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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李烈钧督赣与湖口起义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组成南京临时政府，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的成立，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和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开创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北方各省尚在清廷及其重臣袁世凯的控制之下。经过随即完成的南北议和和清廷退位，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职位，袁世凯取得这一职位并于1912年3月就职，全国实现表面上的统一，临时政府由南京移迁北京。中华民国由临时政府时期进入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期。
民国成立后，江西政权最初为革命党人所掌握。1913年秋“二次革命”失败，北洋军阀入主江西，开始了对江西长达14年的统治。在这一长时期，江西被裹入激烈的社会大转型潮流：一方面，北洋军阀的暴戾恣肆和多年战乱，给江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因为时代的变化，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也日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以往所不曾有的新鲜事物。江西曾长期处于南北战争的前线，境内多次发生过局部战争和客军过境，时局动荡在不少年份成为基本特征。新的政治学说、思想观念、政党组织和文化运动，通过上海、北京和广东，相继传入江西并在社会尤其是青年中引起巨大反响。军阀始终主导着全省政权，但在民国和民主的大背景下，行政体制也有较大的改变和创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均在江西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引导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农业优势的主体地位仍然保持，但新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乘势而兴，出现一个创办实业的小高潮。近代教育体制逐渐建立，中小学教育和留学教育出现新的气象。所有这一切，构成这一时期社会变动和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特点。
一、辛亥革命后的江西形势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江西是全国第三个（晚湖南、陕西一天）首先起而响应的省区。1911年10月23日，由同盟会会员掌握的驻九江新军第五十四标奋起响应武昌起义，拥标统（相当于团长）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府都督，宣布独立。31日，同盟会员蔡公时、蔡森等发动南昌新军起义成功，建立了江西军政府。江西独立，壮大了革命的声威，对长江下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论者称：江西既定，“由是而苏而浙而皖，革命之声势骤盛，两月之间披靡全国，真亘古所未有也”。随即，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诞生。
江西对辛亥革命的磅礴推进富有重大贡献，但由于革命发生得相当突然，人们自身却显得准备不足，特别是江西的起义者们缺乏自己的领袖，革命后的时局也就颇有些混乱。
江西光复后的第一任都督是吴介璋。吴介璋是驻南昌的新军第二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他的上台很有戏剧性，是在起义者们劝说原清朝巡抚冯汝骙出任都督而冯不答应的情况下，被推举为江西军政府都督的。吴介璋与同盟会素无联系，对革命并无认识，也没有执掌省政的社会基础和政策主张。因此，他上台后，以军政府名义向全省发布的通令，要求“各道府厅州县所属各官，仍著照旧视事……所有民事、刑事暨习艺所、监狱、学堂，一切地方行政，均著照常办理”。他一切“照旧”地维持着过去的地方官员、行政制度和社会秩序。同时，对冯汝骙等清朝江西高官均予优待，礼送他们回籍。
军界内部部分与吴介璋有隙的人很快制造了倒吴的行动。在他就任的第12天，即11月12日，这些人假称孙中山、黄兴已经委任彭程万摄理江西都督，径入军政府宣读彭程万授命书。吴介璋不明所以，于是以患病为由辞职。岂料彭程万对都督一职竟力辞不就，经众人以大局力劝，才勉允暂代。这样，彭程万便成为辛亥革命后江西的第二任都督。
彭程万原为江西陆军测绘学堂教官，参与谋划了光复南昌的起义，属革命有功之人。他接任后，做了几件较有影响的事情：一是派出3000多人的军队前往武汉，1000多人的军队前往南京，援助受到北洋军队围攻的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和江苏军政府；二是下令收复接管了萍乡煤矿和南浔铁路；对鼎革后留居境内的满清旗人，也作了妥善处置。但他仍然缺乏当时复杂环境下掌政的必要条件，形势的纷乱更增加了他的畏难与退避之心。史载因“军政两部，头绪纷繁”，“军饷筹备，各属要求，各种困难，不堪言状”，彭程万于11月21日提出辞职。经省军政两部秘密会议商议，推举九江军政分府都督马毓宝继任并派人赴浔商洽，在马到任前仍由彭暂代。12月8日晚，马毓宝在省军政府派出的吴宗慈、贺赞元、夏之麒、郁观澜等四人迎接下到达南昌，次日接篆视事。马于是成为革命后江西的第三任都督。彭程万在任也仅26天。
人们对马毓宝寄予较大的期望，并以购买军政府为解决巨额军费发行的省内公债以示支持。马上任后，也立即改组都督府，聘请吴介璋、彭程万、夏之麒为高等顾问，以贺赞元、邹树声、杨纶、罗家衡、蔡公时、邱冠芳、胡绎分别出任民政、财政、政事、外交、交通、内政、司法各部部长，吴照轩、刘麒、方先亮、王禄之分任警察、参谋、军备、总务各厅厅长。同时，一面下令解散一切会党，以维持社会秩序（江西洪江会等会党曾积极参加革命，但革命后无法约束，多有勒索、滋事等不轨行为）；一面排除反对，于1912年1月成立省临时议会，作为取代前清咨议局的全省民意与议政机关，并由临时议会很快通过了《江西省临时约法》。马毓宝的一些措置，被看成“江西新猷种种”，被《申报》等报道。
马毓宝虽有威望，但其“行政不满人意”。九江的革命党人乃最先揭露马毓宝短处并发动倒马。先是，担任九江卫戍司令部长官的朱汉涛因骄奢淫逸，为非作歹，1912年3月4日被九江革命党人捕杀。朱是马的亲信、红帮的首领，朱的被杀，使马失去了倚靠的力量。3月7日，九江革命党人陈廷训、戈克安、余鹤松、刘世均、蔡锐霆及军绅学商各界联名致电南昌各界，指责马毓宝“事多徇私，懒于问政，而且身体孱弱，烟瘾甚巨”，全省“抢案层见叠出，赣人实不堪命”，因此决议请其自行退位，推举李烈钧继任，并要求南昌准备如何欢迎。同时，还放风将暗杀马毓宝。马不堪压力，当晚致电孙中山要求辞职。孙中山立即电示江西省临时议会，要求正式选举都督并报核委。
3月8日，马毓宝在南昌召开各界首领及各部厅长会议，宣布因病辞职，表示仍可为一军界长官。与此同时，省临时议会开会选举新督，除议长因在马毓宝处参加会议外，到会94名议员一致选举李烈钧为继任都督。但南昌的“兵士及商界，仍有多数挽留毓宝”，表示出不同意见。陈廷训等人于是在南昌召开各界全体会议，进行疏通，最终达成一致，并电告孙中山、袁世凯两大总统及陆军部长黄兴、副总统黎元洪。随后，孙中山颁发“任李烈钧为江西都督”令，电复江西省议会。
李烈钧（1882-1946年），字协和，江西武宁人。毕业于江西武备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后在江西、云南陆军中任职，宣传革命。辛亥革命时由北京南下响应，到九江被都督马毓宝任用为总参谋长。1911年11月率兵援皖，光复安庆，被推举为安徽都督。又应黎元洪急电，辞去皖督应援武昌，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中央军（后称第二军）总司令官，抵御北洋军冯国璋部对武汉的进攻。被推举为江西都督后，他乘鄂督黎元洪派出的楚豫舰，由武汉经九江，于3月17日驶至南昌，受到南昌各界的欢迎。马毓宝在李到达九江时，也致电欢迎，并由督署搬到旧藩署。李继吴介璋、彭程万、马毓宝之后，成为江西的第四任都督。
江西在辛亥革命后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四换都督，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除了辛亥革命后社会尚未稳定，南北斗争激烈及其后总统权力由孙中山向袁世凯转移的大背景外，就江西而言，革命党人自身思想准备不足、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而又“党见分立”；全省政团、军队、会党等各种势力并存互争，政治与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军队众多，军费需求浩大，而财政经济实力不强，难以支撑，等等，是最为主要的原因。李烈钧在其《就职宣言》中说，江西“内讧屡起，群盗满山，奸淫抢劫，层见叠出，是名称实[虽]曰维新，腐败依然如故，假改革之面具，致善因而反结恶果”，民众“出水火而未登衽席，上而党派分歧，合争意见，下而社会混乱，全无秩序”，大体反映了当时全省的形势。前面三任都督都未能解决好这些问题，李烈钧所面临的，自然是并不轻松的重任。
二、李烈钧督赣
李烈钧是带着军队到南昌就任的。史料记载，他带着廖伯琅部宪兵240名，欧阳武部800人，刘世均部500人和卫队400人，乘坐大小船只60余艘，17日浩浩荡荡来昌；19日在省临时议会举行就职典礼，典礼程序多达12项。这一切，显然有造势的因素，但也表露了他施政的决心与基础。
李烈钧发表了《就职誓词》和《就职宣言》。首先，他表示受全省83县父老付托，以赣人治赣事，誓将“奋励壮志，荡涤旧染，无敢骫法，无敢作慝，无敢拂舆论以逞私见，无敢任非人以害群治”。明示其身任公仆，“份当拥护地方利益，增进人民幸福”，锲而不舍，期必有成。其次，他揭示其治赣方针、目标和主要事务：
……夫障碍共和，即天下公敌；保卫治安，乃吾人重任。况维桑与梓，更有密切关系者乎？遵古人疾病扶持之训，宜相友相助；据近世改良进步之说，当再接再厉。今日惟一之目的，为地方计安全，为人民谋乐利，必使章贡流域，市肆不惊，四民乐业，无一夫不得其所，俾最初之希望圆满达到，而后可以告无罪于故乡，释负担之义务。烈钧不敏，不敢不勉。立法务严，防患务密。人无问新旧，惟求其是；地无分畛域，惟视其材。恒虑偶一不慎，为父老羞，栗栗危惧，无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令，恪守纪律，秋毫无犯，不敢一草一木，稍滋扰累。即有无业游民乘机抢掠，亦慎防于先，严惩于后，必不使受意外之恐慌，有丝毫之损失。
破坏已竟，从事建设。群策群力，同舟共济。用人与众共之，刑人与众弃之。推心置腹，实事求是。萃大多数之心思，谋一般人之福利。[庶几]大好湖山，遍地开自由之花；国民分子，尽人食革新之果。其各安堵，慎毋自扰。
这一宣言，表明了李烈钧在行政、用人和治事上的全面主张，体现了民主主义精神，是近代江西历史上第一个反映时代潮流和民主诉求的治省政纲。但是，它的一些词句，也显得过于理想，而易流于空言。
其后，李烈钧以雷霆之势廓清内政。首先，“对军政两界人员大加淘汰”，整顿和建立省军政机构。他任命欧阳武为护卫军司令官，廖伯琅为全省宪兵总司令官，蔡锐霆为都督府中军官，刘世均为军务部长，牢牢地掌控了全省的军队，并形成以他们为主、全部是革命党人的都督府领导核心。在此基础上，对前军政人员大加淘汰，将原军政府各部改为司，选定内政司长钟震川，财政司长魏期灵，司法司长王侃，交通司长胡泽（后换曾贞），教育司长宋育德，军政司长俞应麓，审计处长高巨瑗，参谋处长何文斌，警察总监吴照轩，高等审判厅长漆璜，高等检察厅长潘学海，两淮盐运使黄缉熙，总务厅长王良箴，高等顾问官陈戎生、陈德生。同时，作出礼送前都督马毓宝的行动：马退居藩署后，并无离开江西之念，李烈钧显然认为这对其治政不利，但他曾任马的总参谋长，也不好明令驱赶。于是，他请省议会为马叙功，并共同署名赠送赆仪10万元，又令“满街结彩，全城鸣炮”，集合市民欢送。马得知李之举动，也就只好离昌。李烈钧巧妙地消除了一个后顾之忧。
在行政体制上，省一级以都督掌全省军政大权。1912年底增设民政长（即后来的省长），江西先后由中央任命汪瑞恺、赵从蕃为民政长，但均因受到抵制而未能赴任视事。此外，尚有临时省议会，议长刘景烈。1912年6月解散临时省议会后，同年底由全省选举产生了江西省的国会议员和省议员，次年2月正式成立了由140人组成的江西省议会，议长任寿祺。省议会为立法机关，承担议事、质询和制定地方法律法令等事务，具有立法和监督省政之权。省以下，则将前清所设道、府一级机构全部裁撤，厅、州等名称一律改为县，县级行政长官通称知事，形成省、县两级行政架构。全省设81个县，各县知事的择任，由内务司选择，每职列3人备选，择优试用，称职者实授。县政机构设立民事、财政、学务、实业、警务、司法6课，前4课课长由县知事择用，后2课课长由省内务司、司法司分别择任，均呈省核准。
其次，裁减冗兵，整编军队。江西在清末时，仅驻有一个混成协（相当于旅）和一个标（相当于团）的军队。但辛亥革命后大量募兵，全省兵员竟可编足4个镇（相当于师），多达17标、数万人。兵员众多，纪律涣散，不但时生扰民之患，而且军费过巨，“饷项竭蹶，实难筹划”，全省财政根本无力承担。为此，李烈钧多次致电袁世凯等，提出江西军队“非亟裁并，难资整顿”，要通过裁减冗兵，达到“编练劲旅”和“撙节经费”两个目的，并从4月起，分两期在赣实行。在1912年春夏的短短几个月中，李烈钧以多种方式裁并军队，到9月底，全省共计遣散省防军36个营，裁减新军8个标以上，其余部队整编为4个旅。大量裁减冗兵和整编军队，最明显的效果是减轻了江西的财政负担，而裁兵尤其是辛亥革命后组建的军队，也符合袁世凯裁减北洋军以外军队的意图，因此江西的裁兵得到民众和中枢两个方面的支持，进展大体顺利（期间也发生过小规模反抗）。其后，李烈钧发布《征兵令》（1912年11月22日），建立挑选壮丁、服役3年、出则入伍、退则归田的现代征兵制度，以期提高军队质量。江西军队，也随之统编为两个师，分别以欧阳武、刘世均为师长。
取缔会党，清肃匪患，整顿社会秩序也是李烈钧治政的重点。清末江西会党众多，在反清斗争中，会党曾经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革命后宣称取缔会党，将各地会党改编为民团。但在民团这一新形式的组织中，会党更形发展，且有的以民团兼理词讼，勒捐罚款，乃至聚众滋事，进攻县城，形成被当政者视为欺凌百姓、扰害地方的“匪患”。因此，李烈钧认为“欲治赣，必先清匪”，遂定下“歼厥渠魁，协从罔治”的方针，以猛力进行整治。他下令解散民团、取缔“同盟改进党”等会党组织，派副官长张于浔到湖北捕拿“匪首龙正文、陈细鬼”并押回南昌枪毙，“严查缉获”并枪毙洪会魁首及进攻永新县城和为害萍乡等的匪首，迅速地平定了匪患，稳定了社会。这成为李烈钧自己最为满意的事，自认为这是他“到赣所办第一大事也”。但会党是否都是土匪以及是否要以严厉镇压来对待昔日的革命同盟者，李烈钧显然也缺乏必要的区分和分析。
在经济和教育等方面，李烈钧也颇有建树。经济上，他下力气整理财政，在地方绅商周馥九、危子远等支持下，开办了江西民国银行；整理盐税，争取扩大留赣比例，清理江西承担的国家对外赔款，维护地方利益；恢复萍乡煤矿生产，借款恢复修建南浔铁路，修筑南昌、新建河堤，等等。这些措施，对缓解当时的财政困难和发展民生事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教育上，他采取筹款办学的办法，用在江西募集公债的相当一部分，以及自治附加捐的七成，支持中学尤其是小学教育；以“造就人才，储为国用”的远大眼光，宽筹经费，先后选派100多名优秀青年分赴欧洲、美国和日本留学，被称为“一时盛事”。在社会政策上，他严令取缔娼妓，并曾提出将裁减的士兵转入务工务农的办法。
李烈钧以同盟会江西支部长的身份担任都督，江西军政大权实质上由同盟会（国民党）掌握，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阵营的核心地区之一，因此在政见上与总统袁世凯并不相同。李烈钧是如何处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而又坚持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呢？
1912年10月以前，大体上说，李烈钧虽然也有违忤袁世凯的举动，但两人关系表面上尚可。袁世凯意图笼络或麻痹他，先是在7月间重新任命他为江西都督，继又称赞其“光复有功”，督赣以来“整顿地方，维持秩序，尤著勋劳”，说自己早在天津时对李“即以远大相期”，现观其治，更是“益为欣慰”，两人要同持舟楫，共与有功。
从10月起，因相继发生的邀请孙中山访赣、抵制民政长和陆军部扣押枪械等几件事，使“中央与赣隔阂”逐渐表面化，双方的矛盾和斗争日益显露，并引起全国关注。
邀请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游历江西。孙中山格于当时形势，已于1912年4月1日交卸大总统职务，专任督办全国铁路建设事务。经李烈钧邀请，1912年10月24日晚，孙中山经九江抵达南昌。李以南昌百花洲陈列馆为孙中山行辕，派林虎率军队担任警卫。25日，孙中山出席南昌军政学联合会举行的盛大欢迎会，并发表《造成共和因果及国民应尽之责任》的演讲，强调“全世界文明进化，尚在竞争时代，而非大同时代。处此竞争剧烈之际，人人须以爱国保种为前提”。此后，孙中山连日接见各界代表，出席两广会馆的欢迎会并观戏，与李烈钧讨论要政，发表谈话论述修铁路、借款、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江西市政等四个问题。关于江西市政建设问题，他提出，现有街市不必再改，唯须择一最大之地段另辟新埠，将衙署、公所及学校、营房迁入其中，其办法为从公家向人民公平购买土地和发展交通入手，“将来此策如行，则另建一伟大之新江西，不须多日。而江西能从此扩大，则南昌、九江、吉安、饶州、赣州等地，皆可能为今日之上海矣”。28日，李烈钧请孙中山阅兵，“总理按辔徐行，观者万人空巷”，孙中山在军乐声中检阅各军，并与张继、马君武、王正廷等三位主要随员相继演说，“军民欢声雷动”。论者认为，这一阅兵，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十分令人注目。29日，孙中山由南昌抵达九江，在各界欢迎会上演说铁路政策问题，随后赴上海。孙中山的江西之行，原本出自李烈钧为国民党人制造声势、营建大本营的考虑，又受到江西民众的热烈欢迎，南昌还出现了“欢呼万岁”的场面，先孙中山几天到昌的张继在演说中，还公开谈论了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不同政见，因而深为袁世凯所忌恨。李烈钧说，袁世凯也曾因其欢迎孙中山莅赣而派人拉拢他，遭拒后，“疑忌颇甚，欲去余尤急”。
江西抵制中央任命的民政长事件和陆军部扣押江西所购枪支事件。1912年4月，袁世凯授意黎元洪首先提议“军民分治”、设立民政长，以分都督之权。12月16日，袁发布大总统令，任命汪瑞恺为江西民政长。袁此举是其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之一，暗含削弱南方各省由国民党人担任的都督权力的深意，但又披上了民主共和的外衣，因而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国民党不能反对设民政长，但主张民政长应由民选产生，而不是袁世凯任命。李烈钧更是国民党都督中最先通电反对北京中央集权的人。因此，汪瑞恺来江西上任时，受到江西民众的坚决抵制，遂于12月31日托病去上海，不久上书袁世凯，指责江西目无法纪，藐视中央，李烈钧“即非主动，亦近纵容”。袁世凯闻讯“大恚”，在公开指责李烈钧的同时，又暗中指使江西议员李国珍、郭同等多人控告李烈钧，下令陆军部让九江镇守使戈克安扣押江西所购枪械，同时派出6艘军舰停泊九江长江江面进行示威。江西这批枪械，原为“供省内练兵之用”，是前任都督马毓宝在上海所购，有步枪7000支，子弹300万发，早已分别向南京、北京陆军部办理手续，但迟至1913年1月才运到九江。袁世凯的扣枪和军舰示威，引起李烈钧的强烈不满。李烈钧于是致电要求发还枪械，并以冬防为名，派遣军队分驻九江各要隘。抵制民政长和扣押枪械两件事交结到一起，加剧了双方的矛盾，李烈钧与袁世凯之间，形成尖锐的对峙。
其后，副总统黎元洪出面调停，提出北京发还枪械、调回军舰，江西派人迎接汪瑞恺上任，以平息争议。陆军总长段祺瑞派其侄到江西调查，也主张和平解决。国务院按袁世凯意通电各省，解释中央与江西之“误会”，要求江西接受黎元洪的办法，袁世凯还派上将王芝祥为赣事查办使，于2月16日赴赣处理争端。江西方面，李烈钧继续保持不反对汪瑞恺任民政长的态度，但由各界代表组成的“江西公民联合会”，则通电各省明确反对袁世凯“擅布官制”，不承认汪瑞恺。最后，汪瑞恺自己表示不受赣任，王芝祥建议袁世凯撤回汪之任命、另择他人，发还江西枪械。袁世凯于3月11日任命赵从蕃署江西民政长，14日下令发还枪械，这事才算了结。李烈钧与袁世凯的这场斗争，持续三个多月，双方多次通电全国，影响很大，可以说最终以江西的胜利而告结束。但事情并没有真正完结，李烈钧以革命党人出任江西都督，在本质上决定了不可能与袁世凯合流。反之，袁世凯的本质，也决定了他的退让只能是一时之需。双方的裂缝已不可能缝合，且还在继续扩大，分裂对决终归难免。
三、湖口起义
1913年三四月间，事情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成为爆发武力对抗的转折点。
在省内，相继发生抵制新任民政长和裁撤九江镇守使事件。先是，江西省议会通电指责北京对江西民政长的新任命未经过参议院，是违背约法的行为；在北京政府补办参议院通过手续后，省议会续于3月16日、19日电复国务院，表示绝对不承认这种取代法律的大总统“命令官制”，并通电各省吁请“主持正论，保障约法”。袁世凯新任的民政长赵从蕃，于是未能在江西上任。继而，由李烈钧任命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在3月间突然发难，倒向袁世凯，向袁及全国发电诋毁李烈钧，并于24日与李所派接收炮台的部队形成对峙。在李烈钧的军事压力和王芝祥的促其辞职下，戈离浔去北京见袁世凯。其后，李烈钧通电宣布戈克安罪状，江西省议会则致电袁世凯，要求裁撤九江镇守使一职，以统一军政，节省经费。这两件事，前者反映的是分权与集权、民主与独裁的斗争，后者则表现为对九江军事重地的争夺，也使李烈钧与袁世凯的关系，再度面临破裂。
在省外，这期间发生了袁世凯指使暗杀宋教仁案和向五个国家的“大借款”事件。国民党在年初的正式国会选举中获胜后，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组织内阁。这对袁世凯的独裁形成威胁，袁为阻止国民党组阁执政，竟派人收买凶手，于3月20日晚在上海沪宁车站将宋教仁暗杀。4月26日，袁为解决军政费用，进一步与五国银行团达成2500万英镑的大借款意向。这笔借款以盐税作担保，须由五国银行团派员稽查盐务和监督借款的使用。虽然是一种带有奴役性的政治借款，但它使地方各省由此失去了向所倚靠的盐税支持，宽裕了中央的财力，为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力量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资金上的保证。
这些事件的发生，直接构成为李烈钧发动湖口起义、首举“二次革命”大旗的背景。
李烈钧对袁世凯的行为深恶痛绝。4月16日，他在为宋案致袁世凯的电报中说，“如果有神奸巨蠹，必欲推倒共和，即为国人之公敌，赣虽械缺兵单，亦谨当以昔日推翻专制之精神，再随各省之后而拥护之也”。同日，他派徐秀钧、王有兰为驻京全权代表，令其与南方各省驻京代表相联络。29日，他为大借款事再电袁世凯，指责这是违悖约法、丧失主权、灭国亡种的借款，是丧心病狂之举，明确表示“宁为共和之鬼，不为专制之民”，要求袁世凯“速罢此议”。也就是在这个月，李烈钧明确了袁氏中央“可歼”的认识，下定了与袁决裂的决心。李烈钧成为向来反对袁世凯专制集权“最力”的国民党人。
宋案惊醒了孙中山。他中断正在日本的考察，返回上海，主张武力讨袁。但国民党内部并不完全赞成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于是将目光转向李烈钧。他派遣张继、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等四人到江西，授意“声罪讨袁”。与此同时，袁世凯加快进行战争部署。继完成借款、解决战争经费后，5月1日，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代国务总理。6日，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定对赣、湘、皖、苏四省用兵计划，决定一路主攻江西，一路主攻上海、南京，一路控制湖南。中旬，北洋军大举南下，北洋第六师、第二师相继入鄂，形成监视及进逼江西、湖南之势，完成了全部的战争准备。
6月9日，袁世凯下令罢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所列李之罪状，有反对汪瑞恺为江西民政长、擅自改编师团、调兵派员管理九江炮台、迫胁镇守使戈克安离浔、调兵运械进逼鄂境等。同一天，袁另发5道命令，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并任李烈钧部下贺国昌护理江西民政长，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兼第一师师长节制所有江西陆军各营，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节制九江湖口一带江防各营队并直隶陆军部管辖，意图分裂李烈钧阵营（但除陈廷训外均未为袁所动）。其后，接续罢免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职务，摆开了与南方国民党对决的阵势。
李烈钧当即向各方交卸职任，15日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机宜。在孙中山召集的国民党人会议上，李烈钧表示拥护孙中山的讨袁主张，江西愿意首先起兵。与会者闻之感奋，遂一致推李为七省讨袁军总司令。7月5日，北洋军李纯第六师开始由鄂攻赣，8日进占九江，同日李烈钧与在沪的江西第一旅旅长林虎、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从上海回到湖口，召集水巡总监何子奇、师长刘世均等，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12日，李烈钧发表讨袁檄文和对外通电，正式发起湖口起义，宣布江西独立。13日，江西省议会议决江西宣告独立，组织讨袁军，并向全国发表宣言，称“袁世凯专横违法，破坏共和，罪恶昭著”，对此共和大蠹、国家叛徒、人民公敌，“人人得而诛之”。宣言宣布，经省议会特别大会公推，以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江西都督，贺国昌为省长；呼吁全国同胞“同心协力，速起义师，共殛大憝，重建共和”。至此，李烈钧在江西湖口首举讨袁大旗。随后，南京、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市相继响应，宣布独立，兴师讨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国民党“二次革命”。这场讨袁二次革命，因为发生在癸丑年，以江西、南京为主要战场，故而又称“癸丑之役”、“赣宁之役”。
战争之初，江西文武并举，先声夺人，很有气势。李烈钧讨袁军继击败月初由湖北进入九江沙河的北洋军（以下简称“袁军”）李纯第六师一部，占领沙河和湖口炮台后，分兵三路进行攻守：右路以混成旅布防湖口、彭泽一线，由旅长方声涛为司令；左路以第一师第一旅驻瑞昌、九江一线，由旅长林虎为司令；中路李烈钧自兼司令，率第一师第二、第三旅驻湖口，同时，以水巡总监何子奇兼湖口守备司令，李明扬为湖口炮台总台长，守卫湖口要塞。其后，与袁军在沙河、瑞昌、湖口等处连日激战，林虎等部在瑞昌、赛湖击败袁军，并向全国通电报捷。
另一方面，以江西省议会为中心，江西民众反对袁军入赣，在舆论宣传上也一度形成激烈攻势。继省议会通电讨袁、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后，15日，江西省79县公民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蹂躏约法，干涉议会，戕害无辜，摧残言论，擅免官吏，私借外债，丧失主权”的罪行，呼吁“力除民国蟊贼”。又以江西军民名义，颁布招谕北军将士檄文。16日，省议会和都督欧阳武、省长贺国昌联名致电参众两院及各省军政机构，称赣省军民人士“均不承认万恶之[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呼吁全国一致声罪致讨，“另举才德兼全，威望素著者，以代其位”，从而“铲除专制，巩固共和，慰烈士在天之灵，造人民无疆之福”。同日，还以省议会联合会名义致电袁世凯，指斥其泫浊政治、违法专权、残民以逞、卖国求荣，劝其诛前敌悍将以谢赣人，罪己悔过以谢天下，以免“追随查尔斯路易辈于断头台下也”。省议会坚定地站在都督一边支持讨袁，是“二次革命”时江西的一个突出政治现象。
但是，这是一场力量对比实在过于悬殊的战争。江西讨袁军在湖口、九江战场的兵力，不过1个师又1个混成旅，加上在南昌等地的1个师，也只有两个师1个旅（其中还有的部队如九江陈廷训等已倒向袁世凯）。原计划中的湘、粤援军，则从未出现。袁世凯却在李纯部失利后，立即向江西增兵。他从奉天（今辽宁）、保定、河南调兵1.5万，任命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兼江西宣抚使，急速南下加入江西作战；任命海军部次长汤芗铭率舰队增援湖口，协同作战。袁军1个军、1个师又1个海军舰队集中赣北，“械精粮足”，形成段芝贵居中、李纯居左、王占元居右、海军在江湖协同的四路配合作战态势，致使战场形势很快发生逆转。25日，在袁军海陆军重兵夹攻下，湖口失守，湖口东西两炮台的大炮，也被汤芗铭拆卸到军舰上。其后，讨袁军因难以抵御袁军攻势而节节退却，九江姑塘、星子、德安、吴城等相继失陷。袁世凯以重金、军衔大量奖励作战官兵，并在阵前提升师长李纯为江西护军使，旅长马继增为第六师师长，团长张敬尧为混成旅旅长。
8月10日，李烈钧率余部退入南昌。此前，袁世凯已于6日下令解散江西省议会。由省议会选举的江西都督欧阳武、民政长贺国昌，则于9日离开南昌，避往吉安；兵站总监俞应麓、警察总监阎恩荣、财政司长魏思珉等高级官员亦多撤离。南昌成为孤城且陷于混乱之中。李烈钧遂以第三团团长伍毓瑞为江西陆军独立旅旅长，各界公推伍毓瑞代理江西都督。伍率所部布防昌北樵舍、乐化、牛行一线，阻挡袁军进攻南昌。这时，安徽、福建、湖南等地先后取消独立，江西更陷于孤军作战之中。
随后，袁军马继增、张敬尧部由水陆会攻南昌。经激战退守牛行时，伍毓瑞以战况告李烈钧并劝其先行撤离。16日，李烈钧带何子奇、李明扬、卓仁机、邓祖禹等出城西走，旋经樟树、宜春、萍乡到长沙，而后流亡日本。伍毓瑞也率吴懋松、万勋两团退向进贤，随后解散部队，由浙江避往日本。18日，袁军攻入南昌，李纯致电袁世凯，自称毙敌一千余人，招降四营，缴获火轮七只，步枪五千余杆，快炮六尊，而自身仅阵亡官兵数人、受伤一百余人。袁军入城后，对南昌进行了洗劫。李纯原在作战之初，即曾发布命令，“谓凡进攻之处，准抢三日，故一时赣省乃沦为强盗世界。尤以张敬尧所部，一如辫子军张勋所部一样，在入南昌的第一天，就使该城横尸千余具，凡南昌富室均被指为国民党，劫掠其财物，奸淫其子女，其情状之惨，令人发指”。袁世凯对此无动于衷，反向段芝贵、李纯授以勋章，加张敬尧陆军中将衔。南昌的失陷，标志着“二次革命”在江西的失败。
有论者对以湖口首义的“二次革命”的兴起与失败作过客观的论述，指出自表面上看，“二次革命”似乎起自李烈钧之湖口举义，但是实际上却是袁氏早有军事上消灭南方反对势力之安排。当事起之时，南方各省均系仓促应战。宣布对抗中央的独立省份虽包括了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和四川，但真正稍有实力且有决心应战者，唯有江西一省和黄兴坐镇之南京。所以在双方势力悬殊情况下，代表各省地方势力反抗袁氏中央集权的“二次革命”，遂在9月间全归失败。
“二次革命”是一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斗争。李烈钧忠实遵循孙中山的革命意图，冒险犯难，在江西首举革命大旗，表现出可贵的民主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在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二次革命”虽然只坚持了两个月，但其精神一直流传了下来。革命失败后流亡东京的江西讨袁军参谋长夏之麒，曾于1914年返沪，受孙中山命主持江西军事，派出刘万、欧阳靖国等人潜回江西，建立秘密革命组织“新华社”，密谋在赣发动“三次革命”。这次活动因领导机关遭到北洋江西当局破获，亦告失败。但此后革命党人在江西的组织与革命活动，绵延不绝，从未中断。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北方各省尚在清廷及其重臣袁世凯的控制之下。经过随即完成的南北议和和清廷退位，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职位，袁世凯取得这一职位并于1912年3月就职，全国实现表面上的统一，临时政府由南京移迁北京。中华民国由临时政府时期进入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期。
民国成立后，江西政权最初为革命党人所掌握。1913年秋“二次革命”失败，北洋军阀入主江西，开始了对江西长达14年的统治。在这一长时期，江西被裹入激烈的社会大转型潮流：一方面，北洋军阀的暴戾恣肆和多年战乱，给江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因为时代的变化，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也日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以往所不曾有的新鲜事物。江西曾长期处于南北战争的前线，境内多次发生过局部战争和客军过境，时局动荡在不少年份成为基本特征。新的政治学说、思想观念、政党组织和文化运动，通过上海、北京和广东，相继传入江西并在社会尤其是青年中引起巨大反响。军阀始终主导着全省政权，但在民国和民主的大背景下，行政体制也有较大的改变和创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均在江西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引导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农业优势的主体地位仍然保持，但新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乘势而兴，出现一个创办实业的小高潮。近代教育体制逐渐建立，中小学教育和留学教育出现新的气象。所有这一切，构成这一时期社会变动和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特点。
一、辛亥革命后的江西形势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江西是全国第三个（晚湖南、陕西一天）首先起而响应的省区。1911年10月23日，由同盟会会员掌握的驻九江新军第五十四标奋起响应武昌起义，拥标统（相当于团长）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府都督，宣布独立。31日，同盟会员蔡公时、蔡森等发动南昌新军起义成功，建立了江西军政府。江西独立，壮大了革命的声威，对长江下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论者称：江西既定，“由是而苏而浙而皖，革命之声势骤盛，两月之间披靡全国，真亘古所未有也”。随即，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诞生。
江西对辛亥革命的磅礴推进富有重大贡献，但由于革命发生得相当突然，人们自身却显得准备不足，特别是江西的起义者们缺乏自己的领袖，革命后的时局也就颇有些混乱。
江西光复后的第一任都督是吴介璋。吴介璋是驻南昌的新军第二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他的上台很有戏剧性，是在起义者们劝说原清朝巡抚冯汝骙出任都督而冯不答应的情况下，被推举为江西军政府都督的。吴介璋与同盟会素无联系，对革命并无认识，也没有执掌省政的社会基础和政策主张。因此，他上台后，以军政府名义向全省发布的通令，要求“各道府厅州县所属各官，仍著照旧视事……所有民事、刑事暨习艺所、监狱、学堂，一切地方行政，均著照常办理”。他一切“照旧”地维持着过去的地方官员、行政制度和社会秩序。同时，对冯汝骙等清朝江西高官均予优待，礼送他们回籍。
军界内部部分与吴介璋有隙的人很快制造了倒吴的行动。在他就任的第12天，即11月12日，这些人假称孙中山、黄兴已经委任彭程万摄理江西都督，径入军政府宣读彭程万授命书。吴介璋不明所以，于是以患病为由辞职。岂料彭程万对都督一职竟力辞不就，经众人以大局力劝，才勉允暂代。这样，彭程万便成为辛亥革命后江西的第二任都督。
彭程万原为江西陆军测绘学堂教官，参与谋划了光复南昌的起义，属革命有功之人。他接任后，做了几件较有影响的事情：一是派出3000多人的军队前往武汉，1000多人的军队前往南京，援助受到北洋军队围攻的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和江苏军政府；二是下令收复接管了萍乡煤矿和南浔铁路；对鼎革后留居境内的满清旗人，也作了妥善处置。但他仍然缺乏当时复杂环境下掌政的必要条件，形势的纷乱更增加了他的畏难与退避之心。史载因“军政两部，头绪纷繁”，“军饷筹备，各属要求，各种困难，不堪言状”，彭程万于11月21日提出辞职。经省军政两部秘密会议商议，推举九江军政分府都督马毓宝继任并派人赴浔商洽，在马到任前仍由彭暂代。12月8日晚，马毓宝在省军政府派出的吴宗慈、贺赞元、夏之麒、郁观澜等四人迎接下到达南昌，次日接篆视事。马于是成为革命后江西的第三任都督。彭程万在任也仅26天。
人们对马毓宝寄予较大的期望，并以购买军政府为解决巨额军费发行的省内公债以示支持。马上任后，也立即改组都督府，聘请吴介璋、彭程万、夏之麒为高等顾问，以贺赞元、邹树声、杨纶、罗家衡、蔡公时、邱冠芳、胡绎分别出任民政、财政、政事、外交、交通、内政、司法各部部长，吴照轩、刘麒、方先亮、王禄之分任警察、参谋、军备、总务各厅厅长。同时，一面下令解散一切会党，以维持社会秩序（江西洪江会等会党曾积极参加革命，但革命后无法约束，多有勒索、滋事等不轨行为）；一面排除反对，于1912年1月成立省临时议会，作为取代前清咨议局的全省民意与议政机关，并由临时议会很快通过了《江西省临时约法》。马毓宝的一些措置，被看成“江西新猷种种”，被《申报》等报道。
马毓宝虽有威望，但其“行政不满人意”。九江的革命党人乃最先揭露马毓宝短处并发动倒马。先是，担任九江卫戍司令部长官的朱汉涛因骄奢淫逸，为非作歹，1912年3月4日被九江革命党人捕杀。朱是马的亲信、红帮的首领，朱的被杀，使马失去了倚靠的力量。3月7日，九江革命党人陈廷训、戈克安、余鹤松、刘世均、蔡锐霆及军绅学商各界联名致电南昌各界，指责马毓宝“事多徇私，懒于问政，而且身体孱弱，烟瘾甚巨”，全省“抢案层见叠出，赣人实不堪命”，因此决议请其自行退位，推举李烈钧继任，并要求南昌准备如何欢迎。同时，还放风将暗杀马毓宝。马不堪压力，当晚致电孙中山要求辞职。孙中山立即电示江西省临时议会，要求正式选举都督并报核委。
3月8日，马毓宝在南昌召开各界首领及各部厅长会议，宣布因病辞职，表示仍可为一军界长官。与此同时，省临时议会开会选举新督，除议长因在马毓宝处参加会议外，到会94名议员一致选举李烈钧为继任都督。但南昌的“兵士及商界，仍有多数挽留毓宝”，表示出不同意见。陈廷训等人于是在南昌召开各界全体会议，进行疏通，最终达成一致，并电告孙中山、袁世凯两大总统及陆军部长黄兴、副总统黎元洪。随后，孙中山颁发“任李烈钧为江西都督”令，电复江西省议会。
李烈钧（1882-1946年），字协和，江西武宁人。毕业于江西武备学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后在江西、云南陆军中任职，宣传革命。辛亥革命时由北京南下响应，到九江被都督马毓宝任用为总参谋长。1911年11月率兵援皖，光复安庆，被推举为安徽都督。又应黎元洪急电，辞去皖督应援武昌，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中央军（后称第二军）总司令官，抵御北洋军冯国璋部对武汉的进攻。被推举为江西都督后，他乘鄂督黎元洪派出的楚豫舰，由武汉经九江，于3月17日驶至南昌，受到南昌各界的欢迎。马毓宝在李到达九江时，也致电欢迎，并由督署搬到旧藩署。李继吴介璋、彭程万、马毓宝之后，成为江西的第四任都督。
江西在辛亥革命后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四换都督，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除了辛亥革命后社会尚未稳定，南北斗争激烈及其后总统权力由孙中山向袁世凯转移的大背景外，就江西而言，革命党人自身思想准备不足、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人物，而又“党见分立”；全省政团、军队、会党等各种势力并存互争，政治与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军队众多，军费需求浩大，而财政经济实力不强，难以支撑，等等，是最为主要的原因。李烈钧在其《就职宣言》中说，江西“内讧屡起，群盗满山，奸淫抢劫，层见叠出，是名称实[虽]曰维新，腐败依然如故，假改革之面具，致善因而反结恶果”，民众“出水火而未登衽席，上而党派分歧，合争意见，下而社会混乱，全无秩序”，大体反映了当时全省的形势。前面三任都督都未能解决好这些问题，李烈钧所面临的，自然是并不轻松的重任。
二、李烈钧督赣
李烈钧是带着军队到南昌就任的。史料记载，他带着廖伯琅部宪兵240名，欧阳武部800人，刘世均部500人和卫队400人，乘坐大小船只60余艘，17日浩浩荡荡来昌；19日在省临时议会举行就职典礼，典礼程序多达12项。这一切，显然有造势的因素，但也表露了他施政的决心与基础。
李烈钧发表了《就职誓词》和《就职宣言》。首先，他表示受全省83县父老付托，以赣人治赣事，誓将“奋励壮志，荡涤旧染，无敢骫法，无敢作慝，无敢拂舆论以逞私见，无敢任非人以害群治”。明示其身任公仆，“份当拥护地方利益，增进人民幸福”，锲而不舍，期必有成。其次，他揭示其治赣方针、目标和主要事务：
……夫障碍共和，即天下公敌；保卫治安，乃吾人重任。况维桑与梓，更有密切关系者乎？遵古人疾病扶持之训，宜相友相助；据近世改良进步之说，当再接再厉。今日惟一之目的，为地方计安全，为人民谋乐利，必使章贡流域，市肆不惊，四民乐业，无一夫不得其所，俾最初之希望圆满达到，而后可以告无罪于故乡，释负担之义务。烈钧不敏，不敢不勉。立法务严，防患务密。人无问新旧，惟求其是；地无分畛域，惟视其材。恒虑偶一不慎，为父老羞，栗栗危惧，无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令，恪守纪律，秋毫无犯，不敢一草一木，稍滋扰累。即有无业游民乘机抢掠，亦慎防于先，严惩于后，必不使受意外之恐慌，有丝毫之损失。
破坏已竟，从事建设。群策群力，同舟共济。用人与众共之，刑人与众弃之。推心置腹，实事求是。萃大多数之心思，谋一般人之福利。[庶几]大好湖山，遍地开自由之花；国民分子，尽人食革新之果。其各安堵，慎毋自扰。
这一宣言，表明了李烈钧在行政、用人和治事上的全面主张，体现了民主主义精神，是近代江西历史上第一个反映时代潮流和民主诉求的治省政纲。但是，它的一些词句，也显得过于理想，而易流于空言。
其后，李烈钧以雷霆之势廓清内政。首先，“对军政两界人员大加淘汰”，整顿和建立省军政机构。他任命欧阳武为护卫军司令官，廖伯琅为全省宪兵总司令官，蔡锐霆为都督府中军官，刘世均为军务部长，牢牢地掌控了全省的军队，并形成以他们为主、全部是革命党人的都督府领导核心。在此基础上，对前军政人员大加淘汰，将原军政府各部改为司，选定内政司长钟震川，财政司长魏期灵，司法司长王侃，交通司长胡泽（后换曾贞），教育司长宋育德，军政司长俞应麓，审计处长高巨瑗，参谋处长何文斌，警察总监吴照轩，高等审判厅长漆璜，高等检察厅长潘学海，两淮盐运使黄缉熙，总务厅长王良箴，高等顾问官陈戎生、陈德生。同时，作出礼送前都督马毓宝的行动：马退居藩署后，并无离开江西之念，李烈钧显然认为这对其治政不利，但他曾任马的总参谋长，也不好明令驱赶。于是，他请省议会为马叙功，并共同署名赠送赆仪10万元，又令“满街结彩，全城鸣炮”，集合市民欢送。马得知李之举动，也就只好离昌。李烈钧巧妙地消除了一个后顾之忧。
在行政体制上，省一级以都督掌全省军政大权。1912年底增设民政长（即后来的省长），江西先后由中央任命汪瑞恺、赵从蕃为民政长，但均因受到抵制而未能赴任视事。此外，尚有临时省议会，议长刘景烈。1912年6月解散临时省议会后，同年底由全省选举产生了江西省的国会议员和省议员，次年2月正式成立了由140人组成的江西省议会，议长任寿祺。省议会为立法机关，承担议事、质询和制定地方法律法令等事务，具有立法和监督省政之权。省以下，则将前清所设道、府一级机构全部裁撤，厅、州等名称一律改为县，县级行政长官通称知事，形成省、县两级行政架构。全省设81个县，各县知事的择任，由内务司选择，每职列3人备选，择优试用，称职者实授。县政机构设立民事、财政、学务、实业、警务、司法6课，前4课课长由县知事择用，后2课课长由省内务司、司法司分别择任，均呈省核准。
其次，裁减冗兵，整编军队。江西在清末时，仅驻有一个混成协（相当于旅）和一个标（相当于团）的军队。但辛亥革命后大量募兵，全省兵员竟可编足4个镇（相当于师），多达17标、数万人。兵员众多，纪律涣散，不但时生扰民之患，而且军费过巨，“饷项竭蹶，实难筹划”，全省财政根本无力承担。为此，李烈钧多次致电袁世凯等，提出江西军队“非亟裁并，难资整顿”，要通过裁减冗兵，达到“编练劲旅”和“撙节经费”两个目的，并从4月起，分两期在赣实行。在1912年春夏的短短几个月中，李烈钧以多种方式裁并军队，到9月底，全省共计遣散省防军36个营，裁减新军8个标以上，其余部队整编为4个旅。大量裁减冗兵和整编军队，最明显的效果是减轻了江西的财政负担，而裁兵尤其是辛亥革命后组建的军队，也符合袁世凯裁减北洋军以外军队的意图，因此江西的裁兵得到民众和中枢两个方面的支持，进展大体顺利（期间也发生过小规模反抗）。其后，李烈钧发布《征兵令》（1912年11月22日），建立挑选壮丁、服役3年、出则入伍、退则归田的现代征兵制度，以期提高军队质量。江西军队，也随之统编为两个师，分别以欧阳武、刘世均为师长。
取缔会党，清肃匪患，整顿社会秩序也是李烈钧治政的重点。清末江西会党众多，在反清斗争中，会党曾经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革命后宣称取缔会党，将各地会党改编为民团。但在民团这一新形式的组织中，会党更形发展，且有的以民团兼理词讼，勒捐罚款，乃至聚众滋事，进攻县城，形成被当政者视为欺凌百姓、扰害地方的“匪患”。因此，李烈钧认为“欲治赣，必先清匪”，遂定下“歼厥渠魁，协从罔治”的方针，以猛力进行整治。他下令解散民团、取缔“同盟改进党”等会党组织，派副官长张于浔到湖北捕拿“匪首龙正文、陈细鬼”并押回南昌枪毙，“严查缉获”并枪毙洪会魁首及进攻永新县城和为害萍乡等的匪首，迅速地平定了匪患，稳定了社会。这成为李烈钧自己最为满意的事，自认为这是他“到赣所办第一大事也”。但会党是否都是土匪以及是否要以严厉镇压来对待昔日的革命同盟者，李烈钧显然也缺乏必要的区分和分析。
在经济和教育等方面，李烈钧也颇有建树。经济上，他下力气整理财政，在地方绅商周馥九、危子远等支持下，开办了江西民国银行；整理盐税，争取扩大留赣比例，清理江西承担的国家对外赔款，维护地方利益；恢复萍乡煤矿生产，借款恢复修建南浔铁路，修筑南昌、新建河堤，等等。这些措施，对缓解当时的财政困难和发展民生事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教育上，他采取筹款办学的办法，用在江西募集公债的相当一部分，以及自治附加捐的七成，支持中学尤其是小学教育；以“造就人才，储为国用”的远大眼光，宽筹经费，先后选派100多名优秀青年分赴欧洲、美国和日本留学，被称为“一时盛事”。在社会政策上，他严令取缔娼妓，并曾提出将裁减的士兵转入务工务农的办法。
李烈钧以同盟会江西支部长的身份担任都督，江西军政大权实质上由同盟会（国民党）掌握，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阵营的核心地区之一，因此在政见上与总统袁世凯并不相同。李烈钧是如何处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而又坚持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呢？
1912年10月以前，大体上说，李烈钧虽然也有违忤袁世凯的举动，但两人关系表面上尚可。袁世凯意图笼络或麻痹他，先是在7月间重新任命他为江西都督，继又称赞其“光复有功”，督赣以来“整顿地方，维持秩序，尤著勋劳”，说自己早在天津时对李“即以远大相期”，现观其治，更是“益为欣慰”，两人要同持舟楫，共与有功。
从10月起，因相继发生的邀请孙中山访赣、抵制民政长和陆军部扣押枪械等几件事，使“中央与赣隔阂”逐渐表面化，双方的矛盾和斗争日益显露，并引起全国关注。
邀请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游历江西。孙中山格于当时形势，已于1912年4月1日交卸大总统职务，专任督办全国铁路建设事务。经李烈钧邀请，1912年10月24日晚，孙中山经九江抵达南昌。李以南昌百花洲陈列馆为孙中山行辕，派林虎率军队担任警卫。25日，孙中山出席南昌军政学联合会举行的盛大欢迎会，并发表《造成共和因果及国民应尽之责任》的演讲，强调“全世界文明进化，尚在竞争时代，而非大同时代。处此竞争剧烈之际，人人须以爱国保种为前提”。此后，孙中山连日接见各界代表，出席两广会馆的欢迎会并观戏，与李烈钧讨论要政，发表谈话论述修铁路、借款、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江西市政等四个问题。关于江西市政建设问题，他提出，现有街市不必再改，唯须择一最大之地段另辟新埠，将衙署、公所及学校、营房迁入其中，其办法为从公家向人民公平购买土地和发展交通入手，“将来此策如行，则另建一伟大之新江西，不须多日。而江西能从此扩大，则南昌、九江、吉安、饶州、赣州等地，皆可能为今日之上海矣”。28日，李烈钧请孙中山阅兵，“总理按辔徐行，观者万人空巷”，孙中山在军乐声中检阅各军，并与张继、马君武、王正廷等三位主要随员相继演说，“军民欢声雷动”。论者认为，这一阅兵，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十分令人注目。29日，孙中山由南昌抵达九江，在各界欢迎会上演说铁路政策问题，随后赴上海。孙中山的江西之行，原本出自李烈钧为国民党人制造声势、营建大本营的考虑，又受到江西民众的热烈欢迎，南昌还出现了“欢呼万岁”的场面，先孙中山几天到昌的张继在演说中，还公开谈论了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不同政见，因而深为袁世凯所忌恨。李烈钧说，袁世凯也曾因其欢迎孙中山莅赣而派人拉拢他，遭拒后，“疑忌颇甚，欲去余尤急”。
江西抵制中央任命的民政长事件和陆军部扣押江西所购枪支事件。1912年4月，袁世凯授意黎元洪首先提议“军民分治”、设立民政长，以分都督之权。12月16日，袁发布大总统令，任命汪瑞恺为江西民政长。袁此举是其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之一，暗含削弱南方各省由国民党人担任的都督权力的深意，但又披上了民主共和的外衣，因而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国民党不能反对设民政长，但主张民政长应由民选产生，而不是袁世凯任命。李烈钧更是国民党都督中最先通电反对北京中央集权的人。因此，汪瑞恺来江西上任时，受到江西民众的坚决抵制，遂于12月31日托病去上海，不久上书袁世凯，指责江西目无法纪，藐视中央，李烈钧“即非主动，亦近纵容”。袁世凯闻讯“大恚”，在公开指责李烈钧的同时，又暗中指使江西议员李国珍、郭同等多人控告李烈钧，下令陆军部让九江镇守使戈克安扣押江西所购枪械，同时派出6艘军舰停泊九江长江江面进行示威。江西这批枪械，原为“供省内练兵之用”，是前任都督马毓宝在上海所购，有步枪7000支，子弹300万发，早已分别向南京、北京陆军部办理手续，但迟至1913年1月才运到九江。袁世凯的扣枪和军舰示威，引起李烈钧的强烈不满。李烈钧于是致电要求发还枪械，并以冬防为名，派遣军队分驻九江各要隘。抵制民政长和扣押枪械两件事交结到一起，加剧了双方的矛盾，李烈钧与袁世凯之间，形成尖锐的对峙。
其后，副总统黎元洪出面调停，提出北京发还枪械、调回军舰，江西派人迎接汪瑞恺上任，以平息争议。陆军总长段祺瑞派其侄到江西调查，也主张和平解决。国务院按袁世凯意通电各省，解释中央与江西之“误会”，要求江西接受黎元洪的办法，袁世凯还派上将王芝祥为赣事查办使，于2月16日赴赣处理争端。江西方面，李烈钧继续保持不反对汪瑞恺任民政长的态度，但由各界代表组成的“江西公民联合会”，则通电各省明确反对袁世凯“擅布官制”，不承认汪瑞恺。最后，汪瑞恺自己表示不受赣任，王芝祥建议袁世凯撤回汪之任命、另择他人，发还江西枪械。袁世凯于3月11日任命赵从蕃署江西民政长，14日下令发还枪械，这事才算了结。李烈钧与袁世凯的这场斗争，持续三个多月，双方多次通电全国，影响很大，可以说最终以江西的胜利而告结束。但事情并没有真正完结，李烈钧以革命党人出任江西都督，在本质上决定了不可能与袁世凯合流。反之，袁世凯的本质，也决定了他的退让只能是一时之需。双方的裂缝已不可能缝合，且还在继续扩大，分裂对决终归难免。
三、湖口起义
1913年三四月间，事情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成为爆发武力对抗的转折点。
在省内，相继发生抵制新任民政长和裁撤九江镇守使事件。先是，江西省议会通电指责北京对江西民政长的新任命未经过参议院，是违背约法的行为；在北京政府补办参议院通过手续后，省议会续于3月16日、19日电复国务院，表示绝对不承认这种取代法律的大总统“命令官制”，并通电各省吁请“主持正论，保障约法”。袁世凯新任的民政长赵从蕃，于是未能在江西上任。继而，由李烈钧任命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在3月间突然发难，倒向袁世凯，向袁及全国发电诋毁李烈钧，并于24日与李所派接收炮台的部队形成对峙。在李烈钧的军事压力和王芝祥的促其辞职下，戈离浔去北京见袁世凯。其后，李烈钧通电宣布戈克安罪状，江西省议会则致电袁世凯，要求裁撤九江镇守使一职，以统一军政，节省经费。这两件事，前者反映的是分权与集权、民主与独裁的斗争，后者则表现为对九江军事重地的争夺，也使李烈钧与袁世凯的关系，再度面临破裂。
在省外，这期间发生了袁世凯指使暗杀宋教仁案和向五个国家的“大借款”事件。国民党在年初的正式国会选举中获胜后，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组织内阁。这对袁世凯的独裁形成威胁，袁为阻止国民党组阁执政，竟派人收买凶手，于3月20日晚在上海沪宁车站将宋教仁暗杀。4月26日，袁为解决军政费用，进一步与五国银行团达成2500万英镑的大借款意向。这笔借款以盐税作担保，须由五国银行团派员稽查盐务和监督借款的使用。虽然是一种带有奴役性的政治借款，但它使地方各省由此失去了向所倚靠的盐税支持，宽裕了中央的财力，为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力量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资金上的保证。
这些事件的发生，直接构成为李烈钧发动湖口起义、首举“二次革命”大旗的背景。
李烈钧对袁世凯的行为深恶痛绝。4月16日，他在为宋案致袁世凯的电报中说，“如果有神奸巨蠹，必欲推倒共和，即为国人之公敌，赣虽械缺兵单，亦谨当以昔日推翻专制之精神，再随各省之后而拥护之也”。同日，他派徐秀钧、王有兰为驻京全权代表，令其与南方各省驻京代表相联络。29日，他为大借款事再电袁世凯，指责这是违悖约法、丧失主权、灭国亡种的借款，是丧心病狂之举，明确表示“宁为共和之鬼，不为专制之民”，要求袁世凯“速罢此议”。也就是在这个月，李烈钧明确了袁氏中央“可歼”的认识，下定了与袁决裂的决心。李烈钧成为向来反对袁世凯专制集权“最力”的国民党人。
宋案惊醒了孙中山。他中断正在日本的考察，返回上海，主张武力讨袁。但国民党内部并不完全赞成孙中山的意见，孙中山于是将目光转向李烈钧。他派遣张继、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等四人到江西，授意“声罪讨袁”。与此同时，袁世凯加快进行战争部署。继完成借款、解决战争经费后，5月1日，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代国务总理。6日，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定对赣、湘、皖、苏四省用兵计划，决定一路主攻江西，一路主攻上海、南京，一路控制湖南。中旬，北洋军大举南下，北洋第六师、第二师相继入鄂，形成监视及进逼江西、湖南之势，完成了全部的战争准备。
6月9日，袁世凯下令罢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所列李之罪状，有反对汪瑞恺为江西民政长、擅自改编师团、调兵派员管理九江炮台、迫胁镇守使戈克安离浔、调兵运械进逼鄂境等。同一天，袁另发5道命令，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并任李烈钧部下贺国昌护理江西民政长，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兼第一师师长节制所有江西陆军各营，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节制九江湖口一带江防各营队并直隶陆军部管辖，意图分裂李烈钧阵营（但除陈廷训外均未为袁所动）。其后，接续罢免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职务，摆开了与南方国民党对决的阵势。
李烈钧当即向各方交卸职任，15日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机宜。在孙中山召集的国民党人会议上，李烈钧表示拥护孙中山的讨袁主张，江西愿意首先起兵。与会者闻之感奋，遂一致推李为七省讨袁军总司令。7月5日，北洋军李纯第六师开始由鄂攻赣，8日进占九江，同日李烈钧与在沪的江西第一旅旅长林虎、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从上海回到湖口，召集水巡总监何子奇、师长刘世均等，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12日，李烈钧发表讨袁檄文和对外通电，正式发起湖口起义，宣布江西独立。13日，江西省议会议决江西宣告独立，组织讨袁军，并向全国发表宣言，称“袁世凯专横违法，破坏共和，罪恶昭著”，对此共和大蠹、国家叛徒、人民公敌，“人人得而诛之”。宣言宣布，经省议会特别大会公推，以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江西都督，贺国昌为省长；呼吁全国同胞“同心协力，速起义师，共殛大憝，重建共和”。至此，李烈钧在江西湖口首举讨袁大旗。随后，南京、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市相继响应，宣布独立，兴师讨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国民党“二次革命”。这场讨袁二次革命，因为发生在癸丑年，以江西、南京为主要战场，故而又称“癸丑之役”、“赣宁之役”。
战争之初，江西文武并举，先声夺人，很有气势。李烈钧讨袁军继击败月初由湖北进入九江沙河的北洋军（以下简称“袁军”）李纯第六师一部，占领沙河和湖口炮台后，分兵三路进行攻守：右路以混成旅布防湖口、彭泽一线，由旅长方声涛为司令；左路以第一师第一旅驻瑞昌、九江一线，由旅长林虎为司令；中路李烈钧自兼司令，率第一师第二、第三旅驻湖口，同时，以水巡总监何子奇兼湖口守备司令，李明扬为湖口炮台总台长，守卫湖口要塞。其后，与袁军在沙河、瑞昌、湖口等处连日激战，林虎等部在瑞昌、赛湖击败袁军，并向全国通电报捷。
另一方面，以江西省议会为中心，江西民众反对袁军入赣，在舆论宣传上也一度形成激烈攻势。继省议会通电讨袁、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后，15日，江西省79县公民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蹂躏约法，干涉议会，戕害无辜，摧残言论，擅免官吏，私借外债，丧失主权”的罪行，呼吁“力除民国蟊贼”。又以江西军民名义，颁布招谕北军将士檄文。16日，省议会和都督欧阳武、省长贺国昌联名致电参众两院及各省军政机构，称赣省军民人士“均不承认万恶之[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呼吁全国一致声罪致讨，“另举才德兼全，威望素著者，以代其位”，从而“铲除专制，巩固共和，慰烈士在天之灵，造人民无疆之福”。同日，还以省议会联合会名义致电袁世凯，指斥其泫浊政治、违法专权、残民以逞、卖国求荣，劝其诛前敌悍将以谢赣人，罪己悔过以谢天下，以免“追随查尔斯路易辈于断头台下也”。省议会坚定地站在都督一边支持讨袁，是“二次革命”时江西的一个突出政治现象。
但是，这是一场力量对比实在过于悬殊的战争。江西讨袁军在湖口、九江战场的兵力，不过1个师又1个混成旅，加上在南昌等地的1个师，也只有两个师1个旅（其中还有的部队如九江陈廷训等已倒向袁世凯）。原计划中的湘、粤援军，则从未出现。袁世凯却在李纯部失利后，立即向江西增兵。他从奉天（今辽宁）、保定、河南调兵1.5万，任命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兼江西宣抚使，急速南下加入江西作战；任命海军部次长汤芗铭率舰队增援湖口，协同作战。袁军1个军、1个师又1个海军舰队集中赣北，“械精粮足”，形成段芝贵居中、李纯居左、王占元居右、海军在江湖协同的四路配合作战态势，致使战场形势很快发生逆转。25日，在袁军海陆军重兵夹攻下，湖口失守，湖口东西两炮台的大炮，也被汤芗铭拆卸到军舰上。其后，讨袁军因难以抵御袁军攻势而节节退却，九江姑塘、星子、德安、吴城等相继失陷。袁世凯以重金、军衔大量奖励作战官兵，并在阵前提升师长李纯为江西护军使，旅长马继增为第六师师长，团长张敬尧为混成旅旅长。
8月10日，李烈钧率余部退入南昌。此前，袁世凯已于6日下令解散江西省议会。由省议会选举的江西都督欧阳武、民政长贺国昌，则于9日离开南昌，避往吉安；兵站总监俞应麓、警察总监阎恩荣、财政司长魏思珉等高级官员亦多撤离。南昌成为孤城且陷于混乱之中。李烈钧遂以第三团团长伍毓瑞为江西陆军独立旅旅长，各界公推伍毓瑞代理江西都督。伍率所部布防昌北樵舍、乐化、牛行一线，阻挡袁军进攻南昌。这时，安徽、福建、湖南等地先后取消独立，江西更陷于孤军作战之中。
随后，袁军马继增、张敬尧部由水陆会攻南昌。经激战退守牛行时，伍毓瑞以战况告李烈钧并劝其先行撤离。16日，李烈钧带何子奇、李明扬、卓仁机、邓祖禹等出城西走，旋经樟树、宜春、萍乡到长沙，而后流亡日本。伍毓瑞也率吴懋松、万勋两团退向进贤，随后解散部队，由浙江避往日本。18日，袁军攻入南昌，李纯致电袁世凯，自称毙敌一千余人，招降四营，缴获火轮七只，步枪五千余杆，快炮六尊，而自身仅阵亡官兵数人、受伤一百余人。袁军入城后，对南昌进行了洗劫。李纯原在作战之初，即曾发布命令，“谓凡进攻之处，准抢三日，故一时赣省乃沦为强盗世界。尤以张敬尧所部，一如辫子军张勋所部一样，在入南昌的第一天，就使该城横尸千余具，凡南昌富室均被指为国民党，劫掠其财物，奸淫其子女，其情状之惨，令人发指”。袁世凯对此无动于衷，反向段芝贵、李纯授以勋章，加张敬尧陆军中将衔。南昌的失陷，标志着“二次革命”在江西的失败。
有论者对以湖口首义的“二次革命”的兴起与失败作过客观的论述，指出自表面上看，“二次革命”似乎起自李烈钧之湖口举义，但是实际上却是袁氏早有军事上消灭南方反对势力之安排。当事起之时，南方各省均系仓促应战。宣布对抗中央的独立省份虽包括了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和四川，但真正稍有实力且有决心应战者，唯有江西一省和黄兴坐镇之南京。所以在双方势力悬殊情况下，代表各省地方势力反抗袁氏中央集权的“二次革命”，遂在9月间全归失败。
“二次革命”是一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斗争。李烈钧忠实遵循孙中山的革命意图，冒险犯难，在江西首举革命大旗，表现出可贵的民主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在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二次革命”虽然只坚持了两个月，但其精神一直流传了下来。革命失败后流亡东京的江西讨袁军参谋长夏之麒，曾于1914年返沪，受孙中山命主持江西军事，派出刘万、欧阳靖国等人潜回江西，建立秘密革命组织“新华社”，密谋在赣发动“三次革命”。这次活动因领导机关遭到北洋江西当局破获，亦告失败。但此后革命党人在江西的组织与革命活动，绵延不绝，从未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