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驻”
1941年4、5月间，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回国途中经停香港。同埃德加斯诺一样，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充满着理解、同情和不遗余力支持的史沫特莱，同样不畏艰险前往陕北红军根据地考察，并同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撰写了很多反映红军和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报道，介绍给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人民。在这之前，在上海时，她不止一次会见鲁迅，并把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译介至西方。她与萧红算是“老相识”了。忆当年，正是鲁迅介绍她与萧红、萧军相识的。见到史沫特莱，萧红煞是兴奋，立刻与端木蕻良一起约见了她。史沫特莱在香港小住一个月，香港文化界的朋友们特地在思豪大酒店设茶话会予以欢迎，当日就是萧红做的主席。
在香港，史沫特莱住在当时的香港会督（即大主教）英国人BishopHall（其中国名字为何明华）的家里。后来，她到九龙尖沙咀乐道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家里作过一次探访，见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尽如人意，何况此时萧红的肺结核病情日趋严重了，于是，史沫特莱立刻把萧红接到空气清新、环境较为优雅的她的临时居住处-玫瑰园，与她同住。这位可钦可敬的美国友人，她不是不知道萧红所患的肺结核由来已久，以及由此可能引发传染，然而，她还是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了。
由于其鲜明的亲中共立场和反日寇侵略中国、反国民党打内战的激烈言行，香港警方禁止史沫特莱公开演讲、发表文章及参加社会活动。但萧红、端木他们还是给了史沫特莱舆论阵地。后来，在日寇日趋明显欲图进攻香港的战争气氛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将史沫特莱的名字开列在一旦遭到进攻时以应急飞机送往中国大后方的一批人员的名单上。
史沫特莱实在无法理解她所接触的中国人（主要是左翼作家-秋石注）如此这般不看重自身的健康。早在1936年的早些时候，她就直言不讳地对鲁迅的健康提出过警告。而鲁迅则不以为然地委婉回答说：“外国人看生命又比中国人看得重。”鲁迅说完这句话不及半年便去世了。因之，面对萧红、端木他们的简陋居住条件和不良健康状况，史沫特莱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贫困和死亡。正是基于此，史沫特莱果断地作出决定，把萧红接到玫瑰园与她同住，借此改善一下她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哪怕是暂时的也好。其实，此时的史沫特莱本身也忍受着巨大的伤痛带来的折磨-由于她多年来介入中国人民的抗战生活，四处奔波、跋山涉水的紧张工作和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环境，给她的健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1937年8月以后，她一直忍受着背部的严重伤痛。抵港后，她多次前往医院就医疗治。但是她首先关注的不是自己的健康与安危，而是中国的左翼作家们。
史沫特莱曾经在延安作过为期七个多月的实地采访。之后，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中，史沫特莱还亲临事变第一线进行采访，并同那些歪曲事变真相、反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外国媒体同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西安事变结束后，史沫特莱又深入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第一线部队体验生活，用大量的亲历事实驳斥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共军队尤其是新四军的诬蔑和攻击，从而再一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令其离境的制裁。史沫特莱还怀着满腔的热忱在新四军的救护机构工作过，因而，对于新四军的救护工作，她比任何外国人要知道得多。
在同茅盾，还有萧红、端木等人晤面时，史沫特莱怀着异常钦敬的心情向他们谈到了有关新四军的种种情况。她还以崇敬的口吻告诉他们：新四军的许多药物是经由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募集的。
为此，史沫特莱与端木之间进行了一次饶有趣味的对话（萧红在哈尔滨上初中期间读过几天英文，与史沫特莱对话很是困难，但这并不妨碍她们之间的沟通，因为两位异国女性的心灵是相融的，且又互相敬崇。而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北平清华大学这两所第二语种以英语表达著称的学校就读过的端木蕻良，与之对话则要熟练得多-秋石注）。
史沫特莱：“我很习惯那儿的生活，我几乎是不会生病的！”
端木蕻良：“万一生病呢？”
史沫特莱笑着说：“我也不吃药！我要把药留给战士们吃！”
端木蕻良：“你也是战士呀！”
史沫特莱耸耸肩，依旧微笑着作答：“有比我更需要药品的战士呢！”
自从在鲁迅家里认识史沫特莱以来，萧红一直保持着同她的浓浓友情。后来在武汉，在去临汾“民大”任教的前夕-1938年1月3日，萧红还为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和德国女作家丽洛琳克的自传体小说《动乱时代》写过一篇读后记，题目就叫做《〈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这篇读后记后来发表在半个月后出版的《七月》第2集第2期上。萧红在《读后记》中提及书作者史沫特莱时作了一个形象的描述：
史沫特莱我是见过的，是前年，在上海。她穿一件小皮上衣，有点胖，其实不是胖，只是很大的一个人，笑声很响亮，笑得过分的时候会流着眼泪的。她是美国人。
谈及《大地的女儿》，萧红给予了热烈的推介：
《大地的女儿》的全书是晴朗的，艺术的，有的地方会使人发抖那么真切。
史沫特莱给予萧红很高的评价，称她是“在炽热的铁砧上锻炼成型”，“在许多方面远比美国女性先进的中国新女性”。
后来，英国女作家苏姗娜浩在其《史沫特莱与萧红》一文中写道：“那时，史沫特莱尽管读不懂萧红的作品，却明显被她的人打动了。在《中国的战歌》中她评论了宋氏姐妹，同时指出，把她们视为代表是个错误，依照美国妇女成熟的观点，一个‘中国新女性’很大程度上应当在战争的险恶铁砧上锻造而成，她举的例子是萧红。”
史沫特莱在其《中国的战歌》一书中这样写道：
居住在香港的艾米莉哈恩刚完成她有关宋氏三姊妹的一本书。她们三姊妹确实值得写一本书，但是和许多外国人的想法正好相反，她们并不是中国仅有的有才干的女性，我总认为单单宣传她们是可悲的。我常想，如果整个宋氏家庭也像大多数在各个战区报效国家的中国人那样出身寒微，情况会怎样的呢？我想起那些在军队里，在民间担任医生、护士、政治组织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妇女，那些工作条件虽然艰苦而力量和才干都在逐年增长的妇女。我也想到了另外一类，已往在斗争中失去了青春年华、已经在卑微的岗位上死去的妇女。
一种在许多方面远比美国女性先进的中国新女性正在炽热的战争铁砧上锻炼成型。一个这样的女人曾和我在霍尔主教乡间住宅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她的名字叫萧红，她的命运有典型意义。当日本人在一九三一年刚开始对满洲的进攻，她就逃出来了。她逃避的不仅是日本人，她也逃避富有的父母替她选择而且要她接受的婚姻。她正好跑在日本人进军部队的前面，最初居住在北平，后来，相继迁往上海、汉口和重庆。把她的第一部著作《生死场》介绍给中国大众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他谈到这本书时认为，这是中国女作家所写的最有力的现代小说之一。此后，这位姑娘又出版了三本书，其中包括她住在我家里写成的一本战争小说。像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一样，她的生活永远摆脱不了贫困。这样的作家所挣得的稿费收入，使他们置身于苦力阶级的同一经济水平。于是萧红，也像她的许多同行一样，染上了肺结核病。我设法让她住进了玛丽皇后医院，并且不断以余钱接济她，直到香港沦陷。她死在日本人占领这座小岛不过几天之后，当时她二十八岁（应为31岁-秋石注）。
正是在史沫特莱为之提供的优雅环境中，萧红一鼓作气完成了她的《马伯乐》的后半部第九章。
耳濡目染萧红不顾病体的“拚命”，端木蕻良常跟人说：萧红创作的态度带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其实，那段时间端木蕻良的身体也不太好，他的风湿病又发作了（这个病整整困扰了他一生，包括由此而产生的几次欲夺他生命的心脏病），但他也同样分秒必争地创作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大时代》。可惜的是，这部后来被人称之为《科尔沁旗草原》续篇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仅仅完成了三个章节就搁了浅。
就在萧红端木他们埋头于创作之际，随着中国战场上日寇的大举推进，和欧洲希特勒法西斯强盗任意侵占、吞并邻国的嚣张气焰，史沫特莱注意到了时事的险恶。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刚自中国内地的抗战第一线而来，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专栏记者，她一直与香港官方、美国及欧洲保持着联系，所以她对中国战局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考虑到萧红的病体，她建议萧红与端木蕻良及早离开香港为上。萧红问她：太平洋局势将如何发展？史沫特莱回答：日本人必然要进攻香港及南洋，香港至多能守一个月，而新加坡则坚不可破，即使破了，在新加坡也比在香港办法多些。于是，萧红萌发了想去新加坡小住一个月的愿望，同时她也鼓动茅盾夫妇一起去。
萧红与萧军曾在1933年参加过金剑啸组织的星星剧团，又一同在“牵牛房”参加了美国进步作家厄普东辛克莱所作的剧本《小偷》的排练，而且早在1929年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求学时就拜读了辛克莱所著的小说《屠场》，并在自己比较满意的短篇小说《手》（反映女中学生寄宿生活内容的，首刊1936年4月15日上海《作家》杂志第1卷第1号-秋石注）中的感人部分介绍了《屠场》的某个情节，因此，对辛克莱心仪已久的萧红特地委托即将回国的史沫特莱将她已经出版的《生死场》、《商市街》等几本书带给辛克莱先生，并表达了欲与辛克莱交往的心愿。不久，大约是在1941年的6月的某个日子，也就是史沫特莱安抵美国不多日，此时已竞选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辛克莱给萧红发来了一封短信，向她致谢给他送去了“美好的礼物和问候”（由于系打字机打印，据说，直到临终，辛克莱依然妥善地保存着他给萧红这封短信的复印件-秋石注），并将他最新出版的由他亲笔签名丝绒封面装有口袋的一本题为《合作社》的小册子回赠给了萧红。遗憾的是，由于萧红的病情不断加剧，她与辛克莱之间的交往也仅限于这么一次。辛克莱不仅是一名著名的美国作家，而且还是一位热衷于推进和平运动和非暴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战士。
然而，来不及把离开香港的计划付诸实施，萧红的病情便发生了一系列急剧的变化，咳嗽、头痛、发烧、四肢无力、失眠……越来越频繁。史沫特莱见状，就劝说萧红去医院疗病。史沫特莱知道萧红的经济状况比较拮据，便利用自己的关系为萧红联系了一家由英国人开的玛丽医院，住院费打折扣。史沫特莱还表示，回到美国之后，将设法再为她筹款养病。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对法西斯扩张侵略及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西方新闻记者和左翼作家，史沫特莱冒着有可能遭受德、日法西斯战机拦截及轰炸的危险，搭乘一艘挪威海轮横渡太平洋回到了美国。
史沫特莱回国后，不顾美国政府的刁难及迫害所造成的艰难环境，不断发表演说，把发生在中国的抗战真相告诉广大的美国人民。20世纪40年代末，在极端反动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史沫特莱因其鲜明的亲共立场受到了非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史沫特莱欣喜异常，她不顾美国政府的阻挠，迅即出发前往中国。途经英国时，在一次腹腔手术之后于1950年5月6日不幸去世。在其逝世前的一周，躺在牛津大学医院的病床上，这位可敬的为中国革命奉献了大半生的美国友人，给其好友玛格丽特写下了一封宛似“遗嘱”般的信件，在信中，史沫特莱满含对新中国的巨大热情，催人泪下地写道：
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盛和自由的中国。
我还在遗嘱条文中特别请求，火化我的遗体，将骨灰送交朱德将军，埋在中国。
我不是基督教徒，因此希望不要为我的遗体举行任何种类的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一向只有一种忠诚，一种信仰，对于穷苦和受压迫人民的解放和在此前提下如今已实现的中国革命的忠诚和信仰。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支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遵照她的遗愿，不久，由一个英国的“人民代表团”将其骨灰带至中国。1951年5月6日，也就是史沫特莱告别人世的一周年忌日，中国政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随后，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镌刻在她的墓碑上的铭文，正是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而成：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之墓
端木蕻良1980年6月25日在接受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的访谈时回忆道：“史沫特莱来港，她带来了新四军里的材料。有欢送她的诗歌和壁报、歌曲等等，她准备回美国作为写书的资料。我问过她在美国的通讯地址，她说她在美国的家属已经分散，就一个姐姐是洗衣服的，多年不见了，还要回美国后联系。另外，当时好多报纸、杂志都不登她的文章，好像只有一家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报》登她的东西（史沫特莱供职于该报-秋石注）。因此她走时留下10篇短篇小说，都是打字稿，就在《时代文学》发表了几篇。”
据核证，端木蕻良在6月1日创刊的《时代文学》上增发了一个“史沫特莱专号”。上面翻译发表了史沫特莱留下的一篇特写《这样微小的事》和V。莱西克写的介绍史沫特莱生平的文章《安妮史沫特莱》，还配发了史沫特莱的照片和签名手迹。端木蕻良还在专号的刊后记上这样写道：“感谢有世界荣誉的女作家，中国光辉的友人史沫特莱女士在返国的匆促中特为本刊撰稿。”之后，在《时代文学》的第2期上发表了史沫特莱的《最后胜利以后》，第3期上发表了《游击队的军事法庭》。
在6月辛克莱致信萧红后，端木蕻良又适时地在《时代文学》第4期上发表了《辛克莱告欧洲沦陷区书》，以及辛克莱致萧红信、有亲笔签名书的影印件等。
尽管史沫特莱临行前千叮嘱万叮嘱，又是为她联系合适的医院，又是从自己有限的旅费中为她拨出治疗费用，回到美国还继续为她筹集医资，可萧红并没有把治疗已入膏肓的肺结核放在首位。忧国忧民，驱除鞑虏，关注沦陷区人民的生活，依然是这位来自黑土地作家压倒一切的心结所在。1941年的9月，距死神的最终光临，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萧红全然不惧海上大量集结的侵略者军队合围香港的威慑，以及自己完全有可能被纳入黑名单带来的不测，接连写下了《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和《“九一八”致弟弟》等檄文。
发表在1941年9月1日《时代文学》第1卷第4期上的《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展示了一位中国女性身上凸显出的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气概-这，也就印证了史沫特莱对萧红的独特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在炽热的战争铁砧上锻炼成型。”
《同胞书》写道：
沦亡在异地的东北同胞们：
当每个中秋的月亮快圆的时候，我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
他们的希望曾随着秋天的满月，在幻想中赊欠了十次。每次都是月亮如期地圆了，而你们的希望却随着高粱的叶子而萎落。但是，自从“八一三”之后，上海的炮火响了，中国政府的积极抗战揭开，成了习惯的愁惨的日子，却在炮火的交响里，换成了鼓动，兴奋和感激。这时，你们一定也流泪了，这是鼓舞的泪，兴奋的泪，感激的泪。
记得抗战以后，第一个可欢笑的“九一八”是怎样纪念的呢？
中国飞行员在这天做了突击的工作。他们对于出云舰的袭击作了出色的成绩。
那夜里，江面上的日本神经质的高射炮手，浪费地惊恐地射着炮弹，用红色的、绿色的、淡蓝色的炮弹把天空染红了。但是我们的飞行员，仍然以精确的技术和沉毅的态度（他们有好多是东北的飞行员）来攻击这摧毁文化、摧毁和平的法西斯魔手。几百万的市民都仰起头来寻觅-其实他们什么也看不见的，但他们一定要看，在黑黝黝的天空里，他们看见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和人类应有的光辉。
第一个煽起东北同胞的思想是：
“我们就要回老家了！”
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
人类对家乡是何等的怀恋呀，黑人对着“迪斯”痛苦地向往；爱尔兰诗人夏芝一定要回到那“蜂房一窠，菜畦九畴”的“茵尼斯”去不可；水手约翰曼珠斐尔（英国桂冠诗人）狂热地要回到海上去。
但是等待了十年的东北同胞，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心火越着越亮，而且路子显得越来越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我们知道我们的作战位置-我们的位置，就是站在别人的前边的那个位置。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打开门而是最末走进去的人。
抗战到现在已经遭遇到最艰苦的阶段，而且也是最后胜利接近的阶段。在杰克伦敦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上，描写两个拳师在冲击的斗争里，只系于最后的一拳。而那个可怜老拳师，所以失败了的原因，也只在少吃了一块“牛扒”。假如事先他能吃得饱一点，胜利一定是他。中国的胜利已经到了这个最后阶段，而东北人民在这里是决定的一环。
东北流亡的同胞们，我们的地大物博，决定了我们的沉着毅勇，正如敌人的家当使他们急功切进一样。在最后的斗争里，谁打得最沉着，谁就会得胜。
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做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
东北流亡的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大豆、高粱，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痛心的一切记忆，努力吧！
相隔不过25天，9月26日出版的《大公报》又刊登了深怀一腔民族大义的萧红写的《“九一八”致弟弟书》一文。在这封信上，萧红将人世间的手足骨肉情感，深深地融入到了爱祖国爱家乡，坚决打击入侵者的浓烈战时氛围中。
信的一开始，萧红用异常亲切、喜悦的口吻写道：
可弟：小战士，你已做了战士了，这是我想不到的。
进而，萧红以一种无比自豪的心情写道：
……现在我们已经抗战四年了。在世界上还有谁不知道我们中国的英勇，自然而今你们都是战士了。
在回顾战争爆发以来姐弟俩的几次交往后，萧红的“心里充满了微笑”。而这“微笑”，则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同时，又升华为对所有献身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小战士”的神圣而又深厚的情感：
恰巧在抗战不久，我到山西去，有人告诉我你在洪洞的前线（时为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秋石注），离着我很近，我转给你一封信，我想没有两天就可看到你了。那时我心里可开心极了，因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快乐而活泼，他们跑着跑着，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拿枪，你们也担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微笑。虽然我给你的信，你没有收到，我也没能看见你，但我不知为什么竟很放心，就像见到了你的一样。因为你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于是我就把你忘了。
……
[秋石附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甫一爆发，正在上海的萧红胞弟张秀珂热血沸腾地向萧红萧军告别，奔赴大西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几年后，张秀珂自八路军某部调新四军某师工作。抗战一胜利，张秀珂随同新四军一部挺进东北，从而回到了阔别达十年之久的黑土地故乡。1946年9月间，于当时的嫩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市，张秀珂意外地遇到了自华北张家口经长途跋涉抵达，已被中共东北局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昔日姐夫萧军。此时，距萧红不幸逝世已经四年多了。]
下面是张秀珂1955年临终前夕，于北京和平医院卧床治病时的部分口述内容，供读者参考：
1934年，我在齐齐哈尔高中念书。该校孤处城外，冬天冷得令人不敢挨床板，春天大风掠过，砂石使你睁不开眼，而令人尤其枯燥烦闷的是精神上的寂寞与空虚。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悄吟与三郎的名字，后得知悄吟就是萧红。我便写信向报社探询，不久萧红回了信来，对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要我转学到哈尔滨去，当时给我以极大的鼓舞。
从这时起，我和萧红不但恢复了姐弟关系，而且在思想上也达到了姐弟的亲密。我们此后便音讯不断了，等到秋天我转学到哈尔滨时，萧红和萧军已匆匆离哈去青岛了。在我读高中这期间，得到他们二人很大的教益，萧红经常写信来，我除了经她指点读了一些进步小说外，还收到了萧红偷偷寄来的他们的作品：《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丰收》（叶紫著）等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当时伪满逮捕思想犯很严，往往株连到无辜者，我直觉到这种压迫，竟有些神经过敏，谁也不敢相信，但又走投无路。高中毕业后，我于1936年到日本留学半年多，听说萧红当时也在日本，但我竟未敢去找她，怕特务发觉。在日本又受不了被当做“亡国奴”的轻视，就于是年冬转道东北跑到上海了。先见到萧军，以后萧红也从日本回来了，我靠他们的帮助在上海逗留了半年多。
这期间，我对萧红又有了新的误解。她经常和萧军闹意见，一次我刚进屋，萧红就告诉我：方才他们争吵，萧军把电灯泡都打坏了。萧军就马上抢过来说：“是碰坏的。”并分辩说，他是如何有理等等。而我问萧红到底为什么，她反支吾不答。所以我当时是拥护萧军的，不赞成萧红的。从此，有些事情我就不大听她的话了，她准备上北京访友，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我觉得北京乌烟瘴气，汉奸日寇横行，有什么去头呢？“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决定去陕北参加革命实践。萧红曾问我：“在陕北净吃黑馍，你受得了吗？”我说那又算得啥，你顾虑的太多了。以后，我就离开了他们，带着一封萧军写给红军里熟人的信去了西安。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直到十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那时闹意见，并不是完全怨萧红的。
我到西安后，还常与他们通信。一个月后，当我随着新改名的八路军渡河东下以后，就和他们断了音信。五台、广阳战后，部队绕到汾阳、孝义。整军时，我竟不知他们正在附近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以致失之交臂，未见一面。
半年以后，我随游击支队活动，抽时间写了几篇通讯、报告之类，给在延安的他们寄去（我当时以为萧红也在延安）。光复后听萧军说，他当时并没有收到。又过四年，我在苏北新四军某师工作，偶然看到当时军部出版的文艺副刊载有萧红困居在香港的消息。我写了一封信去，请她到根据地来，但据端木君后来说，他们也未收到那封信。
最后，噩耗传来，1942年夏，同样在该副刊上看到了悼念萧红的启事。我当时悲痛的很，写了一首极尽哀思、怀念的长诗，先想发表，后觉不好，便毁掉了。
光复回东北后，从诸友人处陆续打听到一些关于萧红和我分别后在西安、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地的生活情形。直到最近来京卧病后，才了解到较为详细一点。听友人说，萧红直到最后还经常说怀念我这个弟弟，而我除了幼稚、浅薄的误解和怀疑外，竟对她丝毫也没有帮助。每当我想到这里，常引起我的自恨与自责。
不久，萧红前往玛丽医院去接受一种所谓治疗肺结核的新疗法空气针-即用注射进去的氧气把肺部已结的疤吹开，然后在静养中来个根治，但是这需要时间和安静的环境，以及良好的营养。她是独自一个人去的，走在半路上，萧红想起端木蕻良还在《时代批评》杂志社等候她，于是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自己从九龙过海来了，现在去玛丽医院打针，一小时后即回到他那里去。去的时候，她的心情是愉快的，走路也健捷得很。然而一进入玛丽医院，她就倒了下来，两腿发软，咳嗽加剧，这时，已经是1941年的11月了，到了萧红不想住院也得住院的尴尬境地。
若是在平时，萧红与端木两人的写作收入，还可以过得去。但是一旦有病，住院、医药等开销，却不是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尽管史沫特莱临行前已经作了些安排，但这毕竟是很大一笔的额外开销！
关心萧红病体的人很多，眼见得萧红病情一天天加重，大家都很着急，但很多人是干着急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困难得很。经济状况稍好一些的有柳亚子老先生夫妇、于毅夫先生夫妇和周鲸文先生夫妇等几家，而这几家中又数周鲸文夫妇要好些。有一天，柳亚子先生专门约请周鲸文先生喝茶。喝茶间，柳亚子先生一再提到了萧红治病的开销，希望周鲸文多资助一些，对此，周鲸文慨然允诺，并说他早已考虑了。过后，周鲸文先生特地找到萧红、端木，经商量，一致认为史沫特莱推荐的玛丽医院为佳。周鲸文先生表示，有关萧红疗病的一切开销，均由他一人承担。
萧红的病房被安排在玛丽医院四楼的前方走廊上，紧靠花园，光线充足，正面环围大海，能够吮吸到新鲜的空气，是一个肺结核病人疗病的好去处。但萧红极不满意，一是愤慨于住骑楼-这是她自己不明白，肺结核病人需要旷野的新鲜空气；二是不满意医院的护士不听她指挥，不让她看书报。而更主要的是，她又感到寂寞了。为此，她一再嚷嚷着要出院回家去。直到有一天于毅夫先生前去探望她时，便不顾医生护士的阻拦，说服于毅夫把她接回到了九龙的家中，在医院不过住了十天左右的时间。
接到萧红出院的消息，周鲸文夫妇即于次日前往九龙探视。临走时，萧红终于答应了他的关于重返医院接受治疗的要求，周鲸文给他们留下了一些钱。而且，还是在第一次入院时，周鲸文先生就明确表示，可以承担她半年的治疗费用。尽管玛丽医院的治疗、住院费用十分昂贵。
据说，史沫特莱返回美国后，曾把萧红在香港的窘境告诉了有关人士，并汇寄过200元港元，那是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翻译萧红短篇小说《马房之夜》的稿酬（登载在1941年9月的《亚细亚》杂志上）。萧红收到香港大通银行的领款通知单是在1941年的12月7日，然而，第二天日寇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因此，这笔自美国汇来的200元港币稿酬他们始终没有收到。
海伦福斯特了解并尊重萧红。虽然她从来没有见过萧红（1934年11月至1936年7月，亦即萧红在上海并成为鲁迅生前最为钟爱的女弟子这一时期，海伦一直居住在北平）。虽说她的丈夫、战友埃德加斯诺曾于1936年5月同鲁迅秘密会面并长时间谈话，但同样不曾见过萧红。说起来，海伦是从鲁迅与斯诺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谈话录中，知道萧红是当时中国文坛尤其是左翼文坛上涌现的最有才华的青年女作家的。据说，海伦在翻译发表萧红的《马房之夜》后，还特地写了一封致萧红、端木的长信，向他们组稿，同时请端木蕻良在他主编的香港《时代文学》上撰文介绍她的《亚细亚》杂志。可惜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猝然爆发，一切都沉没在了侵略者的战火之中了。
尽管周鲸文先生一再力劝萧红重返玛丽医院接受治疗，但是萧红依然一天一天地挨着，仍旧住在九龙那个阴沉狭小的“家”中。由于在家里医疗的诸多不便，萧红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白天，她睡得十分不安宁，卧床常常一会儿南移，一会儿又北转，朋友们和端木就像给幼儿摆动摇篮一般摆东又摆西。萧红喉头的痰越来越多了，她的与病魔作斗争的精力也正在日趋耗尽，可她依旧保持着一份自信，并且顽强地想要掌握自己病势的变化。一次，她请袁大顿到有名的屈臣氏大药房买一支能够测量体温的摄氏水银温度计，不料，因为袁大顿不在行，给错买了一支华氏的回来，于是，萧红笑了-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笑靥。笑过之后，她还温和地给袁大顿解释了一番体温计的正确使用方法。袁大顿还替她买过痰盂和其他药品，“一天有时跑上几趟”。
萧红病后，来探望她的友人还真不少，除于毅夫、周鲸文等东北老乡外，还有一些文化名人如茅盾、巴人（王任叔）、杨刚等。此外，她还结识了一些很不错的新朋友，其中，当数感情笃厚的柳亚子老先生了。柳亚子初识萧红时，她刚从玛丽医院回到家中。萧红一见柳亚子先生前来探视，显得异常的兴奋，她想坐起来，无奈身体过于虚弱，难以支撑，见此状，柳亚子忙要她躺下说话。萧红躺下后，与柳亚子“握手殷勤，有如夙昔相稔者”。从此，柳亚子“暇辄往谐，每娓娓清谈，不以为累”。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两人之间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感人友谊。
初次探访，在柳亚子脑中留下了难忘的一幕，为此，他即兴挥毫赋诗一首赞道：
谔谔曹郎莫万哗！温馨更爱女郎花。
文坛驰骋联双璧，病榻殷勤伺一茶。
长白山头期杀贼，黑龙江畔漫思家。
云扬风起非无日，玉体还应惜鬓华。
十多天后，柳亚子带着一朵盛开的菊花来到萧红病榻前，小屋里顿时弥漫起沁人肺腑的清香，萧红见了，兴奋地倚枕坐起，将桌上花瓶中已插的花悉数取出，尔后，接过柳亚子手中的菊花，珍重地插入瓶中，随之，两人又开始了不知疲倦的“娓娓清谈”。柳亚子一高兴，便要萧红为他题诗。面对这位相识最晚可敬可爱的长者，萧红感慨万分，挥笔题了“天涯孤女有人怜”。题完后，萧红感慨又企盼地对柳亚子说道：“安得病愈，偕观电影，更就酒楼小饮，则其乐靡穷矣。”
见状，柳亚子一股怜爱之情自心中油然而生，“怆然挥泪”，和诗一首：
轻飏炉烟静不哗，胆瓶为我斥群花。
誓求良药三千艾，依旧清淡一饼茶。
风雪龙城愁失地，江湖鸥梦尚宜家。
天涯孤女休垂涕，珍重春韶鬓未华。
然而，“病愈”尚在企盼中，一场对于萧红来说不啻是灭顶之灾的大难临头了。
1941年12月7日，日寇发动珍珠港偷袭成功，次日，美英被迫正式宣布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旋即爆发，九龙也一下子陷入了日寇疯狂的炮击之中。一向喜图清静的萧红心中充满了恐惧。她让端木打电话请柳亚子先生来，似乎有一位值得信赖的长者在她身旁，她也就安心了许多。柳亚子一踏进门，就关切地问道：
“你好一些吗？”
萧红一把抓住他的手，瞪着惊恐的双眼说道：“我害怕！”
“你怕什么呢？”柳亚子安慰道，“不要怕。”
萧红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怕……我就要死。”
既是安慰，又是表明心迹，柳亚子正色道：
“这时候谁敢说能活下去呢？这正是发扬民族正气的时候，谁都要死，人总是要死的，为了要发扬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这时候就要把死看得很平常……”
柳亚子离开萧红家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直到他得知萧红已迁往较为安全的住所，一颗悬着的心才又慢慢地放了下来。此后，只要有便利的机会，萧红常常在电话中与柳亚子长谈。
1942年1月，中共地下组织弄到一艘木船，将柳亚子、何香凝等一干爱国民主人士送离已遭日寇铁蹄践踏的香港。这年4月，柳亚子在广东曲江获知萧红去世的不幸消息后“犹弗忍置信”，极为沉痛地写下了《记萧红女士》一文，追忆与“萧红女弟”的交往，痛心地向世人疾呼道：“以女士之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而疾病困之，忧患中之，致令奄然长往，一瞑不视，宁非人世之大哀欤！”
同年6月初，柳亚子先生抵达广西桂林。在这里，他遇到了端木蕻良，详细地询问了萧红病逝的经过，为她的不幸早逝欷歔不已。6月27日，柳亚子夫人枪伤愈合，自香港脱险归来，柳亚子欣喜之余心中又隐隐作痛，因为此时此刻他又想到了萧红，遂又作七绝以悼：
杜陵兄妹缘何浅，香岛云山梦已空；
公爱私情两愁绝，剩挥热泪哭萧红。
在桂林，为思念萧红，端木将其事迹写成梨花大鼓词，交由当时名艺人董莲枝传唱。柳亚子闻讯后，勾起了他在香港时同端木、萧红之间的那段忘年友情，遂又作长诗《端木蕻良谱萧红事为梨花大鼓鼓词以授歌女董莲枝索题赋此》：
魏武人豪子桓劣，子建风流推第一。
江山文藻三千年，又见红楼一枝笔。
红楼血脉谁贯通，科尔草原生悲风。
黄沙大漠无穷际，善感缘情旷代逢。
承平非复康乾世，钗黛才华等儿戏。
黑龙王气黯然消，钟灵独数婵娟子。
婵娟自昔多坎坷，飘零异代宁殊科。
慷慨抛家入汉阙，当年意气倾山河。
山河可惜非完好，胡骑凭陵渡江早。
裙屐联翩访太行，雄冠剑佩称同调。
羽书前敌烽烟急，突围夜踏咸阳月。
遗憾桥陵拜未遑，鼎湖长念攀髯烈。
双栖从此又巴渝，滟潋江流入画图。
拥翠山城晨点笔，盘龙镜槛夜施朱。
点笔施朱都不俗，风波亭外风波恶。
海山飘渺岛扶余，柔乡避地差安乐。
辛苦柔乡避地来，无端疾病竟成灾。
娇喘支床羸病骨，明眸忍泪识仙才。
仙才病骨逢君暮，渔阳鼙鼓动惊怖。
鹑首钧天痛畀泰，升旗山上降幡竖。
芦中亡士正艰危，风雨潇湘死别哀。
一代红颜怜下葬，皓躯成骨骨成灰。
成灰成骨恩情重，山阳邻笛桓伊弄。
浅水湾头堕泪碑，七星岩畔相思重。
梨园弟子董娇娆，宛转歌喉唱六朝。
谱就新声传恨事，有人珠泪湿红潮。
柳亚子先生一生赋诗万千，却难得写出这般通俗易懂的长诗，借诗词，他将自己对萧红的深切怀念吟唱得格外的淋漓尽致，令人读后无不为之动容流泪。
1943年5月30日，传统的一年一度端午节即将来临，想起已经长眠在香港浅水湾的“萧红女弟”之生日也恰在农历五月初五，刚刚度过57岁生日的柳亚子老先生情不自禁悲自心生，遂又提笔写下了《浅水一首为萧红女弟赋》的短诗，以悼念才倾世界然却命比纸薄的“萧红女弟”之第32个生日。
诗云：
九龙穷岛惨难春，浅水湾头火葬辰。
倘抵成灰贞德惨，宁输流血竞雄频。
文章辽海终名世，衣钵稽山老胆薪。
一诀无缘惭负汝，凯旋应许奠江鼶。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全境光复，兴奋之余，柳亚子先生想起了长眠在香港浅水湾畔的萧红，遂又拈诗一首曰：
赵璧真归十五城，伤心难遣夜台明。
河山还我天应泣，生死怜渠志未成。
紫玉化烟无寸骨，红军覆土有殊荣。
虬髯一妹荒唐梦，挥泪题诗诉九京。
此后，每去香港，柳亚子总要前往浅水湾凭吊萧红墓，表达他对萧红“女弟”的无限思念之情。
萧红在香港结识的另一位朋友是骆宾基。据骆宾基强调，正是他，冒着日寇的炮火和刺刀胁迫的危险，自始至终地陪伴着萧红度过了人生旅程的最后44天。
祖籍山东的骆宾基原名张璞君，较之萧红晚6年出生于吉林省珲春县。他于1935年到哈尔滨学俄语，计划去苏联留学。就在哈尔滨，他结识了二萧好友金剑啸，从金剑啸那儿他知道了二萧在上海的一些情况。1936年金剑啸被捕后骆宾基逃亡到了上海，并在上海参加了青年救亡运动。1937年10月，骆宾基的成名作《大上海一日》发表在《呐喊》上。在上海，骆宾基与茅盾接上了关系，与巴人多次叙谈，还与二萧在“牵牛房”时的好友林珏（唐达秋），以及萧红胞弟张秀珂交上了朋友。日寇侵占上海后，骆宾基去了皖南新四军，1939年9月他又由皖南去了大后方的桂林。皖南事变后，他从桂林出发，经广州抵澳门，于1941年9月下旬抵达香港。
骆宾基第一次到萧红家里探访，适遇萧红刚从玛丽医院出来不久。他告诉萧红，到香港后极想看一看萧红，并希望她能介绍一个工作。骆宾基走后，萧红把他的情况告诉了端木。端木听后表示理解，在征得周鲸文的同意后，由张慕辛前往骆宾基住的旅馆，为他付清了拖欠的旅馆费，取出行李，搬到时代书店的职工宿舍安顿了下来。
关于工作，是不好找的，因为萧红本身也没有工作，当她得知骆宾基手头有一个已完成的长篇小说稿时，经与端木商量，便在《时代文学》的第5、6期合刊上，撤下了端木自己的长篇连载《大时代》，换上了骆宾基的《人与土地》。这样一来，骆宾基便有了正常糊口所需的收入，骆宾基自然对萧红、端木二人的这一义举感激得很。
有关骆宾基辗转抵港及初到香港时的有关情况，韩文敏先生在其所著《现代作家骆宾基》中，根据骆宾基本人的叙述作了如下描述：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桂林政治空气紧张，一些具有进步倾向的书店、出版社接连遭到查封，文化人纷纷离去。一二月间，茅盾自重庆赴香港经桂林，对骆宾基说：“这里不好住，不如也去香港吧！我准备一到那边就筹办刊物，你来好了！”
……（骆宾基）先去桂南乡间，不久，又去广东博白县，在一所中学里教书，到暑假，攒下几十块大洋的川资，这才经澳门赴香港。
茅盾得知骆宾基抵达香港，立刻委派叶以群去旅店看望，身上已不名一文的骆宾基很快便在《时代批评》杂志社楼上安顿下来，大约半个月后，又迁至九龙太子道底森马实道住宅，与旅港剧人凤子等文艺界战友为邻。此时，长篇《人与土地》开始在东北同乡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文学》上连载。
这是骆宾基的回忆，而端木蕻良1980年在同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的谈话中这样回忆道：
在战争前，我和萧红都不认识骆宾基，一天，忽然一个电话，说他是骆宾基。我看过他的《边陲线上》，知道这个名字，就到旅馆看他。他说他在香港没着落，要我安排他，我就安排他到周鲸文的《时代批评》社里，有了吃住的地方，我又问他有无稿子，我给他发表，好拿稿费维持生活，他拿了一个《人与土地》，这样他的生活解决了。
两位当事人，各执一词，究竟谁的回忆比较贴近史实？对此，时任《时代批评》杂志助理编辑、又与骆宾基同居一室达两月之久的张慕辛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写给端木的一封信中，详细地描述了他们当初安置骆宾基的经过。
张慕辛写道：
我们在当时都不认识他（骆宾基），因为他是东北作家，因而闻名。他当时是因皖南事变后，紧急情况下，从国内逃出来的。到澳门时，已无旅费去港，当掉行李买的船票。他到港的情形我不知道。当时是你（指端木，下同-秋石注）写信给林泉和我，要我们照顾他。他先去时代书店，找到林泉，林当时是时代书店的经理，我在《时代批评》作助理编辑，住在《时代批评》社的宿舍，有两间房，只住林泉、董秋水和我三个人，请了一个女工给我们做饭，老骆便住在我们宿舍里。大家都是同乡，我们很热情接待他。在一起食住，每晚请他到安乐茶园去喝茶。为了便于写作，我们给他安置安静的写作环境。白天我去上班，他在家中写文章，当时《时代批评》特意给他留出版面，他的第一篇小说《生活的意义》，描写南方部队战士的生活，是我送去付排，并做了初校。
当时你和萧红编《时代文学》，你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在《时代文学》中间，撤下你的长篇空出版面，发表老骆的一个长篇。你撤下的长篇和发表老骆的长篇，篇名现在记不得了。当时我家住在澳门，在我回家时，老骆给了我一张当票，他的行李是我用钱赎出来的。两个月后，老骆搬去九龙，我和林泉去看过他一次，和几个作家住在一起，记得当中有凤子。
张慕辛的上述表述比较符合当时事实，而且与周鲸文先生的回忆及后来刘以鬯先生的考证基本一致。
关于《时代文学》，出资者周鲸文多次强调：“1941年6月，《时代文学》第1期出刊，名义上是我和端木主编，实际是由他负责。”
刘以鬯先生1983年8月11日在香港第五届“中文文学周”专题讲座上的发言也指出：“时代文学》的封面虽印着‘主编周鲸文、端木蕻良’，周鲸文只是挂一个名义，实际编辑工作是由端木蕻良一个人做的。这本杂志一共出了6期，第7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没有出版。”
刘以鬯先生还指出：
端木蕻良自己写的长篇《大时代》，与萧红的《小城三月》同时发表在《时代文学》第二号上。《大时代》的副题是：“人间传奇第五部”，显然是端木的重要作品之一，可惜只发表了三期，就没有继续写下去。《时代文学》第五、六号有一个小启，说“端木蕻良先生的长篇《大时代》，因病未能续写，暂停刊载，谨向读者致歉！”
《大时代》未能续刊，第五、六号的《时代文学》却刊出了骆宾基的《人与土地》第一章。
据骆宾基后来回忆说，当骆宾基又一次去探望萧红时，萧红因病情稍有好转，情绪也好了一些。萧红告诉骆宾基说，她为他的《人与土地》所作的报头式标题画，高粱叶子是那么的肥大，就像八九月间长成的高粱林子。萧红还关切地询问了他的创作情况，让他讲讲正在创作中的短篇小说《生活的意义》的故事梗概。萧红听完，被骆宾基笔下的人物所感染，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同时还发挥只有她特有的丰富想象力，为之添枝加叶。也许，这一天与骆宾基之间亲若姐弟般的谈话，是她生命最后关头最愉快的时刻。
有关《人与土地》题图画的绘制者及其所绘内容，刘以鬯先生在其所作的题为《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学运动》的讲演中指出，是端木蕻良为之绘制，作题图画的目的是为醒目，其画面决非高粱叶子和高粱林子，而是“云和云中掉落下来的炸弹。一座塔和一个山区，山上有屋有树”。
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骆宾基与萧红之间的见面仅这两次。然而，一俟战争爆发，直至萧红离开这个纷杂乱离的人世的44天中，据骆宾基讲，他几乎是一直守护在她的身边，给了她最终的人间的亲情与温暖。
骆宾基在1980年6月4日为《萧红小传》修订版所作的自序中回顾道：
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旁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天，冒着日军的炮火，柳亚子先生一接到萧红要求见他的电话，旋即来到九龙乐道探视，时骆宾基也在场。柳亚子在抚慰萧红后即匆匆告辞，他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就在这一刻，作为萧红丈夫的端木蕻良竟也跟着柳亚子先生走了。临走时，他对骆宾基这样说道：“你不要走，陪陪萧红，我一会儿就回来。”
战争的猝然爆发，震耳欲聋的连绵炮火，柳亚子和端木的离去，越发使重病中的萧红需要人间的温情，她担心骆宾基也会离她而去，内心的恐惧明白无误地写在了她的脸上。但骆宾基坚定地向她表示道：“不会的，我们也不让呵！”
关于萧红被送到思豪大酒店的经过，有好几种说法。
时代书店的张慕辛在其《记萧红》一文中写道：
后来太平洋战起，大家认为日军进攻香港，要先占九龙，都为他们担心。在大家的劝说下，萧红和端木终于搬到香港，先到周鲸文家中。周家当时已有几家亲属搬去避难，住得十分拥挤，萧红无法养病。我们便把她接到思豪酒店来住。
萧红到香港后一直给予她资助的周鲸文先生在1975年12月撰文说：
……一天下午两三点钟，端木、于毅夫两人抬着萧红来到我家，后边还跟着于太太和两个孩子。
稍休息一会，我们谈如何住法的问题。于说，他可到另一个朋友家挤着住。只剩下萧红住的问题。住楼上，不安全，炮火已把三楼房东住的那层打了两三炮。我住的二层尚未着炮火，随时有着炮轰的可能。所以警报一响或炮火一攻，大家都得挤进车房避难。一天不知要跑多少次。萧红是病人，不能行走，每次得有人抬，这就不胜其麻烦，而且她弱到这样的程度也经不起颠簸。车房是安全的，已经住满了杨家的老少，而且潮湿，不开车门就没有足够的空气。这个安全地方也不适于萧红。加上，我家和杨家都有七八岁的孩子，萧红是严重的肺病，我们也不能不给孩子们想一想。
讨论的结果，大家决定暂把萧红送往雪厂街思豪酒店，由端木照顾她，临行时，我交给端木500港币。
此外，端木夫人钟耀群在其《端木与萧红》一书第97页的描述中认为，在将萧红转移到香港的过程中还有骆宾基先生。钟耀群写道：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文化界进步人士纷纷逃往内地。端木住的九龙乐道楼上，就能看到铁丝网和炮火。端木立即过海将萧红接回。
萧红非常害怕，要端木打电话，请柳亚子先生来，商量怎么办？
这时，端木接到骆宾基电话，说香港眼看要打起来了，他准备回内地去，特向端木辞行。并致谢。端木心想，骆宾基光杆一人，不如请他留下来，帮助自己照顾一下萧红，以后可以一起走。因此，就把这个想法向骆宾基说了。
骆宾基说当然可以，能够协助端木照顾萧红女士，对自己是莫大的荣幸。当天，便从香港过海来到九龙乐道8号……
……
柳亚子接到端木电话也来了……见萧红特别害怕，便安慰她，和她聊天，互相作诗。
……
这时，于毅夫急匆匆地赶来告诉端木，今晚得过海到香港那边去。九龙保不住，很快会沦陷。他已经预定了小划子，等天黑下来就走，要大家准备一些吃的、用的。
端木随即收拾东西，送柳亚子回去，同时买一些食品回来。
天黑以后，枪炮声更紧，端木和于毅夫、骆宾基雇了两辆三轮车，扶着萧红上车到海边，乘上雇好的小划子过海……
钟耀群的上述说法比较可信，经多方考证后的实际情况是：12月8日深夜时分，由骆宾基、端木蕻良将萧红自九龙乐道护送至海边，于毅夫找的人和船在渡口接应，于9日凌晨安抵香港。一行人在周鲸文家稍作停留后再将萧红送至思豪大酒店，住进了由张学良将军胞弟张学铭先生包住的五楼一个设施较全的大房间里。后来该酒店也遭到日寇炮击，此时端木蕻良已经不辞而别，由骆宾基将萧红迁到皇后道后面的一所两层楼民宅内暂栖。十天后，骆宾基找到周鲸文，才将萧红转到时代书店的职工宿舍居住。骆宾基所做的这一切，深深地感动了萧红，因而，萧红于临终前作出了将《呼兰河传》所得版税赠予骆宾基的决定。
萧红入住思豪大酒店之后，《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去探望了她，并和她作了一番长谈。骆宾基说：
从她们谈话结束后，我始知那个“T君”从此不告而别溜掉了，而我在柳亚子先生于九龙探望她之后，曾以那个“T”若是“丢掉你竟自不管了，还有我们呢”豪言相慰，至此，就不能不感到意外，而也不能不实践自己的诺言了！但，还想回九龙去取稿子。
那一天，就在杨刚离去不久，骆宾基也起身与萧红话别，说他要回九龙去抢救他的小说稿《人与土地》（已发表10余万字，全书共30万字）。萧红躺在床上问道：
“英国兵都在码头上戒严，你为什么冒险呢？”
骆宾基答：“我要偷渡。”
“那么你就不管你的朋友了么？”萧红忧愁地说。
“还有什么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你朋友的生命要紧还是你的稿子要紧？”萧红气恼地追问了一句。
“那-我的朋友和我一样，可是我的稿子比我的生命还要紧。”
“那-你就去！”
说完，萧红一下转过了头，把脸深深埋在了被子里。
骆宾基手足无措地站立在那儿，他没有挪步，面对一个处在重危之中的病人，一个他崇敬的女作家，一个手足之情的同胞，一个在“高粱林子”里长大的东北老乡，他怎么能扔下她一个人而开步走呢？一句话，他不能够这样做！
许久没有听到脚步挪动的声音，萧红慢慢地从被子里探出了头，当她发现骆宾基一如往常地站立在她床前的时候，她的眼睛湿润了。她对骆宾基说道：“对现在的灾难，我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不要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候死了，我会好起来，我有自信。”
不等骆宾基说话，萧红急急地自顾自地滔滔不绝地往下说了起来：
你的眼光表示你是把我怎么来看的，这是我从前那一回见到你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你也曾经把我当作一个私生活是浪漫式的作家来看的吧！你是不是在没有和我见面以前就站在萧军那方面不同情我？我知道，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你不清楚真相，为什么就先以为是他对，是我不对呢？做人是不该这样对人粗莽。
我早就该和端木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
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么？我要回到家乡去。你的责任是送我到上海。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是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
他么？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想追求些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
我为什么要向别人诉苦呢？有苦，你就自己用手掩盖起来，一个人不能生活得太可怜了。要生活得美，但对自己的人就例外。
萧红一口气说了很多话，但她终于说出了压抑在心底里的真实想法和看法，也许是说累了的缘故，她情不自禁地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仿佛要把心中的一切忧愁和不满全部排放出来。于是，骆宾基也就有了说话的机会，他极率直地问道-也是憋在心中好长时间想问的问题：
“我不理解，怎么和这样的人能在一块共同生活三四年呢？这不太痛苦了么？”
萧红茫然地答道：
“筋骨若是疼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
就在这当口，多日不露面的端木蕻良走了进来，他还为萧红带来了两个外面市场上已经难得一见的苹果。骆宾基后来对人说，这出乎他的意料，因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日（12月9日），端木就一直没有露面，也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骆宾基问他：
“你不是准备突围吗？”
“小包都打起来了，等着消息呢！”端木一边说着话，一边为萧红刷洗痰盂。但过了不一会，他又不辞而别地走了。
后来，周鲸文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接受刘以鬯先生的提问时这样说道：“端木初时，有突围的打算。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改变了主意。”
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端木蕻良确有置病中妻子于一边独自突围逃生的打算，也许最终是良心发现并制止了他的这个打算。许多人特别是欲突围去内地的文化界人士批评指出：大难临头，有谁能抛妻独自一人逃生去的？
由于有三年前端木蕻良分文不留置挺着大肚子的萧红于战事已经逼近的武汉，而他独自一人先行赴重庆一事在先，所以，对于香港沦陷初时端木一度欲先行突围去内地的举动，更多的文化人表示了不理解与愤懑-这同九年前萧军冒严寒四出打工养活产后在家休养的萧红之举，形成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反差。自然，这也是几十年来人们谴责、孤立他的口实所在。好在他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并为保存萧红骨灰做了一件值得为后人称颂的善事。
关于端木和萧红之间的情感问题，由于端木离群孤索的秉性和时时袒露在人们面前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表现，几十年来，一直是人们议论的中心，而又多为人们所不容。论及这个问题，有三位曾与之有过交往的当事人作了较为中肯的评说。
一个是散文家秦牧。秦牧在《漫记端木蕻良》一文中认为：关于“端木和萧红的婚姻，外界曾经有过一些传闻，我个人，相信他们两位的思想、感情有很契合的一面，但在生活习气上也有不大调和的地方。端木生于那么一个家庭，感情很细腻；萧红却是抽烟喝酒，带有流浪者烙印的比较奔放的妇女。如果说一切方面都很一致，又未免讲得理想一点，但如果说没有共同基础，只是一种轻率的结合，却又讲得过分了。端木曾经告诉过我，他们未曾结婚的时候，对萧红表示好感的作家有好几个。萧红有一次买了一件用品（好像是手杖吧）回来，大家都争着要。萧红告诉大家，要把这件东西藏起来，让大家去找，谁找到就归谁。一面，又悄悄告诉端木藏物之处。结果，就给端木‘找’到了。从这么一件小故事，足可以见到萧红很早就对他有真挚感情”。
而方蒙的解释，更是说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见1993年3月14日香港《文汇报》所刊《萧红与端木蕻良》一文）。方蒙写道：“萧红倔犟的性格，反抗的精神，使她的生活道路，创作风格和处理事物的态度，都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而且一旦认定，决不改变。但萧红毕竟是女性，这时精神上、情绪上需要温存、安慰和怜爱。萧红这种心态，端木却不能理解，更不能使她满意，悲剧由此而生。端木蕻良是在优裕的环境中出生成长的。他是家庭中的幼子，小时体弱，母亲和两个哥哥对他溺爱迁就，娇生惯养，从小时候读书到清华大学，步步如意，一帆风顺……端木易暴躁，有时又细致、柔和，倘一旦与他意见相左，或他不能接受时，三言两语不合，一碰就炸，拂袖而去。内向、孤傲、不善表白，与友人相处常易引起误解。”
那么，端木对萧红的情感又怎样呢？
对此，老舍秘书葛翠琳在其所撰写的《沉默》一文中回顾道，50年代反胡风运动初期，北京市文联一位新来的领导多次找端木谈话，要他交代问题。但端木一直保持沉默。到了实在挨不过去的时候，他也只是无可奈何地自责了一番。不料他被当场告知：“这是过不了关的！”接着，那位领导又说：“很清楚，萧红就是胡风分子，你还能逃脱吗？”一听这句话，平时胆小谨慎著称的端木神态骤变，被痛苦扭曲的脸庞涨得通红，他嘴唇颤抖着，讲话像陶瓷碎裂的声音刺耳惊人：
鞭尸是封建帝王的作法！我自己，无论是坐牢、枪毙，由你处置，但我决不许污蔑萧红！
说完，端木猛地站起身来，全身嗦嗦发抖，不顾那位领导怎样恫吓吼叫，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出了办公室……
相隔20多年后，在接待一位美籍汉学家的访问时，端木对萧红的真实情感又一次一览无余地宣泄在外人面前。
1980年，著有《萧红评传》的美籍汉学家葛浩文向端木蕻良作了第一次正式访谈。据葛浩文16年后回忆道-
那一天，我一口气向端木蕻良提出了一大串有关萧红的问题。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萧红病逝的细节，万万没想到端木蕻良的反应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只见他突然用一把扇子遮住了他的脸，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哭声甚至惊动了他那在隔壁房间忙碌着的老伴，连忙赶过来查看，这让我不知所措，接着，端木蕻良断断续续地述说他内心的痛苦，他不断自责自己没能阻止1942年香港的那次错误的手术，结果加速了萧红的逝世，他甚至感到罪过。为了萧红，端木蕻良竟在外人面前无法控制地痛哭流涕，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对于萧红、端木之间的情感纠纷，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众说纷纭中，笔者认为，作为萧红、端木抵港后文学和生活上的主要资助人、萧红疗病费用的承担者，无疑，周鲸文先生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人，因之，他所持的态度也最为客观、公允。对此，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刘以鬯先生专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周鲸文先生（刘以鬯：《端木蕻良论周鲸文先生谈端木蕻良》）。
问：H先生从美国寄来一封信，要我回答两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只好请教周先生。第一个问题是：很多纪念萧红的文章都骂端木无情，不知端木给你的印象怎样？
答：（寻思片刻）这……这很难讲。
问：他的为人怎样？
答：端木有些大孩子气，偶尔会撒一下娇。
问：他是不是不大合群？
答：有些人总是嘻嘻哈哈的，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端木蕻良不是那种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性情不太随俗，落落寡欢。
问：恃才傲物？
答：像他这样有才气的人，成名之后无意中露些傲
在香港，史沫特莱住在当时的香港会督（即大主教）英国人BishopHall（其中国名字为何明华）的家里。后来，她到九龙尖沙咀乐道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家里作过一次探访，见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尽如人意，何况此时萧红的肺结核病情日趋严重了，于是，史沫特莱立刻把萧红接到空气清新、环境较为优雅的她的临时居住处-玫瑰园，与她同住。这位可钦可敬的美国友人，她不是不知道萧红所患的肺结核由来已久，以及由此可能引发传染，然而，她还是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了。
由于其鲜明的亲中共立场和反日寇侵略中国、反国民党打内战的激烈言行，香港警方禁止史沫特莱公开演讲、发表文章及参加社会活动。但萧红、端木他们还是给了史沫特莱舆论阵地。后来，在日寇日趋明显欲图进攻香港的战争气氛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将史沫特莱的名字开列在一旦遭到进攻时以应急飞机送往中国大后方的一批人员的名单上。
史沫特莱实在无法理解她所接触的中国人（主要是左翼作家-秋石注）如此这般不看重自身的健康。早在1936年的早些时候，她就直言不讳地对鲁迅的健康提出过警告。而鲁迅则不以为然地委婉回答说：“外国人看生命又比中国人看得重。”鲁迅说完这句话不及半年便去世了。因之，面对萧红、端木他们的简陋居住条件和不良健康状况，史沫特莱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贫困和死亡。正是基于此，史沫特莱果断地作出决定，把萧红接到玫瑰园与她同住，借此改善一下她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哪怕是暂时的也好。其实，此时的史沫特莱本身也忍受着巨大的伤痛带来的折磨-由于她多年来介入中国人民的抗战生活，四处奔波、跋山涉水的紧张工作和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环境，给她的健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1937年8月以后，她一直忍受着背部的严重伤痛。抵港后，她多次前往医院就医疗治。但是她首先关注的不是自己的健康与安危，而是中国的左翼作家们。
史沫特莱曾经在延安作过为期七个多月的实地采访。之后，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中，史沫特莱还亲临事变第一线进行采访，并同那些歪曲事变真相、反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外国媒体同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西安事变结束后，史沫特莱又深入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第一线部队体验生活，用大量的亲历事实驳斥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共军队尤其是新四军的诬蔑和攻击，从而再一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令其离境的制裁。史沫特莱还怀着满腔的热忱在新四军的救护机构工作过，因而，对于新四军的救护工作，她比任何外国人要知道得多。
在同茅盾，还有萧红、端木等人晤面时，史沫特莱怀着异常钦敬的心情向他们谈到了有关新四军的种种情况。她还以崇敬的口吻告诉他们：新四军的许多药物是经由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募集的。
为此，史沫特莱与端木之间进行了一次饶有趣味的对话（萧红在哈尔滨上初中期间读过几天英文，与史沫特莱对话很是困难，但这并不妨碍她们之间的沟通，因为两位异国女性的心灵是相融的，且又互相敬崇。而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北平清华大学这两所第二语种以英语表达著称的学校就读过的端木蕻良，与之对话则要熟练得多-秋石注）。
史沫特莱：“我很习惯那儿的生活，我几乎是不会生病的！”
端木蕻良：“万一生病呢？”
史沫特莱笑着说：“我也不吃药！我要把药留给战士们吃！”
端木蕻良：“你也是战士呀！”
史沫特莱耸耸肩，依旧微笑着作答：“有比我更需要药品的战士呢！”
自从在鲁迅家里认识史沫特莱以来，萧红一直保持着同她的浓浓友情。后来在武汉，在去临汾“民大”任教的前夕-1938年1月3日，萧红还为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和德国女作家丽洛琳克的自传体小说《动乱时代》写过一篇读后记，题目就叫做《〈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这篇读后记后来发表在半个月后出版的《七月》第2集第2期上。萧红在《读后记》中提及书作者史沫特莱时作了一个形象的描述：
史沫特莱我是见过的，是前年，在上海。她穿一件小皮上衣，有点胖，其实不是胖，只是很大的一个人，笑声很响亮，笑得过分的时候会流着眼泪的。她是美国人。
谈及《大地的女儿》，萧红给予了热烈的推介：
《大地的女儿》的全书是晴朗的，艺术的，有的地方会使人发抖那么真切。
史沫特莱给予萧红很高的评价，称她是“在炽热的铁砧上锻炼成型”，“在许多方面远比美国女性先进的中国新女性”。
后来，英国女作家苏姗娜浩在其《史沫特莱与萧红》一文中写道：“那时，史沫特莱尽管读不懂萧红的作品，却明显被她的人打动了。在《中国的战歌》中她评论了宋氏姐妹，同时指出，把她们视为代表是个错误，依照美国妇女成熟的观点，一个‘中国新女性’很大程度上应当在战争的险恶铁砧上锻造而成，她举的例子是萧红。”
史沫特莱在其《中国的战歌》一书中这样写道：
居住在香港的艾米莉哈恩刚完成她有关宋氏三姊妹的一本书。她们三姊妹确实值得写一本书，但是和许多外国人的想法正好相反，她们并不是中国仅有的有才干的女性，我总认为单单宣传她们是可悲的。我常想，如果整个宋氏家庭也像大多数在各个战区报效国家的中国人那样出身寒微，情况会怎样的呢？我想起那些在军队里，在民间担任医生、护士、政治组织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妇女，那些工作条件虽然艰苦而力量和才干都在逐年增长的妇女。我也想到了另外一类，已往在斗争中失去了青春年华、已经在卑微的岗位上死去的妇女。
一种在许多方面远比美国女性先进的中国新女性正在炽热的战争铁砧上锻炼成型。一个这样的女人曾和我在霍尔主教乡间住宅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她的名字叫萧红，她的命运有典型意义。当日本人在一九三一年刚开始对满洲的进攻，她就逃出来了。她逃避的不仅是日本人，她也逃避富有的父母替她选择而且要她接受的婚姻。她正好跑在日本人进军部队的前面，最初居住在北平，后来，相继迁往上海、汉口和重庆。把她的第一部著作《生死场》介绍给中国大众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他谈到这本书时认为，这是中国女作家所写的最有力的现代小说之一。此后，这位姑娘又出版了三本书，其中包括她住在我家里写成的一本战争小说。像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一样，她的生活永远摆脱不了贫困。这样的作家所挣得的稿费收入，使他们置身于苦力阶级的同一经济水平。于是萧红，也像她的许多同行一样，染上了肺结核病。我设法让她住进了玛丽皇后医院，并且不断以余钱接济她，直到香港沦陷。她死在日本人占领这座小岛不过几天之后，当时她二十八岁（应为31岁-秋石注）。
正是在史沫特莱为之提供的优雅环境中，萧红一鼓作气完成了她的《马伯乐》的后半部第九章。
耳濡目染萧红不顾病体的“拚命”，端木蕻良常跟人说：萧红创作的态度带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其实，那段时间端木蕻良的身体也不太好，他的风湿病又发作了（这个病整整困扰了他一生，包括由此而产生的几次欲夺他生命的心脏病），但他也同样分秒必争地创作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大时代》。可惜的是，这部后来被人称之为《科尔沁旗草原》续篇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仅仅完成了三个章节就搁了浅。
就在萧红端木他们埋头于创作之际，随着中国战场上日寇的大举推进，和欧洲希特勒法西斯强盗任意侵占、吞并邻国的嚣张气焰，史沫特莱注意到了时事的险恶。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刚自中国内地的抗战第一线而来，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专栏记者，她一直与香港官方、美国及欧洲保持着联系，所以她对中国战局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考虑到萧红的病体，她建议萧红与端木蕻良及早离开香港为上。萧红问她：太平洋局势将如何发展？史沫特莱回答：日本人必然要进攻香港及南洋，香港至多能守一个月，而新加坡则坚不可破，即使破了，在新加坡也比在香港办法多些。于是，萧红萌发了想去新加坡小住一个月的愿望，同时她也鼓动茅盾夫妇一起去。
萧红与萧军曾在1933年参加过金剑啸组织的星星剧团，又一同在“牵牛房”参加了美国进步作家厄普东辛克莱所作的剧本《小偷》的排练，而且早在1929年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求学时就拜读了辛克莱所著的小说《屠场》，并在自己比较满意的短篇小说《手》（反映女中学生寄宿生活内容的，首刊1936年4月15日上海《作家》杂志第1卷第1号-秋石注）中的感人部分介绍了《屠场》的某个情节，因此，对辛克莱心仪已久的萧红特地委托即将回国的史沫特莱将她已经出版的《生死场》、《商市街》等几本书带给辛克莱先生，并表达了欲与辛克莱交往的心愿。不久，大约是在1941年的6月的某个日子，也就是史沫特莱安抵美国不多日，此时已竞选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辛克莱给萧红发来了一封短信，向她致谢给他送去了“美好的礼物和问候”（由于系打字机打印，据说，直到临终，辛克莱依然妥善地保存着他给萧红这封短信的复印件-秋石注），并将他最新出版的由他亲笔签名丝绒封面装有口袋的一本题为《合作社》的小册子回赠给了萧红。遗憾的是，由于萧红的病情不断加剧，她与辛克莱之间的交往也仅限于这么一次。辛克莱不仅是一名著名的美国作家，而且还是一位热衷于推进和平运动和非暴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战士。
然而，来不及把离开香港的计划付诸实施，萧红的病情便发生了一系列急剧的变化，咳嗽、头痛、发烧、四肢无力、失眠……越来越频繁。史沫特莱见状，就劝说萧红去医院疗病。史沫特莱知道萧红的经济状况比较拮据，便利用自己的关系为萧红联系了一家由英国人开的玛丽医院，住院费打折扣。史沫特莱还表示，回到美国之后，将设法再为她筹款养病。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对法西斯扩张侵略及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西方新闻记者和左翼作家，史沫特莱冒着有可能遭受德、日法西斯战机拦截及轰炸的危险，搭乘一艘挪威海轮横渡太平洋回到了美国。
史沫特莱回国后，不顾美国政府的刁难及迫害所造成的艰难环境，不断发表演说，把发生在中国的抗战真相告诉广大的美国人民。20世纪40年代末，在极端反动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史沫特莱因其鲜明的亲共立场受到了非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史沫特莱欣喜异常，她不顾美国政府的阻挠，迅即出发前往中国。途经英国时，在一次腹腔手术之后于1950年5月6日不幸去世。在其逝世前的一周，躺在牛津大学医院的病床上，这位可敬的为中国革命奉献了大半生的美国友人，给其好友玛格丽特写下了一封宛似“遗嘱”般的信件，在信中，史沫特莱满含对新中国的巨大热情，催人泪下地写道：
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盛和自由的中国。
我还在遗嘱条文中特别请求，火化我的遗体，将骨灰送交朱德将军，埋在中国。
我不是基督教徒，因此希望不要为我的遗体举行任何种类的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一向只有一种忠诚，一种信仰，对于穷苦和受压迫人民的解放和在此前提下如今已实现的中国革命的忠诚和信仰。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支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遵照她的遗愿，不久，由一个英国的“人民代表团”将其骨灰带至中国。1951年5月6日，也就是史沫特莱告别人世的一周年忌日，中国政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随后，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镌刻在她的墓碑上的铭文，正是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而成：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之墓
端木蕻良1980年6月25日在接受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的访谈时回忆道：“史沫特莱来港，她带来了新四军里的材料。有欢送她的诗歌和壁报、歌曲等等，她准备回美国作为写书的资料。我问过她在美国的通讯地址，她说她在美国的家属已经分散，就一个姐姐是洗衣服的，多年不见了，还要回美国后联系。另外，当时好多报纸、杂志都不登她的文章，好像只有一家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报》登她的东西（史沫特莱供职于该报-秋石注）。因此她走时留下10篇短篇小说，都是打字稿，就在《时代文学》发表了几篇。”
据核证，端木蕻良在6月1日创刊的《时代文学》上增发了一个“史沫特莱专号”。上面翻译发表了史沫特莱留下的一篇特写《这样微小的事》和V。莱西克写的介绍史沫特莱生平的文章《安妮史沫特莱》，还配发了史沫特莱的照片和签名手迹。端木蕻良还在专号的刊后记上这样写道：“感谢有世界荣誉的女作家，中国光辉的友人史沫特莱女士在返国的匆促中特为本刊撰稿。”之后，在《时代文学》的第2期上发表了史沫特莱的《最后胜利以后》，第3期上发表了《游击队的军事法庭》。
在6月辛克莱致信萧红后，端木蕻良又适时地在《时代文学》第4期上发表了《辛克莱告欧洲沦陷区书》，以及辛克莱致萧红信、有亲笔签名书的影印件等。
尽管史沫特莱临行前千叮嘱万叮嘱，又是为她联系合适的医院，又是从自己有限的旅费中为她拨出治疗费用，回到美国还继续为她筹集医资，可萧红并没有把治疗已入膏肓的肺结核放在首位。忧国忧民，驱除鞑虏，关注沦陷区人民的生活，依然是这位来自黑土地作家压倒一切的心结所在。1941年的9月，距死神的最终光临，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萧红全然不惧海上大量集结的侵略者军队合围香港的威慑，以及自己完全有可能被纳入黑名单带来的不测，接连写下了《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和《“九一八”致弟弟》等檄文。
发表在1941年9月1日《时代文学》第1卷第4期上的《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展示了一位中国女性身上凸显出的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气概-这，也就印证了史沫特莱对萧红的独特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在炽热的战争铁砧上锻炼成型。”
《同胞书》写道：
沦亡在异地的东北同胞们：
当每个中秋的月亮快圆的时候，我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
他们的希望曾随着秋天的满月，在幻想中赊欠了十次。每次都是月亮如期地圆了，而你们的希望却随着高粱的叶子而萎落。但是，自从“八一三”之后，上海的炮火响了，中国政府的积极抗战揭开，成了习惯的愁惨的日子，却在炮火的交响里，换成了鼓动，兴奋和感激。这时，你们一定也流泪了，这是鼓舞的泪，兴奋的泪，感激的泪。
记得抗战以后，第一个可欢笑的“九一八”是怎样纪念的呢？
中国飞行员在这天做了突击的工作。他们对于出云舰的袭击作了出色的成绩。
那夜里，江面上的日本神经质的高射炮手，浪费地惊恐地射着炮弹，用红色的、绿色的、淡蓝色的炮弹把天空染红了。但是我们的飞行员，仍然以精确的技术和沉毅的态度（他们有好多是东北的飞行员）来攻击这摧毁文化、摧毁和平的法西斯魔手。几百万的市民都仰起头来寻觅-其实他们什么也看不见的，但他们一定要看，在黑黝黝的天空里，他们看见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和人类应有的光辉。
第一个煽起东北同胞的思想是：
“我们就要回老家了！”
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
人类对家乡是何等的怀恋呀，黑人对着“迪斯”痛苦地向往；爱尔兰诗人夏芝一定要回到那“蜂房一窠，菜畦九畴”的“茵尼斯”去不可；水手约翰曼珠斐尔（英国桂冠诗人）狂热地要回到海上去。
但是等待了十年的东北同胞，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心火越着越亮，而且路子显得越来越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我们知道我们的作战位置-我们的位置，就是站在别人的前边的那个位置。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打开门而是最末走进去的人。
抗战到现在已经遭遇到最艰苦的阶段，而且也是最后胜利接近的阶段。在杰克伦敦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上，描写两个拳师在冲击的斗争里，只系于最后的一拳。而那个可怜老拳师，所以失败了的原因，也只在少吃了一块“牛扒”。假如事先他能吃得饱一点，胜利一定是他。中国的胜利已经到了这个最后阶段，而东北人民在这里是决定的一环。
东北流亡的同胞们，我们的地大物博，决定了我们的沉着毅勇，正如敌人的家当使他们急功切进一样。在最后的斗争里，谁打得最沉着，谁就会得胜。
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做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
东北流亡的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大豆、高粱，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痛心的一切记忆，努力吧！
相隔不过25天，9月26日出版的《大公报》又刊登了深怀一腔民族大义的萧红写的《“九一八”致弟弟书》一文。在这封信上，萧红将人世间的手足骨肉情感，深深地融入到了爱祖国爱家乡，坚决打击入侵者的浓烈战时氛围中。
信的一开始，萧红用异常亲切、喜悦的口吻写道：
可弟：小战士，你已做了战士了，这是我想不到的。
进而，萧红以一种无比自豪的心情写道：
……现在我们已经抗战四年了。在世界上还有谁不知道我们中国的英勇，自然而今你们都是战士了。
在回顾战争爆发以来姐弟俩的几次交往后，萧红的“心里充满了微笑”。而这“微笑”，则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同时，又升华为对所有献身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小战士”的神圣而又深厚的情感：
恰巧在抗战不久，我到山西去，有人告诉我你在洪洞的前线（时为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秋石注），离着我很近，我转给你一封信，我想没有两天就可看到你了。那时我心里可开心极了，因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快乐而活泼，他们跑着跑着，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拿枪，你们也担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微笑。虽然我给你的信，你没有收到，我也没能看见你，但我不知为什么竟很放心，就像见到了你的一样。因为你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个，于是我就把你忘了。
……
[秋石附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甫一爆发，正在上海的萧红胞弟张秀珂热血沸腾地向萧红萧军告别，奔赴大西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几年后，张秀珂自八路军某部调新四军某师工作。抗战一胜利，张秀珂随同新四军一部挺进东北，从而回到了阔别达十年之久的黑土地故乡。1946年9月间，于当时的嫩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市，张秀珂意外地遇到了自华北张家口经长途跋涉抵达，已被中共东北局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昔日姐夫萧军。此时，距萧红不幸逝世已经四年多了。]
下面是张秀珂1955年临终前夕，于北京和平医院卧床治病时的部分口述内容，供读者参考：
1934年，我在齐齐哈尔高中念书。该校孤处城外，冬天冷得令人不敢挨床板，春天大风掠过，砂石使你睁不开眼，而令人尤其枯燥烦闷的是精神上的寂寞与空虚。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悄吟与三郎的名字，后得知悄吟就是萧红。我便写信向报社探询，不久萧红回了信来，对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要我转学到哈尔滨去，当时给我以极大的鼓舞。
从这时起，我和萧红不但恢复了姐弟关系，而且在思想上也达到了姐弟的亲密。我们此后便音讯不断了，等到秋天我转学到哈尔滨时，萧红和萧军已匆匆离哈去青岛了。在我读高中这期间，得到他们二人很大的教益，萧红经常写信来，我除了经她指点读了一些进步小说外，还收到了萧红偷偷寄来的他们的作品：《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丰收》（叶紫著）等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当时伪满逮捕思想犯很严，往往株连到无辜者，我直觉到这种压迫，竟有些神经过敏，谁也不敢相信，但又走投无路。高中毕业后，我于1936年到日本留学半年多，听说萧红当时也在日本，但我竟未敢去找她，怕特务发觉。在日本又受不了被当做“亡国奴”的轻视，就于是年冬转道东北跑到上海了。先见到萧军，以后萧红也从日本回来了，我靠他们的帮助在上海逗留了半年多。
这期间，我对萧红又有了新的误解。她经常和萧军闹意见，一次我刚进屋，萧红就告诉我：方才他们争吵，萧军把电灯泡都打坏了。萧军就马上抢过来说：“是碰坏的。”并分辩说，他是如何有理等等。而我问萧红到底为什么，她反支吾不答。所以我当时是拥护萧军的，不赞成萧红的。从此，有些事情我就不大听她的话了，她准备上北京访友，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我觉得北京乌烟瘴气，汉奸日寇横行，有什么去头呢？“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决定去陕北参加革命实践。萧红曾问我：“在陕北净吃黑馍，你受得了吗？”我说那又算得啥，你顾虑的太多了。以后，我就离开了他们，带着一封萧军写给红军里熟人的信去了西安。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直到十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那时闹意见，并不是完全怨萧红的。
我到西安后，还常与他们通信。一个月后，当我随着新改名的八路军渡河东下以后，就和他们断了音信。五台、广阳战后，部队绕到汾阳、孝义。整军时，我竟不知他们正在附近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以致失之交臂，未见一面。
半年以后，我随游击支队活动，抽时间写了几篇通讯、报告之类，给在延安的他们寄去（我当时以为萧红也在延安）。光复后听萧军说，他当时并没有收到。又过四年，我在苏北新四军某师工作，偶然看到当时军部出版的文艺副刊载有萧红困居在香港的消息。我写了一封信去，请她到根据地来，但据端木君后来说，他们也未收到那封信。
最后，噩耗传来，1942年夏，同样在该副刊上看到了悼念萧红的启事。我当时悲痛的很，写了一首极尽哀思、怀念的长诗，先想发表，后觉不好，便毁掉了。
光复回东北后，从诸友人处陆续打听到一些关于萧红和我分别后在西安、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地的生活情形。直到最近来京卧病后，才了解到较为详细一点。听友人说，萧红直到最后还经常说怀念我这个弟弟，而我除了幼稚、浅薄的误解和怀疑外，竟对她丝毫也没有帮助。每当我想到这里，常引起我的自恨与自责。
不久，萧红前往玛丽医院去接受一种所谓治疗肺结核的新疗法空气针-即用注射进去的氧气把肺部已结的疤吹开，然后在静养中来个根治，但是这需要时间和安静的环境，以及良好的营养。她是独自一个人去的，走在半路上，萧红想起端木蕻良还在《时代批评》杂志社等候她，于是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自己从九龙过海来了，现在去玛丽医院打针，一小时后即回到他那里去。去的时候，她的心情是愉快的，走路也健捷得很。然而一进入玛丽医院，她就倒了下来，两腿发软，咳嗽加剧，这时，已经是1941年的11月了，到了萧红不想住院也得住院的尴尬境地。
若是在平时，萧红与端木两人的写作收入，还可以过得去。但是一旦有病，住院、医药等开销，却不是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尽管史沫特莱临行前已经作了些安排，但这毕竟是很大一笔的额外开销！
关心萧红病体的人很多，眼见得萧红病情一天天加重，大家都很着急，但很多人是干着急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困难得很。经济状况稍好一些的有柳亚子老先生夫妇、于毅夫先生夫妇和周鲸文先生夫妇等几家，而这几家中又数周鲸文夫妇要好些。有一天，柳亚子先生专门约请周鲸文先生喝茶。喝茶间，柳亚子先生一再提到了萧红治病的开销，希望周鲸文多资助一些，对此，周鲸文慨然允诺，并说他早已考虑了。过后，周鲸文先生特地找到萧红、端木，经商量，一致认为史沫特莱推荐的玛丽医院为佳。周鲸文先生表示，有关萧红疗病的一切开销，均由他一人承担。
萧红的病房被安排在玛丽医院四楼的前方走廊上，紧靠花园，光线充足，正面环围大海，能够吮吸到新鲜的空气，是一个肺结核病人疗病的好去处。但萧红极不满意，一是愤慨于住骑楼-这是她自己不明白，肺结核病人需要旷野的新鲜空气；二是不满意医院的护士不听她指挥，不让她看书报。而更主要的是，她又感到寂寞了。为此，她一再嚷嚷着要出院回家去。直到有一天于毅夫先生前去探望她时，便不顾医生护士的阻拦，说服于毅夫把她接回到了九龙的家中，在医院不过住了十天左右的时间。
接到萧红出院的消息，周鲸文夫妇即于次日前往九龙探视。临走时，萧红终于答应了他的关于重返医院接受治疗的要求，周鲸文给他们留下了一些钱。而且，还是在第一次入院时，周鲸文先生就明确表示，可以承担她半年的治疗费用。尽管玛丽医院的治疗、住院费用十分昂贵。
据说，史沫特莱返回美国后，曾把萧红在香港的窘境告诉了有关人士，并汇寄过200元港元，那是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翻译萧红短篇小说《马房之夜》的稿酬（登载在1941年9月的《亚细亚》杂志上）。萧红收到香港大通银行的领款通知单是在1941年的12月7日，然而，第二天日寇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因此，这笔自美国汇来的200元港币稿酬他们始终没有收到。
海伦福斯特了解并尊重萧红。虽然她从来没有见过萧红（1934年11月至1936年7月，亦即萧红在上海并成为鲁迅生前最为钟爱的女弟子这一时期，海伦一直居住在北平）。虽说她的丈夫、战友埃德加斯诺曾于1936年5月同鲁迅秘密会面并长时间谈话，但同样不曾见过萧红。说起来，海伦是从鲁迅与斯诺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谈话录中，知道萧红是当时中国文坛尤其是左翼文坛上涌现的最有才华的青年女作家的。据说，海伦在翻译发表萧红的《马房之夜》后，还特地写了一封致萧红、端木的长信，向他们组稿，同时请端木蕻良在他主编的香港《时代文学》上撰文介绍她的《亚细亚》杂志。可惜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猝然爆发，一切都沉没在了侵略者的战火之中了。
尽管周鲸文先生一再力劝萧红重返玛丽医院接受治疗，但是萧红依然一天一天地挨着，仍旧住在九龙那个阴沉狭小的“家”中。由于在家里医疗的诸多不便，萧红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白天，她睡得十分不安宁，卧床常常一会儿南移，一会儿又北转，朋友们和端木就像给幼儿摆动摇篮一般摆东又摆西。萧红喉头的痰越来越多了，她的与病魔作斗争的精力也正在日趋耗尽，可她依旧保持着一份自信，并且顽强地想要掌握自己病势的变化。一次，她请袁大顿到有名的屈臣氏大药房买一支能够测量体温的摄氏水银温度计，不料，因为袁大顿不在行，给错买了一支华氏的回来，于是，萧红笑了-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笑靥。笑过之后，她还温和地给袁大顿解释了一番体温计的正确使用方法。袁大顿还替她买过痰盂和其他药品，“一天有时跑上几趟”。
萧红病后，来探望她的友人还真不少，除于毅夫、周鲸文等东北老乡外，还有一些文化名人如茅盾、巴人（王任叔）、杨刚等。此外，她还结识了一些很不错的新朋友，其中，当数感情笃厚的柳亚子老先生了。柳亚子初识萧红时，她刚从玛丽医院回到家中。萧红一见柳亚子先生前来探视，显得异常的兴奋，她想坐起来，无奈身体过于虚弱，难以支撑，见此状，柳亚子忙要她躺下说话。萧红躺下后，与柳亚子“握手殷勤，有如夙昔相稔者”。从此，柳亚子“暇辄往谐，每娓娓清谈，不以为累”。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两人之间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感人友谊。
初次探访，在柳亚子脑中留下了难忘的一幕，为此，他即兴挥毫赋诗一首赞道：
谔谔曹郎莫万哗！温馨更爱女郎花。
文坛驰骋联双璧，病榻殷勤伺一茶。
长白山头期杀贼，黑龙江畔漫思家。
云扬风起非无日，玉体还应惜鬓华。
十多天后，柳亚子带着一朵盛开的菊花来到萧红病榻前，小屋里顿时弥漫起沁人肺腑的清香，萧红见了，兴奋地倚枕坐起，将桌上花瓶中已插的花悉数取出，尔后，接过柳亚子手中的菊花，珍重地插入瓶中，随之，两人又开始了不知疲倦的“娓娓清谈”。柳亚子一高兴，便要萧红为他题诗。面对这位相识最晚可敬可爱的长者，萧红感慨万分，挥笔题了“天涯孤女有人怜”。题完后，萧红感慨又企盼地对柳亚子说道：“安得病愈，偕观电影，更就酒楼小饮，则其乐靡穷矣。”
见状，柳亚子一股怜爱之情自心中油然而生，“怆然挥泪”，和诗一首：
轻飏炉烟静不哗，胆瓶为我斥群花。
誓求良药三千艾，依旧清淡一饼茶。
风雪龙城愁失地，江湖鸥梦尚宜家。
天涯孤女休垂涕，珍重春韶鬓未华。
然而，“病愈”尚在企盼中，一场对于萧红来说不啻是灭顶之灾的大难临头了。
1941年12月7日，日寇发动珍珠港偷袭成功，次日，美英被迫正式宣布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旋即爆发，九龙也一下子陷入了日寇疯狂的炮击之中。一向喜图清静的萧红心中充满了恐惧。她让端木打电话请柳亚子先生来，似乎有一位值得信赖的长者在她身旁，她也就安心了许多。柳亚子一踏进门，就关切地问道：
“你好一些吗？”
萧红一把抓住他的手，瞪着惊恐的双眼说道：“我害怕！”
“你怕什么呢？”柳亚子安慰道，“不要怕。”
萧红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怕……我就要死。”
既是安慰，又是表明心迹，柳亚子正色道：
“这时候谁敢说能活下去呢？这正是发扬民族正气的时候，谁都要死，人总是要死的，为了要发扬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这时候就要把死看得很平常……”
柳亚子离开萧红家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直到他得知萧红已迁往较为安全的住所，一颗悬着的心才又慢慢地放了下来。此后，只要有便利的机会，萧红常常在电话中与柳亚子长谈。
1942年1月，中共地下组织弄到一艘木船，将柳亚子、何香凝等一干爱国民主人士送离已遭日寇铁蹄践踏的香港。这年4月，柳亚子在广东曲江获知萧红去世的不幸消息后“犹弗忍置信”，极为沉痛地写下了《记萧红女士》一文，追忆与“萧红女弟”的交往，痛心地向世人疾呼道：“以女士之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而疾病困之，忧患中之，致令奄然长往，一瞑不视，宁非人世之大哀欤！”
同年6月初，柳亚子先生抵达广西桂林。在这里，他遇到了端木蕻良，详细地询问了萧红病逝的经过，为她的不幸早逝欷歔不已。6月27日，柳亚子夫人枪伤愈合，自香港脱险归来，柳亚子欣喜之余心中又隐隐作痛，因为此时此刻他又想到了萧红，遂又作七绝以悼：
杜陵兄妹缘何浅，香岛云山梦已空；
公爱私情两愁绝，剩挥热泪哭萧红。
在桂林，为思念萧红，端木将其事迹写成梨花大鼓词，交由当时名艺人董莲枝传唱。柳亚子闻讯后，勾起了他在香港时同端木、萧红之间的那段忘年友情，遂又作长诗《端木蕻良谱萧红事为梨花大鼓鼓词以授歌女董莲枝索题赋此》：
魏武人豪子桓劣，子建风流推第一。
江山文藻三千年，又见红楼一枝笔。
红楼血脉谁贯通，科尔草原生悲风。
黄沙大漠无穷际，善感缘情旷代逢。
承平非复康乾世，钗黛才华等儿戏。
黑龙王气黯然消，钟灵独数婵娟子。
婵娟自昔多坎坷，飘零异代宁殊科。
慷慨抛家入汉阙，当年意气倾山河。
山河可惜非完好，胡骑凭陵渡江早。
裙屐联翩访太行，雄冠剑佩称同调。
羽书前敌烽烟急，突围夜踏咸阳月。
遗憾桥陵拜未遑，鼎湖长念攀髯烈。
双栖从此又巴渝，滟潋江流入画图。
拥翠山城晨点笔，盘龙镜槛夜施朱。
点笔施朱都不俗，风波亭外风波恶。
海山飘渺岛扶余，柔乡避地差安乐。
辛苦柔乡避地来，无端疾病竟成灾。
娇喘支床羸病骨，明眸忍泪识仙才。
仙才病骨逢君暮，渔阳鼙鼓动惊怖。
鹑首钧天痛畀泰，升旗山上降幡竖。
芦中亡士正艰危，风雨潇湘死别哀。
一代红颜怜下葬，皓躯成骨骨成灰。
成灰成骨恩情重，山阳邻笛桓伊弄。
浅水湾头堕泪碑，七星岩畔相思重。
梨园弟子董娇娆，宛转歌喉唱六朝。
谱就新声传恨事，有人珠泪湿红潮。
柳亚子先生一生赋诗万千，却难得写出这般通俗易懂的长诗，借诗词，他将自己对萧红的深切怀念吟唱得格外的淋漓尽致，令人读后无不为之动容流泪。
1943年5月30日，传统的一年一度端午节即将来临，想起已经长眠在香港浅水湾的“萧红女弟”之生日也恰在农历五月初五，刚刚度过57岁生日的柳亚子老先生情不自禁悲自心生，遂又提笔写下了《浅水一首为萧红女弟赋》的短诗，以悼念才倾世界然却命比纸薄的“萧红女弟”之第32个生日。
诗云：
九龙穷岛惨难春，浅水湾头火葬辰。
倘抵成灰贞德惨，宁输流血竞雄频。
文章辽海终名世，衣钵稽山老胆薪。
一诀无缘惭负汝，凯旋应许奠江鼶。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全境光复，兴奋之余，柳亚子先生想起了长眠在香港浅水湾畔的萧红，遂又拈诗一首曰：
赵璧真归十五城，伤心难遣夜台明。
河山还我天应泣，生死怜渠志未成。
紫玉化烟无寸骨，红军覆土有殊荣。
虬髯一妹荒唐梦，挥泪题诗诉九京。
此后，每去香港，柳亚子总要前往浅水湾凭吊萧红墓，表达他对萧红“女弟”的无限思念之情。
萧红在香港结识的另一位朋友是骆宾基。据骆宾基强调，正是他，冒着日寇的炮火和刺刀胁迫的危险，自始至终地陪伴着萧红度过了人生旅程的最后44天。
祖籍山东的骆宾基原名张璞君，较之萧红晚6年出生于吉林省珲春县。他于1935年到哈尔滨学俄语，计划去苏联留学。就在哈尔滨，他结识了二萧好友金剑啸，从金剑啸那儿他知道了二萧在上海的一些情况。1936年金剑啸被捕后骆宾基逃亡到了上海，并在上海参加了青年救亡运动。1937年10月，骆宾基的成名作《大上海一日》发表在《呐喊》上。在上海，骆宾基与茅盾接上了关系，与巴人多次叙谈，还与二萧在“牵牛房”时的好友林珏（唐达秋），以及萧红胞弟张秀珂交上了朋友。日寇侵占上海后，骆宾基去了皖南新四军，1939年9月他又由皖南去了大后方的桂林。皖南事变后，他从桂林出发，经广州抵澳门，于1941年9月下旬抵达香港。
骆宾基第一次到萧红家里探访，适遇萧红刚从玛丽医院出来不久。他告诉萧红，到香港后极想看一看萧红，并希望她能介绍一个工作。骆宾基走后，萧红把他的情况告诉了端木。端木听后表示理解，在征得周鲸文的同意后，由张慕辛前往骆宾基住的旅馆，为他付清了拖欠的旅馆费，取出行李，搬到时代书店的职工宿舍安顿了下来。
关于工作，是不好找的，因为萧红本身也没有工作，当她得知骆宾基手头有一个已完成的长篇小说稿时，经与端木商量，便在《时代文学》的第5、6期合刊上，撤下了端木自己的长篇连载《大时代》，换上了骆宾基的《人与土地》。这样一来，骆宾基便有了正常糊口所需的收入，骆宾基自然对萧红、端木二人的这一义举感激得很。
有关骆宾基辗转抵港及初到香港时的有关情况，韩文敏先生在其所著《现代作家骆宾基》中，根据骆宾基本人的叙述作了如下描述：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桂林政治空气紧张，一些具有进步倾向的书店、出版社接连遭到查封，文化人纷纷离去。一二月间，茅盾自重庆赴香港经桂林，对骆宾基说：“这里不好住，不如也去香港吧！我准备一到那边就筹办刊物，你来好了！”
……（骆宾基）先去桂南乡间，不久，又去广东博白县，在一所中学里教书，到暑假，攒下几十块大洋的川资，这才经澳门赴香港。
茅盾得知骆宾基抵达香港，立刻委派叶以群去旅店看望，身上已不名一文的骆宾基很快便在《时代批评》杂志社楼上安顿下来，大约半个月后，又迁至九龙太子道底森马实道住宅，与旅港剧人凤子等文艺界战友为邻。此时，长篇《人与土地》开始在东北同乡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文学》上连载。
这是骆宾基的回忆，而端木蕻良1980年在同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的谈话中这样回忆道：
在战争前，我和萧红都不认识骆宾基，一天，忽然一个电话，说他是骆宾基。我看过他的《边陲线上》，知道这个名字，就到旅馆看他。他说他在香港没着落，要我安排他，我就安排他到周鲸文的《时代批评》社里，有了吃住的地方，我又问他有无稿子，我给他发表，好拿稿费维持生活，他拿了一个《人与土地》，这样他的生活解决了。
两位当事人，各执一词，究竟谁的回忆比较贴近史实？对此，时任《时代批评》杂志助理编辑、又与骆宾基同居一室达两月之久的张慕辛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写给端木的一封信中，详细地描述了他们当初安置骆宾基的经过。
张慕辛写道：
我们在当时都不认识他（骆宾基），因为他是东北作家，因而闻名。他当时是因皖南事变后，紧急情况下，从国内逃出来的。到澳门时，已无旅费去港，当掉行李买的船票。他到港的情形我不知道。当时是你（指端木，下同-秋石注）写信给林泉和我，要我们照顾他。他先去时代书店，找到林泉，林当时是时代书店的经理，我在《时代批评》作助理编辑，住在《时代批评》社的宿舍，有两间房，只住林泉、董秋水和我三个人，请了一个女工给我们做饭，老骆便住在我们宿舍里。大家都是同乡，我们很热情接待他。在一起食住，每晚请他到安乐茶园去喝茶。为了便于写作，我们给他安置安静的写作环境。白天我去上班，他在家中写文章，当时《时代批评》特意给他留出版面，他的第一篇小说《生活的意义》，描写南方部队战士的生活，是我送去付排，并做了初校。
当时你和萧红编《时代文学》，你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在《时代文学》中间，撤下你的长篇空出版面，发表老骆的一个长篇。你撤下的长篇和发表老骆的长篇，篇名现在记不得了。当时我家住在澳门，在我回家时，老骆给了我一张当票，他的行李是我用钱赎出来的。两个月后，老骆搬去九龙，我和林泉去看过他一次，和几个作家住在一起，记得当中有凤子。
张慕辛的上述表述比较符合当时事实，而且与周鲸文先生的回忆及后来刘以鬯先生的考证基本一致。
关于《时代文学》，出资者周鲸文多次强调：“1941年6月，《时代文学》第1期出刊，名义上是我和端木主编，实际是由他负责。”
刘以鬯先生1983年8月11日在香港第五届“中文文学周”专题讲座上的发言也指出：“时代文学》的封面虽印着‘主编周鲸文、端木蕻良’，周鲸文只是挂一个名义，实际编辑工作是由端木蕻良一个人做的。这本杂志一共出了6期，第7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没有出版。”
刘以鬯先生还指出：
端木蕻良自己写的长篇《大时代》，与萧红的《小城三月》同时发表在《时代文学》第二号上。《大时代》的副题是：“人间传奇第五部”，显然是端木的重要作品之一，可惜只发表了三期，就没有继续写下去。《时代文学》第五、六号有一个小启，说“端木蕻良先生的长篇《大时代》，因病未能续写，暂停刊载，谨向读者致歉！”
《大时代》未能续刊，第五、六号的《时代文学》却刊出了骆宾基的《人与土地》第一章。
据骆宾基后来回忆说，当骆宾基又一次去探望萧红时，萧红因病情稍有好转，情绪也好了一些。萧红告诉骆宾基说，她为他的《人与土地》所作的报头式标题画，高粱叶子是那么的肥大，就像八九月间长成的高粱林子。萧红还关切地询问了他的创作情况，让他讲讲正在创作中的短篇小说《生活的意义》的故事梗概。萧红听完，被骆宾基笔下的人物所感染，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同时还发挥只有她特有的丰富想象力，为之添枝加叶。也许，这一天与骆宾基之间亲若姐弟般的谈话，是她生命最后关头最愉快的时刻。
有关《人与土地》题图画的绘制者及其所绘内容，刘以鬯先生在其所作的题为《端木蕻良在香港的文学运动》的讲演中指出，是端木蕻良为之绘制，作题图画的目的是为醒目，其画面决非高粱叶子和高粱林子，而是“云和云中掉落下来的炸弹。一座塔和一个山区，山上有屋有树”。
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骆宾基与萧红之间的见面仅这两次。然而，一俟战争爆发，直至萧红离开这个纷杂乱离的人世的44天中，据骆宾基讲，他几乎是一直守护在她的身边，给了她最终的人间的亲情与温暖。
骆宾基在1980年6月4日为《萧红小传》修订版所作的自序中回顾道：
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旁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天，冒着日军的炮火，柳亚子先生一接到萧红要求见他的电话，旋即来到九龙乐道探视，时骆宾基也在场。柳亚子在抚慰萧红后即匆匆告辞，他也有很多事情要做。就在这一刻，作为萧红丈夫的端木蕻良竟也跟着柳亚子先生走了。临走时，他对骆宾基这样说道：“你不要走，陪陪萧红，我一会儿就回来。”
战争的猝然爆发，震耳欲聋的连绵炮火，柳亚子和端木的离去，越发使重病中的萧红需要人间的温情，她担心骆宾基也会离她而去，内心的恐惧明白无误地写在了她的脸上。但骆宾基坚定地向她表示道：“不会的，我们也不让呵！”
关于萧红被送到思豪大酒店的经过，有好几种说法。
时代书店的张慕辛在其《记萧红》一文中写道：
后来太平洋战起，大家认为日军进攻香港，要先占九龙，都为他们担心。在大家的劝说下，萧红和端木终于搬到香港，先到周鲸文家中。周家当时已有几家亲属搬去避难，住得十分拥挤，萧红无法养病。我们便把她接到思豪酒店来住。
萧红到香港后一直给予她资助的周鲸文先生在1975年12月撰文说：
……一天下午两三点钟，端木、于毅夫两人抬着萧红来到我家，后边还跟着于太太和两个孩子。
稍休息一会，我们谈如何住法的问题。于说，他可到另一个朋友家挤着住。只剩下萧红住的问题。住楼上，不安全，炮火已把三楼房东住的那层打了两三炮。我住的二层尚未着炮火，随时有着炮轰的可能。所以警报一响或炮火一攻，大家都得挤进车房避难。一天不知要跑多少次。萧红是病人，不能行走，每次得有人抬，这就不胜其麻烦，而且她弱到这样的程度也经不起颠簸。车房是安全的，已经住满了杨家的老少，而且潮湿，不开车门就没有足够的空气。这个安全地方也不适于萧红。加上，我家和杨家都有七八岁的孩子，萧红是严重的肺病，我们也不能不给孩子们想一想。
讨论的结果，大家决定暂把萧红送往雪厂街思豪酒店，由端木照顾她，临行时，我交给端木500港币。
此外，端木夫人钟耀群在其《端木与萧红》一书第97页的描述中认为，在将萧红转移到香港的过程中还有骆宾基先生。钟耀群写道：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文化界进步人士纷纷逃往内地。端木住的九龙乐道楼上，就能看到铁丝网和炮火。端木立即过海将萧红接回。
萧红非常害怕，要端木打电话，请柳亚子先生来，商量怎么办？
这时，端木接到骆宾基电话，说香港眼看要打起来了，他准备回内地去，特向端木辞行。并致谢。端木心想，骆宾基光杆一人，不如请他留下来，帮助自己照顾一下萧红，以后可以一起走。因此，就把这个想法向骆宾基说了。
骆宾基说当然可以，能够协助端木照顾萧红女士，对自己是莫大的荣幸。当天，便从香港过海来到九龙乐道8号……
……
柳亚子接到端木电话也来了……见萧红特别害怕，便安慰她，和她聊天，互相作诗。
……
这时，于毅夫急匆匆地赶来告诉端木，今晚得过海到香港那边去。九龙保不住，很快会沦陷。他已经预定了小划子，等天黑下来就走，要大家准备一些吃的、用的。
端木随即收拾东西，送柳亚子回去，同时买一些食品回来。
天黑以后，枪炮声更紧，端木和于毅夫、骆宾基雇了两辆三轮车，扶着萧红上车到海边，乘上雇好的小划子过海……
钟耀群的上述说法比较可信，经多方考证后的实际情况是：12月8日深夜时分，由骆宾基、端木蕻良将萧红自九龙乐道护送至海边，于毅夫找的人和船在渡口接应，于9日凌晨安抵香港。一行人在周鲸文家稍作停留后再将萧红送至思豪大酒店，住进了由张学良将军胞弟张学铭先生包住的五楼一个设施较全的大房间里。后来该酒店也遭到日寇炮击，此时端木蕻良已经不辞而别，由骆宾基将萧红迁到皇后道后面的一所两层楼民宅内暂栖。十天后，骆宾基找到周鲸文，才将萧红转到时代书店的职工宿舍居住。骆宾基所做的这一切，深深地感动了萧红，因而，萧红于临终前作出了将《呼兰河传》所得版税赠予骆宾基的决定。
萧红入住思豪大酒店之后，《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去探望了她，并和她作了一番长谈。骆宾基说：
从她们谈话结束后，我始知那个“T君”从此不告而别溜掉了，而我在柳亚子先生于九龙探望她之后，曾以那个“T”若是“丢掉你竟自不管了，还有我们呢”豪言相慰，至此，就不能不感到意外，而也不能不实践自己的诺言了！但，还想回九龙去取稿子。
那一天，就在杨刚离去不久，骆宾基也起身与萧红话别，说他要回九龙去抢救他的小说稿《人与土地》（已发表10余万字，全书共30万字）。萧红躺在床上问道：
“英国兵都在码头上戒严，你为什么冒险呢？”
骆宾基答：“我要偷渡。”
“那么你就不管你的朋友了么？”萧红忧愁地说。
“还有什么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你朋友的生命要紧还是你的稿子要紧？”萧红气恼地追问了一句。
“那-我的朋友和我一样，可是我的稿子比我的生命还要紧。”
“那-你就去！”
说完，萧红一下转过了头，把脸深深埋在了被子里。
骆宾基手足无措地站立在那儿，他没有挪步，面对一个处在重危之中的病人，一个他崇敬的女作家，一个手足之情的同胞，一个在“高粱林子”里长大的东北老乡，他怎么能扔下她一个人而开步走呢？一句话，他不能够这样做！
许久没有听到脚步挪动的声音，萧红慢慢地从被子里探出了头，当她发现骆宾基一如往常地站立在她床前的时候，她的眼睛湿润了。她对骆宾基说道：“对现在的灾难，我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不要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候死了，我会好起来，我有自信。”
不等骆宾基说话，萧红急急地自顾自地滔滔不绝地往下说了起来：
你的眼光表示你是把我怎么来看的，这是我从前那一回见到你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你也曾经把我当作一个私生活是浪漫式的作家来看的吧！你是不是在没有和我见面以前就站在萧军那方面不同情我？我知道，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你不清楚真相，为什么就先以为是他对，是我不对呢？做人是不该这样对人粗莽。
我早就该和端木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
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么？我要回到家乡去。你的责任是送我到上海。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是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
他么？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想追求些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
我为什么要向别人诉苦呢？有苦，你就自己用手掩盖起来，一个人不能生活得太可怜了。要生活得美，但对自己的人就例外。
萧红一口气说了很多话，但她终于说出了压抑在心底里的真实想法和看法，也许是说累了的缘故，她情不自禁地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仿佛要把心中的一切忧愁和不满全部排放出来。于是，骆宾基也就有了说话的机会，他极率直地问道-也是憋在心中好长时间想问的问题：
“我不理解，怎么和这样的人能在一块共同生活三四年呢？这不太痛苦了么？”
萧红茫然地答道：
“筋骨若是疼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
就在这当口，多日不露面的端木蕻良走了进来，他还为萧红带来了两个外面市场上已经难得一见的苹果。骆宾基后来对人说，这出乎他的意料，因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日（12月9日），端木就一直没有露面，也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骆宾基问他：
“你不是准备突围吗？”
“小包都打起来了，等着消息呢！”端木一边说着话，一边为萧红刷洗痰盂。但过了不一会，他又不辞而别地走了。
后来，周鲸文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接受刘以鬯先生的提问时这样说道：“端木初时，有突围的打算。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改变了主意。”
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端木蕻良确有置病中妻子于一边独自突围逃生的打算，也许最终是良心发现并制止了他的这个打算。许多人特别是欲突围去内地的文化界人士批评指出：大难临头，有谁能抛妻独自一人逃生去的？
由于有三年前端木蕻良分文不留置挺着大肚子的萧红于战事已经逼近的武汉，而他独自一人先行赴重庆一事在先，所以，对于香港沦陷初时端木一度欲先行突围去内地的举动，更多的文化人表示了不理解与愤懑-这同九年前萧军冒严寒四出打工养活产后在家休养的萧红之举，形成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反差。自然，这也是几十年来人们谴责、孤立他的口实所在。好在他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并为保存萧红骨灰做了一件值得为后人称颂的善事。
关于端木和萧红之间的情感问题，由于端木离群孤索的秉性和时时袒露在人们面前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表现，几十年来，一直是人们议论的中心，而又多为人们所不容。论及这个问题，有三位曾与之有过交往的当事人作了较为中肯的评说。
一个是散文家秦牧。秦牧在《漫记端木蕻良》一文中认为：关于“端木和萧红的婚姻，外界曾经有过一些传闻，我个人，相信他们两位的思想、感情有很契合的一面，但在生活习气上也有不大调和的地方。端木生于那么一个家庭，感情很细腻；萧红却是抽烟喝酒，带有流浪者烙印的比较奔放的妇女。如果说一切方面都很一致，又未免讲得理想一点，但如果说没有共同基础，只是一种轻率的结合，却又讲得过分了。端木曾经告诉过我，他们未曾结婚的时候，对萧红表示好感的作家有好几个。萧红有一次买了一件用品（好像是手杖吧）回来，大家都争着要。萧红告诉大家，要把这件东西藏起来，让大家去找，谁找到就归谁。一面，又悄悄告诉端木藏物之处。结果，就给端木‘找’到了。从这么一件小故事，足可以见到萧红很早就对他有真挚感情”。
而方蒙的解释，更是说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见1993年3月14日香港《文汇报》所刊《萧红与端木蕻良》一文）。方蒙写道：“萧红倔犟的性格，反抗的精神，使她的生活道路，创作风格和处理事物的态度，都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而且一旦认定，决不改变。但萧红毕竟是女性，这时精神上、情绪上需要温存、安慰和怜爱。萧红这种心态，端木却不能理解，更不能使她满意，悲剧由此而生。端木蕻良是在优裕的环境中出生成长的。他是家庭中的幼子，小时体弱，母亲和两个哥哥对他溺爱迁就，娇生惯养，从小时候读书到清华大学，步步如意，一帆风顺……端木易暴躁，有时又细致、柔和，倘一旦与他意见相左，或他不能接受时，三言两语不合，一碰就炸，拂袖而去。内向、孤傲、不善表白，与友人相处常易引起误解。”
那么，端木对萧红的情感又怎样呢？
对此，老舍秘书葛翠琳在其所撰写的《沉默》一文中回顾道，50年代反胡风运动初期，北京市文联一位新来的领导多次找端木谈话，要他交代问题。但端木一直保持沉默。到了实在挨不过去的时候，他也只是无可奈何地自责了一番。不料他被当场告知：“这是过不了关的！”接着，那位领导又说：“很清楚，萧红就是胡风分子，你还能逃脱吗？”一听这句话，平时胆小谨慎著称的端木神态骤变，被痛苦扭曲的脸庞涨得通红，他嘴唇颤抖着，讲话像陶瓷碎裂的声音刺耳惊人：
鞭尸是封建帝王的作法！我自己，无论是坐牢、枪毙，由你处置，但我决不许污蔑萧红！
说完，端木猛地站起身来，全身嗦嗦发抖，不顾那位领导怎样恫吓吼叫，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出了办公室……
相隔20多年后，在接待一位美籍汉学家的访问时，端木对萧红的真实情感又一次一览无余地宣泄在外人面前。
1980年，著有《萧红评传》的美籍汉学家葛浩文向端木蕻良作了第一次正式访谈。据葛浩文16年后回忆道-
那一天，我一口气向端木蕻良提出了一大串有关萧红的问题。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萧红病逝的细节，万万没想到端木蕻良的反应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只见他突然用一把扇子遮住了他的脸，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哭声甚至惊动了他那在隔壁房间忙碌着的老伴，连忙赶过来查看，这让我不知所措，接着，端木蕻良断断续续地述说他内心的痛苦，他不断自责自己没能阻止1942年香港的那次错误的手术，结果加速了萧红的逝世，他甚至感到罪过。为了萧红，端木蕻良竟在外人面前无法控制地痛哭流涕，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对于萧红、端木之间的情感纠纷，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众说纷纭中，笔者认为，作为萧红、端木抵港后文学和生活上的主要资助人、萧红疗病费用的承担者，无疑，周鲸文先生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人，因之，他所持的态度也最为客观、公允。对此，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刘以鬯先生专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周鲸文先生（刘以鬯：《端木蕻良论周鲸文先生谈端木蕻良》）。
问：H先生从美国寄来一封信，要我回答两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只好请教周先生。第一个问题是：很多纪念萧红的文章都骂端木无情，不知端木给你的印象怎样？
答：（寻思片刻）这……这很难讲。
问：他的为人怎样？
答：端木有些大孩子气，偶尔会撒一下娇。
问：他是不是不大合群？
答：有些人总是嘻嘻哈哈的，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端木蕻良不是那种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性情不太随俗，落落寡欢。
问：恃才傲物？
答：像他这样有才气的人，成名之后无意中露些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