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打仗去……
面对日益逼近的战争，二萧他们不再无忧无虑了，他们反复计议着、权衡着，偶尔也听一听老大哥胡风的意见……
就在这时，山西办了一所民族革命大学，阎锡山自任校长，为了给他自己创办的这所“革命大学”多多少少能够增添一些抗日色彩，为此，他特别邀请了著名的“抗日七君子”之一的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李公朴担任副校长，管理“民大”的具体事务。对于抗日这个当前压倒一切的全民族头等大事，李公朴自然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呼吁。于是，他首先派人来到抗战人士比较集中的武汉招兵买马，从教授到学生全招。来招兵买马的人很快就找到了鲁迅学生、最早撰写抗日武装斗争小说的萧军、萧红夫妇，以及胡风、聂绀弩，还有艾青、田间等人。
胡风由于《七月》的关系，一时走不了，只好留下了。
对于抗日的事儿，唯萧军参与最早-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不几天，萧军就与方靖远等人一起首举义旗，图谋武装抗日。因此，他自然是高举双手投赞成票了，而且就他的性子来讲，越快越好，他还主张能有更多的人一起参与。
至于说到端木蕻良有没有接到邀请，现在已经很难搞清楚了-据梅志回忆说：“只有那位朋友端木在一旁做无可奈何状，看来只得跟着走了。”
关于去山西临汾“民大”任教一事，端木蕻良也有他的说法与去处。据其夫人钟耀群在《端木与萧红》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1月第1版）中这样写道：
1938年1月，臧云远从山西来到武汉，为当时阎锡山创业的民族革命大学招兵买马，阎锡山自认校长，李公朴当副校长。
臧云远1932年在北京和端木都是“左联”成员，在红楼同住过一间房，感情很好。抗战开始后，臧云远受民族革命大学之托，到武汉来找端木，要端木介绍一些当时较有名气的文化人，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端木当即告诉常来小金龙巷的萧军、萧红、聂绀弩、艾青、田间等，除了蒋锡金要编他的刊物，胡风要留守编《七月》之外，其他人都愿去临汾就教。
下旬，这批文化人和召来的许多学生，便乘铁皮车驶向山西了。当时臧云远要端木不要和学生一起乘铁皮车走，过几天就可以乘客车走。但当时端木抗日热情高涨，愿意和小学生们一起走……
在这里，端木及其夫人说的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为此，笔者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先后查阅了艾青、聂绀弩，以及包括萧红在内一干当事人的回忆和描写，还有蒋锡金、胡风、梅志、孔罗荪等留守武汉诸多“旁观者”的回忆文章，无不一致指出：他们去山西临汾“民大”任教，是受了“民大”副校长李公朴先生的邀请，而断非先由端木受什么臧云远的所谓“委托”，再通知二萧及其他人同行。至于“过几天就可以乘客车走”的说法更是子虚乌有。
相隔半个世纪后-1986年3月3日，于长春东北师大寓所，当年武汉的见证人蒋锡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详尽地回忆道：
不久二萧来汉口向我们告辞，他们接受了李公朴办的民族革命大学的聘请，要去临汾。当时流亡在武汉的年青人很多，他们来自各方战地，对这个战时的革命大学非常向往，因此很有些人报名去学习，有的应聘去任教，成为一时的热潮。第一批（我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批）出发的，大约有几千人或上万的人。我记得是和罗荪以及另外一些人去给他们送行的。那是在汉口大智门车站迤西的一个濒临汉水的不知是否叫玉带门的小车站，那是一个运载货物的车站，平时是不在这里装乘旅客的。天已墨黑，隔开很远才有一盏十分暗淡的电灯照亮着月台上密密层层的群众。即将出发的人和送行的人，一排一排，一圈一圈，人们互相不大看得清脸面。歌声此起彼落地唱起来，人们要用雄壮的歌声送他们进入大西北的浩荡的风沙里，送他们先走上战场。列车已经长龙似地傍着月台，这些都是装载货物的铁篷车，中间是它的进出口；车厢里没有坐位，只有铺地的铁板上有几堆稻草，这就是供给这些行将出发者睡卧的地方。“史无前例”中，河北省有“小将”来外调田间这一段历史，我说给他们听，他们不信，说那不是阎锡山用“专车”把他们接走的吗？我说是的，不过那并不是达官大员们乘用的“花车”，只是不按照排定的次序开行的，不一定在哪一站停一下，又不一定停多久又开行，插空子行驶，终于能送达到目的地的专用车而已。这次他们同行的一伙是六个人：二萧、Domo（即端木）、艾青、田间、聂绀弩。《七月》的七个人走掉了六个，胡风也在月台上送行。
月台上还有许多我认识的人，也是这一批走的，他们中有严辰和逯斐等，在另一个车厢。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就哐当哐当地开走了。
在同一篇文章中，蒋锡金还指出，在萧军遭国民党特务非法绑架后不久，二萧和端木均搬出了小金龙巷。其中，二萧迁往冯乃超夫妇不久前居住过的紫阳湖畔的寓所。而“Domo那时住在何处，我记不清。小金龙巷的这段生活，就此告一段落。这也纠正了钟耀群所云去临汾”民大前端木仍住在小金龙巷的说法，尽管钟耀群的成书要比蒋锡金的文章晚12年。
不仅蒋锡金如此说，而且，更多的人，更多的史料，无不印证了蒋锡金的这个说法。请看-
A。《萧军简历年表》（刊《萧军纪念集》74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10月版）这样写道：
1938年31岁……应李公朴的邀请，1月27日离开汉口，于2月6日到达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文艺指导”。
B。《萧红全集萧红生平事迹考》（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495页）：
1938年（民国27年）28岁（此处系指虚岁，萧红生于1911年-引者注）：
1月间，应李公朴之邀，萧红、萧军、艾青、田间、端木蕻良、聂绀弩、塞克一行离开武汉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萧红任该校文艺指导。
C。《不灭的诗魂-艾青传》（吴洪若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64页）：
（1938年）新年一开始，艾青接到了李公朴从山西临汾发来的邀请函……李公朴在聘请艾青前往任教的同时，还请了萧军等人。
D。方仲伯先生于1980年2月27日发表在李公朴故乡的《常州报》上的《李公朴》一文指出：
1937年底，阎锡山派专人到汉口约李公朴去山西主持民族革命大学，他自任校长，请李公朴担任副校长，全面管理民大教政。李公朴是著名的“抗日七君子”之一，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生性豪爽，而且正想对抗战教育作个实验，于是他就各处奔走，为民族革命大学拟就创立纲领，并约同许多知名人士……
E。由另一路抵达“民大”任教的徐懋庸先生，在其《我与毛主席的一些接触》一文（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延安作家》一书309页）中，同样标明系李公朴所聘。徐懋庸写道：
由于周扬他们对我不负责任，我又没有别的关系，去延安是很困难的。1937年底，我在汉口利用李公朴为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聘请老师的机会，先去临汾作为过渡……
F。原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离休干部鹿野先生在其《一个正直的人》一文（《萧军纪念集》141页）中写道：
我和萧军初识于50年前，1938年2月10日，他应“爱国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之邀，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同他一道到“民大”的还有萧红、艾青、聂绀弩、端木蕻良等。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在二萧一干人抵达“民大”后，面对阎锡山只是为捞取“抗日”的名声而不给任何经费放任自流的混乱局面，李公朴先生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以“民大”临时负责人的身份专门发表了《致民大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全体师生以“抗日”大局为重，克服困难，坚决贯彻执行“民大”创立十大纲领……
在他们临行前，胡风同《七月》最早的出版者熊子民商量，因为《七月》自试刊以来从未发过稿费，连胡风本人也没有领取过一分钱的编辑费。而现在大家就要分手了，又要到遥远的北方，至少，应该给每人送点钱，添置点行装。对此，熊子民倒是答应了，拿出了600元钱，说明是《七月》出版六期的结余，每人分了60元，艾青有小孩，稍稍多给了一点。对这笔“飞来横财”（作家们在抗战期间拿不到稿酬是司空见惯了的），大家都出乎意料地高兴。谈到《七月》的命运，大家的意见是统一的，都说应当维持下去，似乎到了离别的时候，才感到这份刊物的重量。
1938年1月27日，萧军、萧红、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一起在汉润里会齐后到车站。他们坐的是货车，但车上学生们的精神煞是高昂激越，齐齐地坐在车厢内唱着抗日救亡歌曲。萧红则有些担心，担心那地方不好，怎么请教授却让坐货车呢！而萧军则不以为然，他是苦惯了的，什么恶劣环境他都经历过，何况是到抗日救亡第一线去了，那心情自不必说。他只是有点儿依依不舍，同来送行的胡风、冯乃超他们说，这次去临汾如果弄得不好，将来做事就困难了。
到了临出发的时候，萧红的情绪反倒好了起来，可能是因为她太喜欢北方了，想到又能见到满天的飞雪和温暖诱人的火炕，为此，“她一直很兴奋，披着她的毛领呢大衣，矫健地走着”。
在与之同行的人中，还有一位与萧红一样的年轻女性，一位颇引人注目的年轻妈妈，她，就是诗人艾青的第一位妻子张竹如。她怀中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女儿“七月”，为着灾难深重的民族，为着祖国万里河山的完整统一，毅然决然地跟随丈夫奔赴了抗日前沿阵地，后来还到了大西北的西安。然而，无独有偶的是，两年后，二萧分手的阴影也落到了她的头上……
已经是滴水成冰的三九寒冬了，可谁也没有计较乘坐的是冰冷的货车。北国大地的冬天更冷，但是挡不住这一群热血沸腾的抗日青年火热的心，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使得祖国的春天快快到来。
列车经过十天的开开停停，他们这一行人终于抵达了临汾。
待到了“民大”的时候，不由得使他们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算什么大学呀！“民大”虽然有一个校址，也挂了一块牌子，但是什么准备工作也没有做，学生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涌来，最后超过了五千人，生活、学习全成了问题。军阀阎锡山只知道与老蒋抗衡，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可他什么也没有给实际负责的李公朴，连聘书也不曾发给李公朴。面对这杂乱的一切，李公朴先生当机立断，发表了《致民大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同学们以抗日为己任，自己管理自己。
萧军、萧红等人被李公朴任命为“民大”的“文艺指导”。
在这期间，“民大”学生干了一件大快人心有利于抗日和维护民族团结的事情-反对和逮捕破坏抗日宣传的托派汉奸张慕陶的斗争。这个斗争得到了二萧强有力的支持。当时，张慕陶是阎锡山属下第六集团军的高级参谋，受到阎锡山的庇护。学生们发现这个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托派汉奸的劣迹后，当即义愤填膺，群情激昂，继而迅速逮捕了这个家伙，并把他押解到由共产党员任校长、进步势力强大的随营学校。张慕陶被押解到随营学校的时候，操场上被数千名“民大”和随营学校的师生给围挤得水泄不通，人们要求惩办托派汉奸的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毁。萧军那天也参加了学生们的革命行动。
在把张慕陶关押起来后，为首的学生领袖一时间感慨万分，同时又感到有点儿骑虎难下。这是因为，当时的临汾形势开始变得危急起来，“民大”即将撤退，对张慕陶实际上处于“欲杀不可，欲放不能”的困境之中。为此，他们派出三位代表一起去求教萧军。当他们来到临汾城里二萧居住的“没有桌子只有砖炕的卧室”时，只见萧红正在吸烟，她披着一袭红色牛皮大衣，斜盖在头上的绒帽下露出几绺毛茸茸的“刘海”，脸色苍白，样子憔悴，然而她一听说此事，当即对学生们的行动表示支持。尔后，她伸出双手比画了起来，有声有色地将前一日学生们痛打张慕陶的情景给描绘了一通。萧红说，她准备写一篇临汾群众运动高涨的散文，其中就有“民大”学生反对托派汉奸张慕陶的斗争。最后，她建议学生们去找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
而萧军的态度则更为坚决，当时的学生代表鹿野说，萧军“真不愧是鲁迅先生培养出来的战士，他对托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所起的细菌作用仇恨至极，痛骂托派的理论最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萧军对学生们戏谑地说：“当前一些人拿托派当宝贝最足以说明问题。”
慷慨激昂的萧军立即同学生代表们一道赶赴临汾城外的刘村，向驻扎在那里的八路军学兵队请求援助。他还请学兵队的负责人把“民大”学生逮捕张慕陶的通讯送往延安发表或广播，以期引起全国抗日军民的注意和声援。
甚为可惜的是，这个计划没有能来得及付诸实施，真反共消极抗日的阎锡山便扯起了白旗：“民大”所在地的临汾不战弃守，而处处破坏抗日的托派、汉奸张慕陶居然也被阎锡山下令给释放了。
没过几天，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萧军对学生们说：“一道过黄河去吧！这个‘民大’也太乌七八糟了，不值得留恋。”在萧军的劝导下，一部分学生就近奔赴抗日第一线投入了真枪真刀的战斗，一部分学生则投奔了革命摇篮延安。
在临汾，萧军意外地与后来享誉海内外的“西部歌王”王洛宾相遇，而且还知道，早在两年多前，王洛宾在北平就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口诵的“奴隶没有恋爱”的五句词谱了曲，这就是一度在抗日学生们中流传的《奴隶之爱》歌曲：
我要恋爱！
我也要祖国的自由！
毁灭了吧？还是起来？
毁灭了吧？还是起来？
奴隶没有恋爱；
奴隶也没有自由！
萧军和王洛宾一见面，两人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萧军在上海的时候，就有北平来的东大学生给他唱过《奴隶之爱》这首歌。作为小说作家，他极为满意，觉得自己在文字描写中未能充分表达的感情，一曲歌唱倾吐得淋漓尽致。他非常感谢这位当时不知其名的作曲家。他来到山西，听说该曲作者大名王洛宾，其人就在战地服务团，便急于相见。虽然是初次相见，却已是老朋友一样的相识相知。
萧红也感动得紧紧握住王洛宾的手。这位当时享有盛名的青年女作家，与众不同地穿着浅咖啡色的毛呢外套，戴着俄国哥萨克式皮帽，亭亭玉立在清一色灰棉军装的人群中，自然地显出她的超然不凡。
战地服务团创作排练文艺节目，流动演出，慰问部队，鼓舞士气；也经常参加运送弹药，救护伤病员。或到各地宣传抗日，组织动员群众支援前线。
在这个时期，王洛宾创作了许多抗战歌曲。有塞克作词，由他作曲的《老乡！上战场》、《血花曲》，也有由他一手作词作曲的《洗衣歌》、《风陵渡的歌声》，等等，那时唱遍了整个华北抗日前线。如今，这些歌随着早已散尽的战争硝烟而消失了。但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一个艺术家用自己的创作参加了战斗，这是不应该也不会磨灭的。
话分两头。
在临汾“民大”，尽管办学条件到了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地步，但是，在“一切为了抗战”这个民族的大前提下，师生们的精神生活还是比较充实的。萧军、萧红和他们的战友们整天忙于教书、排戏、开会……谈创作，谈抗战，谈发动群众，谈今后的理想。
然而，这喧腾红火的抗战气氛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二萧他们抵达临汾就任“民大”文艺指导不过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形势就急转直下了。山西那个土皇帝阎锡山的抗战姿态从一开始就是做作的，他哪里是真抗战呀！只不过是投机取巧，借以保存自己的军队和地盘而已。当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和人民群众不断地觉醒起来的时候，便由日趋恐慌进而压制和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对于侵略、扩张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他同蒋介石一样畏敌如虎，步步退让，一句话，他早就把当初办“民大”的宗旨丢在了脑后。1938年2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向山西省发动全面进攻，临汾已在日军的大炮射程之内。不得已，李公朴作出了将“民大”迁往乡宁继续办学的决定。
随之，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作出了决定：经运城奔西安，那里有八路军办事处和党的组织在公开活动。
也就在这一时刻，二萧的矛盾趋向了表面化-在去与留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
萧红和聂绀弩、田间、艾青等进步作家，当然还有那个一心想回大后方武汉去写他的长篇小说的端木蕻良，鉴于“民大”受制于阎锡山而无用武之地，于是，便毅然脱离了“民大”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
自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从沈阳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青岛，从青岛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直到现在的临汾，六年多来，无时无刻不想和日本鬼子“面对面地干！”的萧军，坚持要留在临汾，他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才甘心，而其内心的真正想法是：我要打她娘的日本小鬼子！这是因为：“我比他们强壮！”
临别之夜，夫妇俩并排躺在炕上，谁也不想入睡，各自仰脸看着黑糊糊的顶棚，互不相让地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终于，被萧军的一意孤行激怒了的萧红异常尖刻地愤愤地指责上了：
“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这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恨与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人总是一样的。”
萧军冷静地反驳着萧红的话：“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战线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萧红的回答显得更尖刻了一些：
“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的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我什么全没忘。我们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罢，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
“好的。”
在这里，争执的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从两人的上述对话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那种近乎“无情无义”的冷漠-他们夫妻间的感情纽带已经断裂了。萧军欲图从戎打日寇的念头由来已久，自然是无可指责，可言谈间那种盛气凌人式的语言，竟连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有，这说明他同萧红一样，其潜意识正是想摆脱近一两年来越来越深的痛苦的情感的束缚。
随后，萧军对同在一起的丁玲声明道：
“这不是开玩笑呢！我们常常这样为了意见不一致，大家弄得两不欢喜，所以还是各自走自己的路倒好一点……”
次日下午，萧红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登上了去运城的列车。萧军买了两个梨塞进了正倚在车窗口观望的萧红手中。但萧红并没有吃，只是茫然地接了过去，向车下的萧军望着，看着，看着，她的眼睛里慢慢地盈满了泪水……猛然间，她紧紧地抓住萧军的手，急剧地说道：
“我不要去运城了啊！我要同你进城去……死活在一起罢！在一起罢……若不，你也许一同走……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我懂得你的脾气……”
听着萧红这发自肺腑异常凄切的话语，猛然间，使得钢铁心肠的萧军也情不自禁地动上了感情，他的手不住地摇动着萧红那只细瘦的手，柔声地说道：“…你们先走一步……如果学校没有变动仍在这里……你们就再回来……这是一样的啊；也许……马上我也就来运城……一同在那里工作或者去西安，不然，就到延安去会合。你跟段（指丁玲-秋石注）他们一同走比较安全，他们有团体。我强壮……应该留在这里……学校已决定单成立一个‘艺术系’了……这是好的啊！我们的人，怎能一个不留在这里呢？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来的目的，不就是要在‘这个时期’工作吗？”
说到这里，刚开始还在勉强微笑着的萧军，眼睛和鼻子被一种强烈的不能形容的酸痛刺激着了，眼泪也要流下来了，但是萧军很快抑制住了自己……
当车厢里一些人开玩笑地说萧红“太关心他啦”，说萧军“是应该留在这里哪”的话时，萧红不觉心头一股气生出，她冷冷地回击了一句：
“你们并不软弱啊！为什么不留一个在这里？”
顿了顿，萧军又安慰上了萧红：
“不要傻吧……还是好好去运城……我们不久就会再见的……”
萧红的手，萧红的脸，萧红的整个身子在发热，她有点儿受不了萧军的犟脾气以及要分手的痛苦，她又一次对萧军重复地规劝道，明知她的话无用，但她还是要说：
“说过一千遍了……我不仅仅是为了你是我的‘爱人’才关心你！就仅是同志的关系……我也不乐意你就这样……你总是不肯听从我的话……你……”
萧红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不要紧的啦！”萧军笑着回答道，“我不是经过很多次应该死的关头全没死吗？我自信是死不了的……”
“这怎又比先前呢？你总是这样……我真不赞成……”她的声音尖锐、激愤，用手巾伤心地擦着鼻子和眼睛，说：“随你的便罢……你总没有一次好好听过我的话……”
萧军说着话也激动了起来，为自己辩解道：
“一切还不是为了工作吗？第一，我们要工作……不然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要你们到运城去也还不是为了工作吗？那里人太少……这并不是请你们逃跑……”
在临汾车站上，乘着车开还有一段时间，萧军找到丁玲说：
“我没有别的话，还是关于红……”
“是了呀……让我好好代你照顾她……你已经说过有几遍了……”丁玲打断了他的话。
“就是。实在的……她的身体不好！而处理一切人事又不及你熟练有把握……并且你们是有个团体的……对于什么全要容易些……她到运城可以不必停留，就随你们去西安，她如果乐意，而后你设法把她送上去延安的车……不然就暂时住在你们团体里罢，总之不要使她一个人孤单单地乱跑……反正……我们会见到的，只要……”
丁玲笑他：
“对了么……为什么那天晚上说得那么厉害？如今又是这样关心。”
萧军认真地答非所问：
“我此刻倒很羡慕你……没有牵挂……”
“是啊！”丁玲带有点忧伤的语调，“但你忘了，我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咧。”
……
过了一会，萧军又急急地说开了：
“我？就是想要和你商量商量关于我的问题。萧红是不乐意我留在这里，更不赞成我同‘民大’的学生们去打游击……她说这对于我是不必要的，即使牺牲了，这价值并不比我活着从事文学的价值更大些……她的意见对于我自己是很好的，也很对，但我这人，好像总带点过多的罗曼感情，总觉得拿起枪更要直接些，说老实话-这近乎有点自私-就是对于自己更舒服些。拿笔的工作实在太使人沉闷了啊！至少在目前这情形-我决定了，万一学校当局迁移以后不负责任，我就同他们去打游击……”
听到这里，丁玲静静地望着萧军，认真地对他说：
“去和学生们一道打游击吗？唔……这是不大靠得住的……”
“为什么靠不住？”
丁玲替他分析道：
“打游击是脱离不开当地的民众的哪，不然，粮食，地理……全成问题……如果你在晋南各地走过就知道了……恐怕民众全跑光了……”
“总之，”萧军怏怏地说道，“回武汉去再写文章的心情简直一点也没有……临离武汉时就没打算回去。问题又来了：打游击去吗？对于自己在文学上一点没干完的工作总有点牵挂，就是说万一被敌人打死了-因为要去打人，当然也得准备被别人打-那好像有点不甘心的样子……又一转念，若大家全这样藉了‘没干完的工作’而不去打仗，那么，谁就应该先死呢……”
丁玲被他这一番话给说动了，热烈地提议道：“那你到八路军去打游击罢……那里绝没有像其他的部队存心或是愚蠢到把自己的同志们白白地牺牲的事……让我来做你的政治指导员，你做队长……好吗？”
“这倒配合得很啦！”萧军说完，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了起来。
丁玲于是帮助萧军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去五台罢。”丁玲的这个决定，使得萧军心头过于激动的感情有了依托，也不至于像在普通不可靠的游击队里时时会遇到牺牲，当然，这样一来，萧红也可以放心了。还有，看一看那里新建立起来的游击区的人民、军队、行政、交通……是怎样运转着的。这对于萧军将来的创作，也是大有裨益的。
那天晚上，萧军在萧红所在的车厢里待得很晚很晚，在萧红的一再催促下才下了车。
萧军下车的时候，丁玲在另一节车厢里发动“西战团”的团员们为他唱一支送行的歌。聂绀弩、端木，还有和萧军熟识的“西战团”的团员们走下车来，大家不约而同地一起集合在站台上，其余的人则从车窗里探出半截身子或者一个头，纷纷和萧军说起了告别的话语。
萧红没有走下车厢，也许是分离的痛苦使她迈不动双腿，她只是从车厢的这面窗口探出身子来，她的脸色苍白，默默无语地望着萧军……
萧军从心底里感觉到，萧红这神态才是一种真正的沉重的压迫！萧军被她那悲哀、苍白的眼神盯得受不了，他几乎就要冲过去把她紧紧地拥在自己的怀里……
这时，从车厢的各个窗口里响起了嘹亮雄壮的歌声，丁玲和一些同志将萧军团团围在了他们的中心……
直到萧军走到车站的入口处，在昏暗的门灯下面，他才回过头去，那边有无数只胳膊在空中挥舞着，有的叫着“萧军万岁”的口号，不少人则在唱着“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团结起来到明天”的《国际歌》……
萧军的心头不由得一阵酸楚，他在想，萧红还是那样倚坐在那个窗口吗？那微微地透着一点苍白处，就是她的脸存在着的地方吗……
萧军再也不敢往萧红所坐的车厢望下去了，他一狠心，扭回了头，大踏步地走下了出站的斜坡……
萧军抬起头来，往临汾城里望去，那里没有灯火，没有人声，“看起来只是一片无止无尽的黑茫……”。
第二天早晨，从旷无一人的旧日教员宿舍的炕上醒来，萧军没有像往常干净利索地起来，只是呆呆地面对着那古旧的深灰色的天棚愣神儿，突然间，萧红临走时拉下的一双矮腰小皮靴在他的视线中出现了。这是一双棕红色的小皮靴子，萧红因喜欢而常常不住地向人加以夸耀。而每次穿上这双棕红色的小皮靴行路，萧红总是故意地显示出她所特有的愉快和轻捷，可是现在，现在萧红竟然将它们遗忘在了这儿！
萧红的性子可不是好遗忘的啊，她做事一向有条不紊的，是她故意留下的呢，还是……如果是故意留下的，那是不是要他追赶他们去……萧军的思路从小皮靴子延伸了开去，一双大的含着泪水的眼睛……苍白地浮现着，又向他逼走了进来……
应当说，直到临汾火车站分手的那一刻，萧红在心底里还是深深爱着萧军的。她格外地珍惜她与萧军之间的情感，她忘不了六年前哈尔滨道外东兴顺旅馆那刻骨铭心的一幕，她并不想让萧军离开她的身边。联想到四年前的那个夏天与秋天，在哈尔滨和青岛离开时沿街叫卖瓶瓶罐罐和旧家具的情形，人们怎么也无法想象得出：一向有条不紊的萧红会把自己最喜爱的小皮靴遗忘……然而，萧军要去打游击的决心和信心，也是萧红根本动摇不了的。这，无疑是一个悲剧！
两人的成长、成名是相辅相成的。萧红与萧军的名字是紧紧联结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不争的史实。不错，是萧军救了萧红，是萧军把萧红的《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但同样无法忽视的事实是，正是萧红阻止住了萧军的无奈与狂躁不安，并且在寒冷的冬夜里为他一一誊清原稿，使得萧军最终得以完成《八月的乡村》这部革命的文学史诗……
起床洗漱完毕，萧军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萧红遗留下来的那双棕红色的小皮靴子精心包扎好。此外，他还附上了一封短短的信，信上写道：
红：
这双小靴子不是你所爱的吗？为什么单单地把它遗落了呢？总是这样不沉静啊！我大约随学校走，也许去五台……再见了！一切段同志会照顾你……
祝
健康！
军
除萧红的靴子外，还有一部分《第三代》的底稿，已出版的《第三代》一、二部合订本一册，一些材料和信件（信件即是萧红自东京和后来在北平寄给萧军的），萧军把它们合在一起，也包成了一个小包，在包皮上他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我不愿失落了它们！”另外他还给已到西安的丁玲写了一封短信：
丁玲同志：
拜托您，因为您的地址固定些，请把这个小包代收一收罢，里面有一部分是原稿，一本书，两本日记，几封朋友们的信。如果我活着，那请再交给我；万一死了，就请把那日记和朋友们的信，顺便扔进黄河里罢，或者代烧掉它。总之，我不愿自己死了，这些东西还留在别人的眼睛里。请尊重我的嘱托。
军
正好，“民大”有一位名叫陶然的教员要步行渡过黄河去西安，于是，萧军就将带包的事郑重地托付给了他。结果呢，这位同事并没去西安，而是直接去了延安。当两人在宝塔山下重逢的时候，同事又将两个小包交还给了萧军。至于萧红的那双小皮靴，后来，萧军随丁玲、聂绀弩一起到西安时交给了早已“另有所爱”的萧红。
话说这边-
在敌机的不断轰炸骚扰下，民族革命大学决定迁往乡宁。
1938年2月25日，驻临汾的八路军兵站站长杨立三给萧军开了一张去五台前线的通行证。
两天后，萧军随同“民大”一部分师生从临汾步行出发。
1938年3月2日，萧军抵达乡宁。
又过了六天，1938年3月8日，萧军步行到了吉县。吉县，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部的驻地。
抵达吉县后，萧军与同去的十一位“民大”教员一起，前往第二战区司令部见到了既是“民大”校长又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
萧军为了能够拿到去延安的通行证（由于去五台前线的路上有战事，交通有碍，便改道延安前往，而去延安必须有阎锡山签署的通行证方能从国统区进入红军根据地-秋石注），只好憋着一肚子气，似听非听地听着这个老军阀的官腔和废话。待到阎锡山讲得快要差不多的时候，萧军这才不失时宜地提出了请他开一张去延安的通行证的事。阎锡山听后打量了一下萧军，尔后才慢吞吞地说道：“好吧！去延安看看我也赞成。国共合作抗战一家，你回来时，欢迎你再来谈谈。”
一拿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开具的通行证，萧军顿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浑身上下精神飒爽，连日来徒步行军造成的疲惫不堪的脚底板也变得硬朗有力多了，走起路来呼呼地生风。在平渡口，为了能够尽早登船过河，萧军冒险地接连爬了几次冰崖，有一次，竟差一点从冰坡下滑落到波涛汹涌的黄河中去……
1938年3月18日正午时分，经过一上午六七十里地的急行军，萧军终于望见了阳光直射下的宝塔山。此时此刻，他的整个感觉是：“天气是晴朗的，路上一种浓郁的使人陶醉的泥土气味，随处升腾着。”望着，望着，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和喜悦，萧军猛地跪倒在了畅流不息的延河边上，他缓缓地伸出双手，虔诚地掬起了一捧冰凉纯净的河水，吮吸在嘴里，竟是这样的香甜、这样的惬意和沁人肺腑……
延安，古老而又神圣的延安，无处不在散发着母亲般温暖的延安，正张开她那温馨无比的怀抱，迎接着他这个流浪了大半个中国的游子的到来……
就在这时，山西办了一所民族革命大学，阎锡山自任校长，为了给他自己创办的这所“革命大学”多多少少能够增添一些抗日色彩，为此，他特别邀请了著名的“抗日七君子”之一的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李公朴担任副校长，管理“民大”的具体事务。对于抗日这个当前压倒一切的全民族头等大事，李公朴自然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呼吁。于是，他首先派人来到抗战人士比较集中的武汉招兵买马，从教授到学生全招。来招兵买马的人很快就找到了鲁迅学生、最早撰写抗日武装斗争小说的萧军、萧红夫妇，以及胡风、聂绀弩，还有艾青、田间等人。
胡风由于《七月》的关系，一时走不了，只好留下了。
对于抗日的事儿，唯萧军参与最早-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不几天，萧军就与方靖远等人一起首举义旗，图谋武装抗日。因此，他自然是高举双手投赞成票了，而且就他的性子来讲，越快越好，他还主张能有更多的人一起参与。
至于说到端木蕻良有没有接到邀请，现在已经很难搞清楚了-据梅志回忆说：“只有那位朋友端木在一旁做无可奈何状，看来只得跟着走了。”
关于去山西临汾“民大”任教一事，端木蕻良也有他的说法与去处。据其夫人钟耀群在《端木与萧红》一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1月第1版）中这样写道：
1938年1月，臧云远从山西来到武汉，为当时阎锡山创业的民族革命大学招兵买马，阎锡山自认校长，李公朴当副校长。
臧云远1932年在北京和端木都是“左联”成员，在红楼同住过一间房，感情很好。抗战开始后，臧云远受民族革命大学之托，到武汉来找端木，要端木介绍一些当时较有名气的文化人，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端木当即告诉常来小金龙巷的萧军、萧红、聂绀弩、艾青、田间等，除了蒋锡金要编他的刊物，胡风要留守编《七月》之外，其他人都愿去临汾就教。
下旬，这批文化人和召来的许多学生，便乘铁皮车驶向山西了。当时臧云远要端木不要和学生一起乘铁皮车走，过几天就可以乘客车走。但当时端木抗日热情高涨，愿意和小学生们一起走……
在这里，端木及其夫人说的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为此，笔者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先后查阅了艾青、聂绀弩，以及包括萧红在内一干当事人的回忆和描写，还有蒋锡金、胡风、梅志、孔罗荪等留守武汉诸多“旁观者”的回忆文章，无不一致指出：他们去山西临汾“民大”任教，是受了“民大”副校长李公朴先生的邀请，而断非先由端木受什么臧云远的所谓“委托”，再通知二萧及其他人同行。至于“过几天就可以乘客车走”的说法更是子虚乌有。
相隔半个世纪后-1986年3月3日，于长春东北师大寓所，当年武汉的见证人蒋锡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详尽地回忆道：
不久二萧来汉口向我们告辞，他们接受了李公朴办的民族革命大学的聘请，要去临汾。当时流亡在武汉的年青人很多，他们来自各方战地，对这个战时的革命大学非常向往，因此很有些人报名去学习，有的应聘去任教，成为一时的热潮。第一批（我不知道有没有第二批）出发的，大约有几千人或上万的人。我记得是和罗荪以及另外一些人去给他们送行的。那是在汉口大智门车站迤西的一个濒临汉水的不知是否叫玉带门的小车站，那是一个运载货物的车站，平时是不在这里装乘旅客的。天已墨黑，隔开很远才有一盏十分暗淡的电灯照亮着月台上密密层层的群众。即将出发的人和送行的人，一排一排，一圈一圈，人们互相不大看得清脸面。歌声此起彼落地唱起来，人们要用雄壮的歌声送他们进入大西北的浩荡的风沙里，送他们先走上战场。列车已经长龙似地傍着月台，这些都是装载货物的铁篷车，中间是它的进出口；车厢里没有坐位，只有铺地的铁板上有几堆稻草，这就是供给这些行将出发者睡卧的地方。“史无前例”中，河北省有“小将”来外调田间这一段历史，我说给他们听，他们不信，说那不是阎锡山用“专车”把他们接走的吗？我说是的，不过那并不是达官大员们乘用的“花车”，只是不按照排定的次序开行的，不一定在哪一站停一下，又不一定停多久又开行，插空子行驶，终于能送达到目的地的专用车而已。这次他们同行的一伙是六个人：二萧、Domo（即端木）、艾青、田间、聂绀弩。《七月》的七个人走掉了六个，胡风也在月台上送行。
月台上还有许多我认识的人，也是这一批走的，他们中有严辰和逯斐等，在另一个车厢。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就哐当哐当地开走了。
在同一篇文章中，蒋锡金还指出，在萧军遭国民党特务非法绑架后不久，二萧和端木均搬出了小金龙巷。其中，二萧迁往冯乃超夫妇不久前居住过的紫阳湖畔的寓所。而“Domo那时住在何处，我记不清。小金龙巷的这段生活，就此告一段落。这也纠正了钟耀群所云去临汾”民大前端木仍住在小金龙巷的说法，尽管钟耀群的成书要比蒋锡金的文章晚12年。
不仅蒋锡金如此说，而且，更多的人，更多的史料，无不印证了蒋锡金的这个说法。请看-
A。《萧军简历年表》（刊《萧军纪念集》74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10月版）这样写道：
1938年31岁……应李公朴的邀请，1月27日离开汉口，于2月6日到达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文艺指导”。
B。《萧红全集萧红生平事迹考》（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495页）：
1938年（民国27年）28岁（此处系指虚岁，萧红生于1911年-引者注）：
1月间，应李公朴之邀，萧红、萧军、艾青、田间、端木蕻良、聂绀弩、塞克一行离开武汉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萧红任该校文艺指导。
C。《不灭的诗魂-艾青传》（吴洪若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64页）：
（1938年）新年一开始，艾青接到了李公朴从山西临汾发来的邀请函……李公朴在聘请艾青前往任教的同时，还请了萧军等人。
D。方仲伯先生于1980年2月27日发表在李公朴故乡的《常州报》上的《李公朴》一文指出：
1937年底，阎锡山派专人到汉口约李公朴去山西主持民族革命大学，他自任校长，请李公朴担任副校长，全面管理民大教政。李公朴是著名的“抗日七君子”之一，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生性豪爽，而且正想对抗战教育作个实验，于是他就各处奔走，为民族革命大学拟就创立纲领，并约同许多知名人士……
E。由另一路抵达“民大”任教的徐懋庸先生，在其《我与毛主席的一些接触》一文（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延安作家》一书309页）中，同样标明系李公朴所聘。徐懋庸写道：
由于周扬他们对我不负责任，我又没有别的关系，去延安是很困难的。1937年底，我在汉口利用李公朴为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聘请老师的机会，先去临汾作为过渡……
F。原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离休干部鹿野先生在其《一个正直的人》一文（《萧军纪念集》141页）中写道：
我和萧军初识于50年前，1938年2月10日，他应“爱国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之邀，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同他一道到“民大”的还有萧红、艾青、聂绀弩、端木蕻良等。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在二萧一干人抵达“民大”后，面对阎锡山只是为捞取“抗日”的名声而不给任何经费放任自流的混乱局面，李公朴先生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以“民大”临时负责人的身份专门发表了《致民大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全体师生以“抗日”大局为重，克服困难，坚决贯彻执行“民大”创立十大纲领……
在他们临行前，胡风同《七月》最早的出版者熊子民商量，因为《七月》自试刊以来从未发过稿费，连胡风本人也没有领取过一分钱的编辑费。而现在大家就要分手了，又要到遥远的北方，至少，应该给每人送点钱，添置点行装。对此，熊子民倒是答应了，拿出了600元钱，说明是《七月》出版六期的结余，每人分了60元，艾青有小孩，稍稍多给了一点。对这笔“飞来横财”（作家们在抗战期间拿不到稿酬是司空见惯了的），大家都出乎意料地高兴。谈到《七月》的命运，大家的意见是统一的，都说应当维持下去，似乎到了离别的时候，才感到这份刊物的重量。
1938年1月27日，萧军、萧红、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一起在汉润里会齐后到车站。他们坐的是货车，但车上学生们的精神煞是高昂激越，齐齐地坐在车厢内唱着抗日救亡歌曲。萧红则有些担心，担心那地方不好，怎么请教授却让坐货车呢！而萧军则不以为然，他是苦惯了的，什么恶劣环境他都经历过，何况是到抗日救亡第一线去了，那心情自不必说。他只是有点儿依依不舍，同来送行的胡风、冯乃超他们说，这次去临汾如果弄得不好，将来做事就困难了。
到了临出发的时候，萧红的情绪反倒好了起来，可能是因为她太喜欢北方了，想到又能见到满天的飞雪和温暖诱人的火炕，为此，“她一直很兴奋，披着她的毛领呢大衣，矫健地走着”。
在与之同行的人中，还有一位与萧红一样的年轻女性，一位颇引人注目的年轻妈妈，她，就是诗人艾青的第一位妻子张竹如。她怀中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女儿“七月”，为着灾难深重的民族，为着祖国万里河山的完整统一，毅然决然地跟随丈夫奔赴了抗日前沿阵地，后来还到了大西北的西安。然而，无独有偶的是，两年后，二萧分手的阴影也落到了她的头上……
已经是滴水成冰的三九寒冬了，可谁也没有计较乘坐的是冰冷的货车。北国大地的冬天更冷，但是挡不住这一群热血沸腾的抗日青年火热的心，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使得祖国的春天快快到来。
列车经过十天的开开停停，他们这一行人终于抵达了临汾。
待到了“民大”的时候，不由得使他们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算什么大学呀！“民大”虽然有一个校址，也挂了一块牌子，但是什么准备工作也没有做，学生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涌来，最后超过了五千人，生活、学习全成了问题。军阀阎锡山只知道与老蒋抗衡，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可他什么也没有给实际负责的李公朴，连聘书也不曾发给李公朴。面对这杂乱的一切，李公朴先生当机立断，发表了《致民大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同学们以抗日为己任，自己管理自己。
萧军、萧红等人被李公朴任命为“民大”的“文艺指导”。
在这期间，“民大”学生干了一件大快人心有利于抗日和维护民族团结的事情-反对和逮捕破坏抗日宣传的托派汉奸张慕陶的斗争。这个斗争得到了二萧强有力的支持。当时，张慕陶是阎锡山属下第六集团军的高级参谋，受到阎锡山的庇护。学生们发现这个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托派汉奸的劣迹后，当即义愤填膺，群情激昂，继而迅速逮捕了这个家伙，并把他押解到由共产党员任校长、进步势力强大的随营学校。张慕陶被押解到随营学校的时候，操场上被数千名“民大”和随营学校的师生给围挤得水泄不通，人们要求惩办托派汉奸的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毁。萧军那天也参加了学生们的革命行动。
在把张慕陶关押起来后，为首的学生领袖一时间感慨万分，同时又感到有点儿骑虎难下。这是因为，当时的临汾形势开始变得危急起来，“民大”即将撤退，对张慕陶实际上处于“欲杀不可，欲放不能”的困境之中。为此，他们派出三位代表一起去求教萧军。当他们来到临汾城里二萧居住的“没有桌子只有砖炕的卧室”时，只见萧红正在吸烟，她披着一袭红色牛皮大衣，斜盖在头上的绒帽下露出几绺毛茸茸的“刘海”，脸色苍白，样子憔悴，然而她一听说此事，当即对学生们的行动表示支持。尔后，她伸出双手比画了起来，有声有色地将前一日学生们痛打张慕陶的情景给描绘了一通。萧红说，她准备写一篇临汾群众运动高涨的散文，其中就有“民大”学生反对托派汉奸张慕陶的斗争。最后，她建议学生们去找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
而萧军的态度则更为坚决，当时的学生代表鹿野说，萧军“真不愧是鲁迅先生培养出来的战士，他对托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所起的细菌作用仇恨至极，痛骂托派的理论最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萧军对学生们戏谑地说：“当前一些人拿托派当宝贝最足以说明问题。”
慷慨激昂的萧军立即同学生代表们一道赶赴临汾城外的刘村，向驻扎在那里的八路军学兵队请求援助。他还请学兵队的负责人把“民大”学生逮捕张慕陶的通讯送往延安发表或广播，以期引起全国抗日军民的注意和声援。
甚为可惜的是，这个计划没有能来得及付诸实施，真反共消极抗日的阎锡山便扯起了白旗：“民大”所在地的临汾不战弃守，而处处破坏抗日的托派、汉奸张慕陶居然也被阎锡山下令给释放了。
没过几天，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萧军对学生们说：“一道过黄河去吧！这个‘民大’也太乌七八糟了，不值得留恋。”在萧军的劝导下，一部分学生就近奔赴抗日第一线投入了真枪真刀的战斗，一部分学生则投奔了革命摇篮延安。
在临汾，萧军意外地与后来享誉海内外的“西部歌王”王洛宾相遇，而且还知道，早在两年多前，王洛宾在北平就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口诵的“奴隶没有恋爱”的五句词谱了曲，这就是一度在抗日学生们中流传的《奴隶之爱》歌曲：
我要恋爱！
我也要祖国的自由！
毁灭了吧？还是起来？
毁灭了吧？还是起来？
奴隶没有恋爱；
奴隶也没有自由！
萧军和王洛宾一见面，两人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萧军在上海的时候，就有北平来的东大学生给他唱过《奴隶之爱》这首歌。作为小说作家，他极为满意，觉得自己在文字描写中未能充分表达的感情，一曲歌唱倾吐得淋漓尽致。他非常感谢这位当时不知其名的作曲家。他来到山西，听说该曲作者大名王洛宾，其人就在战地服务团，便急于相见。虽然是初次相见，却已是老朋友一样的相识相知。
萧红也感动得紧紧握住王洛宾的手。这位当时享有盛名的青年女作家，与众不同地穿着浅咖啡色的毛呢外套，戴着俄国哥萨克式皮帽，亭亭玉立在清一色灰棉军装的人群中，自然地显出她的超然不凡。
战地服务团创作排练文艺节目，流动演出，慰问部队，鼓舞士气；也经常参加运送弹药，救护伤病员。或到各地宣传抗日，组织动员群众支援前线。
在这个时期，王洛宾创作了许多抗战歌曲。有塞克作词，由他作曲的《老乡！上战场》、《血花曲》，也有由他一手作词作曲的《洗衣歌》、《风陵渡的歌声》，等等，那时唱遍了整个华北抗日前线。如今，这些歌随着早已散尽的战争硝烟而消失了。但是，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一个艺术家用自己的创作参加了战斗，这是不应该也不会磨灭的。
话分两头。
在临汾“民大”，尽管办学条件到了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地步，但是，在“一切为了抗战”这个民族的大前提下，师生们的精神生活还是比较充实的。萧军、萧红和他们的战友们整天忙于教书、排戏、开会……谈创作，谈抗战，谈发动群众，谈今后的理想。
然而，这喧腾红火的抗战气氛并没有能够持续多久，二萧他们抵达临汾就任“民大”文艺指导不过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形势就急转直下了。山西那个土皇帝阎锡山的抗战姿态从一开始就是做作的，他哪里是真抗战呀！只不过是投机取巧，借以保存自己的军队和地盘而已。当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和人民群众不断地觉醒起来的时候，便由日趋恐慌进而压制和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对于侵略、扩张成性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他同蒋介石一样畏敌如虎，步步退让，一句话，他早就把当初办“民大”的宗旨丢在了脑后。1938年2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向山西省发动全面进攻，临汾已在日军的大炮射程之内。不得已，李公朴作出了将“民大”迁往乡宁继续办学的决定。
随之，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作出了决定：经运城奔西安，那里有八路军办事处和党的组织在公开活动。
也就在这一时刻，二萧的矛盾趋向了表面化-在去与留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
萧红和聂绀弩、田间、艾青等进步作家，当然还有那个一心想回大后方武汉去写他的长篇小说的端木蕻良，鉴于“民大”受制于阎锡山而无用武之地，于是，便毅然脱离了“民大”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
自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从沈阳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青岛，从青岛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直到现在的临汾，六年多来，无时无刻不想和日本鬼子“面对面地干！”的萧军，坚持要留在临汾，他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才甘心，而其内心的真正想法是：我要打她娘的日本小鬼子！这是因为：“我比他们强壮！”
临别之夜，夫妇俩并排躺在炕上，谁也不想入睡，各自仰脸看着黑糊糊的顶棚，互不相让地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终于，被萧军的一意孤行激怒了的萧红异常尖刻地愤愤地指责上了：
“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这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恨与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人总是一样的。”
萧军冷静地反驳着萧红的话：“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战线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萧红的回答显得更尖刻了一些：
“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的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我什么全没忘。我们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罢，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
“好的。”
在这里，争执的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从两人的上述对话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那种近乎“无情无义”的冷漠-他们夫妻间的感情纽带已经断裂了。萧军欲图从戎打日寇的念头由来已久，自然是无可指责，可言谈间那种盛气凌人式的语言，竟连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有，这说明他同萧红一样，其潜意识正是想摆脱近一两年来越来越深的痛苦的情感的束缚。
随后，萧军对同在一起的丁玲声明道：
“这不是开玩笑呢！我们常常这样为了意见不一致，大家弄得两不欢喜，所以还是各自走自己的路倒好一点……”
次日下午，萧红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登上了去运城的列车。萧军买了两个梨塞进了正倚在车窗口观望的萧红手中。但萧红并没有吃，只是茫然地接了过去，向车下的萧军望着，看着，看着，她的眼睛里慢慢地盈满了泪水……猛然间，她紧紧地抓住萧军的手，急剧地说道：
“我不要去运城了啊！我要同你进城去……死活在一起罢！在一起罢……若不，你也许一同走……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我懂得你的脾气……”
听着萧红这发自肺腑异常凄切的话语，猛然间，使得钢铁心肠的萧军也情不自禁地动上了感情，他的手不住地摇动着萧红那只细瘦的手，柔声地说道：“…你们先走一步……如果学校没有变动仍在这里……你们就再回来……这是一样的啊；也许……马上我也就来运城……一同在那里工作或者去西安，不然，就到延安去会合。你跟段（指丁玲-秋石注）他们一同走比较安全，他们有团体。我强壮……应该留在这里……学校已决定单成立一个‘艺术系’了……这是好的啊！我们的人，怎能一个不留在这里呢？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来的目的，不就是要在‘这个时期’工作吗？”
说到这里，刚开始还在勉强微笑着的萧军，眼睛和鼻子被一种强烈的不能形容的酸痛刺激着了，眼泪也要流下来了，但是萧军很快抑制住了自己……
当车厢里一些人开玩笑地说萧红“太关心他啦”，说萧军“是应该留在这里哪”的话时，萧红不觉心头一股气生出，她冷冷地回击了一句：
“你们并不软弱啊！为什么不留一个在这里？”
顿了顿，萧军又安慰上了萧红：
“不要傻吧……还是好好去运城……我们不久就会再见的……”
萧红的手，萧红的脸，萧红的整个身子在发热，她有点儿受不了萧军的犟脾气以及要分手的痛苦，她又一次对萧军重复地规劝道，明知她的话无用，但她还是要说：
“说过一千遍了……我不仅仅是为了你是我的‘爱人’才关心你！就仅是同志的关系……我也不乐意你就这样……你总是不肯听从我的话……你……”
萧红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不要紧的啦！”萧军笑着回答道，“我不是经过很多次应该死的关头全没死吗？我自信是死不了的……”
“这怎又比先前呢？你总是这样……我真不赞成……”她的声音尖锐、激愤，用手巾伤心地擦着鼻子和眼睛，说：“随你的便罢……你总没有一次好好听过我的话……”
萧军说着话也激动了起来，为自己辩解道：
“一切还不是为了工作吗？第一，我们要工作……不然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要你们到运城去也还不是为了工作吗？那里人太少……这并不是请你们逃跑……”
在临汾车站上，乘着车开还有一段时间，萧军找到丁玲说：
“我没有别的话，还是关于红……”
“是了呀……让我好好代你照顾她……你已经说过有几遍了……”丁玲打断了他的话。
“就是。实在的……她的身体不好！而处理一切人事又不及你熟练有把握……并且你们是有个团体的……对于什么全要容易些……她到运城可以不必停留，就随你们去西安，她如果乐意，而后你设法把她送上去延安的车……不然就暂时住在你们团体里罢，总之不要使她一个人孤单单地乱跑……反正……我们会见到的，只要……”
丁玲笑他：
“对了么……为什么那天晚上说得那么厉害？如今又是这样关心。”
萧军认真地答非所问：
“我此刻倒很羡慕你……没有牵挂……”
“是啊！”丁玲带有点忧伤的语调，“但你忘了，我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咧。”
……
过了一会，萧军又急急地说开了：
“我？就是想要和你商量商量关于我的问题。萧红是不乐意我留在这里，更不赞成我同‘民大’的学生们去打游击……她说这对于我是不必要的，即使牺牲了，这价值并不比我活着从事文学的价值更大些……她的意见对于我自己是很好的，也很对，但我这人，好像总带点过多的罗曼感情，总觉得拿起枪更要直接些，说老实话-这近乎有点自私-就是对于自己更舒服些。拿笔的工作实在太使人沉闷了啊！至少在目前这情形-我决定了，万一学校当局迁移以后不负责任，我就同他们去打游击……”
听到这里，丁玲静静地望着萧军，认真地对他说：
“去和学生们一道打游击吗？唔……这是不大靠得住的……”
“为什么靠不住？”
丁玲替他分析道：
“打游击是脱离不开当地的民众的哪，不然，粮食，地理……全成问题……如果你在晋南各地走过就知道了……恐怕民众全跑光了……”
“总之，”萧军怏怏地说道，“回武汉去再写文章的心情简直一点也没有……临离武汉时就没打算回去。问题又来了：打游击去吗？对于自己在文学上一点没干完的工作总有点牵挂，就是说万一被敌人打死了-因为要去打人，当然也得准备被别人打-那好像有点不甘心的样子……又一转念，若大家全这样藉了‘没干完的工作’而不去打仗，那么，谁就应该先死呢……”
丁玲被他这一番话给说动了，热烈地提议道：“那你到八路军去打游击罢……那里绝没有像其他的部队存心或是愚蠢到把自己的同志们白白地牺牲的事……让我来做你的政治指导员，你做队长……好吗？”
“这倒配合得很啦！”萧军说完，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了起来。
丁玲于是帮助萧军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去五台罢。”丁玲的这个决定，使得萧军心头过于激动的感情有了依托，也不至于像在普通不可靠的游击队里时时会遇到牺牲，当然，这样一来，萧红也可以放心了。还有，看一看那里新建立起来的游击区的人民、军队、行政、交通……是怎样运转着的。这对于萧军将来的创作，也是大有裨益的。
那天晚上，萧军在萧红所在的车厢里待得很晚很晚，在萧红的一再催促下才下了车。
萧军下车的时候，丁玲在另一节车厢里发动“西战团”的团员们为他唱一支送行的歌。聂绀弩、端木，还有和萧军熟识的“西战团”的团员们走下车来，大家不约而同地一起集合在站台上，其余的人则从车窗里探出半截身子或者一个头，纷纷和萧军说起了告别的话语。
萧红没有走下车厢，也许是分离的痛苦使她迈不动双腿，她只是从车厢的这面窗口探出身子来，她的脸色苍白，默默无语地望着萧军……
萧军从心底里感觉到，萧红这神态才是一种真正的沉重的压迫！萧军被她那悲哀、苍白的眼神盯得受不了，他几乎就要冲过去把她紧紧地拥在自己的怀里……
这时，从车厢的各个窗口里响起了嘹亮雄壮的歌声，丁玲和一些同志将萧军团团围在了他们的中心……
直到萧军走到车站的入口处，在昏暗的门灯下面，他才回过头去，那边有无数只胳膊在空中挥舞着，有的叫着“萧军万岁”的口号，不少人则在唱着“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团结起来到明天”的《国际歌》……
萧军的心头不由得一阵酸楚，他在想，萧红还是那样倚坐在那个窗口吗？那微微地透着一点苍白处，就是她的脸存在着的地方吗……
萧军再也不敢往萧红所坐的车厢望下去了，他一狠心，扭回了头，大踏步地走下了出站的斜坡……
萧军抬起头来，往临汾城里望去，那里没有灯火，没有人声，“看起来只是一片无止无尽的黑茫……”。
第二天早晨，从旷无一人的旧日教员宿舍的炕上醒来，萧军没有像往常干净利索地起来，只是呆呆地面对着那古旧的深灰色的天棚愣神儿，突然间，萧红临走时拉下的一双矮腰小皮靴在他的视线中出现了。这是一双棕红色的小皮靴子，萧红因喜欢而常常不住地向人加以夸耀。而每次穿上这双棕红色的小皮靴行路，萧红总是故意地显示出她所特有的愉快和轻捷，可是现在，现在萧红竟然将它们遗忘在了这儿！
萧红的性子可不是好遗忘的啊，她做事一向有条不紊的，是她故意留下的呢，还是……如果是故意留下的，那是不是要他追赶他们去……萧军的思路从小皮靴子延伸了开去，一双大的含着泪水的眼睛……苍白地浮现着，又向他逼走了进来……
应当说，直到临汾火车站分手的那一刻，萧红在心底里还是深深爱着萧军的。她格外地珍惜她与萧军之间的情感，她忘不了六年前哈尔滨道外东兴顺旅馆那刻骨铭心的一幕，她并不想让萧军离开她的身边。联想到四年前的那个夏天与秋天，在哈尔滨和青岛离开时沿街叫卖瓶瓶罐罐和旧家具的情形，人们怎么也无法想象得出：一向有条不紊的萧红会把自己最喜爱的小皮靴遗忘……然而，萧军要去打游击的决心和信心，也是萧红根本动摇不了的。这，无疑是一个悲剧！
两人的成长、成名是相辅相成的。萧红与萧军的名字是紧紧联结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不争的史实。不错，是萧军救了萧红，是萧军把萧红的《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但同样无法忽视的事实是，正是萧红阻止住了萧军的无奈与狂躁不安，并且在寒冷的冬夜里为他一一誊清原稿，使得萧军最终得以完成《八月的乡村》这部革命的文学史诗……
起床洗漱完毕，萧军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萧红遗留下来的那双棕红色的小皮靴子精心包扎好。此外，他还附上了一封短短的信，信上写道：
红：
这双小靴子不是你所爱的吗？为什么单单地把它遗落了呢？总是这样不沉静啊！我大约随学校走，也许去五台……再见了！一切段同志会照顾你……
祝
健康！
军
除萧红的靴子外，还有一部分《第三代》的底稿，已出版的《第三代》一、二部合订本一册，一些材料和信件（信件即是萧红自东京和后来在北平寄给萧军的），萧军把它们合在一起，也包成了一个小包，在包皮上他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我不愿失落了它们！”另外他还给已到西安的丁玲写了一封短信：
丁玲同志：
拜托您，因为您的地址固定些，请把这个小包代收一收罢，里面有一部分是原稿，一本书，两本日记，几封朋友们的信。如果我活着，那请再交给我；万一死了，就请把那日记和朋友们的信，顺便扔进黄河里罢，或者代烧掉它。总之，我不愿自己死了，这些东西还留在别人的眼睛里。请尊重我的嘱托。
军
正好，“民大”有一位名叫陶然的教员要步行渡过黄河去西安，于是，萧军就将带包的事郑重地托付给了他。结果呢，这位同事并没去西安，而是直接去了延安。当两人在宝塔山下重逢的时候，同事又将两个小包交还给了萧军。至于萧红的那双小皮靴，后来，萧军随丁玲、聂绀弩一起到西安时交给了早已“另有所爱”的萧红。
话说这边-
在敌机的不断轰炸骚扰下，民族革命大学决定迁往乡宁。
1938年2月25日，驻临汾的八路军兵站站长杨立三给萧军开了一张去五台前线的通行证。
两天后，萧军随同“民大”一部分师生从临汾步行出发。
1938年3月2日，萧军抵达乡宁。
又过了六天，1938年3月8日，萧军步行到了吉县。吉县，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部的驻地。
抵达吉县后，萧军与同去的十一位“民大”教员一起，前往第二战区司令部见到了既是“民大”校长又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
萧军为了能够拿到去延安的通行证（由于去五台前线的路上有战事，交通有碍，便改道延安前往，而去延安必须有阎锡山签署的通行证方能从国统区进入红军根据地-秋石注），只好憋着一肚子气，似听非听地听着这个老军阀的官腔和废话。待到阎锡山讲得快要差不多的时候，萧军这才不失时宜地提出了请他开一张去延安的通行证的事。阎锡山听后打量了一下萧军，尔后才慢吞吞地说道：“好吧！去延安看看我也赞成。国共合作抗战一家，你回来时，欢迎你再来谈谈。”
一拿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开具的通行证，萧军顿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浑身上下精神飒爽，连日来徒步行军造成的疲惫不堪的脚底板也变得硬朗有力多了，走起路来呼呼地生风。在平渡口，为了能够尽早登船过河，萧军冒险地接连爬了几次冰崖，有一次，竟差一点从冰坡下滑落到波涛汹涌的黄河中去……
1938年3月18日正午时分，经过一上午六七十里地的急行军，萧军终于望见了阳光直射下的宝塔山。此时此刻，他的整个感觉是：“天气是晴朗的，路上一种浓郁的使人陶醉的泥土气味，随处升腾着。”望着，望着，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和喜悦，萧军猛地跪倒在了畅流不息的延河边上，他缓缓地伸出双手，虔诚地掬起了一捧冰凉纯净的河水，吮吸在嘴里，竟是这样的香甜、这样的惬意和沁人肺腑……
延安，古老而又神圣的延安，无处不在散发着母亲般温暖的延安，正张开她那温馨无比的怀抱，迎接着他这个流浪了大半个中国的游子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