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在上海的最后日子里
回到上海后，萧红也参加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辑工作，负责一部分新闻报道的剪辑与校订。在这项工作量甚是浩繁的任务中，同萧军一样，萧红也倾注了她对鲁迅先生的深深敬意。萧军除参与纪念集的编辑、校阅和印刷外，还协助许广平致力于鲁迅先生生前尚未来得及完成的遗著《且介亭杂文集》一、二、三卷的校对及付印，以及出版发行等一些事务。
1937年7月7日，震惊全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猝然爆发。日军继侵占我肥沃的东三省后，为进一步吞并我大好河山，于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制造了挑衅事端，中华民族长达八年的全面浴血抗战从此拉开序幕。
十天后，7月17日下午2时，在静安路的华安大厦八楼召开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作出了决定：《鲁迅先生纪念集》于先生逝世周年前夕出版，萧军则负责最后的清样校对，并写了《编后记》。
随着“八一三”一声炮响，上海军民奋起抗御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切工作几乎全陷在了停顿状态。当萧军去承印《鲁迅先生纪念集》的印刷所-上海科学印刷公司察看时，一片冷冷清清，没人工作。这时，好在纪念集的所有文字基本上排完，萧军还为此作了初校……
由于战争的迅速蔓延，一些文艺刊物尤其是左翼刊物也陷于了停顿状态。由萧军参与的《作家》也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勒令停刊了，这对二萧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一是因为他们平时并无钱财的积蓄，尤其是萧红的两次出走早已将有限的“家底”花光了，二是靠卖文为生的道路在上海已经走不通了，这时，胡风已去武汉筹备出版《七月》，并约二萧也去武汉，二萧为生活计接受了这一邀请。
临行前，二萧向许广平告别，并将全部校样和尚未完成的一些杂务工作，移交给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同时也是《鲁迅先生纪念集》出版的负责人吴朗西。
“八一三”爆发的第二天，萧红这个来自沦陷故乡的热血青年，面对祖国沉沦、民族危亡的充溢着血与火的苦难景象，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愤怒，提笔写下了《天空的点缀》。萧红在这篇文章中愤怒地控诉了日军烧杀抢掠的罪恶行径，侵略者的飞机在中国的领空横冲直撞，她形象地写道：“那不是一架，那是两架，以后又来了几架，它们都是银白色的，并且又都叫着呜呜的声音。它们每个都叫着吗？这个，我分不清楚。或者它们每个在叫着的节拍像唱歌似的是有一定的调子，也或者那在云幕中撒下来的声音就是一片。好像在夜里听着海涛的声音似的，那就是一片了。”日寇的大炮和飞机在向闸北和南市两区的中国市民居住区狂轰滥炸，夜间，在熊熊燃烧的大火面前，手无寸铁的人们一群又一群在奔逃，在呼号，在痛苦地呻吟着，又一批一批地倒在血泊和瓦砾之中……敌寇的飞机露着狰狞的面目在二萧居住的“窗外，飞着飞着，飞去又来了，飞得那么高，好像有一分钟那飞机也没离开我的窗口。因为灰色的云层的掠过，真切了，朦胧了，消失了又出现了，一个去了，一个又来了”。（幸亏他们住在法租界，要不然的话，他们也会和闸北、南市那些被炸毁了房屋的难民们一样落个无家可归了。决不当亡国奴的萧红，她的心在滴着血，口中在大声呼喊着。继而，她又奋笔疾书，写了在日军侵占上海后，她和萧军夜不能寐、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的《失眠之夜》，以及反映上海人民抗战情绪的《火线外》二章：《窗边》及《小生命和战士》。（上述均刊载在1937年11月1日出版的《七月》第1卷第2期上）
而只要“有窝就下蛋”的萧军，全然不顾敌机的狂轰滥炸，也在“八一三”以后满腔义愤地写下了一篇史料翔实的《上海三日记》。（同载《七月》第1卷第2期）
与此同时，萧军见缝插针，开始了长篇小说《第三代》第三部的写作。
鲁迅大出殡时，萧军认识了日本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鹿地亘也是十六个抬棺人之一。“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者的极端仇恨，不少中国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既不分阶级，也不分是军阀还是老百姓，不分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因此，凡是日本人都处在了极度危险的境地。二萧为了保护鹿地亘夫妇免遭不测或杀害，竭尽全力将他们俩隐蔽了起来，并在生活上给予很多帮助，成了患难之交。
对此，许广平女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在《忆萧红》一文中这样写道：“八一三”以后，“战争的严重性一天天在增重，两国人的界限也一天天更分明，谣言我寓里是客留二三十人的一个机关，迫使我不得不把鹿地先生们送到旅舍。他们寸步不敢移动，周围全是监视的人们，没有一个中国的友人敢和他们见面。这时候，唯一敢于探视的就是萧红和萧军两先生，尤以萧红先生是女性，出入更较方便，这样使得鹿地先生们方便许多。也就是说，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解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在这里，萧红那乐意助人的豪爽脾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那是1937年“八一三”的前一天晚上，正当夜深人静，二萧准备就寝之际，他们居住的霞飞坊住所的门被人轻轻地敲响了。
萧红开门一看，是日本朋友池田幸子站在那儿，在她的脚边，还有一只小猫。她是从很远的北四川路来的，这么晚了，一定有急事。
进门第一句话，池田说的是惊人的消息：
“日本要和中国打仗。”
萧红问：“什么时候？”
“今天夜里四点钟。”
萧红看了看表，已是午夜11点了，如果池田说的消息属实，那么再过五个小时……
那一夜，她们说了很多话，天气又异常地闷热。朦胧中，快到4点钟的时候，远处果然响起了爆豆般的枪声。
池田带来的消息确证了，萧红不无担忧地对池田说道：“你想鹿地怎么样，若真的今天开仗，明天他能跑出来不能？”
“大概能，”池田对丈夫的命运也把握不大，末了，她又补充了一句，“那就不知道啦！”
萧红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这是因为，早在日本时，鹿地亘就上了日本特务机关和刑事部门的监控名单。早年在日本时，鹿地曾因与日本共产党过往甚密和“左倾”嫌疑而被捕过。后来虽经保释出狱，但仍然在日本刑事部门的监视之下。由于入过监狱，他在日本找工作相当困难，不得已，当了流浪剧团的一名杂工，四处跑码头，最后漂泊到了上海。在上海，这名大学毕业生出身的“杂役”趁剧团停演的时候常常到内山书店看书。与内山完造老板熟识后，由于都是反战，内山先生就把他介绍与鲁迅先生相识。
鹿地亘在上海结识了同样是天涯沦落人、流浪在上海舞厅当舞女的池田幸子，两人遂结连理。
久而久之，鲁迅先生了解了这一对流浪夫妻的一切，对他们甚为友好，还常常选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让他翻译，经鲁迅本人校正后，再由内山介绍到日本“改造社”出版。萧军的短篇小说《羊》，就是这样给介绍到日本去的。不久，萧红、萧军与鹿地夫妇也有了来往。同鲁迅熟识后，又得鲁迅接济，鹿地便辞去了剧团的杂务工作，专心致志从事中国译著的工作，从而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日本影响不小。鲁迅先生逝世后，为了翻译《大鲁迅全集》的日译本，并在较短时间内出版，鹿地、池田夫妇就经常来许广平寓所。
“八一三”交战后，鹿地夫妇被迫搬离了中国人的聚居地，因为他们是日本人，对于日本军队对中国的大举侵犯和杀烧抢掠，中国老百姓的仇日情绪越来越高涨，说不定哪一天，鹿地夫妇被人们当做日本间谍惨遭不幸。而他们又不能回到日本人居住集中的北四川路去，在那边，日本人则把他们当做中国间谍看待……
萧红的担心只是虚惊一场，次日上午，鹿地亘也步妻子后尘来到了二萧的住处。
谈到日本的侵华战争，鹿地亘说：“日本这回坏啦，一定坏啦……”他的意思是，日本注定是要打败的，但日本老百姓却是要倒霉受苦的。
二萧的住处也不方便，邻居们都知道他们是日本人，何况附近还有一个在法国巡捕房当差的白俄巡捕。于是，萧红送他们到住房比较宽敞、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一位爱国人士家中。在这家人中，他们住了有一个来月。但不久麻烦又来了，这一家人怕收留日本人被人称为汉奸，加上鹿地又四处奔跑，引起了日本暗探的注意，这里也住不下去了。这天，鹿地夫妇又一次来到了二萧住处，央求他们帮忙，请萧红送一封信到一位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德国侨民医生家中。一个月前，池田幸子在那里治过病。“八一三”开始时，医生太太注意到了他们的困境，表示一旦不便时可在他们家中暂住，而且说这话时，萧红也在场。于是，萧红又冒着秋老虎的酷暑，把鹿地求助的信送到了德国医生的手中，并且带回了复信。
信是用英文写的，池田念给萧红听：
“随时可来，我等候着……”
晚上8点钟过后，萧红冒雨到外面给叫来了一辆出租车，又陪着他们来到了德国医生的家中。
当鹿地夫妇出现在德国医生面前的时候，一瞅见他们手中提着的行李，医生却窘迫地说道：“弄错了，弄错了啦！”
原来，他所说的“随时可来”是指看病。
屋内的气氛顿时僵住了，最终，又是萧红打破了这僵局：“那么，还是住到我家去吧！”
“可你们家有白俄呀！”池田愁眉苦脸地说道。
医生倒也不错，穿上雨衣替他们找住处去了。
结果这是一家住着各国侨民的旅馆，尽管十分危险，但深更半夜也没个好去处，他们只好住下了。而此时的鹿地一点也不害怕，冲着萧红表示还要到一线去从事反战工作呢。听了这话，萧红不禁苦笑了笑，撇撇嘴，幽了他一默：“你瞧，这儿有讲法国话的，讲英国话的，讲俄国话的，讲中国话的，这儿就是一个国际社会哩，你尽管宣传反战好了！”
危险归危险，萧红照旧天天去看他们，陪他们聊天、吃饭，想方设法减轻他们心理上的压力，她安慰两位日本朋友道：
“假如日本人把你们捉回去，说你们帮助中国，总是没有证据的呀！”
萧红自己也知道，这话连她自己也骗不过，但在那样的情况下，不这样说又怎么说呢？她这是替朋友着想呀！
一天下午，多名巡捕-有英国巡捕、印度巡捕、中国巡捕，在旅馆里足足待了四个小时之久，其中一个巡捕还贴在鹿地夫妇的门上听了一会呢。鹿地虽然不怕死，但心中的忧虑是与日俱增的。而且他们在租界住着，一直申请不到合法居住的证明文件，租界里，时常发生日本特务机关追捕“叛逆”的日本人的事，租界当局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夫妇俩明显地憔悴了，萧红见了也十分着急。那一天，萧红临走时，冒着可能招致自己安全的危险，把鹿地、池田夫妇俩的日记、文章、诗稿等，统统包成一包，带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正如后来追记的那样，萧红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态是：“临走时我和他握握手，我说不怕。至于怕不怕，下一秒钟谁都没有把握。但我是说了，就像说给站在狼洞里边的孩子一样。”
萧红依旧天天去旅馆探望他们，直至他们离开上海为止。
池田幸子对自己和丈夫于患难生死的关头，能够得到二萧如此无私、真诚的帮助十分感激。从二萧身上，他们见到了中国人民的友情，他们决心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尽快结束由日本军国主义掀起的这场罪恶战争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鹿地夫妇带领日本反战同盟成员，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两军交战的前沿阵地，鼓动日本侵华官兵反战。对此，萧红曾经写过一篇《纪念鹿地夫妇》的散文（刊于1938年5月1日出版的《文艺阵地》第1卷第2期上），形象地记载了她与鹿地亘和池田幸子的交往和友谊。
在上海，二萧还与著名的日本世界语工作者、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作了一个月余同屋的房客”。
日寇的大举南侵，上海“八一三”抗战的烽火，使二萧格外地想念起沦陷已达六年之久的白山黑水那长满大豆高粱的故乡……
就在这时，先期抵达武汉的胡风来信了！
萧军和萧红梦寐以求的时刻来到了！作为献身抗战洪流的第一步，便是同胡风、聂绀弩等作家在武汉筹办抗战文艺刊物《七月》。在《失眠之夜》和《天空的点缀》等作品中，萧红曾经真实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当时兴奋、激动、焦灼的爱国心情。他们睡不着觉，神经处于沸腾状态。特别是萧红，激动得时时想要哭泣。在空战频仍，炮火猛烈，随时有葬身火海的危险的时候，他们却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仰望着天空中激战的飞机，互相传递着哪怕是一丁点儿胜利的消息，帮助医护人员救助受伤的抗战官兵。即使在深夜，二萧夫妇相对时，也总是没完没了地谈论着打回老家去，收复故乡山河。萧军说：“若是真的打回老家，煮一锅高粱米粥喝。”萧红说：“咱家乡那土豆有碗大。”萧军说：“还有珍珠米，老的一煮就开花，一尺来长的……”萧红皱皱眉说：“高粱米那东西，我过去不大爱吃，不过，若真的回老家，我也非吃不可……”由这里生发开去，萧红接着说：“我家那后园，茄子开着紫色的小花，黄瓜爬上架。清早，朝阳带着露珠一齐来了！”萧军打断萧红的话说：“不，我们家，门前有两棵柳树，树荫交结着做成个门形，再前面是菜园，过了菜园就是山，那金字塔形的山峰，正向着我家的门口，而两边的山像蝙蝠的翅膀似的向村子的东方和西方伸开去，而后园：也种黄瓜和茄子，最好看的还是牵牛花，在石头墙缝里爬遍了，早晨牵牛花开了，也带着露水呢……”
“我们家就不这样，没有高山，也没有柳树……只有……”
他们互相抢白着，完全沉醉在故园情里了。
萧军冒着风险，走了很多书店，买来一张《东北富源图》挂在墙上，一边用手指在山脉上寻找，一边嘴里念叨着：“这是大凌河……这是小凌河……哼……没有，这地图是个不完全的，是个略图……”萧红立即抢上来嘲笑萧军说：“好哇！天天说凌河，哪儿有凌河呢！”萧军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立即从书橱中找出另一张东北地图，趴在地板上看，忽然胜利地挥手大叫：“这不是么！大凌河……小凌河……小时候我就在凌河里捉小鱼，拿到山上放在石头片上用火烤着吃……这边就是沈家台，离我们家二里路……”于是，两个人都忘情地沉溺在这张破旧的地图中了。
萧军看累了，扔下地图，仰躺在地板上，枕着自己的胳膊，望着窗外江南高空的云彩，深情地说：“我想，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头驴，一头你骑着，一头我骑着……先到我姑姑家，再到我姐姐家……顺便也许看看我舅舅去……我姐姐很爱我……她出嫁以后，每回来一次临走的时候，都要哭一次，姐姐哭，我也哭……”
许是不愿让这些伤心的往事破坏眼下愉快的心情，萧军又转移话题说：
“买驴子要买黑色的，挂上金黄色的铜铃，走起来，哐啷啷，哐啷啷……那才中听呢！我还要带你到沈家台去赶集。那赶集的日子，热闹！驴身上挂着烧酒瓶，高兴了就喝上一口……我们那边，羊肉非常便宜……羊肉炖粉片粉……真够味道！唉呀，这有多少年没吃那羊肉啦！”萧红看到萧军做出那副馋相，禁不住扑哧笑了出来，往他嘴巴上轻轻拍了一下，说：
“你可真够馋的！”
他们听着远远近近的枪声，炮声，幻想着家乡的高粱米粥、羊肉片粉、小黑驴、赶大集、柳树、小河、茄子花、朝阳下的露水……
在那山河沦陷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两个漂泊儿女的心灵，该是多么的痛苦呵！他们多么渴望早日回到故园呵！
1937年7月7日，震惊全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猝然爆发。日军继侵占我肥沃的东三省后，为进一步吞并我大好河山，于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制造了挑衅事端，中华民族长达八年的全面浴血抗战从此拉开序幕。
十天后，7月17日下午2时，在静安路的华安大厦八楼召开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作出了决定：《鲁迅先生纪念集》于先生逝世周年前夕出版，萧军则负责最后的清样校对，并写了《编后记》。
随着“八一三”一声炮响，上海军民奋起抗御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切工作几乎全陷在了停顿状态。当萧军去承印《鲁迅先生纪念集》的印刷所-上海科学印刷公司察看时，一片冷冷清清，没人工作。这时，好在纪念集的所有文字基本上排完，萧军还为此作了初校……
由于战争的迅速蔓延，一些文艺刊物尤其是左翼刊物也陷于了停顿状态。由萧军参与的《作家》也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勒令停刊了，这对二萧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一是因为他们平时并无钱财的积蓄，尤其是萧红的两次出走早已将有限的“家底”花光了，二是靠卖文为生的道路在上海已经走不通了，这时，胡风已去武汉筹备出版《七月》，并约二萧也去武汉，二萧为生活计接受了这一邀请。
临行前，二萧向许广平告别，并将全部校样和尚未完成的一些杂务工作，移交给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同时也是《鲁迅先生纪念集》出版的负责人吴朗西。
“八一三”爆发的第二天，萧红这个来自沦陷故乡的热血青年，面对祖国沉沦、民族危亡的充溢着血与火的苦难景象，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愤怒，提笔写下了《天空的点缀》。萧红在这篇文章中愤怒地控诉了日军烧杀抢掠的罪恶行径，侵略者的飞机在中国的领空横冲直撞，她形象地写道：“那不是一架，那是两架，以后又来了几架，它们都是银白色的，并且又都叫着呜呜的声音。它们每个都叫着吗？这个，我分不清楚。或者它们每个在叫着的节拍像唱歌似的是有一定的调子，也或者那在云幕中撒下来的声音就是一片。好像在夜里听着海涛的声音似的，那就是一片了。”日寇的大炮和飞机在向闸北和南市两区的中国市民居住区狂轰滥炸，夜间，在熊熊燃烧的大火面前，手无寸铁的人们一群又一群在奔逃，在呼号，在痛苦地呻吟着，又一批一批地倒在血泊和瓦砾之中……敌寇的飞机露着狰狞的面目在二萧居住的“窗外，飞着飞着，飞去又来了，飞得那么高，好像有一分钟那飞机也没离开我的窗口。因为灰色的云层的掠过，真切了，朦胧了，消失了又出现了，一个去了，一个又来了”。（幸亏他们住在法租界，要不然的话，他们也会和闸北、南市那些被炸毁了房屋的难民们一样落个无家可归了。决不当亡国奴的萧红，她的心在滴着血，口中在大声呼喊着。继而，她又奋笔疾书，写了在日军侵占上海后，她和萧军夜不能寐、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的《失眠之夜》，以及反映上海人民抗战情绪的《火线外》二章：《窗边》及《小生命和战士》。（上述均刊载在1937年11月1日出版的《七月》第1卷第2期上）
而只要“有窝就下蛋”的萧军，全然不顾敌机的狂轰滥炸，也在“八一三”以后满腔义愤地写下了一篇史料翔实的《上海三日记》。（同载《七月》第1卷第2期）
与此同时，萧军见缝插针，开始了长篇小说《第三代》第三部的写作。
鲁迅大出殡时，萧军认识了日本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鹿地亘也是十六个抬棺人之一。“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者的极端仇恨，不少中国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既不分阶级，也不分是军阀还是老百姓，不分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因此，凡是日本人都处在了极度危险的境地。二萧为了保护鹿地亘夫妇免遭不测或杀害，竭尽全力将他们俩隐蔽了起来，并在生活上给予很多帮助，成了患难之交。
对此，许广平女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她在《忆萧红》一文中这样写道：“八一三”以后，“战争的严重性一天天在增重，两国人的界限也一天天更分明，谣言我寓里是客留二三十人的一个机关，迫使我不得不把鹿地先生们送到旅舍。他们寸步不敢移动，周围全是监视的人们，没有一个中国的友人敢和他们见面。这时候，唯一敢于探视的就是萧红和萧军两先生，尤以萧红先生是女性，出入更较方便，这样使得鹿地先生们方便许多。也就是说，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解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在这里，萧红那乐意助人的豪爽脾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那是1937年“八一三”的前一天晚上，正当夜深人静，二萧准备就寝之际，他们居住的霞飞坊住所的门被人轻轻地敲响了。
萧红开门一看，是日本朋友池田幸子站在那儿，在她的脚边，还有一只小猫。她是从很远的北四川路来的，这么晚了，一定有急事。
进门第一句话，池田说的是惊人的消息：
“日本要和中国打仗。”
萧红问：“什么时候？”
“今天夜里四点钟。”
萧红看了看表，已是午夜11点了，如果池田说的消息属实，那么再过五个小时……
那一夜，她们说了很多话，天气又异常地闷热。朦胧中，快到4点钟的时候，远处果然响起了爆豆般的枪声。
池田带来的消息确证了，萧红不无担忧地对池田说道：“你想鹿地怎么样，若真的今天开仗，明天他能跑出来不能？”
“大概能，”池田对丈夫的命运也把握不大，末了，她又补充了一句，“那就不知道啦！”
萧红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这是因为，早在日本时，鹿地亘就上了日本特务机关和刑事部门的监控名单。早年在日本时，鹿地曾因与日本共产党过往甚密和“左倾”嫌疑而被捕过。后来虽经保释出狱，但仍然在日本刑事部门的监视之下。由于入过监狱，他在日本找工作相当困难，不得已，当了流浪剧团的一名杂工，四处跑码头，最后漂泊到了上海。在上海，这名大学毕业生出身的“杂役”趁剧团停演的时候常常到内山书店看书。与内山完造老板熟识后，由于都是反战，内山先生就把他介绍与鲁迅先生相识。
鹿地亘在上海结识了同样是天涯沦落人、流浪在上海舞厅当舞女的池田幸子，两人遂结连理。
久而久之，鲁迅先生了解了这一对流浪夫妻的一切，对他们甚为友好，还常常选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让他翻译，经鲁迅本人校正后，再由内山介绍到日本“改造社”出版。萧军的短篇小说《羊》，就是这样给介绍到日本去的。不久，萧红、萧军与鹿地夫妇也有了来往。同鲁迅熟识后，又得鲁迅接济，鹿地便辞去了剧团的杂务工作，专心致志从事中国译著的工作，从而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日本影响不小。鲁迅先生逝世后，为了翻译《大鲁迅全集》的日译本，并在较短时间内出版，鹿地、池田夫妇就经常来许广平寓所。
“八一三”交战后，鹿地夫妇被迫搬离了中国人的聚居地，因为他们是日本人，对于日本军队对中国的大举侵犯和杀烧抢掠，中国老百姓的仇日情绪越来越高涨，说不定哪一天，鹿地夫妇被人们当做日本间谍惨遭不幸。而他们又不能回到日本人居住集中的北四川路去，在那边，日本人则把他们当做中国间谍看待……
萧红的担心只是虚惊一场，次日上午，鹿地亘也步妻子后尘来到了二萧的住处。
谈到日本的侵华战争，鹿地亘说：“日本这回坏啦，一定坏啦……”他的意思是，日本注定是要打败的，但日本老百姓却是要倒霉受苦的。
二萧的住处也不方便，邻居们都知道他们是日本人，何况附近还有一个在法国巡捕房当差的白俄巡捕。于是，萧红送他们到住房比较宽敞、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一位爱国人士家中。在这家人中，他们住了有一个来月。但不久麻烦又来了，这一家人怕收留日本人被人称为汉奸，加上鹿地又四处奔跑，引起了日本暗探的注意，这里也住不下去了。这天，鹿地夫妇又一次来到了二萧住处，央求他们帮忙，请萧红送一封信到一位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德国侨民医生家中。一个月前，池田幸子在那里治过病。“八一三”开始时，医生太太注意到了他们的困境，表示一旦不便时可在他们家中暂住，而且说这话时，萧红也在场。于是，萧红又冒着秋老虎的酷暑，把鹿地求助的信送到了德国医生的手中，并且带回了复信。
信是用英文写的，池田念给萧红听：
“随时可来，我等候着……”
晚上8点钟过后，萧红冒雨到外面给叫来了一辆出租车，又陪着他们来到了德国医生的家中。
当鹿地夫妇出现在德国医生面前的时候，一瞅见他们手中提着的行李，医生却窘迫地说道：“弄错了，弄错了啦！”
原来，他所说的“随时可来”是指看病。
屋内的气氛顿时僵住了，最终，又是萧红打破了这僵局：“那么，还是住到我家去吧！”
“可你们家有白俄呀！”池田愁眉苦脸地说道。
医生倒也不错，穿上雨衣替他们找住处去了。
结果这是一家住着各国侨民的旅馆，尽管十分危险，但深更半夜也没个好去处，他们只好住下了。而此时的鹿地一点也不害怕，冲着萧红表示还要到一线去从事反战工作呢。听了这话，萧红不禁苦笑了笑，撇撇嘴，幽了他一默：“你瞧，这儿有讲法国话的，讲英国话的，讲俄国话的，讲中国话的，这儿就是一个国际社会哩，你尽管宣传反战好了！”
危险归危险，萧红照旧天天去看他们，陪他们聊天、吃饭，想方设法减轻他们心理上的压力，她安慰两位日本朋友道：
“假如日本人把你们捉回去，说你们帮助中国，总是没有证据的呀！”
萧红自己也知道，这话连她自己也骗不过，但在那样的情况下，不这样说又怎么说呢？她这是替朋友着想呀！
一天下午，多名巡捕-有英国巡捕、印度巡捕、中国巡捕，在旅馆里足足待了四个小时之久，其中一个巡捕还贴在鹿地夫妇的门上听了一会呢。鹿地虽然不怕死，但心中的忧虑是与日俱增的。而且他们在租界住着，一直申请不到合法居住的证明文件，租界里，时常发生日本特务机关追捕“叛逆”的日本人的事，租界当局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夫妇俩明显地憔悴了，萧红见了也十分着急。那一天，萧红临走时，冒着可能招致自己安全的危险，把鹿地、池田夫妇俩的日记、文章、诗稿等，统统包成一包，带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正如后来追记的那样，萧红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态是：“临走时我和他握握手，我说不怕。至于怕不怕，下一秒钟谁都没有把握。但我是说了，就像说给站在狼洞里边的孩子一样。”
萧红依旧天天去旅馆探望他们，直至他们离开上海为止。
池田幸子对自己和丈夫于患难生死的关头，能够得到二萧如此无私、真诚的帮助十分感激。从二萧身上，他们见到了中国人民的友情，他们决心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尽快结束由日本军国主义掀起的这场罪恶战争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鹿地夫妇带领日本反战同盟成员，在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两军交战的前沿阵地，鼓动日本侵华官兵反战。对此，萧红曾经写过一篇《纪念鹿地夫妇》的散文（刊于1938年5月1日出版的《文艺阵地》第1卷第2期上），形象地记载了她与鹿地亘和池田幸子的交往和友谊。
在上海，二萧还与著名的日本世界语工作者、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作了一个月余同屋的房客”。
日寇的大举南侵，上海“八一三”抗战的烽火，使二萧格外地想念起沦陷已达六年之久的白山黑水那长满大豆高粱的故乡……
就在这时，先期抵达武汉的胡风来信了！
萧军和萧红梦寐以求的时刻来到了！作为献身抗战洪流的第一步，便是同胡风、聂绀弩等作家在武汉筹办抗战文艺刊物《七月》。在《失眠之夜》和《天空的点缀》等作品中，萧红曾经真实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当时兴奋、激动、焦灼的爱国心情。他们睡不着觉，神经处于沸腾状态。特别是萧红，激动得时时想要哭泣。在空战频仍，炮火猛烈，随时有葬身火海的危险的时候，他们却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仰望着天空中激战的飞机，互相传递着哪怕是一丁点儿胜利的消息，帮助医护人员救助受伤的抗战官兵。即使在深夜，二萧夫妇相对时，也总是没完没了地谈论着打回老家去，收复故乡山河。萧军说：“若是真的打回老家，煮一锅高粱米粥喝。”萧红说：“咱家乡那土豆有碗大。”萧军说：“还有珍珠米，老的一煮就开花，一尺来长的……”萧红皱皱眉说：“高粱米那东西，我过去不大爱吃，不过，若真的回老家，我也非吃不可……”由这里生发开去，萧红接着说：“我家那后园，茄子开着紫色的小花，黄瓜爬上架。清早，朝阳带着露珠一齐来了！”萧军打断萧红的话说：“不，我们家，门前有两棵柳树，树荫交结着做成个门形，再前面是菜园，过了菜园就是山，那金字塔形的山峰，正向着我家的门口，而两边的山像蝙蝠的翅膀似的向村子的东方和西方伸开去，而后园：也种黄瓜和茄子，最好看的还是牵牛花，在石头墙缝里爬遍了，早晨牵牛花开了，也带着露水呢……”
“我们家就不这样，没有高山，也没有柳树……只有……”
他们互相抢白着，完全沉醉在故园情里了。
萧军冒着风险，走了很多书店，买来一张《东北富源图》挂在墙上，一边用手指在山脉上寻找，一边嘴里念叨着：“这是大凌河……这是小凌河……哼……没有，这地图是个不完全的，是个略图……”萧红立即抢上来嘲笑萧军说：“好哇！天天说凌河，哪儿有凌河呢！”萧军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立即从书橱中找出另一张东北地图，趴在地板上看，忽然胜利地挥手大叫：“这不是么！大凌河……小凌河……小时候我就在凌河里捉小鱼，拿到山上放在石头片上用火烤着吃……这边就是沈家台，离我们家二里路……”于是，两个人都忘情地沉溺在这张破旧的地图中了。
萧军看累了，扔下地图，仰躺在地板上，枕着自己的胳膊，望着窗外江南高空的云彩，深情地说：“我想，将来我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头驴，一头你骑着，一头我骑着……先到我姑姑家，再到我姐姐家……顺便也许看看我舅舅去……我姐姐很爱我……她出嫁以后，每回来一次临走的时候，都要哭一次，姐姐哭，我也哭……”
许是不愿让这些伤心的往事破坏眼下愉快的心情，萧军又转移话题说：
“买驴子要买黑色的，挂上金黄色的铜铃，走起来，哐啷啷，哐啷啷……那才中听呢！我还要带你到沈家台去赶集。那赶集的日子，热闹！驴身上挂着烧酒瓶，高兴了就喝上一口……我们那边，羊肉非常便宜……羊肉炖粉片粉……真够味道！唉呀，这有多少年没吃那羊肉啦！”萧红看到萧军做出那副馋相，禁不住扑哧笑了出来，往他嘴巴上轻轻拍了一下，说：
“你可真够馋的！”
他们听着远远近近的枪声，炮声，幻想着家乡的高粱米粥、羊肉片粉、小黑驴、赶大集、柳树、小河、茄子花、朝阳下的露水……
在那山河沦陷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两个漂泊儿女的心灵，该是多么的痛苦呵！他们多么渴望早日回到故园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