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瓜前不纳履
小金龙巷21号一下子热闹非凡起来。
早先，仅蒋锡金一人在这儿居住的时候，由于他平时早出晚归，经常不在家，没法招引人来。而现在由于二萧的到来，到小金龙巷来做客聊天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而且绝大多数是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文艺工作者，一群为着民族生存而斗争的热血青年。
在武昌，二萧又见到了老朋友张梅林。在张梅林的眼中，萧军仍然是过去那一副大大咧咧的耿直脾性，倒是萧红变了，变得有些不认识了：“脸色似乎也比以前白净和丰满些了。她用一种‘西洋女性握手特有的方式’跟我握手：侧着头，微笑着，伸出软垂的手。这好像是一点改变，在以前她和人家握手，是把她的右手‘老粗式’的有力地伸出来的。”
其实，那是萧红因为见到老朋友高兴，才调皮地装出了这副样子的。
张梅林和二萧分手才不过一两年的工夫，可已经恍若隔世了。战争，多么残酷无情的战争啊，它使人们流离失所，使人们过早衰老而健忘！有多少人在战乱的炮火中无辜地死去，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天，小金龙巷来了一个青年人，一个衣着打扮与战乱年代格格不入的青年人。他穿一身西装，脚蹬长筒靴，手戴鹿皮手套，头上留着很长的发角，脑后的长发梳理得几乎盖住整个脖子，不过，颜容无神而又显得憔悴，举止羞涩。那身西装也很奇特，填了很高的肩，几乎把两肩都给填平了……
他走进来时，从细瘦的手上脱下那棕色的小巧的鹿皮手套，笑着，径直对萧红说道：
“我说这手套还不错吧！”
萧红接过来，试着往自己手上一套，不由得惊讶地对大家大声说道：
“哎呀，端木的手真细呀！他的手套我戴正合适哩。”
有着一双“真细”的手的青年，其全名叫端木蕻良。其实，他的原名叫曹京平，比萧红小一岁，1912年9月25日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农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别看他才20岁出头多一点，发表文章可不少，用过了黄叶、曹家京、叶之琳、罗旋、隼、曹坪、荆坪、金泳霓等不下十个笔名。关于端木蕻良这个笔名的来历，还有一个小故事哩。1936年夏天，从北平来到上海的他，在写完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以后，忽然想起当时上海文化界有一种模仿人名字和文字的坏风气，于是决定给自己取一个别人难以模仿的笔名。经思量再三，他把平时少有人用的复姓“端木”作为姓氏，把东北家乡红高粱的别称-“红粱”二字移来作名，这样就成了端木红粱。可是，当时正处于国民党蒋介石布下的白色恐怖之中，公开启用“红”字又显得格外地刺眼，搞不好，会缠上无穷无尽的麻烦，到了最后，他又灵机一动，按照谐音，他把“红”字改为“雪里蕻”的“蕻”。当时负责《文学》月刊的编辑、作家王统照在审阅来稿时看到了这个笔名，又觉得有些不顺眼：“端木蕻粱”不像个名字，略思索了一下，王统照就将“粱”字给改成了“良”字。于是，这端木蕻良的笔名就这样沿用了下来。一直到1996年冬逝世，他用的都是这个笔名。
端木蕻良较之二萧，要晚一些离开上海，大约是在1937年的九月末离的沪。至于抵达武汉的时间，是在这一年的十月下旬。据说，端木蕻良来到武汉，并且轻车熟路地找到水陆前街小金龙巷的二萧借住处，是因为这之前在浙江上虞蒿坝三哥处养病的时候接到了萧军、胡风的信。抵达武汉的初时数日，端木蕻良居住在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务司司长的三哥岳丈家。
说起他同胡风的关系，乃是鲁迅先生从中牵的线-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就是由鲁迅先生委托胡风给看的。鲁迅先生逝世以后，他与胡风、与二萧都交了朋友，尤其是二萧，因为都是东北人的缘故，交往则要更密切一些。
端木蕻良也是一个有着正义感的青年。早在1931年求学天津南开中学时，他因参加抗日宣传活动遭校方开除，还因参加北平学生的南下示威请愿活动被警方拘押过数天。1932年3月，为抗议日本人炮制伪满洲国，他去了赤城参加国民党孙殿英部的学生军试图抗日。后因孙殿英部调防西北，不再抗日，三个月后他回到了北平。在1937年10月17日武汉出版的《七月》杂志上，端木蕻良在一篇题为《记孙殿英》的文章中这样描述道：“我加入他们的军队是一名小兵，我在伊克昭盟和卓索图盟巡行了很久……马骑得不好，枪打得不灵，不过随着风沙到处跑。从东栅子跑到西寥子，从独石口跑到龙关，生活全在马上。”“本来参加的动机是为了抗日去的……”回到北平不久，他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并加入了北方“左联”，编辑过北方“左联”的机关刊物《科学新闻》，写过一些政论性文章。而且，每出版一期，他都及时寄给了上海的鲁迅，有时还写信去，希望得到鲁迅的注意。但不久，因北方“左联”一次活动遭到特务破坏，端木蕻良遂逃离北平至天津二哥家中避难。也就在这时他收到了鲁迅致“叶之琳小姐”（即端木的女性化名）的短信，从而使他从中领悟出一种新的希望所在。于是，一种写作的强烈欲望，竟然使得他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内创作出他一生中第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全书30多万字，这时的他才年仅21岁。应当看到，自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当时的中国文坛，能够在此年龄段创作出长篇大部头且有影响力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然而，他（她）们都没有端木蕻良年轻。如郁达夫发表《沉沦》时为23岁，曹禺发表《雷雨》、萧红发表《生死场》时均为24岁，萧军发表《八月的乡村》时为28岁，巴金发表《家》时为27岁，郭沫若发表《女神》时为29岁，苏青发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时为27岁（出版后短短四年间印行了18版）。应当肯定，端木洞察事物的能力，驾驭复杂场景的能力，是任何批评家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上，这也正是日后萧红一步一步与其亲近，乃至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与端木最终结合的原因所在。
《科尔沁旗草原》的原始材料都是来自端木蕻良父系家属的历史，其中的许多人物甚至可以在他的周围寻找到原型。从他开始记事起，他就生活在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故事里，一句话，他了解里面的每一个细节。在他的笔下，《科尔沁旗草原》这部北方史诗是通过草原首富丁家的兴衰来体现的，其气派之大与场面之宏伟，在当时作家的作品中甚为罕见。他花费了相当的笔墨来描写这个东北的大地方家庭，特别是内中的主人公：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地主少爷丁宁，以及一个反叛人物大山。对丁宁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端木刻画得尤为生动、细腻。与此同时，他还擅长于女性描写，注重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剖析，对于她们的坚韧和软弱、含蓄与放荡、欲望和抑制，都有恰如其分的表现。这与他日后接近萧红，最终与萧红相结合，无疑是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佐证。
最初，端木蕻良曾经产生过把《科尔沁旗草原》寄给鲁迅的念头，但到了后来，他听从了身边朋友的建议，在小说写成一大半的时候，先寄给了近在咫尺、在北大执教的郑振铎先生。以后，每写完一部分就寄上一部分，直至最终完稿。因此，也可以这么认为，甚至早于作者本人，郑振铎成了第一个通览《科尔沁旗草原》全稿的人。作为集学者、编辑于一身的郑振铎，在读完小说全稿后，于1933年12月18日致函端木，高度赞扬了这部小说。郑振铎在信中欣喜地写道：
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我必尽力设法，使之出版！这样大的著作，实在是使我喜而不寐的！对话方面，尤为自然而漂亮，人物的描状也极深刻。近来提倡大众语，这部小说里的人物所说的话，才是真正的大众语呢！
在信的末尾，郑振铎充满信心地预言：
出版后，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
次年，即1934年，郑振铎即将这部小说推荐给了北京商务印书馆。遗憾的是，由于商务印书馆的保守与偏见，加之端木本人自命不凡与固执己见-他拒不听从郑振铎信中关于“唯有违碍之处须删去者，不知你是否同意；又，部分的错字，也必要一一地更改”的意见，于是，这部本可以在当年轰动文坛（以作者最年轻，以小说语言深刻、优秀与大众化）的长篇巨著一拖再拖，还有后来战乱的因素，直到1939年才得以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小说一经问世，当即在文坛上引发了强烈反响。时文艺批评家巴人迅即发表了《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的评论文章，指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有他最大的成功之处，语言艺术的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大胆的，细密的，委婉的，粗鲁的，忧抑的，诗情的，放纵的，浩瀚的……包含了存在于自然界与人间的所有声音与色彩，我们能在一切既成作家里，甚至于中国文学的传统里看到了极瑰玮的绘画的色彩，但我们很少听到音乐的语言。”巴人赞扬端木“是制造语言的唱片的能手”。他进一步指出：“没有一个老作家新作家，能像我们的作家那样操纵自如的安排这语言艺术了-是多么的泼辣，而且有生气呵。我想，由于它，中国的新文学将如元曲之于中国过去文学，确定了方言给予文学的新生命。”
两年后-1935年，端木蕻良又创作出了25万字的以天津学生运动为主题的长篇小说《集体的咆哮》，遗憾的是这部中国历史上最早描写新时期学生运动题材的长篇小说原稿，未经任何人阅读就遗失了。
1936年1月，24岁的端木蕻良南下来到文化人云集的上海。不久，他又拿起了笔，开始创作他的另一部长篇《大地的海》。出自“对于土地的爱情的自白”，他写得非常地得心应手：仅仅花了5个月的时间，便于当年6月18日完稿。之后，他将稿子寄给《作家》，然而，不多日便被退了回来。7月10日，他致信鲁迅，并附去《大地的海》的两个章节。收稿后，鲁迅回信，并嘱端木将稿子寄给他。鲁迅在看完一部分后觉得不错，后来转给了胡风。胡风忠实地执行了鲁迅的嘱托，先送“生活书店”，再送文学社，并在1937年7月1日出版的《文学》杂志9卷1期上开始连载。连载时，《文学》还特别附写后记强调说：“端木之出现于文坛，是去年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已发表的短篇已经引起批评界和读者界一致之注意……此篇《大地的海》……作者以他特有的雄健而又‘冷艳’之笔给我们画出了伟大沉郁的原野和朴厚坚强的人民。”
就在端木蕻良创作《大地的海》的同一时期，已在上海主编《文学》的郑振铎，仍然不断地对他进行扶持，嘱告他写些短篇，由其负责推荐发表。不久，端木蕻良完成了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发表在当时颇具权威的《文学》7卷2期上。此稿刚一刊出，评论家胡风率先撰写了题为《生人的气息》的评论。胡风指出：“这一篇无疑是今年的创作界底可宝贵的收获。”
在鲁迅先生鼓励下写出的《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的短篇小说，赶在鲁迅逝世前一日-1936年10月18日，发表在《作家》杂志上。
鲁迅为什么在生前不愿见上这个颇有才华的东北籍青年作家一面呢？现在看来，这里面有一个误会。话，得从五年前的北平说起，当初端木蕻良给鲁迅写信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是“左联”成员，五年后抵达上海后，他在最初的信中又一次重复强调了这个身份，这使得鲁迅回避了。这是因为，鲁迅对“左联”的不满与戒心日趋严重，他不愿同有此背景的人直接来往。尽管如此，他还是赏识端木蕻良的才华并给予扶持。如果鲁迅不过早地逝世，同二萧一样，端木蕻良也许会成为鲁迅的学生的。
鲁迅逝世周年之际，端木蕻良在其《永恒的悲哀》一文中写道：他曾经在鲁迅的棺材旁默立了五次，尽管在场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当鲁迅大出殡时，萧军是万人送葬队伍的总指挥，而他却一个人孤零零地拖在送葬行列的后面。他对鲁迅的感情是真挚的，虽然他不曾亲历鲁迅的当面教诲。
鲁迅逝世后，胡风对端木蕻良给予了很大帮助，他不仅为他写书评，而且还为他牵线搭桥认识更多的作家朋友。1936年11月的一天，胡风约他去大东酒家吃茶点。当他随胡风入席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聚会，除了做东的宋之的外，还有姚克和茅盾。后来，根据冯雪峰的提议茅盾组织“月曜会”文学沙龙时，端木蕻良也应邀参加了，并和王统照、艾芜、张天翼、沙汀、蒋牧良、陈白尘、罗烽等人一起聚会，从而使他进一步扩大了眼界。
自1936年10月到1937年7月，在上海，端木蕻良勤奋耕耘，先后在《文学》、《文丛》、《中流》、《作家》等杂志上发表了11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由于他孤独的性格，使他避免了卷入到上海文艺界的两个口号之争中去。
在1936年12月25日出版的《光明》2卷2号上，周立波撰文着重指出：“因为塞外的抗战，以及内地农村的破坏和骚乱，在今年的文艺领土上，特别产生了许多新的收获。像端木蕻良、荒煤、舒群、宋之的、罗烽、姚雪垠、王西彦、吴奚如、刘白羽等，都有很高的成就。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砂》和《鴜鹭湖的忧郁》、荒煤的《长江口》、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的《狱》等，在艺术的成就上和反映时代的深度和阔度上，都逾越了我们文学的一般水准。凭着这些新的力量的活动，1936年造成了文学上的一个新的时代。”
1937年夏，由胡风倡导并一手操作，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也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第一家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学刊物）的《七月》杂志筹备会在上海召开。应邀到会的端木蕻良就在这一次会议上认识了萧红。实际上，据他本人后来回忆，早在这之前他就见过萧红。那是在法租界的一座公园里，正在看书的他瞅见了二萧与黄源、罗烽等人在一起散步。那时的他尚未成名，因此，他只能在远处一个人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在《七月》的筹备会上，当萧红提议未来杂志的名称叫《七月》时，端木蕻良极为爽快地表态支持了萧红的提议。这，也许是在萧红的脑海中所留下的最初印象。
论及端木的政治态度和抗日热情，却是不完全的，而且一遇危险便行躲避，远远不及二萧旗帜鲜明，这也是尽管他才华横溢，但几十年来一直被文坛遗忘在某一个角落的缘故。如1933年8月3日，在北平艺专开会的19名“左联”成员，由于叛徒出卖，悉遭被捕。而本应参加会议又没去赴会的端木蕻良获知这一消息后，非但没有向上级汇报并积极参与营救，反而“随即逃走……从此再未返回清华大学”。（端木蕻良自述，载钟耀群、孙可中合著《端木蕻良生平及著作年表》，载《端木蕻良》第250页，199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有限公司联合编辑出版）相隔两年后，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在12月16日举行的第二次行动中，端木只参加了一半，尔后当他察觉到即将临头的危险时，他又一次半途脱逃，从而避免了同军警们的直接冲突……（端木蕻良：《记一二九》，载刘以鬯主编的《火鸟之羽》第14页，香港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对端木这种不彻底的革命热情和立场，丁玲的看法，可以说是代表了大多数与之有过来往的人的看法。1981年6月24日，丁玲在同美国学者葛浩文先生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说道：“我对端木蕻良是有一定看法的。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那儿的政治气氛很浓厚的（指1938年在西安），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早晨起得很晚，别人吃早饭了，他还在睡觉，别人工作了，他才刚刚起来，整天东逛逛西荡荡，自由主义的样子。看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不是和我们一路人。”
端木蕻良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著作甚丰。自30代起，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共发表了五部长篇小说（不包括未完成之作），近百部（篇）中短篇小说，还有众多的散文、杂文、诗歌和剧本等。一直到他80多岁的时候，他仍旧在北京的寓所里继续写作-三卷本巨作《曹雪芹》（大型传记性文学作品）。在年迈、时时被病魔折磨痛苦不堪的情况下，他居然顽强地完成并出版了这部巨著的上卷和中卷，而且，下卷的资料也早在1984年业已基本收集齐全。遗憾的是，几次死里逃生的端木蕻良仍然无法如愿以偿-1996年10月端木蕻良离开了人世。
话分两头。
在去小金龙巷玩过一次之后，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缘故，端木蕻良极想住在那儿。但因为自己已经有了住处而又不好向蒋锡金当面提出，几经思索，于是他就委托两位东北老乡向蒋锡金提出。
对此，蒋锡金也没加多想，他只是因为自己在家的时间反正不多，无非是方便方便他们三位东北老乡吧！便同意了下来。
蒋锡金向邻居借了一张竹床，外加一张小圆桌子，让端木蕻良与自己一起住在书房里。这样一来，原来是三个人的天地现在则变成了四个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家庭”分工照旧-仍然是萧军充当采购员，出去买菜买米捎带油盐酱醋之类的，萧红则下厨炒菜做饭。蒋锡金呢，常常是吃罢早饭便出门办事去了，至于午饭和晚饭，由于工作性质和路途的缘故，一般是在外面应付的。
事物常常是发展的，多变的，谁也无法预测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未来是要给人们添乱或者带来灾难的话，那么谁也不想要这个未来！至少，从一开始起就要严加防范，从根本上杜绝未来灾难的产生。
现在看来，倘若当初蒋锡金感到有难度或不便安排这位“第三者”的话，二萧间的裂痕会不会就此扩大呢？或者换言之，萧红会不会这么快地就对萧军产生离心力：“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因为事情演绎的最后结局是，她最终选定的新夫君，正是半年前插进小金龙巷21号“三人共同体”的端木蕻良！
碰到蒋锡金也在家，这“四口之家”顿时变得热闹了起来，或唱歌跳舞，歌多是中国歌和俄国歌，还有萧军大着嗓门唱京剧、评剧等；舞则是萧红拉着萧军跳杜尔斯顿舞，还学乡下人跳大神，一时间竟成了小金龙巷最热闹的场所。
他们四个人生活在一起时，蒋锡金经常外出，朝夕相处的就是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关系还是相当融洽，只是间或二萧之间有点小摩擦。梅志曾说过这么一件小事：
在武昌，他们常去蛇山散步，或者站在黄鹤楼附近看落日。有一天下午，他们一同去抱冰堂。她买好花生米，一看竟没有等她，立即转身冲向回家的路。经过赶去解释，这才走回来。这种生活琐事并不起眼，却往往内含着另一种深沉的意识，二萧以前曾产生过的感情危机表面上似已过去，但这种感情上的裂痕是很难弥合的，稍有风吹草动，立即会表现出来。
谁也无法断定，当时三个人的心理状态究竟如何？萧红是否故意对端木蕻良表示热情，以示对萧军的“报复”？端木蕻良此时是否已垂青于萧红，充当第三者？萧军是否已看出端木的心思？不管怎么样，这点是肯定的，萧红不讨厌端木，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萧军看到萧红和端木说笑时，“他同样坦直地笑着”。
当然，对于端木蕻良的曲意奉承，正是萧红时下最需要的，在端木蕻良的身边，萧红可以享受到少有的优势-对抗萧军“粗暴”的优势。梅志在《“爱”的悲剧》一文中提到，在武汉时“他们三个人老在一起，萧红活泼多了，如果和萧军发生争吵，那位朋友就以义士自居出来护卫她”。
不过，端木蕻良从来不曾承认在二萧关系彻底破裂前他对萧红有非分之想。他不止一次在同他人谈话时提及萧红在他面前念的一首诗。
萧红念给他的这首诗是：
君子却有夫，
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
恨夫相逢未嫁时。
据端木蕻良解释，他当时并没有把这首诗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也许这是萧红做给别人的诗。因为他从来不曾送过萧红什么“双明珠”，也从未对萧红产生过什么“缠绵意”。还有一次，萧红拿出一幅“贵夫人遇情人”的西洋画给他看，同时还告诉他说鲁迅常拿一幅“披发女人”的画给她看。对此，端木蕻良的直觉是有些“看不懂”，但也不好问（注：1981年6月25日同美国学者葛浩文的谈话）。
未几，端木蕻良又发现，一向失之于粗的萧军似是有所指地也在他面前吟开了诗，诗曰：
瓜前不纳履，
李下不整冠。
叔嫂不亲授，
君子防未然。
不仅如此，萧军还当着萧红、端木的面，执笔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下了“人未婚宦，情欲失半”八个大字。
端木蕻良还回忆道，一天晚间，萧红挽着端木的胳膊一起散步。在一座小桥上，面对水中的月亮，萧红触景生情般地又在他面前吟上了诗：
桥头载明月，
同观桥下水……
萧红在吟了两句后却忽地打住，聪明的端木心里甚是明白，她的意思是让他把未完的诗句接续下去，但端木一时没接。
从上述看，面对端木的频频恭维和大献殷勤，一向前卫的萧红似是有所倚地开始了挣脱萧军这个“大男子”怀抱的计划……
后来由于那个号称“蜜蜂小姐”的梁白波的突然降临小金龙巷，且是执意挤入这个本来已是拥挤不堪的“四口之家”，于是，便出现了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此时的梁白波20来岁，属于浪漫派的广东姑娘。因在30年代初的上海《立报》上连载长篇漫画《蜜蜂小姐》而著称，其署名为Bomb（炸弹的意思），因火药味太浓，后经朋友提议改用Bon。由她画的那个胖胖的、富有女性幽默、充溢城市生活情趣及带刺儿的《蜜蜂小姐》，与叶浅予作的《王先生》、张乐平的《三毛》三分天下，同为我国现代漫画的代表作。梁白波曾一度同情革命、支持革命。也曾因逃避白色恐怖的迫害，迫走新加坡、菲律宾，到30年代初才回到上海。
抗战爆发后，梁白波随叶浅予、张乐平一起组成“七君子”漫画宣传队在江南地区宣传抗日。在第一站的南京，梁白波因事去广州，而宣传队也即将撤往武汉，叶浅予便告梁白波直接由广州去武汉。
在武汉的街上，梁白波得以与十年前的儿时伙伴蒋锡金相遇。没过几天，她来到小金龙巷，与二萧一见面，却似故友一样兴奋和侃侃而谈，倒是把蒋锡金给弄糊涂了。原来，梁白波也是二萧挚友金剑啸的朋友，是当年金剑啸在上海学画时认识的。金剑啸于1929年初自哈尔滨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美术，1930年正是由梁白波介绍加入共青团，次年春由上海中共法南区委批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同年夏，受上海地下党派遣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金剑啸将梁白波的外号告诉了二萧，她的外号叫“鸽子姑娘”，又叫“格子姑娘”。
由于梁白波在汉口的住处说有多糟糕就有多糟糕，于是她也搬到了小金龙巷21号居住。
萧红似乎不假思索地提议道：“端木、萧军和她三人同睡卧室里的一张大床上，梁白波则住在蒋锡金的屋子里，也就是端木住过的那张小床上。”
现在，已经无法搞清楚萧红为什么要这么提议，一张双人床，再大也有个限度，这绝不同于东北的火炕，再小也能躺上四五个人，何况共床而眠的又都是正当年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二萧是夫妻，难免会产生亲昵的举动，而睡在床的另一侧的那位又是怎么想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同床异梦”是极难做得到的。
有人说，战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与人之间十分纯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在今天人们眼中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呢？
答案是肯定的：有！
笔者至今纳闷：萧红当初为什么不提出另外的提议，比如说，她与梁白波住一屋，而三个男人同住一张大床，这样，岂不更为合情合理了？
何况，就在这九省通衢的武汉，端木还有一位为官富足一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务司司长的大亲戚哩！想当初，他一来武汉就住进了这位亲戚的家中。那么，端木此举难道仅仅是为了凑凑年轻人的“热闹”吗？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情感天平的砝码一旦移动（周鲸文先生后来回顾：据他在香港同萧红、端木反复交往得出的结论是，二萧的离异及萧红同端木的结合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那么什么事情-令常人不可思议的事儿就这样发生了。因为这是出自于萧红本人之口，谁也不便问一个为什么，谁也不好反对什么！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使人深感惊讶的是，这里面竟存在着“巧合”，而且不止一个“巧合”。
第一个“巧合”，是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与端木蕻良的成名作《科尔沁旗草原》，都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又都由鲁迅先生交付胡风先生审阅，最终才得以出版，尽管前后间隔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第二个“巧合”，仍是几十年来被外界传闻炒得沸沸扬扬的，实际上是由工于心计的端木蕻良一手导演的“喜剧”：两人都穿过同一双颇有“来历”和“纪念意义”的破旧皮拖鞋。
这出“喜剧”的大致内容如下：
还是在上海，一次，萧红去鲁迅家，中途下起了大雨，到鲁迅家时她成了落汤鸡。正当许广平替她换干衣服时，鲁迅又嘱咐许广平为她拿拖鞋。萧红接过来一穿，是男人的，太大，无法走路，想不穿了。可许广平硬要她穿上，并告诉她这是瞿秋白穿过的。后来瞿秋白走了，就义了，鲁迅先生又接着穿，再往后是给了胡风。一九三六年，端木蕻良由北平来到上海，住进了胡风家里，胡风拿给他穿。胡风去武汉前，将它送给了端木。由于是瞿秋白的遗物，鲁迅也穿过，端木舍不得扔掉，尽管穿的人多了，穿的时间也太久了，变成了一副破旧相貌。待到萧红到武汉与端木蕻良正式同居后，才发现了这双她也穿过的皮拖鞋在端木的箱子里……
于是，一些好事炒作之徒便顺着端木塑造出来的这一“喜剧”情节，纷纷说开了，说，好像命中注定萧红与端木会穿同一双拖鞋结合在一起……
对此，梅志先生曾经十分气愤地说，根本没有这个故事！完全是端木自己杜撰的。许多人认为，这是端木为他与萧红的结合而免遭世人关于他是“第三者”的指责杜撰出来的。
梅志先生在其所著《胡风传》中第317页至318页（1998年1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一版，）澄清了这个近似神话般的故事的原貌。梅志写道：
改造社（日本）又提出要找一本鲁迅杂文选集，鲁迅答应了，但让胡风帮忙选，并还继续帮鹿地译。这工作更吃力了，但为了扩大鲁迅在日本的影响，是应该做的，就应允了下来。
一次去先生家，临别时，先生拿出一包东西送给他，笑着说，恐怕只有你这大脚合适。还告诉他，这是秋白送的，自己没法穿。果然这四十多码的拖鞋，胡风穿上正合适。原来它是从日本株式会社（虹口日本百货店）买的，外表看去很漂亮，像皮拖鞋，实际上是人造革的，那厚底是纸的。虽漂亮但太贵，还不经穿。现在先生送他，只好谢领了。回到家里，屠（即梅志）看后说，先生大概是因为你帮鹿地校译他的著作，太辛苦了，让你穿双舒服的拖鞋吧。胡风说，也可能有这意思吧。但这鞋穿不久，底就磨坏了。
请读者们和史学家们注意，从上述梅志的这段陈述可以看出，第一，鲁迅送给胡风时是一双从未穿过的新拖鞋，而且是人造革的，只是“像皮拖鞋”罢了。由于尺码大，鲁迅没有穿过，萧红非但没有穿过，而且连见也没有见过，因此断不存在端木所说的这么多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第二，端木说他穿过，也许是事实，因为“准备走（系指去武汉，胡风一家走的是京沪线，端木到上海西站经沪杭线去找哥哥，后经浙赣线赴武汉，走的是两股道，而且端木去上海西站是胡风给叫的出租车-秋石注）的前几天，端木没有住处，到他这里来，只好让他住在亭子间里，自己就忙着买车票”（见梅志：《胡风传》第353页）。因此，住在亭子间的端木也许穿过这双“底磨坏了”的大号人造革拖鞋。可以断定的一点是，无论是胡风还是梅志，都不会将“底磨坏了”的人造革拖鞋送人，那结论只有一个，是端木背着主人偷偷带出去的。于是乎，端木就自编自导自演，用头脑中构思小说的丰富想象力演绎成了他与萧红之间的一段曲折离奇而又浪漫的“缘分”之说。或者换言之，即还有另一种事实-端木根本不曾将这双拖鞋（他是追求享乐型的人，破旧的东西在他眼中是没有地位的）带在身边，只是到了必要的时候，需要对某件事物加以某种于他“有利”的解释的时候，他便拖出了这双早在上海时底已磨坏了的人造革拖鞋做一个假的“皮”面具罢了。
那么，这双“神奇”拖鞋的故事是怎样编出来的呢？
对此，梅志不无气愤地写道：
想起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将到，（胡风）又赶写了一篇《即使尸骨被炸成灰烬》。端木的一篇纪念文却使胡风为难了，那双破拖鞋被他编得简直神了，也太荒唐了。本来，这事是胡风对端木说的，怎么一下子写成了另外的情况，是在写小说吧？可是，改又没法改，删去吧，会说胡风小气，伤了作者的虚荣心。只好留下，让他自己对这不合事实的编造负责吧。（见梅志：《胡风传》第360页）
依笔者之见，即使此事成真也说明不了多少问题。说到巧合，是根本不能同缘分等同的，何况这第二个“巧合”压根不存在，或曰“不堪一击”！缘分就是缘分，缘分是一种质的耦合，其内涵是十分深刻的。它只能意传而不能言传，更不能进行任何人为的炒作或恣意渲染。缘分是两颗相同质的灵魂碰撞后产生的，因而也是经久不衰的。巧合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遇到的，说它是机遇也可以，因而也是公平公正的，绝不会因人而异，或厚此薄彼。从萧红不计后果地执意与萧军离异，又极为轻率地同端木结合，纵观这一切，有着萧红极为复杂的心理在作祟，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对此，作为后人的笔者更无权妄加评判。至少，我们可以从萧红临终前发出的“如果三郎还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如此强烈企盼的呼声中，看出一二来。
当年在武汉小金龙巷21号发生的此种不伦不类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不多日，叶浅予便赶了来，把梁白波给领走了。于是，小金龙巷21号也就恢复了这以前的四口之家和二比二的合法又合理的分宿制。然而，就在这暂时得以平静的大海底下，有一股暗流正在潜移默化地缓缓地扩张了起来……
早先，仅蒋锡金一人在这儿居住的时候，由于他平时早出晚归，经常不在家，没法招引人来。而现在由于二萧的到来，到小金龙巷来做客聊天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而且绝大多数是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文艺工作者，一群为着民族生存而斗争的热血青年。
在武昌，二萧又见到了老朋友张梅林。在张梅林的眼中，萧军仍然是过去那一副大大咧咧的耿直脾性，倒是萧红变了，变得有些不认识了：“脸色似乎也比以前白净和丰满些了。她用一种‘西洋女性握手特有的方式’跟我握手：侧着头，微笑着，伸出软垂的手。这好像是一点改变，在以前她和人家握手，是把她的右手‘老粗式’的有力地伸出来的。”
其实，那是萧红因为见到老朋友高兴，才调皮地装出了这副样子的。
张梅林和二萧分手才不过一两年的工夫，可已经恍若隔世了。战争，多么残酷无情的战争啊，它使人们流离失所，使人们过早衰老而健忘！有多少人在战乱的炮火中无辜地死去，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天，小金龙巷来了一个青年人，一个衣着打扮与战乱年代格格不入的青年人。他穿一身西装，脚蹬长筒靴，手戴鹿皮手套，头上留着很长的发角，脑后的长发梳理得几乎盖住整个脖子，不过，颜容无神而又显得憔悴，举止羞涩。那身西装也很奇特，填了很高的肩，几乎把两肩都给填平了……
他走进来时，从细瘦的手上脱下那棕色的小巧的鹿皮手套，笑着，径直对萧红说道：
“我说这手套还不错吧！”
萧红接过来，试着往自己手上一套，不由得惊讶地对大家大声说道：
“哎呀，端木的手真细呀！他的手套我戴正合适哩。”
有着一双“真细”的手的青年，其全名叫端木蕻良。其实，他的原名叫曹京平，比萧红小一岁，1912年9月25日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农村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别看他才20岁出头多一点，发表文章可不少，用过了黄叶、曹家京、叶之琳、罗旋、隼、曹坪、荆坪、金泳霓等不下十个笔名。关于端木蕻良这个笔名的来历，还有一个小故事哩。1936年夏天，从北平来到上海的他，在写完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以后，忽然想起当时上海文化界有一种模仿人名字和文字的坏风气，于是决定给自己取一个别人难以模仿的笔名。经思量再三，他把平时少有人用的复姓“端木”作为姓氏，把东北家乡红高粱的别称-“红粱”二字移来作名，这样就成了端木红粱。可是，当时正处于国民党蒋介石布下的白色恐怖之中，公开启用“红”字又显得格外地刺眼，搞不好，会缠上无穷无尽的麻烦，到了最后，他又灵机一动，按照谐音，他把“红”字改为“雪里蕻”的“蕻”。当时负责《文学》月刊的编辑、作家王统照在审阅来稿时看到了这个笔名，又觉得有些不顺眼：“端木蕻粱”不像个名字，略思索了一下，王统照就将“粱”字给改成了“良”字。于是，这端木蕻良的笔名就这样沿用了下来。一直到1996年冬逝世，他用的都是这个笔名。
端木蕻良较之二萧，要晚一些离开上海，大约是在1937年的九月末离的沪。至于抵达武汉的时间，是在这一年的十月下旬。据说，端木蕻良来到武汉，并且轻车熟路地找到水陆前街小金龙巷的二萧借住处，是因为这之前在浙江上虞蒿坝三哥处养病的时候接到了萧军、胡风的信。抵达武汉的初时数日，端木蕻良居住在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务司司长的三哥岳丈家。
说起他同胡风的关系，乃是鲁迅先生从中牵的线-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就是由鲁迅先生委托胡风给看的。鲁迅先生逝世以后，他与胡风、与二萧都交了朋友，尤其是二萧，因为都是东北人的缘故，交往则要更密切一些。
端木蕻良也是一个有着正义感的青年。早在1931年求学天津南开中学时，他因参加抗日宣传活动遭校方开除，还因参加北平学生的南下示威请愿活动被警方拘押过数天。1932年3月，为抗议日本人炮制伪满洲国，他去了赤城参加国民党孙殿英部的学生军试图抗日。后因孙殿英部调防西北，不再抗日，三个月后他回到了北平。在1937年10月17日武汉出版的《七月》杂志上，端木蕻良在一篇题为《记孙殿英》的文章中这样描述道：“我加入他们的军队是一名小兵，我在伊克昭盟和卓索图盟巡行了很久……马骑得不好，枪打得不灵，不过随着风沙到处跑。从东栅子跑到西寥子，从独石口跑到龙关，生活全在马上。”“本来参加的动机是为了抗日去的……”回到北平不久，他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并加入了北方“左联”，编辑过北方“左联”的机关刊物《科学新闻》，写过一些政论性文章。而且，每出版一期，他都及时寄给了上海的鲁迅，有时还写信去，希望得到鲁迅的注意。但不久，因北方“左联”一次活动遭到特务破坏，端木蕻良遂逃离北平至天津二哥家中避难。也就在这时他收到了鲁迅致“叶之琳小姐”（即端木的女性化名）的短信，从而使他从中领悟出一种新的希望所在。于是，一种写作的强烈欲望，竟然使得他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内创作出他一生中第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全书30多万字，这时的他才年仅21岁。应当看到，自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当时的中国文坛，能够在此年龄段创作出长篇大部头且有影响力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然而，他（她）们都没有端木蕻良年轻。如郁达夫发表《沉沦》时为23岁，曹禺发表《雷雨》、萧红发表《生死场》时均为24岁，萧军发表《八月的乡村》时为28岁，巴金发表《家》时为27岁，郭沫若发表《女神》时为29岁，苏青发表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时为27岁（出版后短短四年间印行了18版）。应当肯定，端木洞察事物的能力，驾驭复杂场景的能力，是任何批评家也无法否认的。事实上，这也正是日后萧红一步一步与其亲近，乃至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与端木最终结合的原因所在。
《科尔沁旗草原》的原始材料都是来自端木蕻良父系家属的历史，其中的许多人物甚至可以在他的周围寻找到原型。从他开始记事起，他就生活在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故事里，一句话，他了解里面的每一个细节。在他的笔下，《科尔沁旗草原》这部北方史诗是通过草原首富丁家的兴衰来体现的，其气派之大与场面之宏伟，在当时作家的作品中甚为罕见。他花费了相当的笔墨来描写这个东北的大地方家庭，特别是内中的主人公：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地主少爷丁宁，以及一个反叛人物大山。对丁宁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端木刻画得尤为生动、细腻。与此同时，他还擅长于女性描写，注重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剖析，对于她们的坚韧和软弱、含蓄与放荡、欲望和抑制，都有恰如其分的表现。这与他日后接近萧红，最终与萧红相结合，无疑是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佐证。
最初，端木蕻良曾经产生过把《科尔沁旗草原》寄给鲁迅的念头，但到了后来，他听从了身边朋友的建议，在小说写成一大半的时候，先寄给了近在咫尺、在北大执教的郑振铎先生。以后，每写完一部分就寄上一部分，直至最终完稿。因此，也可以这么认为，甚至早于作者本人，郑振铎成了第一个通览《科尔沁旗草原》全稿的人。作为集学者、编辑于一身的郑振铎，在读完小说全稿后，于1933年12月18日致函端木，高度赞扬了这部小说。郑振铎在信中欣喜地写道：
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我必尽力设法，使之出版！这样大的著作，实在是使我喜而不寐的！对话方面，尤为自然而漂亮，人物的描状也极深刻。近来提倡大众语，这部小说里的人物所说的话，才是真正的大众语呢！
在信的末尾，郑振铎充满信心地预言：
出版后，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
次年，即1934年，郑振铎即将这部小说推荐给了北京商务印书馆。遗憾的是，由于商务印书馆的保守与偏见，加之端木本人自命不凡与固执己见-他拒不听从郑振铎信中关于“唯有违碍之处须删去者，不知你是否同意；又，部分的错字，也必要一一地更改”的意见，于是，这部本可以在当年轰动文坛（以作者最年轻，以小说语言深刻、优秀与大众化）的长篇巨著一拖再拖，还有后来战乱的因素，直到1939年才得以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小说一经问世，当即在文坛上引发了强烈反响。时文艺批评家巴人迅即发表了《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的评论文章，指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有他最大的成功之处，语言艺术的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大胆的，细密的，委婉的，粗鲁的，忧抑的，诗情的，放纵的，浩瀚的……包含了存在于自然界与人间的所有声音与色彩，我们能在一切既成作家里，甚至于中国文学的传统里看到了极瑰玮的绘画的色彩，但我们很少听到音乐的语言。”巴人赞扬端木“是制造语言的唱片的能手”。他进一步指出：“没有一个老作家新作家，能像我们的作家那样操纵自如的安排这语言艺术了-是多么的泼辣，而且有生气呵。我想，由于它，中国的新文学将如元曲之于中国过去文学，确定了方言给予文学的新生命。”
两年后-1935年，端木蕻良又创作出了25万字的以天津学生运动为主题的长篇小说《集体的咆哮》，遗憾的是这部中国历史上最早描写新时期学生运动题材的长篇小说原稿，未经任何人阅读就遗失了。
1936年1月，24岁的端木蕻良南下来到文化人云集的上海。不久，他又拿起了笔，开始创作他的另一部长篇《大地的海》。出自“对于土地的爱情的自白”，他写得非常地得心应手：仅仅花了5个月的时间，便于当年6月18日完稿。之后，他将稿子寄给《作家》，然而，不多日便被退了回来。7月10日，他致信鲁迅，并附去《大地的海》的两个章节。收稿后，鲁迅回信，并嘱端木将稿子寄给他。鲁迅在看完一部分后觉得不错，后来转给了胡风。胡风忠实地执行了鲁迅的嘱托，先送“生活书店”，再送文学社，并在1937年7月1日出版的《文学》杂志9卷1期上开始连载。连载时，《文学》还特别附写后记强调说：“端木之出现于文坛，是去年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已发表的短篇已经引起批评界和读者界一致之注意……此篇《大地的海》……作者以他特有的雄健而又‘冷艳’之笔给我们画出了伟大沉郁的原野和朴厚坚强的人民。”
就在端木蕻良创作《大地的海》的同一时期，已在上海主编《文学》的郑振铎，仍然不断地对他进行扶持，嘱告他写些短篇，由其负责推荐发表。不久，端木蕻良完成了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发表在当时颇具权威的《文学》7卷2期上。此稿刚一刊出，评论家胡风率先撰写了题为《生人的气息》的评论。胡风指出：“这一篇无疑是今年的创作界底可宝贵的收获。”
在鲁迅先生鼓励下写出的《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的短篇小说，赶在鲁迅逝世前一日-1936年10月18日，发表在《作家》杂志上。
鲁迅为什么在生前不愿见上这个颇有才华的东北籍青年作家一面呢？现在看来，这里面有一个误会。话，得从五年前的北平说起，当初端木蕻良给鲁迅写信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是“左联”成员，五年后抵达上海后，他在最初的信中又一次重复强调了这个身份，这使得鲁迅回避了。这是因为，鲁迅对“左联”的不满与戒心日趋严重，他不愿同有此背景的人直接来往。尽管如此，他还是赏识端木蕻良的才华并给予扶持。如果鲁迅不过早地逝世，同二萧一样，端木蕻良也许会成为鲁迅的学生的。
鲁迅逝世周年之际，端木蕻良在其《永恒的悲哀》一文中写道：他曾经在鲁迅的棺材旁默立了五次，尽管在场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当鲁迅大出殡时，萧军是万人送葬队伍的总指挥，而他却一个人孤零零地拖在送葬行列的后面。他对鲁迅的感情是真挚的，虽然他不曾亲历鲁迅的当面教诲。
鲁迅逝世后，胡风对端木蕻良给予了很大帮助，他不仅为他写书评，而且还为他牵线搭桥认识更多的作家朋友。1936年11月的一天，胡风约他去大东酒家吃茶点。当他随胡风入席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聚会，除了做东的宋之的外，还有姚克和茅盾。后来，根据冯雪峰的提议茅盾组织“月曜会”文学沙龙时，端木蕻良也应邀参加了，并和王统照、艾芜、张天翼、沙汀、蒋牧良、陈白尘、罗烽等人一起聚会，从而使他进一步扩大了眼界。
自1936年10月到1937年7月，在上海，端木蕻良勤奋耕耘，先后在《文学》、《文丛》、《中流》、《作家》等杂志上发表了11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由于他孤独的性格，使他避免了卷入到上海文艺界的两个口号之争中去。
在1936年12月25日出版的《光明》2卷2号上，周立波撰文着重指出：“因为塞外的抗战，以及内地农村的破坏和骚乱，在今年的文艺领土上，特别产生了许多新的收获。像端木蕻良、荒煤、舒群、宋之的、罗烽、姚雪垠、王西彦、吴奚如、刘白羽等，都有很高的成就。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砂》和《鴜鹭湖的忧郁》、荒煤的《长江口》、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的《狱》等，在艺术的成就上和反映时代的深度和阔度上，都逾越了我们文学的一般水准。凭着这些新的力量的活动，1936年造成了文学上的一个新的时代。”
1937年夏，由胡风倡导并一手操作，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也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第一家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学刊物）的《七月》杂志筹备会在上海召开。应邀到会的端木蕻良就在这一次会议上认识了萧红。实际上，据他本人后来回忆，早在这之前他就见过萧红。那是在法租界的一座公园里，正在看书的他瞅见了二萧与黄源、罗烽等人在一起散步。那时的他尚未成名，因此，他只能在远处一个人默默地注视着他们。在《七月》的筹备会上，当萧红提议未来杂志的名称叫《七月》时，端木蕻良极为爽快地表态支持了萧红的提议。这，也许是在萧红的脑海中所留下的最初印象。
论及端木的政治态度和抗日热情，却是不完全的，而且一遇危险便行躲避，远远不及二萧旗帜鲜明，这也是尽管他才华横溢，但几十年来一直被文坛遗忘在某一个角落的缘故。如1933年8月3日，在北平艺专开会的19名“左联”成员，由于叛徒出卖，悉遭被捕。而本应参加会议又没去赴会的端木蕻良获知这一消息后，非但没有向上级汇报并积极参与营救，反而“随即逃走……从此再未返回清华大学”。（端木蕻良自述，载钟耀群、孙可中合著《端木蕻良生平及著作年表》，载《端木蕻良》第250页，199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有限公司联合编辑出版）相隔两年后，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在12月16日举行的第二次行动中，端木只参加了一半，尔后当他察觉到即将临头的危险时，他又一次半途脱逃，从而避免了同军警们的直接冲突……（端木蕻良：《记一二九》，载刘以鬯主编的《火鸟之羽》第14页，香港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对端木这种不彻底的革命热情和立场，丁玲的看法，可以说是代表了大多数与之有过来往的人的看法。1981年6月24日，丁玲在同美国学者葛浩文先生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说道：“我对端木蕻良是有一定看法的。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那儿的政治气氛很浓厚的（指1938年在西安），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早晨起得很晚，别人吃早饭了，他还在睡觉，别人工作了，他才刚刚起来，整天东逛逛西荡荡，自由主义的样子。看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不是和我们一路人。”
端木蕻良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著作甚丰。自30代起，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共发表了五部长篇小说（不包括未完成之作），近百部（篇）中短篇小说，还有众多的散文、杂文、诗歌和剧本等。一直到他80多岁的时候，他仍旧在北京的寓所里继续写作-三卷本巨作《曹雪芹》（大型传记性文学作品）。在年迈、时时被病魔折磨痛苦不堪的情况下，他居然顽强地完成并出版了这部巨著的上卷和中卷，而且，下卷的资料也早在1984年业已基本收集齐全。遗憾的是，几次死里逃生的端木蕻良仍然无法如愿以偿-1996年10月端木蕻良离开了人世。
话分两头。
在去小金龙巷玩过一次之后，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缘故，端木蕻良极想住在那儿。但因为自己已经有了住处而又不好向蒋锡金当面提出，几经思索，于是他就委托两位东北老乡向蒋锡金提出。
对此，蒋锡金也没加多想，他只是因为自己在家的时间反正不多，无非是方便方便他们三位东北老乡吧！便同意了下来。
蒋锡金向邻居借了一张竹床，外加一张小圆桌子，让端木蕻良与自己一起住在书房里。这样一来，原来是三个人的天地现在则变成了四个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家庭”分工照旧-仍然是萧军充当采购员，出去买菜买米捎带油盐酱醋之类的，萧红则下厨炒菜做饭。蒋锡金呢，常常是吃罢早饭便出门办事去了，至于午饭和晚饭，由于工作性质和路途的缘故，一般是在外面应付的。
事物常常是发展的，多变的，谁也无法预测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未来是要给人们添乱或者带来灾难的话，那么谁也不想要这个未来！至少，从一开始起就要严加防范，从根本上杜绝未来灾难的产生。
现在看来，倘若当初蒋锡金感到有难度或不便安排这位“第三者”的话，二萧间的裂痕会不会就此扩大呢？或者换言之，萧红会不会这么快地就对萧军产生离心力：“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因为事情演绎的最后结局是，她最终选定的新夫君，正是半年前插进小金龙巷21号“三人共同体”的端木蕻良！
碰到蒋锡金也在家，这“四口之家”顿时变得热闹了起来，或唱歌跳舞，歌多是中国歌和俄国歌，还有萧军大着嗓门唱京剧、评剧等；舞则是萧红拉着萧军跳杜尔斯顿舞，还学乡下人跳大神，一时间竟成了小金龙巷最热闹的场所。
他们四个人生活在一起时，蒋锡金经常外出，朝夕相处的就是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关系还是相当融洽，只是间或二萧之间有点小摩擦。梅志曾说过这么一件小事：
在武昌，他们常去蛇山散步，或者站在黄鹤楼附近看落日。有一天下午，他们一同去抱冰堂。她买好花生米，一看竟没有等她，立即转身冲向回家的路。经过赶去解释，这才走回来。这种生活琐事并不起眼，却往往内含着另一种深沉的意识，二萧以前曾产生过的感情危机表面上似已过去，但这种感情上的裂痕是很难弥合的，稍有风吹草动，立即会表现出来。
谁也无法断定，当时三个人的心理状态究竟如何？萧红是否故意对端木蕻良表示热情，以示对萧军的“报复”？端木蕻良此时是否已垂青于萧红，充当第三者？萧军是否已看出端木的心思？不管怎么样，这点是肯定的，萧红不讨厌端木，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萧军看到萧红和端木说笑时，“他同样坦直地笑着”。
当然，对于端木蕻良的曲意奉承，正是萧红时下最需要的，在端木蕻良的身边，萧红可以享受到少有的优势-对抗萧军“粗暴”的优势。梅志在《“爱”的悲剧》一文中提到，在武汉时“他们三个人老在一起，萧红活泼多了，如果和萧军发生争吵，那位朋友就以义士自居出来护卫她”。
不过，端木蕻良从来不曾承认在二萧关系彻底破裂前他对萧红有非分之想。他不止一次在同他人谈话时提及萧红在他面前念的一首诗。
萧红念给他的这首诗是：
君子却有夫，
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
恨夫相逢未嫁时。
据端木蕻良解释，他当时并没有把这首诗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也许这是萧红做给别人的诗。因为他从来不曾送过萧红什么“双明珠”，也从未对萧红产生过什么“缠绵意”。还有一次，萧红拿出一幅“贵夫人遇情人”的西洋画给他看，同时还告诉他说鲁迅常拿一幅“披发女人”的画给她看。对此，端木蕻良的直觉是有些“看不懂”，但也不好问（注：1981年6月25日同美国学者葛浩文的谈话）。
未几，端木蕻良又发现，一向失之于粗的萧军似是有所指地也在他面前吟开了诗，诗曰：
瓜前不纳履，
李下不整冠。
叔嫂不亲授，
君子防未然。
不仅如此，萧军还当着萧红、端木的面，执笔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下了“人未婚宦，情欲失半”八个大字。
端木蕻良还回忆道，一天晚间，萧红挽着端木的胳膊一起散步。在一座小桥上，面对水中的月亮，萧红触景生情般地又在他面前吟上了诗：
桥头载明月，
同观桥下水……
萧红在吟了两句后却忽地打住，聪明的端木心里甚是明白，她的意思是让他把未完的诗句接续下去，但端木一时没接。
从上述看，面对端木的频频恭维和大献殷勤，一向前卫的萧红似是有所倚地开始了挣脱萧军这个“大男子”怀抱的计划……
后来由于那个号称“蜜蜂小姐”的梁白波的突然降临小金龙巷，且是执意挤入这个本来已是拥挤不堪的“四口之家”，于是，便出现了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此时的梁白波20来岁，属于浪漫派的广东姑娘。因在30年代初的上海《立报》上连载长篇漫画《蜜蜂小姐》而著称，其署名为Bomb（炸弹的意思），因火药味太浓，后经朋友提议改用Bon。由她画的那个胖胖的、富有女性幽默、充溢城市生活情趣及带刺儿的《蜜蜂小姐》，与叶浅予作的《王先生》、张乐平的《三毛》三分天下，同为我国现代漫画的代表作。梁白波曾一度同情革命、支持革命。也曾因逃避白色恐怖的迫害，迫走新加坡、菲律宾，到30年代初才回到上海。
抗战爆发后，梁白波随叶浅予、张乐平一起组成“七君子”漫画宣传队在江南地区宣传抗日。在第一站的南京，梁白波因事去广州，而宣传队也即将撤往武汉，叶浅予便告梁白波直接由广州去武汉。
在武汉的街上，梁白波得以与十年前的儿时伙伴蒋锡金相遇。没过几天，她来到小金龙巷，与二萧一见面，却似故友一样兴奋和侃侃而谈，倒是把蒋锡金给弄糊涂了。原来，梁白波也是二萧挚友金剑啸的朋友，是当年金剑啸在上海学画时认识的。金剑啸于1929年初自哈尔滨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美术，1930年正是由梁白波介绍加入共青团，次年春由上海中共法南区委批准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同年夏，受上海地下党派遣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金剑啸将梁白波的外号告诉了二萧，她的外号叫“鸽子姑娘”，又叫“格子姑娘”。
由于梁白波在汉口的住处说有多糟糕就有多糟糕，于是她也搬到了小金龙巷21号居住。
萧红似乎不假思索地提议道：“端木、萧军和她三人同睡卧室里的一张大床上，梁白波则住在蒋锡金的屋子里，也就是端木住过的那张小床上。”
现在，已经无法搞清楚萧红为什么要这么提议，一张双人床，再大也有个限度，这绝不同于东北的火炕，再小也能躺上四五个人，何况共床而眠的又都是正当年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二萧是夫妻，难免会产生亲昵的举动，而睡在床的另一侧的那位又是怎么想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同床异梦”是极难做得到的。
有人说，战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人与人之间十分纯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在今天人们眼中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呢？
答案是肯定的：有！
笔者至今纳闷：萧红当初为什么不提出另外的提议，比如说，她与梁白波住一屋，而三个男人同住一张大床，这样，岂不更为合情合理了？
何况，就在这九省通衢的武汉，端木还有一位为官富足一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务司司长的大亲戚哩！想当初，他一来武汉就住进了这位亲戚的家中。那么，端木此举难道仅仅是为了凑凑年轻人的“热闹”吗？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情感天平的砝码一旦移动（周鲸文先生后来回顾：据他在香港同萧红、端木反复交往得出的结论是，二萧的离异及萧红同端木的结合也许操主动权的是萧红），那么什么事情-令常人不可思议的事儿就这样发生了。因为这是出自于萧红本人之口，谁也不便问一个为什么，谁也不好反对什么！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使人深感惊讶的是，这里面竟存在着“巧合”，而且不止一个“巧合”。
第一个“巧合”，是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与端木蕻良的成名作《科尔沁旗草原》，都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又都由鲁迅先生交付胡风先生审阅，最终才得以出版，尽管前后间隔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第二个“巧合”，仍是几十年来被外界传闻炒得沸沸扬扬的，实际上是由工于心计的端木蕻良一手导演的“喜剧”：两人都穿过同一双颇有“来历”和“纪念意义”的破旧皮拖鞋。
这出“喜剧”的大致内容如下：
还是在上海，一次，萧红去鲁迅家，中途下起了大雨，到鲁迅家时她成了落汤鸡。正当许广平替她换干衣服时，鲁迅又嘱咐许广平为她拿拖鞋。萧红接过来一穿，是男人的，太大，无法走路，想不穿了。可许广平硬要她穿上，并告诉她这是瞿秋白穿过的。后来瞿秋白走了，就义了，鲁迅先生又接着穿，再往后是给了胡风。一九三六年，端木蕻良由北平来到上海，住进了胡风家里，胡风拿给他穿。胡风去武汉前，将它送给了端木。由于是瞿秋白的遗物，鲁迅也穿过，端木舍不得扔掉，尽管穿的人多了，穿的时间也太久了，变成了一副破旧相貌。待到萧红到武汉与端木蕻良正式同居后，才发现了这双她也穿过的皮拖鞋在端木的箱子里……
于是，一些好事炒作之徒便顺着端木塑造出来的这一“喜剧”情节，纷纷说开了，说，好像命中注定萧红与端木会穿同一双拖鞋结合在一起……
对此，梅志先生曾经十分气愤地说，根本没有这个故事！完全是端木自己杜撰的。许多人认为，这是端木为他与萧红的结合而免遭世人关于他是“第三者”的指责杜撰出来的。
梅志先生在其所著《胡风传》中第317页至318页（1998年1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一版，）澄清了这个近似神话般的故事的原貌。梅志写道：
改造社（日本）又提出要找一本鲁迅杂文选集，鲁迅答应了，但让胡风帮忙选，并还继续帮鹿地译。这工作更吃力了，但为了扩大鲁迅在日本的影响，是应该做的，就应允了下来。
一次去先生家，临别时，先生拿出一包东西送给他，笑着说，恐怕只有你这大脚合适。还告诉他，这是秋白送的，自己没法穿。果然这四十多码的拖鞋，胡风穿上正合适。原来它是从日本株式会社（虹口日本百货店）买的，外表看去很漂亮，像皮拖鞋，实际上是人造革的，那厚底是纸的。虽漂亮但太贵，还不经穿。现在先生送他，只好谢领了。回到家里，屠（即梅志）看后说，先生大概是因为你帮鹿地校译他的著作，太辛苦了，让你穿双舒服的拖鞋吧。胡风说，也可能有这意思吧。但这鞋穿不久，底就磨坏了。
请读者们和史学家们注意，从上述梅志的这段陈述可以看出，第一，鲁迅送给胡风时是一双从未穿过的新拖鞋，而且是人造革的，只是“像皮拖鞋”罢了。由于尺码大，鲁迅没有穿过，萧红非但没有穿过，而且连见也没有见过，因此断不存在端木所说的这么多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第二，端木说他穿过，也许是事实，因为“准备走（系指去武汉，胡风一家走的是京沪线，端木到上海西站经沪杭线去找哥哥，后经浙赣线赴武汉，走的是两股道，而且端木去上海西站是胡风给叫的出租车-秋石注）的前几天，端木没有住处，到他这里来，只好让他住在亭子间里，自己就忙着买车票”（见梅志：《胡风传》第353页）。因此，住在亭子间的端木也许穿过这双“底磨坏了”的大号人造革拖鞋。可以断定的一点是，无论是胡风还是梅志，都不会将“底磨坏了”的人造革拖鞋送人，那结论只有一个，是端木背着主人偷偷带出去的。于是乎，端木就自编自导自演，用头脑中构思小说的丰富想象力演绎成了他与萧红之间的一段曲折离奇而又浪漫的“缘分”之说。或者换言之，即还有另一种事实-端木根本不曾将这双拖鞋（他是追求享乐型的人，破旧的东西在他眼中是没有地位的）带在身边，只是到了必要的时候，需要对某件事物加以某种于他“有利”的解释的时候，他便拖出了这双早在上海时底已磨坏了的人造革拖鞋做一个假的“皮”面具罢了。
那么，这双“神奇”拖鞋的故事是怎样编出来的呢？
对此，梅志不无气愤地写道：
想起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将到，（胡风）又赶写了一篇《即使尸骨被炸成灰烬》。端木的一篇纪念文却使胡风为难了，那双破拖鞋被他编得简直神了，也太荒唐了。本来，这事是胡风对端木说的，怎么一下子写成了另外的情况，是在写小说吧？可是，改又没法改，删去吧，会说胡风小气，伤了作者的虚荣心。只好留下，让他自己对这不合事实的编造负责吧。（见梅志：《胡风传》第360页）
依笔者之见，即使此事成真也说明不了多少问题。说到巧合，是根本不能同缘分等同的，何况这第二个“巧合”压根不存在，或曰“不堪一击”！缘分就是缘分，缘分是一种质的耦合，其内涵是十分深刻的。它只能意传而不能言传，更不能进行任何人为的炒作或恣意渲染。缘分是两颗相同质的灵魂碰撞后产生的，因而也是经久不衰的。巧合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遇到的，说它是机遇也可以，因而也是公平公正的，绝不会因人而异，或厚此薄彼。从萧红不计后果地执意与萧军离异，又极为轻率地同端木结合，纵观这一切，有着萧红极为复杂的心理在作祟，并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对此，作为后人的笔者更无权妄加评判。至少，我们可以从萧红临终前发出的“如果三郎还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如此强烈企盼的呼声中，看出一二来。
当年在武汉小金龙巷21号发生的此种不伦不类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不多日，叶浅予便赶了来，把梁白波给领走了。于是，小金龙巷21号也就恢复了这以前的四口之家和二比二的合法又合理的分宿制。然而，就在这暂时得以平静的大海底下，有一股暗流正在潜移默化地缓缓地扩张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