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了”
此时此刻，就在萧军独自一人开始他那长达20来天的徒步挺进时，萧红随同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经运城到达了西安，同行的有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
在临汾，萧红和丁玲是第一次会面，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著名女作家之间的一次珍贵的会晤。望着一身戎装的丁玲，萧红颇感对方有英雄的气概，然而丁玲的笑，丁玲明朗的双眸，仍然具有女性的柔美。而当丁玲望见萧红苍白的脸，紧闭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丁玲觉得萧红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同时又有些难于理解她的少于世故。
五年后，在延安，当获知萧红客逝香江的不幸消息后，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的祭文中写道：
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的幻想，或者也许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
就在赴西安的火车上，萧红与她的黑龙江老乡塞克不期而遇。
塞克，原名陈凝秋。1927年8月，塞克从哈尔滨经青岛到达上海，参加了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由于在《南归》一剧中成功地扮演了流浪者而一时声名大振，从此开始了他的话剧表演生涯。八年后-1935年，在上海，塞克同吕骥、冼星海、张曙等组织中国歌曲作者协会，开展歌咏救亡运动。此时，正值萧红的《生死场》出版，萧红也因此蜚声文坛，两人遂得以相识。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塞克被推选为理事，组织救亡演剧第一队前往西北地区进行宣传演出，后又在山西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去西安的火车上，塞克意外地遇见了从临汾上车的“民大”文艺指导员萧红一行人。
还是在路上，丁玲要求萧红、塞克、王洛宾、聂绀弩、端木蕻良这些作家、戏剧家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写个剧本。一路上，他们边走边凑故事情节，写一幕排一幕，剧本的名字叫《突击》，塞克担任导演。《突击》写的是眼前的事，即1938年的初春，一群逃难的百姓目睹亲人被惨无人道的日寇杀害、侮辱，十三岁的男孩福生和青年农民石头等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鬼子的据点夺枪复仇。小男孩福生杀死鬼子后悲壮牺牲了，最后，村民们一起联合了起来，拿起武器杀向战场。
导演塞克认为：《突击》是一个“表现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话剧”。
到达西安后，经过两星期的刻苦排练，三天中，《突击》演出了七场，场场客满，座无虚席。后来成为丁玲爱人的“西战团”团员陈明回忆道：“突击》在西安演出，轰动一时。预演时，国民党省党部曾派人来挑刺审查，妄图阻挠推迟我们的演出”，但是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突击》后来刊登在1938年4月1日出版的《七月》第12期上，作者署名依次为：塞克、端木蕻良、萧红、聂绀弩。
茅盾在评价这个话剧时说道：
“编剧者、导演、演员都是真真实实生活在《突击》里的人，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突击》演出的成功，外加身旁有一位整天围着她转的青年小伙子，与萧军分别时的种种不快很快获得了解脱，萧红得到了一时的满足。
与萧军在临汾分手时，萧红原本打算去延安的。1938年2月24日，萧红在山西运城寄给老朋友高原的信中写道：
一月二十六日你发的这信，那正是我们准备离开汉口到临汾来的时候，二十七日我和军还有别的一些朋友从汉口出发，走了十天，来到了临汾，这信，当然不能在汉口读到。差一点这信没有丢失，转到临汾的民大本校，而后本院，而后一个没有署名的人把你的信给我寄来了。以后不要再用乃莹那个名字了，你要知道那个名字并不出名的。在学校几乎是丢了，一个同学，打开信读了一遍才知是我的，于是他写信来，也把这信转给我。我现在又来到了运城，因为现在我是在民大教书了。运城是民大第三分校。这回是我一个人来的。从这里也许到延安去，没有工作，是去那里看看。二月底从运城出发，大概三月五日左右到延安。
可惜的是，萧红最终并没有去延安，这中间有很多原因，也许身边正在苦苦追求她的端木蕻良起了重要的作用，也许她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如果萧红真的将去延安的愿望付诸实施，那么数日后当步行抵达延安的萧军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也许就是两人新一轮爱情生活的开始，可萧红偏偏不曾把延安之行付诸实施！
萧红最终是随同丁玲一起到了西安，自然，端木蕻良也一起到了西安。
萧军抵达延安时的一身打扮，活脱脱像是一个经常奔走于边远地区做小本买卖的生意人：他身穿一件红色牛皮大衣，头戴灰色呢帽，脚穿胶底运动鞋，手拄木棒，肩背一个装着换洗衣服、书籍、杂物的褡裢。到达延安后，他先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一个长途跋涉抵达目的地后风尘仆仆的疲惫形象，之后，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一打听去五台的路上有战事，通不过去，他只好暂时在延安停留了下来。
这时，说巧也巧，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两位负责人丁玲和聂绀弩从西安来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住进了边区政府招待所，故而见到了萧军。
次日，毛泽东从丁玲口中得知了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毛泽东很想见见这位鲁迅的学生、《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就派秘书和培元先到招待所去看望萧军。和培元问萧军愿不愿意去见毛主席？而萧军则回答说：
“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
和培元回去向毛泽东禀报了，这边，丁玲劝说开了萧军：
“既然到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见！”
丁玲的话在理，萧军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可是，还没等萧军前去拜访，一天上午，毛泽东亲自到边区政府招待所来看望萧军了，同时会见的还有何思敬、丁玲、聂绀弩等几位同志。
探望毕，毛泽东还请大家一起在招待所共进午餐。毛泽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大首长的架子，他那礼贤下士谦恭友好的态度，令萧军深受感动，同时自己也深感惭愧：和毛主席相比，伟大的是毛泽东，自己年轻气傲未免太渺小了。尤其是当他听说在陕北公学召开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作《论鲁迅》讲话时，对鲁迅的评价是那么的高，这使得萧军对毛泽东更加尊敬了。
萧军在延安，一住就是半个来月，他想去五台山打游击的愿望始终无法得以实现。
这时，丁玲又劝导开了他：莫不如随同她一起回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做点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
丁玲说：“跟我们走吧，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去，等有机会再上前线，总比在这里闲度时光好呀！”
一旁的聂绀弩也劝说上了：
“萧红在西安，快和我们一起走吧！”
聂绀弩所言“快”，是有所指的，因为在临来延安前，他已经觉察到了萧红的重心正在偏移，如果萧军能够“快一步”赶到西安，也许……
经过考虑，萧军同意前往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
其实，一听说萧红在西安的消息，萧军心头未免“咯噔”了一下。距临汾分手到现在，已经一个来月了，虽然行路颇是艰险，可他心中却是一直在惦念着病弱的萧红，总是放心不下。尤其是他不在萧红身边的时候，那个端木蕻良会怎么样，这更使他高高地悬起一颗心来。何况，他至今认为，在临汾，他与萧红在火车站话别时并没有把话说死呀，多多少少还留有和好的余地。也可以这么说，萧军此番同意跟随丁玲、聂绀弩一起去西安，是带着一种真诚的与萧红重归于好的心愿去的。
然而，令他不及回顾的是，正是一个来月前，他那句冷冰冰、直通通的“不然就永远地分开”的轻率话语，竟然促使处在彷徨之中的萧红，在伤心之余作出了最终的抉择。
实际上，萧军此刻所怀的“心愿”，只是一种希冀，他自己也知道，极有可能自己将要吞食的将是一枚苦果！
萧红无论走到哪儿，都会产生一种孤独、落寞感，而且还会时时夸大这种由心理上产生的感觉。
如萧红临告别人世前曾经亲笔描写过的她的心态：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对此，作为曾经和萧红有过较长时间交往、叙谈过、并且亲眼目睹了二萧婚变和“第三者”插足的同时代女性梅志，自有一番独特的见解。梅志这样写道：
“不甘”，是的，她还只活到三十一岁呀！但要说“尽遭白眼冷遇”，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其实在旧社会有谁能如她一样幸运，二十岁出头，挟着一本《生死场》原稿来到上海，就得到了鲁迅先生和许多朋友们的赞扬和爱护。在创作方面，在对她个人的接待方面，我想当时谁也没有给她白眼和冷遇，我似乎没有见到过一篇批评她的文章。
至于她的第三次婚姻，也不能作怨天尤人之说，完完全全是由她自己一手造成的，没有任何外来因素或者哪个人强迫她去这么做。而且，作为萧红本人来说，也早已看出了他身上所存在的被常人所鄙薄的一系列缺点、毛病。可以这么说：满世界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她与他的结合。正如聂绀弩在1946年所说的那样：那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斤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
乃至后来演变的一幕又一幕，充分证实了这起婚姻是一起彻头彻尾失败了的婚姻，萧红吞食了由她自己一手种植培育的苦果。
对于第三次婚姻，其实早已亮起了红灯。早在重庆时，或者说当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腆着大肚子从武汉赶赴在去重庆的旅途上（让一个女人，而且是大肚子的女人一人行路，萧军是断断做不出来的），就可以将他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否则也断不会产生日后一系列接踵而来的痛苦、屈辱和磨难了，更不会有年仅31岁就英年早逝的道理。但因为是萧红自行选择的，因为没有一个友人对她的第三次婚姻说一句赞成的“好话”，所以她还要为之苦苦地维系着，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极为矛盾、痛苦的维系。而对于自己亲手酿就的这杯苦酒，萧红却又不甘心就此喝下去，于是就病态似的到处呻吟、申诉-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也不管别人向她提出的忠告完全是为了关心她、爱护她，希望她生活得更好更完美……总之，她是固执得一切视而不见！
对于萧军，只是到了临告别人世的那一刻-两相比较，也许人在临终的时候更能省察自己一生中的得与失、爱与恨-萧红方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她与他之间有过的真爱，有过的长达五年半的共同生活，才是她一生中灿若水晶般的最珍贵也最为刻骨铭心的情感，而且非萧军莫属！且不论她在弥留时刻所说的“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病着，他还会像哈尔滨那样来救我罢”之类的肺腑之言，单单就她在留给后人的遗嘱中有关把《生死场》的版权给萧军这一点来讲，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包括一切的一切！-且不论当时人们众口一致这么认定，就是现在熟知30年代历史尤其是现代文学史，以及潜心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无不把《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而且人们无不知道萧军（田军）与萧红是这两部“力透纸背”的“很好的书”的作者兼爱侣！
再有一点，萧红在生命的最后44天中，据骆宾基讲，是由骆宾基一人陪伴在她的病榻边的。尽管作为“丈夫”的端木蕻良，于萧红临终前10天又来到了她的身边，那么这一个来月他又到哪里去了呢？有一种“体面”的说法（当然又是那双所谓“皮”拖鞋的又一翻版），似乎他是去筹钱了，而筹钱竟然要用34天？何况妻子已告病危急待抢救一刻也耽误不得，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恐怕心地最善良的人也难于苟同这种说法！更何况他回来时仍然“两手空空”……
似乎还有更令人气愤的事儿，是连已在九泉之下的萧红听了也要为之心寒咋舌的事！
梅志先生在其撰写的《胡风传》第475页至第476页上这样写道-
1942年夏，在桂林，其时，“骆宾基也从香港逃到桂林，住处离胡风这儿不远，也常来，有时谈到深夜”：
骆宾基和胡风谈到萧红在香港最后去世时的情形，他说，萧红可真不想离开这世界啊！端木来和她告别，说要突围出去，让她一人孤零零地呆在医院里（武汉时的情形重现-秋石注）。她拉住骆宾基的手，不让他回九龙去拿他写的小说文稿，还说，希望他等时局稍平定时和她一同到上海投奔许广平，她以为在上海是可以住下来养病的，实在不行再写信向父亲求救，他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萧红的这种求生欲望使骆不忍将她一人丢在医院。后来，回九龙的交通也没有了，端木却在这时回来了，对萧红显出了十分关心和亲热的样子，又是倒痰盂，又是削苹果，但最后眼看萧红咽气的却只有骆宾基。她临终前很是清醒，是含恨而去的，她对骆说，还有半部红楼没有写完，不甘，不甘！到办理后事时，端木连火葬费都拿不出，还是骆把身上仅有的几十元港币拿了出来……可是，到端木路遇烂仔（香港的打劫匪徒）时，却从他口袋里搜出了不少美钞……听到这些，胡风夫妇不禁感慨万分，几乎忍不住眼泪。
关于遭烂仔抢劫一事，端木向他人的辩白是：
那时香港烂仔行路劫钱物时有发生。这天，骆宾基陪端木去圣士提反女校途中，忽遭烂仔打劫，端木蕻良急中生智，说“我们是日本人”。他们一身西装革履，满脸威严，本来是可以吓住烂仔的，谁知骆宾基竟然训斥端木蕻良：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说是日本人？烂仔听后一哄而上抢了端木身上钱财。
萧红诞辰70周年之际，骆宾基在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中这样写道：
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旁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
这里，骆宾基所述显然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据当时在港人士周鲸文、于毅夫等在谈到那特定时期的情况时，无不提及端木蕻良为安置病中萧红东奔西走与他们联系的情形。然而，话又得说回来，在萧红生命的最后关头，陪伴在萧红病榻前时间最长，给予萧红临终前人世间更多温暖的，正是作为友人的骆宾基，而不是身为丈夫的端木蕻良，这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有这一切，笔者在后文当涉及。
也就在骆宾基写此序的同一年，黑龙江省有关部门要在哈尔滨举行纪念萧红诞辰7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作协黑龙江分会负责人、老共产党员的关沫南受中共黑龙江省委的委派，前往北京请示中共中央：给萧红以何种估价与称号？当时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听取汇报后，要关沫南同志稍等一两天，等待中央的答复。贺敬之请示中央后告诉他：可以给萧红一个“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称号，同时希望这次纪念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议。
得到中共中央的明确回复之后，关沫南立即去萧军在团结湖的住地，向他传达了中央的这一回复。
关于萧军当时听后的心情，关沫南后来追忆道：
萧军是多么高兴啊，拉着女儿萧耘和我一同到舒群府上，由萧耘录音，听我传达中央的决定。这是个光荣的称号啊，这个估价与肯定的精神，同样适用于老一辈的东北作家群。
……
下面，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
在《侧面》（后改《从临汾到延安》）一书中，萧军是这样描写的：
他说话总是一只鸭子似的带点贫薄味的响彻着。这声音与凹根的小鼻子，抽束起来的口袋似的薄嘴唇，青青的脸色……完全是很调配的。近来我已经几多天没有和他交谈，我厌恶这个总企图把自己弄得像个有学问的“大作家”似的人，也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脖子上的人-我不独憎恶他，也憎恶所有类似这样的可怜的东西们。
萧军恨第三者，萧军心中也始终放不下萧红。在临汾车站，萧军送萧红上车时，萧军在站台上同鲁迅当年介绍给他的朋友-聂绀弩倾吐了心声和忧虑。
萧军说道：
“时局紧张得很，临汾是守不住的，你们这回一去，大概不会回来了。索性就跟丁玲一道过河去吧！这学校（民大）太乱七八糟了，值不得留恋。”
“那么你呢？”聂绀弩关切地问道。
“我不要紧。我的身体比你们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诉萧红。”
“那么萧红呢？”聂绀弩不解地问道。
“哦，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以后你们……”
“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的，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
后来，在西安，萧红也向聂绀弩披露了她的心思-
那天晚上，朦胧的月色笼罩在西安的正北路上，萧红穿着一件酱色的旧棉袄，外披一件黑色的小外套，头上的那顶小帽歪在一边，长发在晚风中飘拂着，她一边走，一边不经意地用手中的小竹棍儿敲打着路边的电线杆子和行道树，萧红的心里很不宁静，说话有点儿心不在焉，走路一蹦一跳的。她对聂绀弩说：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夜色很晚了，话说得也很多-主要是萧红说，聂绀弩听。最后，萧红有点不太自然地对他说道：
“我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随即，她举起手里的一根两尺来长、二十几节的小竹棍儿，小指头那么粗，这是1936年桃花盛开季节，二萧应孟十还之邀同游杭州时买的，一直带到今天。萧红说：“今天，端木要我送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说，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里，却对他说是送给你了。如果他问起，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么？”
聂绀弩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下来。他知道她是讨厌端木的，她常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可是聂绀弩转而又想到，最近几天来，端木似乎没有放松每一个接近她的机会，莫非是他在向她发动进攻么？
聂绀弩不由得浑身一激灵，他猛地想起了在临汾车站分手时萧军对自己和丁玲的一再嘱托。于是，聂绀弩也意味深长地叮嘱上了萧红：
“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诃童话里的几句话么：‘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不久，在丁玲、聂绀弩去延安汇报工作的前一天傍晚，聂绀弩在马路上碰见了萧红。萧红一把将聂绀弩拖进了路边的饭馆，又不由分说地掏钱替聂绀弩要了他最喜爱吃的菜和酒。聂绀弩默默地喝着吃着，萧红默默地“含情”地望着他，“好像窥伺她的久别了的兄弟姊妹是不是还和旧时一样健饭似的”。在聂绀弩的记忆里：“这是她最后一次和我只有两人坐在馆子里，最后一次含情地望着我。我记得清清楚楚，好像她现在还那样望着我似的。”
待到聂绀弩酒足饭饱，两人走在街上后，萧红再也憋不住地吞吞吐吐地开了口：
“要是我有事情对不住你，你肯原谅我么？”
聂绀弩这才注意地望了萧红一眼，好生奇怪地反问道：
“你怎么会有事对不住我呢？”
“我是说你肯么？”
“没有你的事我不肯原谅的。”
萧红终于说出了她憋在心底里老半天的话：
“那个小竹棍儿的事，端木没有问你吧？”
“没有。”
“刚才，我已经送给他了。”
“怎么，送给他了！你没有说已先送给我了么？”
“说过，他坏，他晓得我说谎。”
听到这里，聂绀弩的心不由得猛地往下一沉，一个不祥的预兆看来很快就要得到印证了。沉默了一会，耐不住心头的憋闷，聂绀弩试探地问道：
“那小棍儿只是一根小棍儿，它不象征着旁的什么吧？”
“你想到哪里去了？”萧红难于掩饰心头的慌张，头望着别处，似是安慰聂绀弩，又似是为自己作出的突然决定打起了掩护：“早告诉过你，我怎样讨厌谁。”
“你说过，你有自我牺牲精神！”
“怎么谈得上呢？那是在谈萧军的时候。”萧红解释道。
“萧军说你没有处世经验。”
萧红回答时的声音有些发颤：
“在要紧的事上，我有！”
“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的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次日一早，聂绀弩和丁玲一道启程前往延安时，聂绀弩向着人丛中的萧红做了一个飞的姿势，尔后，又用手指指天空，萧红则会心地笑着点点头。
可惜的是，萧红历来是不听人劝的，不管别人提的是否正确，这回也是如此。最终，她还是按照她为自己杜撰的意愿，迫不及待地将她和端木蕻良结合的事付诸行动……
在临汾，萧红和丁玲是第一次会面，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著名女作家之间的一次珍贵的会晤。望着一身戎装的丁玲，萧红颇感对方有英雄的气概，然而丁玲的笑，丁玲明朗的双眸，仍然具有女性的柔美。而当丁玲望见萧红苍白的脸，紧闭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丁玲觉得萧红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同时又有些难于理解她的少于世故。
五年后，在延安，当获知萧红客逝香江的不幸消息后，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的祭文中写道：
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的幻想，或者也许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
就在赴西安的火车上，萧红与她的黑龙江老乡塞克不期而遇。
塞克，原名陈凝秋。1927年8月，塞克从哈尔滨经青岛到达上海，参加了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由于在《南归》一剧中成功地扮演了流浪者而一时声名大振，从此开始了他的话剧表演生涯。八年后-1935年，在上海，塞克同吕骥、冼星海、张曙等组织中国歌曲作者协会，开展歌咏救亡运动。此时，正值萧红的《生死场》出版，萧红也因此蜚声文坛，两人遂得以相识。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塞克被推选为理事，组织救亡演剧第一队前往西北地区进行宣传演出，后又在山西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去西安的火车上，塞克意外地遇见了从临汾上车的“民大”文艺指导员萧红一行人。
还是在路上，丁玲要求萧红、塞克、王洛宾、聂绀弩、端木蕻良这些作家、戏剧家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写个剧本。一路上，他们边走边凑故事情节，写一幕排一幕，剧本的名字叫《突击》，塞克担任导演。《突击》写的是眼前的事，即1938年的初春，一群逃难的百姓目睹亲人被惨无人道的日寇杀害、侮辱，十三岁的男孩福生和青年农民石头等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鬼子的据点夺枪复仇。小男孩福生杀死鬼子后悲壮牺牲了，最后，村民们一起联合了起来，拿起武器杀向战场。
导演塞克认为：《突击》是一个“表现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话剧”。
到达西安后，经过两星期的刻苦排练，三天中，《突击》演出了七场，场场客满，座无虚席。后来成为丁玲爱人的“西战团”团员陈明回忆道：“突击》在西安演出，轰动一时。预演时，国民党省党部曾派人来挑刺审查，妄图阻挠推迟我们的演出”，但是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突击》后来刊登在1938年4月1日出版的《七月》第12期上，作者署名依次为：塞克、端木蕻良、萧红、聂绀弩。
茅盾在评价这个话剧时说道：
“编剧者、导演、演员都是真真实实生活在《突击》里的人，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突击》演出的成功，外加身旁有一位整天围着她转的青年小伙子，与萧军分别时的种种不快很快获得了解脱，萧红得到了一时的满足。
与萧军在临汾分手时，萧红原本打算去延安的。1938年2月24日，萧红在山西运城寄给老朋友高原的信中写道：
一月二十六日你发的这信，那正是我们准备离开汉口到临汾来的时候，二十七日我和军还有别的一些朋友从汉口出发，走了十天，来到了临汾，这信，当然不能在汉口读到。差一点这信没有丢失，转到临汾的民大本校，而后本院，而后一个没有署名的人把你的信给我寄来了。以后不要再用乃莹那个名字了，你要知道那个名字并不出名的。在学校几乎是丢了，一个同学，打开信读了一遍才知是我的，于是他写信来，也把这信转给我。我现在又来到了运城，因为现在我是在民大教书了。运城是民大第三分校。这回是我一个人来的。从这里也许到延安去，没有工作，是去那里看看。二月底从运城出发，大概三月五日左右到延安。
可惜的是，萧红最终并没有去延安，这中间有很多原因，也许身边正在苦苦追求她的端木蕻良起了重要的作用，也许她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如果萧红真的将去延安的愿望付诸实施，那么数日后当步行抵达延安的萧军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也许就是两人新一轮爱情生活的开始，可萧红偏偏不曾把延安之行付诸实施！
萧红最终是随同丁玲一起到了西安，自然，端木蕻良也一起到了西安。
萧军抵达延安时的一身打扮，活脱脱像是一个经常奔走于边远地区做小本买卖的生意人：他身穿一件红色牛皮大衣，头戴灰色呢帽，脚穿胶底运动鞋，手拄木棒，肩背一个装着换洗衣服、书籍、杂物的褡裢。到达延安后，他先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一个长途跋涉抵达目的地后风尘仆仆的疲惫形象，之后，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一打听去五台的路上有战事，通不过去，他只好暂时在延安停留了下来。
这时，说巧也巧，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两位负责人丁玲和聂绀弩从西安来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也住进了边区政府招待所，故而见到了萧军。
次日，毛泽东从丁玲口中得知了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毛泽东很想见见这位鲁迅的学生、《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就派秘书和培元先到招待所去看望萧军。和培元问萧军愿不愿意去见毛主席？而萧军则回答说：
“我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到延安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
和培元回去向毛泽东禀报了，这边，丁玲劝说开了萧军：
“既然到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见！”
丁玲的话在理，萧军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可是，还没等萧军前去拜访，一天上午，毛泽东亲自到边区政府招待所来看望萧军了，同时会见的还有何思敬、丁玲、聂绀弩等几位同志。
探望毕，毛泽东还请大家一起在招待所共进午餐。毛泽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大首长的架子，他那礼贤下士谦恭友好的态度，令萧军深受感动，同时自己也深感惭愧：和毛主席相比，伟大的是毛泽东，自己年轻气傲未免太渺小了。尤其是当他听说在陕北公学召开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作《论鲁迅》讲话时，对鲁迅的评价是那么的高，这使得萧军对毛泽东更加尊敬了。
萧军在延安，一住就是半个来月，他想去五台山打游击的愿望始终无法得以实现。
这时，丁玲又劝导开了他：莫不如随同她一起回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做点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
丁玲说：“跟我们走吧，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去，等有机会再上前线，总比在这里闲度时光好呀！”
一旁的聂绀弩也劝说上了：
“萧红在西安，快和我们一起走吧！”
聂绀弩所言“快”，是有所指的，因为在临来延安前，他已经觉察到了萧红的重心正在偏移，如果萧军能够“快一步”赶到西安，也许……
经过考虑，萧军同意前往西安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
其实，一听说萧红在西安的消息，萧军心头未免“咯噔”了一下。距临汾分手到现在，已经一个来月了，虽然行路颇是艰险，可他心中却是一直在惦念着病弱的萧红，总是放心不下。尤其是他不在萧红身边的时候，那个端木蕻良会怎么样，这更使他高高地悬起一颗心来。何况，他至今认为，在临汾，他与萧红在火车站话别时并没有把话说死呀，多多少少还留有和好的余地。也可以这么说，萧军此番同意跟随丁玲、聂绀弩一起去西安，是带着一种真诚的与萧红重归于好的心愿去的。
然而，令他不及回顾的是，正是一个来月前，他那句冷冰冰、直通通的“不然就永远地分开”的轻率话语，竟然促使处在彷徨之中的萧红，在伤心之余作出了最终的抉择。
实际上，萧军此刻所怀的“心愿”，只是一种希冀，他自己也知道，极有可能自己将要吞食的将是一枚苦果！
萧红无论走到哪儿，都会产生一种孤独、落寞感，而且还会时时夸大这种由心理上产生的感觉。
如萧红临告别人世前曾经亲笔描写过的她的心态：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对此，作为曾经和萧红有过较长时间交往、叙谈过、并且亲眼目睹了二萧婚变和“第三者”插足的同时代女性梅志，自有一番独特的见解。梅志这样写道：
“不甘”，是的，她还只活到三十一岁呀！但要说“尽遭白眼冷遇”，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其实在旧社会有谁能如她一样幸运，二十岁出头，挟着一本《生死场》原稿来到上海，就得到了鲁迅先生和许多朋友们的赞扬和爱护。在创作方面，在对她个人的接待方面，我想当时谁也没有给她白眼和冷遇，我似乎没有见到过一篇批评她的文章。
至于她的第三次婚姻，也不能作怨天尤人之说，完完全全是由她自己一手造成的，没有任何外来因素或者哪个人强迫她去这么做。而且，作为萧红本人来说，也早已看出了他身上所存在的被常人所鄙薄的一系列缺点、毛病。可以这么说：满世界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她与他的结合。正如聂绀弩在1946年所说的那样：那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斤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
乃至后来演变的一幕又一幕，充分证实了这起婚姻是一起彻头彻尾失败了的婚姻，萧红吞食了由她自己一手种植培育的苦果。
对于第三次婚姻，其实早已亮起了红灯。早在重庆时，或者说当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腆着大肚子从武汉赶赴在去重庆的旅途上（让一个女人，而且是大肚子的女人一人行路，萧军是断断做不出来的），就可以将他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否则也断不会产生日后一系列接踵而来的痛苦、屈辱和磨难了，更不会有年仅31岁就英年早逝的道理。但因为是萧红自行选择的，因为没有一个友人对她的第三次婚姻说一句赞成的“好话”，所以她还要为之苦苦地维系着，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极为矛盾、痛苦的维系。而对于自己亲手酿就的这杯苦酒，萧红却又不甘心就此喝下去，于是就病态似的到处呻吟、申诉-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也不管别人向她提出的忠告完全是为了关心她、爱护她，希望她生活得更好更完美……总之，她是固执得一切视而不见！
对于萧军，只是到了临告别人世的那一刻-两相比较，也许人在临终的时候更能省察自己一生中的得与失、爱与恨-萧红方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她与他之间有过的真爱，有过的长达五年半的共同生活，才是她一生中灿若水晶般的最珍贵也最为刻骨铭心的情感，而且非萧军莫属！且不论她在弥留时刻所说的“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病着，他还会像哈尔滨那样来救我罢”之类的肺腑之言，单单就她在留给后人的遗嘱中有关把《生死场》的版权给萧军这一点来讲，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包括一切的一切！-且不论当时人们众口一致这么认定，就是现在熟知30年代历史尤其是现代文学史，以及潜心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无不把《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而且人们无不知道萧军（田军）与萧红是这两部“力透纸背”的“很好的书”的作者兼爱侣！
再有一点，萧红在生命的最后44天中，据骆宾基讲，是由骆宾基一人陪伴在她的病榻边的。尽管作为“丈夫”的端木蕻良，于萧红临终前10天又来到了她的身边，那么这一个来月他又到哪里去了呢？有一种“体面”的说法（当然又是那双所谓“皮”拖鞋的又一翻版），似乎他是去筹钱了，而筹钱竟然要用34天？何况妻子已告病危急待抢救一刻也耽误不得，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恐怕心地最善良的人也难于苟同这种说法！更何况他回来时仍然“两手空空”……
似乎还有更令人气愤的事儿，是连已在九泉之下的萧红听了也要为之心寒咋舌的事！
梅志先生在其撰写的《胡风传》第475页至第476页上这样写道-
1942年夏，在桂林，其时，“骆宾基也从香港逃到桂林，住处离胡风这儿不远，也常来，有时谈到深夜”：
骆宾基和胡风谈到萧红在香港最后去世时的情形，他说，萧红可真不想离开这世界啊！端木来和她告别，说要突围出去，让她一人孤零零地呆在医院里（武汉时的情形重现-秋石注）。她拉住骆宾基的手，不让他回九龙去拿他写的小说文稿，还说，希望他等时局稍平定时和她一同到上海投奔许广平，她以为在上海是可以住下来养病的，实在不行再写信向父亲求救，他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萧红的这种求生欲望使骆不忍将她一人丢在医院。后来，回九龙的交通也没有了，端木却在这时回来了，对萧红显出了十分关心和亲热的样子，又是倒痰盂，又是削苹果，但最后眼看萧红咽气的却只有骆宾基。她临终前很是清醒，是含恨而去的，她对骆说，还有半部红楼没有写完，不甘，不甘！到办理后事时，端木连火葬费都拿不出，还是骆把身上仅有的几十元港币拿了出来……可是，到端木路遇烂仔（香港的打劫匪徒）时，却从他口袋里搜出了不少美钞……听到这些，胡风夫妇不禁感慨万分，几乎忍不住眼泪。
关于遭烂仔抢劫一事，端木向他人的辩白是：
那时香港烂仔行路劫钱物时有发生。这天，骆宾基陪端木去圣士提反女校途中，忽遭烂仔打劫，端木蕻良急中生智，说“我们是日本人”。他们一身西装革履，满脸威严，本来是可以吓住烂仔的，谁知骆宾基竟然训斥端木蕻良：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说是日本人？烂仔听后一哄而上抢了端木身上钱财。
萧红诞辰70周年之际，骆宾基在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中这样写道：
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旁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
这里，骆宾基所述显然与事实有一定的出入。据当时在港人士周鲸文、于毅夫等在谈到那特定时期的情况时，无不提及端木蕻良为安置病中萧红东奔西走与他们联系的情形。然而，话又得说回来，在萧红生命的最后关头，陪伴在萧红病榻前时间最长，给予萧红临终前人世间更多温暖的，正是作为友人的骆宾基，而不是身为丈夫的端木蕻良，这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有这一切，笔者在后文当涉及。
也就在骆宾基写此序的同一年，黑龙江省有关部门要在哈尔滨举行纪念萧红诞辰7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作协黑龙江分会负责人、老共产党员的关沫南受中共黑龙江省委的委派，前往北京请示中共中央：给萧红以何种估价与称号？当时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听取汇报后，要关沫南同志稍等一两天，等待中央的答复。贺敬之请示中央后告诉他：可以给萧红一个“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称号，同时希望这次纪念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议。
得到中共中央的明确回复之后，关沫南立即去萧军在团结湖的住地，向他传达了中央的这一回复。
关于萧军当时听后的心情，关沫南后来追忆道：
萧军是多么高兴啊，拉着女儿萧耘和我一同到舒群府上，由萧耘录音，听我传达中央的决定。这是个光荣的称号啊，这个估价与肯定的精神，同样适用于老一辈的东北作家群。
……
下面，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
在《侧面》（后改《从临汾到延安》）一书中，萧军是这样描写的：
他说话总是一只鸭子似的带点贫薄味的响彻着。这声音与凹根的小鼻子，抽束起来的口袋似的薄嘴唇，青青的脸色……完全是很调配的。近来我已经几多天没有和他交谈，我厌恶这个总企图把自己弄得像个有学问的“大作家”似的人，也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脖子上的人-我不独憎恶他，也憎恶所有类似这样的可怜的东西们。
萧军恨第三者，萧军心中也始终放不下萧红。在临汾车站，萧军送萧红上车时，萧军在站台上同鲁迅当年介绍给他的朋友-聂绀弩倾吐了心声和忧虑。
萧军说道：
“时局紧张得很，临汾是守不住的，你们这回一去，大概不会回来了。索性就跟丁玲一道过河去吧！这学校（民大）太乱七八糟了，值不得留恋。”
“那么你呢？”聂绀弩关切地问道。
“我不要紧。我的身体比你们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诉萧红。”
“那么萧红呢？”聂绀弩不解地问道。
“哦，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以后你们……”
“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的，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
后来，在西安，萧红也向聂绀弩披露了她的心思-
那天晚上，朦胧的月色笼罩在西安的正北路上，萧红穿着一件酱色的旧棉袄，外披一件黑色的小外套，头上的那顶小帽歪在一边，长发在晚风中飘拂着，她一边走，一边不经意地用手中的小竹棍儿敲打着路边的电线杆子和行道树，萧红的心里很不宁静，说话有点儿心不在焉，走路一蹦一跳的。她对聂绀弩说：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夜色很晚了，话说得也很多-主要是萧红说，聂绀弩听。最后，萧红有点不太自然地对他说道：
“我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随即，她举起手里的一根两尺来长、二十几节的小竹棍儿，小指头那么粗，这是1936年桃花盛开季节，二萧应孟十还之邀同游杭州时买的，一直带到今天。萧红说：“今天，端木要我送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说，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里，却对他说是送给你了。如果他问起，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么？”
聂绀弩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下来。他知道她是讨厌端木的，她常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可是聂绀弩转而又想到，最近几天来，端木似乎没有放松每一个接近她的机会，莫非是他在向她发动进攻么？
聂绀弩不由得浑身一激灵，他猛地想起了在临汾车站分手时萧军对自己和丁玲的一再嘱托。于是，聂绀弩也意味深长地叮嘱上了萧红：
“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诃童话里的几句话么：‘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不久，在丁玲、聂绀弩去延安汇报工作的前一天傍晚，聂绀弩在马路上碰见了萧红。萧红一把将聂绀弩拖进了路边的饭馆，又不由分说地掏钱替聂绀弩要了他最喜爱吃的菜和酒。聂绀弩默默地喝着吃着，萧红默默地“含情”地望着他，“好像窥伺她的久别了的兄弟姊妹是不是还和旧时一样健饭似的”。在聂绀弩的记忆里：“这是她最后一次和我只有两人坐在馆子里，最后一次含情地望着我。我记得清清楚楚，好像她现在还那样望着我似的。”
待到聂绀弩酒足饭饱，两人走在街上后，萧红再也憋不住地吞吞吐吐地开了口：
“要是我有事情对不住你，你肯原谅我么？”
聂绀弩这才注意地望了萧红一眼，好生奇怪地反问道：
“你怎么会有事对不住我呢？”
“我是说你肯么？”
“没有你的事我不肯原谅的。”
萧红终于说出了她憋在心底里老半天的话：
“那个小竹棍儿的事，端木没有问你吧？”
“没有。”
“刚才，我已经送给他了。”
“怎么，送给他了！你没有说已先送给我了么？”
“说过，他坏，他晓得我说谎。”
听到这里，聂绀弩的心不由得猛地往下一沉，一个不祥的预兆看来很快就要得到印证了。沉默了一会，耐不住心头的憋闷，聂绀弩试探地问道：
“那小棍儿只是一根小棍儿，它不象征着旁的什么吧？”
“你想到哪里去了？”萧红难于掩饰心头的慌张，头望着别处，似是安慰聂绀弩，又似是为自己作出的突然决定打起了掩护：“早告诉过你，我怎样讨厌谁。”
“你说过，你有自我牺牲精神！”
“怎么谈得上呢？那是在谈萧军的时候。”萧红解释道。
“萧军说你没有处世经验。”
萧红回答时的声音有些发颤：
“在要紧的事上，我有！”
“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的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次日一早，聂绀弩和丁玲一道启程前往延安时，聂绀弩向着人丛中的萧红做了一个飞的姿势，尔后，又用手指指天空，萧红则会心地笑着点点头。
可惜的是，萧红历来是不听人劝的，不管别人提的是否正确，这回也是如此。最终，她还是按照她为自己杜撰的意愿，迫不及待地将她和端木蕻良结合的事付诸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