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不谐的琴瑟
鲁迅先生不仅对这两位来自东北沦陷区的抗日青年作家不断地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也甚为看重他们的才华与人品，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关这些，可以从鲁迅先生临终前几个月，同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以及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等国际友人的交往中，以及为他们解答的问题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大约是在1936年的5月初，或者确切一点说，是5月3日这一天，在有30多人参加的文学社聚会上，鲁迅亲切地会见了由姚克陪同前来早在4年前就结识的斯诺先生。两人谈后约定：作一次极为重要的探讨，并且初步确定了大致的会晤时间、地点等。此后不久，仍然是在5月里的一天，或许，就是在当晚，仍然由姚克陪同，斯诺来到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寓所，两人进行了一次为后人留下极为珍贵的文学遗产的长谈。
斯诺的此次上海之行，是想实现去陕北红军根据地访问之迫切愿望，他是在先行拜访了宋庆龄后又去拜访鲁迅的。他们拜访鲁迅先生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其夫人海伦福斯特赋予的一项重托-临行前，海伦交给他一份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甚为庞大且又长长的问题单，以便在丈夫抵达上海后拜访鲁迅时当面向他请教。提出这么一份令一般人极难回答的问题单的主要原因是，海伦正在为斯诺选编的《活的中国》一书撰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此文当时尚未脱稿，也不可能脱稿，这是因为，其中有不少问题需要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来加以定夺。除此之外，海伦提出这份庞杂的问题单的另一个愿望，亦即隐藏在她心底深处的一个更为宏伟的计划-编写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
海伦福斯特提出的这份问题清单共有23个大问题，其中还包括30多个小问题。
海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回答：鲁迅（似斯诺添注，下同）、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田军。
第三个大问题：“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
鲁迅回答：（鲁迅）、茅盾、叶紫、艾芜、沙汀、周文、柔石（已牺牲）、郭沫若、田军……
鲁迅还认为：“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在第十五个大问题中，海伦福斯特开列出的一大批作家名单中，有关“新现实主义派”一类（计26位）中，萧军又赫然在列。
有关妻子海伦福斯特提出的“新现实主义”一词，斯诺亲笔作了如下说明：在中国鲜为人知，极少为人们运用。佩格（即妻子海伦的爱称）当做“新现实主义派”开列出的那些作家，（鲁迅认为）绝大部分是左翼或左翼倾向的作家，即：
左翼：
茅盾、沙汀、东平、欧阳山、夏征农、艾芜、胡风、萧红、田军、蒲风、鲁迅。
就在这次晤面中，为斯诺日后在美国及英语系国家翻译出版《八月的乡村》的需要，经鲁迅与斯诺商定，萧军于5月25日写了《萧军小传》，并由鲁迅转给了斯诺。日后的事实表明，正是斯诺亲手翻译了《八月的乡村》一书，并在美国出版发行，继而又在英语系国家广为流传。
除萧军外，萧红也应约写了《萧红小传》，同样由鲁迅转给了斯诺。
不仅如此，鲁迅还热情地介绍二萧与美国著名女作家A。史沫特莱相识。史沫特莱亲手翻译了二萧的很多作品-多为短篇，刊登在与她有关的英文杂志上。
在鲁迅先生倾尽心血的扶持下，《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二萧也因此成了国内外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一对文学夫妇。尽管如此，鲁迅先生还是不断地给予他们以更多的扶持。
就在二萧的创作生涯如日中天的时候，萧红的情绪却在一天比一天地低落了下来，而且她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衰落下来……
早年的贫困、漂泊、磨难，以及心灵所蒙受的巨大创伤，对人世间的厌烦，导致萧红的体质一向很弱，而且早在1932年夏季萧军前去解救他的时候，“她的散发中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有关萧红体弱多病及20岁刚出头就有了明显的白发，舒群提及过，张梅林提及过，方未艾等也提及过，就连梅志、许广平也从一开始接触就明显地感受到了。许广平先生在1946年7月1日发表于《文艺复兴》杂志1卷6期上的《追忆萧红》一文中这样写道：
除了脸色苍白之外，萧红先生在和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就看到她花白的头发了。时常听见她诉说头痛……
对于体弱多病的萧红所显露出的心态和病情，萧军是无法予以全部理解的。而且因为忙-拼命地写稿以维持日常生活的开支，以至于往往一个偶然间的疏忽，就会惹得萧红很不高兴。她心里一旦结了疙瘩便会好长时间解不脱，于是，她便跑到鲁迅先生家中，一去一整天，常常使得有着慈母一般心肠的许广平（实际上，许广平只比萧红大13岁），不得不放下手头正在忙着的活计，陪着她说话、解闷儿。
对此，许广平先生在《忆萧红》一文中这样写道：
鲁迅先生不时在病，不能多见客人。
她（他）们搬到北四川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来住下，据萧军先生说：“靠近些，为的是可以方便，多帮忙。”
但每天来一两次的不是他而是萧红女士，因此我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留出时间在楼下客厅陪萧红女士长谈。她有时谈得很开心，更多的是勉强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常侵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自然萧红女士也常用力克制，却转像加热在水壶上，反而在壶外面都是水点，一些也遮不住。
在次年发表的《追忆萧红》一文中，许广平又这样写道：
当然不能否认，萧红先生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实际多少还赋于女性的柔和，所以在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感情胜过理智。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然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然而她还能振作一时，替萧军先生整理、抄写文稿。有时又诉说她头痛得厉害，身体也衰弱，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
梅志在80年代写的《忆萧红》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追述：1936年夏天，胡风为了帮助一个不懂中文的日本人翻译鲁迅先生的著作，加之冯雪峰自陕北回到上海住在鲁迅家中，因此几乎天天要到鲁迅家去，在那里：
经常都遇到萧红在下面，F（胡风）悄悄的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先生亲自来引我到大厅里，并且低声地对我说：
“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之后她就忙她的事了。
萧红形容憔悴，脸都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她对我很冷淡，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儿。倒是海婴很活跃，搬出了他的玩具和书本，要萧红和他一起搭积木，我也就参加了。海婴嘴不停地问这问那，萧红慢慢地兴致也好了起来。这时她才和我拉拉家常似的，问我孩子长得怎么样？海婴也接着说：
“侬格小弟弟好白相勒！”
我们大家都笑了，气氛也就变得和谐愉快了。
有一次许先生在楼梯口迎着我，还是和我诉苦了。
“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详细情况我也不好多问，我就尽量地陪他们玩着，使他们高兴……
萧军个性倔犟，适应性也强，自小充满着那种叛逆者的反抗精神，无论是对于外力的压迫，还是生活的重重压力，无论是生，还是死，无论是病，还是灾，萧军从来不把它当做一回事，坦然处之，勇往直前。而萧红则就不同了，自尊性又是那样的强，受不得半点儿的委屈，容不得他人对她的半点忽视。生活适应能力差，对于环境和生活的磨难，常常缺乏足够的思想精神准备，倘若一遇上困难，不是愤慨异常，便是不知所云，张皇失措。
在此，我们也可以从她自己的“素描”中来见诸一二。
在1936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商市街》这部散文集中，萧红极为逼真、形象地描绘了自己在1932年冬从医院产后出来，跟随萧军住欧罗巴旅馆、商市街25号……直到最终因出版反满抗日的《跋涉》遭日伪通缉、被迫南下流亡离开哈尔滨之前，她与萧军这一时期共同生活的掠影。
萧红搬到商市街25号以后，虽然不用交房钱，但生活仍很贫困：“每天吃饭，睡觉，愁柴，愁米……”黑列巴（即黑面包-秋石注）和白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他们唯一赖以生存的食品。白天，萧军外出找工作，萧红就在家里烧饭等他。有一次萧红点火点不着，非常不高兴，她写道：“火炉烧起又灭，灭了再弄着，灭到第三次，我懊恼了！我再不能抑制我的愤怒，我想冻死吧，饿死吧，火也点不着，饭也烧不熟。”
这时，如果萧军在她旁边，往往一逗她，她就一定会“阴转多云”。可是萧军为这个家出去找职业了，她就会委屈地感受到莫名的孤单，觉得此时的“家，没有阳光，没有温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不生茅草荒凉的广场”。
而只要一听到萧军回来的沉重脚步声，萧红会调皮地藏在门口，不等他找到就跳出来怪声地吓唬他。有时萧军也会故意装出一副被她吓着的样子，逗得萧红哈哈大笑。这就是萧红，敏感、细腻、脆弱，在丈夫面前有时像女儿一样，任何不同的事情都能让她产生极其强烈的感情。
萧军曾向人描述过这么一件“趣事”：1937年萧红自日本回到上海，二萧住在吕班路256弄一处由白俄经营的家庭公寓里。她一时写不出文章来，而萧军的创作兴致却越来越浓，低着头一个劲地写作，顿时引发了萧红的妒忌和“勃然大怒”。她强压住心头的怒气，站在萧军背后，把萧军光着脊背、戴着一顶小帽大写特写的背影，用炭条素描了下来。事后，萧红拿着这张自以为得意的杰作对萧军说，这是她对他的一种嫉妒性的“报复”！
萧红和萧军，一个纤细，一个粗犷；一个多病，一个强壮；一个多愁善感，一个坦荡豪爽；一个出手颇慢，一个坐下就能写，而且可以不分时间、场合、地点，说写就写，“有窝就下蛋”……凡此种种差异，时间一长，必定会产生一些矛盾，而小的矛盾和摩擦积累多了，也自然会产生隔阂乃至“根本”上的冲突。
比如，萧军有时在评判萧红的一些作品时，好开一些玩笑，不留情面地加以评说，这跟鲁迅先生在指出《生死场》之不足时所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鲁迅在看待一个“孩子气不改”的青年作家之作品时，可以说是“无可奈何的”-也就是说是兼顾到对方的自尊心的。前文我们已经叙述过了，于是先有了第一封信中“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的估价，尔后在两天后发出的又一封信中才来了个直截了当的“批评式”说明：“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得弯曲一点。”
而萧军的做法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在上海，以及后来在武汉，他不止一次犯过类似的“错误”-即直截了当地当着他人的面评判萧红创作上的某些不足，而且语言又是那样的不中听-尽管是玩笑式的，但萧红压根儿受不了！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一重又一重的隔阂，从而埋下了最终导致分离的祸根。
萧红自己也承认：“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
但，说起来容易，而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尤其是有着与众不同孤傲个性的萧红。
萧军认为：萧红“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她会感到它-这样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还会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
萧军的这个基本“认识”，源自于他们俩的共同生活，因此也比较切合实际切合萧红的内心世界：萧红的自尊心太强，根本受不得一点委屈；而萧红的心始终停留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那间充作备用客房的阴暗、霉湿的储藏室里，而老是“长不大”……
萧军曾经这样说过：
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为：他爱的是要有远大理想和抱负，拿得起，放得下，藐视一切艰难险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女性，而不是那种动辄哭哭啼啼、缠缠绵绵，心中只有一个小我，整日里厮守爱人、孩子、家庭的女性！
1979年8月17日，于哈尔滨文艺界为欢迎他重返《跋涉》的诞生地而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时笔者也参加了），萧军就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描写这样说道：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美丽不美丽？当然很美。可惜，又很不结实，纤纤弱弱，风一吹就摇晃，遇到困难只会哭，连个理想的爱情都不敢执著地去追求，甘受别人的愚弄、欺骗和摆布，哪有一丁点儿反抗精神？结果呢？还不是红颜薄命，青春夭折。所以，林黛玉这个人不可取，在读者心目中是没有用的。
萧军的这个认识来源于鲁迅。周作人在《鲁迅的笑》一文中这样写道：
有一位北京大学听讲小说史的人，曾记述过这么一回事情。鲁迅讲小说讲到了《红楼梦》，大概引用了一节关于林黛玉的本文，便问大家爱林黛玉不爱。大家回答，大抵都是爱的吧，学生中间忽然有人询问，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道，我不爱。学生又问，为什么不爱，鲁迅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
在这里萧军有关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他在爱情、家庭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以及现实生活中不止一次发生的对萧红的“不忠”，因而，二萧分手的悲剧最终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大约是在1936年的5月初，或者确切一点说，是5月3日这一天，在有30多人参加的文学社聚会上，鲁迅亲切地会见了由姚克陪同前来早在4年前就结识的斯诺先生。两人谈后约定：作一次极为重要的探讨，并且初步确定了大致的会晤时间、地点等。此后不久，仍然是在5月里的一天，或许，就是在当晚，仍然由姚克陪同，斯诺来到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寓所，两人进行了一次为后人留下极为珍贵的文学遗产的长谈。
斯诺的此次上海之行，是想实现去陕北红军根据地访问之迫切愿望，他是在先行拜访了宋庆龄后又去拜访鲁迅的。他们拜访鲁迅先生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其夫人海伦福斯特赋予的一项重托-临行前，海伦交给他一份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甚为庞大且又长长的问题单，以便在丈夫抵达上海后拜访鲁迅时当面向他请教。提出这么一份令一般人极难回答的问题单的主要原因是，海伦正在为斯诺选编的《活的中国》一书撰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此文当时尚未脱稿，也不可能脱稿，这是因为，其中有不少问题需要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来加以定夺。除此之外，海伦提出这份庞杂的问题单的另一个愿望，亦即隐藏在她心底深处的一个更为宏伟的计划-编写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
海伦福斯特提出的这份问题清单共有23个大问题，其中还包括30多个小问题。
海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自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回答：鲁迅（似斯诺添注，下同）、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田军。
第三个大问题：“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
鲁迅回答：（鲁迅）、茅盾、叶紫、艾芜、沙汀、周文、柔石（已牺牲）、郭沫若、田军……
鲁迅还认为：“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在第十五个大问题中，海伦福斯特开列出的一大批作家名单中，有关“新现实主义派”一类（计26位）中，萧军又赫然在列。
有关妻子海伦福斯特提出的“新现实主义”一词，斯诺亲笔作了如下说明：在中国鲜为人知，极少为人们运用。佩格（即妻子海伦的爱称）当做“新现实主义派”开列出的那些作家，（鲁迅认为）绝大部分是左翼或左翼倾向的作家，即：
左翼：
茅盾、沙汀、东平、欧阳山、夏征农、艾芜、胡风、萧红、田军、蒲风、鲁迅。
就在这次晤面中，为斯诺日后在美国及英语系国家翻译出版《八月的乡村》的需要，经鲁迅与斯诺商定，萧军于5月25日写了《萧军小传》，并由鲁迅转给了斯诺。日后的事实表明，正是斯诺亲手翻译了《八月的乡村》一书，并在美国出版发行，继而又在英语系国家广为流传。
除萧军外，萧红也应约写了《萧红小传》，同样由鲁迅转给了斯诺。
不仅如此，鲁迅还热情地介绍二萧与美国著名女作家A。史沫特莱相识。史沫特莱亲手翻译了二萧的很多作品-多为短篇，刊登在与她有关的英文杂志上。
在鲁迅先生倾尽心血的扶持下，《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二萧也因此成了国内外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一对文学夫妇。尽管如此，鲁迅先生还是不断地给予他们以更多的扶持。
就在二萧的创作生涯如日中天的时候，萧红的情绪却在一天比一天地低落了下来，而且她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衰落下来……
早年的贫困、漂泊、磨难，以及心灵所蒙受的巨大创伤，对人世间的厌烦，导致萧红的体质一向很弱，而且早在1932年夏季萧军前去解救他的时候，“她的散发中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有关萧红体弱多病及20岁刚出头就有了明显的白发，舒群提及过，张梅林提及过，方未艾等也提及过，就连梅志、许广平也从一开始接触就明显地感受到了。许广平先生在1946年7月1日发表于《文艺复兴》杂志1卷6期上的《追忆萧红》一文中这样写道：
除了脸色苍白之外，萧红先生在和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就看到她花白的头发了。时常听见她诉说头痛……
对于体弱多病的萧红所显露出的心态和病情，萧军是无法予以全部理解的。而且因为忙-拼命地写稿以维持日常生活的开支，以至于往往一个偶然间的疏忽，就会惹得萧红很不高兴。她心里一旦结了疙瘩便会好长时间解不脱，于是，她便跑到鲁迅先生家中，一去一整天，常常使得有着慈母一般心肠的许广平（实际上，许广平只比萧红大13岁），不得不放下手头正在忙着的活计，陪着她说话、解闷儿。
对此，许广平先生在《忆萧红》一文中这样写道：
鲁迅先生不时在病，不能多见客人。
她（他）们搬到北四川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来住下，据萧军先生说：“靠近些，为的是可以方便，多帮忙。”
但每天来一两次的不是他而是萧红女士，因此我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留出时间在楼下客厅陪萧红女士长谈。她有时谈得很开心，更多的是勉强谈话而强烈的哀愁，时常侵袭上来，像用纸包着水，总没法不叫它渗出来。自然萧红女士也常用力克制，却转像加热在水壶上，反而在壶外面都是水点，一些也遮不住。
在次年发表的《追忆萧红》一文中，许广平又这样写道：
当然不能否认，萧红先生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实际多少还赋于女性的柔和，所以在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感情胜过理智。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然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然而她还能振作一时，替萧军先生整理、抄写文稿。有时又诉说她头痛得厉害，身体也衰弱，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
梅志在80年代写的《忆萧红》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追述：1936年夏天，胡风为了帮助一个不懂中文的日本人翻译鲁迅先生的著作，加之冯雪峰自陕北回到上海住在鲁迅家中，因此几乎天天要到鲁迅家去，在那里：
经常都遇到萧红在下面，F（胡风）悄悄的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先生亲自来引我到大厅里，并且低声地对我说：
“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之后她就忙她的事了。
萧红形容憔悴，脸都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她对我很冷淡，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儿。倒是海婴很活跃，搬出了他的玩具和书本，要萧红和他一起搭积木，我也就参加了。海婴嘴不停地问这问那，萧红慢慢地兴致也好了起来。这时她才和我拉拉家常似的，问我孩子长得怎么样？海婴也接着说：
“侬格小弟弟好白相勒！”
我们大家都笑了，气氛也就变得和谐愉快了。
有一次许先生在楼梯口迎着我，还是和我诉苦了。
“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详细情况我也不好多问，我就尽量地陪他们玩着，使他们高兴……
萧军个性倔犟，适应性也强，自小充满着那种叛逆者的反抗精神，无论是对于外力的压迫，还是生活的重重压力，无论是生，还是死，无论是病，还是灾，萧军从来不把它当做一回事，坦然处之，勇往直前。而萧红则就不同了，自尊性又是那样的强，受不得半点儿的委屈，容不得他人对她的半点忽视。生活适应能力差，对于环境和生活的磨难，常常缺乏足够的思想精神准备，倘若一遇上困难，不是愤慨异常，便是不知所云，张皇失措。
在此，我们也可以从她自己的“素描”中来见诸一二。
在1936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商市街》这部散文集中，萧红极为逼真、形象地描绘了自己在1932年冬从医院产后出来，跟随萧军住欧罗巴旅馆、商市街25号……直到最终因出版反满抗日的《跋涉》遭日伪通缉、被迫南下流亡离开哈尔滨之前，她与萧军这一时期共同生活的掠影。
萧红搬到商市街25号以后，虽然不用交房钱，但生活仍很贫困：“每天吃饭，睡觉，愁柴，愁米……”黑列巴（即黑面包-秋石注）和白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他们唯一赖以生存的食品。白天，萧军外出找工作，萧红就在家里烧饭等他。有一次萧红点火点不着，非常不高兴，她写道：“火炉烧起又灭，灭了再弄着，灭到第三次，我懊恼了！我再不能抑制我的愤怒，我想冻死吧，饿死吧，火也点不着，饭也烧不熟。”
这时，如果萧军在她旁边，往往一逗她，她就一定会“阴转多云”。可是萧军为这个家出去找职业了，她就会委屈地感受到莫名的孤单，觉得此时的“家，没有阳光，没有温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不生茅草荒凉的广场”。
而只要一听到萧军回来的沉重脚步声，萧红会调皮地藏在门口，不等他找到就跳出来怪声地吓唬他。有时萧军也会故意装出一副被她吓着的样子，逗得萧红哈哈大笑。这就是萧红，敏感、细腻、脆弱，在丈夫面前有时像女儿一样，任何不同的事情都能让她产生极其强烈的感情。
萧军曾向人描述过这么一件“趣事”：1937年萧红自日本回到上海，二萧住在吕班路256弄一处由白俄经营的家庭公寓里。她一时写不出文章来，而萧军的创作兴致却越来越浓，低着头一个劲地写作，顿时引发了萧红的妒忌和“勃然大怒”。她强压住心头的怒气，站在萧军背后，把萧军光着脊背、戴着一顶小帽大写特写的背影，用炭条素描了下来。事后，萧红拿着这张自以为得意的杰作对萧军说，这是她对他的一种嫉妒性的“报复”！
萧红和萧军，一个纤细，一个粗犷；一个多病，一个强壮；一个多愁善感，一个坦荡豪爽；一个出手颇慢，一个坐下就能写，而且可以不分时间、场合、地点，说写就写，“有窝就下蛋”……凡此种种差异，时间一长，必定会产生一些矛盾，而小的矛盾和摩擦积累多了，也自然会产生隔阂乃至“根本”上的冲突。
比如，萧军有时在评判萧红的一些作品时，好开一些玩笑，不留情面地加以评说，这跟鲁迅先生在指出《生死场》之不足时所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鲁迅在看待一个“孩子气不改”的青年作家之作品时，可以说是“无可奈何的”-也就是说是兼顾到对方的自尊心的。前文我们已经叙述过了，于是先有了第一封信中“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的估价，尔后在两天后发出的又一封信中才来了个直截了当的“批评式”说明：“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得弯曲一点。”
而萧军的做法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在上海，以及后来在武汉，他不止一次犯过类似的“错误”-即直截了当地当着他人的面评判萧红创作上的某些不足，而且语言又是那样的不中听-尽管是玩笑式的，但萧红压根儿受不了！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一重又一重的隔阂，从而埋下了最终导致分离的祸根。
萧红自己也承认：“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
但，说起来容易，而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尤其是有着与众不同孤傲个性的萧红。
萧军认为：萧红“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她会感到它-这样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还会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
萧军的这个基本“认识”，源自于他们俩的共同生活，因此也比较切合实际切合萧红的内心世界：萧红的自尊心太强，根本受不得一点委屈；而萧红的心始终停留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那间充作备用客房的阴暗、霉湿的储藏室里，而老是“长不大”……
萧军曾经这样说过：
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为：他爱的是要有远大理想和抱负，拿得起，放得下，藐视一切艰难险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女性，而不是那种动辄哭哭啼啼、缠缠绵绵，心中只有一个小我，整日里厮守爱人、孩子、家庭的女性！
1979年8月17日，于哈尔滨文艺界为欢迎他重返《跋涉》的诞生地而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时笔者也参加了），萧军就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描写这样说道：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美丽不美丽？当然很美。可惜，又很不结实，纤纤弱弱，风一吹就摇晃，遇到困难只会哭，连个理想的爱情都不敢执著地去追求，甘受别人的愚弄、欺骗和摆布，哪有一丁点儿反抗精神？结果呢？还不是红颜薄命，青春夭折。所以，林黛玉这个人不可取，在读者心目中是没有用的。
萧军的这个认识来源于鲁迅。周作人在《鲁迅的笑》一文中这样写道：
有一位北京大学听讲小说史的人，曾记述过这么一回事情。鲁迅讲小说讲到了《红楼梦》，大概引用了一节关于林黛玉的本文，便问大家爱林黛玉不爱。大家回答，大抵都是爱的吧，学生中间忽然有人询问，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道，我不爱。学生又问，为什么不爱，鲁迅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
在这里萧军有关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他在爱情、家庭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以及现实生活中不止一次发生的对萧红的“不忠”，因而，二萧分手的悲剧最终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