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史 11——民国卷

导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的成立，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和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开创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本卷叙述的是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江西历史。中华民国是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剧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也是社会内容既丰富多彩又复杂多变，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纠结交替，现代国家在建设和战争中曲折前行、走向崛起的重要转型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现代城市建设、社会公共领域和现代生活与时尚也不断呈现新的面貌。这一切，既是历史的丰富内容和质的规定性，又是江西民国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宏大背景。本卷即是在这一规定性和时代背景下，对江西的民国史进行考察和叙述。

　　一

　　江西在民国历史上具有鲜明的特点与重要的地位。从历史的独特性和对国家的影响与贡献上看，其特点与地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中华民国的开国史上，江西是革命的首义地区之一。萍浏醴起义、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为民国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萍浏醴起义，是1906年12月4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萍乡籍同盟会会员蔡绍南与湖南籍会员刘道一等奉孙中山派遣，从日本返国领导发动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于萍乡，揭出“中华国民军”的名号和表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纲领的起义檄文，数日间遍及浏阳、醴陵、宜春、万载等赣湘边境十多个县。起义虽然在清政府调集的四省重兵镇压下失败，但它是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以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为目标的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爆发，如孙中山所说，引起“全国震荡”，一系列武装起义随后在全国各地接踵举行，直至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因此，这次起义和其他各次起义一起，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敲响了封建帝制和清政府覆灭的丧钟。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的辛亥革命，迅速波及江西。江西成为仅比湖南、陕西晚一天的全国第三个起而响应革命的省区。10月23日，由同盟会会员掌握的驻九江新军五十四标奋起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31日，同盟会员蔡公时发动南昌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江西全省遂告独立。江西独立，壮大了革命的声威，对长江下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江西既定，东南盖不足谋”，“由是而苏而浙而皖，革命之声势骤盛，两月之间披靡全国，真亘古所未有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创建了中华民国。

　　民国成立之初，面对掌握总统职权的袁世凯镇压国民党人民主政治斗争的形势，江西国民党人拥护孙中山兴师讨袁的主张。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率先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誓师通电讨袁。南京、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市纷起响应，共同兴师讨袁，形成民国史上著名的国民党“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在袁世凯重兵围攻下，虽然只坚持了两个月，但其所表现出的民主革命精神和无畏气概，所坚守的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和共和原则，在中国国民党史和中华民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第二，江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主要地区，中共在江西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导引了中国的前进方向和历史命运。

　　在江西这块土地上，中共首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建立一党专制统治的大旗，举行八一南昌起义，提出并实行土地革命、人民政权和以苏维埃救中国的革命纲领和建国方略，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西作为中共领导土地革命的中心区域，先后创建有井冈山、中央、赣东北（闽浙赣）、湘赣、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江西拥有全国最早、最大和最多的革命根据地，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曾为苏维埃区域，被人们称为人民军队诞生的摇篮、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摇篮，打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中国革命前进的伟大基地”。毛泽东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战斗、生活和创造，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初步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学习和实践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和战争的艺术，建设了一个廉洁的政府和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会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骨干力量（中共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杨尚昆等，当年都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叱咤风云的主要或重要领导人；新中国建国初期担任从国家主席到省部级职务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中的140多人，人民军队的9位元帅、7位大将、34位上将、114位中将和更多的少将，曾在江西红土地上战斗、生活，经历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等地的奋斗，揭示、引导了中国的前进方向和历史命运。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土地革命史和革命战争史，成为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华民国史上极富特色和地位的重要内容。

　　第三，江西是国民党统治的重心地区，在国民党执政后的民国政治、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地理上，江西位处长江中游、东南腹地，史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形胜之区”，尤其是毗邻国民党京畿重地，是卫护南京和苏浙的重要战略区。在政治上，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在很长时间内，江西在总体上属于国民政府切实管辖的省份之一，是国民党统治的基本地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前的10年间，江西还是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在地方活动最多的省区之一，庐山被称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夏都”，每到盛夏酷暑，从国民党中央党部到国民政府各院、委、部，纷纷迁至庐山办公，国民党的许多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方针，是在庐山作出的。蒋介石在南昌设立的行营，更是地位特殊，以至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真正的首都。军事行动之外，行营更致力于政治、财经措施”，成为“南京统治的党政军中枢”，而被胡汉民斥之为“驾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太上党部和太上政府”。数年间衮衮大公、森森冠盖往来于南京、江西之间，极一时之盛。在经济上，江西是传统的粮食主产省，农业资源和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在民国经济格局中，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地位。

　　第四，江西是东南抗战的重要省区，为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江西是东南抗战的重要省区。全省以大量的粮食和兵役、夫役，支持第三、第九和第四战区的作战，给国家贡献壮丁103.8万人，每年征收征购粮食达5000余万石、年平均占重庆国民政府征粮总量的12.9%；公营和民营工商业也因战争的需要，得到国民政府的扶持，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在大后方近20个省中位列前茅（可惜在1945年初被日本侵略军摧毁殆尽），为支持东南地区的抗战和资助西南大后方，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时人论述江西在东南和全国抗战中的地位，认为江西是屏蔽西南、支撑东南的重要军事堡垒和粮食仓库，指出在抗战大局中，“江西屏藩湘粤，控制苏皖，进击长江，可截敌人之腰，俯窥金陵，可瞰敌人之背，地利所宜，实反攻收复失地之前卫，且鱼米财富，素称丰饶，抗战以来，资助后方，允属柱石”。

　　二

　　民国时期的江西历史进程，以1926年秋北伐军攻占南昌实现政权转换为界，经历了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两个统治时期。在现代社会转型和民族民主革命交相行进的背景下，革命战争、民族抗战、现代建设和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的社会控制，构成江西民国历史的主要线索。这些主要线索如何展开和行进，江西民国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是本书所要叙述的主要内容。

　　江西民国史，可以上溯到国民党早期革命组织的建立。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孙中山派会员黄格鸥（清江人）、魏会英（赣州人）回江西发展组织。1906年，他们以1904年成立的反清革命团体易知社、我群社为主，建立同盟会江西支部。同盟会是中国最早建立的革命政党，也是国民党的前身，它在江西机构的设立，表明江西从此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同盟会江西支部与1909年为联络会党而建立的反清革命团体共进会江西分会（会长邓文翚），在全省秘密发展组织，掌控新军和会党，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是萍浏醴起义、辛亥革命江西光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民国成立，江西政权为革命党人所掌握。1912年8月，孙中山等以中国同盟会为基础组成国民党。国民党的称谓，即从此始（1914年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1919年恢复国民党名称，改称中国国民党）。江西的同盟会、共进会两组织随即奉国民党本部之命，合组为国民党江西支部。这时，国民党党员遍于全省，为数不下2万人，江西的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也大多数是国民党人。因此，这个时期被江西国民党人认为是一个“全盛时期”。1913年江西首先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与此不无关系。

　　1913年7月，袁世凯派北洋第六师师长李纯进军江西，一个多月间打败反袁的数万赣军，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在江西宣告失败。李纯随即署理江西都督，建立起北洋军阀对江西的统治，同时对曾担任文武官员、记者的国民党人，和国民党籍的10名国会参议院议员、25名众议院议员以及众多省议会议员，“一律按册缉捕”，给全省的国民党组织以毁灭性的打击。江西国民党人徐秀钧（时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等被捕杀，其余“尽为亡命”，“四方窜伏，而以日本东京为最多”。

　　北洋军阀入主江西，开始了对江西长达14年的统治。在这一长时间内，江西被裹入社会大转型潮流，一方面，北洋军阀的暴戾统治及由此产生的战乱，给江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因为时代的变化，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也日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以往所不曾有的新鲜事物。江西曾长期处于南北战争的前线，境内多次发生过局部战争和客军过境，时局动荡在不少年份成为基本特征。军阀始终主导着全省政权，但在民国和民主的大背景下，行政体制也有较大的改变和创新。新的政治学说、思想观念、政党组织和文化运动，通过上海、北京和广东，相继传入江西并在社会尤其是青年中引起巨大反响；以“赣人治赣”为核心的自治运动风靡一时；五四运动和抵制日货行动在全省高潮迭起，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江西恢复建立和创立自己的组织，主要以秘密方式进行组织建设、武装起义和响应北伐战争，引导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农业仍然在经济中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但新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乘势而兴，出现一个创办实业的小高潮。近代教育体制逐渐建立，中小学教育和留学教育出现新的气象。所有这一切，构成这一时期社会变动和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特点，也折射出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的多样性。

　　北伐战争开始前后，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在江西逐渐走向高潮，江西历史进入重要的转折时期，也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其间，既有国民革命气势如虹的浪潮，北洋军阀政权向国民党政权转换的新旧政权交替，为期66年的九江英租界被革命政府一举收回，有组织的民众力量走上政治舞台，也有革命内部各派力量由联合对敌转为分裂对立，国民党右派与左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国民党右派与中共及工农民众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在共同进行的对北洋军阀的作战中，日益激烈、直接地显露出来，影响和左右着江西政局及其走向。后期出主江西政务的朱培德，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权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依违留连，加剧了政局的波谲云诡和各派力量的兴替消长。几经反复、周折之后，江西最终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一个基本政区。

　　1927年国民党实行反共清党政策，其自身性质发生变化。同年4月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次年完成北伐统一，国民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政和以党治军，其政治地位较之以前有了根本变化。在与国民党合作领导革命建国的模式夭折后，中国共产党被迫另辟新路，举行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开始走上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探索重建现代国家的艰难征程。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六十多个县曾被红色武装所割据或冲击，出现“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的革命局面。中共相继在江西建立井冈山、赣东北、中央、湘鄂赣、湘赣革命根据地，为大规模领导武装斗争并将土地革命的中心放在江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坚实的力量。江西人民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仅参加红军者达30多万人，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达25万多人，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大众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奉献。江西历史，因此高峰凸起而为国内外所瞩目。

　　1927年夏到1937年夏的10年，内战和建设两种情形，在江西交替出现。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创建革命根据地、领导土地革命的斗争，作为现代中国发展另一条道路的探索，形成对执政的国民党的严重挑战。因此，国民党出动大军，从以小规模为主的地方性作战到由中央主导指挥的大兵团军事进攻，对中共和红军进行长期的反复的“围剿”。江西省在1927年起的七年中，成为国共两党“围剿”和反“围剿”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期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许多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是在江西等地针对着革命根据地作出的，其中不少明显地受到革命根据地政策的深刻影响；国共两党的活动尤其是建国方向与治政方略，也围绕着战争的行进，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实践。国共两党以“围剿”和反“围剿”的军事作战形式进行的斗争，对中国历史和国共两党，以及对江西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1930年底，蒋介石入赣指挥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战争，同时负责统一指导地方党务。由此而至1934年第五次“围剿”结束，江西省党政事务，转入以协助“围剿”军事为中心，省政府、省党部依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安排，竭力进行了行政机构改革、编组保安团和保甲组织、地方自治、厉行新生活运动和“协剿”活动。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当局继续进行“清剿”红军游击队，但“善后”与建设成为当时的主题。江西在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主持下，收拾残破，力行革新，大吹建设之风，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取得了一些让世人瞩目的成绩，为此后到来的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江西既是前线，又是后方，是我国东南地区抗战的重要省区。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当局比较注重抗战动员，北方和东南沿海大量知识名流和流亡学生进入江西，给江西带来勃勃生气，全省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声震东南。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建立，编入新四军的南方红军游击队将士由此走上抗日前线。第三战区在赣东，第九战区在赣中、赣西北，分别与入侵的日军形成对峙，江西处在东南战场对日作战的前线，日本侵略军根据中国军队仍拥有相当大的兵力，主力军部署在湖南、江西及贵州省方面，“其中江西、湖南两省是抗战的屏障”的判断，连续发起对湘赣的作战，企图打开进入西南的通道，打破中国长期抗战的战略。由此，江西作为中国抗战的前线和后方的特点凸现。中国军队在江西境内，先后进行了武汉会战中的赣北作战、南昌会战、浙赣会战、上高会战等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抗日战役，特别是赣北作战和上高会战均曾给入侵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军队为坚守住抗战初期形成的战线，阻止日军的继续前进，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战时江西曾三迁省会。1939年3月，日本侵略军发起进攻南昌战役，江西省党政机关从南昌迁移到吉安。同年底，再迁泰和县，泰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江西抗战时期的临时省会，行使战时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职能。1945年2月，因日军进攻赣西，省政府又由泰和迁往宁都，省党部移至瑞金，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迁回南昌。战时行政党务，按照省一级“党政联系”、县一级“党政融化”的原则，调整和确立了省党政关系，注重“发挥以党透政、以党透民之精神”，增进党政联系，掌握民众团体，着力在农民、妇女和技术人员中发展党员，开展国民精神动员、抗战建国动员、经济建设和增加生产、征实与征购粮食、扩大征兵、青年从军、慰劳抗战官兵、防空防谍锄伪等活动。当局同时加大力量进行防制和反对共产党活动，1941年底，破坏了中共江西省委机构及其三个特委组织，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和第三战区“上饶集中营”，为江西境内关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重要监狱。战时江西经济和文化教育在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出现一个很不平常的勃兴之态。江西人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坚忍不拔，同仇敌忾，节衣缩食，献粮出兵，以大量的兵役和粮食支持军需民食，并以不少工业品支援西南大后方，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以南昌、九江为中心的赣北14县市，被日军占领，日军在九江建立了伪省政权，对这一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全省60多县先后遭到日军的侵扰，日军在江西境内犯下烧杀抢淫等累累罪行，使江西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1945年9月，第九战区在南昌、九江接受日军的投降，为长期抗战的胜利画上了完满的句号。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是包括江西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抵抗外敌、追求自由、独立和光明的伟大精神的生动体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国共两党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发生尖锐的分歧，两党的谈判和斗争，成为决定战后政局变化和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在这一政治格局中，江西处于后方腹地，属国民党统治的基本地区。面对战后社会的百孔千疮和农工百业的凋敝，江西全省的善后救济和恢复建设有所动作。国共两党和谈失败、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江西省于1947年9月宣告进入“动员戡乱”时期。所谓“动员戡乱”，就是全社会进入战时体制，集中人力、物力进行与中共的战争。9月2日，江西发布《为防匪戡乱告江西全省人士书》，不久，连颁10项法令，成立“江西省剿匪会报”和“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由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委等政、党、驻军、保安、警察、民意机关主要人物组成，作为“动员戡乱”的领导机构，江西政局转入战时体制。全省党政的工作重心，由此全部转向支援和应对“动员戡乱”，持续进行反共侦讯，组训“民众自卫队”，编组保甲户口，修建城垣碉堡，管制交通工具，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及党团合并。由于全社会无一例外地被纳入“动员戡乱”的战争体制，全省行政围绕这一中心运转，严重影响了地方建设的开展和经济社会的复兴。1949年1月，省政府主席方天兼任省党部主委，是继熊式辉之后独揽党政大权的第二人。方天意图有所作为，但已不可能如愿，布置“应变工作”，建立“潜伏”的地下组织，遂为其关注所在。在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进军江西时，国民党桂系军队节节败退，方天也率党政机构相继由南昌退逃吉安、赣州、广东和台湾，国民党在江西的统治，随着1949年5月省会南昌的解放而告结束。

　　三

　　如实全面地反映民国江西的复杂历史，记载政党、团体和各类人物的思想和活动，反映历史的波澜与逶迤，以便有助于文化的积累和建设，有助于人们了解整体的、客观的历史原貌，总结经验，知往鉴来，是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

　　无论是作为革命党还是执政党，国民党在江西的活动，都是本卷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如何认识与评价主持江西省政的统治当局，便成为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国民党的江西组织，是在江西出现的第一个近代政党。在其从建立、发展到溃败的兴替过程中，它的性质、地位几经转换，实际表现起伏不一。在反对清朝和北洋军阀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它是一个革命的政党，特别是1924年实现国共合作后，它具有更加广泛的人民性，富有生气，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为在江西结束清朝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国民党成为独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后，江西的国民党与政权组织，在性质和地位上同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党务政务活动，也是在执政和国内战争、民族战争中展开的。党的性质、执政地位和战争环境，给当政的国民党以严峻的考验，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和制约着其活动的内容和结果。因此，一方面，执掌省政23年间，江西在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政治在省一级区域内运行的党政框架和法律规制，组成了由省市到乡村的省、专署、县、区、乡、保甲六级纵向组织网络，以及覆盖省县政治、经济、文化、保安、警察各机构以及各社会团体的横向组织网络，在江西历史上，第一次在全省范围内，将社会生活和民众纳入有着较严密组织的党政一体轨制内，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社会和偏远乡村，引起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重大变化，也给社会和民众灌输了一些现代政治意识，并主导了民国时期江西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向。

　　另一方面，江西国民党的党务政务活动，受到党政组织自身条件与客观环境的制约，而优劣并存、优不敌劣，集中的表现是制度形态与实际形态不一致：宣言代表人民利益而人民利益不保，号召铲除腐恶而腐恶日增，强调组织力量而派别纷争不断，活动频繁不绝而实效不佳，条规庞杂细密而多徒具空文。从抗战中期开始出现日益加剧的腐败，而迅速地走向崩溃，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关于民国时期的江西人，也是需要特别探讨的重要问题。民国时期，如蒋介石、张继、陈立夫、居正、陈布雷等不少名人，都对江西的民性民风做过阐述，其中又以陈布雷的分析最具客观性和代表性。陈布雷1934年5月在南昌的一次讲演中说，他自幼对江西便有深切的印象，认为江西人之诚朴勤劳、节俭刻苦，是超过江浙几省不知多少倍，江西人普遍待人以诚，对人恳挚有热情，在礼貌与礼节上均异常周到，不过性情上质胜于文，古板一些，也可以说“勤苦有余而发育不足，质朴有余而进取不足，守分有余而自强不足，礼让有余而微少勇气，诚笃有余而欠缺蓬勃慷慨的热情”。此外，其他人也有江西人文弱，尚文不尚武，人不知兵，不如湖南人强悍等议论。类似分析，因为均有一个鼓动江西人民起而协力“围剿”红军的前提，所以也难说不带有片面性，例如与毛泽东等人对江西革命根据地人民革命性和创造性等的分析，便大有不同。不过，作为一种流传甚广的社会性评价，多少也反映了民国时期江西民性民风的一些真实，是研究民国史时不能太过忽略的问题--尽管限于篇幅和体例，本卷书稿不能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从根本上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程度。

　　在江西民国史上，与民性民风同样值得重视的，依然是众多杰出人物的涌现。波激浪涌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大潮，源远流长的优秀人文传统，美丽富饶的青山绿水，造就了一大批蜚声中外、留名青史的优秀才俊。民国时期江西籍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经济和文化名人、学者，层出不穷，再次重现江西历史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人文景观。其中，有在赣率先传播新思想、组建国共两党组织的革命先驱赵醒侬、袁玉冰，有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中叱咤风云的方志敏、陈正人、曾山、黄道、邵式平，以及张世熙、沈剑华、张国庶、李文林、何克全、吴先民、周建屏、万永诚、刘英、汪金祥、林瑞笙、钟世斌、钟循仁、刘启耀、胡海、古柏、高自立、邓振询、赖昌作、李才莲等一大批省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红军将领（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授衔的人民军队将领中，江西籍将军有3位上将、37位中将和196位少将）；有奋然首举反袁二次革命义旗的民主革命家李烈钧，有被鲁迅称为“真的猛士”、“为了中国而死”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领袖刘和珍，有不畏日军强暴、坚持民族气节而壮烈殉国的民族英雄蔡公时、姚名达，有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坚持伸张人类和国际正义的大法官梅汝璈，有富有民主进步思想的著名爱国人士邹韬奋、杨杏佛、许德珩、王造时、罗隆基、彭文应、李世璋，有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学家、史学家、农学家、翻译家、文学艺术家、佛学家、新闻记者陈三立、吴有训、胡先骕、程孝刚、陈寅恪、萧公权、饶毓泰、萧纯锦、游国恩、夏敬观、杨惟义、黄家驷、盛彤笙、王礼锡、熊佛西、傅抱石、程懋筠、欧阳渐、黄远生等等。一批早年富有理想，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的人士，如段锡朋、程天放、刘峙、桂永清、熊式辉、曹浩森、魏道明等，而后成为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当然，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在历史转变的重大关头，也出现了一些落伍者，“辫帅”张勋悍然拥清复辟帝制，江亢虎由中国社会党党魁而至大汉奸，张国焘早先积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和领导土地革命斗争，而后竟然叛变中共投向国民党。

　　民国江西的历史，进步与倒退同存，几种社会形态交替或重叠，时贤先进发生着分化，建设新江西的路途曲折多难，因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复杂性。无疑，对于所有认真的读者来说，自不难从这绵绵复杂性中读出历史的理路和道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