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
二萧彻底分手后，萧红在西安又待了一些日子。丁玲在回延安前，曾极力劝说萧红同去延安，以期平静地住一段时期后再致力于创作，但萧红依然没有听劝。
萧红于香港逝世后，丁玲于1942年5月1日参加完延安文艺界举行的萧红追悼会后，写了一篇题为《风雨中忆萧红》的祭文（载同年延安出版的《谷雨》第5期）。在这篇祭文中，丁玲不无遗憾地追述道：
那时候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安排生活，她或许比较适合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做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南去了……
此去，竟成了丁玲和萧红这两位不同性格不同风格不同写作技巧及不同爱情婚姻观的左翼女性作家之间的永别。
1938年4月17日夜，萧红与端木蕻良回武汉去了。
对此，田间曾在送别萧红时写下了一首诗，这首题为《给萧红-1938年4月17日夜在西安为告别萧红姐而写》的诗很能说明问题，也很有代表性。诗中写道：
中国的女人都在哭泣，
在生死场上哭泣，
在火边哭泣，
在刀口哭泣，
在厨房里哭泣，
在汲井边哭泣。
呵，让你的活跃的血液，
从这战斗的春天底路上，
呼唤姐妹，提携姐妹，
-告诉她们，
从悲哀的家庭里，
站出来-到客堂吃饭，
上火线演说，去战地打靶……
中国的女人不能长久哭泣。
1938年4月间，萧红偕端木回到了武汉。
抵达武汉后，他们首先来到汉口三教街蒋锡金的住处，目的是想让蒋锡金解决端木的住处。其实，端木蕻良在武汉有达官贵人的亲戚可攀附，找蒋锡金的目的是两人想住在一起。此时的蒋锡金尚不知二萧情变，见只有他们俩来到，却不见萧军踪影，于是便问道：“萧军呢？怎么不见萧军的人？”萧红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去兰州了。”便再也没有了下文。见状，蒋锡金也就不再问下去了。针对住处问题，蒋锡金回答说，小金龙巷的房子他还租着，要住现在就可以去住。不过，已经有三个月没有过去付房租了，每个月的房租是十六元，倘是要去住的话，就得付四十八元钱。不过，房东那边也好办，只要付上一个月的房租金便可以住进去。说到这里，蒋锡金对端木蕻良说道：“反正你在那里住过，同住的人也都认识你的，你找哪家都行。”又说：“另外的两个月的租金仍归我付就是了。”端木蕻良连忙接茬说：我能付，我能付。说话间的工夫，他从蒋锡金的手中接过了小金龙巷房门的钥匙。这时，蒋锡金又转问萧红：“你怎么办？”言下之意，是问她要不要帮忙。萧红的回答很干脆：住到老朋友池田幸子那里去。这时的池田幸子，比起在上海来大不一样了，由于鹿地亘和她都在国民政府的第三厅工作，生活环境要好多了。于是，蒋锡金就说了一句：我就不管你了。
萧红也真的在池田幸子那儿住了一夜，不过，实际上只住了半宿就跑掉了。几天后，池田幸子来到胡风家冲着梅志发开了牢骚，说的是萧红的事。池田说：“我请她住在我家，有一间很好的房子，她也愿意。谁知晚上窗外有人一叫，她就跳窗逃走了。”说完之后，池田幸子又气恼地补充了一句：“喝，像夜猫子一样，真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
池田说着话，将双手一摊，可能因为自己对这“夜猫子”一词甚是欣赏，还以为在中国话里找到了十分绝妙的形容词，竟然一个人自顾自地“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听着，梅志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天，蒋锡金回小金龙巷去付前两个月的房租，顺便取一下放在那里的衣物。取完东西后，他和端木蕻良略略聊了一会儿，便起身要走。就在这时，从里面传出了一个青年女性的问话声：“锡金，你为什么不进来？”他一听，是萧红的声音，就推门进去了，但端木蕻良留在外屋没有跟进去。进得里屋，蒋锡金看见萧红瞪着两个很大的眼睛，脸色显得苍白，好像有些害怕的模样，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蒋锡金顿时明白了：这是萧红要向他公开她与端木蕻良的关系。蒋锡金认为，这是她的私人生活，作为朋友，是没有什么发言余地的。蒋锡金解释说，因为不知道她住在里屋，所以没有进来。萧红拍一拍床沿，让他坐下，说有件事要找他商量，是要蒋锡金帮助找一个医生给她打胎。
当时，萧红怀孕已有五个月左右的时间，无论怎么讲，这毕竟是她同萧军五年多患难夫妻生活的结晶，可是她不想要，生计困难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她已同端木蕻良结合，尽管端木蕻良并不嫌弃她怀着萧军的孩子而与之结合，可她也得为端木蕻良掂量一番。蒋锡金一听萧红要打胎，不由得傻了眼，这是因为，在当时来讲，打胎、搞人工流产是犯法的，医生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于是，他便回说，对于这件事他没有任何办法，实际上他也确实没有什么办法。进而，蒋锡金问道：“孩子是谁的？”萧红回答是萧军的。蒋锡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道：“晚了，即使能打胎，大人也会有生命危险的。”他还力劝萧红：是萧军的孩子更应该生下来，这是一条小生命啊！蒋锡金说到这里，萧红却异常痛苦地流下了眼泪，她泣不成声地说，自己一个人要维持生活都很困难，要是再带个孩子还不把自己给全毁了呀？兵荒马乱的！
见萧红这么一副痛苦的模样，蒋锡金也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他说：“这样吧，我认识的医生只有宇飞，宇飞你也是认识的，我能找到他，请他来商量一下怎么样？”一听说是让宇飞来，萧红是深知宇飞和萧军的关系的，也知道宇飞一旦了解了她与萧军分手后会说些什么，于是一下止住了哭泣，大声地对蒋锡金嚷嚷道：“不要，我不要找他，也不能找他！”
见状，蒋锡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临走前劝萧红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他一再安慰她：“你不要太担忧了，孩子生下来总是有法子的，这么多朋友也不能看着你不管，可以托人抚养，也可以转送给别人，还是好好生下来吧！”
后来，蒋锡金虽然也为萧红担忧，但却没有再去看她，一则是忙，二则想：“不是有端木在旁边吗？他也有责任照顾她。”
其实，萧红最早向外界公布她与萧军分手同端木结合的消息，是向胡风夫妇谈的。她不能不同胡风这位老大哥谈，要知道，鲁迅逝世后，胡风夫妇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了。何况鲁迅逝世后，通过创办《七月》杂志，又是胡风把一大批抗日热血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继续鲁迅未竟的事业。向胡风谈清楚，等于向许多旧日的朋友们发一个通报。但萧红未曾想到，听到这个消息，胡风夫妇会出奇的冷淡，而且，这种冷淡，在以后所见到的旧日朋友们中也是这样的千篇一律！
还是在4月中旬，艾青夫妇一家回到武汉时就给胡风夫妇捎来了萧红的一封亲笔信。萧红在信上告诉他们，她怀了孕，并且和萧军彻底分了手。作为冷眼旁观的艾青还告诉胡风，说萧红已经和端木结合在了一起。这样一来，当初在武汉时的种种迹象全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所以，当萧红抵达武汉并在小金龙巷安下了她与端木的小家后，来胡风居住的小朝街42号访谈，当萧红与胡风夫妇谈话的时候，端木蕻良有意地站在篱笆前的蔷薇花丛的阴影之下。萧红在谈了西安那一段时间的情况后，还谈及了丁玲。言谈间，萧红对丁玲的解放的思想和生活，表现出吃惊和不习惯。最后，她告诉胡风夫妇，她同萧军闹开了，萧军到前线打游击去了。说着，她用嘴向隐藏在蔷薇花丛阴影中的端木努了一努，称：“我现在同他在一起过了。”见萧红努嘴，端木蕻良也似笑非笑地向他们这边表示了一个眼神儿。但胡风夫妇俩，一是早有思想准备，因此丝毫也不感到有什么突然；二是潜意识里有着自己的看法，因此连句祝贺他们的话也难于说出口。这大出萧红与端木的意料。后来，在香港，萧红在发给华岗的信上用刻薄的语言贬损胡风，大约最早的起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尽管胡风是那样的关心她。这期间，萧红曾不顾自身安危，与梅志一同去找医生打胎，后来，一打听，打一个胎的费用高达140元大洋时，她不由得吓了一大跳，她根本出不起，只好作罢。
尽管在武汉的朋友们没有一个赞成她与端木结合，萧红依旧“一条大道走到黑”。萧红给端木的定情物，除去那根象征性的小竹棍儿外，还有四枚红豆-南国相思豆。放在橘黄色丝绒袋里的两枚，是鲁迅生前送给她的；而用薄牛皮纸包着的两枚，则是许广平大姐送的。在选定端木后，萧红把这四枚红豆全部转赠给了端木。因此，不管两人后来的关系如何千变万化，萧红对端木所给予的真情，在当初是毋庸置疑的。
1938年4月29日下午，刚回到武汉不久的萧红与端木第二次参加了由胡风主持的《七月》座谈会（一共是三次，萧红参加了两次，中间一次因在西安），此次座谈会的主题是“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出席座谈会并发言的还有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以及冯乃超、楼适夷、吴奚如、辛人、宋之的、艾青等。针对胡风关于他没有到战场上去的解释，萧红热烈而又中肯地给予了充分的评价，萧红发言说：“你的《七月》编的很好，而且养育了曹白和东平这样的作家，并且还希望再接着更多地养育下去。”她尖锐地指出：“那么，你也丢下《七月》上战场，这样是不是说战场高于一切？还是为着屈服抗战以来所听惯了的普遍的口号，不得不说也要上战场呢？”关于吴奚如所云的作家在抗战中的论述和理解，萧红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是有意见的。他说抗战一发生，因为没有阶级存在了，他的意思或是说阶级的意识不鲜明了。写惯了阶级题材的作家们，对于这刚一开头的战争不能把握，所以在这期间没有好的作品产出来，也都成了一种逃难的形势。”萧红指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那么，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而现在不写呢？我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住的。”
针对座谈会的气氛，萧红毫不客气地批评道：“还有，下一次座谈会一定要请记录人，这种不能成为座谈会。谈话是跟着声音继续的，这样的间隔法，只能容少数的人，或是完全庄严的理论和一篇文章一样的谈话才能够被发表。比方今天，有半数的人只得到了坐着的机会，而没听到他们的声音，我看他们感到寂寞的样子。这是对于同坐的人的不敬。”
1938年5月下旬，端木蕻良和萧红在武汉的大同酒家举行了婚宴。虽然端木蕻良在家人面前不敢透露萧红怀孕这一事实，但他的亲友，特别是他的母亲并不赞同这件婚事-这是因为萧红两次与男人同居又分离，自然不希望自己从未结过婚的小儿子与这样的女人结合了。然而，端木蕻良却违背了母亲的意愿。在他看来，萧红过去之所以有两次不成功的同居生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两个男人都没有和她正式举行过婚礼。没有婚礼的约束，才会产生悲剧和不幸。于是端木蕻良决定给萧红一个正式的名分，彻底摒弃萧红过去那种“情妇”似的地位，这自然是端木蕻良向萧红表示自己对她的尊重。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可以看出端木蕻良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慎重的。据说，端木蕻良曾萌发过去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的念头，但萧红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理由是：“这个政府不抗日。”于是，最终选择在大同酒家举行正式婚宴。参加这次婚宴的人不多，也就是一个大圆桌而已，多是端木方面的人。他们是端木的三嫂、武汉大学学生刘国英与其同学窦桂英等，三嫂的父亲刘镇毓老先生（即那个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司司长）主持了这次婚姻。而萧红的朋友只有胡风、艾青两人。胡风在深感“迷惑不解”的同时，还是担任了婚姻的司仪（关于胡风出席萧红端木婚礼一说，迄今只有端木一人述说。历史上，萧红无一字论及。笔者曾多次询问胡风家人，皆被告之：不存在！综合胡风梅志夫妇对萧红这桩婚姻的冷漠看法，以及多次撰文谴责端木制造“破拖鞋”神话“缘分”一事，确确实实，不存在胡风当年参加他们婚礼的说法，更甭说胡风“担任了婚礼的司仪”了-秋石注）。从此，萧红开始了她一生中的第三个男人也是最后一个男人颠沛流离的生活-更为艰辛的生活。与此同时，众多朋友也越来越疏离了她，他们并不承认她与端木的这一正式婚姻。几乎在所有人的笔下，包括梅林、高原、蒋锡金以及后来出现的骆宾基等人的作品里，端木蕻良无一例外地成了“无名氏”，他们不是称他为“T”就是“D”，或者呼之曰“某君”，乃至以替代。骆宾基在其1947年出版的《萧红小传》里干脆称举办过婚礼的端木蕻良与萧红的关系为“同居”，而将没有举办过婚礼及任何手续的萧军和萧红呼之为“夫妻”。自然，这在萧红的心底里投下了不可逾越的阴影。倘若端木蕻良能够担负起真正呵护妻子的大丈夫责任，这个阴影尚可消除，可惜的是，端木蕻良自私、胆小怕事的本性很快就显露了出来。
1938年夏，武汉遭到了日寇飞机的大轰炸，战局越来越紧张。在武汉的国民党达官贵人、文化人士纷纷向香港、广州、昆明、重庆等地大撤退。于是，端木蕻良与萧红商量离开武汉去重庆。然而，不多日，大约是在8月初，武汉的朋友们发现端木独自一人坐船先往重庆去了。后来，萧军、萧红1934年的东北老友孙陵也十分不满地对同为东北作家的陈纪滢这样说道：“端木看来文雅，但在（民国）二十七年夏天，正是武汉紧张的时期，他却一个人买了一张头等船票去了重庆，把萧红一个人留在武昌不管了。”骆宾基在其《萧红小传》中援引萧红的话说道：“等到船票拿到手，武汉已极度恐慌的时候……而他却把船票作为己有……起程去川了。”端木蕻良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很多人的谴责与非议，人们替萧红打抱不平，自然也为萧红离开萧军而深感惋惜-虽说萧军对萧红有过不忠，但是萧军是从来不会放弃自己肩上应承担的担子的。
端木走后，萧红自然不愿一个人住在小金龙巷了。触景生情，她不由得想起萧军……黯然片刻，她很快作出了决定，把蒋锡金当初不曾取走的被褥等打了个行李卷，拎起自己的小提箱，坐上人力车，径直来到汉口三教街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驻地来找蒋锡金、孔罗荪等朋友。蒋锡金、孔罗荪住在楼上。
这一天，正是日寇狂轰滥炸武汉后的第二天，下午，只有蒋锡金一人在驻地。见萧红腆着个大肚子，两手提满了东西，蒋锡金不由得一惊，问道：“你怎么来了？”
萧红头也不抬地说道：“我要搬到这里来住。”
“端木呢？”
“去重庆了。”
蒋锡金又问：“怎么不带你一起走？”
萧红撇撇嘴，反问他：“为什么我要他带？”
蒋锡金望着一脸倔犟的萧红，心想也是的，干吗非要他带不可。可一想如何安排萧红，蒋锡金又犯了愁：自己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双人床，他和孔罗荪一起住，逢到冯乃超来，三人一起打横睡……萧红看了看走廊，于是说：“这里我住定了，就睡走廊楼梯口的地板，去买条席子就行。”
蒋锡金还在做说服工作：“席子倒有，可是那里是人来人往的通路，你睡不稳实，别人行走也不方便啊！”萧红把嘴一撇，她的倔犟劲又上来了。在向蒋锡金要来席子后，打开铺盖，不顾三七二十一就躺在了她自己选中的楼梯口地板上。蒋锡金拿她没办法，而且看她的样子非常疲惫，就说：“你先休息吧，这事还得等孔罗荪回来商量，我不能做主。”
萧红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躺在那儿。她心中自有把握，且不说孔罗荪的爱人周玉屏是比她高二届的校友，而且孔罗荪也是她的“东北老乡”呢！1928年至1932年，孔罗荪在哈尔滨市邮政局工作，也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孔罗荪与周玉屏正是1932年在哈尔滨喜结良缘的呢！所以，孔罗荪怎么会忍心拒绝她住这儿呢！
晚上吃饭时，孔罗荪说，他也实在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安顿萧红，于是，此事就这样定了下来。由于肚子越来越大，加上天气又是那样的炎热，什么事也干不了，萧红总是在地铺上静静地躺着……
端木走的时候，没有给萧红留下钱。老友高原自延安来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顺便来看望萧红，就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五元钱给了她。就是老友的五元钱，萧红一点儿也没有节俭度日，反而在一次请朋友们吃冷饮时花光了。其实，这次招待大家吃冷饮，一共只花了二元多一点，剩下的，萧红当做小费全送给了女招待。在回去的路上，蒋锡金直埋怨她乱摆阔气。萧红满不在乎地回答：“反正这是我最后的钱了，留着也用了，花掉它也来个痛快！”“你这太没有道理了！”蒋锡金很不满意她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说：“现在兵荒马乱的，武汉还不知道能保卫几天，日本军队不过在田家镇按兵不动罢了，如果一旦发动进攻，你想想那会是个什么场面？”萧红依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反正留下两元多钱也什么都用不上，你们有办法我也有办法。”蒋锡金说：“最紧张时可能我人在武昌，江上的交通断了，我能顾得上你吗？”萧红一脸的听天由命：“人到了这步田地，发愁也没有用，反正不能够靠那两元多钱过活！”
说到这儿，见说不动萧红，蒋锡金这回真正的犯愁了，怎么办呢？再说萧红还拖着一个大肚子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何是好……想啊想的，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为此，他先是去了生活书店，向曹谷冰借了一百元；然后又到读书生活社向黄洛峰借了五十元，说明是代萧红借的，由她将来用稿子来还，如果她不还，就由他撰稿来还。蒋锡金把借来的一百五十元钱悉数交给了萧红，说明钱是借来的，让她好好保存着，供不久的将来“逃难”用，不许再乱请客了！萧红感激地望着蒋锡金，苦笑着把钱收下了。
蒋锡金为萧红筹到了钱，还是一个不放心：战乱，加上身孕，万一出个意外，怎么才好？于是，他又去找了冯乃超商量，一定要想个法子把萧红送走才是上策。冯乃超点头称是，并说他的妻子李声韵过几天要去重庆，两人搭伴同行也可有个相互照应。由于当时船票十分紧张，一时半会还走不了，萧红也只好耐心等待。不几天，李声韵也搬了过来。
在端木抛下她一个人独自去重庆的这一段时间内，萧红在武汉基本上依仗着蒋锡金、孔罗荪等朋友们的帮助才得以艰难地度日。由于他们都是一群热血青年、共产党员，因而也都是真诚的朋友，他们给了萧红以莫大的安慰与信心。在这期间，一则是侵略者飞机的日夜骚扰，二则是肚子越来越大导致行动十分不便，萧红也就基本上停止了写作。在这期间，萧红一共有不到7000字的文章见诸报端，一篇是发表于1938年8月26日汉口出版的《大公报》副刊《战线》上的书信《寄东北流亡者》，全文约1400字左右；再有一篇是临离开武汉时发表在同一副刊上（1938年9月18日）的小说《朦胧的期待》，全文约5000余字。后来，这篇小说又重刊在1938年11月18日重庆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第36期上。
每天晚饭后，几个人聚在一起，往往是闲谈的大好时机。萧红独自吸着烟，而且非常健谈，每每谈话，总是谈她的计划与幻想。有一次，她说：“人需要为着一种理想而生活。即使是日常生活上很琐细的小事，也应该有理想。”
听到这战时发自一个女性口中的高论，同是女性的李声韵只是默默地笑了笑。
孔罗荪斜躺在屋内唯一的沙发上，逗她道：“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最小的理想吧！”
一听有人响应，萧红顿时瞪大了双眼，和盘托出了她的一个似是酝酿多日的“计划”：“我提议，我们到重庆之后，要开一座文艺咖啡室，你们赞成吧。”
“唔。”李声韵微笑着点了点头，附和道，“你做老板，我当伙计，好吧！”
于是，三个人全笑了起来。忽然间，萧红止住笑，一本正经地告诫道：“这是正经事，不是说玩笑。作家生活太苦，需要有调剂。我们的文艺咖啡室一定要有最漂亮、最舒适的设备，比方说，灯光、壁饰、座位、台布、桌子上的摆设，使用的器皿等等。而且所有服务的人都是具有美的标准的。而且我们要选择最好的音乐，使客人得到休息。哦，总之，这个地方是可以使作家感觉到最能休息的地方。”
接下来，三个人全都沉静在萧红的这个美丽的计划中了。有人还想到，应当布置一间精美的起坐室，里面要摆满世界的文学名著，以供作家们休闲时浏览，还要在四周壁上悬挂世界名画……
孔罗荪问道：“这不会成为一间世外的桃源吗？”
“可以这么说。”萧红的回答是肯定的。她还加以进一步的发挥：“要知道桃源不必一定和现实隔离开来，正如同现实主义，并不离弃浪漫主义，现实和理想需要互相作用的……”
“哟！理论家又来了！”李声韵顿时笑了起来。
萧红继续发挥道：“你们看见有一天报纸的副刊上登过一篇文章么，题目叫《灵魂之所在咖啡室》，说在马德里有一家《太阳报》，报馆里有一间美丽的咖啡室，专门供接待宾客及同事之用的，四壁都是壁画，上面画了59位欧洲古今的名人，有王侯，有文学家，有科学家和艺术家。而每一个人物都能表现出他自身的个性和精神。这些生动的壁画，可以使它的顾客沉湎于这万世不朽的、人类文化所寄托的境界，顿起追崇向上之心。你们看，我们的灵魂难道不需有点这样一个美丽的所在吗？”
说着，说着，萧红显得兴奋了起来，脸颊上也腾起了两片红云。那兴奋的模样，有如那座灵魂之所在的咖啡室已经呈现在她的面前了……少顷，萧红轻声地说道：
“中国作家的生活是世界上第一等苦闷的，而来为作家调剂一下这苦闷的，还得我们自己动手才成啊！”
孔罗荪立即提议道：
“我完全赞同，好，我们现在到‘美的’去安顿一下我们的兴奋的灵魂吧！”
“不，现在很累，还想在这里休息一下。”两位女性几乎是同时说出这句话的。她们一下回到了现实之中，而且是冷酷的现实之中，安身之处尚且如此困顿简陋到极点，又何来之“美丽的咖啡室”呢？
就在萧红幻想着为文人们办一个乌托邦式的“文艺咖啡室”时，她的老友高原前来探望她了。半年前，萧红在临汾时曾给高原写去一封信，通报了她和萧军等人一起在“民大”“任教”的情况，还表示“不久将赴延安”的想法。然而，二萧的情变，战争的残酷，最终使萧红放弃了延安之行。因而，高原在延安始终没有等到萧红。
1938年夏天，高原奉组织之命，自延安来到了武汉，住在此间的东北救亡总会。经胡风指点，高原在汉口三教街找到了萧红。此时的萧红又呈现出1932年哈尔滨东兴顺旅馆时的那个模样，一件宽大的夏布长衫下腹部高高隆起，她显得分外的慵倦，全然没有了一年半前在日本回国船上旧友重逢的那个兴奋劲儿。两人就这样坐在铺设在楼梯口的席子上，边上点了一盘蚊香，天南海北，随意地聊叙着。
在这之前，高原已从别人口中得知了二萧离异及萧红与端木结合的消息，但高原不认识端木，只听人说端木蕻良的脸上有一处明显的幼时出天花时遗落的疤痕。见他问，萧红便拿出了她与端木的合影给他看。高原很想听听萧红对端木的评价与印象，然而，他见到的却是“她的神情很不自然，也不愉快，并不热心谈到D。M。”。叙谈间，高原知道眼前这位倔犟的小妹妹已经囊空如洗了，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五元钱掏给了萧红。高原先生后来回忆道：“据我的猜测，此时D。M。已不住在乃莹身边了，否则乃莹怎么会困窘到如此地步呢？对她与萧军兄的离婚，我是有怨言的，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当时，高原显得十分激动，一激动，说话的语气也顿时变得生硬起来，不那么中听了。而萧红呢，听了之后更是一千个不服气，一万个不服气，气狠狠地回敬了一句：“你从延安回来了，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就在这时，萧红与舒群再次重逢。舒群是1938年2月抵达武汉的，是直接由任弼时同志委派来到武汉的。在武汉，他创办了《战地》（《战地》的另一个负责人是丁玲，但不在武汉，而是在晋西北）。但此次重逢，萧红全然没有了一年前在北平与舒群一起爬长城时的兴趣。当时，舒群住在武汉读书出版社的书库里，端木走后，萧红常去那里看望舒群。那时候萧红的心情十分苦闷，往往是一到舒群的住处，就把鞋子使劲地一甩，便百无顾忌地躺倒舒群的床上，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发呆。每一次去，比她小两岁的舒群都要一个劲地劝说她去延安……
朋友们的惋惜、劝导，在萧红的心中产生了越来越不能自拔的逆反心理，而且，这种逆反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根深蒂固，及至后来在重庆，显得尤为突出、执拗。萧红越来越固执地认为：“他们，是男人为中心的这个社会，对我所施的压力。”
船票终于买到了。
9月中旬的一天，萧红与李声韵结伴坐船离开即将沦陷的武汉，前往重庆。
临上船前，萧红念念不忘她计议中的灵魂之所在的文艺咖啡室，她和前来送行的孔罗荪又热烈地提及了此事（此前，在为萧红筹集款项后不多日，蒋锡金前往广州去协助楼适夷办《大地》月刊了），还说她和李声韵一到重庆就投入筹办。
幻想，总归是幻想。也许，这座空中楼阁-文艺咖啡室的构图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夭折的。
茫茫人生，天有不测风云。
当她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宜昌需转船时，本来是负责照顾她的李声韵，却突然大口大口地咯起了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萧红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须知她也是一个行动十分艰难的女人啊！还好，就在这时，碰到了在《武汉日报》办副刊的编辑段公爽也在同一条船上。于是，段公爽即行侠义，将正在咯血的李声韵送进了宜昌医院。剩下了萧红一个人，没法子，她只好独自一人，腆着大肚子去找转乘的船，真艰难啊！如同她后来向老友梅林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中注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夜茫茫，路迢迢，萧红拖着极其沉重的身子，手中提着包裹，在码头上艰难地走着、寻觅着，忽然间，“啪”的一声，她被周遭纵横交错的缆绳给绊倒了。还好，摔得不太重，她宛如一团棉花，软绵绵地倒在了散发着温热的码头地上，但她再也没有力气能够爬起来。望着布满星星的夜空，她的一只手轻柔地抚摩着腹部那个躁动不安的小生命，另一只手则有气无力地驱赶着飞到她身旁的夏夜小虫子。就这样，她静静地躺着，心中反倒没了恐惧感。她想到过死，可转念一想，现在还不能死，她还有好多事要做，文艺咖啡室一定要办起来，不然，重庆数以千计的文化人怎么办？她还有好多好多的文章要写，须知，《呼兰河传》才开了个头，那令她幼时多么开心的后花园，那唯一给予她人生温暖的慈祥祖父，还有那已投入新四军行列的唯一的胞弟张秀珂，那……
身边响起了匆匆的脚步声，起先，萧红以为是幻觉，待到她睁开双眼一看，是一位赶船的陌生人。那陌生人一见她那高耸的腹部，一下明白了。他走过来，弯下身子，轻轻地把她扶了起来，又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登上了去重庆的船，并帮助她找了一个安身的舱位。
萧红抵达战时“陪都”的重庆以后，当时住房紧张不好找确是事实，但端木蕻良似乎根本不曾有过找房子或者专门安顿萧红住所的念头，如同他当初抛下萧红一人在武汉不曾考虑萧红怎样度日一样，尽管他来到重庆已一个半月有余，也许在他的脑子里想的是，这个腆着大肚子的名义上是他妻子的女人怀的是别人的孩子，于他汗颜无光。于是，在萧红抵达后，他将萧红送到了一个名叫范生荣的友人家中，托其家属给予照顾。到了这一年的年底，萧红临近分娩时，端木又是一个大甩手，将妻子送往临近江津的罗烽、白朗家，托他们的母亲照料。似乎端木从没考虑过做丈夫应尽的责任。这同萧军六年前侠骨心肠救萧红出水深火热；尔后当萧红在医院分娩（同样怀的是别人的孩子）因无钱付医疗费遭医护人员冷眼相待时，又是萧军以命相拼，为萧红争得了应有的治疗和伙食；萧红出院后，还是萧军冒着东北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外出四处打工以养活产后在家休养的萧红，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啊！这无疑也是萧红性格变得越来越沮丧的缘故。
从哈尔滨到上海，再到武汉，直至陪都的雾重庆，既是萧红的挚友，又是她人生的最好见证人的白朗，在萧红逝世后，在其所作的悼文《遥祭》（载1942年延安《谷雨》）中这样痛楚地回忆道：
几年来，大家都在到处流亡，我和红也能到处相遇，每次看见她，在我们的促膝密语中，我总感到内心的忧郁逐渐深了，好像有一个不幸的未来在等待着她。
预料的不幸终于发生，幸福之杯粉碎了，红与军决然地分开。据传说，红竟爱上了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
此后，她的感情的突变是非常显著的。分别之后，在重庆的一个小镇上，我们有幸又在一起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虽然住在一个小房子里，红却从不向我说起和军分开以后的生活和情绪。一切她都隐藏在她自己的心里，对着一向推心置腹的故友也竟不吐真情了。似乎有着不愿告人的隐痛在折磨着她的感情，不然，为什么连她的欢笑也使人感到是一种忧愁的伪装呢？
她变得是那样暴躁易怒，有两三次为了一点小事，竟例外地跟我发起脾气，直到她理智恢复，发觉我不是报复的对象时，才慢慢沉默下去。
有一次她竟这样对我说：“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去追求享乐。”
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我奇怪，为什么她对一切都像是怀着报复的心理呢？也许，她的新生活并不美满？那么，无疑的，她和军的分开是无可医治的创痛了。
她不愿意讲，我也不忍去触她的隐痛，直到我们最后握别时，她才凄然地对我说：“莉（白朗本名刘莉-秋石注），我愿你永远幸福。”
“我也愿你永远幸福。”
“我吗？”她疑问着，接着是一声苦笑：“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了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
“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一个多么真实的自我写照啊！这句话，后来在香港，活生生地给应验了，无情而又残酷的现实演绎得如此形象逼真而又无法抗拗！
在重庆，萧红遇到了著名的世界语学者、也是反战人士的日本朋友绿川英子。
无独有偶，这位曾在上海沦陷前与萧红做过一段时间邻居的日本女性，同白朗、同池田幸子一样发出了相同的感慨。她为萧红抱不平，为萧红性格上的巨大反差日益担忧，也为她后来所选择的婚姻感叹和惋惜。
后来，萧红逝世后，从不介入中国文人纷争的绿川英子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载文说：
“进步作家的她，为什么另一方面又那么比男性柔弱，一股脑儿被男性所支配呢？”在上海常和她接触的池田，惋惜地，抱不平地对我好几次发过这样的感慨。这是在我的头脑中最为深刻的印象。
……
后来萧红就离开我们和端木去过新生活了。不幸，正如我所担心的，这并没有成为她新生活的第一步。人们就不明白端木为什么在朋友面前否认他和她的结婚。尽管如此，她对他的从属性却是一天一天加强了。看见她那巨大的圆眼睛，和听见她那响亮的声音的机会也就日渐减少。于是不久之后，他们就在北碚自囚在只有他们两人的小世界中，专心创作么？-谁也无从知悉，就有他们的谜样的香港飞行。
在临产前，萧红怀着喜悦的心情，不但精心地做好了自己的衣裳，而且还给即将出世的小宝宝做了衣服，一度，她沉浸在了做妈妈的幸福之中。据白朗讲，孩子在医院出生时颇为顺利，生下的孩子也颇为活泼可爱，低额头四方脸，看上去就像他父亲萧军。然而，当第四天白朗她们再去医院去看望时，萧红淡淡地说了一句：“孩子死了！”据说当时，医生、护士同前去探望的白朗她们一样感到震惊，谁也不相信这么一个可爱活泼健壮的孩子会突然夭折，而且事先连一点濒死的症状也没有，也不见萧红呼救，纷纷表示说要追查死因。倒是萧红本人显得十分冷漠，脸上也不见有多大的悲伤，口中只是说，死了就死了吧！这么小的一个孩子要活下去也真不容易。
后来，当萧红去探望刚生完女儿的梅志时，两人之间有一段对话。
“你的孩子呢？一定很大了吧？”梅志关切地问道。
萧红凄然地回答：“死了，生下三天就死了！”
梅志不由得大吃一惊，赶忙连声问道：“怎么会死的？是男孩子还是女孩？”
“是男孩，唉！死了也好，我怎拖得起呀……”萧红依然凄凄切切地说着，“我一个人到码头上赶船就跌了一跤，当时我心想，孩子呀，孩子呀！你就跌出来吧！我实在拖不起了，我一个人怎么把你拖大！可是他啥事也没有……”
产后的萧红身体是虚弱的，可直到此时端木依然没有为萧红安排住处，他依然在复旦大学当他的兼职教授，编他的《文摘》副刊。于是，经人帮忙，萧红住到了国民党妇女指导委员会出资办的歌乐山保育院。保育院的院长是“白皮红心”王昆仑的夫人曹孟君，保育院收留的是来自汉口的流浪儿童。保育院坐落在一座山坡上，当中一条是有着二三十个石阶的山间小道，两旁是一幢幢抗战式的平房，房子由泥墙砌就。院长曹孟君借给萧红一间有十来平方米的房子。就在这里，萧红又拿起了笔，一边休养，一边写作，陆陆续续地写下了《牙粉医病法》、《滑竿》、《林小二》、《长安寺》等作品，上述作品后来收入在1940年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的《萧红散文》一书中。
直到1939年夏，在萧红到达重庆整整十个多月后，端木蕻良才为萧红找到了一个“家”。其实，这个“家”，端木蕻良早就在此扎根了-北碚嘉陵江边复旦大学《文摘》社的屋子里，在其周围，是一个农场。
缅怀鲁迅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培养，时时刻刻激发起萧红强烈的创作欲望。当萧红来到重庆北碚那个简陋的“家”时，至少有了一个可以暂时安定的环境。那时节，由于连年奔波劳顿和担惊受怕，在她极度虚弱的身体里肺结核菌正在滋生，她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只有那一双大眼睛还是显得那么地有生气。由于体弱无法长时间写作，萧红就请了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青年姚奔帮助做部分的笔录，自己口述，尔后再一一整理成文。在1939年的那个盛夏季节里，他们时而来到位于嘉陵江边的大树底下的露天茶馆里谈和写，时而则是她一个人躲在所住的小房间里写呵写……她在用自己的整个身心谱写一曲伟大鲁迅的颂歌！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当冬天来到火炉城的时候，1939年12月26日，萧红终于一点一滴地写完了这篇25000多字题为《回忆鲁迅先生》的纪怀散文。这是她继发表《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断》（载1939年10月《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10期）、《鲁迅生活散记》（初刊1939年10月12、14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晨钟》，又刊1939年11月1日武汉《文艺阵地》第4卷第1期），及《鲁迅先生生活片略》（刊1939年12月《文学集林》第2辑，此前，该文曾以《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为题，刊发于1939年10月18日至28日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岛》第427号至第432号）之后同类题材的一个力作（1940年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题名《回忆鲁迅先生》）。
早在鲁迅逝世之初，萧红自日本回国后的那一段时间，有不少人约请萧红写纪念鲁迅的文章。她的回答是“我写不出来”。直到三年后，在日本人一再轰炸重庆的空袭警报声中，萧红终于感到鲁迅先生远离她而去了。就这样，她满怀着对先生的深切思念，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篇特具风采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这篇长文与众不同。几乎在所有回忆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无不将其看做是一个划时代的伟人的，唯独萧红例外。她把他当做一个散发着人间真爱及七情六欲丰满的普通人加以描写。她写先生的日常起居，写其他旁人文中难于寻觅的先生的笑，写先生写作时的神态，生病时的恹样，等等。在萧红的这篇独具一格的回忆文章中，还专门提到了鲁迅先生喜欢吃她最为拿手的饭食-韭菜盒子。但先生的肠胃似乎不太好，于是，文章中出现了这么一个细节：鲁迅在吃了一个之后，孩儿似的回头望一望许广平，那意思是在请示：还能再吃一个吗？类似这种极不起眼的细小情节，别人在写回忆先生的文章时是反映不出来的。
一俟创作完毕，萧红立时想起了在孤岛中的许广平先生，于是，便将凝结着她心血的作品寄往上海，请许广平先生加以审阅。后来，此书于1940年7月由重庆妇女生活社出版时，还添加了鲁迅老友许寿裳先生所写的《鲁迅先生的话》一文，以及由许广平撰写的《鲁迅和青年们》的长文。萧红自己也写了后记，她写道：“右一章系记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其间关于治学之经略，济世之方法，或未涉及。将来如有机会，当能有所续记。”
有关这本书的《后记》，据端木蕻良说：“萧红要我用她的名义代她写一篇后记，我记得，里面曾有过这样的话……关于鲁迅先生治学思想等方面，等将来有机会时，容再续写。我写这几句话时，也是受到寿裳先生的启发才写的。但是，萧红不同意。她说，我怎么敢这样说呢？她要我把这话删去。我说，个人有个人的感受和理解，把个人的感受如实记录下来，对将来研究鲁迅先生的人，还是能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
但萧红终究没能写这个“续记”或曰“续篇”，也许，这只能是端木蕻良的一厢情愿而已。
有人认为，也许是萧红过早离开这个人间不及“续写”的缘故。
而事实是，许广平先生在与之配发的《鲁迅与青年们》的长文中，就已经淋漓尽致地把这个问题给阐述了个一清二楚，这篇为鲁迅逝世两周年所作的纪念文章，发表于一年前-1938年10月16日的《文艺阵地》2卷1期上，萧红读后，自然不会班门弄斧地去写什么“续记”了。这是萧红可贵的“自知之明”之处。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萧红和端木终于住到了一起-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复旦大学的教授宿舍里，住在靳以的楼下。端木蕻良此时任复旦大学教授。时萧红28岁，端木27岁。家，安顿了下来，但生活并不安顿。萧红不仅充任端木的秘书，而且还成了端木的“全托”保姆。早先，端木一再承诺萧红去北平端木三哥处治病。由于战乱，早已成了泡影，也许只是说说而已。
复旦大学是因为日本人的入侵而从上海内迁至重庆的。那时候，不少自沦陷区避难来的作家都应邀在此担任教授，这中间有靳以、胡风、方令孺、马宗融等。复旦大学的临时校址、校舍和设备都十分简陋，大教室设在一个祠堂里，小教室则征用附近的民房，而且是平房，环境艰苦不说，而且生活也单调得很。有时为了要买一点实用小东西尤其是教授作家们的必需品，或通过邮局寄信，都要过嘉陵江。大少爷出身的端木是不屑一顾的，于是，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了萧红懦弱的肩上了。
那时候，当教授的端木蕻良正应香港戴望舒之邀，为其主办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撰写长篇连载，连载的篇名叫做《大江》。《大江》是边写边登的，一旦香港催稿，端木也就收敛一下慵懒的个性赶起稿来。有一次，端木蕻良和萧红一起去探望鲁迅的老友曹靖华先生，曹靖华先生此时在重庆中苏友协总部工作。言谈中，曹靖华先生注意到了端木蕻良手中拿着的《大江》原稿，原稿上面的字迹好像是萧红的，于是便追问上了萧红，窘迫中，萧红只得承认是她帮忙抄的。曹靖华先生听后，立时沉下脸来，直截了当地批评说：“你不能给他抄稿子，他怎么能让你给抄呢？不能再这样。”
曹靖华先生见到的仅此一点，要是他知道端木蕻良根本不尽丈夫责任，而是由萧红一人独揽家庭全部重担的情况后，还不知道会说些什么呢？
为萧红鸣不平的大有人在。
日本友人绿川英子曾同别人谈过一件让她大为不满的事：有一次，绿川英子看到萧红在“…细雨蒙蒙的武汉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的行李，步履为难……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手杖），并不帮助她。”
绿川英子在武汉见到的这一幕，是萧红送端木蕻良去重庆上船的镜头，绿川英子所见到的这一幕，是无论哪个人都无法容忍的。
住在他们楼上的靳以曾在一篇《忆萧红》的散文中，详细地描述了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生活的琐事。由于是近距离观察，“抬头不见低头见”，靳以的描述是可信的，而且是“入木三分”的。同大多数看不惯端木蕻良为人处世原则的人一样，靳以在文中把端木蕻良称之为“D”。
靳以评说道：
当她和D同居的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上，怕已经走得很疲乏了，她需要休息，需要一点安宁的生活，没有想到她会遇见这样一个自私的人。他自视甚高，抹却一切人的存在，虽在文章中也还显得有茫味的理想，可是完全过着为自己打算的生活。而萧红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呢？是精神上的折磨。他看不起她，他好像更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她怎么能安宁呢？怎么能使疾病脱离她的身体呢。
当时的复旦大学经济系学生、靳以夫人陶肃琼女士在《我和靳以》一文中，谈及这个令人气愤的情节时，作了更为直观的描写。
那时候，住在我们楼下的是端木蕻良和萧红夫妇，由于他家的窗户是用暗色的纸糊住的，加上端木蕻良整日关在屋里，从不见他出门，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家邻居。一直到有一天，端木蕻良打了一个泼辣的四川女佣人一拳，惹出了是非，萧红没有办法，只好跑到楼上来求助靳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萧红。当时萧红非常紧张，一张因为失血而变得苍白的脸，稍高的颧骨大眼睛。她反反复复用一口带有哈尔滨口音的国语叙述了这件事，并气愤地责怪端木蕻良惹出了祸，却要她来收拾……她那副愁眉不展焦虑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靳以是北方人的性格，耿直又好帮助人，他耐心地听完了萧红的陈诉，十分同情，于是便陪伴萧红到镇公所或者是什么其他机构办理有关事宜，事情总算了结。
此事，在当时复旦大学乃至重庆的一些文化人中传得比较广，人们对端木蕻良的看法更不好了，也许这样的事在别的家庭中从没发生过。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重庆阴雨多雾，少见太阳，加上端木蕻良用纸糊住的窗口，平时几乎不开。这一日，端木蕻良没有课，也没有应酬，加之又是一个难得的红日高照的好天气，于是端木蕻良也兴致勃勃地准备打开窗子，享受一下明媚的阳光。适在此时，邻居的一位女佣把一双旧鞋子搁到了他们的窗台上，这使得端木蕻良大为光火，他想到自己已多次警告过女佣们，不许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放置在他的窗台上，尽管这扇窗子很少有开的时候（这也正是女佣们在此搁东西的缘故，女佣们也并不知道屋里的窗下便是书桌），而今这些下人竟然把他的话当做耳旁风，联想到周遭人们对自己的冷漠与鄙视，端木蕻良不由得心中一股无名怒火横生。于是，他一下站起身子来，双手猛地一下把窗子推开，女佣的鞋子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推顿时掉在了地下。孰料，这搁鞋子的女佣颇有些来历，便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与之论理。而端木却早有准备，门一开，二话不说，挥手就是一巴掌，便把那女佣连打带推给甩出了门外（据端木蕻良自述说是“推了一下”，而萧红看到的是“打了那女人一拳”）。这么一来，事情可闹大了，人们还没见有哪个教授打人的呢！女佣呢，乘势倒在地上撒起了泼，口中连连喊道：“痛死我了！痛死我了！”之后，又在院子里、大街上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这壁厢，端木蕻良吓得连忙把门、窗统统关紧，缩在屋内再也不吭声了。那壁厢，萧红实在看不下去了，何况确实是端木蕻良打了人家，于是，她又羞又恼，蹬蹬蹬地跑上了楼，只能向靳以求助。尔后在靳以的陪同下来到镇公所，经镇公所的调解，萧红向对方赔不是，最后，赔了一些钱以补贴那女佣“疗伤”之用，才告一段落。
这件事，在萧红的心中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由于这婚姻是她不顾所有人反对自己所选择的，甚至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酿就了一杯苦酒，她不喝也得喝……在外面她还要佯装欢颜来维系这个家庭的存在。
虽然端木蕻良对萧红不怎么负责任，但是他和复旦的学生们相处得还是比较融洽，一些学生也因而常去他们家做客。常去的学生中有姚奔（即协助萧红做《回忆鲁迅先生》一文笔录的那位）、赵蔚青、李满红等。姚奔和李满红喜爱写诗，一到他们家，就和端木一起论诗，而且越谈越入境。这些学生来到他们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有什么都倾笼地说出来。赶上吃饭，就留下来吃饭，赶上包饺子，就自己动手来包”。
复旦大学是从上海迁去的，1000多名学生中，大部分是来自上海、北京、东三省和湖北、湖南等沦陷区的流亡青年，也有来自尚未沦陷的两广学生。由于战乱，学校的设备极其简陋，学生的生活也十分艰苦，每十来个学生挤住在一间茅草泥墙的宿舍里，夜自修靠灯草点燃的油灯，但是学生们的学习劲头很足，学生们还自行组织了课余读书会、抗战文艺习作会等。他们还请校外的一些著名戏剧家如老舍、洪深、曹禺等人来校讲课。
一个中秋的夜晚，抗战文艺习作会的同学们在校园里召开作品研讨会，主题是讨论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学生们邀请了文学院任教的几位教授，也邀请了两位女作家，一个是兼教授的方令孺，还有一个就是萧红。在复旦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读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因而对萧红格外敬重。但此时此刻的萧红在学生们的眼里是“外表朴素而文静，沉默寡言，头上梳着刘海发型，坐在我们中间并不引人注意”。也许一触及鲁迅的作品，萧红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几年前在鲁迅身边所受到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她沉湎在了上海的往事回想之中了。要是鲁迅还活着的话，那该有多好哇！
一位名叫苑茵的来自沦陷区的女学生，晚年在其《忆黄桷镇和萧红》的散文中这样写道：“由于她也是东北人，我和她无形中成了很亲密的朋友，因为我们都有共同有家归不得而流亡的经历和苦痛。我曾读过萧红的作品，她的作品给了我不少的启发和勇气。现在我们坐在一起，我们这一群人又把她像姐姐一样的爱慕。”夜深了，大家一齐唱起了悲伤高亢的流亡曲，苑茵唱着唱着就情不自禁地倒入了萧红的怀中，萧红温柔地抚摩着她的头发，又轻轻地给她拭去眼泪，安慰道：“不要悲伤，我们总有一天要打回老家去的。”
从此，苑茵和萧红结下了姐妹情谊，她俩几乎天天要见面，她们还常常结伴一起去寄信或过江到北碚去买东西。苑茵见她时常干咳，身体虚弱无力，每天除了写作，还要不停地料理家务，很想尽一份力来帮助她，便说：“萧红姐，我多么想分担你的劳苦，让你休息一下。”萧红听了，总是笑笑，说：“你分担不了，你要读书，你有你的任务，那也同样重要。”
靳以夫人陶肃琼回忆说：自从佣人事件之后，她开始注意起萧红来。她发现萧红常常一个人为了应付一些家庭琐事，跑进跑出，跑东跑西的，看起来她是家里的顶梁柱。和很多教授夫人相比，萧红并不是最漂亮的人，可是却有一种知识女性的特殊风度。萧红身体似乎很单薄，穿着的衣料也不讲究，然而式样和颜色搭配却很独特，别具一格，很有吸引力。
有关萧红穿着的别具一格，无独有偶，梅志也深有同感。
梅志回忆起重庆的一件事，那时她刚生完女儿张晓风不多日，萧红拿着一株一尺多长的红梅来探望她了。这时的萧红，在梅志的眼里是：“她亭亭玉立地站在我面前，身穿一件黑丝绒的十分合体的长旗袍，显得十分高贵清雅，脸色也像梅花白里透出点淡淡的红色，这时我感到她真美……”
当梅志称赞她“穿上这衣服可真漂亮”时，萧红高兴地笑了，说：“是我自己做的，这衣料、这金线，还有这铜扣子，都是我在地摊买的，这么一凑合不是成了一件上等的衣服了吗？”听了她的介绍，梅志细细打量了一番，确实是这样，萧红将金线沿边钉成藕节花纹，那有凹凸花纹的铜扣被她擦得锃亮，使这衣服显得光彩夺目，穿在身上也就格外地有神采了。此外，梅志还见到过另一件由萧红自己亲手缝制的毛蓝布旗袍。在这件毫不起眼的旗袍上，萧红用白丝线绣上了人字形的花纹，虽是粗布料，一经萧红穿在身上便显得雅致大方。
其实，萧红的巧手和裁缝技术，早在1934年12月19日二萧同赴鲁迅宴请时就显山显水了：她竟然用一夜又一天的时间，赶在鲁迅宴请的前一个小时，用一块用七角五分钱买来的绒布另头，给萧军缝制了一件十分得体的“礼服”-一件颇为逼真的仿哥萨克式上衣！
凡是见过萧红的人，无不为她的一手好文章，外加一手精湛的手工缝制技艺所倾倒，这在现代女作家中，实属凤毛麟角。
胡风除在国际宣传处、文协研究部挂职外，还要继续编辑出版《七月》。此外，他还接受了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伍蠡甫的邀请，到复旦大学任教，每周一次六节课，主讲《创作论》及《日语选读》。为着方便，也为了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安身之处，他在重庆四处找房子，几经周折，最后于1939年6月10日搬到了黄桷镇师家坝的两间用羊圈栏改成的小破房里安了家。
由于离得近了，萧红经常去胡风家探望。
胡风后来回忆道：“如果是她一个人来，我们谈得很好，如果是他们两个人，就显得无话可说似的。可能是我不愿说，她不敢随便说。”
有一次，萧红一个人去胡风家，恰逢胡风不在，但梅志见了她却是分外的高兴，于是，两位女性就亲切地闲聊了起来。谈着，谈着，梅志忽然想起刚刚收到的一封萧军发自成都的来信，于是忘乎所以地从抽屉里取了出来，让萧红看。
一开始，萧红倒是很仔细地看了那封信，同时也看了萧军与王德芬在兰州时的一张合影。捏着照片，萧红在端详了照片正面之后又去看有着她所熟悉的萧军圆滚滚笔体的反面，但见那上面萧军写道：“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的朋友……”
萧红看后半晌没有说话，脸上也毫无表情，一副白里透青的颜色，如同一尊石雕像似的在那里呆坐着……
从此，萧红再也没去探望胡风和梅志，还有一直亲昵地叫她萧姑姑的胡风儿子晓谷。
也许在萧红的心底里还存在着与萧军重结连理的念头，但先是她与萧军的爱情结晶-小孩夭折了，继而，现在萧军又结了婚，她感到绝望极了。正如梅志先生所云：这张新婚照片对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同时又是必然要来临的一个打击！
1939年11月7日，萧红和端木蕻良应邀参加了苏联大使馆在重庆枇杷山举行的纪念伟大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就在这次庆祝活动中，萧红得以与塔斯社重庆分社记者罗果夫相识。应罗果夫之邀，萧红与罗果夫之间进行了两次谈话，回答了罗果夫提出的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也是第一次谈话，是在1939年12月22日，地点：重庆塔斯社分社。这次谈话，除萧红外还有端木蕻良在座，罗果夫后来在《回忆我收集鲁迅材料的时候》一书中写道：
我和女作家萧红关于鲁迅的谈话也是这样若断若续。当年鲁迅以自己的关怀、忠告并亲自校正手稿帮助这位女作家一举成名。在鲁迅晚年，萧红曾经住在他家（注：在这里罗果夫记忆有误，萧红从没在鲁迅家住过，常去做客是实-秋石）。我正像九年前在哈尔滨那样，在这里请萧红重新担任我的中文老师。在警报的嚎叫和炸弹的爆炸声中，老实说，我们的功课经常是转到我们敬爱的作家（指鲁迅-秋石注）身上去了。我离开重庆后，萧红以回忆录的形式发表了我们的谈话。这是一个篇幅不大的单行本。可惜，印数不多，我没有这本书，而且也不知道它与我的笔记有多少一致的地方。我想，萧红回忆录的材料一定比我的笔记要多得多，也整理得好得多。这里，我仅依据我所保存的笔记，引述几处最饶兴味的地方。
早在这之前，两年多前，苏联就翻译出版了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因而，萧红在回答罗果夫的提问中，不可能也无法回避萧军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这是二萧分手之后，萧红第一次面对这个基本事实。无论她内心是如何地痛苦和不愿意，她在谈话中当着端木蕻良的面称萧军为“我的第一个丈夫”，而不是把王家大少爷呼之为“夫”，这说明她十分看重与萧军这段长达六年的夫妻生活，这是她一生中最长的一次家庭生活，这也就是她后来贫病交加、客逝香江时发出的要萧军“来救救我吧！”的强烈呼声的原因所在。一直到死，她都无法忘怀，毋庸置疑，正是“第一个丈夫”的萧军救她出水深火热之中。
在同罗果夫的谈话中，萧红的重心，或曰中心，是在鲁迅身上。她满含深情地回忆了自己与萧军当年如何逃脱虎口，从沦陷区脱逃最终流亡到上海，与鲁迅先生相识、相交，以及备受鲁迅关怀、扶持的情况。谈话中，萧红高度颂扬了鲁迅的伟大人格和人品，还谈到了鲁迅与共产党人瞿秋白、冯雪峰之间的亲密战友关系，谈到了鲁迅的两位同乡-许寿裳和蔡元培，谈到了许钦文、许钦素兄妹与鲁迅母亲及其一家人的友好关系，谈到了也为鲁迅好友的著名教授、苏俄文学翻译家曹靖华先生，以及台静农先生。
谈话中，萧红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当提及瞿秋白时，萧红引用了鲁迅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瞿秋白是中国人里面最优秀的一个。他的牺牲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萧红认为，鲁迅与瞿秋白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志同道合”。萧红还认为：“对于鲁迅的上海时期及晚年，瞿秋白要比所有的人都更好地了解。瞿秋白本来是可以做一个杰出的鲁迅传记作家的，但他已经牺牲了。现在，比别人更了解上海时期的鲁迅，还有鲁迅的一位老朋友、文学家、共产党员冯雪峰。冯雪峰一直维护鲁迅，使他不致受到资产阶级文人、托派分子及各式各样的‘左’的攻击。”
罗果夫最后一次见到萧红是在1939年的12月24日，也就是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在重庆这一段时期，由于社交的机会比较多，也就多多少少地弥补了一些由于“家庭”不快所造成的阴影，因之，萧红创作的劲头也就比较足，发表的作品有：《黄河》（小说，载1939年2月1日《文艺阵地》第2卷第8期）、《逃难》（小说，载1939年1月《文摘战时旬刊》第41-42号合刊）、《乱离中的作家书简》（书信，致许广平，载1939年4月5日《鲁迅风》第12期）、《旷野的呼喊》（小说，载1939年4月17日-5月7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花狗》（载1939年8月5日《星岛日报星座》）、《莲花池》（小说，载《妇女生活》8卷1期）、《放火者》（实录散文，描绘的是1939年5月3日、25日侵略者飞机两度轰炸重庆的情景，作于1939年6月19日，载《文摘战时旬刊》第51-53期合刊号，《鲁迅风》第18期转载时易名《轰炸前后》）、《长安寺》（散文，载1939年9月5日《鲁迅风》第19期）、《茶食店》（散文，载1939年10月20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朦胧的期待》（小说，载1939年11月《文摘战时旬刊》第36号）、《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回忆录，载1939年10月18-28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的生活片断》（回忆录，载1939年10月《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10期）、《回忆鲁迅先生》（载1939年10月1日《中苏文化》4卷3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回忆录，初刊1939年10月14-20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钟》，又刊1939年11月1日《文艺阵地》4卷1期）、《鲁迅生活忆略》（回忆录，载1939年12月《文学集林》第2辑）等。而后来出版的单行本《回忆鲁迅先生》就是萧红综合以上各篇内容而写成的。
与萧红一样，1939年对于端木蕻良来讲，同样是著作甚丰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从大火里抢救出来的《科尔沁旗草原》，经上海开明书店夏丏尊、叶圣陶两位前辈的努力，终于和读者们见面了，距端木蕻良完成这部巨著，相隔了整整六个年头之久。为此，伴随着喜悦，端木蕻良写下了《关于〈科尔沁旗草原〉》一文，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文艺新潮》1卷9期上
萧红于香港逝世后，丁玲于1942年5月1日参加完延安文艺界举行的萧红追悼会后，写了一篇题为《风雨中忆萧红》的祭文（载同年延安出版的《谷雨》第5期）。在这篇祭文中，丁玲不无遗憾地追述道：
那时候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安排生活，她或许比较适合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做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南去了……
此去，竟成了丁玲和萧红这两位不同性格不同风格不同写作技巧及不同爱情婚姻观的左翼女性作家之间的永别。
1938年4月17日夜，萧红与端木蕻良回武汉去了。
对此，田间曾在送别萧红时写下了一首诗，这首题为《给萧红-1938年4月17日夜在西安为告别萧红姐而写》的诗很能说明问题，也很有代表性。诗中写道：
中国的女人都在哭泣，
在生死场上哭泣，
在火边哭泣，
在刀口哭泣，
在厨房里哭泣，
在汲井边哭泣。
呵，让你的活跃的血液，
从这战斗的春天底路上，
呼唤姐妹，提携姐妹，
-告诉她们，
从悲哀的家庭里，
站出来-到客堂吃饭，
上火线演说，去战地打靶……
中国的女人不能长久哭泣。
1938年4月间，萧红偕端木回到了武汉。
抵达武汉后，他们首先来到汉口三教街蒋锡金的住处，目的是想让蒋锡金解决端木的住处。其实，端木蕻良在武汉有达官贵人的亲戚可攀附，找蒋锡金的目的是两人想住在一起。此时的蒋锡金尚不知二萧情变，见只有他们俩来到，却不见萧军踪影，于是便问道：“萧军呢？怎么不见萧军的人？”萧红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去兰州了。”便再也没有了下文。见状，蒋锡金也就不再问下去了。针对住处问题，蒋锡金回答说，小金龙巷的房子他还租着，要住现在就可以去住。不过，已经有三个月没有过去付房租了，每个月的房租是十六元，倘是要去住的话，就得付四十八元钱。不过，房东那边也好办，只要付上一个月的房租金便可以住进去。说到这里，蒋锡金对端木蕻良说道：“反正你在那里住过，同住的人也都认识你的，你找哪家都行。”又说：“另外的两个月的租金仍归我付就是了。”端木蕻良连忙接茬说：我能付，我能付。说话间的工夫，他从蒋锡金的手中接过了小金龙巷房门的钥匙。这时，蒋锡金又转问萧红：“你怎么办？”言下之意，是问她要不要帮忙。萧红的回答很干脆：住到老朋友池田幸子那里去。这时的池田幸子，比起在上海来大不一样了，由于鹿地亘和她都在国民政府的第三厅工作，生活环境要好多了。于是，蒋锡金就说了一句：我就不管你了。
萧红也真的在池田幸子那儿住了一夜，不过，实际上只住了半宿就跑掉了。几天后，池田幸子来到胡风家冲着梅志发开了牢骚，说的是萧红的事。池田说：“我请她住在我家，有一间很好的房子，她也愿意。谁知晚上窗外有人一叫，她就跳窗逃走了。”说完之后，池田幸子又气恼地补充了一句：“喝，像夜猫子一样，真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
池田说着话，将双手一摊，可能因为自己对这“夜猫子”一词甚是欣赏，还以为在中国话里找到了十分绝妙的形容词，竟然一个人自顾自地“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听着，梅志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天，蒋锡金回小金龙巷去付前两个月的房租，顺便取一下放在那里的衣物。取完东西后，他和端木蕻良略略聊了一会儿，便起身要走。就在这时，从里面传出了一个青年女性的问话声：“锡金，你为什么不进来？”他一听，是萧红的声音，就推门进去了，但端木蕻良留在外屋没有跟进去。进得里屋，蒋锡金看见萧红瞪着两个很大的眼睛，脸色显得苍白，好像有些害怕的模样，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蒋锡金顿时明白了：这是萧红要向他公开她与端木蕻良的关系。蒋锡金认为，这是她的私人生活，作为朋友，是没有什么发言余地的。蒋锡金解释说，因为不知道她住在里屋，所以没有进来。萧红拍一拍床沿，让他坐下，说有件事要找他商量，是要蒋锡金帮助找一个医生给她打胎。
当时，萧红怀孕已有五个月左右的时间，无论怎么讲，这毕竟是她同萧军五年多患难夫妻生活的结晶，可是她不想要，生计困难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她已同端木蕻良结合，尽管端木蕻良并不嫌弃她怀着萧军的孩子而与之结合，可她也得为端木蕻良掂量一番。蒋锡金一听萧红要打胎，不由得傻了眼，这是因为，在当时来讲，打胎、搞人工流产是犯法的，医生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于是，他便回说，对于这件事他没有任何办法，实际上他也确实没有什么办法。进而，蒋锡金问道：“孩子是谁的？”萧红回答是萧军的。蒋锡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道：“晚了，即使能打胎，大人也会有生命危险的。”他还力劝萧红：是萧军的孩子更应该生下来，这是一条小生命啊！蒋锡金说到这里，萧红却异常痛苦地流下了眼泪，她泣不成声地说，自己一个人要维持生活都很困难，要是再带个孩子还不把自己给全毁了呀？兵荒马乱的！
见萧红这么一副痛苦的模样，蒋锡金也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他说：“这样吧，我认识的医生只有宇飞，宇飞你也是认识的，我能找到他，请他来商量一下怎么样？”一听说是让宇飞来，萧红是深知宇飞和萧军的关系的，也知道宇飞一旦了解了她与萧军分手后会说些什么，于是一下止住了哭泣，大声地对蒋锡金嚷嚷道：“不要，我不要找他，也不能找他！”
见状，蒋锡金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临走前劝萧红还是把孩子生下来。他一再安慰她：“你不要太担忧了，孩子生下来总是有法子的，这么多朋友也不能看着你不管，可以托人抚养，也可以转送给别人，还是好好生下来吧！”
后来，蒋锡金虽然也为萧红担忧，但却没有再去看她，一则是忙，二则想：“不是有端木在旁边吗？他也有责任照顾她。”
其实，萧红最早向外界公布她与萧军分手同端木结合的消息，是向胡风夫妇谈的。她不能不同胡风这位老大哥谈，要知道，鲁迅逝世后，胡风夫妇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了。何况鲁迅逝世后，通过创办《七月》杂志，又是胡风把一大批抗日热血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继续鲁迅未竟的事业。向胡风谈清楚，等于向许多旧日的朋友们发一个通报。但萧红未曾想到，听到这个消息，胡风夫妇会出奇的冷淡，而且，这种冷淡，在以后所见到的旧日朋友们中也是这样的千篇一律！
还是在4月中旬，艾青夫妇一家回到武汉时就给胡风夫妇捎来了萧红的一封亲笔信。萧红在信上告诉他们，她怀了孕，并且和萧军彻底分了手。作为冷眼旁观的艾青还告诉胡风，说萧红已经和端木结合在了一起。这样一来，当初在武汉时的种种迹象全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所以，当萧红抵达武汉并在小金龙巷安下了她与端木的小家后，来胡风居住的小朝街42号访谈，当萧红与胡风夫妇谈话的时候，端木蕻良有意地站在篱笆前的蔷薇花丛的阴影之下。萧红在谈了西安那一段时间的情况后，还谈及了丁玲。言谈间，萧红对丁玲的解放的思想和生活，表现出吃惊和不习惯。最后，她告诉胡风夫妇，她同萧军闹开了，萧军到前线打游击去了。说着，她用嘴向隐藏在蔷薇花丛阴影中的端木努了一努，称：“我现在同他在一起过了。”见萧红努嘴，端木蕻良也似笑非笑地向他们这边表示了一个眼神儿。但胡风夫妇俩，一是早有思想准备，因此丝毫也不感到有什么突然；二是潜意识里有着自己的看法，因此连句祝贺他们的话也难于说出口。这大出萧红与端木的意料。后来，在香港，萧红在发给华岗的信上用刻薄的语言贬损胡风，大约最早的起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尽管胡风是那样的关心她。这期间，萧红曾不顾自身安危，与梅志一同去找医生打胎，后来，一打听，打一个胎的费用高达140元大洋时，她不由得吓了一大跳，她根本出不起，只好作罢。
尽管在武汉的朋友们没有一个赞成她与端木结合，萧红依旧“一条大道走到黑”。萧红给端木的定情物，除去那根象征性的小竹棍儿外，还有四枚红豆-南国相思豆。放在橘黄色丝绒袋里的两枚，是鲁迅生前送给她的；而用薄牛皮纸包着的两枚，则是许广平大姐送的。在选定端木后，萧红把这四枚红豆全部转赠给了端木。因此，不管两人后来的关系如何千变万化，萧红对端木所给予的真情，在当初是毋庸置疑的。
1938年4月29日下午，刚回到武汉不久的萧红与端木第二次参加了由胡风主持的《七月》座谈会（一共是三次，萧红参加了两次，中间一次因在西安），此次座谈会的主题是“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出席座谈会并发言的还有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以及冯乃超、楼适夷、吴奚如、辛人、宋之的、艾青等。针对胡风关于他没有到战场上去的解释，萧红热烈而又中肯地给予了充分的评价，萧红发言说：“你的《七月》编的很好，而且养育了曹白和东平这样的作家，并且还希望再接着更多地养育下去。”她尖锐地指出：“那么，你也丢下《七月》上战场，这样是不是说战场高于一切？还是为着屈服抗战以来所听惯了的普遍的口号，不得不说也要上战场呢？”关于吴奚如所云的作家在抗战中的论述和理解，萧红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是有意见的。他说抗战一发生，因为没有阶级存在了，他的意思或是说阶级的意识不鲜明了。写惯了阶级题材的作家们，对于这刚一开头的战争不能把握，所以在这期间没有好的作品产出来，也都成了一种逃难的形势。”萧红指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那么，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而现在不写呢？我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住的。”
针对座谈会的气氛，萧红毫不客气地批评道：“还有，下一次座谈会一定要请记录人，这种不能成为座谈会。谈话是跟着声音继续的，这样的间隔法，只能容少数的人，或是完全庄严的理论和一篇文章一样的谈话才能够被发表。比方今天，有半数的人只得到了坐着的机会，而没听到他们的声音，我看他们感到寂寞的样子。这是对于同坐的人的不敬。”
1938年5月下旬，端木蕻良和萧红在武汉的大同酒家举行了婚宴。虽然端木蕻良在家人面前不敢透露萧红怀孕这一事实，但他的亲友，特别是他的母亲并不赞同这件婚事-这是因为萧红两次与男人同居又分离，自然不希望自己从未结过婚的小儿子与这样的女人结合了。然而，端木蕻良却违背了母亲的意愿。在他看来，萧红过去之所以有两次不成功的同居生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两个男人都没有和她正式举行过婚礼。没有婚礼的约束，才会产生悲剧和不幸。于是端木蕻良决定给萧红一个正式的名分，彻底摒弃萧红过去那种“情妇”似的地位，这自然是端木蕻良向萧红表示自己对她的尊重。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可以看出端木蕻良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慎重的。据说，端木蕻良曾萌发过去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的念头，但萧红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理由是：“这个政府不抗日。”于是，最终选择在大同酒家举行正式婚宴。参加这次婚宴的人不多，也就是一个大圆桌而已，多是端木方面的人。他们是端木的三嫂、武汉大学学生刘国英与其同学窦桂英等，三嫂的父亲刘镇毓老先生（即那个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司司长）主持了这次婚姻。而萧红的朋友只有胡风、艾青两人。胡风在深感“迷惑不解”的同时，还是担任了婚姻的司仪（关于胡风出席萧红端木婚礼一说，迄今只有端木一人述说。历史上，萧红无一字论及。笔者曾多次询问胡风家人，皆被告之：不存在！综合胡风梅志夫妇对萧红这桩婚姻的冷漠看法，以及多次撰文谴责端木制造“破拖鞋”神话“缘分”一事，确确实实，不存在胡风当年参加他们婚礼的说法，更甭说胡风“担任了婚礼的司仪”了-秋石注）。从此，萧红开始了她一生中的第三个男人也是最后一个男人颠沛流离的生活-更为艰辛的生活。与此同时，众多朋友也越来越疏离了她，他们并不承认她与端木的这一正式婚姻。几乎在所有人的笔下，包括梅林、高原、蒋锡金以及后来出现的骆宾基等人的作品里，端木蕻良无一例外地成了“无名氏”，他们不是称他为“T”就是“D”，或者呼之曰“某君”，乃至以替代。骆宾基在其1947年出版的《萧红小传》里干脆称举办过婚礼的端木蕻良与萧红的关系为“同居”，而将没有举办过婚礼及任何手续的萧军和萧红呼之为“夫妻”。自然，这在萧红的心底里投下了不可逾越的阴影。倘若端木蕻良能够担负起真正呵护妻子的大丈夫责任，这个阴影尚可消除，可惜的是，端木蕻良自私、胆小怕事的本性很快就显露了出来。
1938年夏，武汉遭到了日寇飞机的大轰炸，战局越来越紧张。在武汉的国民党达官贵人、文化人士纷纷向香港、广州、昆明、重庆等地大撤退。于是，端木蕻良与萧红商量离开武汉去重庆。然而，不多日，大约是在8月初，武汉的朋友们发现端木独自一人坐船先往重庆去了。后来，萧军、萧红1934年的东北老友孙陵也十分不满地对同为东北作家的陈纪滢这样说道：“端木看来文雅，但在（民国）二十七年夏天，正是武汉紧张的时期，他却一个人买了一张头等船票去了重庆，把萧红一个人留在武昌不管了。”骆宾基在其《萧红小传》中援引萧红的话说道：“等到船票拿到手，武汉已极度恐慌的时候……而他却把船票作为己有……起程去川了。”端木蕻良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很多人的谴责与非议，人们替萧红打抱不平，自然也为萧红离开萧军而深感惋惜-虽说萧军对萧红有过不忠，但是萧军是从来不会放弃自己肩上应承担的担子的。
端木走后，萧红自然不愿一个人住在小金龙巷了。触景生情，她不由得想起萧军……黯然片刻，她很快作出了决定，把蒋锡金当初不曾取走的被褥等打了个行李卷，拎起自己的小提箱，坐上人力车，径直来到汉口三教街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驻地来找蒋锡金、孔罗荪等朋友。蒋锡金、孔罗荪住在楼上。
这一天，正是日寇狂轰滥炸武汉后的第二天，下午，只有蒋锡金一人在驻地。见萧红腆着个大肚子，两手提满了东西，蒋锡金不由得一惊，问道：“你怎么来了？”
萧红头也不抬地说道：“我要搬到这里来住。”
“端木呢？”
“去重庆了。”
蒋锡金又问：“怎么不带你一起走？”
萧红撇撇嘴，反问他：“为什么我要他带？”
蒋锡金望着一脸倔犟的萧红，心想也是的，干吗非要他带不可。可一想如何安排萧红，蒋锡金又犯了愁：自己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双人床，他和孔罗荪一起住，逢到冯乃超来，三人一起打横睡……萧红看了看走廊，于是说：“这里我住定了，就睡走廊楼梯口的地板，去买条席子就行。”
蒋锡金还在做说服工作：“席子倒有，可是那里是人来人往的通路，你睡不稳实，别人行走也不方便啊！”萧红把嘴一撇，她的倔犟劲又上来了。在向蒋锡金要来席子后，打开铺盖，不顾三七二十一就躺在了她自己选中的楼梯口地板上。蒋锡金拿她没办法，而且看她的样子非常疲惫，就说：“你先休息吧，这事还得等孔罗荪回来商量，我不能做主。”
萧红没有理会他，自顾自地躺在那儿。她心中自有把握，且不说孔罗荪的爱人周玉屏是比她高二届的校友，而且孔罗荪也是她的“东北老乡”呢！1928年至1932年，孔罗荪在哈尔滨市邮政局工作，也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孔罗荪与周玉屏正是1932年在哈尔滨喜结良缘的呢！所以，孔罗荪怎么会忍心拒绝她住这儿呢！
晚上吃饭时，孔罗荪说，他也实在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安顿萧红，于是，此事就这样定了下来。由于肚子越来越大，加上天气又是那样的炎热，什么事也干不了，萧红总是在地铺上静静地躺着……
端木走的时候，没有给萧红留下钱。老友高原自延安来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顺便来看望萧红，就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五元钱给了她。就是老友的五元钱，萧红一点儿也没有节俭度日，反而在一次请朋友们吃冷饮时花光了。其实，这次招待大家吃冷饮，一共只花了二元多一点，剩下的，萧红当做小费全送给了女招待。在回去的路上，蒋锡金直埋怨她乱摆阔气。萧红满不在乎地回答：“反正这是我最后的钱了，留着也用了，花掉它也来个痛快！”“你这太没有道理了！”蒋锡金很不满意她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说：“现在兵荒马乱的，武汉还不知道能保卫几天，日本军队不过在田家镇按兵不动罢了，如果一旦发动进攻，你想想那会是个什么场面？”萧红依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反正留下两元多钱也什么都用不上，你们有办法我也有办法。”蒋锡金说：“最紧张时可能我人在武昌，江上的交通断了，我能顾得上你吗？”萧红一脸的听天由命：“人到了这步田地，发愁也没有用，反正不能够靠那两元多钱过活！”
说到这儿，见说不动萧红，蒋锡金这回真正的犯愁了，怎么办呢？再说萧红还拖着一个大肚子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何是好……想啊想的，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为此，他先是去了生活书店，向曹谷冰借了一百元；然后又到读书生活社向黄洛峰借了五十元，说明是代萧红借的，由她将来用稿子来还，如果她不还，就由他撰稿来还。蒋锡金把借来的一百五十元钱悉数交给了萧红，说明钱是借来的，让她好好保存着，供不久的将来“逃难”用，不许再乱请客了！萧红感激地望着蒋锡金，苦笑着把钱收下了。
蒋锡金为萧红筹到了钱，还是一个不放心：战乱，加上身孕，万一出个意外，怎么才好？于是，他又去找了冯乃超商量，一定要想个法子把萧红送走才是上策。冯乃超点头称是，并说他的妻子李声韵过几天要去重庆，两人搭伴同行也可有个相互照应。由于当时船票十分紧张，一时半会还走不了，萧红也只好耐心等待。不几天，李声韵也搬了过来。
在端木抛下她一个人独自去重庆的这一段时间内，萧红在武汉基本上依仗着蒋锡金、孔罗荪等朋友们的帮助才得以艰难地度日。由于他们都是一群热血青年、共产党员，因而也都是真诚的朋友，他们给了萧红以莫大的安慰与信心。在这期间，一则是侵略者飞机的日夜骚扰，二则是肚子越来越大导致行动十分不便，萧红也就基本上停止了写作。在这期间，萧红一共有不到7000字的文章见诸报端，一篇是发表于1938年8月26日汉口出版的《大公报》副刊《战线》上的书信《寄东北流亡者》，全文约1400字左右；再有一篇是临离开武汉时发表在同一副刊上（1938年9月18日）的小说《朦胧的期待》，全文约5000余字。后来，这篇小说又重刊在1938年11月18日重庆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第36期上。
每天晚饭后，几个人聚在一起，往往是闲谈的大好时机。萧红独自吸着烟，而且非常健谈，每每谈话，总是谈她的计划与幻想。有一次，她说：“人需要为着一种理想而生活。即使是日常生活上很琐细的小事，也应该有理想。”
听到这战时发自一个女性口中的高论，同是女性的李声韵只是默默地笑了笑。
孔罗荪斜躺在屋内唯一的沙发上，逗她道：“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最小的理想吧！”
一听有人响应，萧红顿时瞪大了双眼，和盘托出了她的一个似是酝酿多日的“计划”：“我提议，我们到重庆之后，要开一座文艺咖啡室，你们赞成吧。”
“唔。”李声韵微笑着点了点头，附和道，“你做老板，我当伙计，好吧！”
于是，三个人全笑了起来。忽然间，萧红止住笑，一本正经地告诫道：“这是正经事，不是说玩笑。作家生活太苦，需要有调剂。我们的文艺咖啡室一定要有最漂亮、最舒适的设备，比方说，灯光、壁饰、座位、台布、桌子上的摆设，使用的器皿等等。而且所有服务的人都是具有美的标准的。而且我们要选择最好的音乐，使客人得到休息。哦，总之，这个地方是可以使作家感觉到最能休息的地方。”
接下来，三个人全都沉静在萧红的这个美丽的计划中了。有人还想到，应当布置一间精美的起坐室，里面要摆满世界的文学名著，以供作家们休闲时浏览，还要在四周壁上悬挂世界名画……
孔罗荪问道：“这不会成为一间世外的桃源吗？”
“可以这么说。”萧红的回答是肯定的。她还加以进一步的发挥：“要知道桃源不必一定和现实隔离开来，正如同现实主义，并不离弃浪漫主义，现实和理想需要互相作用的……”
“哟！理论家又来了！”李声韵顿时笑了起来。
萧红继续发挥道：“你们看见有一天报纸的副刊上登过一篇文章么，题目叫《灵魂之所在咖啡室》，说在马德里有一家《太阳报》，报馆里有一间美丽的咖啡室，专门供接待宾客及同事之用的，四壁都是壁画，上面画了59位欧洲古今的名人，有王侯，有文学家，有科学家和艺术家。而每一个人物都能表现出他自身的个性和精神。这些生动的壁画，可以使它的顾客沉湎于这万世不朽的、人类文化所寄托的境界，顿起追崇向上之心。你们看，我们的灵魂难道不需有点这样一个美丽的所在吗？”
说着，说着，萧红显得兴奋了起来，脸颊上也腾起了两片红云。那兴奋的模样，有如那座灵魂之所在的咖啡室已经呈现在她的面前了……少顷，萧红轻声地说道：
“中国作家的生活是世界上第一等苦闷的，而来为作家调剂一下这苦闷的，还得我们自己动手才成啊！”
孔罗荪立即提议道：
“我完全赞同，好，我们现在到‘美的’去安顿一下我们的兴奋的灵魂吧！”
“不，现在很累，还想在这里休息一下。”两位女性几乎是同时说出这句话的。她们一下回到了现实之中，而且是冷酷的现实之中，安身之处尚且如此困顿简陋到极点，又何来之“美丽的咖啡室”呢？
就在萧红幻想着为文人们办一个乌托邦式的“文艺咖啡室”时，她的老友高原前来探望她了。半年前，萧红在临汾时曾给高原写去一封信，通报了她和萧军等人一起在“民大”“任教”的情况，还表示“不久将赴延安”的想法。然而，二萧的情变，战争的残酷，最终使萧红放弃了延安之行。因而，高原在延安始终没有等到萧红。
1938年夏天，高原奉组织之命，自延安来到了武汉，住在此间的东北救亡总会。经胡风指点，高原在汉口三教街找到了萧红。此时的萧红又呈现出1932年哈尔滨东兴顺旅馆时的那个模样，一件宽大的夏布长衫下腹部高高隆起，她显得分外的慵倦，全然没有了一年半前在日本回国船上旧友重逢的那个兴奋劲儿。两人就这样坐在铺设在楼梯口的席子上，边上点了一盘蚊香，天南海北，随意地聊叙着。
在这之前，高原已从别人口中得知了二萧离异及萧红与端木结合的消息，但高原不认识端木，只听人说端木蕻良的脸上有一处明显的幼时出天花时遗落的疤痕。见他问，萧红便拿出了她与端木的合影给他看。高原很想听听萧红对端木的评价与印象，然而，他见到的却是“她的神情很不自然，也不愉快，并不热心谈到D。M。”。叙谈间，高原知道眼前这位倔犟的小妹妹已经囊空如洗了，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身上仅有的五元钱掏给了萧红。高原先生后来回忆道：“据我的猜测，此时D。M。已不住在乃莹身边了，否则乃莹怎么会困窘到如此地步呢？对她与萧军兄的离婚，我是有怨言的，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当时，高原显得十分激动，一激动，说话的语气也顿时变得生硬起来，不那么中听了。而萧红呢，听了之后更是一千个不服气，一万个不服气，气狠狠地回敬了一句：“你从延安回来了，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就在这时，萧红与舒群再次重逢。舒群是1938年2月抵达武汉的，是直接由任弼时同志委派来到武汉的。在武汉，他创办了《战地》（《战地》的另一个负责人是丁玲，但不在武汉，而是在晋西北）。但此次重逢，萧红全然没有了一年前在北平与舒群一起爬长城时的兴趣。当时，舒群住在武汉读书出版社的书库里，端木走后，萧红常去那里看望舒群。那时候萧红的心情十分苦闷，往往是一到舒群的住处，就把鞋子使劲地一甩，便百无顾忌地躺倒舒群的床上，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发呆。每一次去，比她小两岁的舒群都要一个劲地劝说她去延安……
朋友们的惋惜、劝导，在萧红的心中产生了越来越不能自拔的逆反心理，而且，这种逆反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根深蒂固，及至后来在重庆，显得尤为突出、执拗。萧红越来越固执地认为：“他们，是男人为中心的这个社会，对我所施的压力。”
船票终于买到了。
9月中旬的一天，萧红与李声韵结伴坐船离开即将沦陷的武汉，前往重庆。
临上船前，萧红念念不忘她计议中的灵魂之所在的文艺咖啡室，她和前来送行的孔罗荪又热烈地提及了此事（此前，在为萧红筹集款项后不多日，蒋锡金前往广州去协助楼适夷办《大地》月刊了），还说她和李声韵一到重庆就投入筹办。
幻想，总归是幻想。也许，这座空中楼阁-文艺咖啡室的构图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夭折的。
茫茫人生，天有不测风云。
当她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宜昌需转船时，本来是负责照顾她的李声韵，却突然大口大口地咯起了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萧红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须知她也是一个行动十分艰难的女人啊！还好，就在这时，碰到了在《武汉日报》办副刊的编辑段公爽也在同一条船上。于是，段公爽即行侠义，将正在咯血的李声韵送进了宜昌医院。剩下了萧红一个人，没法子，她只好独自一人，腆着大肚子去找转乘的船，真艰难啊！如同她后来向老友梅林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中注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夜茫茫，路迢迢，萧红拖着极其沉重的身子，手中提着包裹，在码头上艰难地走着、寻觅着，忽然间，“啪”的一声，她被周遭纵横交错的缆绳给绊倒了。还好，摔得不太重，她宛如一团棉花，软绵绵地倒在了散发着温热的码头地上，但她再也没有力气能够爬起来。望着布满星星的夜空，她的一只手轻柔地抚摩着腹部那个躁动不安的小生命，另一只手则有气无力地驱赶着飞到她身旁的夏夜小虫子。就这样，她静静地躺着，心中反倒没了恐惧感。她想到过死，可转念一想，现在还不能死，她还有好多事要做，文艺咖啡室一定要办起来，不然，重庆数以千计的文化人怎么办？她还有好多好多的文章要写，须知，《呼兰河传》才开了个头，那令她幼时多么开心的后花园，那唯一给予她人生温暖的慈祥祖父，还有那已投入新四军行列的唯一的胞弟张秀珂，那……
身边响起了匆匆的脚步声，起先，萧红以为是幻觉，待到她睁开双眼一看，是一位赶船的陌生人。那陌生人一见她那高耸的腹部，一下明白了。他走过来，弯下身子，轻轻地把她扶了起来，又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她登上了去重庆的船，并帮助她找了一个安身的舱位。
萧红抵达战时“陪都”的重庆以后，当时住房紧张不好找确是事实，但端木蕻良似乎根本不曾有过找房子或者专门安顿萧红住所的念头，如同他当初抛下萧红一人在武汉不曾考虑萧红怎样度日一样，尽管他来到重庆已一个半月有余，也许在他的脑子里想的是，这个腆着大肚子的名义上是他妻子的女人怀的是别人的孩子，于他汗颜无光。于是，在萧红抵达后，他将萧红送到了一个名叫范生荣的友人家中，托其家属给予照顾。到了这一年的年底，萧红临近分娩时，端木又是一个大甩手，将妻子送往临近江津的罗烽、白朗家，托他们的母亲照料。似乎端木从没考虑过做丈夫应尽的责任。这同萧军六年前侠骨心肠救萧红出水深火热；尔后当萧红在医院分娩（同样怀的是别人的孩子）因无钱付医疗费遭医护人员冷眼相待时，又是萧军以命相拼，为萧红争得了应有的治疗和伙食；萧红出院后，还是萧军冒着东北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外出四处打工以养活产后在家休养的萧红，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啊！这无疑也是萧红性格变得越来越沮丧的缘故。
从哈尔滨到上海，再到武汉，直至陪都的雾重庆，既是萧红的挚友，又是她人生的最好见证人的白朗，在萧红逝世后，在其所作的悼文《遥祭》（载1942年延安《谷雨》）中这样痛楚地回忆道：
几年来，大家都在到处流亡，我和红也能到处相遇，每次看见她，在我们的促膝密语中，我总感到内心的忧郁逐渐深了，好像有一个不幸的未来在等待着她。
预料的不幸终于发生，幸福之杯粉碎了，红与军决然地分开。据传说，红竟爱上了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
此后，她的感情的突变是非常显著的。分别之后，在重庆的一个小镇上，我们有幸又在一起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虽然住在一个小房子里，红却从不向我说起和军分开以后的生活和情绪。一切她都隐藏在她自己的心里，对着一向推心置腹的故友也竟不吐真情了。似乎有着不愿告人的隐痛在折磨着她的感情，不然，为什么连她的欢笑也使人感到是一种忧愁的伪装呢？
她变得是那样暴躁易怒，有两三次为了一点小事，竟例外地跟我发起脾气，直到她理智恢复，发觉我不是报复的对象时，才慢慢沉默下去。
有一次她竟这样对我说：“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去追求享乐。”
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我奇怪，为什么她对一切都像是怀着报复的心理呢？也许，她的新生活并不美满？那么，无疑的，她和军的分开是无可医治的创痛了。
她不愿意讲，我也不忍去触她的隐痛，直到我们最后握别时，她才凄然地对我说：“莉（白朗本名刘莉-秋石注），我愿你永远幸福。”
“我也愿你永远幸福。”
“我吗？”她疑问着，接着是一声苦笑：“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了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
“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一个多么真实的自我写照啊！这句话，后来在香港，活生生地给应验了，无情而又残酷的现实演绎得如此形象逼真而又无法抗拗！
在重庆，萧红遇到了著名的世界语学者、也是反战人士的日本朋友绿川英子。
无独有偶，这位曾在上海沦陷前与萧红做过一段时间邻居的日本女性，同白朗、同池田幸子一样发出了相同的感慨。她为萧红抱不平，为萧红性格上的巨大反差日益担忧，也为她后来所选择的婚姻感叹和惋惜。
后来，萧红逝世后，从不介入中国文人纷争的绿川英子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载文说：
“进步作家的她，为什么另一方面又那么比男性柔弱，一股脑儿被男性所支配呢？”在上海常和她接触的池田，惋惜地，抱不平地对我好几次发过这样的感慨。这是在我的头脑中最为深刻的印象。
……
后来萧红就离开我们和端木去过新生活了。不幸，正如我所担心的，这并没有成为她新生活的第一步。人们就不明白端木为什么在朋友面前否认他和她的结婚。尽管如此，她对他的从属性却是一天一天加强了。看见她那巨大的圆眼睛，和听见她那响亮的声音的机会也就日渐减少。于是不久之后，他们就在北碚自囚在只有他们两人的小世界中，专心创作么？-谁也无从知悉，就有他们的谜样的香港飞行。
在临产前，萧红怀着喜悦的心情，不但精心地做好了自己的衣裳，而且还给即将出世的小宝宝做了衣服，一度，她沉浸在了做妈妈的幸福之中。据白朗讲，孩子在医院出生时颇为顺利，生下的孩子也颇为活泼可爱，低额头四方脸，看上去就像他父亲萧军。然而，当第四天白朗她们再去医院去看望时，萧红淡淡地说了一句：“孩子死了！”据说当时，医生、护士同前去探望的白朗她们一样感到震惊，谁也不相信这么一个可爱活泼健壮的孩子会突然夭折，而且事先连一点濒死的症状也没有，也不见萧红呼救，纷纷表示说要追查死因。倒是萧红本人显得十分冷漠，脸上也不见有多大的悲伤，口中只是说，死了就死了吧！这么小的一个孩子要活下去也真不容易。
后来，当萧红去探望刚生完女儿的梅志时，两人之间有一段对话。
“你的孩子呢？一定很大了吧？”梅志关切地问道。
萧红凄然地回答：“死了，生下三天就死了！”
梅志不由得大吃一惊，赶忙连声问道：“怎么会死的？是男孩子还是女孩？”
“是男孩，唉！死了也好，我怎拖得起呀……”萧红依然凄凄切切地说着，“我一个人到码头上赶船就跌了一跤，当时我心想，孩子呀，孩子呀！你就跌出来吧！我实在拖不起了，我一个人怎么把你拖大！可是他啥事也没有……”
产后的萧红身体是虚弱的，可直到此时端木依然没有为萧红安排住处，他依然在复旦大学当他的兼职教授，编他的《文摘》副刊。于是，经人帮忙，萧红住到了国民党妇女指导委员会出资办的歌乐山保育院。保育院的院长是“白皮红心”王昆仑的夫人曹孟君，保育院收留的是来自汉口的流浪儿童。保育院坐落在一座山坡上，当中一条是有着二三十个石阶的山间小道，两旁是一幢幢抗战式的平房，房子由泥墙砌就。院长曹孟君借给萧红一间有十来平方米的房子。就在这里，萧红又拿起了笔，一边休养，一边写作，陆陆续续地写下了《牙粉医病法》、《滑竿》、《林小二》、《长安寺》等作品，上述作品后来收入在1940年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的《萧红散文》一书中。
直到1939年夏，在萧红到达重庆整整十个多月后，端木蕻良才为萧红找到了一个“家”。其实，这个“家”，端木蕻良早就在此扎根了-北碚嘉陵江边复旦大学《文摘》社的屋子里，在其周围，是一个农场。
缅怀鲁迅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培养，时时刻刻激发起萧红强烈的创作欲望。当萧红来到重庆北碚那个简陋的“家”时，至少有了一个可以暂时安定的环境。那时节，由于连年奔波劳顿和担惊受怕，在她极度虚弱的身体里肺结核菌正在滋生，她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只有那一双大眼睛还是显得那么地有生气。由于体弱无法长时间写作，萧红就请了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青年姚奔帮助做部分的笔录，自己口述，尔后再一一整理成文。在1939年的那个盛夏季节里，他们时而来到位于嘉陵江边的大树底下的露天茶馆里谈和写，时而则是她一个人躲在所住的小房间里写呵写……她在用自己的整个身心谱写一曲伟大鲁迅的颂歌！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当冬天来到火炉城的时候，1939年12月26日，萧红终于一点一滴地写完了这篇25000多字题为《回忆鲁迅先生》的纪怀散文。这是她继发表《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断》（载1939年10月《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10期）、《鲁迅生活散记》（初刊1939年10月12、14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晨钟》，又刊1939年11月1日武汉《文艺阵地》第4卷第1期），及《鲁迅先生生活片略》（刊1939年12月《文学集林》第2辑，此前，该文曾以《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为题，刊发于1939年10月18日至28日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岛》第427号至第432号）之后同类题材的一个力作（1940年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题名《回忆鲁迅先生》）。
早在鲁迅逝世之初，萧红自日本回国后的那一段时间，有不少人约请萧红写纪念鲁迅的文章。她的回答是“我写不出来”。直到三年后，在日本人一再轰炸重庆的空袭警报声中，萧红终于感到鲁迅先生远离她而去了。就这样，她满怀着对先生的深切思念，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篇特具风采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这篇长文与众不同。几乎在所有回忆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无不将其看做是一个划时代的伟人的，唯独萧红例外。她把他当做一个散发着人间真爱及七情六欲丰满的普通人加以描写。她写先生的日常起居，写其他旁人文中难于寻觅的先生的笑，写先生写作时的神态，生病时的恹样，等等。在萧红的这篇独具一格的回忆文章中，还专门提到了鲁迅先生喜欢吃她最为拿手的饭食-韭菜盒子。但先生的肠胃似乎不太好，于是，文章中出现了这么一个细节：鲁迅在吃了一个之后，孩儿似的回头望一望许广平，那意思是在请示：还能再吃一个吗？类似这种极不起眼的细小情节，别人在写回忆先生的文章时是反映不出来的。
一俟创作完毕，萧红立时想起了在孤岛中的许广平先生，于是，便将凝结着她心血的作品寄往上海，请许广平先生加以审阅。后来，此书于1940年7月由重庆妇女生活社出版时，还添加了鲁迅老友许寿裳先生所写的《鲁迅先生的话》一文，以及由许广平撰写的《鲁迅和青年们》的长文。萧红自己也写了后记，她写道：“右一章系记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其间关于治学之经略，济世之方法，或未涉及。将来如有机会，当能有所续记。”
有关这本书的《后记》，据端木蕻良说：“萧红要我用她的名义代她写一篇后记，我记得，里面曾有过这样的话……关于鲁迅先生治学思想等方面，等将来有机会时，容再续写。我写这几句话时，也是受到寿裳先生的启发才写的。但是，萧红不同意。她说，我怎么敢这样说呢？她要我把这话删去。我说，个人有个人的感受和理解，把个人的感受如实记录下来，对将来研究鲁迅先生的人，还是能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
但萧红终究没能写这个“续记”或曰“续篇”，也许，这只能是端木蕻良的一厢情愿而已。
有人认为，也许是萧红过早离开这个人间不及“续写”的缘故。
而事实是，许广平先生在与之配发的《鲁迅与青年们》的长文中，就已经淋漓尽致地把这个问题给阐述了个一清二楚，这篇为鲁迅逝世两周年所作的纪念文章，发表于一年前-1938年10月16日的《文艺阵地》2卷1期上，萧红读后，自然不会班门弄斧地去写什么“续记”了。这是萧红可贵的“自知之明”之处。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萧红和端木终于住到了一起-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复旦大学的教授宿舍里，住在靳以的楼下。端木蕻良此时任复旦大学教授。时萧红28岁，端木27岁。家，安顿了下来，但生活并不安顿。萧红不仅充任端木的秘书，而且还成了端木的“全托”保姆。早先，端木一再承诺萧红去北平端木三哥处治病。由于战乱，早已成了泡影，也许只是说说而已。
复旦大学是因为日本人的入侵而从上海内迁至重庆的。那时候，不少自沦陷区避难来的作家都应邀在此担任教授，这中间有靳以、胡风、方令孺、马宗融等。复旦大学的临时校址、校舍和设备都十分简陋，大教室设在一个祠堂里，小教室则征用附近的民房，而且是平房，环境艰苦不说，而且生活也单调得很。有时为了要买一点实用小东西尤其是教授作家们的必需品，或通过邮局寄信，都要过嘉陵江。大少爷出身的端木是不屑一顾的，于是，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了萧红懦弱的肩上了。
那时候，当教授的端木蕻良正应香港戴望舒之邀，为其主办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撰写长篇连载，连载的篇名叫做《大江》。《大江》是边写边登的，一旦香港催稿，端木也就收敛一下慵懒的个性赶起稿来。有一次，端木蕻良和萧红一起去探望鲁迅的老友曹靖华先生，曹靖华先生此时在重庆中苏友协总部工作。言谈中，曹靖华先生注意到了端木蕻良手中拿着的《大江》原稿，原稿上面的字迹好像是萧红的，于是便追问上了萧红，窘迫中，萧红只得承认是她帮忙抄的。曹靖华先生听后，立时沉下脸来，直截了当地批评说：“你不能给他抄稿子，他怎么能让你给抄呢？不能再这样。”
曹靖华先生见到的仅此一点，要是他知道端木蕻良根本不尽丈夫责任，而是由萧红一人独揽家庭全部重担的情况后，还不知道会说些什么呢？
为萧红鸣不平的大有人在。
日本友人绿川英子曾同别人谈过一件让她大为不满的事：有一次，绿川英子看到萧红在“…细雨蒙蒙的武汉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的行李，步履为难……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手杖），并不帮助她。”
绿川英子在武汉见到的这一幕，是萧红送端木蕻良去重庆上船的镜头，绿川英子所见到的这一幕，是无论哪个人都无法容忍的。
住在他们楼上的靳以曾在一篇《忆萧红》的散文中，详细地描述了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生活的琐事。由于是近距离观察，“抬头不见低头见”，靳以的描述是可信的，而且是“入木三分”的。同大多数看不惯端木蕻良为人处世原则的人一样，靳以在文中把端木蕻良称之为“D”。
靳以评说道：
当她和D同居的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上，怕已经走得很疲乏了，她需要休息，需要一点安宁的生活，没有想到她会遇见这样一个自私的人。他自视甚高，抹却一切人的存在，虽在文章中也还显得有茫味的理想，可是完全过着为自己打算的生活。而萧红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呢？是精神上的折磨。他看不起她，他好像更把女子看成男子的附庸。她怎么能安宁呢？怎么能使疾病脱离她的身体呢。
当时的复旦大学经济系学生、靳以夫人陶肃琼女士在《我和靳以》一文中，谈及这个令人气愤的情节时，作了更为直观的描写。
那时候，住在我们楼下的是端木蕻良和萧红夫妇，由于他家的窗户是用暗色的纸糊住的，加上端木蕻良整日关在屋里，从不见他出门，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家邻居。一直到有一天，端木蕻良打了一个泼辣的四川女佣人一拳，惹出了是非，萧红没有办法，只好跑到楼上来求助靳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萧红。当时萧红非常紧张，一张因为失血而变得苍白的脸，稍高的颧骨大眼睛。她反反复复用一口带有哈尔滨口音的国语叙述了这件事，并气愤地责怪端木蕻良惹出了祸，却要她来收拾……她那副愁眉不展焦虑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靳以是北方人的性格，耿直又好帮助人，他耐心地听完了萧红的陈诉，十分同情，于是便陪伴萧红到镇公所或者是什么其他机构办理有关事宜，事情总算了结。
此事，在当时复旦大学乃至重庆的一些文化人中传得比较广，人们对端木蕻良的看法更不好了，也许这样的事在别的家庭中从没发生过。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重庆阴雨多雾，少见太阳，加上端木蕻良用纸糊住的窗口，平时几乎不开。这一日，端木蕻良没有课，也没有应酬，加之又是一个难得的红日高照的好天气，于是端木蕻良也兴致勃勃地准备打开窗子，享受一下明媚的阳光。适在此时，邻居的一位女佣把一双旧鞋子搁到了他们的窗台上，这使得端木蕻良大为光火，他想到自己已多次警告过女佣们，不许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放置在他的窗台上，尽管这扇窗子很少有开的时候（这也正是女佣们在此搁东西的缘故，女佣们也并不知道屋里的窗下便是书桌），而今这些下人竟然把他的话当做耳旁风，联想到周遭人们对自己的冷漠与鄙视，端木蕻良不由得心中一股无名怒火横生。于是，他一下站起身子来，双手猛地一下把窗子推开，女佣的鞋子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推顿时掉在了地下。孰料，这搁鞋子的女佣颇有些来历，便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与之论理。而端木却早有准备，门一开，二话不说，挥手就是一巴掌，便把那女佣连打带推给甩出了门外（据端木蕻良自述说是“推了一下”，而萧红看到的是“打了那女人一拳”）。这么一来，事情可闹大了，人们还没见有哪个教授打人的呢！女佣呢，乘势倒在地上撒起了泼，口中连连喊道：“痛死我了！痛死我了！”之后，又在院子里、大街上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这壁厢，端木蕻良吓得连忙把门、窗统统关紧，缩在屋内再也不吭声了。那壁厢，萧红实在看不下去了，何况确实是端木蕻良打了人家，于是，她又羞又恼，蹬蹬蹬地跑上了楼，只能向靳以求助。尔后在靳以的陪同下来到镇公所，经镇公所的调解，萧红向对方赔不是，最后，赔了一些钱以补贴那女佣“疗伤”之用，才告一段落。
这件事，在萧红的心中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由于这婚姻是她不顾所有人反对自己所选择的，甚至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酿就了一杯苦酒，她不喝也得喝……在外面她还要佯装欢颜来维系这个家庭的存在。
虽然端木蕻良对萧红不怎么负责任，但是他和复旦的学生们相处得还是比较融洽，一些学生也因而常去他们家做客。常去的学生中有姚奔（即协助萧红做《回忆鲁迅先生》一文笔录的那位）、赵蔚青、李满红等。姚奔和李满红喜爱写诗，一到他们家，就和端木一起论诗，而且越谈越入境。这些学生来到他们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有什么都倾笼地说出来。赶上吃饭，就留下来吃饭，赶上包饺子，就自己动手来包”。
复旦大学是从上海迁去的，1000多名学生中，大部分是来自上海、北京、东三省和湖北、湖南等沦陷区的流亡青年，也有来自尚未沦陷的两广学生。由于战乱，学校的设备极其简陋，学生的生活也十分艰苦，每十来个学生挤住在一间茅草泥墙的宿舍里，夜自修靠灯草点燃的油灯，但是学生们的学习劲头很足，学生们还自行组织了课余读书会、抗战文艺习作会等。他们还请校外的一些著名戏剧家如老舍、洪深、曹禺等人来校讲课。
一个中秋的夜晚，抗战文艺习作会的同学们在校园里召开作品研讨会，主题是讨论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学生们邀请了文学院任教的几位教授，也邀请了两位女作家，一个是兼教授的方令孺，还有一个就是萧红。在复旦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读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因而对萧红格外敬重。但此时此刻的萧红在学生们的眼里是“外表朴素而文静，沉默寡言，头上梳着刘海发型，坐在我们中间并不引人注意”。也许一触及鲁迅的作品，萧红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几年前在鲁迅身边所受到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她沉湎在了上海的往事回想之中了。要是鲁迅还活着的话，那该有多好哇！
一位名叫苑茵的来自沦陷区的女学生，晚年在其《忆黄桷镇和萧红》的散文中这样写道：“由于她也是东北人，我和她无形中成了很亲密的朋友，因为我们都有共同有家归不得而流亡的经历和苦痛。我曾读过萧红的作品，她的作品给了我不少的启发和勇气。现在我们坐在一起，我们这一群人又把她像姐姐一样的爱慕。”夜深了，大家一齐唱起了悲伤高亢的流亡曲，苑茵唱着唱着就情不自禁地倒入了萧红的怀中，萧红温柔地抚摩着她的头发，又轻轻地给她拭去眼泪，安慰道：“不要悲伤，我们总有一天要打回老家去的。”
从此，苑茵和萧红结下了姐妹情谊，她俩几乎天天要见面，她们还常常结伴一起去寄信或过江到北碚去买东西。苑茵见她时常干咳，身体虚弱无力，每天除了写作，还要不停地料理家务，很想尽一份力来帮助她，便说：“萧红姐，我多么想分担你的劳苦，让你休息一下。”萧红听了，总是笑笑，说：“你分担不了，你要读书，你有你的任务，那也同样重要。”
靳以夫人陶肃琼回忆说：自从佣人事件之后，她开始注意起萧红来。她发现萧红常常一个人为了应付一些家庭琐事，跑进跑出，跑东跑西的，看起来她是家里的顶梁柱。和很多教授夫人相比，萧红并不是最漂亮的人，可是却有一种知识女性的特殊风度。萧红身体似乎很单薄，穿着的衣料也不讲究，然而式样和颜色搭配却很独特，别具一格，很有吸引力。
有关萧红穿着的别具一格，无独有偶，梅志也深有同感。
梅志回忆起重庆的一件事，那时她刚生完女儿张晓风不多日，萧红拿着一株一尺多长的红梅来探望她了。这时的萧红，在梅志的眼里是：“她亭亭玉立地站在我面前，身穿一件黑丝绒的十分合体的长旗袍，显得十分高贵清雅，脸色也像梅花白里透出点淡淡的红色，这时我感到她真美……”
当梅志称赞她“穿上这衣服可真漂亮”时，萧红高兴地笑了，说：“是我自己做的，这衣料、这金线，还有这铜扣子，都是我在地摊买的，这么一凑合不是成了一件上等的衣服了吗？”听了她的介绍，梅志细细打量了一番，确实是这样，萧红将金线沿边钉成藕节花纹，那有凹凸花纹的铜扣被她擦得锃亮，使这衣服显得光彩夺目，穿在身上也就格外地有神采了。此外，梅志还见到过另一件由萧红自己亲手缝制的毛蓝布旗袍。在这件毫不起眼的旗袍上，萧红用白丝线绣上了人字形的花纹，虽是粗布料，一经萧红穿在身上便显得雅致大方。
其实，萧红的巧手和裁缝技术，早在1934年12月19日二萧同赴鲁迅宴请时就显山显水了：她竟然用一夜又一天的时间，赶在鲁迅宴请的前一个小时，用一块用七角五分钱买来的绒布另头，给萧军缝制了一件十分得体的“礼服”-一件颇为逼真的仿哥萨克式上衣！
凡是见过萧红的人，无不为她的一手好文章，外加一手精湛的手工缝制技艺所倾倒，这在现代女作家中，实属凤毛麟角。
胡风除在国际宣传处、文协研究部挂职外，还要继续编辑出版《七月》。此外，他还接受了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伍蠡甫的邀请，到复旦大学任教，每周一次六节课，主讲《创作论》及《日语选读》。为着方便，也为了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安身之处，他在重庆四处找房子，几经周折，最后于1939年6月10日搬到了黄桷镇师家坝的两间用羊圈栏改成的小破房里安了家。
由于离得近了，萧红经常去胡风家探望。
胡风后来回忆道：“如果是她一个人来，我们谈得很好，如果是他们两个人，就显得无话可说似的。可能是我不愿说，她不敢随便说。”
有一次，萧红一个人去胡风家，恰逢胡风不在，但梅志见了她却是分外的高兴，于是，两位女性就亲切地闲聊了起来。谈着，谈着，梅志忽然想起刚刚收到的一封萧军发自成都的来信，于是忘乎所以地从抽屉里取了出来，让萧红看。
一开始，萧红倒是很仔细地看了那封信，同时也看了萧军与王德芬在兰州时的一张合影。捏着照片，萧红在端详了照片正面之后又去看有着她所熟悉的萧军圆滚滚笔体的反面，但见那上面萧军写道：“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的朋友……”
萧红看后半晌没有说话，脸上也毫无表情，一副白里透青的颜色，如同一尊石雕像似的在那里呆坐着……
从此，萧红再也没去探望胡风和梅志，还有一直亲昵地叫她萧姑姑的胡风儿子晓谷。
也许在萧红的心底里还存在着与萧军重结连理的念头，但先是她与萧军的爱情结晶-小孩夭折了，继而，现在萧军又结了婚，她感到绝望极了。正如梅志先生所云：这张新婚照片对她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同时又是必然要来临的一个打击！
1939年11月7日，萧红和端木蕻良应邀参加了苏联大使馆在重庆枇杷山举行的纪念伟大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就在这次庆祝活动中，萧红得以与塔斯社重庆分社记者罗果夫相识。应罗果夫之邀，萧红与罗果夫之间进行了两次谈话，回答了罗果夫提出的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谈话，也是第一次谈话，是在1939年12月22日，地点：重庆塔斯社分社。这次谈话，除萧红外还有端木蕻良在座，罗果夫后来在《回忆我收集鲁迅材料的时候》一书中写道：
我和女作家萧红关于鲁迅的谈话也是这样若断若续。当年鲁迅以自己的关怀、忠告并亲自校正手稿帮助这位女作家一举成名。在鲁迅晚年，萧红曾经住在他家（注：在这里罗果夫记忆有误，萧红从没在鲁迅家住过，常去做客是实-秋石）。我正像九年前在哈尔滨那样，在这里请萧红重新担任我的中文老师。在警报的嚎叫和炸弹的爆炸声中，老实说，我们的功课经常是转到我们敬爱的作家（指鲁迅-秋石注）身上去了。我离开重庆后，萧红以回忆录的形式发表了我们的谈话。这是一个篇幅不大的单行本。可惜，印数不多，我没有这本书，而且也不知道它与我的笔记有多少一致的地方。我想，萧红回忆录的材料一定比我的笔记要多得多，也整理得好得多。这里，我仅依据我所保存的笔记，引述几处最饶兴味的地方。
早在这之前，两年多前，苏联就翻译出版了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因而，萧红在回答罗果夫的提问中，不可能也无法回避萧军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这是二萧分手之后，萧红第一次面对这个基本事实。无论她内心是如何地痛苦和不愿意，她在谈话中当着端木蕻良的面称萧军为“我的第一个丈夫”，而不是把王家大少爷呼之为“夫”，这说明她十分看重与萧军这段长达六年的夫妻生活，这是她一生中最长的一次家庭生活，这也就是她后来贫病交加、客逝香江时发出的要萧军“来救救我吧！”的强烈呼声的原因所在。一直到死，她都无法忘怀，毋庸置疑，正是“第一个丈夫”的萧军救她出水深火热之中。
在同罗果夫的谈话中，萧红的重心，或曰中心，是在鲁迅身上。她满含深情地回忆了自己与萧军当年如何逃脱虎口，从沦陷区脱逃最终流亡到上海，与鲁迅先生相识、相交，以及备受鲁迅关怀、扶持的情况。谈话中，萧红高度颂扬了鲁迅的伟大人格和人品，还谈到了鲁迅与共产党人瞿秋白、冯雪峰之间的亲密战友关系，谈到了鲁迅的两位同乡-许寿裳和蔡元培，谈到了许钦文、许钦素兄妹与鲁迅母亲及其一家人的友好关系，谈到了也为鲁迅好友的著名教授、苏俄文学翻译家曹靖华先生，以及台静农先生。
谈话中，萧红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当提及瞿秋白时，萧红引用了鲁迅对瞿秋白的高度评价：“瞿秋白是中国人里面最优秀的一个。他的牺牲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萧红认为，鲁迅与瞿秋白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志同道合”。萧红还认为：“对于鲁迅的上海时期及晚年，瞿秋白要比所有的人都更好地了解。瞿秋白本来是可以做一个杰出的鲁迅传记作家的，但他已经牺牲了。现在，比别人更了解上海时期的鲁迅，还有鲁迅的一位老朋友、文学家、共产党员冯雪峰。冯雪峰一直维护鲁迅，使他不致受到资产阶级文人、托派分子及各式各样的‘左’的攻击。”
罗果夫最后一次见到萧红是在1939年的12月24日，也就是在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在重庆这一段时期，由于社交的机会比较多，也就多多少少地弥补了一些由于“家庭”不快所造成的阴影，因之，萧红创作的劲头也就比较足，发表的作品有：《黄河》（小说，载1939年2月1日《文艺阵地》第2卷第8期）、《逃难》（小说，载1939年1月《文摘战时旬刊》第41-42号合刊）、《乱离中的作家书简》（书信，致许广平，载1939年4月5日《鲁迅风》第12期）、《旷野的呼喊》（小说，载1939年4月17日-5月7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花狗》（载1939年8月5日《星岛日报星座》）、《莲花池》（小说，载《妇女生活》8卷1期）、《放火者》（实录散文，描绘的是1939年5月3日、25日侵略者飞机两度轰炸重庆的情景，作于1939年6月19日，载《文摘战时旬刊》第51-53期合刊号，《鲁迅风》第18期转载时易名《轰炸前后》）、《长安寺》（散文，载1939年9月5日《鲁迅风》第19期）、《茶食店》（散文，载1939年10月20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朦胧的期待》（小说，载1939年11月《文摘战时旬刊》第36号）、《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回忆录，载1939年10月18-28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的生活片断》（回忆录，载1939年10月《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10期）、《回忆鲁迅先生》（载1939年10月1日《中苏文化》4卷3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回忆录，初刊1939年10月14-20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钟》，又刊1939年11月1日《文艺阵地》4卷1期）、《鲁迅生活忆略》（回忆录，载1939年12月《文学集林》第2辑）等。而后来出版的单行本《回忆鲁迅先生》就是萧红综合以上各篇内容而写成的。
与萧红一样，1939年对于端木蕻良来讲，同样是著作甚丰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从大火里抢救出来的《科尔沁旗草原》，经上海开明书店夏丏尊、叶圣陶两位前辈的努力，终于和读者们见面了，距端木蕻良完成这部巨著，相隔了整整六个年头之久。为此，伴随着喜悦，端木蕻良写下了《关于〈科尔沁旗草原〉》一文，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文艺新潮》1卷9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