩固其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在行政上，李纯则首先解决了与民政长汪瑞恺的矛盾。原被李烈钧等所驱逐的汪瑞恺，是带着十分喜悦的心情重返江西民政长之任的。他一到任，即荐举贾宝棻为秘书长，戚扬、夏孙桐、田春廷分任内务、财政、实业司司长，颇有实行军政分治之心。同时，为笼络人心，也大胆地为因“二次革命”受到不当处置的部分议员和官员平反，并相应予以任用。但汪瑞恺的行为显然为李纯所不容。汪在任不到4个月，即被以10条罪状举报和查究，主要如依靠郭同（原最先向袁世凯举报李烈钧的江西议员）及其引介的高巨瑗，网罗建立自己的班底，以致不少县长、税吏等“现委差缺，多系郭、高二人所引进者”；“不待中央命令，擅发九五钱票二百万串”等。1914年1月21日，袁世凯以“紊乱财政，任用非人，颇滋物议”之名，下令解除汪瑞恺职务，交中央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议处；任命戚扬代理江西民政长。汪瑞恺的去职，固然与其任用非人有关，但实质上反映的是军政之争，即都督与省长之间的矛盾。
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颁布省、道、县官制。6月，江西据此变动行政体制。主要内容为：1？郾省级行政机构简缩，都督改称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1916年7月将军改称督军，巡按使改称省长）；裁撤原设内务、教育、实业、财政各司及国税厅，设立政务厅、财政厅，并在政务厅内设总务、内务、教育、实业四科，原国税厅事务并入财政厅。李纯任将军（督军），戚扬任巡按使（省长），陈嘉善、王纯分任政务、财政厅长（财政厅长职务先后由濮良至、罗述稷继任）。2？郾在省、县之间增设道一级行政机构。江西全省划分为4道：豫章道，辖南昌、新建、临川、上饶等23县；庐陵道，辖宜春、吉安、萍乡、高安等21县；赣南道，辖赣县、南康、宁都、瑞金等17县；浔阳道，辖九江、安义、奉新、乐平等20县。各道道署分别设南昌、宜春、赣县、九江。道行政长官称道尹，从首任到1927年止，豫章道尹为何刚德（后曹本章），庐陵道尹罗述稷（后夏炎甲、程用杰、赵毓奎、董锡成、刘印昌、王杜、高崇佑、陈方赞、杜天骥），赣南道尹袁学昌（后邵启贤、邹日奎、陈俊、高崇佑、薛雪），浔阳道尹吴筠孙（后傅春官、高培枢、邹日奎）。3？郾县一级在体制上无甚变动，但江西当时对县知事作了大规模的调整，将撤下的35名县知事送北京考试院考核。北京政府则在全国分期招考县知事，合格者分发各省任用，如1914年8月29日，袁世凯下令任命第三期知事考试录用人员，全国录取830人，分发各省任用535人，其中分发江西48人。这次体制变动，是一次全国统一的行动，起因显然出于袁世凯的企图称帝，但从政制上说，是对地方原二级行政体制的重要改变，由此建立的省、道、县三级行政体制，比较有利于地方政务的推行。因此，这一体制在袁世凯死后仍然被延续下来，一直到北洋军阀统治覆灭时止。
由于连续的战争和重兵的屯驻，李纯统治江西时期，全省财政经济状况十分窘迫。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调查各省滥发钞票情况，其中江西滥发14697170元，占全国总数145574165元的1/10，仅次于湖北、广东、吉林三省。此后，虽然也开办过一些地方实业，但主要还是靠发行地方公债、贷款和向中央政府要钱等，来维持政权的运转。在政治上，与从未间断的严厉镇压革命党人相配合，社会控制与舆论控制也十分严密，一些较有影响的报刊，如《天佣日报》、《舆论报》和《豫章日报》等，因有言论不合当局口味相继被查封，有的报馆负责人遭拘捕。而因重捐重税、派款派债等引发的小规模社会骚乱，也不时发生。在全省建立了官员奖惩制度，如省财政厅长王纯因受贿500元，即于1915年7月被司法部核准判处死刑，继任濮良至因发行纸币引发省内金融危机，在任一年即解部察查；一些县知事因疏于政务也屡屡受到撤换的处分。这些措施看似比较严厉，但李纯本人却大肆搜括，他将在江西聚敛的钱财送回天津老家购买地产，营建房屋，因房屋成片相连，以致被人称为“江西街”。
三、反对复辟帝制的斗争
1？郾江西民众拥袁者罕有所闻
1915年12月，袁世凯开始使用皇帝称号，并预定在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实行帝制。袁的复辟帝制行为，受到经受民国理念洗礼的国人的反对，云南率先兴兵讨袁，宣布独立，发动了颇有声势的护国运动。在云南护国军中，原江西都督李烈钧被任命为第二军总司令，率部由云南东出桂、粤，拟取道江西北上。原赣军将领方声涛、李明扬、胡谦、彭程万、伍毓瑞、卓仁机、赖世璜、曹浩森、熊式辉等，均在该军担任要职。他们由广东北上，一度对赣南形成严重的威胁。
对于袁世凯的称帝，掌握江西军政大权的李纯、戚扬取完全支持的态度。袁本人因遭到反对，预定的“登极大典”不敢举行，并让各省陈述意见。1916年1月5日，李纯、戚扬上书，要求袁世凯不顾反对，“速登宝位”，早日为帝。他们假冒民意，伪称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君宪，推戴我皇帝救国救民”，“君宪问题业成铁案，无讨论之余地”，“当此之时，民国业已取消，帝制又不实施，蹉跎委蛇，危险万分。惟有仰吁我皇帝速登宝位，以保大局，从此九五当阳，幺〔妖〕魔潜迹，内则天泽分严，外则交际易缔，名正言顺，国体固矣。”他们谀言袁之称帝是“中国之福”，劝袁称帝“莫此为先”，而不要在乎仪文末节。同时，建议对破坏袁帝制自为的云南唐继尧、蔡锷进行讨伐，即所谓“仰吁我皇帝，遽将唐继尧等罪状宣示中外，命将出师，大施挞伐，俾全国以乱臣贼子为炯戒，无敢效尤，定人心而有纲常，端在此举”。表示他们将督率江西“筹备饷糈，责无旁责？眼贷？演”。这封电报，反映了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对他称帝的衷心拥护，也典型地折射出李纯这类依靠裙带关系出掌大权的人物，在国家民族发展的重大关头只认个人利益而无是非原则的真实面目。
但是，李纯也很快被反袁护国运动的大潮流所冲击，而陷入极端的被动之中。显然是为了避免与袁世凯一同被历史潮流淹没，李纯在两个月后改变了劝进的态度。3月21日，李纯与江苏将军冯国璋、长江巡阅使张勋、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联名，向袁世凯发出密电，要求其取消帝制，以平滇黔之气。袁世凯面对国内外一片反对之声和众叛亲离的形势，接受五将军的要求，于次日宣布撤销帝制。从元旦改元至撤销帝制，袁之83天的皇帝梦彻底破灭。
袁世凯取消帝制后，又企图继续留任大总统。对此，不但西南独立各省反对，而且其亲信冯国璋也劝他自动退位，原本效忠袁的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地方军阀相继响应护国运动，在4、5月间宣告独立。但李纯再次逆流而动，明确拥护袁世凯留任总统。1916年4月3日，李纯向全国发出拥袁留任总统和反对西南兴兵讨袁的电文，公然宣称：“帝制一案，业经奉令撤销，推戴各书，亦已退院焚毁。大总统不忍生灵荼炭，以期息事宁人，以救国救民之苦心，示屈己从人之谦德，凡我国民，皆宜共谅。即有一部分人政见不合，反对兴戎，今已如所要求，达到目的，正宜和平解决，听候政府处分……乃近阅各报载，有滇、黔二省要求元首退位之说，果有此言，殊堪骇异。伏思今大总统莅职四载，凡历史未经之困苦，靡不备尝，卒能奠定国基，因应悉当，保持国内之秩序，不失外人之信仰。”因此，他指责要求袁世凯退位是摇动根本，陷国家于危险地位，置同胞于万劫不复之地，表示“倘该一部分人坚执此议，肆意要挟，则是逞其私怀，为国公敌。纯惟有与之俱尽，誓不两存，一切牺牲，在所不恤”。李纯的电文，再次勾画出其不明大势、颟顸无知的面目。
江西民众与李纯的态度适成鲜明对照。4月上旬，江西商民已经要求李纯宣告江西独立，消息传到北京，北京政府在13日决定一面派兵恫吓，一面请张勋电劝赣省长官及绅耆取消独立之议。17日，李纯、戚扬得到浙江独立消息后，在南昌召集军政警绅商学各界领袖会议，再次重申其帝制取消、即为民国，要以拥护中央、保卫地方为目的的主张。但此后，全省独立传言“日甚一日”，当地及护国军所派革命党人在九江、上饶、赣州等地活动活跃，李烈钧派伍毓瑞来赣宣慰、运动独立的消息流传广泛。22日，假“浙江独立军”之名的革命党人一举占领紧邻浙江的玉山县署，宣布独立，随后派人分往上饶、广丰、河口等地，并一度占领上饶、宣布独立。李纯对全省的反袁独立活动严厉镇压，派兵重点加强萍乡、赣州、九江的防务，赣东的独立活动在当地武力镇压下失败，在九江运动独立的革命党人谭凤歧等30多人被捕，谭等6人当即遭杀害。5月30日，《大陆报》记者曾将江西民情与李纯的不同态度作有一个比较，指出江西“当道今仍忠于中央政府，舆情皆趋向革命方面，而拥袁氏者则罕有所闻”。这个报道，反映了江西人民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坚定态度，以及与李纯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
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围绕着袁之称帝、留任总统的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告一段落。7月6日，黎元洪颁布命令，统一各省军政长官名称，将督理军务长官改称督军，民政长官改称省长；任命李纯为江西督军，戚扬为江西省长。地方官制正式出现省长名称，即由此始。此后，江西政治、军事的中心，转向防阻护国军从广东的北上。
2？郾反对张勋复辟帝制
继袁世凯称帝败亡后不久，中华民国史上，又发生了与江西人关系更为密切的张勋复辟事件。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逐渐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等几大派系，追逐着中央政权。1917年5月，大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在是否加入协约国对德国宣战问题上闹翻，黎罢免段之职务，段则组织安徽等八省独立，公开反黎。以冯国璋为首的江苏、江西、湖北三省军阀（时称“长江三督”），两边皆不附和，表示中立。黎元洪在四处求救碰壁后，转而求助驻守徐州的“定武上将军”张勋，“盼即来京，共商国是”。张勋曾任清朝官职，辛亥革命后一向主张清王朝复辟，得黎元洪电召后，他认为复辟时机已到，立即以调停黎、段纷争为名，率3000名“辫子军”入京。6月中旬，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7月1日，与康有为等扶拥被废除的清朝宣统皇帝溥仪“重登大宝”，演出了一幕清朝复辟的丑剧。这是民国建立后第二次恢复帝制，史称“张勋复辟”或“丁巳复辟”。
在全国一致声讨张勋复辟的浪潮中，江西当局与民众这一次有了共同的行动。2日，江西督军李纯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复辟之举是妄视国家为儿戏，万难承认，并“盼同心协力，遏此横流”。3日，李纯召集军政警法特别会议，会议谴责“张勋等胆敢谋叛民国，恢复清室，卖国求荣，令人发指”，决定江西即日起宣布“自立”，一切军政民政司法概归本省政府自理，应解中央各款自7月1日起停止汇解，以九江为重点在全省实行特别戒严。这一决定，得到了省议会和绅商学报各界的一致支持。同日，江西省议会由议长任寿祺领衔，向全国各省军政长官、议会、孙中山等以及各报馆发出通电，指出：张勋等拥戴宣统，实行复辟，将先烈铁血构成之民国，一朝颠覆，其“肇逆谋乱，罪通于天”。通电认为，救国良图，除出兵讨贼外，实再无观望调停之余地，因此号召全国各地“协力同心，速定大计，会师宁鄂，勒马燕云，殄彼妖魔，还我民国”。江西各界各种声讨会议和行动，也持续不断。随后，江西当局还跟随冯国璋之后，将全省军队组织为北伐军，以齐燮元、吴鸿昌分任北伐第一、二军军长，吴金彪为江西留守总司令，声言出师北伐。第一军第一支队当即由南昌开向九江，并抵达南京。后因复辟失败，江西北伐动作亦告停止。
江西人激烈反对张勋复辟，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这就是张勋及其复辟活动的部分骨干分子，原籍江西。张勋是奉新人，其与谋活动者还有一部分江西籍人，如刘廷琛、万绳栻、叶椿泰、魏元旷、李其光等。其中刘廷琛是九江人，复辟时任7名内阁议政大臣之一，地位显要；万绳栻是南昌人，复辟时也被任为内阁阁臣。据《复辟纪实》记载，江西人感到他们丢了家乡的脸，所以特别愤怒，“报馆张目大骂”，谴责张勋、万绳栻为复辟之“祸胎”。万绳栻的家属难犯众怒，吓得从南昌逃走。刘廷琛则被九江人“无不唾骂其甘心从逆”，其父亲亦“以不堪众矢之集，举家避去”。张勋在奉新的家产，也被李纯派人查抄，悉数充公。
7月12日，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的段祺瑞率兵攻入北京。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退位。张勋复辟历时12天即告失败。8月13日，李纯通电全国，称复辟事态已经平息，江西取消自立。
张勋复辟是继袁世凯称帝之后，封建势力对时代潮流和民主共和政体的又一次反动。在这一次反对复辟的斗争中，江西人民坚定地维护民主共和政体、反对恢复封建帝制的可贵精神，再次得到充分的展示。江西当局虽然在动因上不完全与人民一致（例如张勋不属于北洋嫡系及几个派系，在他赶走黎元洪、黎让冯国璋代总统后，直、皖两系联手反张，江西李纯属于冯国璋直系系统，故必然取一致行动），但其反对张勋复辟的言行，也是应该肯定的。张勋复辟的失败，产生了另一个与江西有直接关联的结果，这就是彻底终结了江西旧官僚士大夫们重返中央权力中枢的幻梦。有论者指出，作为一个江西人，张勋之死也结束了江西旧官僚们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张勋复辟队伍中有一部分江西骨干分子，如刘廷琛、万绳栻、叶椿泰、魏元旷、李其光等。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曾经抱怨江西人在陈孚恩（肃顺死党、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之后，再也没有出现重要的政治人物，因而极力鼓吹张勋复辟，并且再三向辫帅推荐刘廷琛、魏元旷等参与机密。李其光致信辫帅重复胡在《国闻备乘》中的观点，认为“清待赣人薄，赣人报独厚”。但是，从北京宣武门外江西会馆发起的复辟，并没有给江西官僚系统创造一个惊奇运数，遗老们最后一线希望也因此而破灭。刘、叶客死他乡，万绳栻一直追随溥仪复辟逆流到东北建立“满洲帝国”，更多的遗老则是蛰伏山林，抑郁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