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来到了大后方
1937年9月28日，二萧告别了朝夕相处的许广平先生，告别了众多的作家和编辑朋友，告别了居住达三年之久奠定他们文学事业基础的大上海，启程前往武汉。由于此时的上海北站已为日寇占领，且有重兵把守，盘查极严，左翼人士根本无法上车离沪，为此，二萧遂由上海西站（时名梵皇渡车站）登车，沿沪杭铁路抵达嘉兴，再经由当时尚未遭日寇空军炸毁的苏嘉铁路，自嘉兴抵达苏州，继续西行到南京。在南京等候数日后，才挤上了又破又旧且又拥挤不堪的开往武汉的长江客轮。
他们永远忘不了恩师鲁迅，为此，临离开上海前，二萧与许广平偕小海婴一起，前往万国公墓鲁迅墓前庄重地合影留念……
临离开上海时，萧军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事，一件为后人保存了萧红大部分诗作的有意义的事-尽管这些诗作里也不乏对他“移情别恋”所发出的愤慨指责。他将萧红题为《私の文集》的小笔记本交给许广平保存。尽管日寇攻占上海后，许广平先生遭日本特务机关非法关押，但萧红的这些诗作，最终得以和鲁迅先生的许多珍贵资料一起保存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博物馆于北京成立时，许广平先生将它送交该馆收藏。
这本《私の文集》是一个有着红色封面的小笔记本。萧红自日本东京回国后，用她特有的清秀字体，在小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抄录了她写作的大部分诗歌。这些诗歌全是抒发她的真实的心声的，有的在报刊上发表过，有的未曾公之于世，就是公之于世的长诗《沙粒》，亦与未发表过的自集诗歌有所不同。1980年，经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整理，以《萧红自集诗稿》为题，刊载在198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辑上。
他们于10月10日抵达武昌，住进了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诗人蒋锡金的寓所。
这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已从南京迁至武汉，军事机构也设在这里，加上武汉地处中国腹地，是水陆交通的中心枢纽，所以一时成了全国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候，萧军和萧红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来到了武汉，寻找新的革命点和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基地，热血沸腾、时时渴望战斗的萧军尤其是这样。
关于萧红，先期到达武汉的梅志回忆道：
这次我感到萧红起了很大的变化，身体比过去结实多了，脸色也不是青白的而是白里透出红润。好像七七事变的炮声一响把她的噩梦打醒了，她又像过去初到上海时一样，睁着两只大眼睛到处张望，发现人们对她不仅是善意的，而且是尊重的，于是她昂起头，眼睛也发亮了，精神飒爽且带着自信和豪迈。
我心里想这才是真正的萧红。
谈起二萧与蒋锡金同居一处的事儿，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哩，因为在这之前，二萧谁也不认识蒋锡金。
其时，蒋锡金在撰写抗日救亡的诗文之余，还在武汉与冯乃超、孔罗荪等人一起，经办一份名叫《战斗》的旬刊。他们三人中，冯乃超和孔罗荪分别在国民政府第三厅和邮政局各兼任一份工作，所以都住在汉口。而蒋锡金的住处却在武昌，他虽说在财政厅也有一个第一科科员的位置，好在不用天天去上班，于是，跑印刷的发稿和校对之类的工作也就由他承担了起来。有时，在印刷所一干便干到午夜12点，过江的渡轮停驶了，怎么办？他只好借地方睡觉，旅馆脏且不说，也住不起哇。几经周折，他通过在海关工作的朋友介绍，一旦晚了回不去了，便睡在停泊在江边的江汉关的一艘检疫船上。
这艘检疫船的名字叫“华佗号”，通身漆成嫩黄色，分外的醒目。“海关的朋友”，也就是船上的检疫官，是通过孔罗荪认识的，名叫于浣非，也是一位东北作家，是孔罗荪在哈尔滨“蓓蕾社”时的同仁。他不仅在海关当检疫官，而且还在驻扎在武汉的东北军办的《大光报》里兼职。由于于浣非熟谙诗词，其宇飞一名则取“国破家亡宇内飞”之意。于浣非安排船上的人接待了蒋锡金，并特别地予以照顾，让蒋锡金一人享用船上的一个舱房和一盏可以提来提去的桅灯。每当锡金在船上过夜时，就用它来照亮，看完明早必须交出的校样和写完全部补白的文字。随后，他就和衣在舱内的长条凳上眯上一觉。
一天深夜，蒋锡金一觉醒来，发现船已起锚进港去检疫，放那些新到的难民登岸。少顷，检疫船靠上了另一艘客船。蒋锡金思忖反正觉已睡不成了，便跟着宇飞到了彼船的甲板上。宇飞执行检疫任务去了，蒋锡金就独自一人在甲板上观望着那些难民们。忽然间，他的目光停在了一个正在呕吐的年轻妇女身上，在年轻妇女的身旁，站着一位双手叉腰、眉眼微微隆起的中等个子男人。
这时，宇飞正好兜回到蒋锡金这边，一见这两个人，立刻又惊又喜，并对他们说道：
“噢，是你们！不要紧，上我的小船，锡金，你先招呼一下他们，我就来。”
说起来话长，萧军与于浣非先生相识于1932年，那时于浣非任同记商场广告部主任，此外还开了一家名叫“白宫”的饭店，他写散文，写诗歌，还画画。当时，二萧出版反满抗日的散文小说合集《跋涉》，有相当一部分是经由于浣非经销的，为此他受到了日本占领者的盘查。之后，于浣非也南下来到了武汉。二萧乘船抵达武汉的时候，他正担任着船只卫生检查员。正是由于他，二萧才得以与蒋锡金相识，并且一到武汉便有了落脚点。1939年萧军抵达成都后在四川救亡总会成都分会工作时，再度与于浣非先生相遇。1940年萧军去延安后，两人再也没有了联系。后来，于浣非先生去了英国，1978年以80岁高龄在英国逝世。
一听说是宇飞的朋友，蒋锡金自然热心相助了。他走过去把那位正在呕吐的妇女扶进检疫船的船舱里，请她在窗下的长凳上躺下，然而，她却摇摇头，不肯躺下。和她一起来的青年男子把行李搬了下来。稍后，宇飞也回来了，他们三人说起了话。蒋锡金呢，因为天已经亮了，为了不耽误出报，既无心与他们交谈，又不等船靠稳，便急急匆匆地上岸送稿去了。
当蒋锡金再次回到检疫船上的时候，宇飞告诉他，那天遇到的一对夫妇，男的叫萧军，女的叫萧红，并用商量的口吻问蒋锡金，二萧可否与他在武昌住在一起。当时，抗战全面爆发后，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纷纷向武汉涌来，在此居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对二萧，蒋锡金是似曾相识又陌生。1936年他在上海时，虽没读过《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但对这两部“力透纸背”言抗日的小说还是略知一二的，也知道他们是鲁迅的学生。他也没少从上海的一些刊物上读过二萧的作品，都是文坛上的同行，目的也是为了一个-抗日救亡。蒋锡金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于是，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宇飞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请求。
蒋锡金居住的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是一幢新落成的独门独户的住宅，他租住的是坐西向东的两间厢房，一间作为卧室，一间作为书房，文化人么，就这么讲究，战乱中也如此。蒋锡金这个人心眼很好，又大方，他把卧室让出来给二萧住，自己则住在书房里。把二萧安排妥帖后，蒋锡金依然如故，虽说在财政厅有一个比较理想拿薪水的职位，却不用天天去上班，还是隔三差五地为《战斗》旬刊出版的事到汉口去。
二萧住在那儿，萧军担当生活必需品的采购工作，外出购买蔬菜、食品等，而萧红则一如既往当好她的家庭主妇，下厨房则是她的专职工作。
过去，蒋锡金的生活是没有规律的，饿了，就在住处巷口武昌美专对门的一个包饭作坊里吃包饭，而一旦工作忙了起来，饥一餐饱一顿是常有的事儿。二萧住入后，蒋锡金的饮食渐渐地有了规律。过去，他的衣服脏了，实在穿不下去了就往洗衣作坊里一送。如今呢，只要萧红给自己和萧军洗衣服，也就一准把蒋锡金的脏衣服洗了。
蒋锡金在外面忙于刊物的发排，萧军与萧红就分别在两个房间里写作，一人一间，谁也不干扰谁，也就没有了昔日在上海时萧红跑到许广平那儿去诉苦的事儿。萧军续写长篇小说《第三代》第三部，萧红则开始创作她的那部为后人传颂不已的如诗似歌兼画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看过萧红写的《呼兰河传》的开头部分，同多数人的感觉一样，蒋锡金说：“我读了她写的部分原稿，有点纳闷，不知她将怎样写下去，因为读了第一章，又读了第二章的开头几段，她一直在抒情，对乡土的思念是那样深切，对生活的品味是那样细腻，情意悲凉，好像写不尽似的；人物迟迟的总不登场，情节也迟迟的总不发生，我不知她将精雕细刻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来。我喜欢她所写了的这些，认为她写得好，希望她快快地写成。”
不仅仅是《呼兰河传》，萧红的其他作品的散文味也忒浓忒浓，令人看了极为感动，爱不释手。比如1935年底《生死场》刚出版的时候，为《生死场》写了《后记》的胡风要他的夫人梅志多看看，他对梅志说：
“这是有着天才闪光的作品，你看看吧，可以得到不少益处。”
梅志读后，感到：有些地方使她感动，也很喜欢，但-她向胡风这样发问道，好歹是自己的丈夫，一家人，说话也不用顾忌什么：
“怎么这样写呀？忽然这样，一下子又是那样，一点不连贯，也不完整，简直把人搞糊涂了，不像小说。‘小说作法’上一定没有这样写法。”
胡风听后笑了，他笑妻子并规劝道：
“你呀，你呀，真是被旧小说害得不浅，什么‘小说作法’，那些框框害你不浅，你要好好读读她的作品。它虽然有缺点，你看她的感觉多敏锐，写人物自然风景不受旧的形式束缚，这正是她独特的风格，这是近年来不可多见的作家。”
不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建树的一代文艺理论家的胡风这样认为，而且在稍后的1936年5月间，鲁迅在回答斯诺提出的有关现阶段中国文学的若干问题时这样着重指出：
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鲁迅的这个预言，是他对萧红较长时间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她的“叙事写景”，更是代表了她的独特的风格。唯一可惜的是，萧红死得太早太早了，不然的话，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树一定会更大。仅以她临终前献给广大读者的《小城三月》和《呼兰河传》，就足以证明鲁迅先生所作论断是何等的准确。
鲁迅对萧红有一个精确的评价，萧红呢？而萧红对鲁迅的为人和他的一生所创作的作品，则有着与众不同的另一番独到的理解。
后来在香港，由萧红执笔写成的哑剧《民族魂鲁迅》发表在1940年10月20日至31日的《大公报》上，连载了十天。
萧红在《民族魂鲁迅》的《附录》中作了这样的说明：
鲁迅先生的一生，所涉之广，想用一个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尤其用不能讲话的哑剧。
所以，这里我取的处理的态度，是用鲁迅先生的冷静、沉定，来和他周遭世界的鬼祟跳嚣作个对比。
好一个“来和他周遭世界的鬼祟跳嚣作个对比”！
一个多么精辟的理喻！这，也只有萧红，才能够作出如此精辟的理喻！
还是在上海时，作为二萧兄长的聂绀弩曾就这个问题和萧红谈论过。
聂绀弩说：
“萧红，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鲁迅说过，你比谁都更有前途。”
萧红笑了笑，替聂绀弩把话说完了：
“又来了！你是个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
“我说过这话么？”
“说不说都一样，我已听腻了。有一种小说家，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
“我不反对你的意见，但这与说你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有什么矛盾呢？你又为什么这样看重小说，看轻散文呢？”
“我并不这样。不过人家，包括你在内，说我这样那样，意思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
“写《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么？”
“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
“今天你可把鲁迅贬够了。可是你知道，他多喜欢你呀！”
萧红又笑了，说道，而且是毫不客气的口吻：
是你引起来的呀！说点正经的吧，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齐受罪。如果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的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从最初起，到最后止，他都是个战士、勇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的筵席时，调子也不低沉。因为他指出这些，正是为反对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
聂绀弩说：
“依你说，鲁迅竟是两个鲁迅。”
“两个鲁迅算什么呢？中国现在有一百个、两百个鲁迅也不算多。”
萧红的小说确实散文味很浓很浓，也确实动人得很。如在《呼兰河传》第一章中描写的城旁那个大泥坑，描绘得多么地有声有色啊！那个千人诅万人恨的大泥坑，在萧红手中的笔下，令读者读了忍俊不禁，爱不释手。这里笔者略摘一两朵花絮如下，以飨读者。
萧红轻轻松松地写道：
而且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提炼出点什么似的。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里的质度更纯了，水份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黏又黑，比粥锅还糊，比浆糊还黏。她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黏住的。
小燕子是很喜欢水的，有时误飞到这泥坑上来，用翅子点着水，看起来很危险，差一点没有被泥坑陷害了它，差一点没有被粘住，赶快地头也不回地飞跑了。
若是一匹马，那就不然了，非粘住不可，不仅仅是粘住，而且把它陷进去，马在那边滚着、挣扎着，挣扎了一会，没有了力气，那马就躺下了。一躺下那就很危险，很有致命的可能。但是这种时候不很多，很少有人牵着马或是拉着车子来冒这种险。
……
还是这个大泥坑，萧红有三段极其精彩的描写，一段是下雨涨水行人路经泥坑边沿，一段是一个小孩掉入泥坑的描写和议论，还有一段是关于泥坑、死猪和瘟猪之间的描写，读了无不令人捧腹大笑之余而回味无穷。如下雨涨水时萧红这样描写道：
一下起雨这大泥坑子白亮亮地涨得溜溜的满，涨到两边的人家的墙根上去了，把人家的墙根给淹没了。来往过路的人，一走到这里，就像在人生的路上碰到了打击。是要奋斗的，卷起袖子来，咬紧了牙根，全身的精力集中起来，手抓着人家的板墙，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头不要晕，眼睛不要花，要沉着应战。
偏偏那人家的板墙造得又非常的平滑整齐，好像有意在危难的时候不帮人家的忙似的，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样巧妙地伸出手来，也得不到那板墙的怜悯，东抓抓不着什么，西摸也摸不到什么，平滑得连一个疤拉节子也没有，这可不知道是什么山上长的木头，长得这样完好无缺。
挣扎了五六分钟之后，总算过去了，弄得满头流汗，满身发烧，那都不说。再说那后来人，依法炮制，那花样也不多，也只是东抓抓，西摸摸……一过去了可就精神饱满，哈哈大笑着，回头向那后来的人，向那正在艰苦阶段上奋斗着的人说：
“这算什么，一辈子不走几回险路那不算英雄。”
……
关于泥坑、死猪、瘟猪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萧红更是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一些人的形象：
比方肉上市，忽然买便宜猪肉了，于是大家就想起那泥坑子来了，说：“可不是那泥坑子里边又淹死了猪了？”
说着若是嘴快的，就赶快跑到邻人的家去，告诉邻居：
“快去买便宜肉吧，快去吧，快去吧，一会没有了。”
等买回家来才细看一番，似乎有点不大对，怎么这肉又紫又青的！可不要是瘟猪肉。
但是又一想，哪能是瘟猪肉呢，一定是那泥坑子淹死了。
于是煎、炒、蒸、煮，家家吃起便宜猪肉来，虽然吃起来了，但就总觉得不大香，怕还是瘟猪肉。
可是又一想，瘟猪肉怎么可以吃得，那么还是泥坑子淹死的吧！
本来这泥坑子一年只淹死一两只猪，或两三只猪，有几年还连一个猪也没有淹死。至于居民们常吃淹死的猪肉，这可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真是龙王爷晓得。
而且，有关这泥坑种种轶闻的描写，萧红竟然信手拈来，洋洋洒洒地写了近六千字的篇幅，没有一个具体的人物，似看起来也没有具体的目的而给人们以茶余饭后的消遣，但读了之后一点也没有拖沓、冗繁之感觉。
在《呼兰河传》里，类似上述的传神描写比比皆是，如那个破败的后花园-实际上是一座荒芜了的一座后菜园，但萧红却是倾尽了自己的一腔深情加以了传神描写的。
我、后花园、爷爷，这三者构成了萧红快乐的童年生活中的一个永世难忘的镜头！
在谈及当时萧红创作《呼兰河传》的情景时，蒋锡金后来描绘了这么一个似是有趣而非有趣的镜头：为写《呼兰河传》，萧红和萧军还怄了一场气。
蒋锡金回忆道：
“有一天大家没事瞎呛呛，萧军抬杠，说她不一定写得好，把她气哭了。萧军有些欺侮她，不过，那是开玩笑的，她认了真了，她的自尊心是很强的。”
待到《呼兰河传》最终完稿时，已经是在1940年12月20日的孤岛香港了，距萧红生命最后之终结，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这部小说前后历时三年，可见作者潜心攻研之深，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战乱的因素，从而使得小说不得不拖延了一段时间。当蒋锡金读到这部如诗似歌兼画的小说时，也已是70年代末的事了，就在这一年冬天召开的第四届文代会上，他与萧军，还有曾在那一时期在武汉待过的姚雪垠、于黑丁等人合了一张影，距武汉二萧分手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时光整整过去了41年。
应当说，当小金龙巷21号的西厢房仅有他们三人居住的时候，是一个快活、和睦的家庭。尤其是萧红，似乎又回到了哈尔滨商市街25号，她与萧军相依为命共同战胜贫穷和苦难的那一段难忘岁月。
然而，这好景并不长，似乎在冥冥中硬是有一只罪恶的手要将二萧活生生地扯裂开……
他们永远忘不了恩师鲁迅，为此，临离开上海前，二萧与许广平偕小海婴一起，前往万国公墓鲁迅墓前庄重地合影留念……
临离开上海时，萧军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事，一件为后人保存了萧红大部分诗作的有意义的事-尽管这些诗作里也不乏对他“移情别恋”所发出的愤慨指责。他将萧红题为《私の文集》的小笔记本交给许广平保存。尽管日寇攻占上海后，许广平先生遭日本特务机关非法关押，但萧红的这些诗作，最终得以和鲁迅先生的许多珍贵资料一起保存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鲁迅博物馆于北京成立时，许广平先生将它送交该馆收藏。
这本《私の文集》是一个有着红色封面的小笔记本。萧红自日本东京回国后，用她特有的清秀字体，在小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抄录了她写作的大部分诗歌。这些诗歌全是抒发她的真实的心声的，有的在报刊上发表过，有的未曾公之于世，就是公之于世的长诗《沙粒》，亦与未发表过的自集诗歌有所不同。1980年，经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整理，以《萧红自集诗稿》为题，刊载在198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辑上。
他们于10月10日抵达武昌，住进了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诗人蒋锡金的寓所。
这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已从南京迁至武汉，军事机构也设在这里，加上武汉地处中国腹地，是水陆交通的中心枢纽，所以一时成了全国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候，萧军和萧红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来到了武汉，寻找新的革命点和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基地，热血沸腾、时时渴望战斗的萧军尤其是这样。
关于萧红，先期到达武汉的梅志回忆道：
这次我感到萧红起了很大的变化，身体比过去结实多了，脸色也不是青白的而是白里透出红润。好像七七事变的炮声一响把她的噩梦打醒了，她又像过去初到上海时一样，睁着两只大眼睛到处张望，发现人们对她不仅是善意的，而且是尊重的，于是她昂起头，眼睛也发亮了，精神飒爽且带着自信和豪迈。
我心里想这才是真正的萧红。
谈起二萧与蒋锡金同居一处的事儿，这中间还有一段故事哩，因为在这之前，二萧谁也不认识蒋锡金。
其时，蒋锡金在撰写抗日救亡的诗文之余，还在武汉与冯乃超、孔罗荪等人一起，经办一份名叫《战斗》的旬刊。他们三人中，冯乃超和孔罗荪分别在国民政府第三厅和邮政局各兼任一份工作，所以都住在汉口。而蒋锡金的住处却在武昌，他虽说在财政厅也有一个第一科科员的位置，好在不用天天去上班，于是，跑印刷的发稿和校对之类的工作也就由他承担了起来。有时，在印刷所一干便干到午夜12点，过江的渡轮停驶了，怎么办？他只好借地方睡觉，旅馆脏且不说，也住不起哇。几经周折，他通过在海关工作的朋友介绍，一旦晚了回不去了，便睡在停泊在江边的江汉关的一艘检疫船上。
这艘检疫船的名字叫“华佗号”，通身漆成嫩黄色，分外的醒目。“海关的朋友”，也就是船上的检疫官，是通过孔罗荪认识的，名叫于浣非，也是一位东北作家，是孔罗荪在哈尔滨“蓓蕾社”时的同仁。他不仅在海关当检疫官，而且还在驻扎在武汉的东北军办的《大光报》里兼职。由于于浣非熟谙诗词，其宇飞一名则取“国破家亡宇内飞”之意。于浣非安排船上的人接待了蒋锡金，并特别地予以照顾，让蒋锡金一人享用船上的一个舱房和一盏可以提来提去的桅灯。每当锡金在船上过夜时，就用它来照亮，看完明早必须交出的校样和写完全部补白的文字。随后，他就和衣在舱内的长条凳上眯上一觉。
一天深夜，蒋锡金一觉醒来，发现船已起锚进港去检疫，放那些新到的难民登岸。少顷，检疫船靠上了另一艘客船。蒋锡金思忖反正觉已睡不成了，便跟着宇飞到了彼船的甲板上。宇飞执行检疫任务去了，蒋锡金就独自一人在甲板上观望着那些难民们。忽然间，他的目光停在了一个正在呕吐的年轻妇女身上，在年轻妇女的身旁，站着一位双手叉腰、眉眼微微隆起的中等个子男人。
这时，宇飞正好兜回到蒋锡金这边，一见这两个人，立刻又惊又喜，并对他们说道：
“噢，是你们！不要紧，上我的小船，锡金，你先招呼一下他们，我就来。”
说起来话长，萧军与于浣非先生相识于1932年，那时于浣非任同记商场广告部主任，此外还开了一家名叫“白宫”的饭店，他写散文，写诗歌，还画画。当时，二萧出版反满抗日的散文小说合集《跋涉》，有相当一部分是经由于浣非经销的，为此他受到了日本占领者的盘查。之后，于浣非也南下来到了武汉。二萧乘船抵达武汉的时候，他正担任着船只卫生检查员。正是由于他，二萧才得以与蒋锡金相识，并且一到武汉便有了落脚点。1939年萧军抵达成都后在四川救亡总会成都分会工作时，再度与于浣非先生相遇。1940年萧军去延安后，两人再也没有了联系。后来，于浣非先生去了英国，1978年以80岁高龄在英国逝世。
一听说是宇飞的朋友，蒋锡金自然热心相助了。他走过去把那位正在呕吐的妇女扶进检疫船的船舱里，请她在窗下的长凳上躺下，然而，她却摇摇头，不肯躺下。和她一起来的青年男子把行李搬了下来。稍后，宇飞也回来了，他们三人说起了话。蒋锡金呢，因为天已经亮了，为了不耽误出报，既无心与他们交谈，又不等船靠稳，便急急匆匆地上岸送稿去了。
当蒋锡金再次回到检疫船上的时候，宇飞告诉他，那天遇到的一对夫妇，男的叫萧军，女的叫萧红，并用商量的口吻问蒋锡金，二萧可否与他在武昌住在一起。当时，抗战全面爆发后，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纷纷向武汉涌来，在此居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对二萧，蒋锡金是似曾相识又陌生。1936年他在上海时，虽没读过《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但对这两部“力透纸背”言抗日的小说还是略知一二的，也知道他们是鲁迅的学生。他也没少从上海的一些刊物上读过二萧的作品，都是文坛上的同行，目的也是为了一个-抗日救亡。蒋锡金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于是，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宇飞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请求。
蒋锡金居住的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是一幢新落成的独门独户的住宅，他租住的是坐西向东的两间厢房，一间作为卧室，一间作为书房，文化人么，就这么讲究，战乱中也如此。蒋锡金这个人心眼很好，又大方，他把卧室让出来给二萧住，自己则住在书房里。把二萧安排妥帖后，蒋锡金依然如故，虽说在财政厅有一个比较理想拿薪水的职位，却不用天天去上班，还是隔三差五地为《战斗》旬刊出版的事到汉口去。
二萧住在那儿，萧军担当生活必需品的采购工作，外出购买蔬菜、食品等，而萧红则一如既往当好她的家庭主妇，下厨房则是她的专职工作。
过去，蒋锡金的生活是没有规律的，饿了，就在住处巷口武昌美专对门的一个包饭作坊里吃包饭，而一旦工作忙了起来，饥一餐饱一顿是常有的事儿。二萧住入后，蒋锡金的饮食渐渐地有了规律。过去，他的衣服脏了，实在穿不下去了就往洗衣作坊里一送。如今呢，只要萧红给自己和萧军洗衣服，也就一准把蒋锡金的脏衣服洗了。
蒋锡金在外面忙于刊物的发排，萧军与萧红就分别在两个房间里写作，一人一间，谁也不干扰谁，也就没有了昔日在上海时萧红跑到许广平那儿去诉苦的事儿。萧军续写长篇小说《第三代》第三部，萧红则开始创作她的那部为后人传颂不已的如诗似歌兼画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看过萧红写的《呼兰河传》的开头部分，同多数人的感觉一样，蒋锡金说：“我读了她写的部分原稿，有点纳闷，不知她将怎样写下去，因为读了第一章，又读了第二章的开头几段，她一直在抒情，对乡土的思念是那样深切，对生活的品味是那样细腻，情意悲凉，好像写不尽似的；人物迟迟的总不登场，情节也迟迟的总不发生，我不知她将精雕细刻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来。我喜欢她所写了的这些，认为她写得好，希望她快快地写成。”
不仅仅是《呼兰河传》，萧红的其他作品的散文味也忒浓忒浓，令人看了极为感动，爱不释手。比如1935年底《生死场》刚出版的时候，为《生死场》写了《后记》的胡风要他的夫人梅志多看看，他对梅志说：
“这是有着天才闪光的作品，你看看吧，可以得到不少益处。”
梅志读后，感到：有些地方使她感动，也很喜欢，但-她向胡风这样发问道，好歹是自己的丈夫，一家人，说话也不用顾忌什么：
“怎么这样写呀？忽然这样，一下子又是那样，一点不连贯，也不完整，简直把人搞糊涂了，不像小说。‘小说作法’上一定没有这样写法。”
胡风听后笑了，他笑妻子并规劝道：
“你呀，你呀，真是被旧小说害得不浅，什么‘小说作法’，那些框框害你不浅，你要好好读读她的作品。它虽然有缺点，你看她的感觉多敏锐，写人物自然风景不受旧的形式束缚，这正是她独特的风格，这是近年来不可多见的作家。”
不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建树的一代文艺理论家的胡风这样认为，而且在稍后的1936年5月间，鲁迅在回答斯诺提出的有关现阶段中国文学的若干问题时这样着重指出：
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鲁迅的这个预言，是他对萧红较长时间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她的“叙事写景”，更是代表了她的独特的风格。唯一可惜的是，萧红死得太早太早了，不然的话，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树一定会更大。仅以她临终前献给广大读者的《小城三月》和《呼兰河传》，就足以证明鲁迅先生所作论断是何等的准确。
鲁迅对萧红有一个精确的评价，萧红呢？而萧红对鲁迅的为人和他的一生所创作的作品，则有着与众不同的另一番独到的理解。
后来在香港，由萧红执笔写成的哑剧《民族魂鲁迅》发表在1940年10月20日至31日的《大公报》上，连载了十天。
萧红在《民族魂鲁迅》的《附录》中作了这样的说明：
鲁迅先生的一生，所涉之广，想用一个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尤其用不能讲话的哑剧。
所以，这里我取的处理的态度，是用鲁迅先生的冷静、沉定，来和他周遭世界的鬼祟跳嚣作个对比。
好一个“来和他周遭世界的鬼祟跳嚣作个对比”！
一个多么精辟的理喻！这，也只有萧红，才能够作出如此精辟的理喻！
还是在上海时，作为二萧兄长的聂绀弩曾就这个问题和萧红谈论过。
聂绀弩说：
“萧红，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鲁迅说过，你比谁都更有前途。”
萧红笑了笑，替聂绀弩把话说完了：
“又来了！你是个散文家，但你的小说却不行！”
“我说过这话么？”
“说不说都一样，我已听腻了。有一种小说家，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若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
“我不反对你的意见，但这与说你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有什么矛盾呢？你又为什么这样看重小说，看轻散文呢？”
“我并不这样。不过人家，包括你在内，说我这样那样，意思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气不忿，以后偏要写！”
“写《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么？”
“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
“今天你可把鲁迅贬够了。可是你知道，他多喜欢你呀！”
萧红又笑了，说道，而且是毫不客气的口吻：
是你引起来的呀！说点正经的吧，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齐受罪。如果鲁迅有过不想写小说的意思，里面恐怕就包括这一点理由。但如果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的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从最初起，到最后止，他都是个战士、勇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即使在说中国是人肉的筵席时，调子也不低沉。因为他指出这些，正是为反对这些，改革这些，和这些东西战斗。
聂绀弩说：
“依你说，鲁迅竟是两个鲁迅。”
“两个鲁迅算什么呢？中国现在有一百个、两百个鲁迅也不算多。”
萧红的小说确实散文味很浓很浓，也确实动人得很。如在《呼兰河传》第一章中描写的城旁那个大泥坑，描绘得多么地有声有色啊！那个千人诅万人恨的大泥坑，在萧红手中的笔下，令读者读了忍俊不禁，爱不释手。这里笔者略摘一两朵花絮如下，以飨读者。
萧红轻轻松松地写道：
而且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提炼出点什么似的。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里的质度更纯了，水份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黏又黑，比粥锅还糊，比浆糊还黏。她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黏住的。
小燕子是很喜欢水的，有时误飞到这泥坑上来，用翅子点着水，看起来很危险，差一点没有被泥坑陷害了它，差一点没有被粘住，赶快地头也不回地飞跑了。
若是一匹马，那就不然了，非粘住不可，不仅仅是粘住，而且把它陷进去，马在那边滚着、挣扎着，挣扎了一会，没有了力气，那马就躺下了。一躺下那就很危险，很有致命的可能。但是这种时候不很多，很少有人牵着马或是拉着车子来冒这种险。
……
还是这个大泥坑，萧红有三段极其精彩的描写，一段是下雨涨水行人路经泥坑边沿，一段是一个小孩掉入泥坑的描写和议论，还有一段是关于泥坑、死猪和瘟猪之间的描写，读了无不令人捧腹大笑之余而回味无穷。如下雨涨水时萧红这样描写道：
一下起雨这大泥坑子白亮亮地涨得溜溜的满，涨到两边的人家的墙根上去了，把人家的墙根给淹没了。来往过路的人，一走到这里，就像在人生的路上碰到了打击。是要奋斗的，卷起袖子来，咬紧了牙根，全身的精力集中起来，手抓着人家的板墙，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头不要晕，眼睛不要花，要沉着应战。
偏偏那人家的板墙造得又非常的平滑整齐，好像有意在危难的时候不帮人家的忙似的，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样巧妙地伸出手来，也得不到那板墙的怜悯，东抓抓不着什么，西摸也摸不到什么，平滑得连一个疤拉节子也没有，这可不知道是什么山上长的木头，长得这样完好无缺。
挣扎了五六分钟之后，总算过去了，弄得满头流汗，满身发烧，那都不说。再说那后来人，依法炮制，那花样也不多，也只是东抓抓，西摸摸……一过去了可就精神饱满，哈哈大笑着，回头向那后来的人，向那正在艰苦阶段上奋斗着的人说：
“这算什么，一辈子不走几回险路那不算英雄。”
……
关于泥坑、死猪、瘟猪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萧红更是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一些人的形象：
比方肉上市，忽然买便宜猪肉了，于是大家就想起那泥坑子来了，说：“可不是那泥坑子里边又淹死了猪了？”
说着若是嘴快的，就赶快跑到邻人的家去，告诉邻居：
“快去买便宜肉吧，快去吧，快去吧，一会没有了。”
等买回家来才细看一番，似乎有点不大对，怎么这肉又紫又青的！可不要是瘟猪肉。
但是又一想，哪能是瘟猪肉呢，一定是那泥坑子淹死了。
于是煎、炒、蒸、煮，家家吃起便宜猪肉来，虽然吃起来了，但就总觉得不大香，怕还是瘟猪肉。
可是又一想，瘟猪肉怎么可以吃得，那么还是泥坑子淹死的吧！
本来这泥坑子一年只淹死一两只猪，或两三只猪，有几年还连一个猪也没有淹死。至于居民们常吃淹死的猪肉，这可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真是龙王爷晓得。
而且，有关这泥坑种种轶闻的描写，萧红竟然信手拈来，洋洋洒洒地写了近六千字的篇幅，没有一个具体的人物，似看起来也没有具体的目的而给人们以茶余饭后的消遣，但读了之后一点也没有拖沓、冗繁之感觉。
在《呼兰河传》里，类似上述的传神描写比比皆是，如那个破败的后花园-实际上是一座荒芜了的一座后菜园，但萧红却是倾尽了自己的一腔深情加以了传神描写的。
我、后花园、爷爷，这三者构成了萧红快乐的童年生活中的一个永世难忘的镜头！
在谈及当时萧红创作《呼兰河传》的情景时，蒋锡金后来描绘了这么一个似是有趣而非有趣的镜头：为写《呼兰河传》，萧红和萧军还怄了一场气。
蒋锡金回忆道：
“有一天大家没事瞎呛呛，萧军抬杠，说她不一定写得好，把她气哭了。萧军有些欺侮她，不过，那是开玩笑的，她认了真了，她的自尊心是很强的。”
待到《呼兰河传》最终完稿时，已经是在1940年12月20日的孤岛香港了，距萧红生命最后之终结，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这部小说前后历时三年，可见作者潜心攻研之深，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战乱的因素，从而使得小说不得不拖延了一段时间。当蒋锡金读到这部如诗似歌兼画的小说时，也已是70年代末的事了，就在这一年冬天召开的第四届文代会上，他与萧军，还有曾在那一时期在武汉待过的姚雪垠、于黑丁等人合了一张影，距武汉二萧分手前的最后一次相聚，时光整整过去了41年。
应当说，当小金龙巷21号的西厢房仅有他们三人居住的时候，是一个快活、和睦的家庭。尤其是萧红，似乎又回到了哈尔滨商市街25号，她与萧军相依为命共同战胜贫穷和苦难的那一段难忘岁月。
然而，这好景并不长，似乎在冥冥中硬是有一只罪恶的手要将二萧活生生地扯裂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