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再度“跋涉”
二萧在武汉又见到了早于十天到达、与鲁迅先生有着“平生风谊兼师友”的胡风先生。
二萧本来就是应胡风之邀前来武汉和他一起办《七月》杂志的。
经常在《七月》上发表作品的有胡风、丁玲（此时的她业已逃离国民党的魔爪，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不久，即和二萧一起在山西临汾会面）、彭柏山（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此时也已从苏州反省院出狱）、丘东平、聂绀弩、曹白、贾植芳、阿垅、萧军、萧红、宋之的（在上海时他是周扬领导的“国防文学派”成员，十年后，他与萧军同在哈尔滨，是组织各种力量压垮萧军主政的《文化报》和鲁迅文化出版社的前台主帅之一）、欧阳山、雷加、王朝闻、田间、艾青、柳倩、孔厥、周而复等人。他们的诗、报告文学、短篇小说、诗论都颇具战斗力和号召力，对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作用。
萧军在《七月》上先后发表的作品有：短评《不是战胜，就是灭亡》、纪念鲁迅的《周年祭》，以及《王研石（公敢）君》、《清血工作》、《两种教育的结果》、《他们等我去复仇》等。并在《七月》上连载了他的长篇巨著《第三代》的第三部。
萧红为《七月》写的作品是：《失眠之夜》、《火线外》（二章）、《在东京》、《一九二九年底愚昧》、《天空的点缀》、《一条铁路的完成》、《无题》等。
这一年的10月19日，二萧一同参加了武汉各界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大会”。
11月14日，应汉口广播电台的邀请，萧军发表了《我们要怎样活下去》的讲演。
胡风只要有空，便来小金龙巷坐一坐。一次，饭后，四人闲聊，聊着聊着，萧军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作品最伟大？
于是，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萧军认为，文学作品中以长篇小说为最伟大，中篇小说次之，短篇小说又次之；剧本要演出来看，不算它；至于诗呢，那最不足道了！他说着说着，又大大咧咧地点将开了，并且加以了评论：“我写长篇小说（指他手头正在续写的巨著《第三代》）最伟大（四年后，在举世闻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开幕式上，继毛泽东致完开幕词之后，经毛泽东提议，萧军第一个发言。他激昂地宣布道：他不仅要做中国的第一作家，而且还要做世界第一。由此可见，他在武汉所说的”最伟大“的目标乃系同承一脉且由来已久）；端木的长篇小说给日本飞机炸掉了，那要写出来看（指《大地的海》，实际上并没有被炸掉。1938年5月，就在他同萧红于汉口大同酒家喜结良缘的同时，《大地的海》由上海生活书店正式出版。《大地的海》描写了东北荒原上的一群佃农。在没有失去土地之前，这群农民是一家大地主的奴隶，在失去了土地之后，则是某一国的奴隶。日本侵略军为防备义勇军破坏铁路，不仅毁坏了农民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还强行拉他们去修筑铁路。后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群农民在革命者王丁等人的带动下，武装组织了起来，投身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中去-秋石注），萧红也要写长篇小说（指已经写出一章多的《呼兰河传》），我看你没有那个气魄；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说着，他伸出小指头冲着蒋锡金晃了晃：“你是这个！”蒋锡金是个大肚量的人，也知道他是说着玩的，故而不去理会他。可是，萧红和端木却受不了，当即面红耳赤地与萧军掰扯上了。萧红更是激烈得很，用种种理由反击萧军，反击中还说了不少挖苦、讽刺的话。端木呢，自知喉咙、辩术都不及萧军，便采取了迂回侧击的战术，只是一个劲地直说萧红是有气魄的，不过那气魄还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
见他们三人争吵得厉害，一直没有出声的蒋锡金也就忍不住说了萧军几句，说萧军简直是胡说八道……
就在这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风踏进了门。一见这闹哄哄的场面，便笑着问道：喝，真热闹，争什么呀？等他稍后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后，又笑着排解开了：有意思，有意思，你们说的都有合理之处，可以写出来，下期（指《七月》）给你们出个特辑，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还可以让读者一块儿参加讨论。临走时，与他们约定：三天后来取稿。
三天后的上午，胡风如约前来小金龙巷取稿。结果，四人中，独独只有挑起这场论战的萧军按时完成了任务，而蒋锡金是做诗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无意加入这场论战，自然他也不会费神费时写这样的稿了，萧红和端木则是根本没把它当一回事。
胡风边看边不住点头称好。大家忍不住要问：好在哪里呀？胡风回答说：“读几段罢：衡量一个文学作品可以从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二是认识生活的深度，三是表现生活的精度……这对嘛！”而萧红不听则罢，一听便气急败坏地落下了眼泪，一边哭，还一边冲着萧军叫喊了起来：“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你的话都写成你的意见了！”萧军见了，非但没有要收敛的意思，也不生气，只是笑着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萧红见状哭得更厉害了，举起拳头狠捶萧军的背……
胡风在一旁看着这乱哄哄的场面，心中很不是滋味儿。他看过不少萧红的文章，认为她在文学修饰和对人物刻画方面有很大的长处，常常忍不住地在萧军面前夸萧红。胡风对萧军说：“她在创作才能上可比你高，她写出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好像我们都很熟悉似的，而你可能写得比她的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你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
萧军虽然也同意胡风的看法，可话到嘴边却又拐了一个弯儿：“我也是重视她的创作才能的，但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他说这话的时候，萧红多半是一脸的委屈，撇撇嘴了事。
可这回在武汉她却哭了，而且哭得那么伤心，因为萧军“欺侮”她是在众人面前，她是受不得半点委屈的，一旦有了委屈她总是要宣泄的，在上海还有许广平大姐，可在这儿，宣泄的对象没有了，唯一有效的宣泄便是哭！
自从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以后，二萧成了名作家，但胡风日益感到，这对来自沦陷地的患难夫妻有点儿不那么融洽了。
实际上，在所有与二萧来往的人中，胡风是最早窥出二萧之间有了裂痕的。
梅志后来回忆道：还是在上海的时候，一天上午，胡风和梅志去探望二萧。一进门，见到萧红正扎着花围裙在收拾房间，看其模样，有点吃力。
胡风问道：“怎么你一个人？三郎呢？”
萧红一边让座，一边回答道：“人家一早到法国公园看书用功去了，等回来你看吧，一定怪我不看书。”停了一会儿，她似乎忍不住地又说开了：
“你看这地板，烟头、脏脚印，不擦行吗？脏死了，我看不惯。”
……
胡风和萧红谈她的小说，她听得很认真，很仔细。她的回答也很使胡风满意……
不久萧军回来了，腋下夹了几本书，方形的脸，被风吹得红彤彤的，五短身材，穿一件短大衣，戴的是当时很时兴的无沿法国式便帽。不像是用脑的作家，倒像是体育学校或是美专的学生。他精力充沛，容光焕发，一进屋就带来了一股阳气和热力。
萧军热情地和胡风夫妇打了招呼，就谈他看的书了，说得那么兴高采烈而又自信，说着说着，果然用一种带点夸耀又带些谴责的口吻说开了萧红：
“你就是不用功，不肯多读点书，你看我，一早晨大半本。”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拍着书。这下，萧红可不干了，冷冷地反击上了：
“喝，人家一早去公园用功，我们可得擦地板，还好意思说呢！”
萧军感到有点理亏，就“哈哈”的一阵大笑，笑得那么天真，萧红也忍不住笑了，胡风夫妇也笑了……
小的摩擦，久了，也会带来大的矛盾。有时，萧军是有口无心，有时是开玩笑，有时，则未免“狂”了一点，但他心不坏，人也格外地率直，一有错误当即自责，从不搪塞，从不讳疾忌医，但夫妻是双方，还要顾及另一方。若是对方心眼儿小一点，又受不得半星一点的委屈，时间一长，便来了问题。所以，胡风夫妇看出了道道，他们很替二萧惋惜。二萧的分离似乎是带有一种必然的因果性。一些人认为，当年，萧军在水深火热中救出萧红，爱情天平的砝码重心在萧军一边，这种说法，笔者决不敢苟同。笔者只想说明一点，萧军是个堂堂正正的汉子，行事、走路都光明磊落，从不隐匿什么。对比萧红的第一任“未婚夫”和最后一位夫君，不难看出，萧军从来没有在危险灾难关口抛弃过萧红……后来，自武昌小金龙巷开始，由于“第三者”自觉不自觉的加入，促使这种“必然”大大地加快了，这诚然而且同样也是历史的必然。
后来，萧红在香港因贫病交加，陷入了困境，直至临终前的一刻，在对胡风，对骆宾基等人的谈话中，时时刻刻不忘萧军。
1940年，胡风夫妇自桂林去香港，胡风即去探望业已患病的萧红，萧红见了他，立即欣喜异常地说道：
“我们一起来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
后经骆宾基告诉萧军，萧红在香港病重自知无法苟延时曾经这样企盼地说道：
“…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由此可见，萧红在心底里一直是对萧军怀有深深感情的，弥留之际尤其如此-她为什么不想着端木蕻良来救她，而非要那么执拗地惦念着远在万里之外的萧军？这个道理，这个中的奥秘，谁都会悟出一个所以然的。
关于萧红对萧军“有很深的余情”，梅志谈起在重庆时发生的一段变故，也许更能说明点问题。她写道：
我们忽然得到萧军从兰州寄来的信，信中还有一张照片，原来他已经和一位姑娘结婚了。双双坐在一处山石上，身边还有一只狗，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姑娘很年轻、很健康也很漂亮，萧军在信里忍不住宣泄了自己充满幸福的心情。
我们衷心祝愿这一对新婚夫妇，天长地久，永远幸福！
我正在为萧军高兴，萧红一个人爬上三层阁楼来看我们了。
……
闲谈中，我忽然想到萧军的来信，就不加思索地从抽屉里取出来给她看。她仔细地看了信，也看了照片，看了正面又看反面。反面写着：“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底朋友……”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刚才的红潮早已退了，现在白里透青的颜色，像石雕似地呆坐着。
我发慌了，后悔了，想不到她对萧军还有这么深的余情！看得出她心里是痛苦、失望、伤心的。这张照片对她该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又是必然要来的一个打击。
后来她像是醒过来了，仍旧没有做任何表示，只是说：
“那我走了，同F说我已来过了。”
就这样像逃避什么似的匆匆地走了。
从此以后，萧红不再到胡风家里去了，梅志的感觉是：“我隐隐的知道她不会来看我们。”
也许萧红心中还有想回到萧军身边的愿望，可现在……
那么，二萧之分手，究竟属谁之过呢？
请听听萧红对老朋友张梅林说的心里话吧！她谈的是与萧军的分手和同端木的结合，她说：“其实我是不爱回顾的。”萧红见梅林拒绝对她的新生活发表看法，便解释开了：“你是晓得的，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面生活，也不能在一种单纯的关系中生活。现在我痛苦的，是我的病……”（“病”，系指身孕）
在武昌小金龙巷21号居住期间，萧红还写过一篇用散文笔法（因而也就失去了评论的特定作用和战斗性）写的书评：《〈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刊登在1938年1月16日的《七月》第2集第7期上）。
一次，萧红去胡风家，碰巧胡风不在家。正当她与梅志聊着时，一眼瞥见了胡风书桌上的两本书。
这是两本外国女作家写的长篇小说，一本是他们都熟悉并见过面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著的《大地的女儿》，一本则是德国丽丝琳克写的《动乱时代》。
萧红问梅志：
“你看过这两本书了？”
梅志点了点头。
萧红又问道：“喜欢吗？喜欢哪本？”
梅志瞪大眼睛望着萧红，像是在接受老师考问似的，犹豫了半天才说道：
“喜欢《大地的女儿》，读了它使人感到应该追求理想而斗争……”顿了顿，梅志接着说道：“她坚强勇敢，从小就反抗旧社会的不平等，你看看她后来就敢同一个亡国奴印度人结婚。”
“是这样，还有呢？”
“总之我读了很感动，她是一个勇敢的人，同情弱小民族的人，同情被压迫者，对吗？”
萧红点点头，没表示可否，而问：“那一本呢？”
“它当然也不错，有许多地方也使我感动，如她的童年生活就比《大地的女儿》写得生动，但我怕它，它使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民的受苦，逃难，没吃，没穿，还怕随时被炸死。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吗？它使我憎恨战争，但它写得太真实了，使我害怕，使我为孩子们担心。”
在二萧居住武汉期间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情，乃是萧军遭国民党特务绑架的事情。
此时的武汉，虽然已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但这里还笼罩着白色恐怖的阴云。国难当头，反动势力仍然用各种卑鄙的手段绞杀着革命力量，迫害着进步人士。鹰犬遍地，虎狼横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这时，从上海来的萧军，常常穿着一件哥萨克衬衫，扎着军人式的武装带，出入于小金龙巷。本来，这身装束就够引人注目的了，更何况，这里是武汉左翼作家经常聚会的地方，被人称为“作家俱乐部”呢！当时，经常来这里研究工作的有胡风、聂绀弩、艾青等人。这些热血的青年作家，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工作中，共同主办着革命文艺刊物《七月》，胡风担任主编。《七月》还是在上海创刊的，因战争影响，只出版了两期，就由胡风先行移至武汉出刊。编辑除二萧外，还有端木蕻良、彭柏山、田间、曹白等。这些人聚集武汉后，继续共同编辑这本刊物。《七月》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是由萧红起的。让人们记住七月七日这一个特定的日子，毋忘国耻！他们无疑是期待着中华民族高扬的民族热情，就像那燎原烈火一样烧死日本侵略者这头野牛！
《七月》的功绩是不朽的。它不但以文艺的形式唤起人民抗战的觉悟，起到了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战斗的作用，成为抗战时期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刊物，而且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艺新军，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后，正是由胡风主办的《七月》，继承鲁迅遗志，重又把一大批在上海文坛上起过积极作用的青年作家和爱国抗日热血青年团结在了一起，令推行绥靖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头痛万分。南京失守后不久，蒋介石政府通过法西斯德国公使牵线，秘密同日本议和。消息走漏后，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弄得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狼狈。于是由国民党的中宣部出面，召集在武汉的京沪津粤湘鄂的文化人开会。会议在汉口市党部礼堂举行。萧军、萧红、蒋锡金都出席了会议。会上，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为国民党投降活动辩护说：“现在报刊上出现‘议和者即汉奸’的标语。对此提法，兄弟实在不敢苟同。从古至今，有战必有和；哪怕是百年战争，也不能只战不和。所以要看怎样的和，如果和了对民族不利，那就不能和，还要打下去；如果对民族有利，就应该不失良机，及时而和；不然的话，一失足成千古恨，成为民族国家的千古罪人！兄弟愚见，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汪精卫这一套卖国“和平论”，全场为之愕然。著名戏剧家洪深先生拍案而起，走上台说：“我洪深是江苏武进人，为了抗战大业，我已经作出许多牺牲了，家报传来，祖宅被敌人炸平了，父母被炸死了，我都咬牙忍受了，因为人人都要为抗战大业作出牺牲，并非牺牲者只有我自己。现在敌人大军压境，人家的刺刀已经扎在我们胸口上，不投降就得死拼，哪儿来的和平，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侮辱我中华民族的卑劣行径，洪深的“拍案而起”由来已久，并为世人所敬仰。早在1930年初，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洪深先生在上海大光明影院观看美国影片《不怕死》时，被其中出现的辱华情节所激怒，他当场愤而起立，要求立即停演此片，并当场大声疾呼，动员观众退票以示抗议。就在电影院内爆发出一片骚动抗议的同时，洪深先生却被闻讯赶来的租界当局巡捕拘押而去。次日一早，消息一经媒体披露，全市哗然，先由大中学校罢课，后又几乎导致全上海滩罢市。面对全上海一片抗议声，租界当局以被迫释放洪深先生而结束了这场风波。
洪深先生越说越激动，最后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紧接着是邓初民先生讲话，老先生声如洪钟，义正词严，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谬论。这时，汪精卫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向会议主持者请求退席，并回身向会场连连点头，说：“兄弟还有点事，各位请继续发表高见，兄弟早退一步，失陪，失陪。”说着鞠了个躬，就溜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一个头目红头涨脸地说：“诸位言之过激了。我衷心拥护汪副总裁的训示。和平之路未绝，吾人当尽力争取……”萧军忍无可忍，便刷地站起来，拉起萧红和蒋锡金说：“我们走！”到门口时，又回头对那个正在口沫横飞的国民党头目骂了一声：“纯属狗叫！”全场顿时发出一片哗笑。
萧军当时正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性格猛如烈火，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行径恨之入骨。当然，他也不大考虑什么斗争的策略，有点赤膊上阵的劲头。因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武汉首先选中了萧军作为打击的对象。开始是恫吓，以后又是拉拢，但萧军照旧我行我素，完全置之不顾。
果不其然，敌人再也按捺不住了，终于露出了他们的狰狞面目。12月10日一早，蒋锡金像往常一样早起，准备乘渡轮到汉口文协机关去和冯乃超、孔罗荪他们一起编《战斗》旬刊。当他刚一走到小金龙巷口，就见迎面一个穿蓝布长衫的人对他说道：
“蒋先生，您早，罗隆基先生请您去一趟！”
蒋锡金听出他话里有话，因为现在罗先生已被捕，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不去，我不认识什么罗隆基！”说着，蒋锡金转身就往回走，可身后早就站好了两个人，他就这样被裹挟上了汽车，被绑架走了。
车到了一处所在停住，蒋锡金认识这是陆军监狱。几个特务把他拥到室内就撤出去了。这是一间会客室，可见顽固派还留有分寸。蒋锡金心想，既来之则安之，看你们能奈我何！他点着烟，少顷，从内室走出一个穿中山装的，奸头滑脑的人，他未说话先赔笑脸，然后说：
“误会，误会！蒋先生，我是告诉手下人请你来，你看看……不会办事啊！”
锡金用眼皮撩一下这个党棍，慢声慢语地说：
“大人，别扯蛋了，请人有持枪的吗？”
“蒋先生，漂亮！快人快语！说起来兄弟这不是对蒋公，我们是有交情的嘛！只是你那个房客-叫萧军的那个东北佬，太刺头了！党国副总裁，岂可任意辱骂的？是不能不教育的。”
“咋个教育法？是失足落水，还是也抓进监狱来？”
“不，不！是请他来。”
“怎么，也是这样请法？”
“请到监狱来？”蒋锡金又补充一句。
“不！那何成敬意！”这人忙摆手，“大家都请到秘香居，党部略备薄酒，咱们尽欢而散，我送各位归家，负责到底！”
“想一网打尽！”
“笑谈，诸位是抗日作家，是友党人士，团结尚嫌不足，焉能有别的意思！”
“那好！你派人去请得了，与我磨什么牙？”
“那还得蒋先生写个便条，我们好去请！”
蒋锡金已明白他们的意图，借他的便条，把萧军等骗来。他故意反问：“这条怎么写？”
这人以为奸计得逞，凑到跟前说：“写，今午十二时到秘香居便宴，有朋友叙谈！”
“朋友！持枪绑人，这是什么朋友？叫我下钓饵，我不干！”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行，看你硬到几时？”这人说着，夺过蒋锡金的皮包，从里面找出一打印有《战斗》旬刊的便笺纸，“对不起，借这本纸用用。你不写，有人替你写。放心，字迹一模一样。”
“哼！败类！你们抗战事一点不干，就会这套鬼蜮伎俩！”
“我们这也是上支下派，奉命而行。不管你们落个啥结果，都与我毫无关系。我只能为各位美言，谁也愿意多交几个朋友，何况，现在讲‘统战’。请放心，没死罪！”这人一挥手进来两个人，把蒋锡金带走。同时，他把便笺交与进来的另一人。
“拿去，交技术科王技术员，我早关照了，你把纸本给他，他知道怎么办。”
看来，他们早有周密准备。方才那只是一个序幕。事态还在发展……
在小金龙巷蒋家，蒋锡金被抓后没有多长时间，来了几个不速之客，萧军正和他们交涉。一个为首的装做文质彬彬地说：“萧先生！有人请你们吃饭，蒋先生已经到了，他叫你们也去，都是熟朋友！”
“我怎么没听说？”
“临时碰上的，蒋先生不得抽身，特写个条子叫我们拿来！”他说着拿出一个便条，“锡金已到，速来”几个字，萧军瞄了一眼，倒像是蒋锡金的笔迹。可是，这几个人的味不正；“请客”事先又一点儿不知道，其中必有诈。萧军是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人，他喝道：“不用装蒜了！有逮捕证拿出来，有枪也掏出来，不然，我不去！”
“哪里，哪里，”为首的特务满脸尴尬地笑着，仍想把戏演下去，“萧先生别误会，大家无非交个朋友嘛！”
“滚！你们这些狗东西……”萧军厉声大喝。
这几个人中有一个小瘦猴子沉不住气了：“妈妈的还挺刺头！”
萧军正想寻隙打仗，弄得远近皆知才好，因为国民党时代，悄然失踪是最可怕的了。说时迟，那时快，萧军抢上一步对口出不逊的那家伙就是“啪”的来了一个大耳光。由于下手太狠，这一巴掌打上去，那个小瘦猴一个站立不稳，便跌倒在地，嘴角也挂上了血丝。于是，三个家伙一哄而上，对付一个萧军。在萧军这个会武术的东北大汉的拳脚扫荡下，这些蠢货只剩下叽里哇啦地怪叫。江南话萧军也听不懂，这也不用管它，只管揍人就是了。
一会儿院内外就站满瞧热闹的人了，还有人怪声怪气喊好的。有人跑出去报了警，派出所终于来了警察，把一干人等都带到公安局去了，这也正是萧军寻隙打架的目的。
蒋锡金被绑架了，悄然失踪，神不知鬼不觉；反动派特务机关本想再骗来萧军，鬼蜮伎俩就得逞了。不料，萧军大吵大闹，大打出手，不知情的公安局却以打架斗殴而拘留，把事情弄得满城风雨，他们却难以下手了。
国民党逮捕、迫害进步作家二萧，在武汉乃至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同志获悉以后，立即据理交涉，先找了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后又找到在武汉行营的蒋介石，利用蒋汪之间的狗咬狗的矛盾，要求蒋介石放人。当时正处于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期间，国民党迫于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得不答应放人。
关于萧军的获释，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萧红飞跑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报了讯，于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负责人董必武当即向国民党武汉当局进行交涉，要求绑架一方迅速放人。
另一种说法是，当萧军刚一被带出小金龙巷21号的门，萧红趁乱逃脱，飞快地跑到住在不远处的胡风家求救。
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话也一时说不清，结结巴巴地向被惊醒了午睡的胡风说道：
“有三个流氓……样的人，跑来逼着萧军要跟他们走……萧军……还要我们都到警察局去。”
在胡风和梅志的安慰下，萧红才顺了一下气把话说清楚了：原来是萧军被人带走了，于是，她赶快溜出来报信。
听她这么一说，胡风知道了事态比较严重，当即去行营找曾经见过面的某处长，对方答应调查、交涉。回来后，胡风又托房主找人打听情况，后来知道是省党部特务组干的，胡风就求房东金老伯去找特派员-他过去的学生。不久，萧军就出来了。时间虽然只有几个小时，却给了胡风、二萧他们一个很大的警告：国民党特务想秘密逮捕人，那是确切的。这次是因为萧红跑出来报了信，营救又很及时，特务们又无法隐瞒他们所干的一切，就只好悄悄地放人，借口是因为二萧他们没有报户口。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萧红是机智勇敢的，她对萧军的安危是关心的……
上述两种说法，无论哪一种是准确的说法，但都离不开萧红的及时报信。否则……
但此起绑架案件的最初当事人蒋锡金也有他的“第一手”说法。
世事沧桑，距萧军当年在武汉遭国民党特务绑架过去62年后，1999年8月27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年届83岁的蒋锡金老人接受了笔者的电话采访。老人思路甚为清晰地描述了当年所发生的那一幕：
那天一大早，我准备过江去上班，刚走到小金龙巷的巷子口，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四个穿蓝衣服的人（即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给挟持上了一辆小汽车，一直开到了国民党的陆军监狱。在监狱的一间会客室里，特务头目要我写一个便条给萧军，说是请他到一家饭店就餐。当然，我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险恶用心，断然拒绝了……
那时，我在汉口的省财政厅工作，冯乃超在省民政厅工作，我和冯乃超等人同编抗战刊物《战斗》旬刊。那天早晨我遭特务绑架的时候，碰巧有一个朋友到小金龙巷找我，目睹了我被绑架的情形。于是，他立即转身，飞快地坐渡轮过了江，找到住在文协的冯乃超通报了此事。冯乃超一听，又立即去了省财政厅找了我的顶头上司-一个名叫贾士毅的厅长，贾士毅知道后也立即动身前往设在省政府招待所的武汉行营晋见正在那里的蒋介石，说“蒋锡金是我的弟子，蓝衣社不分清红皂白把他抓走了”，并请求蒋介石下令放人。据说，蒋介石听报后连声说“误会”、“误会”，还说“眼下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怎么会发生抓捕抗日青年的事呢？”蒋介石当场表示同意放人。就这样，经过国民党高层人物的干预，我在天黑前被放了回来。回到小金龙巷的时候，萧军他们也早在我之前被放了回来……
蒋锡金还回忆道，当时，与萧军一起遭国民党特务绑架的，还有萧红、端木蕻良，以及两个外省女学生。那两个外省女学生是专程前来探访萧红的，于是，都一块儿被带走了，但当弄明白她们的真实身份后，又很快给放了。据说，端木被抓时，还在蒋锡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新版旧约全书（圣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当蒋锡金和萧军他们会合后，他俩之间还有一段火药味甚浓的对话。
萧军责问：
“锡金，你被特务绑架的时候为什么不反抗，不揍狗日的特务，你，你也太懦弱了！”
蒋锡金申辩道：
“对方是四个人，加上我体力不支，怎么个打法？”
萧军得意扬扬地说：
“你瞧，我打了狗日的特务一巴掌，特务们一拥而上就扭成了一团，很快，外面全知道了，四邻八舍看热闹的人也都聚集在门口观望，还有人报了警，叫来了派出所的警察。糊里糊涂的警察们以我们打群架破坏治安为名，把我们连同特务一起都带到了派出所。这样一来，事情闹了个满城风雨，特务们想偷偷摸摸抓人的阴谋全露了馅，他们想把我关进去，搞个死无对证也就不成了。嘿嘿，哪像你……”
据蒋锡金回忆，萧军他们获释，是因为事情闹大以后，有人汇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事处主任亲自去找的蒋介石，后来，双方商定，由八路军办事处出具了一个写有“萧军等人是抗日爱国青年作家，是我们的人”大致内容的公函，于是，蒋介石下令也将他们给释放了。
由于小金龙巷21号已经成为国民党特务们的眼中钉，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于是，第二天，他们全都搬走了。直到次年二萧婚变，萧红偕端木自西安回到武汉，由于找不到住处，经与蒋锡金协商，重又住进了小金龙巷21号……
在此需要格外强调的一点是，据萧军生前同笔者及同他人的叙述，梅志先生1999年7月26日在北京寓所与笔者的交谈，以及蒋锡金先生1999年8月27日回答笔者电话提问时的回忆，均明确提到了（在梅志的回忆中，还有萧红气喘吁吁跑来报讯，胡风迅即求助于国民党在湖北的上层关系进行营救一事）萧军的释放，是由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时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董必武同志向蒋介石严正交涉的结果。
毫无疑问，正是萧军在此前不久当场辱骂汪精卫的投降卖国演讲是“纯属狗叫”而惹翻了汪精卫、张道藩一伙，于是，便出现了蓝衣社特务对萧军的绑架事件。但由于萧军偕新婚妻子王德芬已远走他乡，日后，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策划了曾同萧军在一起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著名作曲家王洛宾先生的绑架和坐牢。
在这期间，萧红参加了由胡风主编的《七月》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时间是在1938年的1月16日下午。胡风、聂绀弩、艾青、丘东平、田间、胡风、冯乃超、萧红、端木蕻良、楼适夷、王淑明出席，一向健壮的萧军因患病没有出席。
谈到对抗战后的文艺动态的印象，田间认为他个人感到文化人散漫，没有中心组织，工作也不紧张。对此，萧红颇有同感地说：问题太大了。
关于新形式的产生问题，胡风剖析道：关于新的形式，一般人往往取的是拒绝态度。比如说，萧红的散文，开始的时候，有些人看不懂；田间的诗，到现在还受着非难。但我认为，对于一种新的形式，只要它是为了表现生活，而且有发展的要素，即令它包含有许多弱点，我们也应该用肯定的态度去看它……萧红辩解说：胡风说我的散文形式有人反对，但实际上我的形式旧得很。当楼适夷谈到：大众文化之所以弄成单纯化、空洞化，没有力量，通常变成了口号、概念，没有真情，我以为还是和生活隔离得太远了的缘故。作家和生活隔离了，作品也就和生活隔离……对此，萧红却有她的见解。萧红举例说明：“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就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
艾青在谈到作家与生活问题时说：能够打进实际生活里面，对作者绝没有害处……我也是一样，在监狱里的时候，只有零碎的断片，如果现在来写，也许可以溶成一个有系统的东西。对此，萧红深有同感地附和道：“是的，这是因为给了你思索的时间。如果像雷马克，打了仗，回到了家乡以后，朋友没有了，职业没有了，寂寞孤独了起来，于是回忆到从前的生活，《前线无战事》也就写成了。”萧红还举例：“比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的生活吗？”
当王淑明谈到：不打进生活里面，情绪不高涨。萧红予以了相反的结论，她认为：“不，是高涨了压不下去，所以宁静不下来。”
二萧本来就是应胡风之邀前来武汉和他一起办《七月》杂志的。
经常在《七月》上发表作品的有胡风、丁玲（此时的她业已逃离国民党的魔爪，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不久，即和二萧一起在山西临汾会面）、彭柏山（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此时也已从苏州反省院出狱）、丘东平、聂绀弩、曹白、贾植芳、阿垅、萧军、萧红、宋之的（在上海时他是周扬领导的“国防文学派”成员，十年后，他与萧军同在哈尔滨，是组织各种力量压垮萧军主政的《文化报》和鲁迅文化出版社的前台主帅之一）、欧阳山、雷加、王朝闻、田间、艾青、柳倩、孔厥、周而复等人。他们的诗、报告文学、短篇小说、诗论都颇具战斗力和号召力，对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作用。
萧军在《七月》上先后发表的作品有：短评《不是战胜，就是灭亡》、纪念鲁迅的《周年祭》，以及《王研石（公敢）君》、《清血工作》、《两种教育的结果》、《他们等我去复仇》等。并在《七月》上连载了他的长篇巨著《第三代》的第三部。
萧红为《七月》写的作品是：《失眠之夜》、《火线外》（二章）、《在东京》、《一九二九年底愚昧》、《天空的点缀》、《一条铁路的完成》、《无题》等。
这一年的10月19日，二萧一同参加了武汉各界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大会”。
11月14日，应汉口广播电台的邀请，萧军发表了《我们要怎样活下去》的讲演。
胡风只要有空，便来小金龙巷坐一坐。一次，饭后，四人闲聊，聊着聊着，萧军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作品最伟大？
于是，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萧军认为，文学作品中以长篇小说为最伟大，中篇小说次之，短篇小说又次之；剧本要演出来看，不算它；至于诗呢，那最不足道了！他说着说着，又大大咧咧地点将开了，并且加以了评论：“我写长篇小说（指他手头正在续写的巨著《第三代》）最伟大（四年后，在举世闻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开幕式上，继毛泽东致完开幕词之后，经毛泽东提议，萧军第一个发言。他激昂地宣布道：他不仅要做中国的第一作家，而且还要做世界第一。由此可见，他在武汉所说的”最伟大“的目标乃系同承一脉且由来已久）；端木的长篇小说给日本飞机炸掉了，那要写出来看（指《大地的海》，实际上并没有被炸掉。1938年5月，就在他同萧红于汉口大同酒家喜结良缘的同时，《大地的海》由上海生活书店正式出版。《大地的海》描写了东北荒原上的一群佃农。在没有失去土地之前，这群农民是一家大地主的奴隶，在失去了土地之后，则是某一国的奴隶。日本侵略军为防备义勇军破坏铁路，不仅毁坏了农民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还强行拉他们去修筑铁路。后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群农民在革命者王丁等人的带动下，武装组织了起来，投身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中去-秋石注），萧红也要写长篇小说（指已经写出一章多的《呼兰河传》），我看你没有那个气魄；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说着，他伸出小指头冲着蒋锡金晃了晃：“你是这个！”蒋锡金是个大肚量的人，也知道他是说着玩的，故而不去理会他。可是，萧红和端木却受不了，当即面红耳赤地与萧军掰扯上了。萧红更是激烈得很，用种种理由反击萧军，反击中还说了不少挖苦、讽刺的话。端木呢，自知喉咙、辩术都不及萧军，便采取了迂回侧击的战术，只是一个劲地直说萧红是有气魄的，不过那气魄还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
见他们三人争吵得厉害，一直没有出声的蒋锡金也就忍不住说了萧军几句，说萧军简直是胡说八道……
就在这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风踏进了门。一见这闹哄哄的场面，便笑着问道：喝，真热闹，争什么呀？等他稍后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后，又笑着排解开了：有意思，有意思，你们说的都有合理之处，可以写出来，下期（指《七月》）给你们出个特辑，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还可以让读者一块儿参加讨论。临走时，与他们约定：三天后来取稿。
三天后的上午，胡风如约前来小金龙巷取稿。结果，四人中，独独只有挑起这场论战的萧军按时完成了任务，而蒋锡金是做诗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无意加入这场论战，自然他也不会费神费时写这样的稿了，萧红和端木则是根本没把它当一回事。
胡风边看边不住点头称好。大家忍不住要问：好在哪里呀？胡风回答说：“读几段罢：衡量一个文学作品可以从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二是认识生活的深度，三是表现生活的精度……这对嘛！”而萧红不听则罢，一听便气急败坏地落下了眼泪，一边哭，还一边冲着萧军叫喊了起来：“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你的话都写成你的意见了！”萧军见了，非但没有要收敛的意思，也不生气，只是笑着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萧红见状哭得更厉害了，举起拳头狠捶萧军的背……
胡风在一旁看着这乱哄哄的场面，心中很不是滋味儿。他看过不少萧红的文章，认为她在文学修饰和对人物刻画方面有很大的长处，常常忍不住地在萧军面前夸萧红。胡风对萧军说：“她在创作才能上可比你高，她写出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好像我们都很熟悉似的，而你可能写得比她的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你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
萧军虽然也同意胡风的看法，可话到嘴边却又拐了一个弯儿：“我也是重视她的创作才能的，但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他说这话的时候，萧红多半是一脸的委屈，撇撇嘴了事。
可这回在武汉她却哭了，而且哭得那么伤心，因为萧军“欺侮”她是在众人面前，她是受不得半点委屈的，一旦有了委屈她总是要宣泄的，在上海还有许广平大姐，可在这儿，宣泄的对象没有了，唯一有效的宣泄便是哭！
自从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以后，二萧成了名作家，但胡风日益感到，这对来自沦陷地的患难夫妻有点儿不那么融洽了。
实际上，在所有与二萧来往的人中，胡风是最早窥出二萧之间有了裂痕的。
梅志后来回忆道：还是在上海的时候，一天上午，胡风和梅志去探望二萧。一进门，见到萧红正扎着花围裙在收拾房间，看其模样，有点吃力。
胡风问道：“怎么你一个人？三郎呢？”
萧红一边让座，一边回答道：“人家一早到法国公园看书用功去了，等回来你看吧，一定怪我不看书。”停了一会儿，她似乎忍不住地又说开了：
“你看这地板，烟头、脏脚印，不擦行吗？脏死了，我看不惯。”
……
胡风和萧红谈她的小说，她听得很认真，很仔细。她的回答也很使胡风满意……
不久萧军回来了，腋下夹了几本书，方形的脸，被风吹得红彤彤的，五短身材，穿一件短大衣，戴的是当时很时兴的无沿法国式便帽。不像是用脑的作家，倒像是体育学校或是美专的学生。他精力充沛，容光焕发，一进屋就带来了一股阳气和热力。
萧军热情地和胡风夫妇打了招呼，就谈他看的书了，说得那么兴高采烈而又自信，说着说着，果然用一种带点夸耀又带些谴责的口吻说开了萧红：
“你就是不用功，不肯多读点书，你看我，一早晨大半本。”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拍着书。这下，萧红可不干了，冷冷地反击上了：
“喝，人家一早去公园用功，我们可得擦地板，还好意思说呢！”
萧军感到有点理亏，就“哈哈”的一阵大笑，笑得那么天真，萧红也忍不住笑了，胡风夫妇也笑了……
小的摩擦，久了，也会带来大的矛盾。有时，萧军是有口无心，有时是开玩笑，有时，则未免“狂”了一点，但他心不坏，人也格外地率直，一有错误当即自责，从不搪塞，从不讳疾忌医，但夫妻是双方，还要顾及另一方。若是对方心眼儿小一点，又受不得半星一点的委屈，时间一长，便来了问题。所以，胡风夫妇看出了道道，他们很替二萧惋惜。二萧的分离似乎是带有一种必然的因果性。一些人认为，当年，萧军在水深火热中救出萧红，爱情天平的砝码重心在萧军一边，这种说法，笔者决不敢苟同。笔者只想说明一点，萧军是个堂堂正正的汉子，行事、走路都光明磊落，从不隐匿什么。对比萧红的第一任“未婚夫”和最后一位夫君，不难看出，萧军从来没有在危险灾难关口抛弃过萧红……后来，自武昌小金龙巷开始，由于“第三者”自觉不自觉的加入，促使这种“必然”大大地加快了，这诚然而且同样也是历史的必然。
后来，萧红在香港因贫病交加，陷入了困境，直至临终前的一刻，在对胡风，对骆宾基等人的谈话中，时时刻刻不忘萧军。
1940年，胡风夫妇自桂林去香港，胡风即去探望业已患病的萧红，萧红见了他，立即欣喜异常地说道：
“我们一起来办一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
后经骆宾基告诉萧军，萧红在香港病重自知无法苟延时曾经这样企盼地说道：
“…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由此可见，萧红在心底里一直是对萧军怀有深深感情的，弥留之际尤其如此-她为什么不想着端木蕻良来救她，而非要那么执拗地惦念着远在万里之外的萧军？这个道理，这个中的奥秘，谁都会悟出一个所以然的。
关于萧红对萧军“有很深的余情”，梅志谈起在重庆时发生的一段变故，也许更能说明点问题。她写道：
我们忽然得到萧军从兰州寄来的信，信中还有一张照片，原来他已经和一位姑娘结婚了。双双坐在一处山石上，身边还有一只狗，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姑娘很年轻、很健康也很漂亮，萧军在信里忍不住宣泄了自己充满幸福的心情。
我们衷心祝愿这一对新婚夫妇，天长地久，永远幸福！
我正在为萧军高兴，萧红一个人爬上三层阁楼来看我们了。
……
闲谈中，我忽然想到萧军的来信，就不加思索地从抽屉里取出来给她看。她仔细地看了信，也看了照片，看了正面又看反面。反面写着：“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底朋友……”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刚才的红潮早已退了，现在白里透青的颜色，像石雕似地呆坐着。
我发慌了，后悔了，想不到她对萧军还有这么深的余情！看得出她心里是痛苦、失望、伤心的。这张照片对她该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又是必然要来的一个打击。
后来她像是醒过来了，仍旧没有做任何表示，只是说：
“那我走了，同F说我已来过了。”
就这样像逃避什么似的匆匆地走了。
从此以后，萧红不再到胡风家里去了，梅志的感觉是：“我隐隐的知道她不会来看我们。”
也许萧红心中还有想回到萧军身边的愿望，可现在……
那么，二萧之分手，究竟属谁之过呢？
请听听萧红对老朋友张梅林说的心里话吧！她谈的是与萧军的分手和同端木的结合，她说：“其实我是不爱回顾的。”萧红见梅林拒绝对她的新生活发表看法，便解释开了：“你是晓得的，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面生活，也不能在一种单纯的关系中生活。现在我痛苦的，是我的病……”（“病”，系指身孕）
在武昌小金龙巷21号居住期间，萧红还写过一篇用散文笔法（因而也就失去了评论的特定作用和战斗性）写的书评：《〈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刊登在1938年1月16日的《七月》第2集第7期上）。
一次，萧红去胡风家，碰巧胡风不在家。正当她与梅志聊着时，一眼瞥见了胡风书桌上的两本书。
这是两本外国女作家写的长篇小说，一本是他们都熟悉并见过面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著的《大地的女儿》，一本则是德国丽丝琳克写的《动乱时代》。
萧红问梅志：
“你看过这两本书了？”
梅志点了点头。
萧红又问道：“喜欢吗？喜欢哪本？”
梅志瞪大眼睛望着萧红，像是在接受老师考问似的，犹豫了半天才说道：
“喜欢《大地的女儿》，读了它使人感到应该追求理想而斗争……”顿了顿，梅志接着说道：“她坚强勇敢，从小就反抗旧社会的不平等，你看看她后来就敢同一个亡国奴印度人结婚。”
“是这样，还有呢？”
“总之我读了很感动，她是一个勇敢的人，同情弱小民族的人，同情被压迫者，对吗？”
萧红点点头，没表示可否，而问：“那一本呢？”
“它当然也不错，有许多地方也使我感动，如她的童年生活就比《大地的女儿》写得生动，但我怕它，它使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民的受苦，逃难，没吃，没穿，还怕随时被炸死。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吗？它使我憎恨战争，但它写得太真实了，使我害怕，使我为孩子们担心。”
在二萧居住武汉期间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情，乃是萧军遭国民党特务绑架的事情。
此时的武汉，虽然已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但这里还笼罩着白色恐怖的阴云。国难当头，反动势力仍然用各种卑鄙的手段绞杀着革命力量，迫害着进步人士。鹰犬遍地，虎狼横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这时，从上海来的萧军，常常穿着一件哥萨克衬衫，扎着军人式的武装带，出入于小金龙巷。本来，这身装束就够引人注目的了，更何况，这里是武汉左翼作家经常聚会的地方，被人称为“作家俱乐部”呢！当时，经常来这里研究工作的有胡风、聂绀弩、艾青等人。这些热血的青年作家，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工作中，共同主办着革命文艺刊物《七月》，胡风担任主编。《七月》还是在上海创刊的，因战争影响，只出版了两期，就由胡风先行移至武汉出刊。编辑除二萧外，还有端木蕻良、彭柏山、田间、曹白等。这些人聚集武汉后，继续共同编辑这本刊物。《七月》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是由萧红起的。让人们记住七月七日这一个特定的日子，毋忘国耻！他们无疑是期待着中华民族高扬的民族热情，就像那燎原烈火一样烧死日本侵略者这头野牛！
《七月》的功绩是不朽的。它不但以文艺的形式唤起人民抗战的觉悟，起到了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战斗的作用，成为抗战时期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刊物，而且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艺新军，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在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后，正是由胡风主办的《七月》，继承鲁迅遗志，重又把一大批在上海文坛上起过积极作用的青年作家和爱国抗日热血青年团结在了一起，令推行绥靖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头痛万分。南京失守后不久，蒋介石政府通过法西斯德国公使牵线，秘密同日本议和。消息走漏后，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弄得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狼狈。于是由国民党的中宣部出面，召集在武汉的京沪津粤湘鄂的文化人开会。会议在汉口市党部礼堂举行。萧军、萧红、蒋锡金都出席了会议。会上，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为国民党投降活动辩护说：“现在报刊上出现‘议和者即汉奸’的标语。对此提法，兄弟实在不敢苟同。从古至今，有战必有和；哪怕是百年战争，也不能只战不和。所以要看怎样的和，如果和了对民族不利，那就不能和，还要打下去；如果对民族有利，就应该不失良机，及时而和；不然的话，一失足成千古恨，成为民族国家的千古罪人！兄弟愚见，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汪精卫这一套卖国“和平论”，全场为之愕然。著名戏剧家洪深先生拍案而起，走上台说：“我洪深是江苏武进人，为了抗战大业，我已经作出许多牺牲了，家报传来，祖宅被敌人炸平了，父母被炸死了，我都咬牙忍受了，因为人人都要为抗战大业作出牺牲，并非牺牲者只有我自己。现在敌人大军压境，人家的刺刀已经扎在我们胸口上，不投降就得死拼，哪儿来的和平，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侮辱我中华民族的卑劣行径，洪深的“拍案而起”由来已久，并为世人所敬仰。早在1930年初，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洪深先生在上海大光明影院观看美国影片《不怕死》时，被其中出现的辱华情节所激怒，他当场愤而起立，要求立即停演此片，并当场大声疾呼，动员观众退票以示抗议。就在电影院内爆发出一片骚动抗议的同时，洪深先生却被闻讯赶来的租界当局巡捕拘押而去。次日一早，消息一经媒体披露，全市哗然，先由大中学校罢课，后又几乎导致全上海滩罢市。面对全上海一片抗议声，租界当局以被迫释放洪深先生而结束了这场风波。
洪深先生越说越激动，最后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紧接着是邓初民先生讲话，老先生声如洪钟，义正词严，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谬论。这时，汪精卫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向会议主持者请求退席，并回身向会场连连点头，说：“兄弟还有点事，各位请继续发表高见，兄弟早退一步，失陪，失陪。”说着鞠了个躬，就溜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一个头目红头涨脸地说：“诸位言之过激了。我衷心拥护汪副总裁的训示。和平之路未绝，吾人当尽力争取……”萧军忍无可忍，便刷地站起来，拉起萧红和蒋锡金说：“我们走！”到门口时，又回头对那个正在口沫横飞的国民党头目骂了一声：“纯属狗叫！”全场顿时发出一片哗笑。
萧军当时正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性格猛如烈火，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行径恨之入骨。当然，他也不大考虑什么斗争的策略，有点赤膊上阵的劲头。因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武汉首先选中了萧军作为打击的对象。开始是恫吓，以后又是拉拢，但萧军照旧我行我素，完全置之不顾。
果不其然，敌人再也按捺不住了，终于露出了他们的狰狞面目。12月10日一早，蒋锡金像往常一样早起，准备乘渡轮到汉口文协机关去和冯乃超、孔罗荪他们一起编《战斗》旬刊。当他刚一走到小金龙巷口，就见迎面一个穿蓝布长衫的人对他说道：
“蒋先生，您早，罗隆基先生请您去一趟！”
蒋锡金听出他话里有话，因为现在罗先生已被捕，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不去，我不认识什么罗隆基！”说着，蒋锡金转身就往回走，可身后早就站好了两个人，他就这样被裹挟上了汽车，被绑架走了。
车到了一处所在停住，蒋锡金认识这是陆军监狱。几个特务把他拥到室内就撤出去了。这是一间会客室，可见顽固派还留有分寸。蒋锡金心想，既来之则安之，看你们能奈我何！他点着烟，少顷，从内室走出一个穿中山装的，奸头滑脑的人，他未说话先赔笑脸，然后说：
“误会，误会！蒋先生，我是告诉手下人请你来，你看看……不会办事啊！”
锡金用眼皮撩一下这个党棍，慢声慢语地说：
“大人，别扯蛋了，请人有持枪的吗？”
“蒋先生，漂亮！快人快语！说起来兄弟这不是对蒋公，我们是有交情的嘛！只是你那个房客-叫萧军的那个东北佬，太刺头了！党国副总裁，岂可任意辱骂的？是不能不教育的。”
“咋个教育法？是失足落水，还是也抓进监狱来？”
“不，不！是请他来。”
“怎么，也是这样请法？”
“请到监狱来？”蒋锡金又补充一句。
“不！那何成敬意！”这人忙摆手，“大家都请到秘香居，党部略备薄酒，咱们尽欢而散，我送各位归家，负责到底！”
“想一网打尽！”
“笑谈，诸位是抗日作家，是友党人士，团结尚嫌不足，焉能有别的意思！”
“那好！你派人去请得了，与我磨什么牙？”
“那还得蒋先生写个便条，我们好去请！”
蒋锡金已明白他们的意图，借他的便条，把萧军等骗来。他故意反问：“这条怎么写？”
这人以为奸计得逞，凑到跟前说：“写，今午十二时到秘香居便宴，有朋友叙谈！”
“朋友！持枪绑人，这是什么朋友？叫我下钓饵，我不干！”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行，看你硬到几时？”这人说着，夺过蒋锡金的皮包，从里面找出一打印有《战斗》旬刊的便笺纸，“对不起，借这本纸用用。你不写，有人替你写。放心，字迹一模一样。”
“哼！败类！你们抗战事一点不干，就会这套鬼蜮伎俩！”
“我们这也是上支下派，奉命而行。不管你们落个啥结果，都与我毫无关系。我只能为各位美言，谁也愿意多交几个朋友，何况，现在讲‘统战’。请放心，没死罪！”这人一挥手进来两个人，把蒋锡金带走。同时，他把便笺交与进来的另一人。
“拿去，交技术科王技术员，我早关照了，你把纸本给他，他知道怎么办。”
看来，他们早有周密准备。方才那只是一个序幕。事态还在发展……
在小金龙巷蒋家，蒋锡金被抓后没有多长时间，来了几个不速之客，萧军正和他们交涉。一个为首的装做文质彬彬地说：“萧先生！有人请你们吃饭，蒋先生已经到了，他叫你们也去，都是熟朋友！”
“我怎么没听说？”
“临时碰上的，蒋先生不得抽身，特写个条子叫我们拿来！”他说着拿出一个便条，“锡金已到，速来”几个字，萧军瞄了一眼，倒像是蒋锡金的笔迹。可是，这几个人的味不正；“请客”事先又一点儿不知道，其中必有诈。萧军是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人，他喝道：“不用装蒜了！有逮捕证拿出来，有枪也掏出来，不然，我不去！”
“哪里，哪里，”为首的特务满脸尴尬地笑着，仍想把戏演下去，“萧先生别误会，大家无非交个朋友嘛！”
“滚！你们这些狗东西……”萧军厉声大喝。
这几个人中有一个小瘦猴子沉不住气了：“妈妈的还挺刺头！”
萧军正想寻隙打仗，弄得远近皆知才好，因为国民党时代，悄然失踪是最可怕的了。说时迟，那时快，萧军抢上一步对口出不逊的那家伙就是“啪”的来了一个大耳光。由于下手太狠，这一巴掌打上去，那个小瘦猴一个站立不稳，便跌倒在地，嘴角也挂上了血丝。于是，三个家伙一哄而上，对付一个萧军。在萧军这个会武术的东北大汉的拳脚扫荡下，这些蠢货只剩下叽里哇啦地怪叫。江南话萧军也听不懂，这也不用管它，只管揍人就是了。
一会儿院内外就站满瞧热闹的人了，还有人怪声怪气喊好的。有人跑出去报了警，派出所终于来了警察，把一干人等都带到公安局去了，这也正是萧军寻隙打架的目的。
蒋锡金被绑架了，悄然失踪，神不知鬼不觉；反动派特务机关本想再骗来萧军，鬼蜮伎俩就得逞了。不料，萧军大吵大闹，大打出手，不知情的公安局却以打架斗殴而拘留，把事情弄得满城风雨，他们却难以下手了。
国民党逮捕、迫害进步作家二萧，在武汉乃至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同志获悉以后，立即据理交涉，先找了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后又找到在武汉行营的蒋介石，利用蒋汪之间的狗咬狗的矛盾，要求蒋介石放人。当时正处于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期间，国民党迫于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得不答应放人。
关于萧军的获释，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萧红飞跑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报了讯，于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负责人董必武当即向国民党武汉当局进行交涉，要求绑架一方迅速放人。
另一种说法是，当萧军刚一被带出小金龙巷21号的门，萧红趁乱逃脱，飞快地跑到住在不远处的胡风家求救。
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话也一时说不清，结结巴巴地向被惊醒了午睡的胡风说道：
“有三个流氓……样的人，跑来逼着萧军要跟他们走……萧军……还要我们都到警察局去。”
在胡风和梅志的安慰下，萧红才顺了一下气把话说清楚了：原来是萧军被人带走了，于是，她赶快溜出来报信。
听她这么一说，胡风知道了事态比较严重，当即去行营找曾经见过面的某处长，对方答应调查、交涉。回来后，胡风又托房主找人打听情况，后来知道是省党部特务组干的，胡风就求房东金老伯去找特派员-他过去的学生。不久，萧军就出来了。时间虽然只有几个小时，却给了胡风、二萧他们一个很大的警告：国民党特务想秘密逮捕人，那是确切的。这次是因为萧红跑出来报了信，营救又很及时，特务们又无法隐瞒他们所干的一切，就只好悄悄地放人，借口是因为二萧他们没有报户口。
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萧红是机智勇敢的，她对萧军的安危是关心的……
上述两种说法，无论哪一种是准确的说法，但都离不开萧红的及时报信。否则……
但此起绑架案件的最初当事人蒋锡金也有他的“第一手”说法。
世事沧桑，距萧军当年在武汉遭国民党特务绑架过去62年后，1999年8月27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年届83岁的蒋锡金老人接受了笔者的电话采访。老人思路甚为清晰地描述了当年所发生的那一幕：
那天一大早，我准备过江去上班，刚走到小金龙巷的巷子口，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四个穿蓝衣服的人（即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给挟持上了一辆小汽车，一直开到了国民党的陆军监狱。在监狱的一间会客室里，特务头目要我写一个便条给萧军，说是请他到一家饭店就餐。当然，我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险恶用心，断然拒绝了……
那时，我在汉口的省财政厅工作，冯乃超在省民政厅工作，我和冯乃超等人同编抗战刊物《战斗》旬刊。那天早晨我遭特务绑架的时候，碰巧有一个朋友到小金龙巷找我，目睹了我被绑架的情形。于是，他立即转身，飞快地坐渡轮过了江，找到住在文协的冯乃超通报了此事。冯乃超一听，又立即去了省财政厅找了我的顶头上司-一个名叫贾士毅的厅长，贾士毅知道后也立即动身前往设在省政府招待所的武汉行营晋见正在那里的蒋介石，说“蒋锡金是我的弟子，蓝衣社不分清红皂白把他抓走了”，并请求蒋介石下令放人。据说，蒋介石听报后连声说“误会”、“误会”，还说“眼下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怎么会发生抓捕抗日青年的事呢？”蒋介石当场表示同意放人。就这样，经过国民党高层人物的干预，我在天黑前被放了回来。回到小金龙巷的时候，萧军他们也早在我之前被放了回来……
蒋锡金还回忆道，当时，与萧军一起遭国民党特务绑架的，还有萧红、端木蕻良，以及两个外省女学生。那两个外省女学生是专程前来探访萧红的，于是，都一块儿被带走了，但当弄明白她们的真实身份后，又很快给放了。据说，端木被抓时，还在蒋锡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新版旧约全书（圣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当蒋锡金和萧军他们会合后，他俩之间还有一段火药味甚浓的对话。
萧军责问：
“锡金，你被特务绑架的时候为什么不反抗，不揍狗日的特务，你，你也太懦弱了！”
蒋锡金申辩道：
“对方是四个人，加上我体力不支，怎么个打法？”
萧军得意扬扬地说：
“你瞧，我打了狗日的特务一巴掌，特务们一拥而上就扭成了一团，很快，外面全知道了，四邻八舍看热闹的人也都聚集在门口观望，还有人报了警，叫来了派出所的警察。糊里糊涂的警察们以我们打群架破坏治安为名，把我们连同特务一起都带到了派出所。这样一来，事情闹了个满城风雨，特务们想偷偷摸摸抓人的阴谋全露了馅，他们想把我关进去，搞个死无对证也就不成了。嘿嘿，哪像你……”
据蒋锡金回忆，萧军他们获释，是因为事情闹大以后，有人汇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事处主任亲自去找的蒋介石，后来，双方商定，由八路军办事处出具了一个写有“萧军等人是抗日爱国青年作家，是我们的人”大致内容的公函，于是，蒋介石下令也将他们给释放了。
由于小金龙巷21号已经成为国民党特务们的眼中钉，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于是，第二天，他们全都搬走了。直到次年二萧婚变，萧红偕端木自西安回到武汉，由于找不到住处，经与蒋锡金协商，重又住进了小金龙巷21号……
在此需要格外强调的一点是，据萧军生前同笔者及同他人的叙述，梅志先生1999年7月26日在北京寓所与笔者的交谈，以及蒋锡金先生1999年8月27日回答笔者电话提问时的回忆，均明确提到了（在梅志的回忆中，还有萧红气喘吁吁跑来报讯，胡风迅即求助于国民党在湖北的上层关系进行营救一事）萧军的释放，是由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时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董必武同志向蒋介石严正交涉的结果。
毫无疑问，正是萧军在此前不久当场辱骂汪精卫的投降卖国演讲是“纯属狗叫”而惹翻了汪精卫、张道藩一伙，于是，便出现了蓝衣社特务对萧军的绑架事件。但由于萧军偕新婚妻子王德芬已远走他乡，日后，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策划了曾同萧军在一起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著名作曲家王洛宾先生的绑架和坐牢。
在这期间，萧红参加了由胡风主编的《七月》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时间是在1938年的1月16日下午。胡风、聂绀弩、艾青、丘东平、田间、胡风、冯乃超、萧红、端木蕻良、楼适夷、王淑明出席，一向健壮的萧军因患病没有出席。
谈到对抗战后的文艺动态的印象，田间认为他个人感到文化人散漫，没有中心组织，工作也不紧张。对此，萧红颇有同感地说：问题太大了。
关于新形式的产生问题，胡风剖析道：关于新的形式，一般人往往取的是拒绝态度。比如说，萧红的散文，开始的时候，有些人看不懂；田间的诗，到现在还受着非难。但我认为，对于一种新的形式，只要它是为了表现生活，而且有发展的要素，即令它包含有许多弱点，我们也应该用肯定的态度去看它……萧红辩解说：胡风说我的散文形式有人反对，但实际上我的形式旧得很。当楼适夷谈到：大众文化之所以弄成单纯化、空洞化，没有力量，通常变成了口号、概念，没有真情，我以为还是和生活隔离得太远了的缘故。作家和生活隔离了，作品也就和生活隔离……对此，萧红却有她的见解。萧红举例说明：“我看，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就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
艾青在谈到作家与生活问题时说：能够打进实际生活里面，对作者绝没有害处……我也是一样，在监狱里的时候，只有零碎的断片，如果现在来写，也许可以溶成一个有系统的东西。对此，萧红深有同感地附和道：“是的，这是因为给了你思索的时间。如果像雷马克，打了仗，回到了家乡以后，朋友没有了，职业没有了，寂寞孤独了起来，于是回忆到从前的生活，《前线无战事》也就写成了。”萧红还举例：“比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打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的生活吗？”
当王淑明谈到：不打进生活里面，情绪不高涨。萧红予以了相反的结论，她认为：“不，是高涨了压不下去，所以宁静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