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我们永远是他的学生
汽笛发出了长长一声嘶鸣，上海港到了！
萧红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她的爱侣萧军正在码头上向她频频地招手哩！
当天晚上，他们的老朋友、出国前为她举办送别宴席的黄源，再度设宴为她洗尘。
在这次宴席上，为了减轻她的旅途劳顿，萧军对她表现出异常的关心、体贴，并一再劝她少喝两杯花雕酒。而她，似乎是为了弥补这半年多没喝到绍兴酒的缺憾，也似乎是为了表示她的身体之良好、“健康”，仍是极为豪爽地一连喝了几大杯。
席间，她向参与这次宴席的另一位东北朋友问道：“你记不记得这次见面以前，我们是在哪儿见的面么？”
这位朋友刚刚从铁蹄下的哈尔滨辗转逃亡来到上海。他回答道：“那次是在哈尔滨道里的十三道街口，你和三郎在一道。你呢！记得我们最后在什么地方吃过饭？”
萧红的记忆力也很清晰，尽管由于喝酒脸红扑扑的：“在你亲戚家里。那天晚上，三郎还弹了一段月琴，在碟子里喝了一点醋。”接下去，她又欣慰地赞叹道：“我们的记忆力不坏呀！你想想，已经三年了，我们还记得这么清楚。这三年经过多少事呀！像这次的绥西战争……”
萧红带着欣慰，带着这半年在日本孤身一人生活的宁静和对亲人三郎的深情而又长久的思恋，同三郎一道，在法租界吕班路开始了新的生活。
……
冬日的西北风将悬铃木上的叶子吹得跳起了小狐步舞，继而在林间小径上铺就了一层金黄色的地毯，万籁俱寂的万国公墓里响起了一对青年夫妇低沉、有力、和谐的脚步声，他们一直走到鲁迅墓前，便停住了脚步。他们是刚从日本回来的女作家萧红，及与她相依为命四年多的爱侣萧军。
鲁迅的墓前布满了各式花卉，有的由于存放时间长久已显得枯萎了。萧军走上前去轻轻清扫了一下，这时，萧红将手中捧着的鲜花缓缓地放置于先生墓前的正中水泥板上，她略略退后数步，虔诚地对着鲁迅的墓深深地鞠着躬，两行清泪犹如断了线的珍珠泻落下来，落入泥中。萧红只是低低地垂着头，一言不发，向先生默默地致着哀……
许久许久，在一旁的萧军怕萧红多病的身体承受不了，一再安慰，劝她下次再来……
猛然间，刚刚回走不几步的萧红一个急转身，飞奔着跪倒在鲁迅墓前，一下扑倒在地，哀哀地放声痛哭了起来，其情，其景，就如她的爱侣在鲁迅逝世当日一样悲恸万分！
距这次扫墓一个多月后，1937年的3月8日，萧红忍着心头的巨大悲痛，写下了抒发她对鲁迅全部情感的悼诗-《拜墓诗》：
跟着别人的脚迹，
我走进了墓地。
又跟着别人的脚迹，
来到了你的墓边。
那天是个半阴的天气，
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
我就在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
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
只是说一声：“久违。”
我们踏着墓畔的小草，
听着附近石匠钻刻着墓石，
或是碑文的声音。
那一刻，
胸中的肺叶跳跃起来；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你的死，
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
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去。
我们走出了墓门，
那送着我们的仍是铁钻击打着石头的声音，
我不敢去问那石匠，
将来他为着你将刻成怎样的碑文？
萧军当时祭奠鲁迅时有没有作诗，可惜似是无记载，但萧军对鲁迅的感情谓之深矣！
1936年11月19日为鲁迅先生逝世周月忌日，这一天，萧军在鲁迅墓前将新出版的《中流》、《作家》、《译文》当做祭奠品焚化了，因为这三个刊物上都刊有鲁迅的照片和纪念文章，而且又都是鲁迅用心血浇灌、扶植过的刊物，萧军是以此来寄托自己对恩师的哀思的。萧军回家后，把此事写信告诉了远在东京的萧红。为此，萧红在1936年11月24日的回信中这样说道：
“到墓地去烧刊物，这真是‘洋迷信’，‘洋乡愚’，说来又伤心，写好的原稿也烧去，让他改改回头再发表罢！烧刊物虽愚蠢，但情感是深刻的。”
萧军后来对此的看法是：
“尽管我这种感情是浅薄的、幼稚的，甚而至于迷信的……但由于自己被当时悲痛的心情所激荡，竟是‘明知故犯’地这样做了。在今天看起来，我认为也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谁知，这一烧，却烧出了一段可笑但又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就在这次烧刊物后不久，有一个叫马吉蜂的人-他是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华蒂社”的人，时他正与他的盟友张春桥一起编一张叫《文化新闻》的小报，按捺不住跳将出来，写文章讥讽萧军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等等。萧军读后顿时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在侮辱他，亵渎他对恩师鲁迅的神圣感情，是在执行着敌人的任务。于是，他很快找到了《文化新闻》编辑部。萧军去的时候，半年前化名狄克攻击过鲁迅和《八月的乡村》的张春桥也在场。
萧军问马吉蜂：
“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
“是我写的。”马吉蜂承认道。
“好，我也没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吧。如果我被打败了，你们此后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你们今后再写此类文章，我就来揍你们……”
于是，马吉蜂同张春桥一咬耳，倒也爽快地接受了萧军这个骑士式的建议。接下来，双方约定了地点和时间。
届时-据雪苇和聂绀弩两人的回忆，大约是在1937年的1月间的一天晚间，也就是萧红自日本归来后不多日子，双方都按时来到了约定的地点-当时法租界的拉都路南端，河南面一片已经收割了的菜地上。
马吉蜂的见证人是张春桥。
萧军这边的见证人是聂绀弩和萧红。
晚上八点钟，双方都来到了指定的地点。交手之后，顷刻之间，早年自沈阳陆军讲武堂出身的萧军，两次都将马吉蜂轻而易举地给按倒在地上，并在他的头上敲了几拳。本来，还要摔第三跤的，这时法国巡捕巡夜正好途经此处，见状问他们在干什么？萧军随机应变地回答道：“我们在练习摔跤。”“天黑了，”巡捕说，“走吧，别摔了。”
临分手的时候，萧军气昂昂地对他们说道：“你们有小报可以天天写文章骂我，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拳头-揍你们！”
马吉蜂尝到了苦头，自然再也不敢在自己办的小报或者其他上海出的杂报上登骂萧军的文章了，但他心里是很不甘心的，后来又写过一篇《决斗记》之类的东西，投往北京某刊物想发表，但被拒绝了：“没意思！”北京某刊物的编辑说道：“这是‘笑话’，也很无聊……当时我没登载它……”
这件事传开后，一时被文坛传为趣闻-萧军是不好惹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讽刺萧军是“才子加流氓”，浑身“大兵”气、“土匪”气，而萧军则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这类文章是登载在其他国民党小报上，这是敌人‘斗争’的伎俩，应无足怪，我是不会理睬他们的。但是张春桥等类……是以‘左翼’自居的，而却和敌人一鼻孔出气，表面装人，背地捣鬼……在执行着敌人的任务！这使我很气愤。”萧军还认为：“对待朋友、同志应当老实、厚道；然而对付流氓就需要用流氓的办法、流氓的手段，丝毫不能心慈手软！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诚然，若是鲁迅还在世的话，是断断不会同意萧军采取这种鲁莽行为的。
1981年8月22-28日，萧军应邀前往美国加州三藩市蒙特利附近的海滨阿西罗玛会议中心参加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而举行的鲁迅遗产会议。就在会议进行期间，一位自称是中国通的西方研究学者竟然无视事实，胡说什么鲁迅先生功利性太大，气量狭小等等。其大意是，鲁迅先生无论是提拔青年，还是支持刊物，都是从自私自利的角度出发的。比如说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啊，拉起自己的大旗啊等等。萧军一听，顿时怒不可遏地站起来，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他双目炯炯环视全场说：
请问，今天在座的诸位，谁没有功利性？自私自利多多少少都有点吧？（全场的人们没有一个出声，谁也无法否认自己没有功利性）如果说鲁迅先生有功利性的话，那也是从我们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利益出发的，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的功利性。鲁迅不但是用笔，而且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的。他所培养的青年中，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他真像某些人所讲的那样，是从自私自利的个人目的出发的，那么在他去世的时候，会不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痛哭失声地去悼唁他呢？甚至连国民党警察，连十几岁的小学生，都去为他送葬。送葬示威的队伍长达几十里！落葬的时候，上海民众几十个团体献给鲁迅一面旗，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我们，就是这“民族魂”中的一部分！请问：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能够得到如此之多的民众这样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热爱吗？
众目睽睽之下，萧军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话语，顷刻之间将那位西方学者驳得哑口无言。
萧红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她的爱侣萧军正在码头上向她频频地招手哩！
当天晚上，他们的老朋友、出国前为她举办送别宴席的黄源，再度设宴为她洗尘。
在这次宴席上，为了减轻她的旅途劳顿，萧军对她表现出异常的关心、体贴，并一再劝她少喝两杯花雕酒。而她，似乎是为了弥补这半年多没喝到绍兴酒的缺憾，也似乎是为了表示她的身体之良好、“健康”，仍是极为豪爽地一连喝了几大杯。
席间，她向参与这次宴席的另一位东北朋友问道：“你记不记得这次见面以前，我们是在哪儿见的面么？”
这位朋友刚刚从铁蹄下的哈尔滨辗转逃亡来到上海。他回答道：“那次是在哈尔滨道里的十三道街口，你和三郎在一道。你呢！记得我们最后在什么地方吃过饭？”
萧红的记忆力也很清晰，尽管由于喝酒脸红扑扑的：“在你亲戚家里。那天晚上，三郎还弹了一段月琴，在碟子里喝了一点醋。”接下去，她又欣慰地赞叹道：“我们的记忆力不坏呀！你想想，已经三年了，我们还记得这么清楚。这三年经过多少事呀！像这次的绥西战争……”
萧红带着欣慰，带着这半年在日本孤身一人生活的宁静和对亲人三郎的深情而又长久的思恋，同三郎一道，在法租界吕班路开始了新的生活。
……
冬日的西北风将悬铃木上的叶子吹得跳起了小狐步舞，继而在林间小径上铺就了一层金黄色的地毯，万籁俱寂的万国公墓里响起了一对青年夫妇低沉、有力、和谐的脚步声，他们一直走到鲁迅墓前，便停住了脚步。他们是刚从日本回来的女作家萧红，及与她相依为命四年多的爱侣萧军。
鲁迅的墓前布满了各式花卉，有的由于存放时间长久已显得枯萎了。萧军走上前去轻轻清扫了一下，这时，萧红将手中捧着的鲜花缓缓地放置于先生墓前的正中水泥板上，她略略退后数步，虔诚地对着鲁迅的墓深深地鞠着躬，两行清泪犹如断了线的珍珠泻落下来，落入泥中。萧红只是低低地垂着头，一言不发，向先生默默地致着哀……
许久许久，在一旁的萧军怕萧红多病的身体承受不了，一再安慰，劝她下次再来……
猛然间，刚刚回走不几步的萧红一个急转身，飞奔着跪倒在鲁迅墓前，一下扑倒在地，哀哀地放声痛哭了起来，其情，其景，就如她的爱侣在鲁迅逝世当日一样悲恸万分！
距这次扫墓一个多月后，1937年的3月8日，萧红忍着心头的巨大悲痛，写下了抒发她对鲁迅全部情感的悼诗-《拜墓诗》：
跟着别人的脚迹，
我走进了墓地。
又跟着别人的脚迹，
来到了你的墓边。
那天是个半阴的天气，
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
我就在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
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
只是说一声：“久违。”
我们踏着墓畔的小草，
听着附近石匠钻刻着墓石，
或是碑文的声音。
那一刻，
胸中的肺叶跳跃起来；
我哭着你，
不是哭你，
而是哭着正义。
你的死，
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
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去。
我们走出了墓门，
那送着我们的仍是铁钻击打着石头的声音，
我不敢去问那石匠，
将来他为着你将刻成怎样的碑文？
萧军当时祭奠鲁迅时有没有作诗，可惜似是无记载，但萧军对鲁迅的感情谓之深矣！
1936年11月19日为鲁迅先生逝世周月忌日，这一天，萧军在鲁迅墓前将新出版的《中流》、《作家》、《译文》当做祭奠品焚化了，因为这三个刊物上都刊有鲁迅的照片和纪念文章，而且又都是鲁迅用心血浇灌、扶植过的刊物，萧军是以此来寄托自己对恩师的哀思的。萧军回家后，把此事写信告诉了远在东京的萧红。为此，萧红在1936年11月24日的回信中这样说道：
“到墓地去烧刊物，这真是‘洋迷信’，‘洋乡愚’，说来又伤心，写好的原稿也烧去，让他改改回头再发表罢！烧刊物虽愚蠢，但情感是深刻的。”
萧军后来对此的看法是：
“尽管我这种感情是浅薄的、幼稚的，甚而至于迷信的……但由于自己被当时悲痛的心情所激荡，竟是‘明知故犯’地这样做了。在今天看起来，我认为也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谁知，这一烧，却烧出了一段可笑但又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就在这次烧刊物后不久，有一个叫马吉蜂的人-他是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华蒂社”的人，时他正与他的盟友张春桥一起编一张叫《文化新闻》的小报，按捺不住跳将出来，写文章讥讽萧军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等等。萧军读后顿时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在侮辱他，亵渎他对恩师鲁迅的神圣感情，是在执行着敌人的任务。于是，他很快找到了《文化新闻》编辑部。萧军去的时候，半年前化名狄克攻击过鲁迅和《八月的乡村》的张春桥也在场。
萧军问马吉蜂：
“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
“是我写的。”马吉蜂承认道。
“好，我也没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吧。如果我被打败了，你们此后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你们今后再写此类文章，我就来揍你们……”
于是，马吉蜂同张春桥一咬耳，倒也爽快地接受了萧军这个骑士式的建议。接下来，双方约定了地点和时间。
届时-据雪苇和聂绀弩两人的回忆，大约是在1937年的1月间的一天晚间，也就是萧红自日本归来后不多日子，双方都按时来到了约定的地点-当时法租界的拉都路南端，河南面一片已经收割了的菜地上。
马吉蜂的见证人是张春桥。
萧军这边的见证人是聂绀弩和萧红。
晚上八点钟，双方都来到了指定的地点。交手之后，顷刻之间，早年自沈阳陆军讲武堂出身的萧军，两次都将马吉蜂轻而易举地给按倒在地上，并在他的头上敲了几拳。本来，还要摔第三跤的，这时法国巡捕巡夜正好途经此处，见状问他们在干什么？萧军随机应变地回答道：“我们在练习摔跤。”“天黑了，”巡捕说，“走吧，别摔了。”
临分手的时候，萧军气昂昂地对他们说道：“你们有小报可以天天写文章骂我，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拳头-揍你们！”
马吉蜂尝到了苦头，自然再也不敢在自己办的小报或者其他上海出的杂报上登骂萧军的文章了，但他心里是很不甘心的，后来又写过一篇《决斗记》之类的东西，投往北京某刊物想发表，但被拒绝了：“没意思！”北京某刊物的编辑说道：“这是‘笑话’，也很无聊……当时我没登载它……”
这件事传开后，一时被文坛传为趣闻-萧军是不好惹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讽刺萧军是“才子加流氓”，浑身“大兵”气、“土匪”气，而萧军则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这类文章是登载在其他国民党小报上，这是敌人‘斗争’的伎俩，应无足怪，我是不会理睬他们的。但是张春桥等类……是以‘左翼’自居的，而却和敌人一鼻孔出气，表面装人，背地捣鬼……在执行着敌人的任务！这使我很气愤。”萧军还认为：“对待朋友、同志应当老实、厚道；然而对付流氓就需要用流氓的办法、流氓的手段，丝毫不能心慈手软！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诚然，若是鲁迅还在世的话，是断断不会同意萧军采取这种鲁莽行为的。
1981年8月22-28日，萧军应邀前往美国加州三藩市蒙特利附近的海滨阿西罗玛会议中心参加为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而举行的鲁迅遗产会议。就在会议进行期间，一位自称是中国通的西方研究学者竟然无视事实，胡说什么鲁迅先生功利性太大，气量狭小等等。其大意是，鲁迅先生无论是提拔青年，还是支持刊物，都是从自私自利的角度出发的。比如说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啊，拉起自己的大旗啊等等。萧军一听，顿时怒不可遏地站起来，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他双目炯炯环视全场说：
请问，今天在座的诸位，谁没有功利性？自私自利多多少少都有点吧？（全场的人们没有一个出声，谁也无法否认自己没有功利性）如果说鲁迅先生有功利性的话，那也是从我们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利益出发的，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的功利性。鲁迅不但是用笔，而且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的。他所培养的青年中，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他真像某些人所讲的那样，是从自私自利的个人目的出发的，那么在他去世的时候，会不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痛哭失声地去悼唁他呢？甚至连国民党警察，连十几岁的小学生，都去为他送葬。送葬示威的队伍长达几十里！落葬的时候，上海民众几十个团体献给鲁迅一面旗，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我们，就是这“民族魂”中的一部分！请问：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能够得到如此之多的民众这样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热爱吗？
众目睽睽之下，萧军这一番义正词严的话语，顷刻之间将那位西方学者驳得哑口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