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赤胆奉尊
萧军于1936年10月12日回到上海，居住在吕班路256弄一所由白俄经营的公寓中。
稍作安排后，于10月14日下午，萧军和黄源一起去探望了鲁迅先生。见到鲁迅病情已有好转，萧军顿感欣慰。在鲁迅家，萧军将一小袋从山东带来的小米送给了鲁迅先生，送给小海婴的是五个大石榴。此外，送给鲁迅先生的还有他本人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江上》，以及出版不多日的萧红纪实散文集《商市街》。而他在山东时专为鲁迅先生精心选购的一个寿山石笔架，由于一时忘记了带来，准备在下一次探望时再交给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道：
“萧军来并赠《江上》及《商市场（街）》各一本。”
另据黄源先生回忆，那一天与鲁迅先生会面，大家的情趣都是很好的。
除萧军带的书和礼物外，受一位刚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之委托，黄源将一个小小的高尔基木雕像转交给了鲁迅先生。鲁迅接过来，看了一下，愉快地说道：
“雕得不坏，很像……”
这时候，许广平领着海婴公子走了进来，海婴手中举着刚才萧军送给他的一个剖开了的石榴，走到书桌的另一边。当他看到那尊木雕像时，便从椅子上爬到了书桌上，有点拿不准地问道：
“这是爸爸……”
“我哪里配……”
鲁迅先生微微笑着说道，便把这尊小像小心地放在靠近身边的桌子上。
这时候，许广平爱抚地摸着海婴的头，启发地问道：
“你猜是谁？你知道，高……”
“高尔基……高尔基。”
海婴伶牙俐齿地微笑着说出了雕像的名字。
鲁迅先生直直地坐在藤椅上，仰着头，慈爱地望着海婴，一听爱子说对了，便高兴地对萧军和黄源说道：
“高尔基已经被他认识了。”
刚从北方回来的萧军，见鲁迅的情绪很好，病也不重，于是便向先生说了一些北方的情形以及沿途的见闻。萧军说着说着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可能是叙述到了德、日帝国主义在山东开设的煤矿里中国劳工所受的残酷压榨，变得愤怒多了。鲁迅先生一听，也提高了说话的声音，他同样愤恨于帝国主义资本家们对中国矿产资源的掠夺和对中国工人残酷的盘剥和欺压。黄源则一直坐在旁边，很少讲话，他是怕鲁迅先生病情加剧，而萧军则是由于两个月没有见到鲁迅先生，现在则如是回到家中父母身边一般，情绪自然是激动的。
临告别时，鲁迅先生送给萧军一本印制精美的《海上述林》，这是一本纪念集，专门纪念他的战友瞿秋白，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瞿秋白的血腥行径。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一部书的编校上。特别是在炎热的夏日里，为了不让稿纸被风吹动，只好关上窗子，由于室内异常闷热，鲁迅身上竟生了很多痱子。《海上述林》据说是在日本印制的，其精装本有两种，一种是蓝色绒面本的，印量较多。另一种是皮脊的，只印了100套，其装帧甚是精美，皮脊、书名及书之上顶均烫了金，还有一个硬纸套。同年初鲁迅送他《引玉集》一样，萧军在鲁迅面前又使开了小性子。原来，由于印量少，鲁迅一开始送他蓝绒面的，但萧军不要，他要的是皮脊的。于是，鲁迅先生便“忍痛割爱”，送给他一本皮脊的。相隔16天后，也就是鲁迅先生逝世11天后，萧军单独去鲁迅墓前祭奠归来后，怀着极为沉痛悲愤却又坚强如钢的心情，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段话：
先生：
我为要纪念你亲手编成的这本书，又亲手赠给了我，我要读它，我要继承你的战斗精神，和你的敌人！
一九三六、十、卅日
从坟上归来的夜
田军
颇富戏剧性的是，1937年9月，萧军去武汉前，把部分存书、资料、信件、日记、笔记本等留在了唐豪律师的住宅里。但最后，由于战乱，仅剩下了萧红在东京写给他的一捆信，别的什么都让窃贼给偷跑了。到了五六十年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从一家旧书店里购得。现此书存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室。1981年元旦，萧军见到此书，不由得感慨万分，遂衍生出一段回忆来。
从鲁迅先生家中出来，萧军高兴地对黄源说道：“先生好得多了。”随后，两人一起去看了这部中文名字叫《复仇艳遇》的影片……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仅仅过了五天-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先生就与世长辞了。这，对于萧军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而又沉重的打击！他比失去生身父亲还要悲恸万分！是日晨6时过后，萧军与黄源夫妇一起火速赶至大陆新村先生寓所时，鲁迅已经永远地合上了双眼，体温犹存而无声无息了。萧军一下子扑跪在先生的床前，双手抚摩着先生瘦小的双腿，平生第一次如此放声恸哭了起来……
萧军是“鲁迅治丧办事处”的成员，并是该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治丧办事处共有30人组成。萧军不但积极地参与了各项具体工作，而且还守灵三夜。远在东京的萧红，与欧阳山、草明、张天翼等青年作家一起送了一个花圈。
在10月22日移灵过沪郊虹桥路“万国公墓”时，萧军是十六个抬棺人之一。十六个抬棺人是：鹿地亘、黄源、胡风、巴金、黎烈文（后去台湾大学任教）、姚克、欧阳山、周文、靳以、张天翼、孟十还、聂绀弩、吴朗西、萧乾、曹白、萧军。
萧军担任了这支万人送葬队伍的总指挥，巴金等任纠察，送葬队伍达二里多长，内中还有不少中小学生。一路上，在低沉的军乐队哀乐声中，送葬队伍连绵地唱着悲壮的挽歌，于四时半抵达墓地。
灵柩安葬前，首先由蔡元培先生致悼词，沈钧儒报告鲁迅生平，接着，宋庆龄、章乃器、内山完造、邹韬奋等相继发表了演说。
萧军代表鲁迅治丧办事处全体同仁和鲁迅先生生前支持过的四大刊物《作家》、《译文》、《中流》、《文季》，发表了极富号召力的演讲。
下面是萧军所作的讲演：
我代表《译文》、《作家》、《中流》、《文季》四个刊物和治丧办事处全体同人，向诸位说几句话，就是：鲁迅先生他不应该死，他还没到应该死的年龄，他自己也不想死，他不想用死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他要活，他要用活着的最后一滴血，为中国的整个民族和人民，为世界上被压迫的大众，争解放，争平等……可是他的敌人们却要他死，三十年不准他活，接连不断地压迫了他！现在他死了，装在棺材里了……这是他的敌人胜利了吗？（群众：没有胜利！）不错，他们并没有胜利，鲁迅先生的死正是为他们点起了最后送葬的火把！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地插进了我们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掌声〕
萧军演讲以后，胡愈之先生致了哀辞，最后由章乃器、王造时等四人将一幅巨大的缀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黄绸旗轻轻地覆盖在了灵柩上。在阵阵低沉的在场人诵唱的《安息歌》与哀乐声中，胡风、萧军等16个抬棺人，将灵柩缓缓地落入墓穴……
鲁迅先生逝世后，萧军参加了《鲁迅纪念集》的编辑工作，负责国内外各报刊悼文及“逝世消息摘要”的剪裁、选定、辑录及全部发稿、校对、分类、顺序的编定以及《逝世经过略记》一文的撰写等。
鲁迅安葬后，每到一周，无论刮风下雨，萧军总要到墓地去看一看，献上一束鲜花，寄托自己的哀思。有时买不到鲜花，就在墓地附近采些野花替代，从不间断。萧红回国后，二萧则一同前往拜谒。
10月20日，在东京的一家日本报纸上，萧红看到了一个标题，标题是有关鲁迅的“偲”，文中还有多处“逝世”的字样，萧红见了，心头不由得紧紧地抽搐了起来。她翻字典，但中文字典中并没有这个“偲”字，但为什么“逝世”的字样要和鲁迅的名字并排挨在一起呢？难不成……萧红更不愿也不敢往下想了。
萧红忍不住飞跑出门，跳上电车，直向女友的住处跑去。刚起身的女友见她这么早赶来，感到很奇怪。萧红便把在日文报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她，但女友查了日文字典，似乎也说不出具体的解释，只是“也许”一个不大肯定的回答。
又过了三天-10月23日，萧红知道她的恩师，给她以源源不断“母爱”的鲁迅先生是确确实实地与世长辞了。
萧红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了起来！
透过泪水，她瞥见了前几天刚买的一本画册，那是她准备送给鲁迅先生的，“但现在这画只得留着自己来看了”。（1936年10月21日致萧军信，在这封信中，萧红仍是似信非信地迷惑-笔者注）……
透过泪水，她仿佛看见鲁迅像往常一样坐在藤椅上，谈笑风生，并且告诉她乘坐东渡海船的经验：“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他那慈祥亲切的面容，感人肺腑的笑声，春风拂面一般的话语，至今还历历在目，还有许广平亲自下厨为她做的那些精美可口的菜肴……可谁能料到，这7月15日一别，竟会是诀别……
想到这些，萧红怎能不悲痛欲绝呢！萧红病了，是巨大的悲痛将她袭倒的。
直到10月24日，萧红才用颤抖的手给萧军写了这么一封信：
军：
关于周先生的死，二十一日的报上，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点，但我不相信自己是对的，我跑去问了那唯一的熟人，她说：“你是不懂日本文的，你看错了。”我很希望我是看错，所以很安心地回来了，虽然去的时候是流着眼泪。
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张中国报上清清楚楚登着他的照片，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现在他已经是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虽然在三个月前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说：“每到码头，就会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
我等着你的信来。
可怕的是许女士的悲痛，想个法子，好好安慰着她，最好使她不要静下来，多多的和她来往。过了这一个最难忍的痛苦的初期，以后总是比开头容易平抚下来。还有那孩子，我真不能够想象了。我想一步踏了回来，这想象的时间，在一个完全孤独了的人是多么可怕！
最后你替我去送一个花圈或是什么。
告诉许女士，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太多哭。
红（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你替我送一个花圈”，萧红写此信的两天前，鲁迅先生已经安葬了，但在10月17日下午，经萧军安排（前文已述过），她与欧阳山、草明、张天翼等青年作家一起合送了一个花圈。
“我等着你的信来”，实际上萧军一是没空，二是没这勇气将鲁迅逝世的消息直接写给她。鲁迅先生刚一逝世，萧军就投入了繁忙的丧事之中：夜间要守灵，日间则要迎送瞻仰遗容的各界人士……确实是连写信的时间和心情也是没有的，何况是给萧红这样情感异常脆弱的女性写信了。
由于萧红在信中说，她一时无法写出悼念的文章来，于是，萧军就将这封信交给了主事《中流》的编辑黎烈文先生，作为一篇别具一格的悼念文章，刊载在《中流》的纪念特辑上（后来收入到《鲁迅纪念集》第4辑悼文中）。此信发表时，编者给加了一个题目，叫做《海外的悲悼》，并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
这是萧红女士在日本得到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后，写给她的恋人田军的信。因为路远，我们来不及叫她给《中流》专号写稿，便将这信发表了，好让她的哭声和我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鲁迅先生逝世以后，也许是触景生情的缘故，许广平不愿意在大陆新村住下去了，萧军就帮她在法租界霞飞坊找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时萧军也住在霞飞坊，两家挨得很近。萧军除参加鲁迅逝世时治丧委员会分配的那些工作外，由于住得近，便又主动代替许广平跑印刷厂取送《且介亭杂文》一、二、三集校样。因而，每天总要和许广平见上几次面，许广平也因而常常问起萧红在日本的一些情况。于是，每当他给萧红写信或者寄书、物时，他总要告诉萧红，许广平如何如何关心她，这使得身在异国他乡深感孤寂的萧红大为感动。反过来，萧红在信中也总要屡屡嘱告萧军，多多去关心照顾许广平和她的孩子小海婴。她在信中写道：“许女士也是命苦的人，小时候就死了父母，她读书的时候，也是勉强挣扎着读的，她为人家做过家庭教师，还在课余替人家抄写过什么纸张，她被传染了猩红热的时候是在朋友的父亲家里养好的。这可见她过去的孤零，可是现在又孤零了。孩子还小，还不能懂得母亲，既然住得很近，你可替我多跑几趟，别的朋友也可约同他们常到她家去玩，L（即指鲁迅）没完成的事业，我们是接受下来了，但他的爱人，留给谁了呢？”
许广平的早年身世和萧红的早年身世有着一些类似的地方，所以，当二萧第一次同鲁迅会面的时候，两位女性就敞开了心扉，渐渐地把各自的身世告诉了对方。就在这次赴日本疗病前，萧红一遇不顺心的事儿，心中一痛苦，就常常跑到鲁迅家中去向许广平倾诉。现在，鲁迅刚刚逝世，许广平自己内心也有扯不断、理还乱的绵绵哀思，但是只要一看见萧军，就一定会想起那个生性孤傲又常常好忧愁好哭的萧红来了。她在想，萧红此时此刻在日本，困难一定会很多，心情也不会太舒畅……乃至在11月9日自东京发出的第二十九封信中，萧红由衷地对萧军说道：
“许，她还关心别人？她自己就够使人关心的了。”
在相隔五天之后的另一封信中，萧红又缠缠绵绵地写道：
“许的信，还没写，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怕目的是想安慰她，相反的，又要引起她的悲哀来，你见着她家的那两个老娘姨也说我问她们好。”
萧红的情绪仍然不好，就在这同一封信中，萧红一会儿要“到法国去研究画”，一会儿又倾诉道：“我是睡不下去的，不怪说，作了‘太太’就愚蠢了，从此看来，大半是愚蠢的。”原想在异国他乡静心养病和创作的萧红，被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件给打了个晕头转向：先是与胞弟张秀珂擦肩而过，接着许粤华因经济问题而提前回了国，再就是鲁迅先生的不幸逝世，使她蒙受了从心灵上到肉体上的巨大打击。因此在日本，萧红从来没有能够得到过片刻的真正的安宁。几乎在每一封信中，萧红都要向萧军倾诉心头无尽的孤寂和烦恼，不仅如此，时常发生的病痛如发烧、头痛、胃痛，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
萧红确实需要别人关心她、照顾她，处处给她以呵护，可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又有谁来关心她呢？
回国，只有回国，才是明智的决定。
稍作安排后，于10月14日下午，萧军和黄源一起去探望了鲁迅先生。见到鲁迅病情已有好转，萧军顿感欣慰。在鲁迅家，萧军将一小袋从山东带来的小米送给了鲁迅先生，送给小海婴的是五个大石榴。此外，送给鲁迅先生的还有他本人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江上》，以及出版不多日的萧红纪实散文集《商市街》。而他在山东时专为鲁迅先生精心选购的一个寿山石笔架，由于一时忘记了带来，准备在下一次探望时再交给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道：
“萧军来并赠《江上》及《商市场（街）》各一本。”
另据黄源先生回忆，那一天与鲁迅先生会面，大家的情趣都是很好的。
除萧军带的书和礼物外，受一位刚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之委托，黄源将一个小小的高尔基木雕像转交给了鲁迅先生。鲁迅接过来，看了一下，愉快地说道：
“雕得不坏，很像……”
这时候，许广平领着海婴公子走了进来，海婴手中举着刚才萧军送给他的一个剖开了的石榴，走到书桌的另一边。当他看到那尊木雕像时，便从椅子上爬到了书桌上，有点拿不准地问道：
“这是爸爸……”
“我哪里配……”
鲁迅先生微微笑着说道，便把这尊小像小心地放在靠近身边的桌子上。
这时候，许广平爱抚地摸着海婴的头，启发地问道：
“你猜是谁？你知道，高……”
“高尔基……高尔基。”
海婴伶牙俐齿地微笑着说出了雕像的名字。
鲁迅先生直直地坐在藤椅上，仰着头，慈爱地望着海婴，一听爱子说对了，便高兴地对萧军和黄源说道：
“高尔基已经被他认识了。”
刚从北方回来的萧军，见鲁迅的情绪很好，病也不重，于是便向先生说了一些北方的情形以及沿途的见闻。萧军说着说着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可能是叙述到了德、日帝国主义在山东开设的煤矿里中国劳工所受的残酷压榨，变得愤怒多了。鲁迅先生一听，也提高了说话的声音，他同样愤恨于帝国主义资本家们对中国矿产资源的掠夺和对中国工人残酷的盘剥和欺压。黄源则一直坐在旁边，很少讲话，他是怕鲁迅先生病情加剧，而萧军则是由于两个月没有见到鲁迅先生，现在则如是回到家中父母身边一般，情绪自然是激动的。
临告别时，鲁迅先生送给萧军一本印制精美的《海上述林》，这是一本纪念集，专门纪念他的战友瞿秋白，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瞿秋白的血腥行径。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一部书的编校上。特别是在炎热的夏日里，为了不让稿纸被风吹动，只好关上窗子，由于室内异常闷热，鲁迅身上竟生了很多痱子。《海上述林》据说是在日本印制的，其精装本有两种，一种是蓝色绒面本的，印量较多。另一种是皮脊的，只印了100套，其装帧甚是精美，皮脊、书名及书之上顶均烫了金，还有一个硬纸套。同年初鲁迅送他《引玉集》一样，萧军在鲁迅面前又使开了小性子。原来，由于印量少，鲁迅一开始送他蓝绒面的，但萧军不要，他要的是皮脊的。于是，鲁迅先生便“忍痛割爱”，送给他一本皮脊的。相隔16天后，也就是鲁迅先生逝世11天后，萧军单独去鲁迅墓前祭奠归来后，怀着极为沉痛悲愤却又坚强如钢的心情，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段话：
先生：
我为要纪念你亲手编成的这本书，又亲手赠给了我，我要读它，我要继承你的战斗精神，和你的敌人！
一九三六、十、卅日
从坟上归来的夜
田军
颇富戏剧性的是，1937年9月，萧军去武汉前，把部分存书、资料、信件、日记、笔记本等留在了唐豪律师的住宅里。但最后，由于战乱，仅剩下了萧红在东京写给他的一捆信，别的什么都让窃贼给偷跑了。到了五六十年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从一家旧书店里购得。现此书存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室。1981年元旦，萧军见到此书，不由得感慨万分，遂衍生出一段回忆来。
从鲁迅先生家中出来，萧军高兴地对黄源说道：“先生好得多了。”随后，两人一起去看了这部中文名字叫《复仇艳遇》的影片……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仅仅过了五天-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先生就与世长辞了。这，对于萧军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而又沉重的打击！他比失去生身父亲还要悲恸万分！是日晨6时过后，萧军与黄源夫妇一起火速赶至大陆新村先生寓所时，鲁迅已经永远地合上了双眼，体温犹存而无声无息了。萧军一下子扑跪在先生的床前，双手抚摩着先生瘦小的双腿，平生第一次如此放声恸哭了起来……
萧军是“鲁迅治丧办事处”的成员，并是该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治丧办事处共有30人组成。萧军不但积极地参与了各项具体工作，而且还守灵三夜。远在东京的萧红，与欧阳山、草明、张天翼等青年作家一起送了一个花圈。
在10月22日移灵过沪郊虹桥路“万国公墓”时，萧军是十六个抬棺人之一。十六个抬棺人是：鹿地亘、黄源、胡风、巴金、黎烈文（后去台湾大学任教）、姚克、欧阳山、周文、靳以、张天翼、孟十还、聂绀弩、吴朗西、萧乾、曹白、萧军。
萧军担任了这支万人送葬队伍的总指挥，巴金等任纠察，送葬队伍达二里多长，内中还有不少中小学生。一路上，在低沉的军乐队哀乐声中，送葬队伍连绵地唱着悲壮的挽歌，于四时半抵达墓地。
灵柩安葬前，首先由蔡元培先生致悼词，沈钧儒报告鲁迅生平，接着，宋庆龄、章乃器、内山完造、邹韬奋等相继发表了演说。
萧军代表鲁迅治丧办事处全体同仁和鲁迅先生生前支持过的四大刊物《作家》、《译文》、《中流》、《文季》，发表了极富号召力的演讲。
下面是萧军所作的讲演：
我代表《译文》、《作家》、《中流》、《文季》四个刊物和治丧办事处全体同人，向诸位说几句话，就是：鲁迅先生他不应该死，他还没到应该死的年龄，他自己也不想死，他不想用死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他要活，他要用活着的最后一滴血，为中国的整个民族和人民，为世界上被压迫的大众，争解放，争平等……可是他的敌人们却要他死，三十年不准他活，接连不断地压迫了他！现在他死了，装在棺材里了……这是他的敌人胜利了吗？（群众：没有胜利！）不错，他们并没有胜利，鲁迅先生的死正是为他们点起了最后送葬的火把！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地插进了我们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掌声〕
萧军演讲以后，胡愈之先生致了哀辞，最后由章乃器、王造时等四人将一幅巨大的缀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黄绸旗轻轻地覆盖在了灵柩上。在阵阵低沉的在场人诵唱的《安息歌》与哀乐声中，胡风、萧军等16个抬棺人，将灵柩缓缓地落入墓穴……
鲁迅先生逝世后，萧军参加了《鲁迅纪念集》的编辑工作，负责国内外各报刊悼文及“逝世消息摘要”的剪裁、选定、辑录及全部发稿、校对、分类、顺序的编定以及《逝世经过略记》一文的撰写等。
鲁迅安葬后，每到一周，无论刮风下雨，萧军总要到墓地去看一看，献上一束鲜花，寄托自己的哀思。有时买不到鲜花，就在墓地附近采些野花替代，从不间断。萧红回国后，二萧则一同前往拜谒。
10月20日，在东京的一家日本报纸上，萧红看到了一个标题，标题是有关鲁迅的“偲”，文中还有多处“逝世”的字样，萧红见了，心头不由得紧紧地抽搐了起来。她翻字典，但中文字典中并没有这个“偲”字，但为什么“逝世”的字样要和鲁迅的名字并排挨在一起呢？难不成……萧红更不愿也不敢往下想了。
萧红忍不住飞跑出门，跳上电车，直向女友的住处跑去。刚起身的女友见她这么早赶来，感到很奇怪。萧红便把在日文报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她，但女友查了日文字典，似乎也说不出具体的解释，只是“也许”一个不大肯定的回答。
又过了三天-10月23日，萧红知道她的恩师，给她以源源不断“母爱”的鲁迅先生是确确实实地与世长辞了。
萧红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了起来！
透过泪水，她瞥见了前几天刚买的一本画册，那是她准备送给鲁迅先生的，“但现在这画只得留着自己来看了”。（1936年10月21日致萧军信，在这封信中，萧红仍是似信非信地迷惑-笔者注）……
透过泪水，她仿佛看见鲁迅像往常一样坐在藤椅上，谈笑风生，并且告诉她乘坐东渡海船的经验：“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他那慈祥亲切的面容，感人肺腑的笑声，春风拂面一般的话语，至今还历历在目，还有许广平亲自下厨为她做的那些精美可口的菜肴……可谁能料到，这7月15日一别，竟会是诀别……
想到这些，萧红怎能不悲痛欲绝呢！萧红病了，是巨大的悲痛将她袭倒的。
直到10月24日，萧红才用颤抖的手给萧军写了这么一封信：
军：
关于周先生的死，二十一日的报上，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点，但我不相信自己是对的，我跑去问了那唯一的熟人，她说：“你是不懂日本文的，你看错了。”我很希望我是看错，所以很安心地回来了，虽然去的时候是流着眼泪。
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张中国报上清清楚楚登着他的照片，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现在他已经是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虽然在三个月前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说：“每到码头，就会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
我等着你的信来。
可怕的是许女士的悲痛，想个法子，好好安慰着她，最好使她不要静下来，多多的和她来往。过了这一个最难忍的痛苦的初期，以后总是比开头容易平抚下来。还有那孩子，我真不能够想象了。我想一步踏了回来，这想象的时间，在一个完全孤独了的人是多么可怕！
最后你替我去送一个花圈或是什么。
告诉许女士，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太多哭。
红（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你替我送一个花圈”，萧红写此信的两天前，鲁迅先生已经安葬了，但在10月17日下午，经萧军安排（前文已述过），她与欧阳山、草明、张天翼等青年作家一起合送了一个花圈。
“我等着你的信来”，实际上萧军一是没空，二是没这勇气将鲁迅逝世的消息直接写给她。鲁迅先生刚一逝世，萧军就投入了繁忙的丧事之中：夜间要守灵，日间则要迎送瞻仰遗容的各界人士……确实是连写信的时间和心情也是没有的，何况是给萧红这样情感异常脆弱的女性写信了。
由于萧红在信中说，她一时无法写出悼念的文章来，于是，萧军就将这封信交给了主事《中流》的编辑黎烈文先生，作为一篇别具一格的悼念文章，刊载在《中流》的纪念特辑上（后来收入到《鲁迅纪念集》第4辑悼文中）。此信发表时，编者给加了一个题目，叫做《海外的悲悼》，并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
这是萧红女士在日本得到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后，写给她的恋人田军的信。因为路远，我们来不及叫她给《中流》专号写稿，便将这信发表了，好让她的哭声和我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鲁迅先生逝世以后，也许是触景生情的缘故，许广平不愿意在大陆新村住下去了，萧军就帮她在法租界霞飞坊找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时萧军也住在霞飞坊，两家挨得很近。萧军除参加鲁迅逝世时治丧委员会分配的那些工作外，由于住得近，便又主动代替许广平跑印刷厂取送《且介亭杂文》一、二、三集校样。因而，每天总要和许广平见上几次面，许广平也因而常常问起萧红在日本的一些情况。于是，每当他给萧红写信或者寄书、物时，他总要告诉萧红，许广平如何如何关心她，这使得身在异国他乡深感孤寂的萧红大为感动。反过来，萧红在信中也总要屡屡嘱告萧军，多多去关心照顾许广平和她的孩子小海婴。她在信中写道：“许女士也是命苦的人，小时候就死了父母，她读书的时候，也是勉强挣扎着读的，她为人家做过家庭教师，还在课余替人家抄写过什么纸张，她被传染了猩红热的时候是在朋友的父亲家里养好的。这可见她过去的孤零，可是现在又孤零了。孩子还小，还不能懂得母亲，既然住得很近，你可替我多跑几趟，别的朋友也可约同他们常到她家去玩，L（即指鲁迅）没完成的事业，我们是接受下来了，但他的爱人，留给谁了呢？”
许广平的早年身世和萧红的早年身世有着一些类似的地方，所以，当二萧第一次同鲁迅会面的时候，两位女性就敞开了心扉，渐渐地把各自的身世告诉了对方。就在这次赴日本疗病前，萧红一遇不顺心的事儿，心中一痛苦，就常常跑到鲁迅家中去向许广平倾诉。现在，鲁迅刚刚逝世，许广平自己内心也有扯不断、理还乱的绵绵哀思，但是只要一看见萧军，就一定会想起那个生性孤傲又常常好忧愁好哭的萧红来了。她在想，萧红此时此刻在日本，困难一定会很多，心情也不会太舒畅……乃至在11月9日自东京发出的第二十九封信中，萧红由衷地对萧军说道：
“许，她还关心别人？她自己就够使人关心的了。”
在相隔五天之后的另一封信中，萧红又缠缠绵绵地写道：
“许的信，还没写，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怕目的是想安慰她，相反的，又要引起她的悲哀来，你见着她家的那两个老娘姨也说我问她们好。”
萧红的情绪仍然不好，就在这同一封信中，萧红一会儿要“到法国去研究画”，一会儿又倾诉道：“我是睡不下去的，不怪说，作了‘太太’就愚蠢了，从此看来，大半是愚蠢的。”原想在异国他乡静心养病和创作的萧红，被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件给打了个晕头转向：先是与胞弟张秀珂擦肩而过，接着许粤华因经济问题而提前回了国，再就是鲁迅先生的不幸逝世，使她蒙受了从心灵上到肉体上的巨大打击。因此在日本，萧红从来没有能够得到过片刻的真正的安宁。几乎在每一封信中，萧红都要向萧军倾诉心头无尽的孤寂和烦恼，不仅如此，时常发生的病痛如发烧、头痛、胃痛，也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
萧红确实需要别人关心她、照顾她，处处给她以呵护，可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又有谁来关心她呢？
回国，只有回国，才是明智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