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爱的挣扎
1937年4月22日，在上海北站，萧军送萧红登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此时的时局已经很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迫感，日本侵略军大规模屯兵华北，并形成了对古城北平的包围圈。按道理，在这样的时刻，萧红不应该去北平，何况在上海，《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纂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正需要得力的人手，可她还是坚持换一个“环境”。在她的头脑里，似乎“宁静”二字，比什么都至关重要。在东北，为了照顾她，萧军被迫放弃了去磐石人民抗日游击队的计划，而在一年后的临汾，萧军以民族危亡为己任，要去前线“面对面”地打日寇，终于惹恼了萧红……
萧红就是这样一个人。
要知道，她自日本回来才不过三个月左右的光景啊！现在，她的心又飞向了遥远的北方，她的心态是很难平静下来的……
火车极威武极雄壮地吼叫了一声，又把这对患难夫妇给分开了。
在显得异常单调颠簸行进的火车上，萧红还是那个老习惯，按捺不住地提起笔来，给她的萧军写起了半是缠绵半是苦涩的信……
当萧红与萧军不在一起的时候，萧红会显得格外的思念，不住地向萧军下达一个又一个“命令”，衣食住行，冷暖饱饥，无所不在她的管辖范围内。而一旦两人在一起，她又会感到不自在和沉重的压抑感……
在第一封信的开端，萧红开门见山地落笔道：
“现在是下午两点，火车摇得很厉害，几乎写不成字。”
尽管如此，她还是要写，写……
火车猛烈地摇晃着，时而有运载从西安回来的东北军火车与萧红乘坐的火车相向而行，“他们都弄得和泥猴一样”。萧红呆呆地望着车窗外一闪而逝被砍折了的秃树，远处天空中飞着的乌鸦和别的大鸟，唐官屯一带正在下种的土地，拉着犁杖的黑牛或白马，她觉得一点欲望也没有，只吃了一个苹果，抽了三两支烟。好不容易，萧红乘坐的火车开进了前门车站，下得车来，萧红先在两块钱一天的中央饭店驻了足。还没休息，她就搭三轮车去了宣武门内的太平桥，按照临行前萧军给的地址去找萧军早年东北军讲武堂时期的同学周香谷，但在宣武门内外兜了一大圈仍然没有找着。萧红接着又去七年前在北平求学时的居住处找一位姓胡的女同学，结果早已不在了。她在信中写道：“北平的尘土几乎是要把我的眼睛迷住，使我真是懊丧，那种破落的滋味立刻浮上心头。”
在北京特有的阵阵风沙中，萧红懊丧地走着，走着，忽然间她想起了她的一位朋友，也是当年教过她的一位名叫李镜之的教员。于是，一线希望中，萧红跑了去。果然，“真是七年间相同一日，他仍在那里做事，听差告诉我，他的家就住在学校的旁边”，这使得萧红大为高兴。在李镜之家，萧红“看到了儿女一大群”。接着，从李镜之口中萧红又知道了另一个老朋友李洁吾的情况，他也有了一个孩子。
当萧红亭亭玉立地出现在李洁吾面前的时候，李洁吾一下惊呆了！自从七年前萧红跟随那个王恩甲回哈尔滨和他们告别以来，李洁吾从一些人的传闻中，从报刊上时而披露的消息中，尤其是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出版以后，他经常能获知萧红的行踪，与此同时，李洁吾还常常在报刊上读到萧红写的那些散发着东北家乡芬芳泥土气息的文章。现在，当萧红突然来到他的面前时，怎能不叫他喜出望外呢？此时，正好到了吃午饭的时刻，李洁吾当即吩咐太太下面条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听萧红说求他帮助找房子住，好客的李洁吾又热情地邀请萧红住在他们家。萧红在他们家住了几天，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的缘故，发现“他们夫妇彼此各有痛苦”。尔后，她又感叹万分地在信中向萧军倾诉道：“我真奇怪，谁家都是这样，这真是发疯的社会。可笑的是我竟成了老大哥一样给他们说着道理。”
当李洁吾“看了好多时候”由萧红提供的萧军照片后，不由得说道：萧军是个“很厉害的人物，并且有派（魄）力”。
对此，萧红在4月27日自北平发出的信中写道：
“我听了很替你高兴。”
接着，又怀念上了上海两人的小天地：
“我很想念我的小屋，花盆浇水了没有？”
在下一封信中，萧红对萧军的恋情再一次跃然纸上，她写道：
“北平虽然吃的好，但一个人吃起来不是滋味。于是也就马马虎虎了。”
“我想你应该有信来了，不见你的信，好像总有一件事，我希望快来信！”
萧红在李洁吾家住了不多日，便搬走了，搬到了位于米市大街一个名叫北辰宫的青年会女子公寓里，房间“比较阔气”，房租每月24元。
就在她又一次感到落寞时，正好舒群也来到了北平，而且巧就巧在与萧红不期而遇，这使得萧红兴奋极了-“牵牛房”的老战友，二萧《跋涉》得以出版的资助者，二萧在青岛最亲密的朋友和引路人……舒群获释后，也到了上海，曾和二萧在一起住过一段日子。为此，萧军、舒群和罗烽三人还专门在上海合过影。但舒群和罗烽、白朗一样，虽经萧军为之牵线搭桥，却始终没能和鲁迅见上面。
这其中的原因固然不少，但究其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罗烽、舒群他们一到上海便通过周扬接上了关系，并由周扬介绍加入了“左联”。而在生命最后一年的鲁迅已经和周扬断绝了往来，自然，他也不会与周扬介绍入“左联”的人发生来往。
与萧红在北平分手后，舒群经党安排，在奔赴延安途中，于西安同周立波一起奉命折返抗日前线，当过八路军总部随军记者和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兼翻译工作，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1937年初，舒群先是到了北平，住在沙滩的北大红楼学生宿舍。于是，萧红也就一扫往日的孤独和痛苦，同舒群一起尽情玩耍：去中山公园散步，逛王府井大街，每逢走到陈列着色彩缤纷儿童服装的橱窗前，萧红往往会踌躇止步，眼神也变得柔和又茫然-她在思念五年前那个送了人的亲生女儿了！有时他们还在环行电车上兜风聊天；去戏院听富连成小班演唱的京戏，或去电影院观摩美国电影明星嘉宝主演的好莱坞影片；在京郊青龙桥一同瞻仰詹天佑的青铜雕像，然后走过长长的山路去攀登八达岭……长城，绵延万里的长城，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化的伟大象征，雄伟的长城是那样强烈地震撼着萧红的内心。她在信中这样告诉远在上海的萧军：
真伟大，那些山比海洋更能震惊人的灵魂。到日暮的时候起了大风，那风声好像海声一样，《吊古战场文》上所说：风悲日曛。群山纠纷。这就正是这种景况。
萧红在北京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中胸怀坦荡地告诉萧军：
夜十一时归来，疲乏得很，因为去长城的前夜，和黑人一同去看戏，因为他的公寓关门太早的缘故，就住在我的地板上，因为过惯了有纪律的生活，觉得很窘，所以通夜失眠。
萧红将此事告诉萧军，应当说是夫妻间的最大信任，也是极为珍贵的。而且，从中也可以澄清一个事实：萧红断非是某些人传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的那种“浪漫女性”，或曰“水性杨花”。
不过，再怎么说，在1937年5月的北平，舒群的出现，是令萧红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的。
在1937年5月4日的信中，萧红再次向萧军倾诉了自己的苦痛沉闷的情感。她在信中写道：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但明明是知道，明明又做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刹那，觉得口渴那个道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
这几天我又恢复了夜里骇怕的毛病，并且在梦中常常生起死的那个观念。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我常常怀疑自己或者我怕是忍耐不住了吧？我的神经或者比丝线还细了吧？
我是多么替自己避免着这种想头，但还有比正在经验着的还更真切的吗？我现在就正在经验着。
我哭，我也是不能哭。不允许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双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双手把自己来打碎吗？
读着萧红的来信，萧军心中非常的难受，尤其是见她陷在如此深沉而又难以自拔的痛苦泥沼中，他的心更不好受了。其实，就萧军来说，其内心痛苦并不亚于萧红，只不过他是一个男子汉，不善于也不想到处倾诉罢了。5月8日，萧军极为坦诚地敞开自己的心扉，给萧红写去了一封长长的信，既有自责和内疚，也有鼓励和规劝，是一封深明大义的信，是一封抛弃成见大踏步前进“以死的精神”活下去的信。萧军循循善诱地写道：
对无论什么痛苦，你总应该时时向它说：“来吧！无论怎样多和重，我总要肩担起你来。”你应该像一个决斗的勇士似的，对待你的痛苦，不要畏惧它，不要在它面前软弱了自己，这是羞耻！人生最大的关头，就是死，一死便什么全解决了。可是我们要拿这“死的精神”活下去！便什么全变得平凡和泰然，只要你回头一想想，多少波涛全被我们冲过来了，同样，这眼前无论什么样的艰苦的波涛，也一样会冲过去，将来我们也是一样的带着蔑视和夸耀的微笑，回头看着它们。-现在就是需要忍耐。要退一步想，假如现在把你关进监牢里，漫漫长夜，连呼吸全没了自由，那时你将怎样？是死呢？还是活下来？可是我见过多少人，他们从黑发转到白发，总是忍耐地活下来……
读着萧军这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信，萧红也不得不为之动容，不由得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
说归说，做归做，真要面对现实了，萧红这个多愁善感，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对方放下手头的一切给她以“百分之百爱”的现代林黛玉，很快，又回复到了那种孤独、落寞、痛苦的境地，她是难于自拔了，谁也无法解救她，无论萧军尽多么大的努力，都难以挽回萧红早先在哈尔滨时尤其是在“牵牛房”活动时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状态了。
在二萧分手整40年后，对于当年萧红在北平时时产生的孤独感和痛苦，萧军这样自责地作了回顾：
她又陷在了深沉的，几乎是难于自拔的痛苦的泥沼中了！我知道这一次痛苦主要是我给予她的；当然这一时期我的痛苦也并不减于她，而我却是可以经受得起的，这由于我是经常在或大、或小、或轻、或重、或断、或续、或浅、或深……的所谓“痛苦的毒汁”中浸泡得比她更要长久些，多样些……在神经上已经近于麻痹了！何况这一次“痛苦”的形成是我自做自受，我无可责备于任何人，也无须寻找任何客观条件或“理论”为根据，对于自己错误的行为进行辩解或掩饰！这是孱头，懦夫……的行为。
……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在重庆，聂绀弩兄写的一篇《在西安》的散文里，曾记录他和萧红在西安大街上散步时一段谈话：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
我在这里所以要引证这段谈话记录：第一，是证明我“脾气大”以她为“出气包”了；第二，是证明我在夫妻“爱情”上对她不忠实了，使她“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
后来，由于萧军在上海为编《鲁迅先生纪念集》四处奔波个不停，从根本上来说，他也压根儿没有时间去北平。是啊，还有什么个人的事情能比尽早出版恩师的纪念文集重要而又刻不容缓呢？那是一笔无比丰厚的民族精神财富啊！它的早一天出版，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全民族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来说，是多么的宝贵而又重要啊！
因此，萧军写信给萧红，劝她回到上海来，投身到火热的工作中来。不多日，萧红也就放弃了继续在北平寻找两人新天地的打算，乘车回到了上海……
然后，回来归回来，两人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得到化解，反而更进一步激化了-萧红由这之前的沉默、逃避，转变为公开的对抗，剑拔弩张，无休止的争吵，两人的分离已是必然趋势。即或是国破家亡的战火迫在眉睫，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早晚罢了。如萧军在其1937年6月30日的日记（见《萧军全集》第18卷日记）中，这样用异常尖刻的语言写道：
和吟又吵架了，这次决心分开了。
女人的感情领域是狭小的，更是在吃醋的时候，那是什么也没有了，男人有时还可以爱他的敌人，女人却不能。
……
此时的时局已经很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迫感，日本侵略军大规模屯兵华北，并形成了对古城北平的包围圈。按道理，在这样的时刻，萧红不应该去北平，何况在上海，《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纂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正需要得力的人手，可她还是坚持换一个“环境”。在她的头脑里，似乎“宁静”二字，比什么都至关重要。在东北，为了照顾她，萧军被迫放弃了去磐石人民抗日游击队的计划，而在一年后的临汾，萧军以民族危亡为己任，要去前线“面对面”地打日寇，终于惹恼了萧红……
萧红就是这样一个人。
要知道，她自日本回来才不过三个月左右的光景啊！现在，她的心又飞向了遥远的北方，她的心态是很难平静下来的……
火车极威武极雄壮地吼叫了一声，又把这对患难夫妇给分开了。
在显得异常单调颠簸行进的火车上，萧红还是那个老习惯，按捺不住地提起笔来，给她的萧军写起了半是缠绵半是苦涩的信……
当萧红与萧军不在一起的时候，萧红会显得格外的思念，不住地向萧军下达一个又一个“命令”，衣食住行，冷暖饱饥，无所不在她的管辖范围内。而一旦两人在一起，她又会感到不自在和沉重的压抑感……
在第一封信的开端，萧红开门见山地落笔道：
“现在是下午两点，火车摇得很厉害，几乎写不成字。”
尽管如此，她还是要写，写……
火车猛烈地摇晃着，时而有运载从西安回来的东北军火车与萧红乘坐的火车相向而行，“他们都弄得和泥猴一样”。萧红呆呆地望着车窗外一闪而逝被砍折了的秃树，远处天空中飞着的乌鸦和别的大鸟，唐官屯一带正在下种的土地，拉着犁杖的黑牛或白马，她觉得一点欲望也没有，只吃了一个苹果，抽了三两支烟。好不容易，萧红乘坐的火车开进了前门车站，下得车来，萧红先在两块钱一天的中央饭店驻了足。还没休息，她就搭三轮车去了宣武门内的太平桥，按照临行前萧军给的地址去找萧军早年东北军讲武堂时期的同学周香谷，但在宣武门内外兜了一大圈仍然没有找着。萧红接着又去七年前在北平求学时的居住处找一位姓胡的女同学，结果早已不在了。她在信中写道：“北平的尘土几乎是要把我的眼睛迷住，使我真是懊丧，那种破落的滋味立刻浮上心头。”
在北京特有的阵阵风沙中，萧红懊丧地走着，走着，忽然间她想起了她的一位朋友，也是当年教过她的一位名叫李镜之的教员。于是，一线希望中，萧红跑了去。果然，“真是七年间相同一日，他仍在那里做事，听差告诉我，他的家就住在学校的旁边”，这使得萧红大为高兴。在李镜之家，萧红“看到了儿女一大群”。接着，从李镜之口中萧红又知道了另一个老朋友李洁吾的情况，他也有了一个孩子。
当萧红亭亭玉立地出现在李洁吾面前的时候，李洁吾一下惊呆了！自从七年前萧红跟随那个王恩甲回哈尔滨和他们告别以来，李洁吾从一些人的传闻中，从报刊上时而披露的消息中，尤其是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出版以后，他经常能获知萧红的行踪，与此同时，李洁吾还常常在报刊上读到萧红写的那些散发着东北家乡芬芳泥土气息的文章。现在，当萧红突然来到他的面前时，怎能不叫他喜出望外呢？此时，正好到了吃午饭的时刻，李洁吾当即吩咐太太下面条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听萧红说求他帮助找房子住，好客的李洁吾又热情地邀请萧红住在他们家。萧红在他们家住了几天，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的缘故，发现“他们夫妇彼此各有痛苦”。尔后，她又感叹万分地在信中向萧军倾诉道：“我真奇怪，谁家都是这样，这真是发疯的社会。可笑的是我竟成了老大哥一样给他们说着道理。”
当李洁吾“看了好多时候”由萧红提供的萧军照片后，不由得说道：萧军是个“很厉害的人物，并且有派（魄）力”。
对此，萧红在4月27日自北平发出的信中写道：
“我听了很替你高兴。”
接着，又怀念上了上海两人的小天地：
“我很想念我的小屋，花盆浇水了没有？”
在下一封信中，萧红对萧军的恋情再一次跃然纸上，她写道：
“北平虽然吃的好，但一个人吃起来不是滋味。于是也就马马虎虎了。”
“我想你应该有信来了，不见你的信，好像总有一件事，我希望快来信！”
萧红在李洁吾家住了不多日，便搬走了，搬到了位于米市大街一个名叫北辰宫的青年会女子公寓里，房间“比较阔气”，房租每月24元。
就在她又一次感到落寞时，正好舒群也来到了北平，而且巧就巧在与萧红不期而遇，这使得萧红兴奋极了-“牵牛房”的老战友，二萧《跋涉》得以出版的资助者，二萧在青岛最亲密的朋友和引路人……舒群获释后，也到了上海，曾和二萧在一起住过一段日子。为此，萧军、舒群和罗烽三人还专门在上海合过影。但舒群和罗烽、白朗一样，虽经萧军为之牵线搭桥，却始终没能和鲁迅见上面。
这其中的原因固然不少，但究其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罗烽、舒群他们一到上海便通过周扬接上了关系，并由周扬介绍加入了“左联”。而在生命最后一年的鲁迅已经和周扬断绝了往来，自然，他也不会与周扬介绍入“左联”的人发生来往。
与萧红在北平分手后，舒群经党安排，在奔赴延安途中，于西安同周立波一起奉命折返抗日前线，当过八路军总部随军记者和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兼翻译工作，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1937年初，舒群先是到了北平，住在沙滩的北大红楼学生宿舍。于是，萧红也就一扫往日的孤独和痛苦，同舒群一起尽情玩耍：去中山公园散步，逛王府井大街，每逢走到陈列着色彩缤纷儿童服装的橱窗前，萧红往往会踌躇止步，眼神也变得柔和又茫然-她在思念五年前那个送了人的亲生女儿了！有时他们还在环行电车上兜风聊天；去戏院听富连成小班演唱的京戏，或去电影院观摩美国电影明星嘉宝主演的好莱坞影片；在京郊青龙桥一同瞻仰詹天佑的青铜雕像，然后走过长长的山路去攀登八达岭……长城，绵延万里的长城，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化的伟大象征，雄伟的长城是那样强烈地震撼着萧红的内心。她在信中这样告诉远在上海的萧军：
真伟大，那些山比海洋更能震惊人的灵魂。到日暮的时候起了大风，那风声好像海声一样，《吊古战场文》上所说：风悲日曛。群山纠纷。这就正是这种景况。
萧红在北京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中胸怀坦荡地告诉萧军：
夜十一时归来，疲乏得很，因为去长城的前夜，和黑人一同去看戏，因为他的公寓关门太早的缘故，就住在我的地板上，因为过惯了有纪律的生活，觉得很窘，所以通夜失眠。
萧红将此事告诉萧军，应当说是夫妻间的最大信任，也是极为珍贵的。而且，从中也可以澄清一个事实：萧红断非是某些人传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的那种“浪漫女性”，或曰“水性杨花”。
不过，再怎么说，在1937年5月的北平，舒群的出现，是令萧红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的。
在1937年5月4日的信中，萧红再次向萧军倾诉了自己的苦痛沉闷的情感。她在信中写道：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但明明是知道，明明又做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刹那，觉得口渴那个道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
这几天我又恢复了夜里骇怕的毛病，并且在梦中常常生起死的那个观念。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我常常怀疑自己或者我怕是忍耐不住了吧？我的神经或者比丝线还细了吧？
我是多么替自己避免着这种想头，但还有比正在经验着的还更真切的吗？我现在就正在经验着。
我哭，我也是不能哭。不允许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双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双手把自己来打碎吗？
读着萧红的来信，萧军心中非常的难受，尤其是见她陷在如此深沉而又难以自拔的痛苦泥沼中，他的心更不好受了。其实，就萧军来说，其内心痛苦并不亚于萧红，只不过他是一个男子汉，不善于也不想到处倾诉罢了。5月8日，萧军极为坦诚地敞开自己的心扉，给萧红写去了一封长长的信，既有自责和内疚，也有鼓励和规劝，是一封深明大义的信，是一封抛弃成见大踏步前进“以死的精神”活下去的信。萧军循循善诱地写道：
对无论什么痛苦，你总应该时时向它说：“来吧！无论怎样多和重，我总要肩担起你来。”你应该像一个决斗的勇士似的，对待你的痛苦，不要畏惧它，不要在它面前软弱了自己，这是羞耻！人生最大的关头，就是死，一死便什么全解决了。可是我们要拿这“死的精神”活下去！便什么全变得平凡和泰然，只要你回头一想想，多少波涛全被我们冲过来了，同样，这眼前无论什么样的艰苦的波涛，也一样会冲过去，将来我们也是一样的带着蔑视和夸耀的微笑，回头看着它们。-现在就是需要忍耐。要退一步想，假如现在把你关进监牢里，漫漫长夜，连呼吸全没了自由，那时你将怎样？是死呢？还是活下来？可是我见过多少人，他们从黑发转到白发，总是忍耐地活下来……
读着萧军这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信，萧红也不得不为之动容，不由得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
说归说，做归做，真要面对现实了，萧红这个多愁善感，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对方放下手头的一切给她以“百分之百爱”的现代林黛玉，很快，又回复到了那种孤独、落寞、痛苦的境地，她是难于自拔了，谁也无法解救她，无论萧军尽多么大的努力，都难以挽回萧红早先在哈尔滨时尤其是在“牵牛房”活动时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状态了。
在二萧分手整40年后，对于当年萧红在北平时时产生的孤独感和痛苦，萧军这样自责地作了回顾：
她又陷在了深沉的，几乎是难于自拔的痛苦的泥沼中了！我知道这一次痛苦主要是我给予她的；当然这一时期我的痛苦也并不减于她，而我却是可以经受得起的，这由于我是经常在或大、或小、或轻、或重、或断、或续、或浅、或深……的所谓“痛苦的毒汁”中浸泡得比她更要长久些，多样些……在神经上已经近于麻痹了！何况这一次“痛苦”的形成是我自做自受，我无可责备于任何人，也无须寻找任何客观条件或“理论”为根据，对于自己错误的行为进行辩解或掩饰！这是孱头，懦夫……的行为。
……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在重庆，聂绀弩兄写的一篇《在西安》的散文里，曾记录他和萧红在西安大街上散步时一段谈话：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
我在这里所以要引证这段谈话记录：第一，是证明我“脾气大”以她为“出气包”了；第二，是证明我在夫妻“爱情”上对她不忠实了，使她“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
后来，由于萧军在上海为编《鲁迅先生纪念集》四处奔波个不停，从根本上来说，他也压根儿没有时间去北平。是啊，还有什么个人的事情能比尽早出版恩师的纪念文集重要而又刻不容缓呢？那是一笔无比丰厚的民族精神财富啊！它的早一天出版，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全民族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来说，是多么的宝贵而又重要啊！
因此，萧军写信给萧红，劝她回到上海来，投身到火热的工作中来。不多日，萧红也就放弃了继续在北平寻找两人新天地的打算，乘车回到了上海……
然后，回来归回来，两人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得到化解，反而更进一步激化了-萧红由这之前的沉默、逃避，转变为公开的对抗，剑拔弩张，无休止的争吵，两人的分离已是必然趋势。即或是国破家亡的战火迫在眉睫，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早晚罢了。如萧军在其1937年6月30日的日记（见《萧军全集》第18卷日记）中，这样用异常尖刻的语言写道：
和吟又吵架了，这次决心分开了。
女人的感情领域是狭小的，更是在吃醋的时候，那是什么也没有了，男人有时还可以爱他的敌人，女人却不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