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生活正在逝去
自日本回到上海后，萧红与萧军一起住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256弄内，同拉都路、霞飞路一样，也属法租界。弄堂里是一排齐整的西班牙式楼房，门口有石阶，楼是三层。当时在这里居住的大部分房客是白俄，大约是缘于哈尔滨的因素，来自东北的一些作家也居住在此。在其附近有不少俄国人开设的大菜馆，花四角钱便可以吃饱，两角钱也可以对付一顿。30年代的吕班路是文化人集中的地方，内中有一个叫白危的青年人也住在这里。白危，原名吴钦宏，又名吴渤、吴皋，原是广东兴宁人，与萧红同庚。时在上海，白危与一位名叫王德谦的姑娘过从较密切。就在这一年的夏天，萧军在电车上不期与来上海姐姐处度假的苏州美专学生王德芬相遇，是王德谦介绍他俩认识的。可谁也没有想到，次年，也就是1938年，二萧会离异，而离异后从西安来到兰州的萧军会住进王德芬的家中，更没想到，在兰州仅仅一个月左右的工夫，萧军会与王德芬缔结秦晋之好，而且竟然也能度过金婚，这也是人世间人们常说的缘分促成的吧！
白危知道萧红，是在读了《生死场》之后，而且印象也颇为深刻。萧红从日本回沪后，白危不止一次在吕班路上遇见萧红。一开始，萧红见到白危，只是礼节性地点一下头，话极少。所以，白危感到不太好说话。后来，慢慢地熟了，白危到二萧家去做客，方才发现萧红待人接物的特征是外冷内热。
30年代在上海的女作家不多，从东北逃亡到上海的女作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每当白危和文艺界（多是“左联”成员）的朋友们聚集在一起谈论一些作家的作品时，常常会不约而同地提到萧红，而一提及萧红，也就必定会说到萧军，及至二萧间的“感情危机”云云。一些人则凭直觉认为：萧红个性极强，和萧军在一起是针尖对麦芒-搞不到一块去。白危，以及其他人也谈到，每每在马路上见到这一对东北作家夫妇时，发现他们是一前一后地行走着的：萧军在前面大踏步地走，萧红则在后边跟着默默地走，很少有见到他们俩并排走的时候（并排走的时候是有的，那是在早期，在哈尔滨的商市街-秋石注）。
关于这一前一后行走的说法，似乎还有一些人提及。然而，无独有偶的是，后来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合以后，在大后方的重庆街头，许多作家、学生，几乎所有认识他们的人，也看到这两人在外行走时是形同陌路似的一前一后地走着……
是萧军的责任吗？抑或还是……
有不少人为萧军抱不平，为萧红的任性反拨惋惜。
梅志这样回忆道：
有一次（在重庆复旦大学所在地黄桷镇）赶场时，我遇见了萧红。她不是在菜摊上挑选蔬菜，而是随伴一个大娘（保姆）在杂货摊那边选购日用品，只见那大娘手里提着砂锅、铁锅之类，她空着手，大娘要什么她就打开皮包付钱，连一点意见都没有，就这么匆匆忙忙的买着，只想赶快离开……
这次搬家当然不像几年前她文章里写的“搬家”了，也不会再像商市街那样生活了，这是高贵的教授生活，但她没有兴致。可能是想到了过去，那时可不是她一个人安家，一个人奔波操劳，那时她得到作为一个女人的照顾和爱护，而今天她成了保姆的主人，保姆头头罢了。
梅志还写道：
我还是能经常见到她……时间已是深秋了，男的穿着他常穿的咖啡色夹克，像过去一样斜着肩低着脑袋在街上走着，相隔两米远的后面萧红也低着头尾随着。不知道他们关系的人，只当是两个路人呢。知道的也可以认为他们不和刚吵了架哩！都低着头不高兴和人打招呼……（萧红）从背影看显得瘦多了，两肩也比过去耸得更高，扮着肩缩着脖，背还有点佝偻，真不像一个还不到二十多岁的少妇的背影。再也看不出过去那个在上海昂着头挺着胸，用劲地响着皮鞋在马路上（和胡风）赛跑的年青的北方姑娘了！
我虽然多次看见他们，就从来没看到过他们有说有笑地并肩走在一起。来我家看望的同学们谈到他们，也表示很奇怪。女同学都很尊敬和喜欢萧红。内中有一位女同学是东北流亡学生，她对萧红更有着特别的感情，她们成了知心朋友，她说萧红并不快乐，常找她发牢骚诉苦，对目前的生活看来不是十分如意的。我不好询问她具体情况。想到萧红下决心和萧军分离，得到的……我心里很难过。
梅志的这种想法，可以说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的。萧红最早的朋友高原如此，萧红在大陆生活时结识的最后一个朋友靳以同样如此。
早在东京时，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上说道：“我想我们之间吵嘴之类，也都是因为有了那样的根源-就是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从此我可就不愿那样妨害你了。你有你的自由了。”
萧红认为，自己正在失去爱情，而爱情的痛苦又是这般撕啮着她的心。
萧军在谈到和萧红之间的一些分歧时，也曾有过自责和反省。他说，萧红“她从来是这样像个‘小老太婆’似的，在生活上‘干涉’得过多，我几乎有点‘厌烦’以至‘怕’她了。我本来是个任性惯了的人，冷热寒暖饥饱……不太在意，好吃、好喝就拼命地吃喝，吃完了有时也胀得不舒服，因此她就常常来监视我，不管在自己家里，还是在朋友家……”
萧军还说：
她最反感的，就是当我无意或有意说及或玩笑地攻击到女人的弱点、缺点……的时候，她总要把我作为男人的代表或“靶子”加以无情的反攻了。有的时候还要认真生气甚至流眼泪！一定要到我承认“错误”、服输了……才肯“破涕为笑”、“言归于好”……我有时也故意向她挑衅，欣赏她那认真生气的样子，觉得“好玩”，如今想起来，这对于她已经“谑近于疟”了，那时自己也年轻，并没想到这会真的能够伤害到她的自尊，她的感情！
萧军自己也曾这样坦率地检讨过：
在爱情上曾经对她有过一次“不忠实”的事-在我们相爱期间，我承认她没有过这不忠的行为的-这是事实。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完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
萧军认为：
如果说对于萧红我引为终身遗憾的话，应该就是这一次“无结果的恋爱”，这可能深深刺伤了她，以致引起她对我深深的、难于和解的愤恨！她是应该如此的。除此以外，我对于她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地方-对于她凡属我能尽心尽力的全尽过所有的心和力了！
有关这一次萧军对萧红“不忠实”的事，后来，萧红在临终前向守候在侧的骆宾基作了叙述。1946年11月，骆宾基在杭州写的《萧红小传》一书中作了披露，现辑录如下：
那一次，萧红一个人走到她的友人H家里去，那友人是个有名杂志的编辑，一上楼，萧红就欣喜着，在H的寝室里，有萧军和H及H夫人的谈话声。但萧红一出现这谈话就突然停止了。萧红当时并不惊疑，这在妇女的生活上已经习惯了的。她向H夫人说：“这时候到公园走走多好呀。”这时H夫人躺在床上，而且窗子是开着的。她说“你这样不冷么？”要把大衣给她披上，就在这时候，H说话了：“请你不要管。”萧红立刻从三个人的沉默而僵持的脸色上发觉存在这之间的不愉快是什么了，萧红悻悻地走出来。
还是在东京时，萧红怀着极其痛苦而又无奈的心情，写下了组诗《苦杯》。
《苦杯》共有11节-
（一）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只一只写给她的，
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人人都是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二）
昨夜他又写一只诗
我也写了一只诗，
他是写给他的新的情人，
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
（三）
爱情的账目，
要到失恋的时候才算的，
算也总是不够本的。
（四）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
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
时时踢打。
（五）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
（六）
他又去公园了，
我说：
“我也去吧！”
“你去做什么？”他自己走了。
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
“有谁不爱鸟儿似的姑娘！”
“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
我不是少女，
我没有红唇了，
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
为生活而流浪，
我更没有少女的美的心肠。
他独自走了，
他独自去享受黄昏时公园里美丽的时光。
我在家里等待着，
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
（七）
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
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
父亲是我的敌人，
而他不是，
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
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八）
我没有家，
我连家乡都没有，
更失去朋友，
只有一个他，
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
（九）
泪到眼边流回去，
流着回去浸蚀我的心吧！
哭又有什么用！
他的心中既不放着我，
哭也是无足轻重。
（十）
近来时时想要哭了，
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
坐在床上哭，怕是他看到；
跑到厨房里去哭，
怕是邻居看到；
在街头哭，
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哗笑。
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十一）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萧红在这一组诗中向人们表述，一旦失去爱情，袭来的痛苦是多么深刻。她觉得他的全部情感都应该属于她，然而，现在却渗漏给了另一个人。这同她四年前被困哈尔滨东兴顺旅馆见到前来搭救的三郎时以狂喜心情写下的《春曲》有着天壤之别！
萧军对萧红的屡屡不忠和内心深处率先作出分手的决定，及至最终离开萧红，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弥补的原则性错误与损失。而萧红在虽经一再挽救但又无力无法回天的情况下草率作出分手及另择的决定，则是一个致命的悲剧-这可以从其在香港病重及临终前夕，她同胡风、骆宾基等人的谈话中，一再表达的对萧军的深切思念的兴奋语言里，得出结论。虽说两人的最终分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态势已三年多了。
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就在她居住的法租界附近有一个私立画院的招生广告，这使得她喜出望外，便立即打了一个电话去。她问：“你们那里也有寄宿学生么？还有床位么？”当对方给了她明确的答复后，一个念头在她头脑中产生了，她要隐蔽，她要逃脱朋友们的视线。在她认为，几乎所有与他、与她熟悉的人全都站在了萧军一边。因此，她要隐蔽，直至最终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一个足以抗衡萧军的社会关系。
她很快将想法付诸行动。萧红先是到那个画院里实地考察了一番，一个犹太人画家热情地接待了她，陪她楼上楼下包括她拟寄宿的房间、设施全都看了一遍，并告诉她：“在这里学画画是随时可以报名的。”
从画院里出来不久，在回家去的同一条路上，她遇见了在路的另一侧行走的萧军。萧军一边走，一边埋头想着心思，眼角的余光似乎往她这一边瞄了一下，但又似乎没有看见她，她自然也不会向他打招呼，她怕他会问起到什么地方去了，自己回答不上来。她回到了家里，心底里是犹豫不决的，似乎还没有下定决心，是报名还是不报名，抑或过一段时间再说。
但是，只要客观情况稍一发生变化，事情的主体也就有了定局。就在这天晚上，她和衣躺在床上似睡非睡的时候，听见了外屋萧军和他们的友人、来自东北的一对作家夫妇等人的谈话。他们是在谈论她，而且谈论得没遮没拦。萧军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朋友们便立刻附和上了：“结构也不坚实！”这鄙薄的口气，灌入到她的耳中，又一次被她深信不疑地认定为：萧军与他的朋友们结为了一体与她闹对立。
于是，她一骨碌地从床上下来，装做寻找一件物事一样出现在他们的身边。她一出现，他们的闲谈立刻就停顿了。
她痛苦地想，每天我当家庭主妇忙东忙西地操劳个不停，而你却在背后，在茶余饭后，竟和朋友们一起刻薄地对我嘲弄，我又何苦来呢！
是日夜深更静，待到萧军已经酣然入睡的时候，她悄悄地下了床，翻了一下手提箱的箱底，发现仅有十二元法币了，她想了想，给他留下一半。随即，准备好必须的日常用品，于黎明时分，趁着人们熟睡的当口，她出走了。
她在那个犹太人开设的私立画院里学速写和炭描画。然而，她的出走仅仅延续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受萧军委托的两位朋友终于寻觅到了由犹太人开办的那家私立画院，并在这个画院的楼上找到了正在作画的萧红，他们劝她回家。萧红则是用沉默相对抗，她不想这样回去，她认为自己会受到伤害。可她这一次再度钻了牛角尖，萧军之所以不亲自来找她，就是从爱护她的角度出发，怕她难堪呀！
“呀，你原来是有丈夫的呀！”
这时候，闻讯赶来的犹太人、画院的创办者表示了他的惊讶和不满。他爱莫能助地对萧红说道：“既然你丈夫不知道，也不同意你来，我们是不能接收你的。”
萧红无可奈何地跟在两位朋友的后面，回到了吕班路256弄的寓所。
想象中的“暴风雨”并没有来临，然而，欲图“报复”的念头已经深深地埋在了她的心底，有朝一日，它是要生根、开花的。
后来，在大后方的武汉，当端木当着萧军、张梅林、蒋锡金、罗烽等人的面，不独以自己的方式恭奉她，而且还一再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越了萧军的成就。自然，萧红对他的这种捧场格外的满意，她太需要有人来捧她了，这也正是她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这要求并不仅仅局限于对萧红作品无原则的赞美上，而是充满了对萧军的轻蔑，是对周遭社会关系的一个所谓“强有力的回击”。长期以来，在她的眼中看来，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包括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对她表示过任何独特的属于她一个人世界的友谊。自然，类似端木所表现的这种赤裸裸的“坦白”而又“直率”的捧场，萧红尤为需要。
毋庸置疑，萧红以自己独特的心态和思维模式来看待和审视周遭的世界，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她每走一步，也就离萧军、离朋友们远去了一步，最终的结局是，她把自己像蚕蛹一般地紧紧地包裹在了一个极度黑暗的压根儿透不过气来的世界中……
白危知道萧红，是在读了《生死场》之后，而且印象也颇为深刻。萧红从日本回沪后，白危不止一次在吕班路上遇见萧红。一开始，萧红见到白危，只是礼节性地点一下头，话极少。所以，白危感到不太好说话。后来，慢慢地熟了，白危到二萧家去做客，方才发现萧红待人接物的特征是外冷内热。
30年代在上海的女作家不多，从东北逃亡到上海的女作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每当白危和文艺界（多是“左联”成员）的朋友们聚集在一起谈论一些作家的作品时，常常会不约而同地提到萧红，而一提及萧红，也就必定会说到萧军，及至二萧间的“感情危机”云云。一些人则凭直觉认为：萧红个性极强，和萧军在一起是针尖对麦芒-搞不到一块去。白危，以及其他人也谈到，每每在马路上见到这一对东北作家夫妇时，发现他们是一前一后地行走着的：萧军在前面大踏步地走，萧红则在后边跟着默默地走，很少有见到他们俩并排走的时候（并排走的时候是有的，那是在早期，在哈尔滨的商市街-秋石注）。
关于这一前一后行走的说法，似乎还有一些人提及。然而，无独有偶的是，后来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合以后，在大后方的重庆街头，许多作家、学生，几乎所有认识他们的人，也看到这两人在外行走时是形同陌路似的一前一后地走着……
是萧军的责任吗？抑或还是……
有不少人为萧军抱不平，为萧红的任性反拨惋惜。
梅志这样回忆道：
有一次（在重庆复旦大学所在地黄桷镇）赶场时，我遇见了萧红。她不是在菜摊上挑选蔬菜，而是随伴一个大娘（保姆）在杂货摊那边选购日用品，只见那大娘手里提着砂锅、铁锅之类，她空着手，大娘要什么她就打开皮包付钱，连一点意见都没有，就这么匆匆忙忙的买着，只想赶快离开……
这次搬家当然不像几年前她文章里写的“搬家”了，也不会再像商市街那样生活了，这是高贵的教授生活，但她没有兴致。可能是想到了过去，那时可不是她一个人安家，一个人奔波操劳，那时她得到作为一个女人的照顾和爱护，而今天她成了保姆的主人，保姆头头罢了。
梅志还写道：
我还是能经常见到她……时间已是深秋了，男的穿着他常穿的咖啡色夹克，像过去一样斜着肩低着脑袋在街上走着，相隔两米远的后面萧红也低着头尾随着。不知道他们关系的人，只当是两个路人呢。知道的也可以认为他们不和刚吵了架哩！都低着头不高兴和人打招呼……（萧红）从背影看显得瘦多了，两肩也比过去耸得更高，扮着肩缩着脖，背还有点佝偻，真不像一个还不到二十多岁的少妇的背影。再也看不出过去那个在上海昂着头挺着胸，用劲地响着皮鞋在马路上（和胡风）赛跑的年青的北方姑娘了！
我虽然多次看见他们，就从来没看到过他们有说有笑地并肩走在一起。来我家看望的同学们谈到他们，也表示很奇怪。女同学都很尊敬和喜欢萧红。内中有一位女同学是东北流亡学生，她对萧红更有着特别的感情，她们成了知心朋友，她说萧红并不快乐，常找她发牢骚诉苦，对目前的生活看来不是十分如意的。我不好询问她具体情况。想到萧红下决心和萧军分离，得到的……我心里很难过。
梅志的这种想法，可以说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的。萧红最早的朋友高原如此，萧红在大陆生活时结识的最后一个朋友靳以同样如此。
早在东京时，萧红在给萧军的信上说道：“我想我们之间吵嘴之类，也都是因为有了那样的根源-就是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从此我可就不愿那样妨害你了。你有你的自由了。”
萧红认为，自己正在失去爱情，而爱情的痛苦又是这般撕啮着她的心。
萧军在谈到和萧红之间的一些分歧时，也曾有过自责和反省。他说，萧红“她从来是这样像个‘小老太婆’似的，在生活上‘干涉’得过多，我几乎有点‘厌烦’以至‘怕’她了。我本来是个任性惯了的人，冷热寒暖饥饱……不太在意，好吃、好喝就拼命地吃喝，吃完了有时也胀得不舒服，因此她就常常来监视我，不管在自己家里，还是在朋友家……”
萧军还说：
她最反感的，就是当我无意或有意说及或玩笑地攻击到女人的弱点、缺点……的时候，她总要把我作为男人的代表或“靶子”加以无情的反攻了。有的时候还要认真生气甚至流眼泪！一定要到我承认“错误”、服输了……才肯“破涕为笑”、“言归于好”……我有时也故意向她挑衅，欣赏她那认真生气的样子，觉得“好玩”，如今想起来，这对于她已经“谑近于疟”了，那时自己也年轻，并没想到这会真的能够伤害到她的自尊，她的感情！
萧军自己也曾这样坦率地检讨过：
在爱情上曾经对她有过一次“不忠实”的事-在我们相爱期间，我承认她没有过这不忠的行为的-这是事实。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完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
萧军认为：
如果说对于萧红我引为终身遗憾的话，应该就是这一次“无结果的恋爱”，这可能深深刺伤了她，以致引起她对我深深的、难于和解的愤恨！她是应该如此的。除此以外，我对于她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地方-对于她凡属我能尽心尽力的全尽过所有的心和力了！
有关这一次萧军对萧红“不忠实”的事，后来，萧红在临终前向守候在侧的骆宾基作了叙述。1946年11月，骆宾基在杭州写的《萧红小传》一书中作了披露，现辑录如下：
那一次，萧红一个人走到她的友人H家里去，那友人是个有名杂志的编辑，一上楼，萧红就欣喜着，在H的寝室里，有萧军和H及H夫人的谈话声。但萧红一出现这谈话就突然停止了。萧红当时并不惊疑，这在妇女的生活上已经习惯了的。她向H夫人说：“这时候到公园走走多好呀。”这时H夫人躺在床上，而且窗子是开着的。她说“你这样不冷么？”要把大衣给她披上，就在这时候，H说话了：“请你不要管。”萧红立刻从三个人的沉默而僵持的脸色上发觉存在这之间的不愉快是什么了，萧红悻悻地走出来。
还是在东京时，萧红怀着极其痛苦而又无奈的心情，写下了组诗《苦杯》。
《苦杯》共有11节-
（一）
带着颜色的情诗，
一只一只写给她的，
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人人都是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二）
昨夜他又写一只诗
我也写了一只诗，
他是写给他的新的情人，
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
（三）
爱情的账目，
要到失恋的时候才算的，
算也总是不够本的。
（四）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
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
时时踢打。
（五）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
（六）
他又去公园了，
我说：
“我也去吧！”
“你去做什么？”他自己走了。
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
“有谁不爱鸟儿似的姑娘！”
“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
我不是少女，
我没有红唇了，
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
为生活而流浪，
我更没有少女的美的心肠。
他独自走了，
他独自去享受黄昏时公园里美丽的时光。
我在家里等待着，
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
（七）
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
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
父亲是我的敌人，
而他不是，
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
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八）
我没有家，
我连家乡都没有，
更失去朋友，
只有一个他，
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
（九）
泪到眼边流回去，
流着回去浸蚀我的心吧！
哭又有什么用！
他的心中既不放着我，
哭也是无足轻重。
（十）
近来时时想要哭了，
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
坐在床上哭，怕是他看到；
跑到厨房里去哭，
怕是邻居看到；
在街头哭，
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哗笑。
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十一）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萧红在这一组诗中向人们表述，一旦失去爱情，袭来的痛苦是多么深刻。她觉得他的全部情感都应该属于她，然而，现在却渗漏给了另一个人。这同她四年前被困哈尔滨东兴顺旅馆见到前来搭救的三郎时以狂喜心情写下的《春曲》有着天壤之别！
萧军对萧红的屡屡不忠和内心深处率先作出分手的决定，及至最终离开萧红，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弥补的原则性错误与损失。而萧红在虽经一再挽救但又无力无法回天的情况下草率作出分手及另择的决定，则是一个致命的悲剧-这可以从其在香港病重及临终前夕，她同胡风、骆宾基等人的谈话中，一再表达的对萧军的深切思念的兴奋语言里，得出结论。虽说两人的最终分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态势已三年多了。
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就在她居住的法租界附近有一个私立画院的招生广告，这使得她喜出望外，便立即打了一个电话去。她问：“你们那里也有寄宿学生么？还有床位么？”当对方给了她明确的答复后，一个念头在她头脑中产生了，她要隐蔽，她要逃脱朋友们的视线。在她认为，几乎所有与他、与她熟悉的人全都站在了萧军一边。因此，她要隐蔽，直至最终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一个足以抗衡萧军的社会关系。
她很快将想法付诸行动。萧红先是到那个画院里实地考察了一番，一个犹太人画家热情地接待了她，陪她楼上楼下包括她拟寄宿的房间、设施全都看了一遍，并告诉她：“在这里学画画是随时可以报名的。”
从画院里出来不久，在回家去的同一条路上，她遇见了在路的另一侧行走的萧军。萧军一边走，一边埋头想着心思，眼角的余光似乎往她这一边瞄了一下，但又似乎没有看见她，她自然也不会向他打招呼，她怕他会问起到什么地方去了，自己回答不上来。她回到了家里，心底里是犹豫不决的，似乎还没有下定决心，是报名还是不报名，抑或过一段时间再说。
但是，只要客观情况稍一发生变化，事情的主体也就有了定局。就在这天晚上，她和衣躺在床上似睡非睡的时候，听见了外屋萧军和他们的友人、来自东北的一对作家夫妇等人的谈话。他们是在谈论她，而且谈论得没遮没拦。萧军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朋友们便立刻附和上了：“结构也不坚实！”这鄙薄的口气，灌入到她的耳中，又一次被她深信不疑地认定为：萧军与他的朋友们结为了一体与她闹对立。
于是，她一骨碌地从床上下来，装做寻找一件物事一样出现在他们的身边。她一出现，他们的闲谈立刻就停顿了。
她痛苦地想，每天我当家庭主妇忙东忙西地操劳个不停，而你却在背后，在茶余饭后，竟和朋友们一起刻薄地对我嘲弄，我又何苦来呢！
是日夜深更静，待到萧军已经酣然入睡的时候，她悄悄地下了床，翻了一下手提箱的箱底，发现仅有十二元法币了，她想了想，给他留下一半。随即，准备好必须的日常用品，于黎明时分，趁着人们熟睡的当口，她出走了。
她在那个犹太人开设的私立画院里学速写和炭描画。然而，她的出走仅仅延续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受萧军委托的两位朋友终于寻觅到了由犹太人开办的那家私立画院，并在这个画院的楼上找到了正在作画的萧红，他们劝她回家。萧红则是用沉默相对抗，她不想这样回去，她认为自己会受到伤害。可她这一次再度钻了牛角尖，萧军之所以不亲自来找她，就是从爱护她的角度出发，怕她难堪呀！
“呀，你原来是有丈夫的呀！”
这时候，闻讯赶来的犹太人、画院的创办者表示了他的惊讶和不满。他爱莫能助地对萧红说道：“既然你丈夫不知道，也不同意你来，我们是不能接收你的。”
萧红无可奈何地跟在两位朋友的后面，回到了吕班路256弄的寓所。
想象中的“暴风雨”并没有来临，然而，欲图“报复”的念头已经深深地埋在了她的心底，有朝一日，它是要生根、开花的。
后来，在大后方的武汉，当端木当着萧军、张梅林、蒋锡金、罗烽等人的面，不独以自己的方式恭奉她，而且还一再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越了萧军的成就。自然，萧红对他的这种捧场格外的满意，她太需要有人来捧她了，这也正是她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这要求并不仅仅局限于对萧红作品无原则的赞美上，而是充满了对萧军的轻蔑，是对周遭社会关系的一个所谓“强有力的回击”。长期以来，在她的眼中看来，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包括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人，对她表示过任何独特的属于她一个人世界的友谊。自然，类似端木所表现的这种赤裸裸的“坦白”而又“直率”的捧场，萧红尤为需要。
毋庸置疑，萧红以自己独特的心态和思维模式来看待和审视周遭的世界，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了。她每走一步，也就离萧军、离朋友们远去了一步，最终的结局是，她把自己像蚕蛹一般地紧紧地包裹在了一个极度黑暗的压根儿透不过气来的世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