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海上遇故人
1937年1月7日，萧红自东京搭乘日本邮船“秩父号”归国，于一周后抵达上海。在船上，她与八年前相识的一位故友相遇。时至上世纪90年代末，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在海船上与萧红相遇的动人情景，痛悼一代才女的英年早逝。
当萧红踏上“秩父号”归国航船的时候，其衣着甚是引人注目-一袭黑白红三色镶成的方块花纹衣衫，这既不同于中国妇女的服饰，也非日本妇女的和服。而且，令人不解的是，她在头上还特地蒙上了一块深色的头巾，除眼、鼻、口露外，其余部位皆掩在了头巾里。她喜好穿靴子，这天她蹬的是一双棕色的小皮靴，而且还是男式的……
不过，这身打扮与她的孤傲个性倒也般配。
在最初几天的航行日子里，除了和同舱的华侨老人下棋打发时光外，她时常独自一人呆呆地伫立在甲板上凝望大海，默默地想着心思。唯独对于一日三餐，萧红却特别的准时。而每当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出现在甲板上、餐厅里的时候，也总会有一个与她年龄相差无几的男青年，用一种似曾相识又陌生的目光在默默地注视着她，而常常是欲言又止……
他是谁？
他，就是萧红在1929年哈尔滨上中学时，在其好友徐淑娟处见过一面的原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以后又在哈尔滨电报局当过电报员的高原先生。
在这之前，也就是萧红自上海刚到日本时，高原先生也在日本东京，他是去专攻日文的，比萧红要去得早。当时，萧红因出版了《生死场》而名声大噪，到日本不及两三个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她的另两个散文集子《商市街》和《桥》，这些书很快就进入了日本的书店，在留学生中传播得很快，她的明快、优美的散文笔调及其艰难困顿的生活经历在中国留学生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持同感者甚众。但高原在看完这些书后却并不知道萧红就是他早在八年前就结识的那个系着两条小辫儿的张乃莹。许多人很想结识这位一代才女，苦于没人介绍，却又认定来自哈尔滨的高原一定有办法。他们对高原说：“萧红是你的老乡，都是东北人，你一定知道她的地址，请她来给我们大家讲演一次有多好啊！”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提议也未尝不可，即使萧红在上海，邀请她来东京讲演，也不是办不到的事情，那时候凡去日本留学、探访之类的事容易得很。面对朋友们的提议，高原很是为难，他说：“老乡倒是不错，可我并不认识萧红呀！”
他说的是实话，因为在当时，他并不知道萧红与张乃莹就是同一个人，何况萧红于出国前剪掉了小辫，烫了发，这一“易容”常会令人产生一种“似曾相识又陌生”的云山雾海之感。可他压根儿不曾想到：他会与萧红-张乃莹同乘一条航船踏上回国的旅程，而且住的还是两个紧邻的舱房。
在同船归国的留学生中，绝大多数人的心情是沉重的，这是因为祖国的河山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践踏，而来自东北沦陷地的留学生更有一种失却了家园的哀痛，不少人为归国后何处栖身深感忧虑，另一些有志之士即已准备献身民族解放事业。高原就是这有志之士中的一个。所以，抵达上海后不及回归故土，他便毅然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在早先几天的航行中，每当萧红孑然一人站立在甲板上凝望大海时，高原则在不远处注视着她。不仅如此，每当用餐，他都与萧红同桌。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观察、了解萧红。他越是观察，便越感觉到她像当年在哈尔滨徐淑娟家见过的一位青春少女。然而，此时的他似乎还没有更多的勇气同萧红搭话，万一认错了人呢？
距抵达上海还有最后一天的航程了，高原的内心却在激烈地争斗了起来：“如果再不相认，那就没有机会了，怎么办呢……”距离这次海上重逢过去了60个年头之后，87岁高龄的高原老人在南京虎踞北路一所简朴的寓所里对笔者如是说。
用“归心似箭”四个字来形容萧红的心情，是很贴切的。这一天，萧红不住地跑进跑出，穿梭往来，面对大海彼岸的祖国，她在心底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亲人的名字，她深信，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亲人、爱侣萧军一定会早早等候在码头上，翘首以待地张大着强健有力的双臂迎接着她的归来，她将与他一起开始一轮崭新的生活。她还在心底里计议，一到上海，就和她的萧军一起去探望许广平先生，探望她的小朋友海婴，去恩师鲁迅墓前谒拜，她还有更多更多的书要写……她真恨不得纵身一个飞跃，跃过这波涛翻滚的大海，跃上祖国的大地……
又该用餐了。
萧红如同往常一样，信步向餐厅走去。当她在老位子上落座的时候，她发现天天在同一长桌上吃饭的那个高个子男青年也早早地坐在那儿用餐了。她感到在他的目光中有一种游移不定的神色，她扫了他一眼，就埋头吃上了她的饭。就在她饭毕用汤的当口，那个男青年忽然大声地说上了话：
“对面坐着的那位女士，很像是我的一位朋友。”
乍一听到久违了的东北口音，萧红心头猛地一个激灵，继之则是一喜，她立刻抬起了头，停止了啜汤，向说话的那位男青年问道：
“你是说你的朋友像我？”
这回，高原是真真切切地看清了萧红的整个脸容，而且完全可以肯定：她，就是他在哈尔滨八年前见过的张乃莹！话到了嘴边，他客客气气地做了回答：
“是的，你很像我的一位朋友。”
萧红不觉来上兴趣，追问上了：
“您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她叫-张、乃、莹-”
高原一字一顿地说道。
萧红一听，差一点昏晕了过去，脸也因兴奋飞满了火烧云，她打量了对方一眼，一下子站起了身子，飞快地绕过长桌，站到了高原的面前，她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双手，嘴一张，准确无误地说出了高原当时的名讳：
“啊，你就是高永益？”
高原只是怔怔地瞅着萧红，他同样被这意外的重逢所激动！最后，还是萧红作了提醒：“你还没吃完饭呢！”
此时此刻，高原哪里还有心思吃饭，只见他一迭连声地说道：“不吃了，不吃了，来，乃莹，咱们坐下好好聊一聊。”
不及落座，两人又都流下了激动的泪……
少顷，两人手拉着手一起来到了高原住的舱房里。
高原住的舱房共有八个人，都是与高原一起旅日的学生。进屋后，不及向朋友们介绍，两人便又“哗哗-”地拉开了话盒子。
正因为不知道萧红是张乃莹，高原也并不知道萧军便是那个被人们传得玄玄乎乎的“三郎”。
自从1930年冬天萧红随同王恩甲突然离开北平回东北后，高原一直不知道萧红的下落，也不知道萧红和她的“未婚夫”在一起的情况。后来，高原听到传闻说，萧红和一个名叫“三郎”的日本人结了婚，当了亡国奴，高原听后心中十分难过，认为她堕落了。因而，当萧红讲到她与萧军的关系时，高原插嘴问道：
“听说你和一个叫三郎的人同居，可有此事？”
萧红微微一笑，脸上充满了幸福和甜蜜：
“三郎就是萧军啊！”
“是吗？”高原急急地问上了，“那么，你就是萧红？”
“嗯。”
萧红点点头，又是微微一笑。
高原一听，顿时高兴得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向屋内正在看书看报下棋的其他七位朋友大声介绍道：
“她，就是我的老朋友张乃莹，也就是咱们在东京一直想找的那个萧红啊！”
经高原这么一嚷嚷，小小的三等舱房内，立时炸锅一般地热闹非凡起来，大家纷纷上前祝贺他们的重逢，一对新婚夫妇还特地将友人赠予的精美糖果拿了出来分发，以示庆贺。这时，却见萧红突然一个转身飞跑了出去，也不过一两分钟的光景，她那特有的皮靴敲击地板的“咚咚”声又进入了人们的耳膜，只见萧红一手提着一瓶白兰地酒，一手拿着一包日本樱花牌香烟奔了进来。原来，她就住在高原他们隔壁的舱房里。
萧红刚一踏进高原他们的舱房，从隔壁传来了那位华侨老人同样热切的询问声：
“遇到亲人了？”
“嗯哪，遇到亲人了！”
这是萧红因兴奋而变得发颤的声音。
萧红极利索地打开瓶盖，随意取过一只杯子，满满地斟上，高扬在空中，猛地仰脖，极豪爽地一饮而尽！她这一连串干净、利索的举动，把在一旁的高原和他的朋友们看得呆了。在高原眼中，当年系着两条小辫儿的那个文静少女变了，变得他不认识了，变得粗犷如同一个地道的东北大老爷们儿了。
酒一落肚，怀旧的话题，犹如航船前后急剧翻腾的海浪滚滚而来。首先，他们就谈到了徐淑娟，萧红对这位中学时代的好友甚是感念。这是因为，由萧红口授、萧军执笔而成，先后在哈尔滨、青岛、上海三地报纸上连载和出版单行本的中篇小说《涓涓》，内中的两位好友、主人公涓涓和莹妮，就是依据徐淑娟和萧红本人的某些生活经历加工写成的。
提及徐淑娟，高原告诉萧红，他与徐淑娟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此时的徐淑娟已进入复旦大学就读，她与下文提及的周扬夫人苏灵扬既是同乡，又系同窗-秋石注）。说话间，高原站起身来，从包内拣出了不久前徐淑娟写给他的信让萧红看。一见好友那异常熟悉的娟秀小字，萧红的心中便抑制不住地升腾起欲与其会面的热望。她对高原说道：“到了上海，咱们就去常熟看望小徐。常熟离上海不算太远，以前咱们在北京，小徐却在南方，如今咱们在南方了，而小徐会不会……人，总是会有悲欢离合的。”
对她的话，高原表示赞同。
往下，萧红说到鲁迅先生逝世时，因为她在东京而没能再见上一面，心里边很是痛苦。说着说着，萧红的眼圈儿红了，伤感了。高原怕她过于悲伤会影响身体，一再想把话题扯回到现实中来，可萧红不加理会。由此她还谈了很多有关鲁迅先生的往事，以及鲁迅的为人和精神，这使朋友们听了都很感动。从鲁迅谈起，她又深情地谈到了许广平、小海婴和萧军……
他们就这样不知疲倦地聊啊聊啊的，直到人们一个个打着呵欠揉着眼睛上床休息了，他们还在热烈地小声交谈着。夜，渐渐地深了，这两位谈兴正浓的小老乡又一起登上了月光如水的甲板，全然不顾三九寒天的风浪侵袭……他们只是觉得这世界未免太小了一点儿，而心里边的话儿却又未免太多太多了，就是聊上个三天五天的也难于掏尽。
天，渐渐地放了亮，东方的海平面上，一轮彤红彤红的日头正在雾霭中跳跃着升腾而起，人们纷纷拥上了甲板，怀着各自的心情，焦虑地眺望着那越来越近的吴淞口……
在汇山码头，高原认识了前来迎接萧红、被他一度认为是“日本鬼子”的萧军。
在上海，萧红经常独自一人前往高原暂居的公寓去探望他，与此同时，高原与辽东汉子萧军的友谊也在与日俱增。后来，在延安，两人经常来往，进而认识了萧军现在的夫人王德芬和他们的孩子。1947年初，萧军就任东北大学鲁迅文学院院长时，高原与他们在同一座城市佳木斯市工作，后来又赴与佳木斯一江之隔的汤原县莲江口农村参加土改工作。1997年10月8日、9日，连续两个晚上，前来南京参加原汇文女中（今人民中学）110周年庆典活动的萧军夫人王德芬，与笔者一起前往探访了87岁高龄的高原先生。
高原先生饶有兴致地忆起一件往事，60年前他在上海短暂寓居期间，由于生活困难，一条穿了多年的藏青色的日本哔叽裤子膝盖上磨出了一个很大的洞。萧红见后，将它拿去，巧手一裁，给改成了一条标准的西装短裤，好在江南的夏季到了，穿着倒也中看。现在，整整6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条经由萧红亲手改制而成的短裤，陈列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萧红故居里。
高原先生回忆道，尽管是萧红提议前往常熟探望好友徐淑娟，但最终她一直未能成行。这其中，既有萧红自身的原因，也有当时客观存在的多种因素造成的。
抵达上海不多日，高原便去了一趟常熟，是坐公路局的车去的，然而他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兴许是战火已经蔓延了的缘故。这之后，大约是在1937年的晚些时候，也就是在二萧自上海抵达大后方、国民政府所在地的武汉，即他们与胡风、聂绀弩一起编《七月》之时，高原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他遇见了周扬夫人苏灵扬，但苏灵扬听后似乎不屑一顾，反倒告诫高原：现在参加革命了，尤其是到了延安，对于像徐淑娟这样出身地主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还是少来往乃至不来往的好。50年代初中叶，高原转业到化工部工作，不日又奉调南京工作。由于都在江苏省，他又多次前往常熟打听徐淑娟的情况，方才略知一二：因徐家是大地主，故而一家人在土改时已被逐出常熟。后来，高原终于在毗邻的浙江省寻找到了在一所小学任教的徐淑娟，其时她已更名为徐薇。其爱人名叫徐陬，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已有建树的医学科学家。徐陬原在美国有一份俸禄优厚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舍弃一切，毅然回归祖国，到北京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到，并应邀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大典。去世前，徐陬为九三学社浙江省委顾问、浙江省医学科学院院长。现今，徐淑娟-徐薇在杭州市安度晚年，儿孙满堂。1997年国庆节期间，徐淑娟在南京与高原夫妇相聚了一些日子。两人时不时回忆起70年前在哈尔滨与张乃莹一起的日子，对于她的早逝欷歔不已。
在此，笔者补充一些历史当事人提供的回忆。
继1997年10月8日、9日晚于南京虎踞路寓所探访高原先生并作叙谈印证外，笔者还于2006年2月24日、26日连续两个上午，探访了居住在杭州城西庆丰新村的萧红早期女友、时年九旬又二高龄的徐薇徐淑娟老人。2009年6月11日，笔者再度电话联系了九五老人徐淑娟，并向她通报了黑龙江省筹备2011年萧红百年诞辰活动的一些情况，以及本人萧红研究的新进展。
徐淑娟老人生于江苏常熟。五岁那年，因父亲前往吉林宁古塔银行工作而来到东北，七岁时进入哈尔滨。其小学阶段，是由当过教师的母亲教习的，上学也是有头无尾。在母亲的教习下，她从小具有叛逆性格。这同后来由萧红口述，萧军执笔而成的中篇小说《涓涓》（1937年9月由上海燎原书店出版）中的女主角涓涓身上凸显的，近乎一致。《涓涓》一开头，就明确写道：“莹妮是十六岁，而涓涓比起莹妮却还要小两岁。她的身材又是很短小，不仅在她们本班三十个人的里面，她是最小的一个，就是在全校近乎四百个同学的中间，她也算最小的一个。再加上她的性格爽利，身体强健……”这个描写同现实生活中的徐淑娟基本一致。徐淑娟确实个子“最小”，而且据本人向笔者讲述，上学时，她十分酷爱打篮球。言谈之间，也十分热情、爽快，回答问题、叙述往事时，已经是九十有余高龄的老人，声音洪亮，说话不停顿，记忆清晰。《涓涓》中还说涓涓的父亲是“银行主”，这也与徐父生前职业相符。因此，完全可以这么说，徐淑娟就是萧红口中萧军笔下的那个涓涓的原型。而另一个女主角莹妮，则完全可以断定是萧红自己的缩影。《涓涓》中这样描述道：“莹妮真正的故乡，是距哈尔滨约四十里的一个村庄。她们家也就是那村中唯一的地主，莹妮就是出生在那个家……因为莹妮的父亲在哈尔滨江北一个县城里做教育局长……”此情此景，以及父亲是“地主”“做教育局长”，也与萧红的家世相吻合，尤其是“故乡，是距哈尔滨约四十里地……江北”等等，与呼兰县所处的地理位置也相符合。小说中还谈到唯一的弟弟“珂”，与其胞弟张秀珂同名，还谈到了慈祥、忠实、和善的祖父对她姐弟的溺爱，父亲对她们的凶横，无不印证了现实生活中张乃莹（萧红）家的一切。此外，书中描述的莹妮、涓涓的珍贵友谊，也是日后两人都无法忘怀的。
徐淑娟于十三四岁那年独自一人（据本人讲述，其时父亲在黑河银行工作，但不久即回到哈尔滨）来到女一中读书。女一中，即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抗战爆发后，在重庆，萧红偕后来的丈夫端木蕻良应苏联通讯社塔斯社驻华记者罗果夫约请，介绍情况时，也正是这么说的。
正是在女一中读书时，1914年出生于江南水乡常熟的徐淑娟，认识了比她大三岁的呼兰姑娘张乃莹（萧红），并且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成为形影不离好友的，还有一位名叫李玉贤（沈玉贤）的少女。李玉贤的年龄介乎于萧红与徐淑娟两人之间。这在小说《涓涓》中也有角色的塑造。
时间到了1930年，为了抗拒父亲强行为其指定的婚姻，在表兄、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陆振舜的鼓励下，萧红全然不顾父亲的威胁严逼，毅然离开哈尔滨，登上火车，越过长城，远赴千里之外的北平继续求学。临离哈尔滨时，以示反封建的叛逆之心已决，萧红剪去长发，理了一个当时在知识女青年中流行的那种男青年式短发，穿着西装，还到照相馆拍了照。照片洗出后，她将其送给了好友徐淑娟。时至今日，已近百岁高龄的徐淑娟老人尚清晰地记得80年前的这一幕。萧红还与沈玉贤一起合了一张影留念。
当后来因贫寒交加，萧红被迫妥协与那位王姓青年结合后，高原把萧红的情况写信告诉了远在南方的徐淑娟，两人都为萧红深感痛心。徐淑娟在给高原的复信中写道：“乃莹，或者说是乃莹的事，对我是一把利斧！这伤痛，这鲜血，永远镂在心上。老高，我还能说什么呢！”
不久，萧红跟着“未婚夫”王恩甲回到哈尔滨去了。之后，她的命运，不仅连徐淑娟一无所知，连高原也无法知道一二。后来，高原去了日本求学。
而在江南松江女中读书的徐淑娟，临近高中毕业时却因思想“左倾”且有过激言行，被学校当局责令写“悔过书”并记大过，由于拒写“悔过书”最终被“除名”处理。与其一起作“除名”处理的还有后来成为周扬夫人的苏灵扬（与徐淑娟同庚，原名苏美玉的苏灵扬为徐淑娟姑母的学生，而且，亦系常熟人），以及后来成为“七月”派文化人的王淑兰（即王淑明，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外文局翻译）。“除名”后，三人又用南京大学附中毕业生的假文凭，都考上了上海的大学。徐淑娟与文理兼优的王淑兰双双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而功课略逊一筹的苏灵扬则入光华大学深造，并以其貌成为光大校花。不久，即转入复旦大学，再度与徐淑娟同窗。正是在光大，苏灵扬与经常来校指导工作的“左联”负责人周扬相识。由此，苏灵扬也加入了“左联”，并成为其中的一名活跃分子。时隔70余年，徐淑娟依然记得：周扬每每来复旦大学看望苏灵扬，穿的是米色风衣，显得风流倜傥，而苏灵扬则着蓝色缎子的旗袍……
在复旦大学求学时，徐淑娟积极参加左翼学生运动。有意思的是，徐淑娟参加左翼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正是日后鲁迅亲自为萧红萧军指定的带路人、年轻的老革命、老共产党员、“左联”骨干盟员叶紫！只不过，叶紫并不知道徐淑娟与萧红的关系，而且党的纪律也不允可他向后者讲述-即或知悉的话。正如高原起初并不知道萧红就是当初的那个小妹妹张乃莹，同时又错误地认为“三郎”非萧军而是日本人一样。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着许许多多不可知的因素，有令人惊喜不已的机遇，例如四年前险一些成了青楼女子的张乃莹，最终会成为鲁迅晚年最为喜爱的女弟子、蜚声海内外的当红左翼作家；也有一些遗憾，即与自己当初形影不离的女友擦肩而过而成永别……
但是否萧红一直不知道好友徐淑娟的情况呢？
笔者以为，也不尽然。读者们自是不清楚，在我之前，同行们的笔下也不曾触及过，但实际上，萧红后来是清楚一二的。这个“清楚”，是在1937年至1938年的武汉时期。若是准确一点地说，则应是1938年5月之后，亦就是两萧西安婚变之后，萧红偕新夫君端木蕻良返回武汉，于胡风主持的《七月》杂志关于战时文艺的座谈会上。萧红与王淑明一同参加了座谈会，并且都有发言。曾与徐淑娟一起在松江女中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同窗多年且又参加过左翼学生运动的王淑明，自然会多多少少地向萧红提及同为两人好友的徐淑娟的一些情况的。
就在萧红与萧军历尽千难万劫抵达鲁迅身边的1934年，由于参加左翼学生运动和飞行集会，徐淑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于设在苏州的江苏省监狱关了一个来月。由于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员和“左联”盟员，“罪行”较轻，同时又有有着一定背景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营救保释，她很快被释放。自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徐淑娟的大学生涯断断续续有十年。抗战爆发后，她先是去了丈夫徐陬的家乡苏北南通，参加过驻扎在那里的东北军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忘恩负义的蒋介石囚禁，东北军也因此被分散至各地，驻扎南通的即为其中一支-秋石注），后又回到孤岛上海暨南大学继续学业。
据说，当年在上海，周扬、苏灵扬夫妇生活发生困难时，徐淑娟曾将自己的一件名贵大衣当掉热心助之。但她从来不去麻烦他们，因她当时面目太“左”，是学校当局严密盯视的对象之一。不去，是因为怕连累这对“左联”盟员夫妇。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书时，郑振铎先生也甚为器重她的才华-徐淑娟15岁那年就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郑振铎先生是一直视她为“同志”的。
新中国成立后，徐淑娟追随丈夫徐陬，一直与医学发生关系，先是在浙江嘉兴的一所中级卫校从事卫生教育工作，后来又到杭州工作，最终在杭州安度晚年。新中国成立初，徐淑娟曾到过北京，探望过自己的恩师郑振铎先生。据云，当时周扬曾有信致郑振铎，说他欢迎徐薇女士来京工作，当妥善安置之。周扬显然没有忘记当年他们陷入困境时，徐淑娟对他们的慷慨资助。郑振铎则希望她能到文学研究所或文化部所属机构工作。而生性倔犟且最不希望求助于人的徐淑娟则一口予以了回绝。她对恩师郑振铎说，主要理由是怕拿不出东西来。
上述是徐淑娟老人的讲述。但笔者手头掌握的一封周扬夫人苏灵扬的亲笔信，却表明上世纪50年代初苏灵扬并不清楚好友徐淑娟的下落。1997年10月9日晚，在南京高原先生寓所，高原先生向笔者出示了一封年代已久的信件。此信信封已经遗失，写信人正是苏灵扬，用的也正是她担任校长的印有“北京师大女附中”抬头字样的办公用笺，底下印有“北京西单二龙路甲三十三号电话二局2180/0402号”等字样（均为繁体字）。
苏灵扬信全文如下（硬笔竖排书写）：
高原先生：
昨接来信。不想你现在在工业部门工作（据高原先生本人向笔者介绍，建国后，他被安排至江苏省轻化工业厅工作，他负责化学工业这一堆。属于重工业范畴的化学工业，与轻工业同为一个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地方工业设置的一个特色。故有下文苏灵扬所云的“参加重工业建设”的说法-秋石注）。这是国家目前头等重要的工作岗位。参加重工业建设，这在我们学校多少青少年学生中是一个可以入迷的理想。
你要打听徐淑娟的消息，恕我无法奉告。解放至今我未及关于她的消息。廿年来，我们进行的斗争是残酷的，这中间人事变迁也很大，故我也未主动去探听她的下落。
此致
敬礼
苏灵扬
九十三日
尽管如此，古道热肠的高原先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昔日“小妹”徐淑娟的努力，这也是他了却1937年1月自日本回国的“秩父号”海船上与萧红重逢时承诺的一桩心愿。好在他本人也已安排在江苏南京工作，寻找故友也比较容易了一些。在经历了多番曲曲折折之后，终于，于1961年初夏江南特有的淅淅沥沥的梅雨季节里，两人于江浙沪交界处的嘉兴一所学校里相逢（高原告诉笔者是在一所小学里，徐淑娟对笔者说是地区中级卫生学校）。然时光已经流逝了三十载矣！而此时此刻的徐淑娟，也因其夫徐陬先生在1957年因“言论出格”被打成“右派”而受牵连着。面对喝过延河水的老革命高原先生的到来，徐淑娟自是喜出望外，喜极而泣了！为此，在送别高原后，徐淑娟即赋诗一首，题：《高原来访》（2006年2月26日，徐淑娟老人亲自将保存了45年的诗作复印了一份赠予笔者）。附录如下，以飨读者。
高原来访
梅子黄时雨 连绵逾半月 疾病久相磨 昏昏如天色 有客排闷来 漫应殊未识；
大呼“我是谁”瞿瞿如觉惊 抚衣细辨认 竟是我故人 相视犹疑梦 执手始信真 感人万壑集 塞喉如欲喑 阳光忽照壁 陋室似生春为见我伴侣 为见我女郎 错杂话旧事 老母适在堂自从从谪居 故旧稀问忘 非是人情薄 黑气恐染伤 难得故人来 曾沐圣地光 今朝茶代酒 且以热中肠火种子所赠 辗转岂能忘 犹记“大决策”小丫语铿锵：迺莹决抗婚 北平作‘赠坐’；玉贤暂无碍 原校读师范；老高宜补愆，偕妻反封建，涓涓找革命，应是在南方。先求免做亡国奴，终期人类都解放。云聚与云散 千流归大海 延水真清清 翘首盼你来诺诺惟罪己 如何尽胸臆 躯干我未长 子鬓敷晓霜 萧红灿慧星 萧军多慨慷 吾志痴不移 九死无悔忘 何妨在籍外 群众甚相当 移时君且去 击缶歌数行昔我十五十六时 同寻真理气如虎于今四十五十再相逢 喜见大地红旗舞红旗舞夙愿举千山万水在前程会当一步一步复一步1961年春暮高原自南京而杭州而禾水，盖吾等自1930年散于哈尔滨，相违乃卅年矣附带在此说明一下，1997年国庆节，是高原夫妇与徐淑娟的最后一次会面。就在他们会面后不多日，笔者即在高原南京虎踞路寓所与其进行了二轮访谈。
高原格外注重友情，无论是对早年相识的两位女友徐淑娟和萧红，还是后来由萧红介绍而相识的萧军，感情一经确立，他都视做生命一般，始终如一地加以珍惜与爱护。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以人为的因素、环境的转换、社会的动荡改变半分。1938年夏天，肩负着组织的使命，高原自延安抵达武汉，住进了东北救亡总会。当他获知萧红也在武汉的消息后，经胡风指点，在汉口三教街“文抗”楼梯口找到了萧红。其时，萧红着一袭夏布长衫，腆着隆起很高的大肚子，坐在地板的席子上，在她的脚后的地板上，还燃着一盘蚊香，两人就这样坐在地板的席子上侃侃而叙。谈话间，高原直率地批评了萧红率先与萧军离婚而选择第三者的错误做法。他说：“萧红，你和萧军都是鲁迅先生一手扶植起来的革命作家，又是写过《生死场》如此引起轰动的作品，在读者中影响很大，而且现在又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能够这样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呢……”然而，没等高原把话说完，萧红当即表示了她的极度反感和不满。她对高原反唇相讥道：
“你从延安回来了，学会了政治术语就开始训人了，我不听！”
对此，高原也只好就此将话头打住。临别时，见萧红早已囊空如洗，高原就将身上仅剩的五元钱给了她，萧红默然地接受了-端木赴重庆时没有给她留下一分钱。
后来，高原又回到了延安。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萧红。在内心里，高原一直为萧红同萧军的离异及另择愤愤不平，但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萧红。萧红客逝香江后，高原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写下了《悼乃莹》的祭文，刊登在1942年6月延安出版的第5期《谷雨》杂志上。据高原先生向笔者追忆道，在1942年5月1日下午延安文艺界举行的萧红追悼会上，萧军在向与会人员报告完萧红的生平及著作后，哽咽着说道：“现在，疼我爱我的两个人都离我而去了……”
萧军所说的“疼我”者，系指恩师及引路人的鲁迅先生，而“爱我”者乃是指共同生活达五年半之久的患难爱侣萧红。高原先生认为，萧军不仅在萧红危难之际伸出救援之手，而且更重要的是萧军对萧红自始至终的真挚情感-人前背后，无论旁人刮什么风，向他泼什么污水，萧军从未编排或指责过萧红什么，因而，几十年来，有关外界对二萧离异的议论未免失之于偏颇，这对萧军很不公平……
1982年11月23日，适逢萧红逝世40周年，高原在女作家丁言昭寄达的《萧红纪念卡》上深情地题道：
一封书信何日可能到
山高水远路几千
一别一径年
卷帘看柳絮舞飞前
依楼添愁愁那春光去
春色空庭属落花
花落水流红
乱纷纷
蝴蝶过墙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在航行中，萧红教我唱过这支歌，并因我请求，亲笔把这歌词抄写在我的笔记本上。这些似乎历历如昨日事情，不觉已是时隔四十五年于兹矣，故人竟成古人，无乎痛哉。
-高原
当萧红踏上“秩父号”归国航船的时候，其衣着甚是引人注目-一袭黑白红三色镶成的方块花纹衣衫，这既不同于中国妇女的服饰，也非日本妇女的和服。而且，令人不解的是，她在头上还特地蒙上了一块深色的头巾，除眼、鼻、口露外，其余部位皆掩在了头巾里。她喜好穿靴子，这天她蹬的是一双棕色的小皮靴，而且还是男式的……
不过，这身打扮与她的孤傲个性倒也般配。
在最初几天的航行日子里，除了和同舱的华侨老人下棋打发时光外，她时常独自一人呆呆地伫立在甲板上凝望大海，默默地想着心思。唯独对于一日三餐，萧红却特别的准时。而每当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出现在甲板上、餐厅里的时候，也总会有一个与她年龄相差无几的男青年，用一种似曾相识又陌生的目光在默默地注视着她，而常常是欲言又止……
他是谁？
他，就是萧红在1929年哈尔滨上中学时，在其好友徐淑娟处见过一面的原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以后又在哈尔滨电报局当过电报员的高原先生。
在这之前，也就是萧红自上海刚到日本时，高原先生也在日本东京，他是去专攻日文的，比萧红要去得早。当时，萧红因出版了《生死场》而名声大噪，到日本不及两三个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又相继出版了她的另两个散文集子《商市街》和《桥》，这些书很快就进入了日本的书店，在留学生中传播得很快，她的明快、优美的散文笔调及其艰难困顿的生活经历在中国留学生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持同感者甚众。但高原在看完这些书后却并不知道萧红就是他早在八年前就结识的那个系着两条小辫儿的张乃莹。许多人很想结识这位一代才女，苦于没人介绍，却又认定来自哈尔滨的高原一定有办法。他们对高原说：“萧红是你的老乡，都是东北人，你一定知道她的地址，请她来给我们大家讲演一次有多好啊！”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提议也未尝不可，即使萧红在上海，邀请她来东京讲演，也不是办不到的事情，那时候凡去日本留学、探访之类的事容易得很。面对朋友们的提议，高原很是为难，他说：“老乡倒是不错，可我并不认识萧红呀！”
他说的是实话，因为在当时，他并不知道萧红与张乃莹就是同一个人，何况萧红于出国前剪掉了小辫，烫了发，这一“易容”常会令人产生一种“似曾相识又陌生”的云山雾海之感。可他压根儿不曾想到：他会与萧红-张乃莹同乘一条航船踏上回国的旅程，而且住的还是两个紧邻的舱房。
在同船归国的留学生中，绝大多数人的心情是沉重的，这是因为祖国的河山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践踏，而来自东北沦陷地的留学生更有一种失却了家园的哀痛，不少人为归国后何处栖身深感忧虑，另一些有志之士即已准备献身民族解放事业。高原就是这有志之士中的一个。所以，抵达上海后不及回归故土，他便毅然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在早先几天的航行中，每当萧红孑然一人站立在甲板上凝望大海时，高原则在不远处注视着她。不仅如此，每当用餐，他都与萧红同桌。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观察、了解萧红。他越是观察，便越感觉到她像当年在哈尔滨徐淑娟家见过的一位青春少女。然而，此时的他似乎还没有更多的勇气同萧红搭话，万一认错了人呢？
距抵达上海还有最后一天的航程了，高原的内心却在激烈地争斗了起来：“如果再不相认，那就没有机会了，怎么办呢……”距离这次海上重逢过去了60个年头之后，87岁高龄的高原老人在南京虎踞北路一所简朴的寓所里对笔者如是说。
用“归心似箭”四个字来形容萧红的心情，是很贴切的。这一天，萧红不住地跑进跑出，穿梭往来，面对大海彼岸的祖国，她在心底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亲人的名字，她深信，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亲人、爱侣萧军一定会早早等候在码头上，翘首以待地张大着强健有力的双臂迎接着她的归来，她将与他一起开始一轮崭新的生活。她还在心底里计议，一到上海，就和她的萧军一起去探望许广平先生，探望她的小朋友海婴，去恩师鲁迅墓前谒拜，她还有更多更多的书要写……她真恨不得纵身一个飞跃，跃过这波涛翻滚的大海，跃上祖国的大地……
又该用餐了。
萧红如同往常一样，信步向餐厅走去。当她在老位子上落座的时候，她发现天天在同一长桌上吃饭的那个高个子男青年也早早地坐在那儿用餐了。她感到在他的目光中有一种游移不定的神色，她扫了他一眼，就埋头吃上了她的饭。就在她饭毕用汤的当口，那个男青年忽然大声地说上了话：
“对面坐着的那位女士，很像是我的一位朋友。”
乍一听到久违了的东北口音，萧红心头猛地一个激灵，继之则是一喜，她立刻抬起了头，停止了啜汤，向说话的那位男青年问道：
“你是说你的朋友像我？”
这回，高原是真真切切地看清了萧红的整个脸容，而且完全可以肯定：她，就是他在哈尔滨八年前见过的张乃莹！话到了嘴边，他客客气气地做了回答：
“是的，你很像我的一位朋友。”
萧红不觉来上兴趣，追问上了：
“您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她叫-张、乃、莹-”
高原一字一顿地说道。
萧红一听，差一点昏晕了过去，脸也因兴奋飞满了火烧云，她打量了对方一眼，一下子站起了身子，飞快地绕过长桌，站到了高原的面前，她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双手，嘴一张，准确无误地说出了高原当时的名讳：
“啊，你就是高永益？”
高原只是怔怔地瞅着萧红，他同样被这意外的重逢所激动！最后，还是萧红作了提醒：“你还没吃完饭呢！”
此时此刻，高原哪里还有心思吃饭，只见他一迭连声地说道：“不吃了，不吃了，来，乃莹，咱们坐下好好聊一聊。”
不及落座，两人又都流下了激动的泪……
少顷，两人手拉着手一起来到了高原住的舱房里。
高原住的舱房共有八个人，都是与高原一起旅日的学生。进屋后，不及向朋友们介绍，两人便又“哗哗-”地拉开了话盒子。
正因为不知道萧红是张乃莹，高原也并不知道萧军便是那个被人们传得玄玄乎乎的“三郎”。
自从1930年冬天萧红随同王恩甲突然离开北平回东北后，高原一直不知道萧红的下落，也不知道萧红和她的“未婚夫”在一起的情况。后来，高原听到传闻说，萧红和一个名叫“三郎”的日本人结了婚，当了亡国奴，高原听后心中十分难过，认为她堕落了。因而，当萧红讲到她与萧军的关系时，高原插嘴问道：
“听说你和一个叫三郎的人同居，可有此事？”
萧红微微一笑，脸上充满了幸福和甜蜜：
“三郎就是萧军啊！”
“是吗？”高原急急地问上了，“那么，你就是萧红？”
“嗯。”
萧红点点头，又是微微一笑。
高原一听，顿时高兴得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向屋内正在看书看报下棋的其他七位朋友大声介绍道：
“她，就是我的老朋友张乃莹，也就是咱们在东京一直想找的那个萧红啊！”
经高原这么一嚷嚷，小小的三等舱房内，立时炸锅一般地热闹非凡起来，大家纷纷上前祝贺他们的重逢，一对新婚夫妇还特地将友人赠予的精美糖果拿了出来分发，以示庆贺。这时，却见萧红突然一个转身飞跑了出去，也不过一两分钟的光景，她那特有的皮靴敲击地板的“咚咚”声又进入了人们的耳膜，只见萧红一手提着一瓶白兰地酒，一手拿着一包日本樱花牌香烟奔了进来。原来，她就住在高原他们隔壁的舱房里。
萧红刚一踏进高原他们的舱房，从隔壁传来了那位华侨老人同样热切的询问声：
“遇到亲人了？”
“嗯哪，遇到亲人了！”
这是萧红因兴奋而变得发颤的声音。
萧红极利索地打开瓶盖，随意取过一只杯子，满满地斟上，高扬在空中，猛地仰脖，极豪爽地一饮而尽！她这一连串干净、利索的举动，把在一旁的高原和他的朋友们看得呆了。在高原眼中，当年系着两条小辫儿的那个文静少女变了，变得他不认识了，变得粗犷如同一个地道的东北大老爷们儿了。
酒一落肚，怀旧的话题，犹如航船前后急剧翻腾的海浪滚滚而来。首先，他们就谈到了徐淑娟，萧红对这位中学时代的好友甚是感念。这是因为，由萧红口授、萧军执笔而成，先后在哈尔滨、青岛、上海三地报纸上连载和出版单行本的中篇小说《涓涓》，内中的两位好友、主人公涓涓和莹妮，就是依据徐淑娟和萧红本人的某些生活经历加工写成的。
提及徐淑娟，高原告诉萧红，他与徐淑娟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此时的徐淑娟已进入复旦大学就读，她与下文提及的周扬夫人苏灵扬既是同乡，又系同窗-秋石注）。说话间，高原站起身来，从包内拣出了不久前徐淑娟写给他的信让萧红看。一见好友那异常熟悉的娟秀小字，萧红的心中便抑制不住地升腾起欲与其会面的热望。她对高原说道：“到了上海，咱们就去常熟看望小徐。常熟离上海不算太远，以前咱们在北京，小徐却在南方，如今咱们在南方了，而小徐会不会……人，总是会有悲欢离合的。”
对她的话，高原表示赞同。
往下，萧红说到鲁迅先生逝世时，因为她在东京而没能再见上一面，心里边很是痛苦。说着说着，萧红的眼圈儿红了，伤感了。高原怕她过于悲伤会影响身体，一再想把话题扯回到现实中来，可萧红不加理会。由此她还谈了很多有关鲁迅先生的往事，以及鲁迅的为人和精神，这使朋友们听了都很感动。从鲁迅谈起，她又深情地谈到了许广平、小海婴和萧军……
他们就这样不知疲倦地聊啊聊啊的，直到人们一个个打着呵欠揉着眼睛上床休息了，他们还在热烈地小声交谈着。夜，渐渐地深了，这两位谈兴正浓的小老乡又一起登上了月光如水的甲板，全然不顾三九寒天的风浪侵袭……他们只是觉得这世界未免太小了一点儿，而心里边的话儿却又未免太多太多了，就是聊上个三天五天的也难于掏尽。
天，渐渐地放了亮，东方的海平面上，一轮彤红彤红的日头正在雾霭中跳跃着升腾而起，人们纷纷拥上了甲板，怀着各自的心情，焦虑地眺望着那越来越近的吴淞口……
在汇山码头，高原认识了前来迎接萧红、被他一度认为是“日本鬼子”的萧军。
在上海，萧红经常独自一人前往高原暂居的公寓去探望他，与此同时，高原与辽东汉子萧军的友谊也在与日俱增。后来，在延安，两人经常来往，进而认识了萧军现在的夫人王德芬和他们的孩子。1947年初，萧军就任东北大学鲁迅文学院院长时，高原与他们在同一座城市佳木斯市工作，后来又赴与佳木斯一江之隔的汤原县莲江口农村参加土改工作。1997年10月8日、9日，连续两个晚上，前来南京参加原汇文女中（今人民中学）110周年庆典活动的萧军夫人王德芬，与笔者一起前往探访了87岁高龄的高原先生。
高原先生饶有兴致地忆起一件往事，60年前他在上海短暂寓居期间，由于生活困难，一条穿了多年的藏青色的日本哔叽裤子膝盖上磨出了一个很大的洞。萧红见后，将它拿去，巧手一裁，给改成了一条标准的西装短裤，好在江南的夏季到了，穿着倒也中看。现在，整整6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条经由萧红亲手改制而成的短裤，陈列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萧红故居里。
高原先生回忆道，尽管是萧红提议前往常熟探望好友徐淑娟，但最终她一直未能成行。这其中，既有萧红自身的原因，也有当时客观存在的多种因素造成的。
抵达上海不多日，高原便去了一趟常熟，是坐公路局的车去的，然而他并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兴许是战火已经蔓延了的缘故。这之后，大约是在1937年的晚些时候，也就是在二萧自上海抵达大后方、国民政府所在地的武汉，即他们与胡风、聂绀弩一起编《七月》之时，高原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他遇见了周扬夫人苏灵扬，但苏灵扬听后似乎不屑一顾，反倒告诫高原：现在参加革命了，尤其是到了延安，对于像徐淑娟这样出身地主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还是少来往乃至不来往的好。50年代初中叶，高原转业到化工部工作，不日又奉调南京工作。由于都在江苏省，他又多次前往常熟打听徐淑娟的情况，方才略知一二：因徐家是大地主，故而一家人在土改时已被逐出常熟。后来，高原终于在毗邻的浙江省寻找到了在一所小学任教的徐淑娟，其时她已更名为徐薇。其爱人名叫徐陬，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已有建树的医学科学家。徐陬原在美国有一份俸禄优厚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舍弃一切，毅然回归祖国，到北京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到，并应邀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加了开国大典。去世前，徐陬为九三学社浙江省委顾问、浙江省医学科学院院长。现今，徐淑娟-徐薇在杭州市安度晚年，儿孙满堂。1997年国庆节期间，徐淑娟在南京与高原夫妇相聚了一些日子。两人时不时回忆起70年前在哈尔滨与张乃莹一起的日子，对于她的早逝欷歔不已。
在此，笔者补充一些历史当事人提供的回忆。
继1997年10月8日、9日晚于南京虎踞路寓所探访高原先生并作叙谈印证外，笔者还于2006年2月24日、26日连续两个上午，探访了居住在杭州城西庆丰新村的萧红早期女友、时年九旬又二高龄的徐薇徐淑娟老人。2009年6月11日，笔者再度电话联系了九五老人徐淑娟，并向她通报了黑龙江省筹备2011年萧红百年诞辰活动的一些情况，以及本人萧红研究的新进展。
徐淑娟老人生于江苏常熟。五岁那年，因父亲前往吉林宁古塔银行工作而来到东北，七岁时进入哈尔滨。其小学阶段，是由当过教师的母亲教习的，上学也是有头无尾。在母亲的教习下，她从小具有叛逆性格。这同后来由萧红口述，萧军执笔而成的中篇小说《涓涓》（1937年9月由上海燎原书店出版）中的女主角涓涓身上凸显的，近乎一致。《涓涓》一开头，就明确写道：“莹妮是十六岁，而涓涓比起莹妮却还要小两岁。她的身材又是很短小，不仅在她们本班三十个人的里面，她是最小的一个，就是在全校近乎四百个同学的中间，她也算最小的一个。再加上她的性格爽利，身体强健……”这个描写同现实生活中的徐淑娟基本一致。徐淑娟确实个子“最小”，而且据本人向笔者讲述，上学时，她十分酷爱打篮球。言谈之间，也十分热情、爽快，回答问题、叙述往事时，已经是九十有余高龄的老人，声音洪亮，说话不停顿，记忆清晰。《涓涓》中还说涓涓的父亲是“银行主”，这也与徐父生前职业相符。因此，完全可以这么说，徐淑娟就是萧红口中萧军笔下的那个涓涓的原型。而另一个女主角莹妮，则完全可以断定是萧红自己的缩影。《涓涓》中这样描述道：“莹妮真正的故乡，是距哈尔滨约四十里的一个村庄。她们家也就是那村中唯一的地主，莹妮就是出生在那个家……因为莹妮的父亲在哈尔滨江北一个县城里做教育局长……”此情此景，以及父亲是“地主”“做教育局长”，也与萧红的家世相吻合，尤其是“故乡，是距哈尔滨约四十里地……江北”等等，与呼兰县所处的地理位置也相符合。小说中还谈到唯一的弟弟“珂”，与其胞弟张秀珂同名，还谈到了慈祥、忠实、和善的祖父对她姐弟的溺爱，父亲对她们的凶横，无不印证了现实生活中张乃莹（萧红）家的一切。此外，书中描述的莹妮、涓涓的珍贵友谊，也是日后两人都无法忘怀的。
徐淑娟于十三四岁那年独自一人（据本人讲述，其时父亲在黑河银行工作，但不久即回到哈尔滨）来到女一中读书。女一中，即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抗战爆发后，在重庆，萧红偕后来的丈夫端木蕻良应苏联通讯社塔斯社驻华记者罗果夫约请，介绍情况时，也正是这么说的。
正是在女一中读书时，1914年出生于江南水乡常熟的徐淑娟，认识了比她大三岁的呼兰姑娘张乃莹（萧红），并且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成为形影不离好友的，还有一位名叫李玉贤（沈玉贤）的少女。李玉贤的年龄介乎于萧红与徐淑娟两人之间。这在小说《涓涓》中也有角色的塑造。
时间到了1930年，为了抗拒父亲强行为其指定的婚姻，在表兄、哈尔滨法政大学学生陆振舜的鼓励下，萧红全然不顾父亲的威胁严逼，毅然离开哈尔滨，登上火车，越过长城，远赴千里之外的北平继续求学。临离哈尔滨时，以示反封建的叛逆之心已决，萧红剪去长发，理了一个当时在知识女青年中流行的那种男青年式短发，穿着西装，还到照相馆拍了照。照片洗出后，她将其送给了好友徐淑娟。时至今日，已近百岁高龄的徐淑娟老人尚清晰地记得80年前的这一幕。萧红还与沈玉贤一起合了一张影留念。
当后来因贫寒交加，萧红被迫妥协与那位王姓青年结合后，高原把萧红的情况写信告诉了远在南方的徐淑娟，两人都为萧红深感痛心。徐淑娟在给高原的复信中写道：“乃莹，或者说是乃莹的事，对我是一把利斧！这伤痛，这鲜血，永远镂在心上。老高，我还能说什么呢！”
不久，萧红跟着“未婚夫”王恩甲回到哈尔滨去了。之后，她的命运，不仅连徐淑娟一无所知，连高原也无法知道一二。后来，高原去了日本求学。
而在江南松江女中读书的徐淑娟，临近高中毕业时却因思想“左倾”且有过激言行，被学校当局责令写“悔过书”并记大过，由于拒写“悔过书”最终被“除名”处理。与其一起作“除名”处理的还有后来成为周扬夫人的苏灵扬（与徐淑娟同庚，原名苏美玉的苏灵扬为徐淑娟姑母的学生，而且，亦系常熟人），以及后来成为“七月”派文化人的王淑兰（即王淑明，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外文局翻译）。“除名”后，三人又用南京大学附中毕业生的假文凭，都考上了上海的大学。徐淑娟与文理兼优的王淑兰双双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而功课略逊一筹的苏灵扬则入光华大学深造，并以其貌成为光大校花。不久，即转入复旦大学，再度与徐淑娟同窗。正是在光大，苏灵扬与经常来校指导工作的“左联”负责人周扬相识。由此，苏灵扬也加入了“左联”，并成为其中的一名活跃分子。时隔70余年，徐淑娟依然记得：周扬每每来复旦大学看望苏灵扬，穿的是米色风衣，显得风流倜傥，而苏灵扬则着蓝色缎子的旗袍……
在复旦大学求学时，徐淑娟积极参加左翼学生运动。有意思的是，徐淑娟参加左翼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正是日后鲁迅亲自为萧红萧军指定的带路人、年轻的老革命、老共产党员、“左联”骨干盟员叶紫！只不过，叶紫并不知道徐淑娟与萧红的关系，而且党的纪律也不允可他向后者讲述-即或知悉的话。正如高原起初并不知道萧红就是当初的那个小妹妹张乃莹，同时又错误地认为“三郎”非萧军而是日本人一样。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着许许多多不可知的因素，有令人惊喜不已的机遇，例如四年前险一些成了青楼女子的张乃莹，最终会成为鲁迅晚年最为喜爱的女弟子、蜚声海内外的当红左翼作家；也有一些遗憾，即与自己当初形影不离的女友擦肩而过而成永别……
但是否萧红一直不知道好友徐淑娟的情况呢？
笔者以为，也不尽然。读者们自是不清楚，在我之前，同行们的笔下也不曾触及过，但实际上，萧红后来是清楚一二的。这个“清楚”，是在1937年至1938年的武汉时期。若是准确一点地说，则应是1938年5月之后，亦就是两萧西安婚变之后，萧红偕新夫君端木蕻良返回武汉，于胡风主持的《七月》杂志关于战时文艺的座谈会上。萧红与王淑明一同参加了座谈会，并且都有发言。曾与徐淑娟一起在松江女中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同窗多年且又参加过左翼学生运动的王淑明，自然会多多少少地向萧红提及同为两人好友的徐淑娟的一些情况的。
就在萧红与萧军历尽千难万劫抵达鲁迅身边的1934年，由于参加左翼学生运动和飞行集会，徐淑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于设在苏州的江苏省监狱关了一个来月。由于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员和“左联”盟员，“罪行”较轻，同时又有有着一定背景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营救保释，她很快被释放。自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徐淑娟的大学生涯断断续续有十年。抗战爆发后，她先是去了丈夫徐陬的家乡苏北南通，参加过驻扎在那里的东北军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忘恩负义的蒋介石囚禁，东北军也因此被分散至各地，驻扎南通的即为其中一支-秋石注），后又回到孤岛上海暨南大学继续学业。
据说，当年在上海，周扬、苏灵扬夫妇生活发生困难时，徐淑娟曾将自己的一件名贵大衣当掉热心助之。但她从来不去麻烦他们，因她当时面目太“左”，是学校当局严密盯视的对象之一。不去，是因为怕连累这对“左联”盟员夫妇。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书时，郑振铎先生也甚为器重她的才华-徐淑娟15岁那年就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郑振铎先生是一直视她为“同志”的。
新中国成立后，徐淑娟追随丈夫徐陬，一直与医学发生关系，先是在浙江嘉兴的一所中级卫校从事卫生教育工作，后来又到杭州工作，最终在杭州安度晚年。新中国成立初，徐淑娟曾到过北京，探望过自己的恩师郑振铎先生。据云，当时周扬曾有信致郑振铎，说他欢迎徐薇女士来京工作，当妥善安置之。周扬显然没有忘记当年他们陷入困境时，徐淑娟对他们的慷慨资助。郑振铎则希望她能到文学研究所或文化部所属机构工作。而生性倔犟且最不希望求助于人的徐淑娟则一口予以了回绝。她对恩师郑振铎说，主要理由是怕拿不出东西来。
上述是徐淑娟老人的讲述。但笔者手头掌握的一封周扬夫人苏灵扬的亲笔信，却表明上世纪50年代初苏灵扬并不清楚好友徐淑娟的下落。1997年10月9日晚，在南京高原先生寓所，高原先生向笔者出示了一封年代已久的信件。此信信封已经遗失，写信人正是苏灵扬，用的也正是她担任校长的印有“北京师大女附中”抬头字样的办公用笺，底下印有“北京西单二龙路甲三十三号电话二局2180/0402号”等字样（均为繁体字）。
苏灵扬信全文如下（硬笔竖排书写）：
高原先生：
昨接来信。不想你现在在工业部门工作（据高原先生本人向笔者介绍，建国后，他被安排至江苏省轻化工业厅工作，他负责化学工业这一堆。属于重工业范畴的化学工业，与轻工业同为一个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地方工业设置的一个特色。故有下文苏灵扬所云的“参加重工业建设”的说法-秋石注）。这是国家目前头等重要的工作岗位。参加重工业建设，这在我们学校多少青少年学生中是一个可以入迷的理想。
你要打听徐淑娟的消息，恕我无法奉告。解放至今我未及关于她的消息。廿年来，我们进行的斗争是残酷的，这中间人事变迁也很大，故我也未主动去探听她的下落。
此致
敬礼
苏灵扬
九十三日
尽管如此，古道热肠的高原先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昔日“小妹”徐淑娟的努力，这也是他了却1937年1月自日本回国的“秩父号”海船上与萧红重逢时承诺的一桩心愿。好在他本人也已安排在江苏南京工作，寻找故友也比较容易了一些。在经历了多番曲曲折折之后，终于，于1961年初夏江南特有的淅淅沥沥的梅雨季节里，两人于江浙沪交界处的嘉兴一所学校里相逢（高原告诉笔者是在一所小学里，徐淑娟对笔者说是地区中级卫生学校）。然时光已经流逝了三十载矣！而此时此刻的徐淑娟，也因其夫徐陬先生在1957年因“言论出格”被打成“右派”而受牵连着。面对喝过延河水的老革命高原先生的到来，徐淑娟自是喜出望外，喜极而泣了！为此，在送别高原后，徐淑娟即赋诗一首，题：《高原来访》（2006年2月26日，徐淑娟老人亲自将保存了45年的诗作复印了一份赠予笔者）。附录如下，以飨读者。
高原来访
梅子黄时雨 连绵逾半月 疾病久相磨 昏昏如天色 有客排闷来 漫应殊未识；
大呼“我是谁”瞿瞿如觉惊 抚衣细辨认 竟是我故人 相视犹疑梦 执手始信真 感人万壑集 塞喉如欲喑 阳光忽照壁 陋室似生春为见我伴侣 为见我女郎 错杂话旧事 老母适在堂自从从谪居 故旧稀问忘 非是人情薄 黑气恐染伤 难得故人来 曾沐圣地光 今朝茶代酒 且以热中肠火种子所赠 辗转岂能忘 犹记“大决策”小丫语铿锵：迺莹决抗婚 北平作‘赠坐’；玉贤暂无碍 原校读师范；老高宜补愆，偕妻反封建，涓涓找革命，应是在南方。先求免做亡国奴，终期人类都解放。云聚与云散 千流归大海 延水真清清 翘首盼你来诺诺惟罪己 如何尽胸臆 躯干我未长 子鬓敷晓霜 萧红灿慧星 萧军多慨慷 吾志痴不移 九死无悔忘 何妨在籍外 群众甚相当 移时君且去 击缶歌数行昔我十五十六时 同寻真理气如虎于今四十五十再相逢 喜见大地红旗舞红旗舞夙愿举千山万水在前程会当一步一步复一步1961年春暮高原自南京而杭州而禾水，盖吾等自1930年散于哈尔滨，相违乃卅年矣附带在此说明一下，1997年国庆节，是高原夫妇与徐淑娟的最后一次会面。就在他们会面后不多日，笔者即在高原南京虎踞路寓所与其进行了二轮访谈。
高原格外注重友情，无论是对早年相识的两位女友徐淑娟和萧红，还是后来由萧红介绍而相识的萧军，感情一经确立，他都视做生命一般，始终如一地加以珍惜与爱护。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以人为的因素、环境的转换、社会的动荡改变半分。1938年夏天，肩负着组织的使命，高原自延安抵达武汉，住进了东北救亡总会。当他获知萧红也在武汉的消息后，经胡风指点，在汉口三教街“文抗”楼梯口找到了萧红。其时，萧红着一袭夏布长衫，腆着隆起很高的大肚子，坐在地板的席子上，在她的脚后的地板上，还燃着一盘蚊香，两人就这样坐在地板的席子上侃侃而叙。谈话间，高原直率地批评了萧红率先与萧军离婚而选择第三者的错误做法。他说：“萧红，你和萧军都是鲁迅先生一手扶植起来的革命作家，又是写过《生死场》如此引起轰动的作品，在读者中影响很大，而且现在又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能够这样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呢……”然而，没等高原把话说完，萧红当即表示了她的极度反感和不满。她对高原反唇相讥道：
“你从延安回来了，学会了政治术语就开始训人了，我不听！”
对此，高原也只好就此将话头打住。临别时，见萧红早已囊空如洗，高原就将身上仅剩的五元钱给了她，萧红默然地接受了-端木赴重庆时没有给她留下一分钱。
后来，高原又回到了延安。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萧红。在内心里，高原一直为萧红同萧军的离异及另择愤愤不平，但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萧红。萧红客逝香江后，高原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写下了《悼乃莹》的祭文，刊登在1942年6月延安出版的第5期《谷雨》杂志上。据高原先生向笔者追忆道，在1942年5月1日下午延安文艺界举行的萧红追悼会上，萧军在向与会人员报告完萧红的生平及著作后，哽咽着说道：“现在，疼我爱我的两个人都离我而去了……”
萧军所说的“疼我”者，系指恩师及引路人的鲁迅先生，而“爱我”者乃是指共同生活达五年半之久的患难爱侣萧红。高原先生认为，萧军不仅在萧红危难之际伸出救援之手，而且更重要的是萧军对萧红自始至终的真挚情感-人前背后，无论旁人刮什么风，向他泼什么污水，萧军从未编排或指责过萧红什么，因而，几十年来，有关外界对二萧离异的议论未免失之于偏颇，这对萧军很不公平……
1982年11月23日，适逢萧红逝世40周年，高原在女作家丁言昭寄达的《萧红纪念卡》上深情地题道：
一封书信何日可能到
山高水远路几千
一别一径年
卷帘看柳絮舞飞前
依楼添愁愁那春光去
春色空庭属落花
花落水流红
乱纷纷
蝴蝶过墙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在航行中，萧红教我唱过这支歌，并因我请求，亲笔把这歌词抄写在我的笔记本上。这些似乎历历如昨日事情，不觉已是时隔四十五年于兹矣，故人竟成古人，无乎痛哉。
-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