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
由于二萧体质和健康状况的悬殊，同时也是由于萧红的精神状态一直处于不甚良好的压抑状态，再加上一些外在因素特别是陈涓的再度来访与萧军的一些反常举止，致使萧红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几经商量，经黄源提议，萧红去日本住上一个时期再说。这是因为，上海距日本的路程不算太远，生活费用也比上海贵不了许多，而且那里的环境相对地说比较安静，既可以休养，又可以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读书、写作，同时还可以学习日文。由于日本的出版事业比较发达，而且一旦学通了日文，则好处更多，因为不少世界名著在日本译解得很快。那时节，黄源夫人许粤华正在日本攻读日文，一年不到就已经能够翻译一些短的作品了，何况还有萧红的胞弟张秀珂也在日本，萧红在各方面都可以得到照顾。
经过反复地研究、协商，并征得鲁迅先生和许广平的赞成，遂作出决定：萧红去日本，萧军则去青岛专事写作，暂以一年为期，然后双双回到上海聚合。
至于路费和生活费用，那好办，总之要比刚流落到上海时强多了。也就在此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经几个书店代售，积下了一笔不大不小的钱款，其数目约有二三百元之多。两人各带了一部分，萧红因为是去日本，开销也相应大一些，就多带了一些。萧军呢，好歹也在国内，况且青岛熟人又多，就少带一些。
临行前，二萧还作了约定，为了不再给鲁迅先生增添负担，免得他劳神费心地回信，两人离开上海后，都不要给鲁迅先生写信，让黄源时而捎上个口信就行了。但实际上，此期间，萧军到青岛不日就致信鲁迅一封。鲁迅于1936年8月10日的日记中有“上午得萧军信”的记录。
由于这个约定他们不曾告诉鲁迅与许广平，但鲁迅一直把她这个“长不大”的悄吟太太记挂在心上。鲁迅于逝世前十来天，即1936年的10月5日，在给茅盾的信中惋惜地说道：
萧红一去之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近闻已将回沪，然亦不知其详，所以来意不能转达也。
信中所云“来意”，乃是指茅盾代《文学》向萧红约稿，由于不知地址，故问上了鲁迅，而鲁迅“然亦不知其详”也，其慈爱、牵挂之心跃然纸上。
即将东渡扶桑了，1936年7月15日，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在大陆新村的寓所里特为萧红设家宴饯行，为示亲切，许广平亲自下厨房主厨。二萧一起赴宴，鲁迅和许广平说了很多勉励的话，并谈及上船验关的有关事项、日本的风土人情等等。鲁迅在这一日日记中云：晚广平治馔为悄吟送行。
值得指出的是，此时的鲁迅先生正在重病之中，他抱病为萧红东渡“治馔送行”，体现了一个伟大导师对青年人的格外厚爱。与此同时，鲁迅也正面临着包括东渡扶桑在内的养病方案，但不久又被他自己取消了，直到三个月后，壮壮烈烈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鲁迅对萧红是关爱有加的，鲁迅博大精深的情怀深深地影响着这位来自遥远北疆的女弟子。因而，自见到鲁迅那一刻起，萧红的脉搏，始终追随着导师的脉搏跃动。就在鲁迅许广平夫妇为她东渡扶桑“治馔送行”一个月前的1936年6月15日，萧红与萧军，在鲁迅、巴金、黎烈文、黄源、曹禺、吴组缃、蒋牧良、张天翼、曹靖华、田间、荒煤、张香山、周而复、欧阳山、周文等61人发表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了名。宣言宣布，在民族危机的最后关头“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徬徨犹豫。我们将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我们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早就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我们决不忽略或是离开现实”。“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的握手！”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是继八天前《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宣言》之后，中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们在“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之际发出的对侵略者的又一篇檄文。此时，鲁迅正在大病中，且已经停止了写作，包括写作和记日记。但鲁迅依然保持着他的民族魂的鲜明而又旺盛的斗志，在病榻上庄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鲁迅的这种精神，自然，也深深地感动了最早被侵略者强占了家园到处流亡的萧红与萧军这一对热血青年。萧红无时无刻不在企盼着结束流亡生涯，回到自己可爱的家乡呼兰河畔！
就在鲁迅、许广平在家中为萧红“治馔送行”的次日-7月16日，二萧的好友黄源在饭馆为萧红饯行。宴毕，三人同去万氏照相馆合影留念。照片上，黄源居左，身着西装，戴近视眼镜，脸色有些呆板；居右的萧红身着一袭格子布旗袍，胖胖的脸，一头蓬蓬松松的烫发替代了以前的两条小辫，她的脸上漾着微笑；三人中，独居中的萧军显得格外的潇洒自如，他的头微微侧向黄源一边，敞着的外衣显出里面一件大翻领的运动衫，他的一只手搭在黄源的右肩上，另一只手则搂在萧红的左肩上……
后来，鲁迅先生在拿到照片后亲笔题字道：
悄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赴日，此像摄于十六日宴罢归家时。
此照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供展出。
萧军后来在回顾当时的离别心情时深沉地写道：
我们自从一九三二年间同居以后，分别得这样远，预期得这样久，还是第一次，彼此的心情全很沉重这是可以理解的！
……
如今她竟一个人离开祖国和亲人，孤零零地飘荡在那无边无际的海洋上远去异国，正如《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说：“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这心情我们彼此虽是相同的，但对于离去者将更要凄惘和哀伤！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七月，骄阳似火，带着灼人热潮的海风一阵阵扑向人们的面颊，倚在船舷上的萧红心情是那样的沉重，那样的苦涩，两人共同生活四年了，她和他从来没有分离过！她依然那样清晰地记得，四年前，也是盛夏七月，只不过哈尔滨的七月要远比上海的七月凉爽得多，那一年这一月的12日，她与三郎在道外东兴顺旅馆那间阴暗、霉湿的储藏室里誓订终身，接着连降大雨松花江决堤，方未艾和萧军一前一后前来拯救她……她能忘了这一切吗？她不能，永远也不能忘怀！还有两人一起出逃大连流亡青岛流落上海……什么苦什么难都经历过来了，可现在……现在她要远离他而去，在遥远陌生的异国他乡度过那三百六十五个难熬的孤灯伴影的日子……想到这里，她又不禁想起了一年前在拉都路351号分床而居的那个夜晚，电灯一闭“离得太遥远了”的她抽泣了，接着是萧军起床的声音，将手放在她额头试热度的那个令人心旌荡漾浑身发热的动作……望着岸上萧军那愈来愈小的身影，萧红真想大喊一声：军，我不走，我不走了，我不能离开你……
船驶向了大海，祖国的海岸渐渐地在眼里消逝了……
萧红飞快地跑进船舱，拿出笔和纸，刷刷地写了起来：
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
等着吧，等到明年的这一天，我们再相聚在一起，一定，一定会有更多的爱，更多的情……远别胜于新婚！也许古人说得对……
萧红抵达东京后，经黄源夫人许粤华联系，住东京躷町区富士见町，二丁目九一五中村方。萧红住的屋子有六张席子那么大，又从房东那儿借了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整个屋子很规整，就像住在画的房子里一样。然而，萧红又“感到寂寞了一点，总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其实，萧红感到寂寞，感到“少了一点什么”，就是少了一个人-与她四年朝夕相随的爱侣萧军！
萧红的这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对萧军的思念之情，在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是在船上写的）的一开头就跃然在了纸上。在1936年7月21日发自东京的这封信上，萧红刚情意绵绵地呼了声“军”，就劈头写道：“你的身体这几天怎么样？吃得舒服吗？睡得也好？当我搬房子的时候，我想，你没有来，假若你也来，看到这样的席子，你一定会先在上面打一个滚……”
在同一信的末尾，萧红又异常关切地一一嘱告萧军道：
你的药不要忘记吃，饭少吃些，可以到游泳池去游泳两次，假若身体太弱，到海上去游泳更不能够了。
在五天后发出的又一封信中，萧红对萧军的思念更加厉害了，她幽幽地写道：
……我留在家里想写一点什么，但哪里写得下去，因为我听不到你那登登上楼的声音了。不知道你现在准备要走了没有？我已经来了五六天了，不知为什么你还没有信来？
对于萧红的这种苦闷，这种关切思念之情，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萧红由于思念过甚，忘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她的第一封信是在海上写的，一到东京便扔进了邮筒，而她第二封报平安有通讯地址的信于7月21日自东京发出，7月27日萧军才在上海收到，这责怪“为什么你还没有信来”的第三封信7月26日发出，怎么可能呢？正如萧军所说：“她陷入‘大寂寞’之中了！”
萧红感到心中不快的另一个原因是“珂已经在十六号起身回去了”。
珂，即张秀珂，萧红的胞弟，而且是唯一的亲弟弟，自1930年萧红与家庭彻底决裂逃往北平以来，两人已有整整六年不曾见面了。萧红是多么地希望在日本见到弟弟呀，但十分不凑巧的是，张秀珂于十天前-1936年的7月16日，也就是萧红离开上海来日本的前一天又转回了东北，这能使她不失望吗？
在这里，我们并不清楚萧红是打何处获知其弟张秀珂于她启程“离开上海来日本的前一天又转回了东北”这一消息的。然而，这个消息并不确实！实际上，一直到这一年的冬天，张秀珂仍在日本，只是不在东京而已！这只不过是因为萧红抵达东京后去张秀珂神田町租住屋不曾相遇，且房东婆婆告诉她：张秀珂已离开了东京。其真实原由是张秀珂接到胞姐萧红的信后：“但我竟未敢去找她，怕特务发觉。在日本又受不了被当做‘亡国奴’的轻视，就于是年冬转道东北跑到上海了。”（引自张秀珂1955年4月28日北京和平医院病床上口述：《回忆我的姐姐-萧红》。此口述文章原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黑龙江文史资料》第8辑。据了解，此后不久，张秀珂即因病情加剧于北京去世-秋石注）
萧军后来指出：“回忆我们将到上海时，虽然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但是还有我们两人在一道，同时鲁迅先生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写给我们一封信，在精神上是并不寂寞的。而如今只有她一个人孤悬在海外的异国，这难怪她是要哭的！”
萧军还写道：
我们初到上海时，首先住在拉都路（当时的法租界）。吃过午饭之后，趁着冬天中午温暖的阳光，我们常常要沿着这条路向南散步。有时用去六枚铜元买得两包带糖咸味的花生米，每人一包，放在衣袋里，边走、边吃、边谈着……如果这天接到鲁迅先生的信，我们把信也带着，边走、边读、边谈、也边笑着……花生米总是我先吃完，她看我吃完了，反而故意一粒、一粒……地慢慢吃，意思在“馋”我……有时表示“友好”也带着“怜悯”地表情举在手里送给我一粒，我为了“自尊”常常是不肯接受的。但有时为了“盛情难却”也接受过来，送进嘴里去……
萧红赴日本疗病一事，在社会上和文坛上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理解、同情、支持者有之，胡乱猜疑、乘机炒作、制造点“桃色新闻”以捞取稿费和博作消闲阶层茶余饭后消遣资料者更是大有人在。这是因为，自《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面世以后，二萧的名声越来越响，自然，他们成了社会上一些小报的追踪热点。在当时，某报上就登载了一篇题目甚是刺激的文章，叫做《爱侣变成了怨偶萧红-怒走东京田军预备追踪前往》。文章这样随心所欲地杜撰道：“田军与萧红，这被称为‘东北’作家的一对，以往是有过一番热恋的，但萧红的心情很高傲，而田军则又是一个秉性倔犟的人，于是，两下里慢慢地有了意见，甚至于发生了口角，结果是萧红一怒而出国。在这一种情形之下，田军是觉得有一点儿后悔的，他在考虑之下，以为这样的决裂毕竟是甚可惋惜的事情，第一是居住的无聊与寂寞，使他十分的不惯；因此，这几天的田军，也预备摒当行袋，向东京走一趟，去寻找他的爱侣去了。”
“摒当行袋”这话倒是一点儿没错，但那些善于制造“独家新闻”的好事之徒却完全臆想错了：萧军此行并非是去日本，而是去了青岛。
萧军于8月初自上海抵达青岛，到青岛后住进了山东大学的教员单身宿舍里，他的一位朋友周学普在此教书。不久学校放假，周学普回南方家乡度假后，他一个人独住了周住的那间二层楼的大屋子。这座楼原系德国人于本世纪初建造的兵营，清一色的水泥构成。这座楼坐落在半山腰，四周随处可见洋槐树和灌木丛。在楼下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型体育场，有跑道、单杠、双杠、木马、吊环之类的体育设施和用具。所有这些很适合萧军的爱好与要求。有了如此理想的生存空间，本是军人出身的萧军，每天的生活、工作也日趋规律化起来，他为自己订了一份比较切合实际的作息表。
萧军在严格遵守这份作息表所规定的内容的同时，也曾抄了一份寄给了萧红。这使萧红感到很高兴，尤其是表中开列的早餐，因为她曾不止一次下达“命令”，要萧军每天必须吃两个鸡蛋。所以，萧红在信中特地提到：“鸡子你遵命了，我很高兴。”
萧红在信中写道：萧军8月4日从青岛发出的“信看过后，我倒很放心，因为你快乐，并且样子也健康”。
萧红情绪已经好转，写作的积极性也高涨了起来，在信中她兴致勃勃地宣告道：
稿子我已经发出去三篇，一篇小说，两篇不成形的短文，现在又要来一篇短文，这些完了之后，就不来这零碎，要来长的了。
不独如此，她又来上了孩子气，似乎是故意气一气萧军，而且还模仿上了上海人：“我也不用羡慕你，明年阿拉自己也到青岛去享清福，我把你遣到日本岛上来-”
她还做了一首散文味很浓的抒情诗，送给她的“三郎”。这首题为《异国》的诗写道：
夜间：这窗外的树声，
听起来好像家乡的田野上抖动着的高粱，
……
日里：这青蓝的天空，
好像家乡里广茫的原野，
……
唔，是祖国之情，
更是浓浓的故乡之恋！
她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生长着大片大片高粱谷子的那呼兰河畔广茫的田野！
八月，正是八月，才是东北原野上最茂盛也最能预示未来丰硕的季节！
无论是身在异国的萧红，还是暂居青岛的萧军，都忘不了自己的故乡正处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忘不了故乡人民生活在没有任何自由没有最起码生活保障的水深火热之中。
身居东瀛扶桑的“悄吟太太”，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在大海彼岸写《第三代》的丈夫，无比忠实、一丝不苟地履行着她作为“三郎妻子”的责任和权利，时不时地对丈夫的衣食住行发布一道又一道的“命令”，有时甚至是“最后通牒”式的。在1936年8月17日发出的信中，萧红“命令”频频：“你的小伤风既然伤了许多日子也应该管他，吃点阿司匹林吧！”“现在我庄严的告诉你一件事情，在你看到之后一定要在回信上写明！就是第一件你要买个软枕头，看过我的信就去买！硬枕头使神经很坏，你若不买，来信也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两个给你寄去，不贵，并且很软。第二件你要买一张当作被子来用的有毛的那种毯单子，就像我带来那样的，不过更该厚点，你若懒得买，来信也告诉我，也为你寄去。还有，不要忘了夜里不要（吃）东西……以上这就是所有的这封信上的重要事情。”
然而，萧军接信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将萧红千叮万嘱的这件“重要事情”放在“头等地位”，也许是他认为客居他处没有必要，也许是他的客居寓所四周无此类商店，懒得走很多路去寻觅这种“软枕头”，也许是他没日没夜地赶写《第三代》而没有闲工夫去买，总之，一直拖了下来。因此，在1936年11月24日，萧红再次督促上了：“你一定要去买一个软一点的枕头，否则使我不放心，因为我一睡到这枕头上，我就想起来了，很硬，头痛与枕头大有关系。”
可惜，面对萧红这充满柔情的一道道“命令”，萧军却并不放在心上，或曰不领情，反倒觉得“很不舒服，以至厌烦”-因为“自己并不头痛！”如果说萧军不懂得爱是怎么一回事，对爱侣的一片柔情和苦心不理解，那倒是冤枉了他！他只是时刻感到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老爷儿们”，“一个不愿可怜自己的人，也不愿别人‘可怜’的人”。
有关萧军年轻时的这种逆反心理，在其晚年也时不时地有所反映，有时甚至格外地强烈。如1987年5月他自出访港澳归来，因“柏油便”先是在同仁医院后又在海军总医院被查出患了“贲门癌”，当时因刚在早期阶段，医院也好，家人也好，还有众多的老友都纷纷劝他进行手术割除，而且越早越好。但萧军一直自恃自己身体强健，顶得住，且无任何不适感觉，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患恶性病变而拒绝手术。同年11月和12月，我先后三次去探望他，当夫人王德芬不无担忧地和我谈及他的病情时，他在，倒好，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孩子一般的抗辩道：“他们瞎说！我只是长了个小息肉，哪来的癌？我不开刀，我还要多活几年哩！”
而萧红的脾气也同样为之孤傲而固执，她才不管萧军听不听呢！因此，只要一提笔，就在信上嘱告萧军注意这样或注意那样。这真可谓：自己“长不大”，也总把人家当孩子看。如在这一年12月15日的信中，萧红又絮絮叨叨地写了一段关于夜间吃东西和被子的事儿：
大概你又忘了，夜里又吃东西了吧？夜里在外国酒店喝酒，同时也要吃点下酒的东西的，是不是？不要吃，夜里吃东西在你很不合适。
关于被子，萧红这样写道：
你的被子比我的还薄，不用说是不合用的了，连我的夜里也是凉凉的。你自己用三块钱去买一张棉花，把你的被子带到淑奇家去，请她替你把棉花加进去。如若手头有钱，就到外国店铺买一张被子，免得烦劳人。
而萧军对萧红表达的爱，有他独特的方式，一是在信中一个劲地说自己身体好玩得愉快，目的是让萧红放心，专心致志地养病。正像萧红所说的：“你是很健康的了，多么黑！好像个体育棒子。不然也像一匹小马！你健壮我是第一高兴的。”二是只要萧红开口，他就满足她的需要，尤其是精神食粮，萧红要什么书他就放下手头正在写着的东西，四处奔波买到后给她寄去。三是不断地改变对萧红的爱称，以至于萧红动了真情：“你总是用那样使我有点感动的称呼叫着我。”这“感动的称呼”如：小麻雀、小海豹、小鹅之类的。小麻雀，是形容她的腿肚子细，跑不快，而一旦跑起来，两只脚尖朝里；小海豹，是说她一犯困或一打哈欠，泪水就浮上了她的两只大眼睛，而在萧军眼中她就像一只小海豹；小鹅，则是指萧红一遇到什么惊愕或者高兴的事儿，她的两只手就会左右分张起来，活像一只受了惊恐的小鹅，或者企鹅，而萧红则从一开始的生气到最终认可并以此“自居”。如在这一年9月2日的信中，萧红又高兴又自嘲地告诉萧军：“每天我总是十二点或一点睡觉，出息得很，小海豹也不是小海豹了，非常精神……不用说，早晨起得早的。”四是萧军拼命给她寄钱，以免在异乡的萧红手头拮据更加感到孤独寂寞。11月6日的信上萧红这样问萧军：“不知为什么，又来了四十元的汇票，是从邮局寄来的，也许你怕上次的没有接到？”在11月19日的信中，萧红有些心疼萧军了，她写道：“又收到了五十元的汇票，不少了。你的费用也不小，再有钱留下你用吧，明年一月末，照预算是够的。”
萧红很容易产生孤独，也极喜欢向爱人倾诉。她到东京月余后，许粤华就要回国了，这时候的萧红一是难过，二是病又犯了。她在8月22日的信中写道：“华要回去了！又加上近几天整天发烧……烧得骨节都酸了！”“疲乏，头痛和不能支持。”
后来，于分离前不久，萧红曾悲哀地同萧军说道：
三郎，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久了，我不愿在生活上再使自己吃苦，再忍受各种折磨了！
在1936年12月31日发出的信中，面对新的一年的来临，萧红却全然没有那种欢度节日的喜庆心理，尽管她说“头亦不痛，脚亦不痛”，要萧军“勿劳念念耳”，但仍然极为悲哀地写道：
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有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
萧军除了赶快去信进行抚慰，对她的悲哀也并无更好的良药，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即是这个道理。
尽管萧红带着一种凄惶、落寞的心情，扑朔渺茫的那么一丝希冀，呼喊着“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该多么渺茫！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着我的是异乡的风霜”。尽管异国他乡的檐前滴雨，孤树蝉鸣，秋风落叶，寒冬雪飘，都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她的丝丝缕缕的乡愁，尽管一日复一日的发烧、喉咙痛、口干、胃胀、肚痛等在不断地骚扰着她，她还是努力地振作精神去安排新的生活，她先是到东亚补习学校去学日文，这个学校是专为中国人开办的。她学习也比较刻苦，仅仅不过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她就去听了一个日本人的讲演，一本《文学案内》大半读懂了。
萧红在日本还听过一两次郁达夫的演讲，而其他大部分时间就是搞她的创作，一天写上十页或者十几页不等，中午以饼干面包充饥。在东京，她先后创作了《孤独的生活》、《家族以外的人》、《红的果园》、《王四的故事》、《沙粒》、《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等诗、散文、小说。
作于1937年1月3日日本东京的组诗《沙粒》，是萧红继《苦杯》之后写成的又一长诗，全诗共34组，现将刊于1937年6月5日出版的《文丝》1卷1号上的此诗辑录几段如下，以供读者剖析萧红内心世界与二萧最终分手缘由作参考。
沙粒
四
世界那么大！
而我却把自己的天地布置得这样狭小！
七
从前是和孤独来斗争，
而现在是体验着这孤独。
一样的孤独，
两样的滋味。
十一
今后将不再流泪了，
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
而是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了。
十二
和珍宝一样得来的友情，
一旦失掉了，
那刺痛就更甚于失掉了珍宝。
十九
月圆的时候，
可以看到；
月弯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
但人的灵魂的偏缺，
却永也看不到。
二〇
理想的白马骑不得，
梦中的爱人爱不得。
二五
失掉了爱的心板，
相同失掉了星子的天空。
二七
此刻若问我什么最可怕？
我说：
泛滥了的情感最可怕。
三〇
野犬的心情，
我不知道；
飞到异乡去的燕子的心情，
我不知道。
但自己的心情
自己却知道。
三一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
这愿望多么渺茫，
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
迎接着我的是乡村的风霜。
三三
我本一无所恋，
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
这烦乱的情绪呀！
我咒诅着你，
好像咒诅着恶魔那么咒诅。
三四
什么最痛苦，
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用如诗、似歌、像画，来形容萧红所写的散文，是最恰切不过的了，这个特征在她临终前写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呼兰河传》里表现得更为明显。萧红的散文具有大自然的清新和芳香，语言生动，笔调细腻，即或是小说，也用的是散文的笔法，像用多篇散文串起来似的。任何一件小的物品，哪怕是一根草、一只蝴蝶、一朵玫瑰花、一顶破草帽、一座泥草房甚至是摇摇欲坠的磨房，令人读到了，无不起到了烘托渲染的美妙作用。读她的作品，近乎是一种美的享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不得不使你恍若置身于作者描绘的场景中，和作品的人物共振荡。如那篇记叙她在东京时期生活的《孤独的生活》中，女作家用了蓝色的灯光、嗡嗡叫的蚊子、啪啪响的木履、蝉声、雷声、雨声（这在写给萧军的信中也时有描写）……来突出“我”“着实是寂寞了”。而正是这种寂寞和孤独的感觉折磨着“我”，从而使“我”写不出作品来。萧红是这样形容的：“在未写之前必得要先想，可是这一想，就把所想的忘了！”“为什么这样静呢？我反倒对着这安静不安起来。”也正是在这种安之不安的气氛中，萧红极易回想起儿时呼兰河畔故乡的父老乡亲们和自己曾有过的片刻欢乐。她“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在东京落寞中创作的作品，已比当年创作《生死场》时大有改进了，鲁迅批评的“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这时的萧红已有所悟。如她在《家族以外的人》的散文中描写的故乡那位饱经沧桑、孤苦无依的善良老人有二伯，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手里拿着那没有边沿的草帽，沿着砖路，他走下去了，那泥污的，好像两块朽木似的-他的脚后跟随着那挂在脚尖上的鞋片在砖路上拖着。”
是“拖”不是“蹭”，也不是“慢慢的”或“有气无力”的“踯躅”，何等的用字精确！活生生地体现了上世纪初中国东北乡村中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的身影和栩栩如生的行走姿态。
《家族以外的人》是一篇非虚构的自叙性作品。主人公有二伯是萧红祖父的远房侄子，萧红父亲的堂兄。有二伯长年在张家居住，但其在张家的地位却是一个老年长工，因为穷，又因为无能，其实际地位远比外姓的仆人要低下，而且还常常被主人，乃至被其他仆人及小孩子欺侮和嘲弄。处在这么一种可悲处境中的有二伯，却又非常的爱面子和图虚名，同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从这一点上来讲，萧红后期的作品是承继了鲁迅的笔法的：不住地用自嘲的方法求得自个儿精神上的安慰。他的悲惨低下的境遇，也折射出了萧红父亲和继母等人的可憎面目。有二伯心地善良，异常疼爱她这个堂侄女。而从另一个方面讲，有二伯心地善良归善良，但也沾染了一些不良习俗。被压榨得身无分文和一贫如洗的他，还时不时地从主人家的贮藏室里偷东西出去卖，换钱买酒喝。对于自己童年时代身边的这个“家族以外的人”，萧红写作时倾注了她的全部同情心：“我只是流着泪。”其刻画的笔调细腻而又生动，栩栩如生。作者还原了自己孩提时代的视角，真切地记叙了一位六旬老人一生穷苦而又孤独的生活。从《家族以外的人》，我们再一次见证了萧红对生活在最底层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对吃人的封建社会和农村地主欺压劳苦大众种种作为的揭露和鞭挞。尽管她揭露和鞭挞的是自己那个地主家庭和生身父亲的残暴与贪婪。
除《家族以外的人》这篇纪实性散文，萧红在其东京旅次中创作的作品还有小说《王四的故事》。这篇小说所描写的内容，与《家族以外的人》相近。它写了一个老雇工的遭遇。王四忠心耿耿地为地主东家干活，浑噩愚昧的意识中，一直以主人对其的信任为荣。他重情义，疏钱财，与有二伯一样，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人。他给东家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做了一辈子厨工，到老了，却遭到了少东家的厌烦与冷漠，总是不客气地带着厌恶的口吻叫他“王老四”。然而，当发了大水需要抢救财产的时候，主人为了利用他，这才虚情假意地恢复了对他所谓的尊敬称呼“老四先生”、“四先生”……在洪水中，王四一次又一次忘我地抢运着主人家的财产，却把自己藏在贴身荷包里领取工钱的手折给沉到了水底。在对主人付出忠心的同时，他的未来的悲惨命运也就形成了。在《王四的故事》这篇小说中，作者创作的寓意，既是深刻的，又是极其鲜明的：于无情地揭露鞭挞地主阶级罪恶的同时，用讽刺的笔调，披露和批评了一些底层贫民的愚昧而又可悲的劣根性。这篇小说最大的特点，是长于人物的心理描写。从而，在根本上接受并改正了恩师鲁迅先生对其早期作品特别是《生死场》所存在的关于“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描写”这一类的缺失的中肯批评。所以，笔者以为，萧红后期的创作是深得鲁迅真传的。
与《家族以外的人》一同创作于1936年9月的，是一篇名叫《红的果园》的半是散文半是小说的作品。类似《红的果园》这样的作品，也只有萧红这样的才女才能独树一帜。《红的果园》篇幅极短极短，不过区区一千四五百字的模样。而且，题目的第一个字还冠之以“红”，其寓意自然是相当深刻的。小说写的是在日本侵略者挑起东三省侵略战火的初期，一对青年男女教师相恋的故事。令人深感讶异的是，小说从一开头就已经不见了女主角的踪影：女主角离开她深爱的人和教学岗位参加义勇军抗日去了，只剩下男青年一个人在果园里细细地回味着他们曾经有过的相爱的情节。而作为男主角的他，仍然留在原来的学校，继续批改着学生们那千篇一律的作文卷子。作者描写男主角的回忆爱的场景，是温馨的，甜蜜的；而批改学生的作文卷子，作者的笔调是辛辣的，直指日寇和伪满洲国为营造“皇道乐土”强行推行的奴化教育这一终极罪恶目标。
请看作者笔下传神而又带有直白的描写：
在他上楼梯时，他的胸膛被幻想猛烈地攻击了一阵：他看见她就站在那小道上，蝴蝶在她旁边的青草上飞来飞去。“我在这里……”他好像听到她的喊声似的那么震动。他又看到她等在小夹树道的木凳上。他还回想着，他是跑了过去的，把她牵住了，于是声音和人影一起消失到树丛里去了。他又想到通夜在园子里走着的景况……有时热情来了的时候，他们和虫子似的就靠着那树丛接吻了。朝阳还没有来到之前，他们的头发和衣裳就被夜露完全打湿了。
他在桌上翻开了学生作文的卷子，但那上面写着些什么呢？
“皇帝登极，万民安乐……”
他又看看另一本，每本开头都有这么一段……他细看时，那并不是学生们写的，是用铅字已经替学生们印好了的。他翻开了所有的卷子，但铅字是完全一样。
战争来了，魔鬼降临了，打破了人们的平静生活，包括爱。但战争和魔鬼的恶行却教育和锻炼了千千万万的人，令一切不甘做奴才或奴隶的人们拿起武器，昂首挺胸，大踏步地走向了打击侵略者的战场。小说中不曾出现但又时时刻刻存在着的女主角，就是这千千万万不甘沉沦的人们中的一员，从而抛却平静的教书生活，搁置甜蜜温馨的恋与爱，勇敢地迈向了火线，纵然前面是死亡。诚如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红的果园》这篇小说是成功的。它侧重描写的是男青年的心理活动，由四周果园的景色和看园人有一搭没一搭无奈的话语而有所触动。
从果树被恣意折枝，看园人口中冒出的“人家是日本二大爷”，以及男主角想回答而最终不及出口又吞回肚里的“女先生当XX军”去了的那一二句话，向读者暗示了他将循着恋人的脚印投向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整篇文章，从头至尾充满了仿如太阳穿过树丛投下的斑驳陆离的光影……
在东京的孤独寂寞旅次中，萧红还写下了一篇名叫《牛车上》的小说。小说以我为第一人称，写我与一个名叫五云嫂的妇女同坐在一辆牛车上，从外祖父家出来赶往县城的一路上，听五云嫂讲她那苦命的人生与家世。五云嫂是一个逃兵的妻子。她那当兵的丈夫姜五云，被抓去当兵不到三个月就开了小差，而且还是众多开小差的逃兵中的一个头目。于是，被官府抓去“就当地正法了咧”！县城张贴的告示虽然写明要枪毙，但是，作为家属的五云嫂既没有找到丈夫的尸首，也没有得到任何有关他的下落的消息。小说通篇叙说的是一个乡村妇女因当逃兵的丈夫所招致的种种折磨。这也是黑暗的旧社会里生活在底层里穷苦寡妇们的共同的悲惨的命运。小说结尾，套用两辆擦臂而过的牛车车夫的对话，用一句“三月里大雾……不是兵灾，就是荒年……”看起来不经意的话，在昭示大多数人的命运的同时，还给读者们设置了一个悬疑。
虽说萧红在日本东京的所谓留学生涯是寂寞的，痛苦的，备受煎熬的，但她手中的笔，同她从来没有忘却过家乡遭沦陷奔腾不息的头脑中的思维一模一样，始终没有停止写作。她所写的作品，依然与中国底层的劳苦大众的命运，同反封建反外来入侵的时代脉搏共跃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萧红在弥漫着日益浓烈战争气息（而即将展开的这场全面战争又是指向幅员辽阔的中国的）的日本首都写成的这些作品，正是这场全面战争的决策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与侵略魔首们要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政策格格不入的。这是因为，一旦千百万劳苦大众认清时势，摆脱愚昧和对世事的冷漠，便会形成一股势不可当的反抗地主剥削阶级和外来入侵者的双重压迫与奴化的力量，从而最终摆脱贫穷与落后，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诚如她在同一时期创作的题为《亚丽》的短小说（这是一篇描写流亡异国的朝鲜少女凄惨生活片段的作品）中，借女主角之口所庄重宣告的那样：
……我费尽力气逃出了黑暗的地狱，无论如何我的血要在我自己的国土上去洒泼……
话分两头，就在萧红东渡东京留学的第二个月，1936年8月，萧红一本记述二萧自结合到遭日寇通缉被迫逃离哈尔滨南下流亡之前的纪实散文集《商市街》，收入了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2集第12册，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商市街》共收录萧红的39篇散文，每篇都承上启下，环环相扣，时间是从她产后相随萧军住进欧罗巴旅馆开始到离开哈尔滨南下流亡之前。而这一时期恰恰是她“恶梦醒来是早晨”以后生活最为艰苦贫寒、也最为充实幸福的时期。
当时由于二萧业已在文坛上成名且影响越来越大，故而这部反映二萧初期生活的散文集一出版，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萧军将出版的喜讯及读者的热烈反映写信告诉了萧红，由此萧红在回信中写道：
《商市街》被人家喜欢，也很高兴。
距《商市街》问世三个月后-1936年11月，也是二萧闯入上海两周年之际，萧红的另一本散文集《桥》，也被收入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3集第12册，仍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桥》收入《小六》、《烦忧的一日》、《桥》、《夏夜》、《过夜》、《访问》、《离去》、《索非亚的愁苦》、《蹲在洋车上》、《初冬》、《三个无聊的人》、《手》等13篇散文，系萧红自1933年在萧军、方未艾、舒群等人鼓励和引导下迈向文坛之后到1936年初之间的作品。
二萧天各一方，你书我信往来十分密切，思念关切之情跃然纸上。萧红说：“但，说真话，心上总有点不平静，也许是因为‘你’不在旁边？”而萧军接信后，更进一步自内心体会到“她的生疏、寂寞、孤独……以至‘发配’的感觉，加上接连发病，心中异常焦虑”，乃至觉得：“还是让她回来留在自己的身边罢，这样会好一些，就写信要她到青岛来，共同住一个时期。”
在如此环境幽雅、宁谧、无忧无虑的氛围中，萧军背依青山，面向大海，从从容容地写完了长篇小说《第三代》第一部的后半部和第二部，不久，即连续发表在《作家》月刊上。其后，又相继出了单行本。
对于萧军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丰硕的创作成果，萧红在发于9月23日的信中予以了褒扬：“真是能耐不小！”由于高兴，又孩子气地在信中嗔骂夫君是“小东西”和“坏得很”，且情意绵绵在信尾追加了一句：
我也有些想你呢！
当年，萧军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为了爱的缘故》，先是发表在上海的 一家刊物上，后来又收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十月十五日》散文集里。
经过反复地研究、协商，并征得鲁迅先生和许广平的赞成，遂作出决定：萧红去日本，萧军则去青岛专事写作，暂以一年为期，然后双双回到上海聚合。
至于路费和生活费用，那好办，总之要比刚流落到上海时强多了。也就在此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经几个书店代售，积下了一笔不大不小的钱款，其数目约有二三百元之多。两人各带了一部分，萧红因为是去日本，开销也相应大一些，就多带了一些。萧军呢，好歹也在国内，况且青岛熟人又多，就少带一些。
临行前，二萧还作了约定，为了不再给鲁迅先生增添负担，免得他劳神费心地回信，两人离开上海后，都不要给鲁迅先生写信，让黄源时而捎上个口信就行了。但实际上，此期间，萧军到青岛不日就致信鲁迅一封。鲁迅于1936年8月10日的日记中有“上午得萧军信”的记录。
由于这个约定他们不曾告诉鲁迅与许广平，但鲁迅一直把她这个“长不大”的悄吟太太记挂在心上。鲁迅于逝世前十来天，即1936年的10月5日，在给茅盾的信中惋惜地说道：
萧红一去之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近闻已将回沪，然亦不知其详，所以来意不能转达也。
信中所云“来意”，乃是指茅盾代《文学》向萧红约稿，由于不知地址，故问上了鲁迅，而鲁迅“然亦不知其详”也，其慈爱、牵挂之心跃然纸上。
即将东渡扶桑了，1936年7月15日，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在大陆新村的寓所里特为萧红设家宴饯行，为示亲切，许广平亲自下厨房主厨。二萧一起赴宴，鲁迅和许广平说了很多勉励的话，并谈及上船验关的有关事项、日本的风土人情等等。鲁迅在这一日日记中云：晚广平治馔为悄吟送行。
值得指出的是，此时的鲁迅先生正在重病之中，他抱病为萧红东渡“治馔送行”，体现了一个伟大导师对青年人的格外厚爱。与此同时，鲁迅也正面临着包括东渡扶桑在内的养病方案，但不久又被他自己取消了，直到三个月后，壮壮烈烈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鲁迅对萧红是关爱有加的，鲁迅博大精深的情怀深深地影响着这位来自遥远北疆的女弟子。因而，自见到鲁迅那一刻起，萧红的脉搏，始终追随着导师的脉搏跃动。就在鲁迅许广平夫妇为她东渡扶桑“治馔送行”一个月前的1936年6月15日，萧红与萧军，在鲁迅、巴金、黎烈文、黄源、曹禺、吴组缃、蒋牧良、张天翼、曹靖华、田间、荒煤、张香山、周而复、欧阳山、周文等61人发表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了名。宣言宣布，在民族危机的最后关头“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徬徨犹豫。我们将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我们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早就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我们决不忽略或是离开现实”。“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的握手！”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是继八天前《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宣言》之后，中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们在“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之际发出的对侵略者的又一篇檄文。此时，鲁迅正在大病中，且已经停止了写作，包括写作和记日记。但鲁迅依然保持着他的民族魂的鲜明而又旺盛的斗志，在病榻上庄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鲁迅的这种精神，自然，也深深地感动了最早被侵略者强占了家园到处流亡的萧红与萧军这一对热血青年。萧红无时无刻不在企盼着结束流亡生涯，回到自己可爱的家乡呼兰河畔！
就在鲁迅、许广平在家中为萧红“治馔送行”的次日-7月16日，二萧的好友黄源在饭馆为萧红饯行。宴毕，三人同去万氏照相馆合影留念。照片上，黄源居左，身着西装，戴近视眼镜，脸色有些呆板；居右的萧红身着一袭格子布旗袍，胖胖的脸，一头蓬蓬松松的烫发替代了以前的两条小辫，她的脸上漾着微笑；三人中，独居中的萧军显得格外的潇洒自如，他的头微微侧向黄源一边，敞着的外衣显出里面一件大翻领的运动衫，他的一只手搭在黄源的右肩上，另一只手则搂在萧红的左肩上……
后来，鲁迅先生在拿到照片后亲笔题字道：
悄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赴日，此像摄于十六日宴罢归家时。
此照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供展出。
萧军后来在回顾当时的离别心情时深沉地写道：
我们自从一九三二年间同居以后，分别得这样远，预期得这样久，还是第一次，彼此的心情全很沉重这是可以理解的！
……
如今她竟一个人离开祖国和亲人，孤零零地飘荡在那无边无际的海洋上远去异国，正如《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说：“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这心情我们彼此虽是相同的，但对于离去者将更要凄惘和哀伤！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七月，骄阳似火，带着灼人热潮的海风一阵阵扑向人们的面颊，倚在船舷上的萧红心情是那样的沉重，那样的苦涩，两人共同生活四年了，她和他从来没有分离过！她依然那样清晰地记得，四年前，也是盛夏七月，只不过哈尔滨的七月要远比上海的七月凉爽得多，那一年这一月的12日，她与三郎在道外东兴顺旅馆那间阴暗、霉湿的储藏室里誓订终身，接着连降大雨松花江决堤，方未艾和萧军一前一后前来拯救她……她能忘了这一切吗？她不能，永远也不能忘怀！还有两人一起出逃大连流亡青岛流落上海……什么苦什么难都经历过来了，可现在……现在她要远离他而去，在遥远陌生的异国他乡度过那三百六十五个难熬的孤灯伴影的日子……想到这里，她又不禁想起了一年前在拉都路351号分床而居的那个夜晚，电灯一闭“离得太遥远了”的她抽泣了，接着是萧军起床的声音，将手放在她额头试热度的那个令人心旌荡漾浑身发热的动作……望着岸上萧军那愈来愈小的身影，萧红真想大喊一声：军，我不走，我不走了，我不能离开你……
船驶向了大海，祖国的海岸渐渐地在眼里消逝了……
萧红飞快地跑进船舱，拿出笔和纸，刷刷地写了起来：
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
等着吧，等到明年的这一天，我们再相聚在一起，一定，一定会有更多的爱，更多的情……远别胜于新婚！也许古人说得对……
萧红抵达东京后，经黄源夫人许粤华联系，住东京躷町区富士见町，二丁目九一五中村方。萧红住的屋子有六张席子那么大，又从房东那儿借了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整个屋子很规整，就像住在画的房子里一样。然而，萧红又“感到寂寞了一点，总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其实，萧红感到寂寞，感到“少了一点什么”，就是少了一个人-与她四年朝夕相随的爱侣萧军！
萧红的这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对萧军的思念之情，在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是在船上写的）的一开头就跃然在了纸上。在1936年7月21日发自东京的这封信上，萧红刚情意绵绵地呼了声“军”，就劈头写道：“你的身体这几天怎么样？吃得舒服吗？睡得也好？当我搬房子的时候，我想，你没有来，假若你也来，看到这样的席子，你一定会先在上面打一个滚……”
在同一信的末尾，萧红又异常关切地一一嘱告萧军道：
你的药不要忘记吃，饭少吃些，可以到游泳池去游泳两次，假若身体太弱，到海上去游泳更不能够了。
在五天后发出的又一封信中，萧红对萧军的思念更加厉害了，她幽幽地写道：
……我留在家里想写一点什么，但哪里写得下去，因为我听不到你那登登上楼的声音了。不知道你现在准备要走了没有？我已经来了五六天了，不知为什么你还没有信来？
对于萧红的这种苦闷，这种关切思念之情，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萧红由于思念过甚，忘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她的第一封信是在海上写的，一到东京便扔进了邮筒，而她第二封报平安有通讯地址的信于7月21日自东京发出，7月27日萧军才在上海收到，这责怪“为什么你还没有信来”的第三封信7月26日发出，怎么可能呢？正如萧军所说：“她陷入‘大寂寞’之中了！”
萧红感到心中不快的另一个原因是“珂已经在十六号起身回去了”。
珂，即张秀珂，萧红的胞弟，而且是唯一的亲弟弟，自1930年萧红与家庭彻底决裂逃往北平以来，两人已有整整六年不曾见面了。萧红是多么地希望在日本见到弟弟呀，但十分不凑巧的是，张秀珂于十天前-1936年的7月16日，也就是萧红离开上海来日本的前一天又转回了东北，这能使她不失望吗？
在这里，我们并不清楚萧红是打何处获知其弟张秀珂于她启程“离开上海来日本的前一天又转回了东北”这一消息的。然而，这个消息并不确实！实际上，一直到这一年的冬天，张秀珂仍在日本，只是不在东京而已！这只不过是因为萧红抵达东京后去张秀珂神田町租住屋不曾相遇，且房东婆婆告诉她：张秀珂已离开了东京。其真实原由是张秀珂接到胞姐萧红的信后：“但我竟未敢去找她，怕特务发觉。在日本又受不了被当做‘亡国奴’的轻视，就于是年冬转道东北跑到上海了。”（引自张秀珂1955年4月28日北京和平医院病床上口述：《回忆我的姐姐-萧红》。此口述文章原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黑龙江文史资料》第8辑。据了解，此后不久，张秀珂即因病情加剧于北京去世-秋石注）
萧军后来指出：“回忆我们将到上海时，虽然人地生疏，语言不通，但是还有我们两人在一道，同时鲁迅先生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写给我们一封信，在精神上是并不寂寞的。而如今只有她一个人孤悬在海外的异国，这难怪她是要哭的！”
萧军还写道：
我们初到上海时，首先住在拉都路（当时的法租界）。吃过午饭之后，趁着冬天中午温暖的阳光，我们常常要沿着这条路向南散步。有时用去六枚铜元买得两包带糖咸味的花生米，每人一包，放在衣袋里，边走、边吃、边谈着……如果这天接到鲁迅先生的信，我们把信也带着，边走、边读、边谈、也边笑着……花生米总是我先吃完，她看我吃完了，反而故意一粒、一粒……地慢慢吃，意思在“馋”我……有时表示“友好”也带着“怜悯”地表情举在手里送给我一粒，我为了“自尊”常常是不肯接受的。但有时为了“盛情难却”也接受过来，送进嘴里去……
萧红赴日本疗病一事，在社会上和文坛上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理解、同情、支持者有之，胡乱猜疑、乘机炒作、制造点“桃色新闻”以捞取稿费和博作消闲阶层茶余饭后消遣资料者更是大有人在。这是因为，自《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面世以后，二萧的名声越来越响，自然，他们成了社会上一些小报的追踪热点。在当时，某报上就登载了一篇题目甚是刺激的文章，叫做《爱侣变成了怨偶萧红-怒走东京田军预备追踪前往》。文章这样随心所欲地杜撰道：“田军与萧红，这被称为‘东北’作家的一对，以往是有过一番热恋的，但萧红的心情很高傲，而田军则又是一个秉性倔犟的人，于是，两下里慢慢地有了意见，甚至于发生了口角，结果是萧红一怒而出国。在这一种情形之下，田军是觉得有一点儿后悔的，他在考虑之下，以为这样的决裂毕竟是甚可惋惜的事情，第一是居住的无聊与寂寞，使他十分的不惯；因此，这几天的田军，也预备摒当行袋，向东京走一趟，去寻找他的爱侣去了。”
“摒当行袋”这话倒是一点儿没错，但那些善于制造“独家新闻”的好事之徒却完全臆想错了：萧军此行并非是去日本，而是去了青岛。
萧军于8月初自上海抵达青岛，到青岛后住进了山东大学的教员单身宿舍里，他的一位朋友周学普在此教书。不久学校放假，周学普回南方家乡度假后，他一个人独住了周住的那间二层楼的大屋子。这座楼原系德国人于本世纪初建造的兵营，清一色的水泥构成。这座楼坐落在半山腰，四周随处可见洋槐树和灌木丛。在楼下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型体育场，有跑道、单杠、双杠、木马、吊环之类的体育设施和用具。所有这些很适合萧军的爱好与要求。有了如此理想的生存空间，本是军人出身的萧军，每天的生活、工作也日趋规律化起来，他为自己订了一份比较切合实际的作息表。
萧军在严格遵守这份作息表所规定的内容的同时，也曾抄了一份寄给了萧红。这使萧红感到很高兴，尤其是表中开列的早餐，因为她曾不止一次下达“命令”，要萧军每天必须吃两个鸡蛋。所以，萧红在信中特地提到：“鸡子你遵命了，我很高兴。”
萧红在信中写道：萧军8月4日从青岛发出的“信看过后，我倒很放心，因为你快乐，并且样子也健康”。
萧红情绪已经好转，写作的积极性也高涨了起来，在信中她兴致勃勃地宣告道：
稿子我已经发出去三篇，一篇小说，两篇不成形的短文，现在又要来一篇短文，这些完了之后，就不来这零碎，要来长的了。
不独如此，她又来上了孩子气，似乎是故意气一气萧军，而且还模仿上了上海人：“我也不用羡慕你，明年阿拉自己也到青岛去享清福，我把你遣到日本岛上来-”
她还做了一首散文味很浓的抒情诗，送给她的“三郎”。这首题为《异国》的诗写道：
夜间：这窗外的树声，
听起来好像家乡的田野上抖动着的高粱，
……
日里：这青蓝的天空，
好像家乡里广茫的原野，
……
唔，是祖国之情，
更是浓浓的故乡之恋！
她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生长着大片大片高粱谷子的那呼兰河畔广茫的田野！
八月，正是八月，才是东北原野上最茂盛也最能预示未来丰硕的季节！
无论是身在异国的萧红，还是暂居青岛的萧军，都忘不了自己的故乡正处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之下，忘不了故乡人民生活在没有任何自由没有最起码生活保障的水深火热之中。
身居东瀛扶桑的“悄吟太太”，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在大海彼岸写《第三代》的丈夫，无比忠实、一丝不苟地履行着她作为“三郎妻子”的责任和权利，时不时地对丈夫的衣食住行发布一道又一道的“命令”，有时甚至是“最后通牒”式的。在1936年8月17日发出的信中，萧红“命令”频频：“你的小伤风既然伤了许多日子也应该管他，吃点阿司匹林吧！”“现在我庄严的告诉你一件事情，在你看到之后一定要在回信上写明！就是第一件你要买个软枕头，看过我的信就去买！硬枕头使神经很坏，你若不买，来信也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两个给你寄去，不贵，并且很软。第二件你要买一张当作被子来用的有毛的那种毯单子，就像我带来那样的，不过更该厚点，你若懒得买，来信也告诉我，也为你寄去。还有，不要忘了夜里不要（吃）东西……以上这就是所有的这封信上的重要事情。”
然而，萧军接信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将萧红千叮万嘱的这件“重要事情”放在“头等地位”，也许是他认为客居他处没有必要，也许是他的客居寓所四周无此类商店，懒得走很多路去寻觅这种“软枕头”，也许是他没日没夜地赶写《第三代》而没有闲工夫去买，总之，一直拖了下来。因此，在1936年11月24日，萧红再次督促上了：“你一定要去买一个软一点的枕头，否则使我不放心，因为我一睡到这枕头上，我就想起来了，很硬，头痛与枕头大有关系。”
可惜，面对萧红这充满柔情的一道道“命令”，萧军却并不放在心上，或曰不领情，反倒觉得“很不舒服，以至厌烦”-因为“自己并不头痛！”如果说萧军不懂得爱是怎么一回事，对爱侣的一片柔情和苦心不理解，那倒是冤枉了他！他只是时刻感到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老爷儿们”，“一个不愿可怜自己的人，也不愿别人‘可怜’的人”。
有关萧军年轻时的这种逆反心理，在其晚年也时不时地有所反映，有时甚至格外地强烈。如1987年5月他自出访港澳归来，因“柏油便”先是在同仁医院后又在海军总医院被查出患了“贲门癌”，当时因刚在早期阶段，医院也好，家人也好，还有众多的老友都纷纷劝他进行手术割除，而且越早越好。但萧军一直自恃自己身体强健，顶得住，且无任何不适感觉，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患恶性病变而拒绝手术。同年11月和12月，我先后三次去探望他，当夫人王德芬不无担忧地和我谈及他的病情时，他在，倒好，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孩子一般的抗辩道：“他们瞎说！我只是长了个小息肉，哪来的癌？我不开刀，我还要多活几年哩！”
而萧红的脾气也同样为之孤傲而固执，她才不管萧军听不听呢！因此，只要一提笔，就在信上嘱告萧军注意这样或注意那样。这真可谓：自己“长不大”，也总把人家当孩子看。如在这一年12月15日的信中，萧红又絮絮叨叨地写了一段关于夜间吃东西和被子的事儿：
大概你又忘了，夜里又吃东西了吧？夜里在外国酒店喝酒，同时也要吃点下酒的东西的，是不是？不要吃，夜里吃东西在你很不合适。
关于被子，萧红这样写道：
你的被子比我的还薄，不用说是不合用的了，连我的夜里也是凉凉的。你自己用三块钱去买一张棉花，把你的被子带到淑奇家去，请她替你把棉花加进去。如若手头有钱，就到外国店铺买一张被子，免得烦劳人。
而萧军对萧红表达的爱，有他独特的方式，一是在信中一个劲地说自己身体好玩得愉快，目的是让萧红放心，专心致志地养病。正像萧红所说的：“你是很健康的了，多么黑！好像个体育棒子。不然也像一匹小马！你健壮我是第一高兴的。”二是只要萧红开口，他就满足她的需要，尤其是精神食粮，萧红要什么书他就放下手头正在写着的东西，四处奔波买到后给她寄去。三是不断地改变对萧红的爱称，以至于萧红动了真情：“你总是用那样使我有点感动的称呼叫着我。”这“感动的称呼”如：小麻雀、小海豹、小鹅之类的。小麻雀，是形容她的腿肚子细，跑不快，而一旦跑起来，两只脚尖朝里；小海豹，是说她一犯困或一打哈欠，泪水就浮上了她的两只大眼睛，而在萧军眼中她就像一只小海豹；小鹅，则是指萧红一遇到什么惊愕或者高兴的事儿，她的两只手就会左右分张起来，活像一只受了惊恐的小鹅，或者企鹅，而萧红则从一开始的生气到最终认可并以此“自居”。如在这一年9月2日的信中，萧红又高兴又自嘲地告诉萧军：“每天我总是十二点或一点睡觉，出息得很，小海豹也不是小海豹了，非常精神……不用说，早晨起得早的。”四是萧军拼命给她寄钱，以免在异乡的萧红手头拮据更加感到孤独寂寞。11月6日的信上萧红这样问萧军：“不知为什么，又来了四十元的汇票，是从邮局寄来的，也许你怕上次的没有接到？”在11月19日的信中，萧红有些心疼萧军了，她写道：“又收到了五十元的汇票，不少了。你的费用也不小，再有钱留下你用吧，明年一月末，照预算是够的。”
萧红很容易产生孤独，也极喜欢向爱人倾诉。她到东京月余后，许粤华就要回国了，这时候的萧红一是难过，二是病又犯了。她在8月22日的信中写道：“华要回去了！又加上近几天整天发烧……烧得骨节都酸了！”“疲乏，头痛和不能支持。”
后来，于分离前不久，萧红曾悲哀地同萧军说道：
三郎，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久了，我不愿在生活上再使自己吃苦，再忍受各种折磨了！
在1936年12月31日发出的信中，面对新的一年的来临，萧红却全然没有那种欢度节日的喜庆心理，尽管她说“头亦不痛，脚亦不痛”，要萧军“勿劳念念耳”，但仍然极为悲哀地写道：
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有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
萧军除了赶快去信进行抚慰，对她的悲哀也并无更好的良药，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即是这个道理。
尽管萧红带着一种凄惶、落寞的心情，扑朔渺茫的那么一丝希冀，呼喊着“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该多么渺茫！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着我的是异乡的风霜”。尽管异国他乡的檐前滴雨，孤树蝉鸣，秋风落叶，寒冬雪飘，都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她的丝丝缕缕的乡愁，尽管一日复一日的发烧、喉咙痛、口干、胃胀、肚痛等在不断地骚扰着她，她还是努力地振作精神去安排新的生活，她先是到东亚补习学校去学日文，这个学校是专为中国人开办的。她学习也比较刻苦，仅仅不过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她就去听了一个日本人的讲演，一本《文学案内》大半读懂了。
萧红在日本还听过一两次郁达夫的演讲，而其他大部分时间就是搞她的创作，一天写上十页或者十几页不等，中午以饼干面包充饥。在东京，她先后创作了《孤独的生活》、《家族以外的人》、《红的果园》、《王四的故事》、《沙粒》、《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等诗、散文、小说。
作于1937年1月3日日本东京的组诗《沙粒》，是萧红继《苦杯》之后写成的又一长诗，全诗共34组，现将刊于1937年6月5日出版的《文丝》1卷1号上的此诗辑录几段如下，以供读者剖析萧红内心世界与二萧最终分手缘由作参考。
沙粒
四
世界那么大！
而我却把自己的天地布置得这样狭小！
七
从前是和孤独来斗争，
而现在是体验着这孤独。
一样的孤独，
两样的滋味。
十一
今后将不再流泪了，
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
而是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了。
十二
和珍宝一样得来的友情，
一旦失掉了，
那刺痛就更甚于失掉了珍宝。
十九
月圆的时候，
可以看到；
月弯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
但人的灵魂的偏缺，
却永也看不到。
二〇
理想的白马骑不得，
梦中的爱人爱不得。
二五
失掉了爱的心板，
相同失掉了星子的天空。
二七
此刻若问我什么最可怕？
我说：
泛滥了的情感最可怕。
三〇
野犬的心情，
我不知道；
飞到异乡去的燕子的心情，
我不知道。
但自己的心情
自己却知道。
三一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
这愿望多么渺茫，
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
迎接着我的是乡村的风霜。
三三
我本一无所恋，
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
这烦乱的情绪呀！
我咒诅着你，
好像咒诅着恶魔那么咒诅。
三四
什么最痛苦，
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用如诗、似歌、像画，来形容萧红所写的散文，是最恰切不过的了，这个特征在她临终前写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呼兰河传》里表现得更为明显。萧红的散文具有大自然的清新和芳香，语言生动，笔调细腻，即或是小说，也用的是散文的笔法，像用多篇散文串起来似的。任何一件小的物品，哪怕是一根草、一只蝴蝶、一朵玫瑰花、一顶破草帽、一座泥草房甚至是摇摇欲坠的磨房，令人读到了，无不起到了烘托渲染的美妙作用。读她的作品，近乎是一种美的享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不得不使你恍若置身于作者描绘的场景中，和作品的人物共振荡。如那篇记叙她在东京时期生活的《孤独的生活》中，女作家用了蓝色的灯光、嗡嗡叫的蚊子、啪啪响的木履、蝉声、雷声、雨声（这在写给萧军的信中也时有描写）……来突出“我”“着实是寂寞了”。而正是这种寂寞和孤独的感觉折磨着“我”，从而使“我”写不出作品来。萧红是这样形容的：“在未写之前必得要先想，可是这一想，就把所想的忘了！”“为什么这样静呢？我反倒对着这安静不安起来。”也正是在这种安之不安的气氛中，萧红极易回想起儿时呼兰河畔故乡的父老乡亲们和自己曾有过的片刻欢乐。她“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在东京落寞中创作的作品，已比当年创作《生死场》时大有改进了，鲁迅批评的“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这时的萧红已有所悟。如她在《家族以外的人》的散文中描写的故乡那位饱经沧桑、孤苦无依的善良老人有二伯，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手里拿着那没有边沿的草帽，沿着砖路，他走下去了，那泥污的，好像两块朽木似的-他的脚后跟随着那挂在脚尖上的鞋片在砖路上拖着。”
是“拖”不是“蹭”，也不是“慢慢的”或“有气无力”的“踯躅”，何等的用字精确！活生生地体现了上世纪初中国东北乡村中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的身影和栩栩如生的行走姿态。
《家族以外的人》是一篇非虚构的自叙性作品。主人公有二伯是萧红祖父的远房侄子，萧红父亲的堂兄。有二伯长年在张家居住，但其在张家的地位却是一个老年长工，因为穷，又因为无能，其实际地位远比外姓的仆人要低下，而且还常常被主人，乃至被其他仆人及小孩子欺侮和嘲弄。处在这么一种可悲处境中的有二伯，却又非常的爱面子和图虚名，同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从这一点上来讲，萧红后期的作品是承继了鲁迅的笔法的：不住地用自嘲的方法求得自个儿精神上的安慰。他的悲惨低下的境遇，也折射出了萧红父亲和继母等人的可憎面目。有二伯心地善良，异常疼爱她这个堂侄女。而从另一个方面讲，有二伯心地善良归善良，但也沾染了一些不良习俗。被压榨得身无分文和一贫如洗的他，还时不时地从主人家的贮藏室里偷东西出去卖，换钱买酒喝。对于自己童年时代身边的这个“家族以外的人”，萧红写作时倾注了她的全部同情心：“我只是流着泪。”其刻画的笔调细腻而又生动，栩栩如生。作者还原了自己孩提时代的视角，真切地记叙了一位六旬老人一生穷苦而又孤独的生活。从《家族以外的人》，我们再一次见证了萧红对生活在最底层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对吃人的封建社会和农村地主欺压劳苦大众种种作为的揭露和鞭挞。尽管她揭露和鞭挞的是自己那个地主家庭和生身父亲的残暴与贪婪。
除《家族以外的人》这篇纪实性散文，萧红在其东京旅次中创作的作品还有小说《王四的故事》。这篇小说所描写的内容，与《家族以外的人》相近。它写了一个老雇工的遭遇。王四忠心耿耿地为地主东家干活，浑噩愚昧的意识中，一直以主人对其的信任为荣。他重情义，疏钱财，与有二伯一样，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人。他给东家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做了一辈子厨工，到老了，却遭到了少东家的厌烦与冷漠，总是不客气地带着厌恶的口吻叫他“王老四”。然而，当发了大水需要抢救财产的时候，主人为了利用他，这才虚情假意地恢复了对他所谓的尊敬称呼“老四先生”、“四先生”……在洪水中，王四一次又一次忘我地抢运着主人家的财产，却把自己藏在贴身荷包里领取工钱的手折给沉到了水底。在对主人付出忠心的同时，他的未来的悲惨命运也就形成了。在《王四的故事》这篇小说中，作者创作的寓意，既是深刻的，又是极其鲜明的：于无情地揭露鞭挞地主阶级罪恶的同时，用讽刺的笔调，披露和批评了一些底层贫民的愚昧而又可悲的劣根性。这篇小说最大的特点，是长于人物的心理描写。从而，在根本上接受并改正了恩师鲁迅先生对其早期作品特别是《生死场》所存在的关于“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描写”这一类的缺失的中肯批评。所以，笔者以为，萧红后期的创作是深得鲁迅真传的。
与《家族以外的人》一同创作于1936年9月的，是一篇名叫《红的果园》的半是散文半是小说的作品。类似《红的果园》这样的作品，也只有萧红这样的才女才能独树一帜。《红的果园》篇幅极短极短，不过区区一千四五百字的模样。而且，题目的第一个字还冠之以“红”，其寓意自然是相当深刻的。小说写的是在日本侵略者挑起东三省侵略战火的初期，一对青年男女教师相恋的故事。令人深感讶异的是，小说从一开头就已经不见了女主角的踪影：女主角离开她深爱的人和教学岗位参加义勇军抗日去了，只剩下男青年一个人在果园里细细地回味着他们曾经有过的相爱的情节。而作为男主角的他，仍然留在原来的学校，继续批改着学生们那千篇一律的作文卷子。作者描写男主角的回忆爱的场景，是温馨的，甜蜜的；而批改学生的作文卷子，作者的笔调是辛辣的，直指日寇和伪满洲国为营造“皇道乐土”强行推行的奴化教育这一终极罪恶目标。
请看作者笔下传神而又带有直白的描写：
在他上楼梯时，他的胸膛被幻想猛烈地攻击了一阵：他看见她就站在那小道上，蝴蝶在她旁边的青草上飞来飞去。“我在这里……”他好像听到她的喊声似的那么震动。他又看到她等在小夹树道的木凳上。他还回想着，他是跑了过去的，把她牵住了，于是声音和人影一起消失到树丛里去了。他又想到通夜在园子里走着的景况……有时热情来了的时候，他们和虫子似的就靠着那树丛接吻了。朝阳还没有来到之前，他们的头发和衣裳就被夜露完全打湿了。
他在桌上翻开了学生作文的卷子，但那上面写着些什么呢？
“皇帝登极，万民安乐……”
他又看看另一本，每本开头都有这么一段……他细看时，那并不是学生们写的，是用铅字已经替学生们印好了的。他翻开了所有的卷子，但铅字是完全一样。
战争来了，魔鬼降临了，打破了人们的平静生活，包括爱。但战争和魔鬼的恶行却教育和锻炼了千千万万的人，令一切不甘做奴才或奴隶的人们拿起武器，昂首挺胸，大踏步地走向了打击侵略者的战场。小说中不曾出现但又时时刻刻存在着的女主角，就是这千千万万不甘沉沦的人们中的一员，从而抛却平静的教书生活，搁置甜蜜温馨的恋与爱，勇敢地迈向了火线，纵然前面是死亡。诚如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红的果园》这篇小说是成功的。它侧重描写的是男青年的心理活动，由四周果园的景色和看园人有一搭没一搭无奈的话语而有所触动。
从果树被恣意折枝，看园人口中冒出的“人家是日本二大爷”，以及男主角想回答而最终不及出口又吞回肚里的“女先生当XX军”去了的那一二句话，向读者暗示了他将循着恋人的脚印投向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整篇文章，从头至尾充满了仿如太阳穿过树丛投下的斑驳陆离的光影……
在东京的孤独寂寞旅次中，萧红还写下了一篇名叫《牛车上》的小说。小说以我为第一人称，写我与一个名叫五云嫂的妇女同坐在一辆牛车上，从外祖父家出来赶往县城的一路上，听五云嫂讲她那苦命的人生与家世。五云嫂是一个逃兵的妻子。她那当兵的丈夫姜五云，被抓去当兵不到三个月就开了小差，而且还是众多开小差的逃兵中的一个头目。于是，被官府抓去“就当地正法了咧”！县城张贴的告示虽然写明要枪毙，但是，作为家属的五云嫂既没有找到丈夫的尸首，也没有得到任何有关他的下落的消息。小说通篇叙说的是一个乡村妇女因当逃兵的丈夫所招致的种种折磨。这也是黑暗的旧社会里生活在底层里穷苦寡妇们的共同的悲惨的命运。小说结尾，套用两辆擦臂而过的牛车车夫的对话，用一句“三月里大雾……不是兵灾，就是荒年……”看起来不经意的话，在昭示大多数人的命运的同时，还给读者们设置了一个悬疑。
虽说萧红在日本东京的所谓留学生涯是寂寞的，痛苦的，备受煎熬的，但她手中的笔，同她从来没有忘却过家乡遭沦陷奔腾不息的头脑中的思维一模一样，始终没有停止写作。她所写的作品，依然与中国底层的劳苦大众的命运，同反封建反外来入侵的时代脉搏共跃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萧红在弥漫着日益浓烈战争气息（而即将展开的这场全面战争又是指向幅员辽阔的中国的）的日本首都写成的这些作品，正是这场全面战争的决策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与侵略魔首们要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政策格格不入的。这是因为，一旦千百万劳苦大众认清时势，摆脱愚昧和对世事的冷漠，便会形成一股势不可当的反抗地主剥削阶级和外来入侵者的双重压迫与奴化的力量，从而最终摆脱贫穷与落后，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诚如她在同一时期创作的题为《亚丽》的短小说（这是一篇描写流亡异国的朝鲜少女凄惨生活片段的作品）中，借女主角之口所庄重宣告的那样：
……我费尽力气逃出了黑暗的地狱，无论如何我的血要在我自己的国土上去洒泼……
话分两头，就在萧红东渡东京留学的第二个月，1936年8月，萧红一本记述二萧自结合到遭日寇通缉被迫逃离哈尔滨南下流亡之前的纪实散文集《商市街》，收入了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2集第12册，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商市街》共收录萧红的39篇散文，每篇都承上启下，环环相扣，时间是从她产后相随萧军住进欧罗巴旅馆开始到离开哈尔滨南下流亡之前。而这一时期恰恰是她“恶梦醒来是早晨”以后生活最为艰苦贫寒、也最为充实幸福的时期。
当时由于二萧业已在文坛上成名且影响越来越大，故而这部反映二萧初期生活的散文集一出版，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萧军将出版的喜讯及读者的热烈反映写信告诉了萧红，由此萧红在回信中写道：
《商市街》被人家喜欢，也很高兴。
距《商市街》问世三个月后-1936年11月，也是二萧闯入上海两周年之际，萧红的另一本散文集《桥》，也被收入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3集第12册，仍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桥》收入《小六》、《烦忧的一日》、《桥》、《夏夜》、《过夜》、《访问》、《离去》、《索非亚的愁苦》、《蹲在洋车上》、《初冬》、《三个无聊的人》、《手》等13篇散文，系萧红自1933年在萧军、方未艾、舒群等人鼓励和引导下迈向文坛之后到1936年初之间的作品。
二萧天各一方，你书我信往来十分密切，思念关切之情跃然纸上。萧红说：“但，说真话，心上总有点不平静，也许是因为‘你’不在旁边？”而萧军接信后，更进一步自内心体会到“她的生疏、寂寞、孤独……以至‘发配’的感觉，加上接连发病，心中异常焦虑”，乃至觉得：“还是让她回来留在自己的身边罢，这样会好一些，就写信要她到青岛来，共同住一个时期。”
在如此环境幽雅、宁谧、无忧无虑的氛围中，萧军背依青山，面向大海，从从容容地写完了长篇小说《第三代》第一部的后半部和第二部，不久，即连续发表在《作家》月刊上。其后，又相继出了单行本。
对于萧军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丰硕的创作成果，萧红在发于9月23日的信中予以了褒扬：“真是能耐不小！”由于高兴，又孩子气地在信中嗔骂夫君是“小东西”和“坏得很”，且情意绵绵在信尾追加了一句：
我也有些想你呢！
当年，萧军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为了爱的缘故》，先是发表在上海的 一家刊物上，后来又收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十月十五日》散文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