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享受温馨
《海燕》因影响很大，又团结了一批人，为当时的文坛瞩目。这时，有一个叫孟十还的聪明人适时地登了场。孟十还也是作家，他想依靠这些《海燕》的成员另创办一个刊物。通过聂绀弩的关系，孟十还早已在《译文》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和鲁迅也有了个人通信往来，而且他在出版界有熟人。他和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接洽，后者表示乐意办这样一个刊物。其实，张静庐已有黎烈文的综合性半月刊《中流》，后又接受了《译文》（此时已复刊）。张静庐是一个老书界人，十多年来，不但在出版发行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刊物内容的把握上也很内行，是一个真正懂得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的专门出版商。
一天，孟十还通知胡风夫妇和萧军夫妇到他的新居去吃晚饭，地点在兆丰公园附近的一个弄堂小洋房里。晚饭有几个冷盘，主要是吃饺子。在未入席前，孟十还说出了他的计划，原来，他已和上海杂志公司说好了，连刊名也定下了，叫《作家》，他希望《海燕》的全体作家都参加。还说，他虽然出面当主编，但只是一个跑跑腿的小伙计，希望胡风和萧军萧红夫妇在编辑方面多费点力，每期可以开一次编辑会……
因为在《海燕》停刊后没有别的刊物可以自由发表文章，见他说得不错，于是，大家也就表示同意支持他。
第1期《作家》出版了，内有鲁迅署名的《我们第一个师父》，胡风则给了他回答周扬的论文《典型论的混乱》。因为发表周扬指责胡风的那篇《典型与个性》的《文学》杂志不愿用，于是就在《作家》上刊出了，后来，周扬没再写反批评文章。在这一期《作家》上，萧军以犀利的笔法写下了《一只不祥的鸟-给海燕》的文章。
上海杂志公司还专门为《作家》的创刊和发行在《申报》上刊登了整版的广告，目录用黑体字突出了主要作家的文章。广告下面还有两条：一是《中流》，黎烈文主编；一是《译文》，黄源主编（为黄源先前遭受的屈辱正了名）。这样一来，整幅广告就为《作家》在群众中争取了读者，销路超过了老牌的《文学》。
萧军、萧红参与了《作家》的编委会工作，但孟十还一些我行我素的做法也引起了鲁迅和胡风等人的不快。
1936年的三四月间，阳春季节，春光明媚，桃花盛开，柳絮飞扬，给了这对来自冰天雪地的东北作家前所未有的活力。应《作家》负责人孟十还的邀请，二萧同游了千古名城杭州。
在烟波画桥的西子湖畔，在有着众多美丽传说的许仙与白娘子会面处的断桥，在茫茫苍苍的葛岭和清澈沁人的九溪，在钱塘江畔万绿丛中的六和塔下，留下了这一对来自沦陷地游子的身影，使他们一时忘记了忧愁。这是二萧自1934年冬因躲避国民党特务迫害、自青岛流亡上海以来的首次出游，也是疾病缠身的萧红东渡扶桑疗病之前两人的唯一一次出游。在上海的一年半中，即使是近在咫尺之间的江南名城苏州无锡，还是萧红中学时代好友徐淑娟的家乡-千年古城常熟，他们也不曾涉足一步。他们这一路跋涉得太累太累了，生活的压力又是如此这般的沉重，这回，若非孟十还的提议和邀请，也许二萧还不曾想到要出游去领略一下江南山山水水的旖旎风光呢！
论理，论情，论工作之繁重，二萧确实也需要放松放松了。
有关这次阳春三月的出游，现在留下来的文字很少很少。无论是萧军还是萧红，似乎都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来加以说明或纪念。而更令人们不可思议的是：不知何缘故，擅长抒情的萧红，面对一派飘逸秀丽、前所未闻的江南春光，竟连一篇散文也没有留在世上……
而唯一能够说明的是，据萧军自述，“作了很多古体诗”。当然，历经半个多世纪，这些古体诗能找到的实在太少了。
鲁迅在1936年2月23日发出的第五十三封信中，也是他致二萧的最后一封信中对萧军嘱告道：“义军的事情，急于应用，等通信恐怕来不及，所以请你把过去二、三年中的经过（用回忆记的形式就好），撮要述给他们，逾快逾好，可以先写给一二千字，余续写。”
鲁迅所云“义军的事情”，乃是指他亲自联系的英文刊物《中国呼声》（史沫特莱参与）约请萧军写的稿。根据鲁迅嘱告，萧军很快撰写完毕《东北义勇军》一稿，刊发于1936年6月1日的《中国呼声》第1卷第6期上。
鉴于鲁迅先生已向二萧公开了自己的住址，二萧尤其是萧红进出鲁宅的次数也多了起来。为此，二萧作出决定，于1936年3月从法租界搬到了距鲁迅咫尺之间的北四川路底永乐里。他们在这里一直居住到同年7月萧红赴日本疗病时止。
对于此次搬家，其意义非前几次所可比。二萧当时的想法，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他们不想再分散鲁迅先生的精力了，免得一有事总得劳烦先生给他们写回信，有些琐事，顺便和先生谈一下就随时可以解决的。另一个原因，则完全是出自两个青年人发自心底深处的良好愿望了。尤其是萧军本人，觉得自己年轻力壮，精力过剩，因此，很想给鲁迅先生在生活上、工作上……能有所尽力，给以必要的帮助，以减轻先生的负担。
当时，鲁迅先生家中的情况是：鲁迅经常处于发病状态中，而且是超负荷地、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工作着。许广平呢，除要照顾一家的生活之外，还经常要代鲁迅先生抄录稿件，海婴又太小，雇请的两个老用人也上了年纪，动作不是那么灵便……搬到永乐里后，二萧也曾就此向先生及许广平表达了类似的“心意”。然而，他们听后只是淡淡一笑了事，他们都是强调自力更生的，实际上，二萧几乎什么“忙”也没有帮上。
“欠”着情儿的萧红每每见到鲁迅辛劳地工作，总想替他分担点什么，可每当她问及有什么事可做时，鲁迅总是回绝说没有。只有一回，似乎拗不过萧军和萧红的“纠缠”，鲁迅先生拿出了一份署名为萧参的瞿秋白的译作《高尔基短篇小说集》，让二萧帮忙圈点，以备付排。不等萧军表示什么，萧红就一把抢了过去，而且只花了一天时间全看完了。鲁迅接过来，看了看，并没有说什么就放下了。直到鲁迅逝世后，萧红从日本归来，许广平才告诉二萧，萧参的《高尔基短篇小说集》译作，鲁迅先生又一一重新圈点过，一边圈点，还一边无可奈何地说道：唉，这些青年人，没有事情要事情做，给了事情又不认真地去做……萧红当时听了许广平的话，心里懊悔极了。原本是想为鲁迅减轻些负担，谁知道却是越帮越忙，反倒增加了先生的工作量。
当然，在一起的更多的时间里，他们与鲁迅先生全都乐陶陶的。萧红还经常在鲁迅家的厨房里露一手，将有北方特色的面食儿做得色香味俱佳。萧红做的面食儿有饺子、韭菜合子、合叶饼等。有一次，她做了葱油饼，鲁迅先生还特地在日记里添加了一笔：“萧军、悄吟来，制葱油饼做夜餐。”有时，鲁迅先生吃得高兴了，便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广平：“我能再吃几个吗？”
海婴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回忆道：
每当（父亲）病情稍有好转，就有萧军、萧红两人来访。这时候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萧红的做饭手艺。且不说包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饭食，一眨眼的功夫，就热气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阿拉丁”神灯魔力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在这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两口，并且赞不绝声，与萧军、萧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灵里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快。
有时候，二萧也常从那些白俄开设的小食品商店里买些黑面包、俄式香肠之类的吃食，带到鲁迅先生家中，来上一顿中西合璧的晚餐。
当然，鲁迅先生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令他生气的事也是时有发生的。
一天下午，在鲁迅家，大约是为了庆祝《海燕》第1期出版当日便售尽两千册，鲁迅先生邀一些人宴请。为了赴宴会，爱美的萧红要许广平为她找一根绸布条束头发。许广平很快拿来了好多种颜色的，最后选定了米色。不知怎么搞的，兴许是为了闹着玩儿，许广平取出一条桃红色的绸布条放在了萧红的头发上，一边比试，一边口中还开心地说道：
“好看吧，多漂亮！”
萧红也一脸的得意扬扬，顽皮地等着鲁迅先生的观看和赞美。
不料，鲁迅先生一看，顿时便来上了气，眼皮往下一放，厉声说道：
“不要那样装扮她……”
许广平窘迫得不知所措，萧红也立时安静了下来。
后来，许广平告诉萧红说，她在北平女师大读书时，鲁迅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静静地看着她们。而无论是谁，只要一接触他这种眼光，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有时候吃过晚饭，恰好鲁迅先生也有空，而且也有兴趣，于是，两家人，或会同常去的周建人一家人，或别的来访客人一起，同赴影剧院观看影片，多是外国影片，如《黄金湖》、《绿岛沉珠记》，还有苏联影片等。
关于与二萧同去观看电影，这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记载并不少，现特举一二例，加以说明。
1936年3月28日，鲁迅记道：
……邀萧军、悄吟、蕴如、蕖官、三弟及广平携海婴同往丽都影院观《绿岛沉珠记》下集。
4月11日记：
……晚萧军、悄吟来。蕴如携阿菩来。河清来。夜三弟来。饭后邀客及广平携海婴同往光陆戏院观看《铁血将军》。
一次，二萧与鲁迅先生他们看电影，正好前面加映一个新闻片，当银幕上出现苏联人民在红场上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盛大场面时，鲁迅先生意味深长地对二萧说：“这个我怕看不到……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
诚然，有时，二萧也因“孩子气”而闹出一些傻事儿，令鲁迅先生哭笑不得，可到了最后，还是由鲁迅化解了那些“哭笑不得”的事儿所引发的不必要的误解。
路近了，且好在小海婴同他们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萧红是从不管刮风下雨，每每晚饭后，总要到大陆新村鲁宅，和先生一起谈天说地拉家常。
一天，萧军和萧红在鲁迅先生家吃过晚饭后，坐在先生的屋子里闲谈。在先生的座位旁有一只连着桌子的镜架，镜架前面摆着日本友人送给小海婴玩的一具日本小孩钓鱼的造型。小孩手中拿着一根钓鱼竿，钓鱼竿下坠的一条细线上系了一条小鱼。萧军看着看着就觉得好奇起来，乘着鲁迅先生与萧红闲谈的热闹劲儿，他就用手不停地一上一下地扯起了那小鱼儿，他是瞅瞅渔竿儿到底有多少弹力。不料，拽着，拽着，只听“啪”的一声一下子竟把渔竿儿给拽断了。听到响声，鲁迅本能地望了他一眼。这下，萧军可受不了，他觉得鲁迅先生这不是普普通通的望，而是在狠狠地瞪他。想到这里，他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一连两天没有去鲁迅先生家，只是萧红一个人自己去。这回，轮到鲁迅先生纳闷了。到了第三天，鲁迅先生终于忍不住了，他向单个前来的悄吟太太问道：“那一位怎么两天没来了呢？”
“他说你‘瞪’他了，他不来了！”
萧红得宠一般地笑着回答，接着，她把萧军那天如何拽断了渔竿，心中不好意思，加上先生又“瞪”了他一眼，所以不来了。
鲁迅一听，忍不住笑了起来，忙说：“还是来罢！我没‘瞪’他，我看人就是那个样子……还是来罢……”
于是，第二天晚饭后，萧军又像往常一样和萧红一起去了。
鲁迅先生送给朋友们的书，总是要包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样子，尔后再拿绳子捆好，结扣的时候，如果有一头多一点，他也一定要拿剪子铰齐了才送人。一次，出版社出版了由鲁迅先生编辑的版画集《引玉集》，萧军事先和鲁迅先生说定了，要圆脊背的那种。鲁迅先生允诺道：好，就给你圆脊背的！到了那一天，鲁迅先生先给了他一本方脊背的。萧军一看，马上回道：“方脊背的我不要！我要圆脊背的。”鲁迅先生笑了笑，也即刻回答道：“圆脊背的还给你，这本方脊背的是白搭给你的，便宜你的，你还要不要？”萧军一听，像孩子一样乐了：“要，都要！”
萧军是这样，可孩子气比萧军还要足的萧红有时也会犯傻劲儿，而且那个傻劲儿更是连鲁迅先生也无法招架儿，最终不得不挂起了免战牌，以沉默“抗”之。
萧红心灵手巧，做文章的灵气足，做衣服的手巧，这是与她熟悉的人都知道的。萧红爱美，爱美是女人特别是年轻女人的一大嗜好，但究竟如何个美法，各人眼里有各自不同的标准，里面是大有文章可以做的。而在上海，其审美标准，尤其是对于女性的穿着打扮，同生活在东北的人们又大不一样。例如东北姑娘一年中大部分季节好穿各式各样长短不一的皮靴，而上海姑娘们则大不以为然，她们喜欢的是式样新颖、小巧灵便的高跟半高跟皮鞋。
从呼兰河畔大户人家后花园里走出来的萧红，见惯了花，见惯了红与绿……
有一天，萧红穿了一件式样颇为新式的上衣，上衣有宽宽的袖子，火一样的红颜色，她的下身是一条咖啡色的格子裙子，脚蹬一双短筒靴子，季节又是……这时的萧红自我感觉颇为良好，她跑进了鲁迅家中，满心指望鲁迅或者许广平能对她的新服饰来上一通赞美式的评论。可惜的是，许广平正忙于家务，无暇注意到她的“漂亮”着装。而这时的鲁迅大约是写作累了的缘故，正斜斜地靠在躺椅上，静静地抽着烟，也许他压根儿没有注意到萧红的这身新的打扮，只是见到萧红走进来，便淡淡地说了一句：“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萧红见鲁迅根本不注意到她的新衣着，未免又孩子气地忍不住问了一句：“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听到这问声，鲁迅这才转过神来，将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后极坦率地回答道：“不大漂亮。”随后鲁迅又解释上了：“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接下去，鲁迅又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衣服的色彩如何同人的体型和肤色相互协调的问题。鲁迅认为：“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子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鲁迅先生这一番源自生活深入浅出的话，顿时把萧红说得五体投地。萧红心里很是纳闷，鲁迅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呢，尤其是女人穿衣裳之类的事情。于是，一股源自头脑深处的好奇心驱使着萧红想来个刨根问底。
鲁迅的回答则是很简单：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其实，鲁迅的回答是很实际的，看书是一方面，观察生活更为重要，知识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没有实践，没有生活，书本上的知识也就不成为知识，可粗心的萧红就是不往这里细想，她还想问下去：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鲁迅的回答是越来越短，可萧红浑似不知觉的还要来一个小葱拌豆腐-问个一清二楚：“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这回，鲁迅先生难于回答了，于是干脆报之以沉默。倒是在一旁的许广平看出点问题来了，她既要解先生受“长不大的女士”之围，又不愿扫萧红的兴，便从旁轻轻解释了一句：“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呵……”
于是，萧红得到了满足，不再问下去了，而鲁迅先生也因此被解了围。
在鲁迅先生的热情介绍和推荐下，二萧同出版界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除已认识的黄源（《译文》、《文学》）和曹聚仁（《芒种》），他们还认识了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壁，《文学》的傅东华、郑振铎，《太白》的陈望道，《新小说》的郑伯奇等编辑。鲁迅还介绍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主编巴金、周文、沈丛文等与二萧相识，从而为他们的作品的源源不断地问世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
大约是在1936年的5月间，二萧认识了跟随中国工农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员、左翼作家冯雪峰。
冯雪峰肩负着党中央赋予的使命，自陕北被党中央派回了上海，他是来与鲁迅一起建立统一的抗日的文学阵线的。
从冯雪峰口中，二萧知道了很多他们前所未闻的事情。几年后，萧红萌发了要与丁玲、萧军等人一起写一部伟大的悲壮的气吞山河的史诗《红楼》，《红楼》所记述的即系震撼全世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这之前，二萧并不认识冯雪峰，二萧自青岛抵达上海与鲁迅先生会面的时候，冯雪峰正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
一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许广平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餐桌，围着桌子坐满了人，这是每一个星期六晚餐的演绎。除二萧外，还有周建人先生的一家大小。在鲁迅先生旁边紧挨着坐着的，是一个很瘦很高穿着背心的人。鲁迅先生向大家介绍道：
“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同乡是指鲁迅与他都是浙江人，但不在一地，鲁迅是在绍兴，他呢，则是在南边一些的义乌县。
冯雪峰的头发剃得很短，而且生性也比较活跃，吃饭时，他倒反客为主，分别给萧军、萧红倒了一盅酒。在萧红的眼中，他不大像个商人，总之，知识渊博，文人气息很浓厚。吃完饭，他又侃侃地谈开了，谈起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和《二心集》来，说得头头是道。这使萧红听得入了神，萧红想：“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又一个星期六，这一回的晚餐改在了楼下客厅后的方桌后，天气晴朗，由于是到了暑天，一阵阵地刮着热风。又是饭前喝酒，桌上的菜里多了一碗鲁迅平素喜爱的油煎大黄花鱼，这次喝酒不用酒盅，改用了饭碗。被鲁迅称之为“商人”的冯雪峰又大口大口地喝开了酒，而且酒瓶就放在他的旁边。
这回，冯雪峰叙谈的主题是中国西南、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苗人、蒙古人以及西藏女人的一些轶闻趣事。
萧红听了越来越纳闷了：“这商人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但是她的纳闷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因为就在这时，海婴叫了他一声“冯先生”，于是，萧红也就明白了个大概。
初时，也就是冯雪峰刚自陕北抵达上海的时候，他是住在鲁迅家中的。由于工作太多太繁忙，又要召集一些人开会研究事情，还要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他常常回来得很晚。有时，二萧很晚从鲁迅家中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自外面夜归的冯雪峰。
后来，他搬走了。搬走那天，是许广平送他出的门，冯雪峰身着长衫，手中提着一只小箱子……
冯雪峰离去后，鲁迅先生默不出声地在屋内踱着步子，突然间，他转过身子来，问道：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萧红顺着回答道。
鲁迅先生又踱了几步，尔后意味深长地向二萧说道：
“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是的，”萧红在心中说道，“冯先生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回来的。”
从此之后，萧红再也没有见过冯雪峰，而萧军与之再度会面，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的北京，时冯雪峰担任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而萧军则成了背负着“三反”弥天大罪的“黑人”。为了出版《五月的矿山》和《第三代》，萧军和冯雪峰交涉过。交涉未果，萧军上书毛泽东，最后毛泽东下令：萧军的书可以出的，于是冯雪峰就发排出版了萧军的这两部著作……
一天，孟十还通知胡风夫妇和萧军夫妇到他的新居去吃晚饭，地点在兆丰公园附近的一个弄堂小洋房里。晚饭有几个冷盘，主要是吃饺子。在未入席前，孟十还说出了他的计划，原来，他已和上海杂志公司说好了，连刊名也定下了，叫《作家》，他希望《海燕》的全体作家都参加。还说，他虽然出面当主编，但只是一个跑跑腿的小伙计，希望胡风和萧军萧红夫妇在编辑方面多费点力，每期可以开一次编辑会……
因为在《海燕》停刊后没有别的刊物可以自由发表文章，见他说得不错，于是，大家也就表示同意支持他。
第1期《作家》出版了，内有鲁迅署名的《我们第一个师父》，胡风则给了他回答周扬的论文《典型论的混乱》。因为发表周扬指责胡风的那篇《典型与个性》的《文学》杂志不愿用，于是就在《作家》上刊出了，后来，周扬没再写反批评文章。在这一期《作家》上，萧军以犀利的笔法写下了《一只不祥的鸟-给海燕》的文章。
上海杂志公司还专门为《作家》的创刊和发行在《申报》上刊登了整版的广告，目录用黑体字突出了主要作家的文章。广告下面还有两条：一是《中流》，黎烈文主编；一是《译文》，黄源主编（为黄源先前遭受的屈辱正了名）。这样一来，整幅广告就为《作家》在群众中争取了读者，销路超过了老牌的《文学》。
萧军、萧红参与了《作家》的编委会工作，但孟十还一些我行我素的做法也引起了鲁迅和胡风等人的不快。
1936年的三四月间，阳春季节，春光明媚，桃花盛开，柳絮飞扬，给了这对来自冰天雪地的东北作家前所未有的活力。应《作家》负责人孟十还的邀请，二萧同游了千古名城杭州。
在烟波画桥的西子湖畔，在有着众多美丽传说的许仙与白娘子会面处的断桥，在茫茫苍苍的葛岭和清澈沁人的九溪，在钱塘江畔万绿丛中的六和塔下，留下了这一对来自沦陷地游子的身影，使他们一时忘记了忧愁。这是二萧自1934年冬因躲避国民党特务迫害、自青岛流亡上海以来的首次出游，也是疾病缠身的萧红东渡扶桑疗病之前两人的唯一一次出游。在上海的一年半中，即使是近在咫尺之间的江南名城苏州无锡，还是萧红中学时代好友徐淑娟的家乡-千年古城常熟，他们也不曾涉足一步。他们这一路跋涉得太累太累了，生活的压力又是如此这般的沉重，这回，若非孟十还的提议和邀请，也许二萧还不曾想到要出游去领略一下江南山山水水的旖旎风光呢！
论理，论情，论工作之繁重，二萧确实也需要放松放松了。
有关这次阳春三月的出游，现在留下来的文字很少很少。无论是萧军还是萧红，似乎都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来加以说明或纪念。而更令人们不可思议的是：不知何缘故，擅长抒情的萧红，面对一派飘逸秀丽、前所未闻的江南春光，竟连一篇散文也没有留在世上……
而唯一能够说明的是，据萧军自述，“作了很多古体诗”。当然，历经半个多世纪，这些古体诗能找到的实在太少了。
鲁迅在1936年2月23日发出的第五十三封信中，也是他致二萧的最后一封信中对萧军嘱告道：“义军的事情，急于应用，等通信恐怕来不及，所以请你把过去二、三年中的经过（用回忆记的形式就好），撮要述给他们，逾快逾好，可以先写给一二千字，余续写。”
鲁迅所云“义军的事情”，乃是指他亲自联系的英文刊物《中国呼声》（史沫特莱参与）约请萧军写的稿。根据鲁迅嘱告，萧军很快撰写完毕《东北义勇军》一稿，刊发于1936年6月1日的《中国呼声》第1卷第6期上。
鉴于鲁迅先生已向二萧公开了自己的住址，二萧尤其是萧红进出鲁宅的次数也多了起来。为此，二萧作出决定，于1936年3月从法租界搬到了距鲁迅咫尺之间的北四川路底永乐里。他们在这里一直居住到同年7月萧红赴日本疗病时止。
对于此次搬家，其意义非前几次所可比。二萧当时的想法，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他们不想再分散鲁迅先生的精力了，免得一有事总得劳烦先生给他们写回信，有些琐事，顺便和先生谈一下就随时可以解决的。另一个原因，则完全是出自两个青年人发自心底深处的良好愿望了。尤其是萧军本人，觉得自己年轻力壮，精力过剩，因此，很想给鲁迅先生在生活上、工作上……能有所尽力，给以必要的帮助，以减轻先生的负担。
当时，鲁迅先生家中的情况是：鲁迅经常处于发病状态中，而且是超负荷地、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工作着。许广平呢，除要照顾一家的生活之外，还经常要代鲁迅先生抄录稿件，海婴又太小，雇请的两个老用人也上了年纪，动作不是那么灵便……搬到永乐里后，二萧也曾就此向先生及许广平表达了类似的“心意”。然而，他们听后只是淡淡一笑了事，他们都是强调自力更生的，实际上，二萧几乎什么“忙”也没有帮上。
“欠”着情儿的萧红每每见到鲁迅辛劳地工作，总想替他分担点什么，可每当她问及有什么事可做时，鲁迅总是回绝说没有。只有一回，似乎拗不过萧军和萧红的“纠缠”，鲁迅先生拿出了一份署名为萧参的瞿秋白的译作《高尔基短篇小说集》，让二萧帮忙圈点，以备付排。不等萧军表示什么，萧红就一把抢了过去，而且只花了一天时间全看完了。鲁迅接过来，看了看，并没有说什么就放下了。直到鲁迅逝世后，萧红从日本归来，许广平才告诉二萧，萧参的《高尔基短篇小说集》译作，鲁迅先生又一一重新圈点过，一边圈点，还一边无可奈何地说道：唉，这些青年人，没有事情要事情做，给了事情又不认真地去做……萧红当时听了许广平的话，心里懊悔极了。原本是想为鲁迅减轻些负担，谁知道却是越帮越忙，反倒增加了先生的工作量。
当然，在一起的更多的时间里，他们与鲁迅先生全都乐陶陶的。萧红还经常在鲁迅家的厨房里露一手，将有北方特色的面食儿做得色香味俱佳。萧红做的面食儿有饺子、韭菜合子、合叶饼等。有一次，她做了葱油饼，鲁迅先生还特地在日记里添加了一笔：“萧军、悄吟来，制葱油饼做夜餐。”有时，鲁迅先生吃得高兴了，便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广平：“我能再吃几个吗？”
海婴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回忆道：
每当（父亲）病情稍有好转，就有萧军、萧红两人来访。这时候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萧红的做饭手艺。且不说包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饭食，一眨眼的功夫，就热气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阿拉丁”神灯魔力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在这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两口，并且赞不绝声，与萧军、萧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灵里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快。
有时候，二萧也常从那些白俄开设的小食品商店里买些黑面包、俄式香肠之类的吃食，带到鲁迅先生家中，来上一顿中西合璧的晚餐。
当然，鲁迅先生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令他生气的事也是时有发生的。
一天下午，在鲁迅家，大约是为了庆祝《海燕》第1期出版当日便售尽两千册，鲁迅先生邀一些人宴请。为了赴宴会，爱美的萧红要许广平为她找一根绸布条束头发。许广平很快拿来了好多种颜色的，最后选定了米色。不知怎么搞的，兴许是为了闹着玩儿，许广平取出一条桃红色的绸布条放在了萧红的头发上，一边比试，一边口中还开心地说道：
“好看吧，多漂亮！”
萧红也一脸的得意扬扬，顽皮地等着鲁迅先生的观看和赞美。
不料，鲁迅先生一看，顿时便来上了气，眼皮往下一放，厉声说道：
“不要那样装扮她……”
许广平窘迫得不知所措，萧红也立时安静了下来。
后来，许广平告诉萧红说，她在北平女师大读书时，鲁迅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静静地看着她们。而无论是谁，只要一接触他这种眼光，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有时候吃过晚饭，恰好鲁迅先生也有空，而且也有兴趣，于是，两家人，或会同常去的周建人一家人，或别的来访客人一起，同赴影剧院观看影片，多是外国影片，如《黄金湖》、《绿岛沉珠记》，还有苏联影片等。
关于与二萧同去观看电影，这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记载并不少，现特举一二例，加以说明。
1936年3月28日，鲁迅记道：
……邀萧军、悄吟、蕴如、蕖官、三弟及广平携海婴同往丽都影院观《绿岛沉珠记》下集。
4月11日记：
……晚萧军、悄吟来。蕴如携阿菩来。河清来。夜三弟来。饭后邀客及广平携海婴同往光陆戏院观看《铁血将军》。
一次，二萧与鲁迅先生他们看电影，正好前面加映一个新闻片，当银幕上出现苏联人民在红场上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盛大场面时，鲁迅先生意味深长地对二萧说：“这个我怕看不到……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
诚然，有时，二萧也因“孩子气”而闹出一些傻事儿，令鲁迅先生哭笑不得，可到了最后，还是由鲁迅化解了那些“哭笑不得”的事儿所引发的不必要的误解。
路近了，且好在小海婴同他们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萧红是从不管刮风下雨，每每晚饭后，总要到大陆新村鲁宅，和先生一起谈天说地拉家常。
一天，萧军和萧红在鲁迅先生家吃过晚饭后，坐在先生的屋子里闲谈。在先生的座位旁有一只连着桌子的镜架，镜架前面摆着日本友人送给小海婴玩的一具日本小孩钓鱼的造型。小孩手中拿着一根钓鱼竿，钓鱼竿下坠的一条细线上系了一条小鱼。萧军看着看着就觉得好奇起来，乘着鲁迅先生与萧红闲谈的热闹劲儿，他就用手不停地一上一下地扯起了那小鱼儿，他是瞅瞅渔竿儿到底有多少弹力。不料，拽着，拽着，只听“啪”的一声一下子竟把渔竿儿给拽断了。听到响声，鲁迅本能地望了他一眼。这下，萧军可受不了，他觉得鲁迅先生这不是普普通通的望，而是在狠狠地瞪他。想到这里，他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一连两天没有去鲁迅先生家，只是萧红一个人自己去。这回，轮到鲁迅先生纳闷了。到了第三天，鲁迅先生终于忍不住了，他向单个前来的悄吟太太问道：“那一位怎么两天没来了呢？”
“他说你‘瞪’他了，他不来了！”
萧红得宠一般地笑着回答，接着，她把萧军那天如何拽断了渔竿，心中不好意思，加上先生又“瞪”了他一眼，所以不来了。
鲁迅一听，忍不住笑了起来，忙说：“还是来罢！我没‘瞪’他，我看人就是那个样子……还是来罢……”
于是，第二天晚饭后，萧军又像往常一样和萧红一起去了。
鲁迅先生送给朋友们的书，总是要包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样子，尔后再拿绳子捆好，结扣的时候，如果有一头多一点，他也一定要拿剪子铰齐了才送人。一次，出版社出版了由鲁迅先生编辑的版画集《引玉集》，萧军事先和鲁迅先生说定了，要圆脊背的那种。鲁迅先生允诺道：好，就给你圆脊背的！到了那一天，鲁迅先生先给了他一本方脊背的。萧军一看，马上回道：“方脊背的我不要！我要圆脊背的。”鲁迅先生笑了笑，也即刻回答道：“圆脊背的还给你，这本方脊背的是白搭给你的，便宜你的，你还要不要？”萧军一听，像孩子一样乐了：“要，都要！”
萧军是这样，可孩子气比萧军还要足的萧红有时也会犯傻劲儿，而且那个傻劲儿更是连鲁迅先生也无法招架儿，最终不得不挂起了免战牌，以沉默“抗”之。
萧红心灵手巧，做文章的灵气足，做衣服的手巧，这是与她熟悉的人都知道的。萧红爱美，爱美是女人特别是年轻女人的一大嗜好，但究竟如何个美法，各人眼里有各自不同的标准，里面是大有文章可以做的。而在上海，其审美标准，尤其是对于女性的穿着打扮，同生活在东北的人们又大不一样。例如东北姑娘一年中大部分季节好穿各式各样长短不一的皮靴，而上海姑娘们则大不以为然，她们喜欢的是式样新颖、小巧灵便的高跟半高跟皮鞋。
从呼兰河畔大户人家后花园里走出来的萧红，见惯了花，见惯了红与绿……
有一天，萧红穿了一件式样颇为新式的上衣，上衣有宽宽的袖子，火一样的红颜色，她的下身是一条咖啡色的格子裙子，脚蹬一双短筒靴子，季节又是……这时的萧红自我感觉颇为良好，她跑进了鲁迅家中，满心指望鲁迅或者许广平能对她的新服饰来上一通赞美式的评论。可惜的是，许广平正忙于家务，无暇注意到她的“漂亮”着装。而这时的鲁迅大约是写作累了的缘故，正斜斜地靠在躺椅上，静静地抽着烟，也许他压根儿没有注意到萧红的这身新的打扮，只是见到萧红走进来，便淡淡地说了一句：“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萧红见鲁迅根本不注意到她的新衣着，未免又孩子气地忍不住问了一句：“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听到这问声，鲁迅这才转过神来，将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后极坦率地回答道：“不大漂亮。”随后鲁迅又解释上了：“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接下去，鲁迅又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衣服的色彩如何同人的体型和肤色相互协调的问题。鲁迅认为：“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子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鲁迅先生这一番源自生活深入浅出的话，顿时把萧红说得五体投地。萧红心里很是纳闷，鲁迅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呢，尤其是女人穿衣裳之类的事情。于是，一股源自头脑深处的好奇心驱使着萧红想来个刨根问底。
鲁迅的回答则是很简单：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其实，鲁迅的回答是很实际的，看书是一方面，观察生活更为重要，知识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没有实践，没有生活，书本上的知识也就不成为知识，可粗心的萧红就是不往这里细想，她还想问下去：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鲁迅的回答是越来越短，可萧红浑似不知觉的还要来一个小葱拌豆腐-问个一清二楚：“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这回，鲁迅先生难于回答了，于是干脆报之以沉默。倒是在一旁的许广平看出点问题来了，她既要解先生受“长不大的女士”之围，又不愿扫萧红的兴，便从旁轻轻解释了一句：“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呵……”
于是，萧红得到了满足，不再问下去了，而鲁迅先生也因此被解了围。
在鲁迅先生的热情介绍和推荐下，二萧同出版界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除已认识的黄源（《译文》、《文学》）和曹聚仁（《芒种》），他们还认识了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壁，《文学》的傅东华、郑振铎，《太白》的陈望道，《新小说》的郑伯奇等编辑。鲁迅还介绍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主编巴金、周文、沈丛文等与二萧相识，从而为他们的作品的源源不断地问世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
大约是在1936年的5月间，二萧认识了跟随中国工农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员、左翼作家冯雪峰。
冯雪峰肩负着党中央赋予的使命，自陕北被党中央派回了上海，他是来与鲁迅一起建立统一的抗日的文学阵线的。
从冯雪峰口中，二萧知道了很多他们前所未闻的事情。几年后，萧红萌发了要与丁玲、萧军等人一起写一部伟大的悲壮的气吞山河的史诗《红楼》，《红楼》所记述的即系震撼全世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这之前，二萧并不认识冯雪峰，二萧自青岛抵达上海与鲁迅先生会面的时候，冯雪峰正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
一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许广平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餐桌，围着桌子坐满了人，这是每一个星期六晚餐的演绎。除二萧外，还有周建人先生的一家大小。在鲁迅先生旁边紧挨着坐着的，是一个很瘦很高穿着背心的人。鲁迅先生向大家介绍道：
“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同乡是指鲁迅与他都是浙江人，但不在一地，鲁迅是在绍兴，他呢，则是在南边一些的义乌县。
冯雪峰的头发剃得很短，而且生性也比较活跃，吃饭时，他倒反客为主，分别给萧军、萧红倒了一盅酒。在萧红的眼中，他不大像个商人，总之，知识渊博，文人气息很浓厚。吃完饭，他又侃侃地谈开了，谈起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和《二心集》来，说得头头是道。这使萧红听得入了神，萧红想：“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又一个星期六，这一回的晚餐改在了楼下客厅后的方桌后，天气晴朗，由于是到了暑天，一阵阵地刮着热风。又是饭前喝酒，桌上的菜里多了一碗鲁迅平素喜爱的油煎大黄花鱼，这次喝酒不用酒盅，改用了饭碗。被鲁迅称之为“商人”的冯雪峰又大口大口地喝开了酒，而且酒瓶就放在他的旁边。
这回，冯雪峰叙谈的主题是中国西南、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苗人、蒙古人以及西藏女人的一些轶闻趣事。
萧红听了越来越纳闷了：“这商人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但是她的纳闷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因为就在这时，海婴叫了他一声“冯先生”，于是，萧红也就明白了个大概。
初时，也就是冯雪峰刚自陕北抵达上海的时候，他是住在鲁迅家中的。由于工作太多太繁忙，又要召集一些人开会研究事情，还要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他常常回来得很晚。有时，二萧很晚从鲁迅家中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自外面夜归的冯雪峰。
后来，他搬走了。搬走那天，是许广平送他出的门，冯雪峰身着长衫，手中提着一只小箱子……
冯雪峰离去后，鲁迅先生默不出声地在屋内踱着步子，突然间，他转过身子来，问道：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萧红顺着回答道。
鲁迅先生又踱了几步，尔后意味深长地向二萧说道：
“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是的，”萧红在心中说道，“冯先生是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回来的。”
从此之后，萧红再也没有见过冯雪峰，而萧军与之再度会面，是在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的北京，时冯雪峰担任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而萧军则成了背负着“三反”弥天大罪的“黑人”。为了出版《五月的矿山》和《第三代》，萧军和冯雪峰交涉过。交涉未果，萧军上书毛泽东，最后毛泽东下令：萧军的书可以出的，于是冯雪峰就发排出版了萧军的这两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