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风雨香江行
1940年1月19日（此为端木夫人钟耀群女士所述日期，在其后孔海立先生出版的《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一书中所写的是1940年1月17日，据云是80年代初端木本人向美籍汉学家葛浩文所讲，之后在90年代也曾向到访的孔海立本人讲述过-秋石注），端木和萧红从重庆飞抵香港。
抵达香港后，他们并没有去孙寒冰已为他们安排好了的时代书店楼上居住，而是在九龙金巴利道纳士佛台找到了一间相当大的楼房。房东是一位能说几句普通话的年轻小姐，其家人都在西沙群岛做买卖，室内家具是现成的。更重要的是楼房南面前厅有一个很大的阳台，空气很好，两人都很喜欢。然而，住下没有几天，主持《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戴望舒先生偕夫人穆丽娟竟然鬼使神差般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要知道他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哩！热情好客的戴望舒夫妇请他们出去吃了一顿饭，次日一早，戴望舒又驾车来接他们到自己的寓所去。戴望舒在薄扶林道香港大学网球场对面的山坡上的寓所，是一座背山临海的三层楼房，四周树木环绕，屋旁溪水淙淙。戴望舒告诉他们，他的寓所名叫“林泉居”，而且他的邻居们多为作家诗人教授，英美人也有。戴望舒住处颇为宽敞，夫妇俩热情欢迎他们能来同住。萧红与端木蕻良来港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一个安宁的环境，“林泉居”自然是符合他们的口味了。但是不巧的是端木双腿的风湿病又犯了，上上下下走山坡路十分不方便，加上刚刚租了房子又要搬走也不太合适，于是，此事就延搁了下来。他们最终也没有去住。从此事的处理来看，可见萧红是个处处牺牲自己而顾全别人的一个具有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好妻子，而端木蕻良却一直以“大孩子”自居，很少替萧红着想过，要知道萧红的身体素质比他还要差啊！
然而，此事过去没几天，适逢孙寒冰来香港办事。孙寒冰力劝他们搬往大时代书店住，而且离现在的租住处又很近，同在金巴利道纳士佛台。孙寒冰还强调说这是编“大时代丛书”的需要。于是，盛情难却，在1940年春天的一个日子里，端木和萧红搬到了金巴利道纳士佛台3号二楼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房对面是《经济杂志》主编许幸初的办公室，由于他不常来上班，既可以有电话使用，还可以借用其办公室接待客人，两人自然都很满意。
初到香港，朋友不多，而且生活费用又高，为此，萧红写信给留在重庆的好友白朗，倾诉自己苦闷的心境：
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忧郁，这里的一切景物是多么恬静和优美，有山，有树，有漫山漫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浪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只看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
“如今我只看到寂寞！”“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读着萧红信中这些话，未免令人深感诧异：朝夕相处同眠一床的丈夫，竟然会被妻子排斥在“推心置腹的朋友”之外？她的这封信，是写给无话不谈的女性挚友的，当然也是她出自心中的真实想法。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每当萧红想起兵荒马乱中，拿着并非丈夫给予而是友人设法筹到的川资，独自一人挺着大肚子从武汉坐船到重庆投奔丈夫，而到了重庆却又是一个人孤零零地为觅方寸窝身之处东奔西走。特别是在大腹便便待产时，正是白朗和其婆母收留了她，并协助将她送入医院生产，端汤端饭伺候，这个中是一种什么滋味呀？相比之下，作为丈夫的端木蕻良又为她做了些什么呢？相比六年前，同样是怀着他人孩子的她生产，而当时的条件远为艰难得多，又身无分文，可萧军给了她多大的安慰和力量呀！想想这些，难怪萧红不把新夫君当做“推心置腹的朋友”了。这也是她写信给远在数千里外的挚友，排遣心头寂寞的纠结所在。
有一段时期，萧红甚至萌发了想回内地的打算，她在1940年7月7日给华岗的信中写道：
正如兄所说，香江也非安居之地。近几天正打算走路，昆明不好走，广州湾不好走，大概要去沪转宁波回内地。不知沪上风云如何，正在考虑。离港时必专函奉告。
与此同时，萧红又写信给梅林，请他在重庆先帮她找好房子，一旦回来后就不必为找房子而四处奔波。
梅林后来回忆道：
她的飞港颇引起一些熟人的谈论，后来她来信说明飞港的原因，不外想安静的写点比较长的作品。抗战以后她只是写了点散文之类的。其次，也是为了避开讨厌的警报吧。但在1940年下半年，正是国际问题专家拚命讨论：“日本南进乎？北进乎？”的时候，因之香港的空气是疟疾式的。每次空气紧张，萧红即来信说正在购飞机票回重庆，希望能给先找便房子。但紧张空气一过，她又延宕下来，以长篇《马伯乐》未完成和有病为理由。
而当萧红在香港住的时间长了后，她虽然时时在脑际中浮想：“不知何时可回重庆，在外久居，未免的就要思念家园。”但是有时她还会产生请朋友们到香港来旅游的念头。1941年2月14日她在给华岗的信上说：“香江，并不似重庆那么大雾，所以气候很好，又加住此渐久，一切熟习，若兄亦能来此，旅行，畅谈，甚有趣也。”
萧红是在武汉文艺界人士的聚会上与华岗相识的，1938年1月，受中共南方局委托，华岗参与创办并负责《新华日报》。由于在工作中抵制王明的错误路线，华岗被撤职后，在重庆乡下“养病”。华岗早在青年求学时就献身革命，为此还坐过敌人七年监狱，因而身体条件较差。华岗是我党较早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五四”以来的现代革命史有着卓著的贡献。早在1931年他写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投身革命的洪流。新中国成立后，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对萧红的印象甚佳，无论是人品还是才华。在汉口，在重庆，乃至萧红去香港后，华岗都时时刻刻关心着萧红的创作和身体情况。萧红抵达香港后，由于特别信赖华岗，频频给华岗去信，至今留存于世的有6封。在1940年7月28日致华岗的第三封信中，萧红谈了下一步的创作计划，萧红写道：
……再说这八月份的工作计划，在这一月中我打算写完一长篇小说，内容是写我的一个同学，因为追求革命，而把恋爱牺牲了。那对方的男子，本也是革命者，就因为彼此都对革命起着过高的热情的高潮，而彼此又都把握不了那革命，所以那悲剧在一开头就已经注定的了。但是一看起来他们在精神上是无时不在幸福之中。但是那样幸福就像薄纱一样，轻轻的就被风吹走了。结果是一个东，一个西，不通音信，男婚女嫁。在那默默的一年一月的时间中，有的时候，某一方面听到了传闻那哀感是仍会升起来的，不过不总具体吧了，就像听到了海上的难船的呼救似的，遥远、空阔、似有似无。同时那种惊惧的感情，我要把他写出来。假若人的心上可以放一块砖头的话，那么这块砖头再过十年去翻动他，那滋味就绝不相同于去翻动一块放在墙角的砖头。
萧红在信中所描绘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工作计划，后来却意外地演绎成了《马伯乐》，与原来的创意相差十万八千里。
萧红，以及端木，同华岗之间三人的友谊，集中反映在他们所关注的华岗两部理论专著的出版上。
1940年7月7日，萧红在致“园兄”（华岗字“西园”-秋石注）的第二封信上写道：“民族史至今尚未印出，听说上海纸贵，出版商都在观望……”两天后，萧红再致“园兄”告之：“该书尚未排出，出版商意存观望，也只好由之。”
两信所指“民族史”，乃指华岗所编写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据端木蕻良声称：此书系华岗委托萧红、端木联系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在7月9日萧红致华岗的信上，也有“皆给生活出版去了”的说法。
同年8月28日，萧红致“华兄”，信首即兴奋地写道：
“民族史出版了，为你道贺。”
由于香港邮政当局不收寄往重庆的包裹和书籍，在同一信上，萧红颇为细致周到地写道：
“现在又得那书出版的广告，一并寄上，因为背面有鲁迅纪念生辰的文章，所以，不剪下来，一并寄上看看，在乡间大概甚为寂寞的。”
此处所云“民族史出版了”，是指该书第一卷1940年8月在上海出版。关于这第一卷，华岗于十个月前，也即1939年10月于重庆乡下脱稿。华岗后来说明道：“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紧张期间，读者十分需要有关民族解放运动的读物，本书即应此种需要产生。”也正是基于此种“需要”，民族史第一卷“主要任务是在提供中国近代史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与经验教训，藉以鼓舞抗日战争情绪，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主抗战方针，反对中途妥协，避免重蹈过去民族抗战失败复辙，所以在取材与写作观点方面都以上述原则为准绳”。
“民族史”第一卷的内容，自19世纪鸦片战争写到20世纪“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五四’”，因而，此书一经出版即大受欢迎，先后再版达七八次之多。
1941年1月29日萧红致信华岗说：“民族史，第二部正在读，想重庆未必有也。”2月1日，相隔仅半月，萧红再度致信“园兄”，大加赞扬：“第二部我在读，写的实在好。中国无有第二人也，专此祝好。”
这第二部，也即“民族史”第二卷，其内容自“五四”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止。
1940年12月6日，端木致信“岗兄”：“第三部写出没有呢？念念。”
遗憾的是，正如华岗在1950年第一卷增订本的序中所说：“第三卷未完成稿及所集史料，均因历经沧桑，不幸丧失……”
萧红还不止一次与端木商量，计划在《时代文学》上“专设一部门”刊登华岗政治理论的文章，可见他们对华岗本人及其著作推崇备至。
在给华岗的这六封信中，有两封信提及了她的老友胡风，但萧红措辞十分严厉，情绪也十分激愤，她把胡风当成了“害人”的小人。
在1940年7月7日的信中，萧红这样写道：
胡风有信给上海迅夫人，说我秘密赴港，行止诡秘。他倒很老实，当我离渝时，我并未通知他，我欲去港，既离渝之后，也未通知他，说我已来港，这倒也难怪他说我怎样怎样。我想他大概不是存心侮陷。但是这话说出来，对人家是否有好处呢？绝对的没有，而且有害的。中国人就是这样随便说话，不管这话轻重，说出来是否有害于人。假若因此害了人，他不负责任，他说他是随便说说呀！中国人这种随便，这种自由自在的随便，是损人而不利己的。我以为是不大好的。
相隔21天后-1940年7月28日，萧红在给华岗的第三封信中又“坐立不安”地愤愤写道：
关于胡之乱语，他自己不去撤消，似乎别人去谏一点意，他也要不以为然的，那就是他不是糊涂人，不是糊涂人说出来的话，还会不正确的吗？他自己一定是以为很正确。假若有人去解释，我怕连那去解释的人也要受到他心灵上的反感。那还是随他去吧！
想当年胡兄也受到过人家的侮陷，那时是还活着的周先生把那侮陷者给击退了。现在事情也不过三五年，他就出来用同样的手法对待他的同伙了，呜乎哀哉！
然而，牢骚也好，指责也罢，后来，当胡风抵达香港后去探望刚从玛丽医院回家养病的萧红时，萧红表现出了少有的欣喜，如同见到了远行归来的亲兄长一样。她对胡风欣喜地说道：“我们一起来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
而胡风对于这次会面的印象是：“我去看了一次萧红，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形象。只在谈到将来到桂林或别的什么地方租个大房子，把萧军接出来住在一起，共同办一个大刊物时，她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生气，我不得不在心里叹息，某种陈腐势力的代表者把写出过‘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这个作者毁坏到了这个地步，使她精神气质的‘健全’-‘明丽和新鲜’都暗淡了和发霉了。”
萧红为什么会如此频频以刻薄的语言对胡风大加指责呢？
原因就在于端木蕻良抵达香港后告诉过萧红一件“十分气愤而又十分不人道”的事情。端木夫人钟耀群在其《端木与萧红》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月初版）中援引端木的话写道：
没有几天，曹靖华坐周恩来的汽车从武汉来重庆了，端木以为萧红也会来的，谁知曹靖华说，在武汉的时候曾问胡风，和鲁迅关系近的人，还有谁没走，可以坐这车一起走。胡风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没人了。
孔海立先生在其《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一书（上海书店1999年12月初版）中引用1981年端木蕻良同美籍汉学家、海外著名萧红研究专家葛浩文谈话的原始录音写道：
倒是另一件事是端木蕻良至今提起还很生气的，那就是在那一个多月的中间（指端木抛下萧红独自前往重庆，身无分文的萧红被迫流落在武汉的那一段时间-秋石注），周恩来曾途经武汉并向胡风询问：还有没有与鲁迅有关的文化人滞留在武汉的？因为他们有一辆空汽车，可以帮助他们转移到重庆。和萧红深有交往的胡风竟然没有提到萧红。这也就是端木蕻良和萧红最初与胡风产生隔阂的原由。
事实果真如此吗？
笔者为此查证了一些作家和有关人士的回忆文章，结论恰恰相反，而且连最基本的原始当事人曹靖华先生的日记及回忆录中也无一字记载。既然曹靖华先生可以将此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告诉与之有着相当利害关系的端木蕻良，那么为什么不见他向其他人特别是许广平先生提起呢？其次，曹靖华先生是鲁迅生前好友，治学、处世、为人皆为上乘，他也断断不会做出这等事来，或曰制造隔阂，挑起矛盾。
那么，胡风到底有没有“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从而让挺着大肚子的萧红冒险乘坐拥挤不堪的轮船呢？也就是说，由于胡风出于“险恶用心”的蓄意隐匿，使萧红失去了与曹靖华一起“坐周恩来汽车”撤离武汉的“福分”。
事实胜于雄辩，有关胡风隐瞒“萧红没走”的说法，是一个子虚乌有式的杜撰！这是因为，不光是萧红乘船离开武汉去重庆的1938年9月中旬，还是由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大撤退时的1938年10月中旬，曹靖华先生压根不在武汉！而且，曹靖华先生由他任教的“西北联大”所在地汉中举家搬迁至重庆的日期，已经是在一年多后的1939年岁末，比萧红晚到了一年零三个月！
请读者仔细读一读曹靖华先生当年亲笔写下的“自叙经历”（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的《曹靖华》一书第45-47页）。曹靖华先生这样写道：
同年7月（1938年7月）国民党教育部下令改组西北联大校委会，先后增派CC分子胡庶华、张北海为校委，校内掀起反对教育CC化、法西斯化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全校师生与胡庶华等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要求民主自由，一致对外，一致抗日。
正在这时，我突然接到武汉电报，便赶往武汉见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要我到武汉工作，我当即表示服从调派，但需回汉中作些安排。不料回到汉中适逢陈立夫亲临联大处理“学潮”，勒令校内禁止宣讲马列及开设俄语课程，引起师生公愤，推举我与彭迪先、韩幽桐等几位教授与当局展开面对面斗争，一时无法脱身赴武汉。最后当局宣布解聘13位教授。并通令全国院校不得聘用，我也在被解聘之列。这引起全校师生更大的义愤。国民党教育部次长顾毓秀来校整饬弹压，逮捕了地下党支部书记及一些党员，经过斗争，历时三个月，他们才重获自由。这时武汉已经失守……
曹靖华先生还写道：
1939年底举家乘敞篷卡车沿“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日夜兼程……历经一周颠簸到达广元，之后经成都抵达重庆。到重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曾家岩50号，周恩来同志一见到我，没等我汇报就笑着说……
对此，笔者归纳出一个翔实的时间明细表加以说明，兼供关注此事的读者与学者、专家们明辨是非。
1938年7月22日 曹靖华先生亲笔信一封由李何林先生交胡风，请胡风助其在武汉谋一适当工作。胡风接到信当日即找周恩来秘书吴奚如商量。
随后，周恩来嘱吴奚如电告汉中曹靖华：速来武汉面谈。
7月末某一日 曹靖华自汉中抵达武汉。周恩来告之：已将其安排至军委会为苏联援华军事顾问人员任翻译。曹靖华同意，但表示“需回汉中作些安排”。
8月初 端木蕻良在不留一分钱的情况下，置挺着大肚子的妻子萧红不顾，独自去了重庆。
9月中旬 萧红与冯乃超夫人李声韵结伴坐船去重庆。船经宜昌，李声韵突然大咯血，被人送进医院抢救。挺着大肚子行走十分不便的萧红在举目无亲、无伴的情况下，被迫一个人转船去重庆。上船时被缆绳绊了一脚，在好心人的扶持下勉强上了船。前后十天抵达重庆。
9月28日 距萧红离开武汉约半个月，胡风于下午6时半坐船离开战斗了整一年的武汉。在武汉，胡风主持出版了第18期《七月》。通过主编《七月》，胡风不但把曾经在鲁迅身边的一大批左翼作家重又凝聚在一起，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和桥头堡，而且还把来自延安的、江南江北新四军根据地的，乃至国统区的一切力主抗日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人团结在了一起。自武汉乘船经城陵矶、沙市、宜昌，胡风最后抵达宜都。在宜都，胡风和一大家本家人生活了一个来月，后偕夫人梅志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于1938年12月2日抵达战时陪都重庆。值得注意的是，胡风抵达重庆之时，周恩来尚在湖南衡山部署相应工作。
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武汉举行纪念会。周恩来、博古、郭沫若、胡愈之、冯乃超、田汉等各界知名人士在会上讲了话。
10月20日左右 周恩来接待了从八路军抗日前线赶赴新四军途中经停武汉的美国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周恩来热情地对史沫特莱说道：“我们中国有句名言‘疾风知劲草’！您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唯其如此，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10月25日日军攻入武汉，武汉沦陷。
下面，我们不妨读一读由权威部门审定的《周恩来年谱》一书，追寻有关武汉沦陷前后这位伟人的行踪，以及他最终进入重庆的时间。
10月22日同本日到达武汉的朱德讨论了当前战局及撤退事宜。并陪朱德见蒋介石商谈八路军的扩充编制、增加经费和派部队到华中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及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问题。
10月25日送走最后一批撤离的同志，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离开。
11月8日同郭沫若等到湖南衡山会见蒋介石，谈今后抗战军事方案。
11月12日参加第三厅人员在离开长沙前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的集会。
11月25日至28日在衡山和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周恩来、叶剑英就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任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训练班副教育长。
12月中旬 到重庆。
从上述，我们清晰地看到，待到周恩来冒着步步紧逼的侵略者的战火，为国为民日夜操劳不息辗转抵达重庆时，萧红已在重庆辗转多个地方艰难度日近三个月了。而且正是由于夫君端木蕻良的不负责任，挺着大肚子的萧红不得不自行设法，直至投靠居住在重庆郊县江津乡下的哈尔滨时期挚友白朗一家租住的陋室中待产。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1989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就联手出版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精心编排的《周恩来年谱》一书。而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端木夫人所撰的《端木与萧红》一书，以及2005年1月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婶婶萧红》一书，分别是在《周恩来年谱》一书出版9年之后及16年之后，再如此引述、渲染这则谎言，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对于端木蕻良的这一说法，看来当初（1981年）与之谈话的葛浩文先生，在处理此事时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由于得不到其他任何人的佐证，葛浩文先生一直没有采用端木蕻良的这个说法，直到此次谈话过去了15个年头后，于美国某大学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拓展成新著的孔海立先生才借用了这个录音谈话中的说法。
至于端木为什么要这么做，已经很难搞清楚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关于他所说胡风拒绝让萧红搭乘周副主席的“空车”自武汉去重庆的说法，纯属杜撰出来的！
胡风并没有说错，萧红确实是“秘密”或者说是“秘而不宣”去的香港，很多人与之有同感。连当时在上海的许广平先生听闻“萧红旅居香港，心情一直很寂寞”的消息后，“也奇怪她为什么离开重庆，离开有那么多朋友的重庆？”无独有偶，茅盾先生对此也表示出莫大的不理解：
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做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所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茅盾：《呼兰河传序》）
然而，苦闷也好，寂寞也好，萧红毕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抵达香港后不久，她和端木一起参加了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举行的欢迎会，席间，萧红即兴讲话，她向大家通报了有关“重庆文化粮食恐慌情况”，并“希望留港文化人能加紧供应工作”。
长期以来，在众多的萧红研究中，人们忽视了一个史实的存在，这就是1940年5月11日，应迁址香港的岭南大学艺文社之邀，抵港不久的萧红和端木蕻良与学生们举行了一次战时文艺座谈。有关这次座谈会的经过及其内容，萧红和端木蕻良事后并无片言只语的提及。幸而，那天的座谈会情况，被当时任艺文社常务干事的郑树成先生记录了下来，并发表于18天后出刊的《艺文专刊》上。
关于抗战文艺，端木认为，文学是“整个的”，不能任意分流派；“文学是不能离开人类的生活，生活是什么？就是现实。”端木还强调指出：“不能把抗战文艺和过去的文艺对立。他们是同一的血统，有如儿子之与母亲。另一方面，要认清楚抗战的现实，确立新的人生观，不要消沉。”
萧红在发言中呼吁作家们在战时应加倍努力，互相批判地写作，用文学纠正抗战的缺点，改进现实。至于取材，则不限于前线。萧红认为，“后方的现实，我们只要能深入地反映，也同样有价值”；“作家本人熟悉的生活题材，自然也可以写”。
此外，两人还分别就文艺的公式化、软性文艺、诗歌创作和文学的方言问题等表达了意见。端木主张创作要避免公式化，作诗要顺其自然，不要造作，并重视写实的作品。而萧红则认为写作应尽量避免采用方言，但在对话中也可以运用，“假若作家有意向某地区的读者进行宣传，应用方言也是无妨的”。
3月3日晚，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由香港多所女校联合举行的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座谈会上，萧红与著名爱国人士廖梦醒应邀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女学生与‘三八’妇女节”。
1940年，全国许多大城市不同程度地举行了鲁迅六十诞辰的纪念活动（鲁迅诞生于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当时的习惯是以虚岁论断，故而称之六十诞辰-秋石注），聚集了大量文化人的香港也不例外。为此，香港文协、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香港业余联谊社、中华全国木刻协会香港分会等救亡团体联合发起纪念集会。是日下午3时许，纪念集会在戴望舒先生的主持下于加路连山的孔圣堂隆重举行。会上，与鲁迅先生有过密切往来并且深得先生抚爱的萧红向与会者报告了鲁迅生平事项，内容“大部系根据先生自传，并参证先生对人所讲述者，加以个人之批评”。
这一天晚上，孔圣堂里举行了内容相当丰富的纪念晚会，戏剧有三出：有田汉编的《阿Q正传》、鲁迅的《过客》，以及根据萧红原著改编的哑剧《民族魂鲁迅》。
《民族魂鲁迅》是一个四幕哑剧，人物众多，全剧人物多达30余人，仅第一幕就有鲁迅、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十数人。剧本描绘了少年鲁迅在日本弃医从文、踢鬼、痛打落水狗、到德国领事馆送抗议书等一系列行为，悲壮激昂地歌颂了民族魂鲁迅。由于采用了哑剧这一形式，全剧没有中心事件，也没有明显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它向人们展示了鲁迅一生的战斗风貌。此剧演出后，当时的香港文协负责人冯亦代在1940年8月11日出版的《大公报》上发表的《哑剧的试演-〈民族魂鲁迅〉》一文中强调指出：“它以沉默、严肃、表情动作的直接简单取胜，最适宜表现伟大端庄、垂为模范的人物。以它来再现鲁迅先生，似乎能于传达先生的崇高以外，更予观众一种膜拜性的吸力，使先生生活史的楷模性，更能凝定在我们后辈人的生活样式里面。因此，便决定把它实现了。”
据徐迟1982年12月30日称：“为纪念鲁迅先生的诞生（辰），我们在一九三九年（此处记忆有误，应为1940年-秋石注）在香港孔圣堂里办了一个纪念会。萧红写了一个哑剧台本《民族魂》。因为有些部分不很适合于舞台演出，丁聪、冯亦代和我几个人约她在阁仔的咖啡座内研究台本的修改。修改后演出了。演出成功，我还记得萧红闪着满意的泪花向我们表示高兴。我们得到了安慰。”
1940年10月20日至31日，香港《大公报》连续12天在其副刊栏目上对哑剧《民族魂鲁迅》进行了连载。连载结束时，萧红做了一个极为形象而又恰到好处的说明：
鲁迅先生的一生，所涉之广，想用一个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尤其用不能讲话的哑剧。
所以，这里我取的处理的态度，是用鲁迅先生的冷静、沉淀，来和他周遭的鬼祟跳嚣作个对比。
与此同时，正当萧红撰写的哑剧《民族魂鲁迅》上演之际，端木蕻良写的《略论民族魂鲁迅》一文发表于1940年8月3日出版的《星岛日报星座》上。不过，端木的《略论民族魂鲁迅》一文，并不是评论哑剧《民族魂鲁迅》的，但它同哑剧一样，都是“为鲁迅先生六十诞辰而作”。端木蕻良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便强调指出：
鲁迅在中国民族革命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尽了一面镜子的作用，而是一杆倔犟的大旗。因为他不止是明澈的反映，而是正确的领导，概括鲁迅的一生，没有一次放纵了敌人，没有一次误掷的投枪，没有一次背叛了时代。
端木蕻良还高屋建瓴地指出：
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分别是在于-托尔斯泰本身是一个病人，而鲁迅本身则是一位医生。
在《略论民族魂鲁迅》一文发表前一个多月，端木蕻良写的长达13000多字的《论鲁迅》一文，发表在6月8日上海出版的《文艺阵地丛刊》上。
这一年的10月19日，萧红参加了仍在孔圣堂举行的鲁迅逝世4周年纪念会。在这次纪念活动中，身着黑色丝绒旗袍的萧红饱含深情地朗诵了鲁迅的一篇杂文，据当时参加会议的翁灵文20多年后回忆说：那天，站在台上的萧红“瘦却却的，发音不高但朗诵得疾徐顿挫有致”。
可是，到了第二年的10月19日，在福建商会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5周年纪念活动，萧红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时的她已经在医院里疗病好长一段时间了。
在香港，萧红以其特有的极其优美的散文笔调，结束了中篇小说《呼兰河传》的创作，这也是萧红生前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它，起笔于1939年的重庆，终稿于1940年的12月20日。在这部由作者历时两年多潜心创作的中篇小说里，在外颠沛流离十多年的萧红通过对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近郊呼兰河畔一座古老小县城的童年生活的回忆，以其凄婉、细腻的笔调，既令人忍俊不禁，又令人同情与愤慨的行文，生动、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的童年时代所经历的一切，以及东北农村那愚昧、黑暗、贫困、麻木的社会缩影，表达了作者对灾难深重的家乡人民的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两千多年来毒害人民的封建势力和习俗，包括对自己地主家庭剥削、压迫劳苦农民的控诉。尤为重要的是，对由于人们精神上沉重负累所造成的麻木不仁和可怕的惰性进行了无情而又有力的鞭笞。
统览《呼兰河传》，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对故乡的无限深情和儿女般的眷恋。
《呼兰河传》原名为《呼兰河的女儿》。其实，《呼兰河的女儿》题名也不错，它体现了作为在呼兰河畔出生、长大的萧红的本性，以及创作的原意。据说是此稿终了时，端木蕻良受外国一部名叫《尼罗河传》的小说的启发，而建议萧红改《呼兰河的女儿》为《呼兰河传》的。
《呼兰河传》一经终稿，就迅速送往了当时出版业比较活跃的广西桂林，1941年即由搬迁至那里的上海杂志图书公司出版，1942年由田林松竹社再版。由于销路甚佳，1943年6月桂林河山出版社再次出版。日寇投降后，后来主编《文艺春秋》杂志的范泉先生，于1946年底开始策划主编一套名为“环星文学丛书”的丛书。萧红临终时一直陪伴在侧的骆宾基先生将1942年桂林田林松竹社出版的土纸本《呼兰河传》，以及骆宾基根据萧红口述撰写而成的《萧红小传》，还有茅盾先生1946年8月为《呼兰河传》写的序言，一并交给了范泉先生。范泉接稿后即将《呼兰河传》列为“环星文学丛书”的第一集，1947年6月在上海环星书店出版时，不但收录了茅盾为之作的《序》和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而且还刊有萧红的遗像。
“环星文学丛书”第一集，除萧红的《呼兰河传》外，还收录了臧克家的短篇小说集《拥抱》，范泉本人的散文集《创世纪》，以及李健吾的剧本《云彩霞》等。
在《呼兰河传》出版前，主编范泉先生特地与序作者茅盾先生进行了一次对话。范泉在阅读完《呼兰河传》后深有感触地对茅盾先生说道：“我一直认为，萧红不是一个弱者。她不仅在反抗家庭时取得胜利，而且在反抗社会时也并不失败。要是她能活到今天，她一定会勇气百倍地战斗，坚定不移地跨过这个‘男子的社会’。”据说，茅盾同意范泉的这一观点。
茅盾为《呼兰河传》撰写的序，乃系其发表于1946年12月上海出版的《文艺生活》上的评论-《论萧红的〈呼兰河传〉》一文。这则评论始写于1946年8月。半个多世纪来，在所有对《呼兰河传》的评介文章中，唯茅盾先生之评价，是那样的恰到好处地点评出了一代才女萧红一生的寂孤和感伤，以及萧红创作《呼兰河传》的初衷。
萧红与茅盾相识、相交整七个年头。1934年12月19日，也就是二萧抵达上海一个多月，在鲁迅先生为二萧举行的宴会上，鲁迅亲自介绍茅盾与二萧相识。后来，在上海两人虽时有联络，但由于忙，极少能聚在一起叙谈。然后，茅盾一直欣喜地关注着萧红、萧军的成长和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1936年10月4日，茅盾修书致鲁迅，为代《文学》向萧红约稿，由于不知萧红东京通信地址，故问上了鲁迅。次日-10月5日，鲁迅抱病复信曰：“萧红一去之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近闻已将回沪，然亦不知其详，所以来意不能转达也。”可见萧红赴日之时，鲁迅、茅盾均很牵挂。1938年底，茅盾自香港远赴迪化任新疆大学文学院院长。此时，刚到重庆不久的萧红闻知这个消息后，曾企盼追随他而去。在萧红的心目中，作为鲁迅挚友的茅盾，一定会像鲁迅当年扶持她一样倾尽全力保护她，在她的生活中不时地注入活力，从而，最终摆脱“自己一个人走路”的窘境。茅盾第二次抵达香港的时间是在1941年的3月，较之萧红要晚一些。在香港，茅盾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腐蚀》，并主编半月刊《笔谈》。在萧红患病入院后，茅盾不止一次前往探视，给了萧红莫大的安慰。后来，当途经香港回国的史沫特莱说出“星加坡坚不可摧”一类话时，萧红也曾鼓动茅盾夫妇一同前往。
茅盾在为《呼兰河传》作评时，其心情是悲痛的，一是因为他的年仅24岁的爱女沈霞于1945年9月难产死于延安，二是萧红的不幸早逝触动了他的极其沉重的心。
为有助于广大读者读懂萧红这部“有争议”的散文式小说，在此将茅盾先生所作的序辑录如下。茅盾的序共分5节。这里辑录的是最后两节。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也许你要说《呼兰河传》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她不留情地鞭笞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她给我们看，这些屈服于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的甚至于残忍，然而他们的本质是良善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有二伯，老厨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有极少的水份，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磨倌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的使人不禁想赞美他。然而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
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魔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
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一九四〇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
在香港，继完成中篇小说《呼兰河传》之后，萧红又着手进行她早已计议中的第一部也是她生前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的创作。这也是萧红生前唯一一部以描写男性主人公为题材的小说。
《马伯乐》所描写的历史背景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值此中华大地山河沦陷之际，亿万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奋起抗战、浴血牺牲的年代，在潜藏着丧权辱国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而行“先安内”的反动丑恶的同时，夹杂着一些整日醉生梦死、浑浑噩噩度日的社会蠹虫。在这部充满着讽刺、幽默笔调，让人想笑又笑不起来的作品中，萧红以其特有的敏锐的洞察力，极其辛辣的笔调，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马伯乐这样一个绝对利己主义者的社会渣滓的典型。
早在重庆时，耳濡目染自“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以来的社会众生相，萧红已经在心中酝酿起后来这部名叫《马伯乐》的小说腹稿了。及至一抵达香港，萧红于《呼兰河传》完稿后即行投入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其上部或曰前半部，于1941年1月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了单行本，列为《文艺丛书》。初版本为小32开本，由萧红自己设计封面，端木蕻良题写书名。同年6月再版，1943年3月3版，1944年4版……
关于《马伯乐》的下半部，自1941年2月1日起在周鲸文主编的香港《时代批评》杂志第3卷第64期始于连载，中间，有四期因出纪念专号停载外，一直连载到1941年11月1日第4卷第82期，历时九个月，正好是九个章节。但《马伯乐》并没有结束，然而，萧红已经病重了，也就无法续写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缺憾。
当时的《时代批评》编辑、《马伯乐》发稿的责任编辑袁大顿先生六年后在《星岛日报》上撰文作了说明：
萧红开始为《时代批评》写文章，那是一个长篇《马伯乐》的后半部，故事正发展至马伯乐一家流亡到沪滨，笔调是那么的细腻，柔和，而又哀伤的。我很喜爱。当时我还特地找了一个精致的标题头花，去编排这个长篇。然而发刊了不够半年，她便病倒了。
不久，她就进入玛丽医院去疗养。
……
在11月中，有一次，因为她早先健康时写就的《马伯乐》的一部分积稿，发表到第九章（这时马伯乐已流涉到华中了）时，已发表完了，看来这故事的发展还很长邈，我于是又到玛丽医院去探候她，并告诉她《马伯乐》的积稿已刊完了，续稿怎么办，这一问，她怔住了，说：“大顿，这我可不能写了，你就在刊物上说我有病，算完了吧。我很可惜，还没有把那忧伤的马伯乐，提出一个光明的交待。”我看出她当时神情很愁沉的，这时我也难过极了。跟着她又说，语气却变了：“年青人要多用功……年青人有着生命的欢欣，身体壮实的爱好，美的欣慕，打扮的留恋，知识的吸取；我们要使他们能发掘生命的幽微隐秘，寻出被拘囚被捶楚得体无完肤了的人类的真理。”这番话，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是的，那时我还不过是一个20岁的少年人，萧红在那时正是我的一个好老师。
然而，《马伯乐》就有如她的《红楼》一样，又成为一件未竟的著作了。
另据孔海立先生在其《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一书中披露，认为萧红创作《马伯乐》最初的起因系由端木蕻良所致-这是根据端木本人叙述得出的结论。孔海立在该书第119-120页如此写道：
……端木蕻良说：萧红创作的态度常常带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香港，当生活等各方面的条件稳定下来以后，萧红就开始思索开拓新的创作题材，她想来想去都不满意。这时，端木蕻良想到萧红走南闯北经历了社会的种种层面，就建议她写自己-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道路和内心的历程。萧红觉得很有启发，可是她又觉得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半封建社会里，一个女性的生活本来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创作范围相对狭窄。因此萧红最后决定在故事里把这个“主人公”写成是男的，而且扩展成为一个战乱时期左右摇摆的自私自利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个人自卑自贱又自高自大，胆小怕事又虚伪夸张到极点。从国家到家人，什么都远不如他自己和钱财重要。对他来说，所谓原则道德都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的。萧红的笔触第一次变得那么尖刻、那么嘲讽、那么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人的性格揭示出来。而且也是第一次塑造出一个男性主人公的形象。显然萧红的风格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关于人物的名字，就好像鲁迅的“阿Q”。萧红便和端木蕻良一起为小说里的“主人公”起名字，最后萧红接受了端木蕻良的命名，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名字就变成了“马伯乐”，英文翻译音同“万宝路”香烟，“伯乐”也可译成响亮的“保罗”。中文又是马又是伯乐，到底是马还是伯乐？细想一下十分有趣。萧红感到很满意。
有关《马伯乐》的全本，即其上半部和下半部没来得及结尾的九章之合集，直至过了整40年后-1981年9月，方才由萧红故乡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香港，萧红还创作了《小城三月》，发表于1941年8月1日出版的《时代文学》第1卷第2期上。萧红逝世后，出过小32开本计46页的单行本。1948年11月香港海洋书屋再版，为《万人丛书》之一。
《小城三月》仍然取材于萧红少女时代的乡间生活，仍然采用第一人称，但是换了主角-“我”的翠姨。不满20岁的翠姨“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但是她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翠姨在内心里热恋着“我”的堂哥，但在封建社会中，她不得不顺从父母的意思，和一个比她年龄还要小且“长得又矮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的陌生人订了婚。对待新鲜的事，翠姨也是颇为积极，她要求读书，也穿起了高跟鞋，连“走路的姿态更加可爱了”，然而，在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的处理上，她不能也无力去抵抗。她向往幸福与自由，但又无法去实现，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后来，她终于病倒了。临死之前，哥哥去看她，“刚一伸出手去，翠姨就突然地拉了他的手，而且大声地哭起来了，好像一颗心也哭出来了似的”。翠姨用一个弱女子的哭声控诉了封建伦理对妇女的残杀。不久，在郁郁寡欢中翠姨离开了这个没有妇女幸福和自由的人世间。等“我”放春假回到家里，“城里的街巷，又装满了春天”，然而，翠姨不在了，见到的是“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
《小城三月》所描写的，正是萧红幼时耳闻目睹的，因而创作起来也是那样地颇为顺手，据说一经构思完毕，萧红伏在枕头上，仅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篇作品。
在《时代文学》所刊的《小城三月》当中，还有两幅栩栩如生的插图，一幅署名“金永霓”，一幅署名“京平”，都是端木蕻良的笔名。署名“金永霓”的一幅，画的是在漫天大雪中飞快奔跑的哈尔滨马车夫；署名“京平”的另一幅则画的是翠姨，在她侧身影的右侧，近景是一排当时哈尔滨常见的啤酒桶，远景是松花江对岸的景色。由于端木蕻良没有去过哈尔滨，对哈尔滨不熟悉，于是，萧红就按自己的要求对他作了提示。端木蕻良的插图令专门学过画画的萧红甚感满意，她高高兴兴地在画上题名《小城三月》，并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说起端木蕻良为《小城三月》画插图，在当时的香港还有点影响！端木蕻良天分甚高，才华横溢。他在主编《时代文学》时，常常自己设计封面和内页，饶有兴致地在《时代文学》目录上面，亲手绘制了一组世界著名作家的头像，共17幅，按发表次序是：鲁迅（指画）、高尔基、萧伯纳、托尔斯泰、茅盾、左拉、果戈理、别林斯基、恩格斯、歌德、海涅、普希金、华盛顿、欧文、马克吐温、契诃夫、肖洛霍夫。
关于《时代文学》，香港学者刘以鬯先生指出，该杂志之所以能够成为香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份重要文艺刊物，当推端木蕻良的功劳最大。但刘以鬯先生还指出，如果“没有朋友们给他（端木）的帮助，《时代文学》就不会编得这么好”。如《时代文学》第4期的《苏联文学专号》，因为当时的香港不容易找到有关苏联文学的资料，不少材料特别是相关的图片，都是由戈宝权提供的。而所刊延安文艺界的稿件，则是端木与丁玲取得联系后，委托丁玲代约，刘白羽的短篇小说《太阳》即是一例。同样的情况，《时代文学》所刊上海“孤岛”的稿件，则是由巴人（王任叔）代约，如章泯（谢韵心）所写的独幕剧《抚恤金》等。此外，周钢鸣（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他还是1957年8月5日萧红骨灰迁葬广州银河公墓的主持人之一-秋石注）也是《时代文学》的有力支持者。在所出版的6期（实际上为5期，第5、6两期合刊，之后，由于日寇侵占香港停刊）中，端木蕻良还约请了西谛、王统照、楼适夷、曹靖华、台静农等一大批文坛名流为之撰稿，从而实践了当初立下的“荟萃全国作家心血，反映大时代的全貌，并介绍欧美文学的动向”这一办刊宗旨。
《时代文学》虽然只出了6期，在发表众多名流作品、优秀作品及贴近抗战主题的精品的同时，还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为了扩大文学队伍，《时代文学》两次举办征文活动。第一次征文的主题是《南国的一天》和《香江风景》；第二次征文的主题是《鲁迅和青年》。第一次征文入选作品于第3期、第4期上辟专辑刊出，栏名为《南国的一天》。第二次征文即为青年提供向鲁迅学习的园地，其征文启事于最后一期刊出，由于战争的猝然爆发，自然夭折了。此外，据了解，在最后一期的《时代文学》上，还刊出了征求“时代文学之友”的广告，希望借此“使文学的园地更能丰富活泼起来”。这在战时的文艺刊物中，实在难能可贵。虽然它远不及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希望》影响大，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端木蕻良所花费的心血，显示出了他的非凡才华，以及在战时香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后来，当柳亚子先生前去探望病中的萧红时，一度赞誉他们是“文坛驰骋联双璧”。
在香港，除创作并发表了《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萧红还满腔义愤地发表了《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载1941年9月1日《时代文学》1卷4期）和《“九一八”致弟弟书》（载1941年9月26日《大公报文艺专栏》）。此外，还创作了短篇小说《北中国》（载1941年4月13日至29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散文《骨架与灵魂》（载1941年5月5日《华商报灯塔》），以及小说《红玻璃的故事》（萧红口述，骆宾基撰稿，载1943年1月10日《人世间》1卷3期）。
抵达香港后，他们并没有去孙寒冰已为他们安排好了的时代书店楼上居住，而是在九龙金巴利道纳士佛台找到了一间相当大的楼房。房东是一位能说几句普通话的年轻小姐，其家人都在西沙群岛做买卖，室内家具是现成的。更重要的是楼房南面前厅有一个很大的阳台，空气很好，两人都很喜欢。然而，住下没有几天，主持《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戴望舒先生偕夫人穆丽娟竟然鬼使神差般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要知道他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哩！热情好客的戴望舒夫妇请他们出去吃了一顿饭，次日一早，戴望舒又驾车来接他们到自己的寓所去。戴望舒在薄扶林道香港大学网球场对面的山坡上的寓所，是一座背山临海的三层楼房，四周树木环绕，屋旁溪水淙淙。戴望舒告诉他们，他的寓所名叫“林泉居”，而且他的邻居们多为作家诗人教授，英美人也有。戴望舒住处颇为宽敞，夫妇俩热情欢迎他们能来同住。萧红与端木蕻良来港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一个安宁的环境，“林泉居”自然是符合他们的口味了。但是不巧的是端木双腿的风湿病又犯了，上上下下走山坡路十分不方便，加上刚刚租了房子又要搬走也不太合适，于是，此事就延搁了下来。他们最终也没有去住。从此事的处理来看，可见萧红是个处处牺牲自己而顾全别人的一个具有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好妻子，而端木蕻良却一直以“大孩子”自居，很少替萧红着想过，要知道萧红的身体素质比他还要差啊！
然而，此事过去没几天，适逢孙寒冰来香港办事。孙寒冰力劝他们搬往大时代书店住，而且离现在的租住处又很近，同在金巴利道纳士佛台。孙寒冰还强调说这是编“大时代丛书”的需要。于是，盛情难却，在1940年春天的一个日子里，端木和萧红搬到了金巴利道纳士佛台3号二楼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房对面是《经济杂志》主编许幸初的办公室，由于他不常来上班，既可以有电话使用，还可以借用其办公室接待客人，两人自然都很满意。
初到香港，朋友不多，而且生活费用又高，为此，萧红写信给留在重庆的好友白朗，倾诉自己苦闷的心境：
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忧郁，这里的一切景物是多么恬静和优美，有山，有树，有漫山漫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浪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只看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
“如今我只看到寂寞！”“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读着萧红信中这些话，未免令人深感诧异：朝夕相处同眠一床的丈夫，竟然会被妻子排斥在“推心置腹的朋友”之外？她的这封信，是写给无话不谈的女性挚友的，当然也是她出自心中的真实想法。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每当萧红想起兵荒马乱中，拿着并非丈夫给予而是友人设法筹到的川资，独自一人挺着大肚子从武汉坐船到重庆投奔丈夫，而到了重庆却又是一个人孤零零地为觅方寸窝身之处东奔西走。特别是在大腹便便待产时，正是白朗和其婆母收留了她，并协助将她送入医院生产，端汤端饭伺候，这个中是一种什么滋味呀？相比之下，作为丈夫的端木蕻良又为她做了些什么呢？相比六年前，同样是怀着他人孩子的她生产，而当时的条件远为艰难得多，又身无分文，可萧军给了她多大的安慰和力量呀！想想这些，难怪萧红不把新夫君当做“推心置腹的朋友”了。这也是她写信给远在数千里外的挚友，排遣心头寂寞的纠结所在。
有一段时期，萧红甚至萌发了想回内地的打算，她在1940年7月7日给华岗的信中写道：
正如兄所说，香江也非安居之地。近几天正打算走路，昆明不好走，广州湾不好走，大概要去沪转宁波回内地。不知沪上风云如何，正在考虑。离港时必专函奉告。
与此同时，萧红又写信给梅林，请他在重庆先帮她找好房子，一旦回来后就不必为找房子而四处奔波。
梅林后来回忆道：
她的飞港颇引起一些熟人的谈论，后来她来信说明飞港的原因，不外想安静的写点比较长的作品。抗战以后她只是写了点散文之类的。其次，也是为了避开讨厌的警报吧。但在1940年下半年，正是国际问题专家拚命讨论：“日本南进乎？北进乎？”的时候，因之香港的空气是疟疾式的。每次空气紧张，萧红即来信说正在购飞机票回重庆，希望能给先找便房子。但紧张空气一过，她又延宕下来，以长篇《马伯乐》未完成和有病为理由。
而当萧红在香港住的时间长了后，她虽然时时在脑际中浮想：“不知何时可回重庆，在外久居，未免的就要思念家园。”但是有时她还会产生请朋友们到香港来旅游的念头。1941年2月14日她在给华岗的信上说：“香江，并不似重庆那么大雾，所以气候很好，又加住此渐久，一切熟习，若兄亦能来此，旅行，畅谈，甚有趣也。”
萧红是在武汉文艺界人士的聚会上与华岗相识的，1938年1月，受中共南方局委托，华岗参与创办并负责《新华日报》。由于在工作中抵制王明的错误路线，华岗被撤职后，在重庆乡下“养病”。华岗早在青年求学时就献身革命，为此还坐过敌人七年监狱，因而身体条件较差。华岗是我党较早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五四”以来的现代革命史有着卓著的贡献。早在1931年他写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投身革命的洪流。新中国成立后，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对萧红的印象甚佳，无论是人品还是才华。在汉口，在重庆，乃至萧红去香港后，华岗都时时刻刻关心着萧红的创作和身体情况。萧红抵达香港后，由于特别信赖华岗，频频给华岗去信，至今留存于世的有6封。在1940年7月28日致华岗的第三封信中，萧红谈了下一步的创作计划，萧红写道：
……再说这八月份的工作计划，在这一月中我打算写完一长篇小说，内容是写我的一个同学，因为追求革命，而把恋爱牺牲了。那对方的男子，本也是革命者，就因为彼此都对革命起着过高的热情的高潮，而彼此又都把握不了那革命，所以那悲剧在一开头就已经注定的了。但是一看起来他们在精神上是无时不在幸福之中。但是那样幸福就像薄纱一样，轻轻的就被风吹走了。结果是一个东，一个西，不通音信，男婚女嫁。在那默默的一年一月的时间中，有的时候，某一方面听到了传闻那哀感是仍会升起来的，不过不总具体吧了，就像听到了海上的难船的呼救似的，遥远、空阔、似有似无。同时那种惊惧的感情，我要把他写出来。假若人的心上可以放一块砖头的话，那么这块砖头再过十年去翻动他，那滋味就绝不相同于去翻动一块放在墙角的砖头。
萧红在信中所描绘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工作计划，后来却意外地演绎成了《马伯乐》，与原来的创意相差十万八千里。
萧红，以及端木，同华岗之间三人的友谊，集中反映在他们所关注的华岗两部理论专著的出版上。
1940年7月7日，萧红在致“园兄”（华岗字“西园”-秋石注）的第二封信上写道：“民族史至今尚未印出，听说上海纸贵，出版商都在观望……”两天后，萧红再致“园兄”告之：“该书尚未排出，出版商意存观望，也只好由之。”
两信所指“民族史”，乃指华岗所编写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据端木蕻良声称：此书系华岗委托萧红、端木联系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在7月9日萧红致华岗的信上，也有“皆给生活出版去了”的说法。
同年8月28日，萧红致“华兄”，信首即兴奋地写道：
“民族史出版了，为你道贺。”
由于香港邮政当局不收寄往重庆的包裹和书籍，在同一信上，萧红颇为细致周到地写道：
“现在又得那书出版的广告，一并寄上，因为背面有鲁迅纪念生辰的文章，所以，不剪下来，一并寄上看看，在乡间大概甚为寂寞的。”
此处所云“民族史出版了”，是指该书第一卷1940年8月在上海出版。关于这第一卷，华岗于十个月前，也即1939年10月于重庆乡下脱稿。华岗后来说明道：“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紧张期间，读者十分需要有关民族解放运动的读物，本书即应此种需要产生。”也正是基于此种“需要”，民族史第一卷“主要任务是在提供中国近代史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与经验教训，藉以鼓舞抗日战争情绪，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主抗战方针，反对中途妥协，避免重蹈过去民族抗战失败复辙，所以在取材与写作观点方面都以上述原则为准绳”。
“民族史”第一卷的内容，自19世纪鸦片战争写到20世纪“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五四’”，因而，此书一经出版即大受欢迎，先后再版达七八次之多。
1941年1月29日萧红致信华岗说：“民族史，第二部正在读，想重庆未必有也。”2月1日，相隔仅半月，萧红再度致信“园兄”，大加赞扬：“第二部我在读，写的实在好。中国无有第二人也，专此祝好。”
这第二部，也即“民族史”第二卷，其内容自“五四”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止。
1940年12月6日，端木致信“岗兄”：“第三部写出没有呢？念念。”
遗憾的是，正如华岗在1950年第一卷增订本的序中所说：“第三卷未完成稿及所集史料，均因历经沧桑，不幸丧失……”
萧红还不止一次与端木商量，计划在《时代文学》上“专设一部门”刊登华岗政治理论的文章，可见他们对华岗本人及其著作推崇备至。
在给华岗的这六封信中，有两封信提及了她的老友胡风，但萧红措辞十分严厉，情绪也十分激愤，她把胡风当成了“害人”的小人。
在1940年7月7日的信中，萧红这样写道：
胡风有信给上海迅夫人，说我秘密赴港，行止诡秘。他倒很老实，当我离渝时，我并未通知他，我欲去港，既离渝之后，也未通知他，说我已来港，这倒也难怪他说我怎样怎样。我想他大概不是存心侮陷。但是这话说出来，对人家是否有好处呢？绝对的没有，而且有害的。中国人就是这样随便说话，不管这话轻重，说出来是否有害于人。假若因此害了人，他不负责任，他说他是随便说说呀！中国人这种随便，这种自由自在的随便，是损人而不利己的。我以为是不大好的。
相隔21天后-1940年7月28日，萧红在给华岗的第三封信中又“坐立不安”地愤愤写道：
关于胡之乱语，他自己不去撤消，似乎别人去谏一点意，他也要不以为然的，那就是他不是糊涂人，不是糊涂人说出来的话，还会不正确的吗？他自己一定是以为很正确。假若有人去解释，我怕连那去解释的人也要受到他心灵上的反感。那还是随他去吧！
想当年胡兄也受到过人家的侮陷，那时是还活着的周先生把那侮陷者给击退了。现在事情也不过三五年，他就出来用同样的手法对待他的同伙了，呜乎哀哉！
然而，牢骚也好，指责也罢，后来，当胡风抵达香港后去探望刚从玛丽医院回家养病的萧红时，萧红表现出了少有的欣喜，如同见到了远行归来的亲兄长一样。她对胡风欣喜地说道：“我们一起来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
而胡风对于这次会面的印象是：“我去看了一次萧红，无论她的生活情况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形象。只在谈到将来到桂林或别的什么地方租个大房子，把萧军接出来住在一起，共同办一个大刊物时，她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生气，我不得不在心里叹息，某种陈腐势力的代表者把写出过‘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的这个作者毁坏到了这个地步，使她精神气质的‘健全’-‘明丽和新鲜’都暗淡了和发霉了。”
萧红为什么会如此频频以刻薄的语言对胡风大加指责呢？
原因就在于端木蕻良抵达香港后告诉过萧红一件“十分气愤而又十分不人道”的事情。端木夫人钟耀群在其《端木与萧红》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月初版）中援引端木的话写道：
没有几天，曹靖华坐周恩来的汽车从武汉来重庆了，端木以为萧红也会来的，谁知曹靖华说，在武汉的时候曾问胡风，和鲁迅关系近的人，还有谁没走，可以坐这车一起走。胡风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没人了。
孔海立先生在其《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一书（上海书店1999年12月初版）中引用1981年端木蕻良同美籍汉学家、海外著名萧红研究专家葛浩文谈话的原始录音写道：
倒是另一件事是端木蕻良至今提起还很生气的，那就是在那一个多月的中间（指端木抛下萧红独自前往重庆，身无分文的萧红被迫流落在武汉的那一段时间-秋石注），周恩来曾途经武汉并向胡风询问：还有没有与鲁迅有关的文化人滞留在武汉的？因为他们有一辆空汽车，可以帮助他们转移到重庆。和萧红深有交往的胡风竟然没有提到萧红。这也就是端木蕻良和萧红最初与胡风产生隔阂的原由。
事实果真如此吗？
笔者为此查证了一些作家和有关人士的回忆文章，结论恰恰相反，而且连最基本的原始当事人曹靖华先生的日记及回忆录中也无一字记载。既然曹靖华先生可以将此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告诉与之有着相当利害关系的端木蕻良，那么为什么不见他向其他人特别是许广平先生提起呢？其次，曹靖华先生是鲁迅生前好友，治学、处世、为人皆为上乘，他也断断不会做出这等事来，或曰制造隔阂，挑起矛盾。
那么，胡风到底有没有“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从而让挺着大肚子的萧红冒险乘坐拥挤不堪的轮船呢？也就是说，由于胡风出于“险恶用心”的蓄意隐匿，使萧红失去了与曹靖华一起“坐周恩来汽车”撤离武汉的“福分”。
事实胜于雄辩，有关胡风隐瞒“萧红没走”的说法，是一个子虚乌有式的杜撰！这是因为，不光是萧红乘船离开武汉去重庆的1938年9月中旬，还是由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大撤退时的1938年10月中旬，曹靖华先生压根不在武汉！而且，曹靖华先生由他任教的“西北联大”所在地汉中举家搬迁至重庆的日期，已经是在一年多后的1939年岁末，比萧红晚到了一年零三个月！
请读者仔细读一读曹靖华先生当年亲笔写下的“自叙经历”（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的《曹靖华》一书第45-47页）。曹靖华先生这样写道：
同年7月（1938年7月）国民党教育部下令改组西北联大校委会，先后增派CC分子胡庶华、张北海为校委，校内掀起反对教育CC化、法西斯化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全校师生与胡庶华等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要求民主自由，一致对外，一致抗日。
正在这时，我突然接到武汉电报，便赶往武汉见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要我到武汉工作，我当即表示服从调派，但需回汉中作些安排。不料回到汉中适逢陈立夫亲临联大处理“学潮”，勒令校内禁止宣讲马列及开设俄语课程，引起师生公愤，推举我与彭迪先、韩幽桐等几位教授与当局展开面对面斗争，一时无法脱身赴武汉。最后当局宣布解聘13位教授。并通令全国院校不得聘用，我也在被解聘之列。这引起全校师生更大的义愤。国民党教育部次长顾毓秀来校整饬弹压，逮捕了地下党支部书记及一些党员，经过斗争，历时三个月，他们才重获自由。这时武汉已经失守……
曹靖华先生还写道：
1939年底举家乘敞篷卡车沿“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日夜兼程……历经一周颠簸到达广元，之后经成都抵达重庆。到重庆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曾家岩50号，周恩来同志一见到我，没等我汇报就笑着说……
对此，笔者归纳出一个翔实的时间明细表加以说明，兼供关注此事的读者与学者、专家们明辨是非。
1938年7月22日 曹靖华先生亲笔信一封由李何林先生交胡风，请胡风助其在武汉谋一适当工作。胡风接到信当日即找周恩来秘书吴奚如商量。
随后，周恩来嘱吴奚如电告汉中曹靖华：速来武汉面谈。
7月末某一日 曹靖华自汉中抵达武汉。周恩来告之：已将其安排至军委会为苏联援华军事顾问人员任翻译。曹靖华同意，但表示“需回汉中作些安排”。
8月初 端木蕻良在不留一分钱的情况下，置挺着大肚子的妻子萧红不顾，独自去了重庆。
9月中旬 萧红与冯乃超夫人李声韵结伴坐船去重庆。船经宜昌，李声韵突然大咯血，被人送进医院抢救。挺着大肚子行走十分不便的萧红在举目无亲、无伴的情况下，被迫一个人转船去重庆。上船时被缆绳绊了一脚，在好心人的扶持下勉强上了船。前后十天抵达重庆。
9月28日 距萧红离开武汉约半个月，胡风于下午6时半坐船离开战斗了整一年的武汉。在武汉，胡风主持出版了第18期《七月》。通过主编《七月》，胡风不但把曾经在鲁迅身边的一大批左翼作家重又凝聚在一起，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中坚力量和桥头堡，而且还把来自延安的、江南江北新四军根据地的，乃至国统区的一切力主抗日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人团结在了一起。自武汉乘船经城陵矶、沙市、宜昌，胡风最后抵达宜都。在宜都，胡风和一大家本家人生活了一个来月，后偕夫人梅志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于1938年12月2日抵达战时陪都重庆。值得注意的是，胡风抵达重庆之时，周恩来尚在湖南衡山部署相应工作。
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武汉举行纪念会。周恩来、博古、郭沫若、胡愈之、冯乃超、田汉等各界知名人士在会上讲了话。
10月20日左右 周恩来接待了从八路军抗日前线赶赴新四军途中经停武汉的美国朋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周恩来热情地对史沫特莱说道：“我们中国有句名言‘疾风知劲草’！您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唯其如此，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10月25日日军攻入武汉，武汉沦陷。
下面，我们不妨读一读由权威部门审定的《周恩来年谱》一书，追寻有关武汉沦陷前后这位伟人的行踪，以及他最终进入重庆的时间。
10月22日同本日到达武汉的朱德讨论了当前战局及撤退事宜。并陪朱德见蒋介石商谈八路军的扩充编制、增加经费和派部队到华中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及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问题。
10月25日送走最后一批撤离的同志，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离开。
11月8日同郭沫若等到湖南衡山会见蒋介石，谈今后抗战军事方案。
11月12日参加第三厅人员在离开长沙前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的集会。
11月25日至28日在衡山和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周恩来、叶剑英就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任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训练班副教育长。
12月中旬 到重庆。
从上述，我们清晰地看到，待到周恩来冒着步步紧逼的侵略者的战火，为国为民日夜操劳不息辗转抵达重庆时，萧红已在重庆辗转多个地方艰难度日近三个月了。而且正是由于夫君端木蕻良的不负责任，挺着大肚子的萧红不得不自行设法，直至投靠居住在重庆郊县江津乡下的哈尔滨时期挚友白朗一家租住的陋室中待产。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1989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就联手出版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精心编排的《周恩来年谱》一书。而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端木夫人所撰的《端木与萧红》一书，以及2005年1月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婶婶萧红》一书，分别是在《周恩来年谱》一书出版9年之后及16年之后，再如此引述、渲染这则谎言，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对于端木蕻良的这一说法，看来当初（1981年）与之谈话的葛浩文先生，在处理此事时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由于得不到其他任何人的佐证，葛浩文先生一直没有采用端木蕻良的这个说法，直到此次谈话过去了15个年头后，于美国某大学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拓展成新著的孔海立先生才借用了这个录音谈话中的说法。
至于端木为什么要这么做，已经很难搞清楚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关于他所说胡风拒绝让萧红搭乘周副主席的“空车”自武汉去重庆的说法，纯属杜撰出来的！
胡风并没有说错，萧红确实是“秘密”或者说是“秘而不宣”去的香港，很多人与之有同感。连当时在上海的许广平先生听闻“萧红旅居香港，心情一直很寂寞”的消息后，“也奇怪她为什么离开重庆，离开有那么多朋友的重庆？”无独有偶，茅盾先生对此也表示出莫大的不理解：
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做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所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茅盾：《呼兰河传序》）
然而，苦闷也好，寂寞也好，萧红毕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抵达香港后不久，她和端木一起参加了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举行的欢迎会，席间，萧红即兴讲话，她向大家通报了有关“重庆文化粮食恐慌情况”，并“希望留港文化人能加紧供应工作”。
长期以来，在众多的萧红研究中，人们忽视了一个史实的存在，这就是1940年5月11日，应迁址香港的岭南大学艺文社之邀，抵港不久的萧红和端木蕻良与学生们举行了一次战时文艺座谈。有关这次座谈会的经过及其内容，萧红和端木蕻良事后并无片言只语的提及。幸而，那天的座谈会情况，被当时任艺文社常务干事的郑树成先生记录了下来，并发表于18天后出刊的《艺文专刊》上。
关于抗战文艺，端木认为，文学是“整个的”，不能任意分流派；“文学是不能离开人类的生活，生活是什么？就是现实。”端木还强调指出：“不能把抗战文艺和过去的文艺对立。他们是同一的血统，有如儿子之与母亲。另一方面，要认清楚抗战的现实，确立新的人生观，不要消沉。”
萧红在发言中呼吁作家们在战时应加倍努力，互相批判地写作，用文学纠正抗战的缺点，改进现实。至于取材，则不限于前线。萧红认为，“后方的现实，我们只要能深入地反映，也同样有价值”；“作家本人熟悉的生活题材，自然也可以写”。
此外，两人还分别就文艺的公式化、软性文艺、诗歌创作和文学的方言问题等表达了意见。端木主张创作要避免公式化，作诗要顺其自然，不要造作，并重视写实的作品。而萧红则认为写作应尽量避免采用方言，但在对话中也可以运用，“假若作家有意向某地区的读者进行宣传，应用方言也是无妨的”。
3月3日晚，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由香港多所女校联合举行的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座谈会上，萧红与著名爱国人士廖梦醒应邀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女学生与‘三八’妇女节”。
1940年，全国许多大城市不同程度地举行了鲁迅六十诞辰的纪念活动（鲁迅诞生于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当时的习惯是以虚岁论断，故而称之六十诞辰-秋石注），聚集了大量文化人的香港也不例外。为此，香港文协、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香港业余联谊社、中华全国木刻协会香港分会等救亡团体联合发起纪念集会。是日下午3时许，纪念集会在戴望舒先生的主持下于加路连山的孔圣堂隆重举行。会上，与鲁迅先生有过密切往来并且深得先生抚爱的萧红向与会者报告了鲁迅生平事项，内容“大部系根据先生自传，并参证先生对人所讲述者，加以个人之批评”。
这一天晚上，孔圣堂里举行了内容相当丰富的纪念晚会，戏剧有三出：有田汉编的《阿Q正传》、鲁迅的《过客》，以及根据萧红原著改编的哑剧《民族魂鲁迅》。
《民族魂鲁迅》是一个四幕哑剧，人物众多，全剧人物多达30余人，仅第一幕就有鲁迅、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十数人。剧本描绘了少年鲁迅在日本弃医从文、踢鬼、痛打落水狗、到德国领事馆送抗议书等一系列行为，悲壮激昂地歌颂了民族魂鲁迅。由于采用了哑剧这一形式，全剧没有中心事件，也没有明显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它向人们展示了鲁迅一生的战斗风貌。此剧演出后，当时的香港文协负责人冯亦代在1940年8月11日出版的《大公报》上发表的《哑剧的试演-〈民族魂鲁迅〉》一文中强调指出：“它以沉默、严肃、表情动作的直接简单取胜，最适宜表现伟大端庄、垂为模范的人物。以它来再现鲁迅先生，似乎能于传达先生的崇高以外，更予观众一种膜拜性的吸力，使先生生活史的楷模性，更能凝定在我们后辈人的生活样式里面。因此，便决定把它实现了。”
据徐迟1982年12月30日称：“为纪念鲁迅先生的诞生（辰），我们在一九三九年（此处记忆有误，应为1940年-秋石注）在香港孔圣堂里办了一个纪念会。萧红写了一个哑剧台本《民族魂》。因为有些部分不很适合于舞台演出，丁聪、冯亦代和我几个人约她在阁仔的咖啡座内研究台本的修改。修改后演出了。演出成功，我还记得萧红闪着满意的泪花向我们表示高兴。我们得到了安慰。”
1940年10月20日至31日，香港《大公报》连续12天在其副刊栏目上对哑剧《民族魂鲁迅》进行了连载。连载结束时，萧红做了一个极为形象而又恰到好处的说明：
鲁迅先生的一生，所涉之广，想用一个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尤其用不能讲话的哑剧。
所以，这里我取的处理的态度，是用鲁迅先生的冷静、沉淀，来和他周遭的鬼祟跳嚣作个对比。
与此同时，正当萧红撰写的哑剧《民族魂鲁迅》上演之际，端木蕻良写的《略论民族魂鲁迅》一文发表于1940年8月3日出版的《星岛日报星座》上。不过，端木的《略论民族魂鲁迅》一文，并不是评论哑剧《民族魂鲁迅》的，但它同哑剧一样，都是“为鲁迅先生六十诞辰而作”。端木蕻良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便强调指出：
鲁迅在中国民族革命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尽了一面镜子的作用，而是一杆倔犟的大旗。因为他不止是明澈的反映，而是正确的领导，概括鲁迅的一生，没有一次放纵了敌人，没有一次误掷的投枪，没有一次背叛了时代。
端木蕻良还高屋建瓴地指出：
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分别是在于-托尔斯泰本身是一个病人，而鲁迅本身则是一位医生。
在《略论民族魂鲁迅》一文发表前一个多月，端木蕻良写的长达13000多字的《论鲁迅》一文，发表在6月8日上海出版的《文艺阵地丛刊》上。
这一年的10月19日，萧红参加了仍在孔圣堂举行的鲁迅逝世4周年纪念会。在这次纪念活动中，身着黑色丝绒旗袍的萧红饱含深情地朗诵了鲁迅的一篇杂文，据当时参加会议的翁灵文20多年后回忆说：那天，站在台上的萧红“瘦却却的，发音不高但朗诵得疾徐顿挫有致”。
可是，到了第二年的10月19日，在福建商会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5周年纪念活动，萧红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时的她已经在医院里疗病好长一段时间了。
在香港，萧红以其特有的极其优美的散文笔调，结束了中篇小说《呼兰河传》的创作，这也是萧红生前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它，起笔于1939年的重庆，终稿于1940年的12月20日。在这部由作者历时两年多潜心创作的中篇小说里，在外颠沛流离十多年的萧红通过对自己魂牵梦萦的故乡-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近郊呼兰河畔一座古老小县城的童年生活的回忆，以其凄婉、细腻的笔调，既令人忍俊不禁，又令人同情与愤慨的行文，生动、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的童年时代所经历的一切，以及东北农村那愚昧、黑暗、贫困、麻木的社会缩影，表达了作者对灾难深重的家乡人民的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两千多年来毒害人民的封建势力和习俗，包括对自己地主家庭剥削、压迫劳苦农民的控诉。尤为重要的是，对由于人们精神上沉重负累所造成的麻木不仁和可怕的惰性进行了无情而又有力的鞭笞。
统览《呼兰河传》，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对故乡的无限深情和儿女般的眷恋。
《呼兰河传》原名为《呼兰河的女儿》。其实，《呼兰河的女儿》题名也不错，它体现了作为在呼兰河畔出生、长大的萧红的本性，以及创作的原意。据说是此稿终了时，端木蕻良受外国一部名叫《尼罗河传》的小说的启发，而建议萧红改《呼兰河的女儿》为《呼兰河传》的。
《呼兰河传》一经终稿，就迅速送往了当时出版业比较活跃的广西桂林，1941年即由搬迁至那里的上海杂志图书公司出版，1942年由田林松竹社再版。由于销路甚佳，1943年6月桂林河山出版社再次出版。日寇投降后，后来主编《文艺春秋》杂志的范泉先生，于1946年底开始策划主编一套名为“环星文学丛书”的丛书。萧红临终时一直陪伴在侧的骆宾基先生将1942年桂林田林松竹社出版的土纸本《呼兰河传》，以及骆宾基根据萧红口述撰写而成的《萧红小传》，还有茅盾先生1946年8月为《呼兰河传》写的序言，一并交给了范泉先生。范泉接稿后即将《呼兰河传》列为“环星文学丛书”的第一集，1947年6月在上海环星书店出版时，不但收录了茅盾为之作的《序》和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而且还刊有萧红的遗像。
“环星文学丛书”第一集，除萧红的《呼兰河传》外，还收录了臧克家的短篇小说集《拥抱》，范泉本人的散文集《创世纪》，以及李健吾的剧本《云彩霞》等。
在《呼兰河传》出版前，主编范泉先生特地与序作者茅盾先生进行了一次对话。范泉在阅读完《呼兰河传》后深有感触地对茅盾先生说道：“我一直认为，萧红不是一个弱者。她不仅在反抗家庭时取得胜利，而且在反抗社会时也并不失败。要是她能活到今天，她一定会勇气百倍地战斗，坚定不移地跨过这个‘男子的社会’。”据说，茅盾同意范泉的这一观点。
茅盾为《呼兰河传》撰写的序，乃系其发表于1946年12月上海出版的《文艺生活》上的评论-《论萧红的〈呼兰河传〉》一文。这则评论始写于1946年8月。半个多世纪来，在所有对《呼兰河传》的评介文章中，唯茅盾先生之评价，是那样的恰到好处地点评出了一代才女萧红一生的寂孤和感伤，以及萧红创作《呼兰河传》的初衷。
萧红与茅盾相识、相交整七个年头。1934年12月19日，也就是二萧抵达上海一个多月，在鲁迅先生为二萧举行的宴会上，鲁迅亲自介绍茅盾与二萧相识。后来，在上海两人虽时有联络，但由于忙，极少能聚在一起叙谈。然后，茅盾一直欣喜地关注着萧红、萧军的成长和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1936年10月4日，茅盾修书致鲁迅，为代《文学》向萧红约稿，由于不知萧红东京通信地址，故问上了鲁迅。次日-10月5日，鲁迅抱病复信曰：“萧红一去之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近闻已将回沪，然亦不知其详，所以来意不能转达也。”可见萧红赴日之时，鲁迅、茅盾均很牵挂。1938年底，茅盾自香港远赴迪化任新疆大学文学院院长。此时，刚到重庆不久的萧红闻知这个消息后，曾企盼追随他而去。在萧红的心目中，作为鲁迅挚友的茅盾，一定会像鲁迅当年扶持她一样倾尽全力保护她，在她的生活中不时地注入活力，从而，最终摆脱“自己一个人走路”的窘境。茅盾第二次抵达香港的时间是在1941年的3月，较之萧红要晚一些。在香港，茅盾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腐蚀》，并主编半月刊《笔谈》。在萧红患病入院后，茅盾不止一次前往探视，给了萧红莫大的安慰。后来，当途经香港回国的史沫特莱说出“星加坡坚不可摧”一类话时，萧红也曾鼓动茅盾夫妇一同前往。
茅盾在为《呼兰河传》作评时，其心情是悲痛的，一是因为他的年仅24岁的爱女沈霞于1945年9月难产死于延安，二是萧红的不幸早逝触动了他的极其沉重的心。
为有助于广大读者读懂萧红这部“有争议”的散文式小说，在此将茅盾先生所作的序辑录如下。茅盾的序共分5节。这里辑录的是最后两节。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也许你要说《呼兰河传》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她不留情地鞭笞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她给我们看，这些屈服于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的甚至于残忍，然而他们的本质是良善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有二伯，老厨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有极少的水份，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磨倌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的使人不禁想赞美他。然而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
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魔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
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一九四〇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暗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由，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
在香港，继完成中篇小说《呼兰河传》之后，萧红又着手进行她早已计议中的第一部也是她生前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马伯乐》的创作。这也是萧红生前唯一一部以描写男性主人公为题材的小说。
《马伯乐》所描写的历史背景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值此中华大地山河沦陷之际，亿万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奋起抗战、浴血牺牲的年代，在潜藏着丧权辱国以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而行“先安内”的反动丑恶的同时，夹杂着一些整日醉生梦死、浑浑噩噩度日的社会蠹虫。在这部充满着讽刺、幽默笔调，让人想笑又笑不起来的作品中，萧红以其特有的敏锐的洞察力，极其辛辣的笔调，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马伯乐这样一个绝对利己主义者的社会渣滓的典型。
早在重庆时，耳濡目染自“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以来的社会众生相，萧红已经在心中酝酿起后来这部名叫《马伯乐》的小说腹稿了。及至一抵达香港，萧红于《呼兰河传》完稿后即行投入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其上部或曰前半部，于1941年1月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了单行本，列为《文艺丛书》。初版本为小32开本，由萧红自己设计封面，端木蕻良题写书名。同年6月再版，1943年3月3版，1944年4版……
关于《马伯乐》的下半部，自1941年2月1日起在周鲸文主编的香港《时代批评》杂志第3卷第64期始于连载，中间，有四期因出纪念专号停载外，一直连载到1941年11月1日第4卷第82期，历时九个月，正好是九个章节。但《马伯乐》并没有结束，然而，萧红已经病重了，也就无法续写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缺憾。
当时的《时代批评》编辑、《马伯乐》发稿的责任编辑袁大顿先生六年后在《星岛日报》上撰文作了说明：
萧红开始为《时代批评》写文章，那是一个长篇《马伯乐》的后半部，故事正发展至马伯乐一家流亡到沪滨，笔调是那么的细腻，柔和，而又哀伤的。我很喜爱。当时我还特地找了一个精致的标题头花，去编排这个长篇。然而发刊了不够半年，她便病倒了。
不久，她就进入玛丽医院去疗养。
……
在11月中，有一次，因为她早先健康时写就的《马伯乐》的一部分积稿，发表到第九章（这时马伯乐已流涉到华中了）时，已发表完了，看来这故事的发展还很长邈，我于是又到玛丽医院去探候她，并告诉她《马伯乐》的积稿已刊完了，续稿怎么办，这一问，她怔住了，说：“大顿，这我可不能写了，你就在刊物上说我有病，算完了吧。我很可惜，还没有把那忧伤的马伯乐，提出一个光明的交待。”我看出她当时神情很愁沉的，这时我也难过极了。跟着她又说，语气却变了：“年青人要多用功……年青人有着生命的欢欣，身体壮实的爱好，美的欣慕，打扮的留恋，知识的吸取；我们要使他们能发掘生命的幽微隐秘，寻出被拘囚被捶楚得体无完肤了的人类的真理。”这番话，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是的，那时我还不过是一个20岁的少年人，萧红在那时正是我的一个好老师。
然而，《马伯乐》就有如她的《红楼》一样，又成为一件未竟的著作了。
另据孔海立先生在其《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一书中披露，认为萧红创作《马伯乐》最初的起因系由端木蕻良所致-这是根据端木本人叙述得出的结论。孔海立在该书第119-120页如此写道：
……端木蕻良说：萧红创作的态度常常带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香港，当生活等各方面的条件稳定下来以后，萧红就开始思索开拓新的创作题材，她想来想去都不满意。这时，端木蕻良想到萧红走南闯北经历了社会的种种层面，就建议她写自己-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道路和内心的历程。萧红觉得很有启发，可是她又觉得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半封建社会里，一个女性的生活本来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创作范围相对狭窄。因此萧红最后决定在故事里把这个“主人公”写成是男的，而且扩展成为一个战乱时期左右摇摆的自私自利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个人自卑自贱又自高自大，胆小怕事又虚伪夸张到极点。从国家到家人，什么都远不如他自己和钱财重要。对他来说，所谓原则道德都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的。萧红的笔触第一次变得那么尖刻、那么嘲讽、那么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人的性格揭示出来。而且也是第一次塑造出一个男性主人公的形象。显然萧红的风格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关于人物的名字，就好像鲁迅的“阿Q”。萧红便和端木蕻良一起为小说里的“主人公”起名字，最后萧红接受了端木蕻良的命名，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名字就变成了“马伯乐”，英文翻译音同“万宝路”香烟，“伯乐”也可译成响亮的“保罗”。中文又是马又是伯乐，到底是马还是伯乐？细想一下十分有趣。萧红感到很满意。
有关《马伯乐》的全本，即其上半部和下半部没来得及结尾的九章之合集，直至过了整40年后-1981年9月，方才由萧红故乡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香港，萧红还创作了《小城三月》，发表于1941年8月1日出版的《时代文学》第1卷第2期上。萧红逝世后，出过小32开本计46页的单行本。1948年11月香港海洋书屋再版，为《万人丛书》之一。
《小城三月》仍然取材于萧红少女时代的乡间生活，仍然采用第一人称，但是换了主角-“我”的翠姨。不满20岁的翠姨“生得并不是十分漂亮，但是她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翠姨在内心里热恋着“我”的堂哥，但在封建社会中，她不得不顺从父母的意思，和一个比她年龄还要小且“长得又矮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的陌生人订了婚。对待新鲜的事，翠姨也是颇为积极，她要求读书，也穿起了高跟鞋，连“走路的姿态更加可爱了”，然而，在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的处理上，她不能也无力去抵抗。她向往幸福与自由，但又无法去实现，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后来，她终于病倒了。临死之前，哥哥去看她，“刚一伸出手去，翠姨就突然地拉了他的手，而且大声地哭起来了，好像一颗心也哭出来了似的”。翠姨用一个弱女子的哭声控诉了封建伦理对妇女的残杀。不久，在郁郁寡欢中翠姨离开了这个没有妇女幸福和自由的人世间。等“我”放春假回到家里，“城里的街巷，又装满了春天”，然而，翠姨不在了，见到的是“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
《小城三月》所描写的，正是萧红幼时耳闻目睹的，因而创作起来也是那样地颇为顺手，据说一经构思完毕，萧红伏在枕头上，仅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篇作品。
在《时代文学》所刊的《小城三月》当中，还有两幅栩栩如生的插图，一幅署名“金永霓”，一幅署名“京平”，都是端木蕻良的笔名。署名“金永霓”的一幅，画的是在漫天大雪中飞快奔跑的哈尔滨马车夫；署名“京平”的另一幅则画的是翠姨，在她侧身影的右侧，近景是一排当时哈尔滨常见的啤酒桶，远景是松花江对岸的景色。由于端木蕻良没有去过哈尔滨，对哈尔滨不熟悉，于是，萧红就按自己的要求对他作了提示。端木蕻良的插图令专门学过画画的萧红甚感满意，她高高兴兴地在画上题名《小城三月》，并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说起端木蕻良为《小城三月》画插图，在当时的香港还有点影响！端木蕻良天分甚高，才华横溢。他在主编《时代文学》时，常常自己设计封面和内页，饶有兴致地在《时代文学》目录上面，亲手绘制了一组世界著名作家的头像，共17幅，按发表次序是：鲁迅（指画）、高尔基、萧伯纳、托尔斯泰、茅盾、左拉、果戈理、别林斯基、恩格斯、歌德、海涅、普希金、华盛顿、欧文、马克吐温、契诃夫、肖洛霍夫。
关于《时代文学》，香港学者刘以鬯先生指出，该杂志之所以能够成为香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份重要文艺刊物，当推端木蕻良的功劳最大。但刘以鬯先生还指出，如果“没有朋友们给他（端木）的帮助，《时代文学》就不会编得这么好”。如《时代文学》第4期的《苏联文学专号》，因为当时的香港不容易找到有关苏联文学的资料，不少材料特别是相关的图片，都是由戈宝权提供的。而所刊延安文艺界的稿件，则是端木与丁玲取得联系后，委托丁玲代约，刘白羽的短篇小说《太阳》即是一例。同样的情况，《时代文学》所刊上海“孤岛”的稿件，则是由巴人（王任叔）代约，如章泯（谢韵心）所写的独幕剧《抚恤金》等。此外，周钢鸣（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他还是1957年8月5日萧红骨灰迁葬广州银河公墓的主持人之一-秋石注）也是《时代文学》的有力支持者。在所出版的6期（实际上为5期，第5、6两期合刊，之后，由于日寇侵占香港停刊）中，端木蕻良还约请了西谛、王统照、楼适夷、曹靖华、台静农等一大批文坛名流为之撰稿，从而实践了当初立下的“荟萃全国作家心血，反映大时代的全貌，并介绍欧美文学的动向”这一办刊宗旨。
《时代文学》虽然只出了6期，在发表众多名流作品、优秀作品及贴近抗战主题的精品的同时，还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为了扩大文学队伍，《时代文学》两次举办征文活动。第一次征文的主题是《南国的一天》和《香江风景》；第二次征文的主题是《鲁迅和青年》。第一次征文入选作品于第3期、第4期上辟专辑刊出，栏名为《南国的一天》。第二次征文即为青年提供向鲁迅学习的园地，其征文启事于最后一期刊出，由于战争的猝然爆发，自然夭折了。此外，据了解，在最后一期的《时代文学》上，还刊出了征求“时代文学之友”的广告，希望借此“使文学的园地更能丰富活泼起来”。这在战时的文艺刊物中，实在难能可贵。虽然它远不及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希望》影响大，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端木蕻良所花费的心血，显示出了他的非凡才华，以及在战时香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后来，当柳亚子先生前去探望病中的萧红时，一度赞誉他们是“文坛驰骋联双璧”。
在香港，除创作并发表了《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萧红还满腔义愤地发表了《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载1941年9月1日《时代文学》1卷4期）和《“九一八”致弟弟书》（载1941年9月26日《大公报文艺专栏》）。此外，还创作了短篇小说《北中国》（载1941年4月13日至29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散文《骨架与灵魂》（载1941年5月5日《华商报灯塔》），以及小说《红玻璃的故事》（萧红口述，骆宾基撰稿，载1943年1月10日《人世间》1卷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