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萧红不死
1942年1月25日，萧红逝世后的第三天，也就是火化后的次日，遵照其临终前“与蓝天碧水永驻”的嘱托，萧红的骨灰被安葬在了香港浅水湾的坟地上，地处丽都花园海边。
这是一处众所周知的萧红骨灰安葬处。
其实，萧红的骨灰是分葬在两处地方的。
一处是在浅水湾的丽都花园海边，另一处则是在位于临时医院所在的圣士提反女校的校园内。
对此，端木蕻良曾于1977年3月13日回复友人的信中作了如下说明：
信收到，我本来想写得详细点，再加上身体不好，已是迟了，现在寄上，最好，你抄了寄他。这个底稿你可留作纪念。因为当时朋友中我只告诉过少数人，也是万一我死了，还会有人知道此事。当然，这都是迁葬以前说的。当时，也认为英当局不会长久在香港，那时两个墓地至少可以保留一个，那时再迁葬，或者就地修纪念物。假如香港收复之日，圣士提反这块地方仍可修筑纪念物的。因为浅水湾将来命运不知是开辟游泳场还是什么，也可能太热闹，是不合适的。
萧红逝世后，当时交通仍在断绝，是在日军军管期间。因想选择风景优胜的地方安葬，也可便于凭吊，所以选择了浅水湾。但我坚决认为日本法西斯军队不会长久统治香港，同时，也相信英当局不了解情况，也不会加意保护的，所以便想到可以分葬两地。当时，大地上硝烟味还很浓，我都是步行，爬过山路，加拿大前几天参战的一团人全部战死处，仍血腥扑鼻。预先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捧着骨灰瓶走到浅水湾，用手和石块挖地。当时有一个花池，四周有水泥的围栏，我即选定此地，面向大海。用十指挖地安葬了骨灰。这就是葬在浅水湾的墓地。因为有木牌上写“萧红之墓”，是人人皆知的。
但有一墓地，是很少人知道的，就是我记忆所及，除方蒙外，还有克家，还有丰村，我曾告诉过他们。
这地方就是圣士提反女校校园。当时，为了便于后来寻找，我曾选了一个土坡处安葬。土坡上有一不太大的树。当时，想以此树为记。这里准备浅水湾的墓葬，万一被毁，仍可保存。同时，认为香港迟早会收回。
骨灰瓶，所以都是瓶的缘故，是当时不可能得到骨灰匣。都是敲开骨董店的门高价得到的。圣士提反葬的瓶，比浅水湾的色泽浅，也稍小。当时选的都是素色的。在圣士提反入葬时，有一个香港大学的学生，帮我挖土，他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应该感谢他，因此，比浅水湾埋得深些。这位同学是我在马鉴家中认识的。马鉴即马季明，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
于端木蕻良写此信相隔仅八天，1977年3月21日，另一个当事人骆宾基也作了相关说明：
您所知道的主要两点，是对的：
（1）葬在浅水湾的为衣冠墓。
（2）骨灰另装一大瓶。但衣冠墓所装的瓶虽较小，却也在一尺以上，肚圆如缸。大于五磅装暖水瓶。
不对的是：
浅水湾萧的衣冠墓，并非手挖，用手是挖不出这个灰瓶的深坑的，何况那里的土并不松软，而是相反，坚硬如石。
工具是两把铁锹，是去浅水湾路上，从一家中学借来的；回去时就顺路还给原主，天也黄昏了。
至于骨灰瓶究竟埋在哪里，现在很难说。当时，我并不在场。等当天下午或第二天上午我去看的时候，地面上已经不见什么痕迹，经我再三询问，带我去的人才指着一棵横出树干上两个铁环（拴秋千用的）告诉我，顺着铁环的垂直线往下，就是埋葬骨灰的瓶的地方。我在次日就离开香港了。
骆宾基还向人证实：那个埋在女校的骨灰瓶，当时端木想带回国的，又怕被当局检查扣押。一天早上，端木拿着骨灰瓶往外走，骆宾基立即起身追赶（那时两人住在一起），没有追到。待端木回来，骆宾基问骨灰哪里去了，端木说葬在女校内。但骆宾基第二天去，看不见地面上有任何痕迹。
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基本上一致。但骆宾基说浅水湾葬的是衣冠，显然是有出入的，因为相隔15年后，港、穗两地文化艺术界在迁葬时，证实了浅水湾墓地内葬的是地地道道的萧红骨灰！
据端木蕻良在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沉默后透露，骆宾基之所以认为浅水湾葬的是萧红衣冠，一是骆宾基压根儿没去火葬场，所以无从知道内葬什么。二是骆宾基认为，坚硬如石的浅水湾墓地系用铁锹掘的墓坑，其原因也在于“骆宾基当时并不在场，他跑去看周围环境和加拿大军人登陆现场了，等他回来，骨灰瓶已经埋好，正往上堆石头呢！”至于说到“坚硬如石”的墓地如何挖掘，端木蕻良解释说，他“先是用石块将其抠松，然后再用手指将松土一点点拂去。”因而，萧红的这个骨灰墓穴并不深。这一点，也是为15年后重见天日验证了的-1957年迁葬时，工人一锄下去就碰到骨灰瓶，而那个“萧红之墓”的木牌，则是用许多石块紧紧压住的。
1980年6月25日，端木蕻良在同美国学者葛浩文教授谈话时再度作了详细说明。他说：
萧红临死有这样的一个遗言：要葬在鲁迅墓旁。但当时情况做不到，我说只有将来办到了。她说：那你把我埋在一个风景区，要面向大海。这样我选下了香港风景最好的浅水湾。骆宾基根本不了解这情形。当时日本人军管，死人很多，都是乱七八糟地埋在一个公墓，我当然不能让萧红埋在那里将来根本无法辨认，成了万人坑了，日本人就搞这种万人坑么，我去找管理的人，他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懂英文，我用英文跟他说，他很高兴，他问葬在哪儿，我说葬在浅水湾，他也不知道浅水湾是在哪里，因为那里根本不能葬人，但他批准了。我当时没有用他的车子，要甩开他们，我是抱着骨灰瓶走去的。
我想立墓碑在当时没有条件，就找了一块木板，写了“萧红之墓”。当时连锹都没有，是用手或拿石块挖的，那是人家的一个花坛，面向大海，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埋她，我心里很不放心，我知道香港是一定要收回的，但这个墓会不会保存呢？将来英国人是不会保存这个墓的，因为这不是埋人的地方。因此处理骨灰时，装了两个骨灰瓶。那时候，买不到骨灰盒，是敲开古玩店的门，买的古玩瓶，一个埋在浅水湾，一个后来埋在圣士提反女校中。
浅水湾埋了萧红后，我住到香港大学文学院马季明教授家里，他对我很好，劝我在他那儿住，恢复一下，他家住半山，我把另一只骨灰瓶也带去了，在中国来讲，这是犯忌讳的。我想这个骨灰瓶要找一个不同于浅水湾的地方，这样毁了一个，还能保存一个，因此把它埋在圣士提反女校。
第二天傍晚，端木蕻良抱着一个骨灰瓶，在一位香港大学的同学陪同下，悄悄来到圣士提反女校校园的后山下。1995年住在香港的英籍女作家苏珊娜浩（中文名何书心），复印了一份30年代女校平面图邮给端木蕻良，希望他能辨认出当年埋葬萧红骨灰的地点。端木蕻良由此详细地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记不得我和那位香港大学的学生从哪个门走进去的。我只记得在校园后面，特意找了东北方向的山坡一株不太大的树下，由那位大学生找来铁锨挖的坑。当我将骨灰瓶放到坑里时，觉得不够深，又将瓶子放在旁边挖了一会，用手进去将松土掏出来，这才正正地放了进去。当时我是很痛苦的。因为我本意是想将她这一半骨灰带回上海，遵照她的原意，葬在鲁迅墓旁。但我想到这是敌占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还是先找个地方埋下再说。浅水湾那里已经埋了一半萧红骨灰，谁也不会想到这里还有她一半骨灰，这肯定是能保住的，以能遂了她的心愿的。再说，圣士提反女校改成的医院，正是她去世的地方，埋在这儿也正是合适的。当我精疲力尽坐在山坡上看着这位大学生往里填土，后来用脚上去把土踩紧时，我却叫了起来，把这位大学生吓了一跳。我轻声说：不能踩，用手拍。那位大学生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用手拍打了一阵。我又将上面的浮土摸摸平，将原先挖下的草皮又盖在上面，似乎不会被人发觉了，这才看了看四周，记住了那株不太大的树，四周是寂静的，什么人和声音都没有，默祷了一会儿，在那位大学生的提醒下，和他一起走了出来，也不记得走了多久，只记得走到马鉴先生为我准备的住房门前，那位大学生才向我告别。
萧红骨灰安葬不日，也就是在1942年1月底的一天，从香港逃离抵达澳门暂住在木刻家黄新波处的端木蕻良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给在上海的许广平先生写去了一封信，向她通报了萧红不幸逝世及其骨灰埋葬在浅水湾的消息。在这封信中，他请求许广平先生写信给内山完造先生，请他通过有关部门设法对萧红骨灰进行保护。
但是，端木蕻良有所不知，陷在孤岛中的许广平先生也历经了一场生死劫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七天，她即被侵入法租界的日本宪兵捉将进牢中去，在狱中备受欺凌、磨难七十六天后于1942年3月1日才被找保释放回家，担保人正是内山完造先生。这时，距萧红告别人世已经月余，而她入狱之初，也正是萧红病重之日。
抗战胜利后，许广平先生在发表于1945年11月28日上海出版的《大公报》上的《忆萧红》一文中作了说明和自责。许广平写道：
战争的火焰烧蚀了无数有作为的人，萧红女士也是其中之一个。当我刚刚跳出监狱的虎口，相信活下来的时候，到家里不几天意外地收到端木蕻良先生的简单噩耗，大意说，萧红女士于某月日死了，葬于香港某花园的某处，并且叫我托内山完造先生设法保护。末了又说，他预备离去，但到什么地方还不大能够决定。
鲁迅先生逝世后，萧红女士想到叫人设法安慰我，但是她死了，我向什么地方去安慰呢？不但没法子安慰，连这一封值得纪念的信也毁了，因为不敢存留任何人的信。而且连她死的月日地点都在我脑中毁了，这不能推说“不敢存留”，只可承认我的脑子确不行了，是我的无可挽救的过失。更其对不住端木蕻良先生的是，我并没有把他的意思转向内山先生请求。因为我觉得萧红女士和上海人初次见面的礼物是：《生死场》，她是东北作家，而又是抗日分子，想来内山先生不会不清楚的。请他“保护”，也许非其权力所及。或者能设法了，也与他不便。在我这方面，也不甘于为此乞求他援助，我把这句话吞没了，直到现在才公开出来，算是自承不忠于友。
萧红病逝后，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人士的深深哀悼，但因当时作家们也都处于战乱的四处颠沛流离之中，一时还无暇顾及。
1942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则题为《萧红病逝》的消息。消息指出：
据《广西日报》专访，女作家萧红于香港沦陷后，未几即病逝！萧氏原患肺病，港战时奔走避难，病势转剧，且贫病交加，竟尔不治，按萧氏著有《生死场》、《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等书。
1942年5月1日下午，延安文艺界人士在延安文抗作家俱乐部为萧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者有边区文协、文抗、文艺月报社、草叶社、《谷雨》杂志社、解放日报社、部队文艺社、诗刊社、鲁艺等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有丁玲、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刘白羽、艾思奇、周立波、塞克、艾青、周文、何其芳、柯仲平、公木、陈企霞，以及萧红早年好友高原等，共约50人。会场布置庄严肃穆，正中墙壁上悬挂着萧红的遗像。追悼会由丁玲主持并致开幕词，萧军介绍了萧红的生平及著作，说到动容处，萧军哽咽地说道：“现在，疼我（鲁迅）爱我（萧红）的两个人都离我而去了……”萧军还高度评价萧红是“一个给予她的民族、国家及人类带过一些光和热的作家”。萧军介绍完毕，舒群、周文、何其芳三人致了悼词。舒群在悼词中不无惋惜地说道：萧红今年只有32岁，正当年少力壮，发展事业的时期，然而她却离开了我们长逝了。最后，刘白羽则以朗读《悼萧红》一文，以代讲话。
在萧红逝世四周年的时候，1946年1月22日下午2时，东北文化协会在重庆举行了女作家萧红逝世四周年纪念会。到会的有郭沫若、茅盾、冯雪峰、聂绀弩、骆宾基等近百人。茅盾说：萧红女士的死与其说是死于疾病，不如说是死于所有在现社会的作家共同遭遇到的穷困和不自由。
萧红逝世以后，她的生前好友发表了大量的怀念和追忆的文章，并且不断有人前往浅水湾的萧红墓进行凭吊，寄托他们对这位不屈的反封建战士、一代才女的深切哀思。
就在萧红逝世的这一年深秋，又到了菊花盛开的季节，1942年11月20日，滞港作家叶灵凤和戴望舒，在一位日本朋友（即帮助过端木的朝日新闻社记者小椋-秋石注）的协助下进入属于日军禁区的浅水湾，向萧红墓献上了他们带去的花圈。墓葬周围用乱石堆成了小圈，外边又有一道水泥筑成圆圈。两个月后，回顾这一次祭扫，戴望舒作了一首怀念萧红的拜墓诗：
走六小时寂寞的路，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这次扫墓也是唯一的一次，因为许多左翼人士和著名作家都无法进入这一禁区。
抗战胜利后，才有人络绎不绝地前往浅水湾墓地探视长眠在那儿的萧红。
1946年春天，茅盾先生到了香港，他很想去浅水湾凭吊一下萧红墓，但因摆脱不开过度的忧伤而中止了这一次探视-这可以从他为《呼兰河传》所作的序中窥出一二来。
1946年10月10日，在先期到达的香港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的带领下，夏衍专程来到浅水湾为萧红扫墓。12天后，夏衍在《新民晚报》上以《访萧红墓》为题撰文道：
从黄泥埇峡道转了一个急弯，浅水湾已经在望了，海水依旧平得像一面镜子，沙滩上还有人在喝茶，闲眺，开留声机，丽都俱乐部除出屋顶上的英文名字被改成日本字体的“东亚”二字之外，一点也没有毁伤，依旧是耀眼的彩色遮阳，依旧是白衣服的西崽，依旧是“热狗”和冰咖啡，铁丝网拆除之后，似乎比战前更没有战争的气味了，我们在丽都门口下车，K（即潘汉年-秋石注）依旧是一路怀疑，几次三番说可能已经被英国人拆掉，可是很快的他就喊了：“在这里，在这里，没有动。”
萧红的遗骨埋在从丽都的大门边正北行约一百七十步的地方，西向面海，算得上是风景绝佳之地。没有隆起的坟堆，在一丛开着花的野草之间，露出一块半尺阔的木板，排开有刺的草，才看出“萧红之墓”这四个大字，看笔迹就知这是端木写的，木牌后面有棵我叫不出名字的大树，很奇怪这棵树的躯干是对分为二的，以墓为中心，有一圈直径一丈多的矮墙，其实，这不能说墙而只是高不及尺的“石围”而已，从墓西前面是一棵婆娑的大果树，两三棵棕榈和凤尾树，再前面，就是一片沙滩和点缀着帆影和小岛的大海了。
我们很感谢英国人整理海滩的时候没有毁坏掉这个坟墓。整个浅水湾现在找不出另一个坟墓，萧红能够有这么一个埋骨之地倒似乎是一种异数了。很明白，管理海滩的人不铲平这个坟，外围的石围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位仗义的日本人拿出钱来修的，这个人是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香港特派员，小椋广，他认识望舒也认识端木，除他之外，参加这善举和在战争中着意保存了这墓地的，还有《读卖新闻》社的记者和他的夫人。
我们采集了一些花，结成一个花圈，挂在端木手书的木板上，站在墓前，望着平静的海，我们都有些羡慕萧红的平静了，受难，吃苦，呼号，倒下来，就这么永远的安息了，要是她今天还知道她的故乡在胜利之后还要打仗，她的祖国在和平之后，还不能得到民主，那么她也许就不能平静地睡在这异乡的地下了吧。
1947年11月4日，年已六旬又一的柳亚子先生偕朱蕴山、翦伯赞、刘遐荤等人来到了浅水湾，但“觅萧红女弟埋骨灰处不获，怅然有作”，诗云：
浅水湾头吊落红，余生无分更相从。
最怜句好诗成谶，难忘愁多病转慵。
玉骨成灰龙汉劫，虬髯卷土大王风。
怒涛砰訇殷雷震，后种前胥倘尔雄。
天涯孤女有人怜，病榻残诗泪泫然。
周老嘘寒成隔世，骆生断脰又今年。
风幡忍犯花天命，电语长疑意未传。
辛苦红楼成绝笔，咸阳烽燧正烧天。
迓我朱翁最有情，翦生豪宕更刘生。
湖山啸傲非今日，草昧经营赖小生。
楼阁齐云劳者血，金丝鲁壁故人盟。
驱车赤柱村前路，仙袂迎风意态轻。
自由呼吸已难求，愤语弥深刺骨仇。
迟饮黄龙轰兽窟，频惊白马葬清流。
眼前山海情堪恋，袖底风云意岂休。
斩鳄屠鲸吾辈事，相期携手奠神州。
距此行相隔18天后-11月22日，柳亚子复又“偕佩妹暨（朱）蕴山、（周）鲸文、舒翎重游浅水湾。鲸文言萧红埋骨灰处在石栏中大树下，拟为题名之举，诗以纪之”：
直向萧红墓上来，参天大木异松愧。
埋香抷土磁瓶好，劫火卢鸦玉骨灰。
椽笔题名怜后死，女权新史几人才。
汉皋解佩年时事，倘遣曹生有怨哀。
重与驱车揽胜来，风流人物属吾侪。
周郎顾盼饶英气，老子婆娑遣壮怀。
一妹虬髯终古恨，冬花春卉并时开。
小乔自美鸿妻健，更喜朱家骖乘才。
1948年，蒋家王朝分崩离析前夜，郭沫若先生率香港青年学院学生来到浅水湾萧红墓前，举行悼念萧红的活动，并发表了讲演。
在萧红墓前短短的五分钟讲演中，郭沫若向青年们提出学习萧红的年轻的精神。郭沫若说：
第一，是真理的追求者。他肯向一切学习，以养成他的智慧……
第二，是博爱的实践者。大公无私，好打抱不平，决不或很少为自己打算，切实地有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怀抱，而为他人服务……
第三，是勇敢的战士。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倒下去立刻跳起来，碰伤了舔干血迹，若无其事，以牺牲自己的意志彻底一切……
郭沫若认为，萧红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博爱无私、勇敢坚毅的品格。这些特征“保持着并扩大着，那便永远年轻，就死了还年轻”。萧红正是这样超过短暂的生理年龄走向了精神生命的永恒。
不日，聂绀弩亦抵港临浅水湾。作为当年在鲁迅教诲下并肩作战又一同自武汉、临汾、运城直至西安为抗战大业效力的战友，站在荒草丛生的萧红墓前，昔日“小妹”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而今却是人间地下不得相见。百感交集，聂绀弩洒泪词祭一首：
浣溪沙
浅水湾头浪未平，秃柯树上鸟嘤鸣。海涯时有缕云生。
欲织繁花为锦绣，已伤冻雨过清明。琴台曲老不堪听。
萧红骨灰迁葬广州银河七载后，聂绀弩悄然南行广州，凭吊萧红墓后赋诗七首。
再扫萧红墓
一
匍匐灵山玉女峰，暮春微雨吊萧红。
遗容不似坟疑错，碑字大书墨尚浓。
生死场讠屯起时儒，英雄树挺有君风。
西京旧影翩翩在，侧帽单衫鬓小蓬。
二
流离东北兵戈际，转徙西南炮火中。
天下文章几儿女，一生争战与初终。
狼牙啮敌诗心蛊，虎胆修书剑气虹。
蒋败倭降均未见，恨君生死太匆匆。
三
黄河滚滚怒而东，去日山川动荡中。
有寇追踪千里月，与君横渡八方风。
万倭其奈天生德，一艇轻飞地母宫。
回首此情犹未远，如何人说凤台空。
四
奇才末世倒奇穷，小病因循秋复冬。
光线无钱窥紫外，文章憎命到红中。
太平洋战轩窗震，香港人逃碗甑空。
天地古今此遥夜，一星黯落海嵎东。
五
东风今已压西风，春在文园艺圃浓。
众鸟争喧花笑里，百花齐放鸟喧中。
呼兰河畔花成浪，越秀山边鸟作钟。
万紫千红犹有恨，恨无叶紫与萧红。
六
闻近弥留絮语中，一刊期与故人同。
悠悠此恨诚终古，渺渺予怀忽廿冬。
浅水湾头千顷浪，五羊城外四山风。
年年虎吼龙吟处，似以新篇傲我侬。
七
霓雌不碍以文雄，隽女长思鲁迅翁。
刊物两期同《海燕》，龙门一品进萧红。
我人宁信灵魂说，叟女终无地下逢。
果尔春龙示何觉，乱搔华发向空濛。
据核证，聂绀弩《再扫萧红墓》全诗共七首，在《三草赠答草》（香港印本）中题《萧红墓上六首》，在自编诗集时弃之第五首，成六首。而在《散宜生诗》中又删其三及其六（即七首中之三、之七两首），现核对原诗，补齐为七首。另：第一首首联原为“千里故人聂绀弩，南来微雨吊萧红”-秋石注。
1949年初春，萧红生命最后时刻的陪伴者、刚从国民党囚牢中释放出来的骆宾基再度抵达香港，前往七年前萧红骨灰的浅水湾埋葬地凭吊，并和蒋天佐、陈敬容一起于墓中的独柯红影树下留影。
继潘汉年、夏衍、柳亚子、郭沫若及聂绀弩等之后，又有很多香港知名人士和内地文人纷纷前往浅水湾凭吊萧红，这其中还有萧红的小朋友海婴。谈及当年他和李湄（廖梦醒之女）等10余位香港培侨中学的学生浅水湾之行，海婴先生迄今记忆犹新，当年所拍摄的照片仍然保存完好。
1948年10月底，端木蕻良又一次来到了香港，与黄永玉、方成、单复、杨晦、楼适夷、臧克家、余心清等作家、艺术家同住九华径，住处是黄永玉找的。
那一次和端木结伴离开上海同赴香港的方蒙后来回忆说：“当火车开出深圳前往香港时，端木的心情沉重，两眼望着窗外，一路寡言。我知道他在怀念萧红。不久，我们去浅水湾吊萧红墓。墓围犹存，墓园中的小树，树叶迎着海风，沙沙作响。萧红躺在这里整整七年。端木含泪凭吊，拍照留念……”
然而方蒙有所不知，在他们一起去浅水湾墓地凭吊之后，端木还独自一人悄悄来到圣士提反女校，也就是萧红的另一处安身之地。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一个土坡旁，端木蕻良久久地坐在萧红骨灰的安葬处，寄托了他心中无尽的思念。
在萧红逝世55年后，也是距端木最后一次在圣士提反女校凭吊萧红过去了约50年后，1997年5月13日上午，为完成端木蕻良生前立下的夙愿，端木蕻良的遗孀钟耀群手捧七个月前去世的端木骨灰，步入了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在该校园内一处面向东北方向的土坡上，即端木蕻良当年掩埋萧红骨灰的地方，钟耀群撒下了端木的另一半骨灰。此时，距香港回归祖国仅剩下48天了。
1956年12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在香港《大公报》任职的诗人陈凡11月21日寄自香港的一则诗文，诗文介绍了萧红墓的近况，并呼吁将萧红墓迁回内地。
这篇题为《萧红墓近况》的诗文以诗行首：
年年海畔看春浓，每过孤坟息旅筇。
黑水白山乡梦渺，独柯芳草旧情空。
沧波不送归帆去，慧骨长堪积垢封？
生死场成安乐地，岂应无隙住萧红。
接着，陈凡写道：
女作家萧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病逝香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人草草埋葬在浅水湾头。那地方面临大海，种满了红影树，浓春红花霰发，如火如荼，绿叶浓荫，可说是一条“花巷”。我每次到浅水湾去，总要到萧红墓那里去看看。那里自然环境虽不坏，但因当时草草埋葬，既无石碑，又乏冢埠，只有一个用水泥围筑的圆圈。过往行人，恐怕根本不知道这里长眠着我国的著名女作家。
战后初期，在那个圆圈中有一株独柯的树，高一丈许，虽然孤单，但亦有清傲之意，看着它，每每令人想起瘦弱的萧红。但三年前我去看时，连这株独柯树也已被人斩去，只剩野草芊芊了。今夏去看，景况更令人不快，那坟地竟被人填平，上面搭了帆布棚，作为卖汽水食物的摊子，天天任人践踏，杂垢遍地。因为浅水湾是香港游泳海滩之一，这一带每年都搭了许多“游水棚”，因而汽水食物摊也就到处都是了。
我觉得，让这位我国著名的女作家的坟墓在这里受到糟蹋，总不是我们表示尊重之道吧？所以写了这首诗，希望至少能引起文艺界，设法迁葬。当年的生死场，而今成为祖国建设繁荣之地，也应该接萧红回去看看了吧？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凡的呼吁，在内地引发了强烈反响。
继陈凡之后，在港著名作家叶灵凤于1957年也写了一篇《寂寞滩头十五年》的文章。文章指出，就在这年春天，朋友们发现“萧红墓已经被糟蹋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大家相互商议办法，有人怂恿他出来作一报告，以便引起社会注意。就在同年3月，叶灵凤在香港中英学会作了一次讲演，题为《关于萧红女士的事情》。
1957年春天，浅水湾土地承租者香港大酒店决定在浅水湾兴建儿童水上游乐场，萧红墓面临着被毁的危险。为此，香港中英学会和文艺界与中国作家协会联系迁葬事宜，中国作家协会便责成与香港毗邻的广州作家分会具体负责。
萧红要回来了！
一时间，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多少人为之热心奔波。
在香港，香港文艺界很快组成了迁送萧红骨灰返穗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委由马鉴、叶灵凤、陈君葆三人担任，委员有谭宝莲、曹聚仁、陈凡等近30人。
1957年7月22日，叶灵凤先生等亲临浅水湾指导现场的墓地挖掘工作，当时的香港市政当局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捐赠了一个造型精致的雕花小木箱安放盛有萧红骨灰的陶罐。8月3日上午10时，香港文艺界在红磡永别亭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送别会，然后由叶灵凤、曹聚仁等香港文艺界代表护送萧红骨灰至深圳，数十位文艺界人士送到火车站及上水。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委派黄谷柳、陈芦荻，及广州作协秘书王绍芬在桥头恭迎，并举行了交接仪式。看到这感人肺腑的场面，回想萧红凄凉的一生，诗人陈芦荻在深圳禁不住吟诗一首：
浅水湾头思祖国，年年香岛掩诗魂。
归来此日居新卜，文苑谁人不识君。
长天渺渺忆征鸿，生死一场凄绝中。
此日桥头迎归骨，故园花放待萧红。
广州的文艺界也相应地成立了“萧红同志迁葬委员会”，由欧阳山、杜埃、周钢鸣、端木蕻良、陈君葆、华嘉、黄新波、陈残云、黄谷柳、韩北屏、陈芦荻共11人组成，专司负责办理迁葬事宜（据钟耀群解释：端木蕻良当时正在北京接受审查，无法前往，但写了一封致广州作家分会的委托信-秋石注）。
1957年8月5日下午，广州市文化艺术界在别有天殡仪馆举行萧红骨灰迁葬悼念仪式。参加悼念仪式的有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娄光琦，省文化局副局长华嘉、苏怡、李门，市文化局副局长郑达及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周钢鸣，常务理事周国瑾、陈残云、秦牧、黄谷柳、韩北屏、陈芦荻等30余人。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萧红骨灰安置在遗像下浅赭色的木盒中，四周鲜花环绕。萧红遗像的两旁是中国作家协会和广州分会敬送的一对花圈，此外还有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等敬送的花圈、花篮、挽联、挽诗等，表达了对反帝反封建一代才女萧红的无限哀思和钦敬之情。香港文艺界萧红女士骨灰迁葬委员会的挽联是：
人赏奇文，证才气纵横，亦遭天妒；
魂归乐土，看山河壮丽，待与君同。
迁葬悼念仪式举行完毕后，随即将骨灰安葬于广州郊区的银河公墓。
萧红骨灰落葬银河公墓12天后，端木蕻良于香港出版的《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的表态式短文。其文云：“在国家建设这么繁重、好多烈士还没来得及迁葬的时候，党和政府委托作家协会广州分会把亡妻萧红同志遗骨迁葬广州银河公墓。知道了这个情况，使我感动得不禁热泪盈眶。”短文还写道：“在萧红得病的时候，党知道了，曾倡议为她募捐一笔医疗费使她可以安心调治。萧红同志拒绝了一个有钱人的假意的关怀，而接受了党的这个办法。”这篇短文还首次向外界披露了萧红临终前拟写而由于死神快速逼近没能来得及完成的短篇小说《还乡人》、《采菱船》、《珠子姐》等；还有反映二三十年代哈尔滨女学生生活的《晚钟》等。“她还计划写《泥河》。”端木蕻良回忆道，“是写北大荒开荒生活的，这是上部，她说待全国新中国成立后，她马上就去北大荒，再写一部社会主义的开荒，这是下部，和上部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看出生活是多么不一样呀！在萧红短促的一生中，她把自己全副的力量都放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她是谦虚的，她从不想自己得到什么，她一直过着朴素简单的生活。”
短文最后写道-
萧红没有完成她的志愿就死了，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但在今天，她的遗骨能够迁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祖国怀抱，她一定会含笑于地下的，萧红，安息吧，你是银河里的一颗星，在党的照耀下，显得特别光辉。萧红，安息吧！我愿在这儿，同你一起向党和政府和作家协会的同志们致以无限的感谢和最高的革命敬礼，并愿继承你的遗志，永远以文艺的武器为人民服务！
引述至此，笔者深感有必要对这篇短文的内容探讨一下。
众所周知，萧红骨灰回迁落葬广州银河公墓的具体日期，是在1957年的8月3日，而端木蕻良的这篇表态式短文，据其本人介绍，发表于十二天后的香港《文汇报》上。因而，他的这篇表态式的短文，其措辞之小心谨慎，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小心谨慎归小心谨慎，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和事，则又是另一码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笔者格外地欣赏端木蕻良前辈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为维护亡妻萧红纯洁，勇敢还击单位领导进行株连的正义立场。但对于端木蕻良晚年向人们提供的这篇短文笔者实在难以苟同。对于这篇短文，笔者细读之后，从中发现存在着一些既令作者本人难以自圆其说，又让所有知悉那一段历史的人难以接受的说法。
笔者的存疑是，在这则短文中，明显与史实极不相符的地方，是所谓“在萧红得病的时候，党知道了，曾倡议为她募捐一笔医疗费使她可以安心调治。萧红同志拒绝了一个有钱人的假意的关怀，而接受了党的这个办法”的说法。这是因为，至今整整70年的时间过去了，除端木蕻良本人一个人外，还从来没有哪个人向外发布过或在身后存有这方面内容的回忆文字，哪怕是片言只语，包括潘汉年、廖承志，以及与所有文化人接触密切的夏衍等当时在港的这些中共地下党负责干部。试想，连地下党在日寇占领香港后，安排在港的文化人士撤离到内地去的计划、路线及其实施的具体细节，几十年来，报章上都有大量的文字，何况为一位女作家治病发动募捐的这一类极为普通的事情了。在二萧逃离荆天棘地的伪满洲国中心到青岛避难，又从青岛逃到上海，以及后来在武汉、临汾、西安等地，无不都有党的踪影、党的力量在影响着她，关怀着她，甚至为他们的安全作着包括送路费生活费在内的妥帖安排。至于说到当年的香港，历史上发生过的相关史实是，当萧红一次又一次病重入院调治的时候，我们所见到的是：正是同为东北老乡的“有钱的人”周鲸文、于毅夫等人为之倾囊相助，以及柳亚子先生捐出400元美金；还有著名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为她所作一系列精心安排及从自己有限的回国旅费中拨出部分捐助款等。
距端木蕻良上述短文发表20年后。
1977年1月，已是六旬有五的端木蕻良，怀着新生后的喜悦心情，来到冰天雪地的呼兰河畔，尔后在哈尔滨赋词一首，词名《临江仙》，以告慰萧红之灵。
临江仙
此日年年窗看晚，吟罢清诗何处寄，
一簾疏影黄昏，海山雪艳冰魂，
月明仍是旧时痕，江村忽告春潮喧（粉碎“四人帮”）
心上思不尽，心头香自焚。
报君九天上，欢泪涌江源。
词后，他附注曰：萧红拟写北大荒，题名《泥河》，并期新中国成立后，写下部，对照作强烈对比，未偿夙愿而逝，今值三十五忌，欣逢粉碎“四人帮”，天地咸新，红日重辉，谨制《临江仙》以告。
此后，端木蕻良几乎年年都要为之作诗、词，以寄托他对萧红的绵绵哀思，直到1996年11月临终为止。其间-1987年11月4日，端木蕻良偕夫人钟耀群来到广州，专程前往银河公墓祭奠萧红。为此，钟耀群还当场朗诵了由端木前一日所作的《风入松》一词。其词如下：
风入松
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潇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
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茫，风霜历尽情无限，山河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距萧红落葬广州银河整整40年后，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也彻底摒弃殖民地，回归了祖国。若是萧红九泉之下有知的话，也一定会兴高采烈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萧红的故乡-北国呼兰，故乡人民不仅为她修复了她魂牵梦萦的后花园，而且还在县城另一侧绿荫蔽天的西岗公园内，修建了一座朴实无华的坟墓（墓穴中安放的是端木蕻良为之精心保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一绺萧红秀发-秋石注），以及镌有才女遗像的纪念碑。至此，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颠沛流离之后，萧红终于魂归故里。
自那时以来，先后有200多万中外游客前来参观和瞻仰。此外，还数度召开了萧红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学者、专家聚集一堂，研究萧红，弘扬这位反帝反封建、为追求民主和自由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著名左翼女作家的不屈精神。
萧红不死！
作者萧红研究作品
1.《我所知道的萧军萧红》（1994年3月5-28日《华东信息日报》连载）
2.《关于萧军萧红的一些史实》（1994年9月24日《文艺报》）
3.《为萧军与萧红爱情辩诬》（1995年1月22日《港台信息日报》）
4.《鲁迅与萧军萧红》（1997年11月3日《文汇报》）
5.《文学不是荒谬-评〈人鸟低飞〉兼致王小妮》（《文学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4期）
6.《关于萧红的两首旧体诗》（1999年12月18日《文汇报》）
7.《萧红与萧军》（长篇传记，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2000年8月第2版）
8.《两个倔强的灵魂》（长篇评传，《萧红与萧军》全新修订本，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9.《萧红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北方文学》2002年第3期）
10.《萧红与哑剧〈民族魂鲁迅〉》（2002年7月31日《新民晚报》）
11.《谁在萧红研究中“谬托知己？”》（2005年6月1日《中华读书报》）
12.《与蓝天碧水永处-萧红在香港》（《百花洲》2006年第1-2期）
13.《萧红为什么不去延安》（《粤海风》2008年第3期）
14.《为胡风丁玲等辩护几句-关于萧红研究》（收入《我为鲁迅茅盾辩护》，文汇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15.《关于萧军与萧红的真实史料》（收入《我为鲁迅茅盾辩护》，文汇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16.《关于萧红二三事》（2010年5月25日《文汇报》）
此外，在作者撰写的其他研究、评论上世纪30年代文学流派、事件、人物的文章中，有130余篇涉及萧红及其作品。
我这三十年学者梦（代后记）
我的文学生涯之梦想，始于距今整半个世纪前的高小学习阶段的最后一个学年，于姑苏城外阊门外广济路东段，横跨古山塘河的新民桥堍，一座由昔日茶商富户的庭院改建成的完小-新民桥小学。
写到这里，一件尘封了一个甲子的往事，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这是一个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记忆：正是在这座新民桥上，1949年4月27日清晨旭日东升时分，时年三岁的我，在母亲的带领下，见到了席地而坐啃着干面包的人民解放军先头入城部队。虽说如今我已经是六旬开外的人了，但当年儿时这一幕，依然如此强烈地牵动着我的情怀。
1960年，我虚岁14岁，那一年，是我在新民桥小学读书的最后一个学年，语文课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有关鲁迅不怕鬼的故事，老师一边讲，一边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画页，上面刊登的是一帧身着一袭灰布棉袍的鲁迅先生坐在荒草丛中的坟上的照片。照片拍得十分传神，自然也就反映了鲁迅独特的叛逆性格。从此，在我的脑海里萌生了要当一名作家的强烈愿望，而且，很是狂妄，起点也很高：家乡名人鲁迅式的！何谓“家乡名人”？在此说明一下，1946年农历腊月初一午时，我出生于绍兴城内都昌坊口相近一座足有上百年历史的台门内，距鲁迅故居及其儿时玩耍的百草园仅一箭之遥的禅法弄。
梦，就是这样形成的。而且，这梦一做，便是整整40年：2000年6月，新世纪伊始的第一个初夏，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这梦，也比较圆满：先是进入了新闻记者的行列，继之成为作家，最终成为一名学者。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积累多多的文人之梦-尽管我学历不高，只有一张上世纪60年代中期化工中专文凭。
说起来，我真正投身于文学事业的时间，是在1972年的5月间，那是“文革”开始六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那一年，恰逢座谈会召开30周年。我特别欣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讲话中的一句话，也是他老人家几十年间反复告诫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句经典话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三年后的1975年，我以“春泥”的笔名（稿件发排时，编辑“有感于散文中独特的女性温婉细腻的笔调”，竟然将著作者“春泥”，想当然地给改成了“春妮”。然而，正是这一改，却给男儿身的我引来了不必要的诸多烦扰。于是，不胜烦扰的我冲冠一怒，让春泥-春妮永久告别人世，给改成了谁也撼不动的“秋石”，并沿袭至今，已35载矣！新世纪之初，经本人申请，公安机关特别许可，本是专门用于写文章的“秋石”这一笔名，还成为户口簿、身份证上的“真名实姓”），在邻省的一家报纸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学习作，散文体裁，系用抒情笔调描写“娴静害羞沉浸在初恋中的少女一般”的蓝色的乌苏里江的。至于涉足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则是在这七年后，文艺界真正的春天来临之时。
记得是在1979年的8月，这是一个凉爽多雨的夏季。当时我作为黑龙江省首批42家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单位之一的厂长代表，赴省会哈尔滨主管部门及省经委递送汇报材料。期间，我抽空去了位于南岗耀景街上的省作家协会。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昔日相识的知青女作家。闲谈间，她给了我一张8月17日下午2时在省图书馆三楼小会议室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入场券，是省、市文艺界为当年因背负“三反重罪”迫离30载后重返哈市的著名老作家萧军举行的。而正是这个属于文艺界内部的小型座谈会，令我后半生的命运来了一个惊天大逆转，且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悲凉感受。
自然，也可以这么认为，我的从文和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是沐浴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浩荡春风，与祖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步进行的。
座谈会由黑龙江省文联兼省作协负责人、老共产党人、昔日的第三国际情报员、反满抗日硬骨头作家关沫南主持。关沫南后来对本人的影响十分深刻，不仅仅是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方面，而且，对于我不惧失败，不畏强权高压，在逆境中勇往直前的坚定人格的形成以及对祖国对民族忠贞信念的最终确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清晰地记得距今26年前他告诫我的一句话：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也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对自己的祖国产生一丝一毫的动摇！
后来，我才知道，他曾经遭受过日寇的逮捕关押和毒打，还险些成为日寇“七三一”部队试验细菌武器的牺牲品。“文革”降临后，他又一次遭受非法关押，罪名是莫须有的“苏修特务”……历尽千磨万劫，可他从来不曾对自己的祖国、对党说一声“不”字……
多么好的祖国的忠贞儿女、革命前辈啊！
座谈会进行中，就在萧军对三四十年前的故旧好友所提问题一一作答的当口，作为文学青年的我，当着满场白发苍苍的前辈，毫不胆怯地向眼前这位虎虎生威的“鲁门小弟子”，递上一张颇具火药味的三寸小条，其大意是：你萧军口口声声谈论当年鲁迅怎样关怀、扶植你们，可惜，现时的文艺界相差甚远，不知你萧军……
从萧军口中，我进一步知道了萧红。
毋庸置疑，萧红和萧军研究，是我进入现代文学研究（含沦陷区文学研究），直至最终进入鲁迅研究领域的一把启门钥匙，而且，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一个月后，我以同样的方式，出席了在黑龙江省展览馆剧场为不久前刚刚“右派”改正的著名诗人艾青先生举行的大型座谈见面会，在此次座谈见面会上，我同样向艾青先生提出了相关问题。
从艾青先生的讲演，以及回答的问题中，我知晓了有关发生在30年代文艺界尤其是左翼文坛的一些事情。
这里补叙一件事情。
于出席萧军和艾青两次座谈会中间的一天，1979年9月11日晚，怀揣“论文”胆大妄为的我，没经任何人通报，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闯入了设在北方大厦，由刚组建不久的省、市社科院所、黑龙江大学俄语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我国首届苏俄文学研讨会会场，毫不怯场地向与会的学者、专家畅谈了自己多年来阅读苏俄文学经典作品的感受。谈着谈着，依然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现炒现卖地提出了“现时的苏联文学作品，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一部分”的见解。我的这个见解，与其后不久问世的《文艺百家》杂志独树一帜的一个鲜明观点，惊人的相似。
临了，我向与会的专家、学者简略地介绍了由自己构思并已着手进行创作的始于中东铁路建设，时间跨度长达80年，体现中俄、中苏两国人民友谊跌宕起伏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梗概。为此，我还大胆地作了一个推断：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的复苏，给定在了80年代中期，亦即这届苏俄文学研讨会的六七年之后……我的这个出自于非官方非学界民间人士之口（自然，那时的我压根不曾想过，30年后，我也会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行列）的大胆推断，不仅引起了在场研究苏俄文学的学者、专家们的浓厚兴趣，而且，还在此后不多日，引起了有关方面对我这个来自基层民间文学爱好者的特别注意。
1990年，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我在哈尔滨太阳岛的一家疗养院里治疗前几年恶劣环境下落下的疾病。此时，距首届苏俄文学座谈会的召开，已经过去了11个年头。初夏的某一日，我过江去省作家协会探望虽已离休赋闲在家但仍笔耕不已的恩师关沫南。刚下渡船，上得南岸，于道里松花江边风光旖旎的斯大林公园柳絮飞扬的林荫道上，我与一位11年前那个苏俄文学研讨会上相识的苏俄文学教授撞了一个满怀。于是，两人就在过江处-铁路江上俱乐部附近一家出售冷饮的六角亭太阳伞下坐了下来。两人一边啜饮着带有白桦汁清香味的雪糕球，一边情不自禁地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了1979年9月11日晚北方大厦的那一席恳谈……
写到这里，我的思路又一次回到了终生难忘，充满着诸多美好记忆的1979年。
就在笔者闯入首届苏俄文学座谈会会场，与学者、专家们探讨苏联现阶段文学作品属性的两天前，1979年9月9日下午4时许，在哈尔滨南岗中山大街工人文化宫间壁的一家副食品商店门前，我与蹒跚而来的一位上了年纪满头银丝的白俄老太太不期而遇。这位自我介绍已经90高龄一脸清秀的老太太，操着一口略为通顺的汉语，向笔者发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今天……”一时间，我被白俄老太太问了一个不知所措。白俄老太太盯着我的双眼，依然是满脸满眼的严肃与虔诚，严肃中还透出一丝责备，她放慢语速一字一顿地提醒道：“今天是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日子！”
她的话，令我猛地一个激灵！少顷，周身上下的血液，汹涌澎湃地翻滚起来……
一位苏联老侨民，一个一生颠沛流离且又远离自己的祖国，而且行将告别人世的九旬白俄老太太，对于中国人民的一代领袖，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真是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啊！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当13年前，“文革”风暴来临之时，由于她持的是业已交恶的苏联国籍，更由于她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时逃逸出来的白俄后代（也许还是皇室贵族后代呢！），其所遭受的苦与罪，绝非一般的中国人所能承受。可给她带来无比痛苦的十年浩劫才过去三年，而她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依然是这样的一往情深，难道我们不应当从中汲取些什么吗？
由此，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过去30年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我出生在一个世代贫寒的家庭。一岁那年，家中因贫病交加多人夭折，不得已，年迈的祖母，年轻的母亲带着我，从绍兴老家出来，经杭州一路乞讨至苏州投奔亲戚。幸而不久解放而获得新生。从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读到南京的那所部属中专，我一直是享受免费教育。南京中专五年，连一日三餐的伙食，也是免费。与这位白俄老太太相比，我更应该百倍珍惜新社会给予的一切，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和她的缔造者。
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是，1979年9月那个首届苏俄文学研讨会结束后，刚创办的《文艺百家》杂志，综合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的论文要点，响亮地提出了现阶段的苏联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的观点。自然，由于有悖于当时流行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正统提法模式，刚一面世的《文艺百家》，仅仅出版了一期创刊号，便告寿终正寝……
记得刚开始涉足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时，一些“过来人”，一些“好心人”，还有曾经与我同事过的新闻同行，无不告诫上了：干这一行禁区太多，风险也大，万万不可，万万不可陷入呀！
还有人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问道：你学过文学概论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吗？你读过大学文科吗？你进过专门的文艺理论培训或进修班吗？其潜台词是：你不具备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格！
对此，我坦然作答：
没有！
你所说的，我一概都不曾进行过！
1963年初中毕业后，我上过五年的化工中专。
我也没有学过什么文艺理论。
同样，我也没有经过名师指点或者什么专门机构的培训。
即使是在后期全面引领我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也很少对我指点“迷津”，而是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方式。恰恰相反，他还要求我不要改那个令人生畏颇多争议视之为另类的冲劲：“否则，你就不是秋石了！”
然而，我有一个传统学院派们不具备的“与生俱来”的独特优势，一个毫不回避历史或现实的禁区，敢于直抒己见，深层次解剖积案顽症一类课题，公开撰文，直指迄今仍然阻力重重的鲁迅研究领域中的“两个凡是”的优势：不受任何条条框框及潜规则的束缚，也不曾信奉过当年的文坛排位。不过，三十载的执著的潜心研究，我由衷地产生了一个另类座席，人们切莫忘记：那个慈眉善目与世无争，毕生都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亲手扶持出一个又一个“大师”的叶圣陶叶老先生，倒是一位地地道道够得上伟大导师和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谓的人。然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么多年来，在为文坛排定坐席的大师中，就有好几位是经叶圣陶老先生的手发的稿子的，有的还是初次迈进文坛门坎，就受到了叶圣陶先生的提携与精心指点。难道就因为他一生与世无争，就不应当享有他应享的文坛一席之地吗？而且，叶圣陶老先生的子孙辈中，多有出类拔萃，从事文学生涯的，可他们同样是低调行事，从不与人争什么高低，要什么名声！一生求真务实，从不人云亦云的新中国首任和二任作家协会掌门人茅盾先生和巴金先生，从不卷入任何派系之争不说，而且还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们的后代，我也曾见过、聊过，其待人接物的素养，同样令人称道。
说来，我之所以如此这般义无反顾，并且乐此不疲地直到年过六旬的今天，仍然毫不心疼地挤用自己的退休金，投身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原因很简单，而且只有一个，因为我喜欢！此外，我有一颗什么也不惧不烦不躁，持之以恒不断追索真理、真实历史的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始终把寻找确凿无误的史料并据此作为依托、为历史做一份真实生动的证词放在首位，当做灵魂与核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本人依然固守着对毛泽东等人民共和国开创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份深厚感情的动力之所在。
当然，最原始，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源自于青少年时代受到的良好教育及与之确立的信仰！
在后来更深入更广泛从事左翼文学研究的岁月里，我格外敬崇、感佩那些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怀有特殊感情，并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西方人，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如埃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夫妇、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路易斯斯特朗、绿川英子、马海德，还有被誉称为“中国文化战线上的白求恩”的英籍戴乃迭女士，他们以自己的模范实践，为我们树立起了一个高大的丰碑，更是为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的体内和血液中注入了经久不衰的活力。
回顾这30年间一路走过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历程，包括近十年中一个不小心涉足并且深陷其中的鲁迅研究领域，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令在象牙塔里快乐耕耘的学者、专家们难以想象的困难与障碍。而且，这30年中，我几乎一直在基层工作，要经费没有经费，要资料没有资料-有关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必须的资料，在我的居住地，前几年耗资一个多亿建造的那座恢弘、漂亮的图书馆，其拥有量还远远不抵我个人的积累量！
1993年的六七月间，我如愿以偿地回到了阔别25载的江南水乡故土。在这座半个世纪以来年年为苏州市民贡献一半口粮（自给之外），而今成为全球闻名的外向型明星的江南小县城，对于我来说，唯一的便利，也是最大的优势，就是紧傍大上海。它，距上海约60公里左右，也就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火车旅程。如今开行的动车和城铁列车，最快仅只17分钟便可抵达。
正是这个紧傍的大上海，给予了我任何一个城市（1993年春夏选择归宿地时，杭州、绍兴、宁波这三座举世闻名的东海之滨的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都曾向我抛出过橄榄枝。而最终落户的眼下这座如今全球闻名的外向型明星小城，是一直给予我帮助的原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程树榛同志为我选择的。同时也有撰写了《昆山之路》、《苏州“老乡”》和《昆曲之路》一系列名篇的本地著名乡土报告文学作家杨守松同志的鼎力支持）都无法给予的独特的便利优势：因为那里是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左翼文学运动，以及更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发源地和集散中心。此外，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紧傍的大上海，给了我一展实力的空间：与通常人们思维中认为的有关上海人精明、狭隘、排斥外乡人的偏见与傲慢反向而驰的上海学界精英凸显的厚道与包容性！在我已经面世的200多万字的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作品中，多半是在上海出版或发表的。其余的，则是在北京与广州等地催生。
若论及风险，无疑，这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你想要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不过，在历经了30载的风霜雨雪拍打之后，笔者却并不认同某些人所说的来自于政治的这一说法。窃以为，政治，自有社会与阶级存在以来，它就如同孪生姐妹一般，毫不客气地紧紧攀附在了一起。但它又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且因人而异，因时势所不同。在当今广为开放以及更加包容的中国社会，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把尺度，早已深入人心。因此，对待所谓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要规避政治风险的说法，笔者的体会是，在坚持讲真话的基础上，坚持用史料说话，实事求是，有一论一，不出卖自己的人格和良知，它，终有被化解的一天，也终有被昭白于天下的那一刻。
1988年6月22日，我的文学道路的第一位老师、鲁迅学生萧军病逝。其时，我正在北京为我自己的后半生能够回到江南故土，并幸福、忙碌、快乐地从事文学事业而奔波。整个治丧期间，我有幸与萧军萧红的许多故旧好友相识并相叙。次年，《新文学史料》发表了一组八篇《怀念萧军》的特约稿，作者中有六位是前辈，还有一位是早在5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萧军的高校学者，其时他还担负着相当一级的领导工作，独我一人为无名之辈，且当时连个工作单位也说不清。但作为我的前辈、《新文学史料》的主编牛汉先生力排众议，将我的怀念文章，从百余篇怀念回忆文章中挑选出来加以发表。我此文发表时的标题为《我所认识的萧军》，虽经修删，但发表时仍达万字出头。这是我公开发表在权威核心刊物上的首篇研究性的文章。
1994年1月，回到江南水乡故土的次年，台湾《中央日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位名叫李家（2004年2月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访问台湾时，经查询，此人为台湾“中央社”记者）的人所写的“纪实”文章《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内容极尽编造、诬蔑，尤其是对鲁迅和鲁迅学生们肆无忌惮地进行污指。文章经大陆南北两家报纸不分青红皂白地“转载”后，在一定范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此，作为与萧军交往达九年，并与多位二萧生前好友叙谈印证过的后辈，我当即查阅史料，历时三个月，赶写了长达万字的辩诬文章。经延安文艺前辈陈明先生举荐，文章最终以《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料》为题，6000余字篇幅，发表在1994年9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上。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评论，也是第一篇发表在中央媒体上涉及萧红研究的辩诬文章。
1995年10月8日、10日，上海出版的《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分上、下两篇，以较大的篇幅刊发了我撰写的《与萧军先生交往的九年》一文。
1996年12月31日，上海《文汇报》在《笔会》头条醒目位置，以近3000字篇幅，发表了我根据1979年8月17日下午在黑龙江省图书馆三楼小会议室现场记录整理成的学术专论《听萧军谈文学艺术》。
1997年5月22日至1998年4月1日，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上海《文汇报》及《解放日报》、北京《文艺报》，联手推出了我的四个整版的研究文章，它们是：
1997年5月22日，《文汇报》所刊《毛泽东与萧军》；
1997年9月11日，《文艺报》所刊《彭真与萧军》；
1997年11月3日，《文汇报》所刊《鲁迅与萧军》；
1998年4月1日，《解放日报》所刊《萧军与王实味事件》。
1997年，是萧军诞辰90周年。为迎接萧军诞辰90周年，我自掏腰包25000元，于同年4月在学林出版社出版了首部文学评论集《聚讼纷纭说萧军》。
1999年12月，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二萧研究专著、34万字的《萧红与萧军》。首印3000册，四个月后售罄。2000年8月，又增印3000册（至十年后今日，出版社仍然拒付一分钱的重印版税）。就在同一个月的28日，鉴于出版方在作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事先根本不让作者审阅封面并发表意见），在该书封面三人同照一张相（萧红、萧军、黄源）的画面上，为图“好看”，竟然发明换头术，极其荒唐地将萧军与黄源两人的头像来了一个置换。此举引发了萧军夫人及其家人的强烈愤慨与抗议，一时间，我还被误指为了“无耻奸佞小人”……为此，我不惜与出版社反目，进行严正交涉。虽说后印之书封面另换了照片，但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直到2009年出版的一些有关萧红的著作及选本中，一些不知情的作家、学者不经仔细求证与辨认，错误地采用了这张换头术的封面照片。最早出现这张换头术的照片，是2004年1月大象出版社出版，由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聚焦丛书》之一，汪凌所著《萧红-寂寞而飘零四方》一书。又如由广东著名学者林贤治先生“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萧红十年集》，也不加分辨地使用了这张换头照。我还见过别的同类书有用这张换了头的照片的。对此，我深感不安，毕竟我是此书的著作人）。后经协商，在无索赔一分钱损失的前提下，双方商定，一是甲方同意乙方再印3000册（封面照改为另一幅真实二萧合影，但实际此时已经付印），二是乙方同意甲方此书的修订本、46万字的《两个倔强的灵魂》自行联系出版-作家出版社于四个月后的2000年12月推出，印数5000册。就这样，一年时间内，此书连同最终修订本，共印行了11000册。
在此，极有必要检讨一下我在早期萧红研究中的严重失误。尽管多年来，我在公开出版的专著中，在发表的报刊论述中，在京、沪、杭、哈等地的学术会议上，在同一些专家、学者的互动中，已经作了数十次的自我剖析与检讨，但还是要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进行一次再检讨，以有益于今后深层
这是一处众所周知的萧红骨灰安葬处。
其实，萧红的骨灰是分葬在两处地方的。
一处是在浅水湾的丽都花园海边，另一处则是在位于临时医院所在的圣士提反女校的校园内。
对此，端木蕻良曾于1977年3月13日回复友人的信中作了如下说明：
信收到，我本来想写得详细点，再加上身体不好，已是迟了，现在寄上，最好，你抄了寄他。这个底稿你可留作纪念。因为当时朋友中我只告诉过少数人，也是万一我死了，还会有人知道此事。当然，这都是迁葬以前说的。当时，也认为英当局不会长久在香港，那时两个墓地至少可以保留一个，那时再迁葬，或者就地修纪念物。假如香港收复之日，圣士提反这块地方仍可修筑纪念物的。因为浅水湾将来命运不知是开辟游泳场还是什么，也可能太热闹，是不合适的。
萧红逝世后，当时交通仍在断绝，是在日军军管期间。因想选择风景优胜的地方安葬，也可便于凭吊，所以选择了浅水湾。但我坚决认为日本法西斯军队不会长久统治香港，同时，也相信英当局不了解情况，也不会加意保护的，所以便想到可以分葬两地。当时，大地上硝烟味还很浓，我都是步行，爬过山路，加拿大前几天参战的一团人全部战死处，仍血腥扑鼻。预先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捧着骨灰瓶走到浅水湾，用手和石块挖地。当时有一个花池，四周有水泥的围栏，我即选定此地，面向大海。用十指挖地安葬了骨灰。这就是葬在浅水湾的墓地。因为有木牌上写“萧红之墓”，是人人皆知的。
但有一墓地，是很少人知道的，就是我记忆所及，除方蒙外，还有克家，还有丰村，我曾告诉过他们。
这地方就是圣士提反女校校园。当时，为了便于后来寻找，我曾选了一个土坡处安葬。土坡上有一不太大的树。当时，想以此树为记。这里准备浅水湾的墓葬，万一被毁，仍可保存。同时，认为香港迟早会收回。
骨灰瓶，所以都是瓶的缘故，是当时不可能得到骨灰匣。都是敲开骨董店的门高价得到的。圣士提反葬的瓶，比浅水湾的色泽浅，也稍小。当时选的都是素色的。在圣士提反入葬时，有一个香港大学的学生，帮我挖土，他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应该感谢他，因此，比浅水湾埋得深些。这位同学是我在马鉴家中认识的。马鉴即马季明，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
于端木蕻良写此信相隔仅八天，1977年3月21日，另一个当事人骆宾基也作了相关说明：
您所知道的主要两点，是对的：
（1）葬在浅水湾的为衣冠墓。
（2）骨灰另装一大瓶。但衣冠墓所装的瓶虽较小，却也在一尺以上，肚圆如缸。大于五磅装暖水瓶。
不对的是：
浅水湾萧的衣冠墓，并非手挖，用手是挖不出这个灰瓶的深坑的，何况那里的土并不松软，而是相反，坚硬如石。
工具是两把铁锹，是去浅水湾路上，从一家中学借来的；回去时就顺路还给原主，天也黄昏了。
至于骨灰瓶究竟埋在哪里，现在很难说。当时，我并不在场。等当天下午或第二天上午我去看的时候，地面上已经不见什么痕迹，经我再三询问，带我去的人才指着一棵横出树干上两个铁环（拴秋千用的）告诉我，顺着铁环的垂直线往下，就是埋葬骨灰的瓶的地方。我在次日就离开香港了。
骆宾基还向人证实：那个埋在女校的骨灰瓶，当时端木想带回国的，又怕被当局检查扣押。一天早上，端木拿着骨灰瓶往外走，骆宾基立即起身追赶（那时两人住在一起），没有追到。待端木回来，骆宾基问骨灰哪里去了，端木说葬在女校内。但骆宾基第二天去，看不见地面上有任何痕迹。
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基本上一致。但骆宾基说浅水湾葬的是衣冠，显然是有出入的，因为相隔15年后，港、穗两地文化艺术界在迁葬时，证实了浅水湾墓地内葬的是地地道道的萧红骨灰！
据端木蕻良在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沉默后透露，骆宾基之所以认为浅水湾葬的是萧红衣冠，一是骆宾基压根儿没去火葬场，所以无从知道内葬什么。二是骆宾基认为，坚硬如石的浅水湾墓地系用铁锹掘的墓坑，其原因也在于“骆宾基当时并不在场，他跑去看周围环境和加拿大军人登陆现场了，等他回来，骨灰瓶已经埋好，正往上堆石头呢！”至于说到“坚硬如石”的墓地如何挖掘，端木蕻良解释说，他“先是用石块将其抠松，然后再用手指将松土一点点拂去。”因而，萧红的这个骨灰墓穴并不深。这一点，也是为15年后重见天日验证了的-1957年迁葬时，工人一锄下去就碰到骨灰瓶，而那个“萧红之墓”的木牌，则是用许多石块紧紧压住的。
1980年6月25日，端木蕻良在同美国学者葛浩文教授谈话时再度作了详细说明。他说：
萧红临死有这样的一个遗言：要葬在鲁迅墓旁。但当时情况做不到，我说只有将来办到了。她说：那你把我埋在一个风景区，要面向大海。这样我选下了香港风景最好的浅水湾。骆宾基根本不了解这情形。当时日本人军管，死人很多，都是乱七八糟地埋在一个公墓，我当然不能让萧红埋在那里将来根本无法辨认，成了万人坑了，日本人就搞这种万人坑么，我去找管理的人，他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懂英文，我用英文跟他说，他很高兴，他问葬在哪儿，我说葬在浅水湾，他也不知道浅水湾是在哪里，因为那里根本不能葬人，但他批准了。我当时没有用他的车子，要甩开他们，我是抱着骨灰瓶走去的。
我想立墓碑在当时没有条件，就找了一块木板，写了“萧红之墓”。当时连锹都没有，是用手或拿石块挖的，那是人家的一个花坛，面向大海，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埋她，我心里很不放心，我知道香港是一定要收回的，但这个墓会不会保存呢？将来英国人是不会保存这个墓的，因为这不是埋人的地方。因此处理骨灰时，装了两个骨灰瓶。那时候，买不到骨灰盒，是敲开古玩店的门，买的古玩瓶，一个埋在浅水湾，一个后来埋在圣士提反女校中。
浅水湾埋了萧红后，我住到香港大学文学院马季明教授家里，他对我很好，劝我在他那儿住，恢复一下，他家住半山，我把另一只骨灰瓶也带去了，在中国来讲，这是犯忌讳的。我想这个骨灰瓶要找一个不同于浅水湾的地方，这样毁了一个，还能保存一个，因此把它埋在圣士提反女校。
第二天傍晚，端木蕻良抱着一个骨灰瓶，在一位香港大学的同学陪同下，悄悄来到圣士提反女校校园的后山下。1995年住在香港的英籍女作家苏珊娜浩（中文名何书心），复印了一份30年代女校平面图邮给端木蕻良，希望他能辨认出当年埋葬萧红骨灰的地点。端木蕻良由此详细地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记不得我和那位香港大学的学生从哪个门走进去的。我只记得在校园后面，特意找了东北方向的山坡一株不太大的树下，由那位大学生找来铁锨挖的坑。当我将骨灰瓶放到坑里时，觉得不够深，又将瓶子放在旁边挖了一会，用手进去将松土掏出来，这才正正地放了进去。当时我是很痛苦的。因为我本意是想将她这一半骨灰带回上海，遵照她的原意，葬在鲁迅墓旁。但我想到这是敌占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还是先找个地方埋下再说。浅水湾那里已经埋了一半萧红骨灰，谁也不会想到这里还有她一半骨灰，这肯定是能保住的，以能遂了她的心愿的。再说，圣士提反女校改成的医院，正是她去世的地方，埋在这儿也正是合适的。当我精疲力尽坐在山坡上看着这位大学生往里填土，后来用脚上去把土踩紧时，我却叫了起来，把这位大学生吓了一跳。我轻声说：不能踩，用手拍。那位大学生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用手拍打了一阵。我又将上面的浮土摸摸平，将原先挖下的草皮又盖在上面，似乎不会被人发觉了，这才看了看四周，记住了那株不太大的树，四周是寂静的，什么人和声音都没有，默祷了一会儿，在那位大学生的提醒下，和他一起走了出来，也不记得走了多久，只记得走到马鉴先生为我准备的住房门前，那位大学生才向我告别。
萧红骨灰安葬不日，也就是在1942年1月底的一天，从香港逃离抵达澳门暂住在木刻家黄新波处的端木蕻良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给在上海的许广平先生写去了一封信，向她通报了萧红不幸逝世及其骨灰埋葬在浅水湾的消息。在这封信中，他请求许广平先生写信给内山完造先生，请他通过有关部门设法对萧红骨灰进行保护。
但是，端木蕻良有所不知，陷在孤岛中的许广平先生也历经了一场生死劫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七天，她即被侵入法租界的日本宪兵捉将进牢中去，在狱中备受欺凌、磨难七十六天后于1942年3月1日才被找保释放回家，担保人正是内山完造先生。这时，距萧红告别人世已经月余，而她入狱之初，也正是萧红病重之日。
抗战胜利后，许广平先生在发表于1945年11月28日上海出版的《大公报》上的《忆萧红》一文中作了说明和自责。许广平写道：
战争的火焰烧蚀了无数有作为的人，萧红女士也是其中之一个。当我刚刚跳出监狱的虎口，相信活下来的时候，到家里不几天意外地收到端木蕻良先生的简单噩耗，大意说，萧红女士于某月日死了，葬于香港某花园的某处，并且叫我托内山完造先生设法保护。末了又说，他预备离去，但到什么地方还不大能够决定。
鲁迅先生逝世后，萧红女士想到叫人设法安慰我，但是她死了，我向什么地方去安慰呢？不但没法子安慰，连这一封值得纪念的信也毁了，因为不敢存留任何人的信。而且连她死的月日地点都在我脑中毁了，这不能推说“不敢存留”，只可承认我的脑子确不行了，是我的无可挽救的过失。更其对不住端木蕻良先生的是，我并没有把他的意思转向内山先生请求。因为我觉得萧红女士和上海人初次见面的礼物是：《生死场》，她是东北作家，而又是抗日分子，想来内山先生不会不清楚的。请他“保护”，也许非其权力所及。或者能设法了，也与他不便。在我这方面，也不甘于为此乞求他援助，我把这句话吞没了，直到现在才公开出来，算是自承不忠于友。
萧红病逝后，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人士的深深哀悼，但因当时作家们也都处于战乱的四处颠沛流离之中，一时还无暇顾及。
1942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则题为《萧红病逝》的消息。消息指出：
据《广西日报》专访，女作家萧红于香港沦陷后，未几即病逝！萧氏原患肺病，港战时奔走避难，病势转剧，且贫病交加，竟尔不治，按萧氏著有《生死场》、《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等书。
1942年5月1日下午，延安文艺界人士在延安文抗作家俱乐部为萧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者有边区文协、文抗、文艺月报社、草叶社、《谷雨》杂志社、解放日报社、部队文艺社、诗刊社、鲁艺等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有丁玲、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刘白羽、艾思奇、周立波、塞克、艾青、周文、何其芳、柯仲平、公木、陈企霞，以及萧红早年好友高原等，共约50人。会场布置庄严肃穆，正中墙壁上悬挂着萧红的遗像。追悼会由丁玲主持并致开幕词，萧军介绍了萧红的生平及著作，说到动容处，萧军哽咽地说道：“现在，疼我（鲁迅）爱我（萧红）的两个人都离我而去了……”萧军还高度评价萧红是“一个给予她的民族、国家及人类带过一些光和热的作家”。萧军介绍完毕，舒群、周文、何其芳三人致了悼词。舒群在悼词中不无惋惜地说道：萧红今年只有32岁，正当年少力壮，发展事业的时期，然而她却离开了我们长逝了。最后，刘白羽则以朗读《悼萧红》一文，以代讲话。
在萧红逝世四周年的时候，1946年1月22日下午2时，东北文化协会在重庆举行了女作家萧红逝世四周年纪念会。到会的有郭沫若、茅盾、冯雪峰、聂绀弩、骆宾基等近百人。茅盾说：萧红女士的死与其说是死于疾病，不如说是死于所有在现社会的作家共同遭遇到的穷困和不自由。
萧红逝世以后，她的生前好友发表了大量的怀念和追忆的文章，并且不断有人前往浅水湾的萧红墓进行凭吊，寄托他们对这位不屈的反封建战士、一代才女的深切哀思。
就在萧红逝世的这一年深秋，又到了菊花盛开的季节，1942年11月20日，滞港作家叶灵凤和戴望舒，在一位日本朋友（即帮助过端木的朝日新闻社记者小椋-秋石注）的协助下进入属于日军禁区的浅水湾，向萧红墓献上了他们带去的花圈。墓葬周围用乱石堆成了小圈，外边又有一道水泥筑成圆圈。两个月后，回顾这一次祭扫，戴望舒作了一首怀念萧红的拜墓诗：
走六小时寂寞的路，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这次扫墓也是唯一的一次，因为许多左翼人士和著名作家都无法进入这一禁区。
抗战胜利后，才有人络绎不绝地前往浅水湾墓地探视长眠在那儿的萧红。
1946年春天，茅盾先生到了香港，他很想去浅水湾凭吊一下萧红墓，但因摆脱不开过度的忧伤而中止了这一次探视-这可以从他为《呼兰河传》所作的序中窥出一二来。
1946年10月10日，在先期到达的香港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的带领下，夏衍专程来到浅水湾为萧红扫墓。12天后，夏衍在《新民晚报》上以《访萧红墓》为题撰文道：
从黄泥埇峡道转了一个急弯，浅水湾已经在望了，海水依旧平得像一面镜子，沙滩上还有人在喝茶，闲眺，开留声机，丽都俱乐部除出屋顶上的英文名字被改成日本字体的“东亚”二字之外，一点也没有毁伤，依旧是耀眼的彩色遮阳，依旧是白衣服的西崽，依旧是“热狗”和冰咖啡，铁丝网拆除之后，似乎比战前更没有战争的气味了，我们在丽都门口下车，K（即潘汉年-秋石注）依旧是一路怀疑，几次三番说可能已经被英国人拆掉，可是很快的他就喊了：“在这里，在这里，没有动。”
萧红的遗骨埋在从丽都的大门边正北行约一百七十步的地方，西向面海，算得上是风景绝佳之地。没有隆起的坟堆，在一丛开着花的野草之间，露出一块半尺阔的木板，排开有刺的草，才看出“萧红之墓”这四个大字，看笔迹就知这是端木写的，木牌后面有棵我叫不出名字的大树，很奇怪这棵树的躯干是对分为二的，以墓为中心，有一圈直径一丈多的矮墙，其实，这不能说墙而只是高不及尺的“石围”而已，从墓西前面是一棵婆娑的大果树，两三棵棕榈和凤尾树，再前面，就是一片沙滩和点缀着帆影和小岛的大海了。
我们很感谢英国人整理海滩的时候没有毁坏掉这个坟墓。整个浅水湾现在找不出另一个坟墓，萧红能够有这么一个埋骨之地倒似乎是一种异数了。很明白，管理海滩的人不铲平这个坟，外围的石围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位仗义的日本人拿出钱来修的，这个人是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香港特派员，小椋广，他认识望舒也认识端木，除他之外，参加这善举和在战争中着意保存了这墓地的，还有《读卖新闻》社的记者和他的夫人。
我们采集了一些花，结成一个花圈，挂在端木手书的木板上，站在墓前，望着平静的海，我们都有些羡慕萧红的平静了，受难，吃苦，呼号，倒下来，就这么永远的安息了，要是她今天还知道她的故乡在胜利之后还要打仗，她的祖国在和平之后，还不能得到民主，那么她也许就不能平静地睡在这异乡的地下了吧。
1947年11月4日，年已六旬又一的柳亚子先生偕朱蕴山、翦伯赞、刘遐荤等人来到了浅水湾，但“觅萧红女弟埋骨灰处不获，怅然有作”，诗云：
浅水湾头吊落红，余生无分更相从。
最怜句好诗成谶，难忘愁多病转慵。
玉骨成灰龙汉劫，虬髯卷土大王风。
怒涛砰訇殷雷震，后种前胥倘尔雄。
天涯孤女有人怜，病榻残诗泪泫然。
周老嘘寒成隔世，骆生断脰又今年。
风幡忍犯花天命，电语长疑意未传。
辛苦红楼成绝笔，咸阳烽燧正烧天。
迓我朱翁最有情，翦生豪宕更刘生。
湖山啸傲非今日，草昧经营赖小生。
楼阁齐云劳者血，金丝鲁壁故人盟。
驱车赤柱村前路，仙袂迎风意态轻。
自由呼吸已难求，愤语弥深刺骨仇。
迟饮黄龙轰兽窟，频惊白马葬清流。
眼前山海情堪恋，袖底风云意岂休。
斩鳄屠鲸吾辈事，相期携手奠神州。
距此行相隔18天后-11月22日，柳亚子复又“偕佩妹暨（朱）蕴山、（周）鲸文、舒翎重游浅水湾。鲸文言萧红埋骨灰处在石栏中大树下，拟为题名之举，诗以纪之”：
直向萧红墓上来，参天大木异松愧。
埋香抷土磁瓶好，劫火卢鸦玉骨灰。
椽笔题名怜后死，女权新史几人才。
汉皋解佩年时事，倘遣曹生有怨哀。
重与驱车揽胜来，风流人物属吾侪。
周郎顾盼饶英气，老子婆娑遣壮怀。
一妹虬髯终古恨，冬花春卉并时开。
小乔自美鸿妻健，更喜朱家骖乘才。
1948年，蒋家王朝分崩离析前夜，郭沫若先生率香港青年学院学生来到浅水湾萧红墓前，举行悼念萧红的活动，并发表了讲演。
在萧红墓前短短的五分钟讲演中，郭沫若向青年们提出学习萧红的年轻的精神。郭沫若说：
第一，是真理的追求者。他肯向一切学习，以养成他的智慧……
第二，是博爱的实践者。大公无私，好打抱不平，决不或很少为自己打算，切实地有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怀抱，而为他人服务……
第三，是勇敢的战士。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倒下去立刻跳起来，碰伤了舔干血迹，若无其事，以牺牲自己的意志彻底一切……
郭沫若认为，萧红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博爱无私、勇敢坚毅的品格。这些特征“保持着并扩大着，那便永远年轻，就死了还年轻”。萧红正是这样超过短暂的生理年龄走向了精神生命的永恒。
不日，聂绀弩亦抵港临浅水湾。作为当年在鲁迅教诲下并肩作战又一同自武汉、临汾、运城直至西安为抗战大业效力的战友，站在荒草丛生的萧红墓前，昔日“小妹”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而今却是人间地下不得相见。百感交集，聂绀弩洒泪词祭一首：
浣溪沙
浅水湾头浪未平，秃柯树上鸟嘤鸣。海涯时有缕云生。
欲织繁花为锦绣，已伤冻雨过清明。琴台曲老不堪听。
萧红骨灰迁葬广州银河七载后，聂绀弩悄然南行广州，凭吊萧红墓后赋诗七首。
再扫萧红墓
一
匍匐灵山玉女峰，暮春微雨吊萧红。
遗容不似坟疑错，碑字大书墨尚浓。
生死场讠屯起时儒，英雄树挺有君风。
西京旧影翩翩在，侧帽单衫鬓小蓬。
二
流离东北兵戈际，转徙西南炮火中。
天下文章几儿女，一生争战与初终。
狼牙啮敌诗心蛊，虎胆修书剑气虹。
蒋败倭降均未见，恨君生死太匆匆。
三
黄河滚滚怒而东，去日山川动荡中。
有寇追踪千里月，与君横渡八方风。
万倭其奈天生德，一艇轻飞地母宫。
回首此情犹未远，如何人说凤台空。
四
奇才末世倒奇穷，小病因循秋复冬。
光线无钱窥紫外，文章憎命到红中。
太平洋战轩窗震，香港人逃碗甑空。
天地古今此遥夜，一星黯落海嵎东。
五
东风今已压西风，春在文园艺圃浓。
众鸟争喧花笑里，百花齐放鸟喧中。
呼兰河畔花成浪，越秀山边鸟作钟。
万紫千红犹有恨，恨无叶紫与萧红。
六
闻近弥留絮语中，一刊期与故人同。
悠悠此恨诚终古，渺渺予怀忽廿冬。
浅水湾头千顷浪，五羊城外四山风。
年年虎吼龙吟处，似以新篇傲我侬。
七
霓雌不碍以文雄，隽女长思鲁迅翁。
刊物两期同《海燕》，龙门一品进萧红。
我人宁信灵魂说，叟女终无地下逢。
果尔春龙示何觉，乱搔华发向空濛。
据核证，聂绀弩《再扫萧红墓》全诗共七首，在《三草赠答草》（香港印本）中题《萧红墓上六首》，在自编诗集时弃之第五首，成六首。而在《散宜生诗》中又删其三及其六（即七首中之三、之七两首），现核对原诗，补齐为七首。另：第一首首联原为“千里故人聂绀弩，南来微雨吊萧红”-秋石注。
1949年初春，萧红生命最后时刻的陪伴者、刚从国民党囚牢中释放出来的骆宾基再度抵达香港，前往七年前萧红骨灰的浅水湾埋葬地凭吊，并和蒋天佐、陈敬容一起于墓中的独柯红影树下留影。
继潘汉年、夏衍、柳亚子、郭沫若及聂绀弩等之后，又有很多香港知名人士和内地文人纷纷前往浅水湾凭吊萧红，这其中还有萧红的小朋友海婴。谈及当年他和李湄（廖梦醒之女）等10余位香港培侨中学的学生浅水湾之行，海婴先生迄今记忆犹新，当年所拍摄的照片仍然保存完好。
1948年10月底，端木蕻良又一次来到了香港，与黄永玉、方成、单复、杨晦、楼适夷、臧克家、余心清等作家、艺术家同住九华径，住处是黄永玉找的。
那一次和端木结伴离开上海同赴香港的方蒙后来回忆说：“当火车开出深圳前往香港时，端木的心情沉重，两眼望着窗外，一路寡言。我知道他在怀念萧红。不久，我们去浅水湾吊萧红墓。墓围犹存，墓园中的小树，树叶迎着海风，沙沙作响。萧红躺在这里整整七年。端木含泪凭吊，拍照留念……”
然而方蒙有所不知，在他们一起去浅水湾墓地凭吊之后，端木还独自一人悄悄来到圣士提反女校，也就是萧红的另一处安身之地。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一个土坡旁，端木蕻良久久地坐在萧红骨灰的安葬处，寄托了他心中无尽的思念。
在萧红逝世55年后，也是距端木最后一次在圣士提反女校凭吊萧红过去了约50年后，1997年5月13日上午，为完成端木蕻良生前立下的夙愿，端木蕻良的遗孀钟耀群手捧七个月前去世的端木骨灰，步入了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在该校园内一处面向东北方向的土坡上，即端木蕻良当年掩埋萧红骨灰的地方，钟耀群撒下了端木的另一半骨灰。此时，距香港回归祖国仅剩下48天了。
1956年12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在香港《大公报》任职的诗人陈凡11月21日寄自香港的一则诗文，诗文介绍了萧红墓的近况，并呼吁将萧红墓迁回内地。
这篇题为《萧红墓近况》的诗文以诗行首：
年年海畔看春浓，每过孤坟息旅筇。
黑水白山乡梦渺，独柯芳草旧情空。
沧波不送归帆去，慧骨长堪积垢封？
生死场成安乐地，岂应无隙住萧红。
接着，陈凡写道：
女作家萧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病逝香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人草草埋葬在浅水湾头。那地方面临大海，种满了红影树，浓春红花霰发，如火如荼，绿叶浓荫，可说是一条“花巷”。我每次到浅水湾去，总要到萧红墓那里去看看。那里自然环境虽不坏，但因当时草草埋葬，既无石碑，又乏冢埠，只有一个用水泥围筑的圆圈。过往行人，恐怕根本不知道这里长眠着我国的著名女作家。
战后初期，在那个圆圈中有一株独柯的树，高一丈许，虽然孤单，但亦有清傲之意，看着它，每每令人想起瘦弱的萧红。但三年前我去看时，连这株独柯树也已被人斩去，只剩野草芊芊了。今夏去看，景况更令人不快，那坟地竟被人填平，上面搭了帆布棚，作为卖汽水食物的摊子，天天任人践踏，杂垢遍地。因为浅水湾是香港游泳海滩之一，这一带每年都搭了许多“游水棚”，因而汽水食物摊也就到处都是了。
我觉得，让这位我国著名的女作家的坟墓在这里受到糟蹋，总不是我们表示尊重之道吧？所以写了这首诗，希望至少能引起文艺界，设法迁葬。当年的生死场，而今成为祖国建设繁荣之地，也应该接萧红回去看看了吧？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凡的呼吁，在内地引发了强烈反响。
继陈凡之后，在港著名作家叶灵凤于1957年也写了一篇《寂寞滩头十五年》的文章。文章指出，就在这年春天，朋友们发现“萧红墓已经被糟蹋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大家相互商议办法，有人怂恿他出来作一报告，以便引起社会注意。就在同年3月，叶灵凤在香港中英学会作了一次讲演，题为《关于萧红女士的事情》。
1957年春天，浅水湾土地承租者香港大酒店决定在浅水湾兴建儿童水上游乐场，萧红墓面临着被毁的危险。为此，香港中英学会和文艺界与中国作家协会联系迁葬事宜，中国作家协会便责成与香港毗邻的广州作家分会具体负责。
萧红要回来了！
一时间，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多少人为之热心奔波。
在香港，香港文艺界很快组成了迁送萧红骨灰返穗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委由马鉴、叶灵凤、陈君葆三人担任，委员有谭宝莲、曹聚仁、陈凡等近30人。
1957年7月22日，叶灵凤先生等亲临浅水湾指导现场的墓地挖掘工作，当时的香港市政当局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捐赠了一个造型精致的雕花小木箱安放盛有萧红骨灰的陶罐。8月3日上午10时，香港文艺界在红磡永别亭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送别会，然后由叶灵凤、曹聚仁等香港文艺界代表护送萧红骨灰至深圳，数十位文艺界人士送到火车站及上水。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委派黄谷柳、陈芦荻，及广州作协秘书王绍芬在桥头恭迎，并举行了交接仪式。看到这感人肺腑的场面，回想萧红凄凉的一生，诗人陈芦荻在深圳禁不住吟诗一首：
浅水湾头思祖国，年年香岛掩诗魂。
归来此日居新卜，文苑谁人不识君。
长天渺渺忆征鸿，生死一场凄绝中。
此日桥头迎归骨，故园花放待萧红。
广州的文艺界也相应地成立了“萧红同志迁葬委员会”，由欧阳山、杜埃、周钢鸣、端木蕻良、陈君葆、华嘉、黄新波、陈残云、黄谷柳、韩北屏、陈芦荻共11人组成，专司负责办理迁葬事宜（据钟耀群解释：端木蕻良当时正在北京接受审查，无法前往，但写了一封致广州作家分会的委托信-秋石注）。
1957年8月5日下午，广州市文化艺术界在别有天殡仪馆举行萧红骨灰迁葬悼念仪式。参加悼念仪式的有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娄光琦，省文化局副局长华嘉、苏怡、李门，市文化局副局长郑达及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周钢鸣，常务理事周国瑾、陈残云、秦牧、黄谷柳、韩北屏、陈芦荻等30余人。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萧红骨灰安置在遗像下浅赭色的木盒中，四周鲜花环绕。萧红遗像的两旁是中国作家协会和广州分会敬送的一对花圈，此外还有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等敬送的花圈、花篮、挽联、挽诗等，表达了对反帝反封建一代才女萧红的无限哀思和钦敬之情。香港文艺界萧红女士骨灰迁葬委员会的挽联是：
人赏奇文，证才气纵横，亦遭天妒；
魂归乐土，看山河壮丽，待与君同。
迁葬悼念仪式举行完毕后，随即将骨灰安葬于广州郊区的银河公墓。
萧红骨灰落葬银河公墓12天后，端木蕻良于香港出版的《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的表态式短文。其文云：“在国家建设这么繁重、好多烈士还没来得及迁葬的时候，党和政府委托作家协会广州分会把亡妻萧红同志遗骨迁葬广州银河公墓。知道了这个情况，使我感动得不禁热泪盈眶。”短文还写道：“在萧红得病的时候，党知道了，曾倡议为她募捐一笔医疗费使她可以安心调治。萧红同志拒绝了一个有钱人的假意的关怀，而接受了党的这个办法。”这篇短文还首次向外界披露了萧红临终前拟写而由于死神快速逼近没能来得及完成的短篇小说《还乡人》、《采菱船》、《珠子姐》等；还有反映二三十年代哈尔滨女学生生活的《晚钟》等。“她还计划写《泥河》。”端木蕻良回忆道，“是写北大荒开荒生活的，这是上部，她说待全国新中国成立后，她马上就去北大荒，再写一部社会主义的开荒，这是下部，和上部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看出生活是多么不一样呀！在萧红短促的一生中，她把自己全副的力量都放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她是谦虚的，她从不想自己得到什么，她一直过着朴素简单的生活。”
短文最后写道-
萧红没有完成她的志愿就死了，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但在今天，她的遗骨能够迁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祖国怀抱，她一定会含笑于地下的，萧红，安息吧，你是银河里的一颗星，在党的照耀下，显得特别光辉。萧红，安息吧！我愿在这儿，同你一起向党和政府和作家协会的同志们致以无限的感谢和最高的革命敬礼，并愿继承你的遗志，永远以文艺的武器为人民服务！
引述至此，笔者深感有必要对这篇短文的内容探讨一下。
众所周知，萧红骨灰回迁落葬广州银河公墓的具体日期，是在1957年的8月3日，而端木蕻良的这篇表态式短文，据其本人介绍，发表于十二天后的香港《文汇报》上。因而，他的这篇表态式的短文，其措辞之小心谨慎，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小心谨慎归小心谨慎，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和事，则又是另一码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笔者格外地欣赏端木蕻良前辈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为维护亡妻萧红纯洁，勇敢还击单位领导进行株连的正义立场。但对于端木蕻良晚年向人们提供的这篇短文笔者实在难以苟同。对于这篇短文，笔者细读之后，从中发现存在着一些既令作者本人难以自圆其说，又让所有知悉那一段历史的人难以接受的说法。
笔者的存疑是，在这则短文中，明显与史实极不相符的地方，是所谓“在萧红得病的时候，党知道了，曾倡议为她募捐一笔医疗费使她可以安心调治。萧红同志拒绝了一个有钱人的假意的关怀，而接受了党的这个办法”的说法。这是因为，至今整整70年的时间过去了，除端木蕻良本人一个人外，还从来没有哪个人向外发布过或在身后存有这方面内容的回忆文字，哪怕是片言只语，包括潘汉年、廖承志，以及与所有文化人接触密切的夏衍等当时在港的这些中共地下党负责干部。试想，连地下党在日寇占领香港后，安排在港的文化人士撤离到内地去的计划、路线及其实施的具体细节，几十年来，报章上都有大量的文字，何况为一位女作家治病发动募捐的这一类极为普通的事情了。在二萧逃离荆天棘地的伪满洲国中心到青岛避难，又从青岛逃到上海，以及后来在武汉、临汾、西安等地，无不都有党的踪影、党的力量在影响着她，关怀着她，甚至为他们的安全作着包括送路费生活费在内的妥帖安排。至于说到当年的香港，历史上发生过的相关史实是，当萧红一次又一次病重入院调治的时候，我们所见到的是：正是同为东北老乡的“有钱的人”周鲸文、于毅夫等人为之倾囊相助，以及柳亚子先生捐出400元美金；还有著名国际友人史沫特莱为她所作一系列精心安排及从自己有限的回国旅费中拨出部分捐助款等。
距端木蕻良上述短文发表20年后。
1977年1月，已是六旬有五的端木蕻良，怀着新生后的喜悦心情，来到冰天雪地的呼兰河畔，尔后在哈尔滨赋词一首，词名《临江仙》，以告慰萧红之灵。
临江仙
此日年年窗看晚，吟罢清诗何处寄，
一簾疏影黄昏，海山雪艳冰魂，
月明仍是旧时痕，江村忽告春潮喧（粉碎“四人帮”）
心上思不尽，心头香自焚。
报君九天上，欢泪涌江源。
词后，他附注曰：萧红拟写北大荒，题名《泥河》，并期新中国成立后，写下部，对照作强烈对比，未偿夙愿而逝，今值三十五忌，欣逢粉碎“四人帮”，天地咸新，红日重辉，谨制《临江仙》以告。
此后，端木蕻良几乎年年都要为之作诗、词，以寄托他对萧红的绵绵哀思，直到1996年11月临终为止。其间-1987年11月4日，端木蕻良偕夫人钟耀群来到广州，专程前往银河公墓祭奠萧红。为此，钟耀群还当场朗诵了由端木前一日所作的《风入松》一词。其词如下：
风入松
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潇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
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茫，风霜历尽情无限，山河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
距萧红落葬广州银河整整40年后，香港，这颗璀璨的东方明珠，也彻底摒弃殖民地，回归了祖国。若是萧红九泉之下有知的话，也一定会兴高采烈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萧红的故乡-北国呼兰，故乡人民不仅为她修复了她魂牵梦萦的后花园，而且还在县城另一侧绿荫蔽天的西岗公园内，修建了一座朴实无华的坟墓（墓穴中安放的是端木蕻良为之精心保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一绺萧红秀发-秋石注），以及镌有才女遗像的纪念碑。至此，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颠沛流离之后，萧红终于魂归故里。
自那时以来，先后有200多万中外游客前来参观和瞻仰。此外，还数度召开了萧红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学者、专家聚集一堂，研究萧红，弘扬这位反帝反封建、为追求民主和自由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著名左翼女作家的不屈精神。
萧红不死！
作者萧红研究作品
1.《我所知道的萧军萧红》（1994年3月5-28日《华东信息日报》连载）
2.《关于萧军萧红的一些史实》（1994年9月24日《文艺报》）
3.《为萧军与萧红爱情辩诬》（1995年1月22日《港台信息日报》）
4.《鲁迅与萧军萧红》（1997年11月3日《文汇报》）
5.《文学不是荒谬-评〈人鸟低飞〉兼致王小妮》（《文学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4期）
6.《关于萧红的两首旧体诗》（1999年12月18日《文汇报》）
7.《萧红与萧军》（长篇传记，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2000年8月第2版）
8.《两个倔强的灵魂》（长篇评传，《萧红与萧军》全新修订本，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9.《萧红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北方文学》2002年第3期）
10.《萧红与哑剧〈民族魂鲁迅〉》（2002年7月31日《新民晚报》）
11.《谁在萧红研究中“谬托知己？”》（2005年6月1日《中华读书报》）
12.《与蓝天碧水永处-萧红在香港》（《百花洲》2006年第1-2期）
13.《萧红为什么不去延安》（《粤海风》2008年第3期）
14.《为胡风丁玲等辩护几句-关于萧红研究》（收入《我为鲁迅茅盾辩护》，文汇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15.《关于萧军与萧红的真实史料》（收入《我为鲁迅茅盾辩护》，文汇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16.《关于萧红二三事》（2010年5月25日《文汇报》）
此外，在作者撰写的其他研究、评论上世纪30年代文学流派、事件、人物的文章中，有130余篇涉及萧红及其作品。
我这三十年学者梦（代后记）
我的文学生涯之梦想，始于距今整半个世纪前的高小学习阶段的最后一个学年，于姑苏城外阊门外广济路东段，横跨古山塘河的新民桥堍，一座由昔日茶商富户的庭院改建成的完小-新民桥小学。
写到这里，一件尘封了一个甲子的往事，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这是一个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记忆：正是在这座新民桥上，1949年4月27日清晨旭日东升时分，时年三岁的我，在母亲的带领下，见到了席地而坐啃着干面包的人民解放军先头入城部队。虽说如今我已经是六旬开外的人了，但当年儿时这一幕，依然如此强烈地牵动着我的情怀。
1960年，我虚岁14岁，那一年，是我在新民桥小学读书的最后一个学年，语文课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有关鲁迅不怕鬼的故事，老师一边讲，一边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画页，上面刊登的是一帧身着一袭灰布棉袍的鲁迅先生坐在荒草丛中的坟上的照片。照片拍得十分传神，自然也就反映了鲁迅独特的叛逆性格。从此，在我的脑海里萌生了要当一名作家的强烈愿望，而且，很是狂妄，起点也很高：家乡名人鲁迅式的！何谓“家乡名人”？在此说明一下，1946年农历腊月初一午时，我出生于绍兴城内都昌坊口相近一座足有上百年历史的台门内，距鲁迅故居及其儿时玩耍的百草园仅一箭之遥的禅法弄。
梦，就是这样形成的。而且，这梦一做，便是整整40年：2000年6月，新世纪伊始的第一个初夏，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这梦，也比较圆满：先是进入了新闻记者的行列，继之成为作家，最终成为一名学者。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积累多多的文人之梦-尽管我学历不高，只有一张上世纪60年代中期化工中专文凭。
说起来，我真正投身于文学事业的时间，是在1972年的5月间，那是“文革”开始六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那一年，恰逢座谈会召开30周年。我特别欣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讲话中的一句话，也是他老人家几十年间反复告诫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句经典话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三年后的1975年，我以“春泥”的笔名（稿件发排时，编辑“有感于散文中独特的女性温婉细腻的笔调”，竟然将著作者“春泥”，想当然地给改成了“春妮”。然而，正是这一改，却给男儿身的我引来了不必要的诸多烦扰。于是，不胜烦扰的我冲冠一怒，让春泥-春妮永久告别人世，给改成了谁也撼不动的“秋石”，并沿袭至今，已35载矣！新世纪之初，经本人申请，公安机关特别许可，本是专门用于写文章的“秋石”这一笔名，还成为户口簿、身份证上的“真名实姓”），在邻省的一家报纸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学习作，散文体裁，系用抒情笔调描写“娴静害羞沉浸在初恋中的少女一般”的蓝色的乌苏里江的。至于涉足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则是在这七年后，文艺界真正的春天来临之时。
记得是在1979年的8月，这是一个凉爽多雨的夏季。当时我作为黑龙江省首批42家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单位之一的厂长代表，赴省会哈尔滨主管部门及省经委递送汇报材料。期间，我抽空去了位于南岗耀景街上的省作家协会。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位昔日相识的知青女作家。闲谈间，她给了我一张8月17日下午2时在省图书馆三楼小会议室举行的一个座谈会入场券，是省、市文艺界为当年因背负“三反重罪”迫离30载后重返哈市的著名老作家萧军举行的。而正是这个属于文艺界内部的小型座谈会，令我后半生的命运来了一个惊天大逆转，且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悲凉感受。
自然，也可以这么认为，我的从文和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是沐浴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浩荡春风，与祖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同步进行的。
座谈会由黑龙江省文联兼省作协负责人、老共产党人、昔日的第三国际情报员、反满抗日硬骨头作家关沫南主持。关沫南后来对本人的影响十分深刻，不仅仅是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方面，而且，对于我不惧失败，不畏强权高压，在逆境中勇往直前的坚定人格的形成以及对祖国对民族忠贞信念的最终确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清晰地记得距今26年前他告诫我的一句话：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也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对自己的祖国产生一丝一毫的动摇！
后来，我才知道，他曾经遭受过日寇的逮捕关押和毒打，还险些成为日寇“七三一”部队试验细菌武器的牺牲品。“文革”降临后，他又一次遭受非法关押，罪名是莫须有的“苏修特务”……历尽千磨万劫，可他从来不曾对自己的祖国、对党说一声“不”字……
多么好的祖国的忠贞儿女、革命前辈啊！
座谈会进行中，就在萧军对三四十年前的故旧好友所提问题一一作答的当口，作为文学青年的我，当着满场白发苍苍的前辈，毫不胆怯地向眼前这位虎虎生威的“鲁门小弟子”，递上一张颇具火药味的三寸小条，其大意是：你萧军口口声声谈论当年鲁迅怎样关怀、扶植你们，可惜，现时的文艺界相差甚远，不知你萧军……
从萧军口中，我进一步知道了萧红。
毋庸置疑，萧红和萧军研究，是我进入现代文学研究（含沦陷区文学研究），直至最终进入鲁迅研究领域的一把启门钥匙，而且，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一个月后，我以同样的方式，出席了在黑龙江省展览馆剧场为不久前刚刚“右派”改正的著名诗人艾青先生举行的大型座谈见面会，在此次座谈见面会上，我同样向艾青先生提出了相关问题。
从艾青先生的讲演，以及回答的问题中，我知晓了有关发生在30年代文艺界尤其是左翼文坛的一些事情。
这里补叙一件事情。
于出席萧军和艾青两次座谈会中间的一天，1979年9月11日晚，怀揣“论文”胆大妄为的我，没经任何人通报，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闯入了设在北方大厦，由刚组建不久的省、市社科院所、黑龙江大学俄语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我国首届苏俄文学研讨会会场，毫不怯场地向与会的学者、专家畅谈了自己多年来阅读苏俄文学经典作品的感受。谈着谈着，依然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现炒现卖地提出了“现时的苏联文学作品，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一部分”的见解。我的这个见解，与其后不久问世的《文艺百家》杂志独树一帜的一个鲜明观点，惊人的相似。
临了，我向与会的专家、学者简略地介绍了由自己构思并已着手进行创作的始于中东铁路建设，时间跨度长达80年，体现中俄、中苏两国人民友谊跌宕起伏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梗概。为此，我还大胆地作了一个推断：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的复苏，给定在了80年代中期，亦即这届苏俄文学研讨会的六七年之后……我的这个出自于非官方非学界民间人士之口（自然，那时的我压根不曾想过，30年后，我也会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行列）的大胆推断，不仅引起了在场研究苏俄文学的学者、专家们的浓厚兴趣，而且，还在此后不多日，引起了有关方面对我这个来自基层民间文学爱好者的特别注意。
1990年，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我在哈尔滨太阳岛的一家疗养院里治疗前几年恶劣环境下落下的疾病。此时，距首届苏俄文学座谈会的召开，已经过去了11个年头。初夏的某一日，我过江去省作家协会探望虽已离休赋闲在家但仍笔耕不已的恩师关沫南。刚下渡船，上得南岸，于道里松花江边风光旖旎的斯大林公园柳絮飞扬的林荫道上，我与一位11年前那个苏俄文学研讨会上相识的苏俄文学教授撞了一个满怀。于是，两人就在过江处-铁路江上俱乐部附近一家出售冷饮的六角亭太阳伞下坐了下来。两人一边啜饮着带有白桦汁清香味的雪糕球，一边情不自禁地兴致勃勃地回忆起了1979年9月11日晚北方大厦的那一席恳谈……
写到这里，我的思路又一次回到了终生难忘，充满着诸多美好记忆的1979年。
就在笔者闯入首届苏俄文学座谈会会场，与学者、专家们探讨苏联现阶段文学作品属性的两天前，1979年9月9日下午4时许，在哈尔滨南岗中山大街工人文化宫间壁的一家副食品商店门前，我与蹒跚而来的一位上了年纪满头银丝的白俄老太太不期而遇。这位自我介绍已经90高龄一脸清秀的老太太，操着一口略为通顺的汉语，向笔者发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今天……”一时间，我被白俄老太太问了一个不知所措。白俄老太太盯着我的双眼，依然是满脸满眼的严肃与虔诚，严肃中还透出一丝责备，她放慢语速一字一顿地提醒道：“今天是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的日子！”
她的话，令我猛地一个激灵！少顷，周身上下的血液，汹涌澎湃地翻滚起来……
一位苏联老侨民，一个一生颠沛流离且又远离自己的祖国，而且行将告别人世的九旬白俄老太太，对于中国人民的一代领袖，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真是匪夷所思，匪夷所思啊！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当13年前，“文革”风暴来临之时，由于她持的是业已交恶的苏联国籍，更由于她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时逃逸出来的白俄后代（也许还是皇室贵族后代呢！），其所遭受的苦与罪，绝非一般的中国人所能承受。可给她带来无比痛苦的十年浩劫才过去三年，而她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依然是这样的一往情深，难道我们不应当从中汲取些什么吗？
由此，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过去30年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我出生在一个世代贫寒的家庭。一岁那年，家中因贫病交加多人夭折，不得已，年迈的祖母，年轻的母亲带着我，从绍兴老家出来，经杭州一路乞讨至苏州投奔亲戚。幸而不久解放而获得新生。从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读到南京的那所部属中专，我一直是享受免费教育。南京中专五年，连一日三餐的伙食，也是免费。与这位白俄老太太相比，我更应该百倍珍惜新社会给予的一切，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和她的缔造者。
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是，1979年9月那个首届苏俄文学研讨会结束后，刚创办的《文艺百家》杂志，综合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的论文要点，响亮地提出了现阶段的苏联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的观点。自然，由于有悖于当时流行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正统提法模式，刚一面世的《文艺百家》，仅仅出版了一期创刊号，便告寿终正寝……
记得刚开始涉足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时，一些“过来人”，一些“好心人”，还有曾经与我同事过的新闻同行，无不告诫上了：干这一行禁区太多，风险也大，万万不可，万万不可陷入呀！
还有人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问道：你学过文学概论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吗？你读过大学文科吗？你进过专门的文艺理论培训或进修班吗？其潜台词是：你不具备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格！
对此，我坦然作答：
没有！
你所说的，我一概都不曾进行过！
1963年初中毕业后，我上过五年的化工中专。
我也没有学过什么文艺理论。
同样，我也没有经过名师指点或者什么专门机构的培训。
即使是在后期全面引领我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也很少对我指点“迷津”，而是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方式。恰恰相反，他还要求我不要改那个令人生畏颇多争议视之为另类的冲劲：“否则，你就不是秋石了！”
然而，我有一个传统学院派们不具备的“与生俱来”的独特优势，一个毫不回避历史或现实的禁区，敢于直抒己见，深层次解剖积案顽症一类课题，公开撰文，直指迄今仍然阻力重重的鲁迅研究领域中的“两个凡是”的优势：不受任何条条框框及潜规则的束缚，也不曾信奉过当年的文坛排位。不过，三十载的执著的潜心研究，我由衷地产生了一个另类座席，人们切莫忘记：那个慈眉善目与世无争，毕生都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亲手扶持出一个又一个“大师”的叶圣陶叶老先生，倒是一位地地道道够得上伟大导师和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称谓的人。然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么多年来，在为文坛排定坐席的大师中，就有好几位是经叶圣陶老先生的手发的稿子的，有的还是初次迈进文坛门坎，就受到了叶圣陶先生的提携与精心指点。难道就因为他一生与世无争，就不应当享有他应享的文坛一席之地吗？而且，叶圣陶老先生的子孙辈中，多有出类拔萃，从事文学生涯的，可他们同样是低调行事，从不与人争什么高低，要什么名声！一生求真务实，从不人云亦云的新中国首任和二任作家协会掌门人茅盾先生和巴金先生，从不卷入任何派系之争不说，而且还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们的后代，我也曾见过、聊过，其待人接物的素养，同样令人称道。
说来，我之所以如此这般义无反顾，并且乐此不疲地直到年过六旬的今天，仍然毫不心疼地挤用自己的退休金，投身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原因很简单，而且只有一个，因为我喜欢！此外，我有一颗什么也不惧不烦不躁，持之以恒不断追索真理、真实历史的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始终把寻找确凿无误的史料并据此作为依托、为历史做一份真实生动的证词放在首位，当做灵魂与核心。
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本人依然固守着对毛泽东等人民共和国开创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份深厚感情的动力之所在。
当然，最原始，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源自于青少年时代受到的良好教育及与之确立的信仰！
在后来更深入更广泛从事左翼文学研究的岁月里，我格外敬崇、感佩那些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怀有特殊感情，并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西方人，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如埃德加斯诺和海伦福斯特夫妇、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路易斯斯特朗、绿川英子、马海德，还有被誉称为“中国文化战线上的白求恩”的英籍戴乃迭女士，他们以自己的模范实践，为我们树立起了一个高大的丰碑，更是为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的体内和血液中注入了经久不衰的活力。
回顾这30年间一路走过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历程，包括近十年中一个不小心涉足并且深陷其中的鲁迅研究领域，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令在象牙塔里快乐耕耘的学者、专家们难以想象的困难与障碍。而且，这30年中，我几乎一直在基层工作，要经费没有经费，要资料没有资料-有关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必须的资料，在我的居住地，前几年耗资一个多亿建造的那座恢弘、漂亮的图书馆，其拥有量还远远不抵我个人的积累量！
1993年的六七月间，我如愿以偿地回到了阔别25载的江南水乡故土。在这座半个世纪以来年年为苏州市民贡献一半口粮（自给之外），而今成为全球闻名的外向型明星的江南小县城，对于我来说，唯一的便利，也是最大的优势，就是紧傍大上海。它，距上海约60公里左右，也就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火车旅程。如今开行的动车和城铁列车，最快仅只17分钟便可抵达。
正是这个紧傍的大上海，给予了我任何一个城市（1993年春夏选择归宿地时，杭州、绍兴、宁波这三座举世闻名的东海之滨的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都曾向我抛出过橄榄枝。而最终落户的眼下这座如今全球闻名的外向型明星小城，是一直给予我帮助的原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程树榛同志为我选择的。同时也有撰写了《昆山之路》、《苏州“老乡”》和《昆曲之路》一系列名篇的本地著名乡土报告文学作家杨守松同志的鼎力支持）都无法给予的独特的便利优势：因为那里是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左翼文学运动，以及更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发源地和集散中心。此外，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紧傍的大上海，给了我一展实力的空间：与通常人们思维中认为的有关上海人精明、狭隘、排斥外乡人的偏见与傲慢反向而驰的上海学界精英凸显的厚道与包容性！在我已经面世的200多万字的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作品中，多半是在上海出版或发表的。其余的，则是在北京与广州等地催生。
若论及风险，无疑，这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你想要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不过，在历经了30载的风霜雨雪拍打之后，笔者却并不认同某些人所说的来自于政治的这一说法。窃以为，政治，自有社会与阶级存在以来，它就如同孪生姐妹一般，毫不客气地紧紧攀附在了一起。但它又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且因人而异，因时势所不同。在当今广为开放以及更加包容的中国社会，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把尺度，早已深入人心。因此，对待所谓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要规避政治风险的说法，笔者的体会是，在坚持讲真话的基础上，坚持用史料说话，实事求是，有一论一，不出卖自己的人格和良知，它，终有被化解的一天，也终有被昭白于天下的那一刻。
1988年6月22日，我的文学道路的第一位老师、鲁迅学生萧军病逝。其时，我正在北京为我自己的后半生能够回到江南故土，并幸福、忙碌、快乐地从事文学事业而奔波。整个治丧期间，我有幸与萧军萧红的许多故旧好友相识并相叙。次年，《新文学史料》发表了一组八篇《怀念萧军》的特约稿，作者中有六位是前辈，还有一位是早在5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萧军的高校学者，其时他还担负着相当一级的领导工作，独我一人为无名之辈，且当时连个工作单位也说不清。但作为我的前辈、《新文学史料》的主编牛汉先生力排众议，将我的怀念文章，从百余篇怀念回忆文章中挑选出来加以发表。我此文发表时的标题为《我所认识的萧军》，虽经修删，但发表时仍达万字出头。这是我公开发表在权威核心刊物上的首篇研究性的文章。
1994年1月，回到江南水乡故土的次年，台湾《中央日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位名叫李家（2004年2月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访问台湾时，经查询，此人为台湾“中央社”记者）的人所写的“纪实”文章《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内容极尽编造、诬蔑，尤其是对鲁迅和鲁迅学生们肆无忌惮地进行污指。文章经大陆南北两家报纸不分青红皂白地“转载”后，在一定范围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此，作为与萧军交往达九年，并与多位二萧生前好友叙谈印证过的后辈，我当即查阅史料，历时三个月，赶写了长达万字的辩诬文章。经延安文艺前辈陈明先生举荐，文章最终以《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料》为题，6000余字篇幅，发表在1994年9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上。这是我的第一篇学术评论，也是第一篇发表在中央媒体上涉及萧红研究的辩诬文章。
1995年10月8日、10日，上海出版的《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分上、下两篇，以较大的篇幅刊发了我撰写的《与萧军先生交往的九年》一文。
1996年12月31日，上海《文汇报》在《笔会》头条醒目位置，以近3000字篇幅，发表了我根据1979年8月17日下午在黑龙江省图书馆三楼小会议室现场记录整理成的学术专论《听萧军谈文学艺术》。
1997年5月22日至1998年4月1日，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上海《文汇报》及《解放日报》、北京《文艺报》，联手推出了我的四个整版的研究文章，它们是：
1997年5月22日，《文汇报》所刊《毛泽东与萧军》；
1997年9月11日，《文艺报》所刊《彭真与萧军》；
1997年11月3日，《文汇报》所刊《鲁迅与萧军》；
1998年4月1日，《解放日报》所刊《萧军与王实味事件》。
1997年，是萧军诞辰90周年。为迎接萧军诞辰90周年，我自掏腰包25000元，于同年4月在学林出版社出版了首部文学评论集《聚讼纷纭说萧军》。
1999年12月，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二萧研究专著、34万字的《萧红与萧军》。首印3000册，四个月后售罄。2000年8月，又增印3000册（至十年后今日，出版社仍然拒付一分钱的重印版税）。就在同一个月的28日，鉴于出版方在作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事先根本不让作者审阅封面并发表意见），在该书封面三人同照一张相（萧红、萧军、黄源）的画面上，为图“好看”，竟然发明换头术，极其荒唐地将萧军与黄源两人的头像来了一个置换。此举引发了萧军夫人及其家人的强烈愤慨与抗议，一时间，我还被误指为了“无耻奸佞小人”……为此，我不惜与出版社反目，进行严正交涉。虽说后印之书封面另换了照片，但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直到2009年出版的一些有关萧红的著作及选本中，一些不知情的作家、学者不经仔细求证与辨认，错误地采用了这张换头术的封面照片。最早出现这张换头术的照片，是2004年1月大象出版社出版，由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聚焦丛书》之一，汪凌所著《萧红-寂寞而飘零四方》一书。又如由广东著名学者林贤治先生“编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萧红十年集》，也不加分辨地使用了这张换头照。我还见过别的同类书有用这张换了头的照片的。对此，我深感不安，毕竟我是此书的著作人）。后经协商，在无索赔一分钱损失的前提下，双方商定，一是甲方同意乙方再印3000册（封面照改为另一幅真实二萧合影，但实际此时已经付印），二是乙方同意甲方此书的修订本、46万字的《两个倔强的灵魂》自行联系出版-作家出版社于四个月后的2000年12月推出，印数5000册。就这样，一年时间内，此书连同最终修订本，共印行了11000册。
在此，极有必要检讨一下我在早期萧红研究中的严重失误。尽管多年来，我在公开出版的专著中，在发表的报刊论述中，在京、沪、杭、哈等地的学术会议上，在同一些专家、学者的互动中，已经作了数十次的自我剖析与检讨，但还是要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进行一次再检讨，以有益于今后深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