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春泥护花
二萧从鲁迅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萧军深有感触地说，鲁迅先生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从来没有把自己装扮成“伟大”的样子。鲁迅先生之所以完美，就在于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缺点。鲁迅先生常常无情地解剖自己：“我解剖自己，比解剖别人更多些……”这可以从鲁迅在1935年8月24日发出的致二萧的第三十九封信中得到证实。鲁迅写道：
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是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
而对于孩子，对于青年人，尤其是上进心强、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人，鲁迅先生则是处处给以扶持和关怀。就二萧而言，鲁迅先生从通信、相识到相交，是完完全全接纳了他们的，从处世为人、交友，直至他们的成长，以及立足于上海文坛和他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鲁迅先生都倾注了满腔心血和爱心。1935年9月11日，鲁迅致二萧的信中告之：由“几个写文章的人经营的”文化生活社要出系列丛书，计12本，“闻系何谷天、沈从文、巴金等之作”，为此，黄源托鲁迅先生约（稿）萧军一本“约五万字”的集子，鲁迅“认为这出版社并不坏”，故信催萧军尽快交出。在稍后发出的几封信中，鲁迅先生又亲自为萧军择定篇目，当可谓“呕心沥血”了。后来，萧军的短篇小说集《羊》终于如期地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对“长不大”的萧红，鲁迅先生与夫人许广平更是充满了“母爱”。如若二萧在信上不提萧红的喜怒哀乐，不提萧红的创作进度或其他方面的情况，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就会显露出不安的情绪，因而在复信中常常要为此多提上一笔。如在1935年9月19日发出的第四十三封信中，“豫顿首”道：“久未得悄吟太太消息，她久不写什么了吧！”这话，实际上也是一种关心，一种鞭策。而且，在每封信的末尾，鲁迅总会拉上一句“即请俪安”或“双安”之类的问候话，表示从来没有忘记萧红或曰悄吟太太的存在。
例如萧红写的《生死场》开首第一章，名为《麦场》，萧军恍惚中记得“麦”字是有“草头”的，而萧红却说没有。然而，手边又无字典可查，于是，两人便抬上了杠。最终，两人仍争执不下，便又孩子气地写信到鲁迅先生那里去告状“打官司”。
鲁迅先生在1935年10月20日的复信中一开头就给作了裁断：“麦”字是没有草头的。
于是，萧军败了诉，萧红则得胜般的孩子似的笑了……就在做“裁判”这同一封信开头，大约是为了调节他们两人因“打官司”而引发的紧张气氛，鲁迅先生对他们两人的称呼却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式改革：他在刘军兄\悄吟太太之后加了两个字：“尊前”，尔后，紧贴“尊前”，他又用括号作了附加性的说明：
这两个字很少用，但因为有太太在内，所以特别客气。
鲁迅待人接物甚是坦诚，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和朋友和青年们谈天、写信也很随便，没有什么架子。
如在1935年10月20日给二萧的信中，鲁迅先生开诚布公地写道：
《生死场》的名目很好，那篇稿子，我并没有看完，因为复写纸写的，看起来不容易。但如要我作序，只要排印的末校寄给我看就好，我也许还可以顺便改正几个错字。
萧红的《生死场》是在一年前他们逃离青岛前夕由萧军寄给鲁迅先生的。鲁迅先生看了相当一部分，即认定有“力透纸背”之感，随即送往文学社，后又送往《妇女生活》杂志，均因其反日反封建反黑暗的立场过于鲜明而告败。鲁迅先生在这里实事求是地做了一个“我并没有看完”的说明，证实了他对青年人的诚恳态度，这使得二萧大为感动。
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心中始终惦念着这一对来自东北沦陷区的苦命青年，也时时刻刻地给予他们以心灵上的安慰，以及实际上的种种帮助，并于细微处见诸真诚与抚爱。
1935年春节过后不久，二萧写信给鲁迅，诉说他们在上海心情很落寞，可原因一时还无法找出来，但又总是感到无法适应。
对此，鲁迅先生于2月9日上午的复信中不无同情地说道：
……来信说近来觉得落寞，这心情是能有的，原因就在上海还是一个陌生人，没有生下根去。但这样的社会里，怎么生根呢，除非和他们一同腐败；如果和较好的朋友在一起，那么，他们也正是落寞的人，被缚住手脚的。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
在同一封信上，为激励二萧战胜落寞而一往直前，当然也是实事求是，鲁迅写道：
小说稿（指萧红的《小六》，载《太白》第一卷第十二期；以及萧军的《职业》和《樱花》，原署名“萧三郎”，发表时改署“三郎”-秋石注）已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
为了调节一下气氛，鲁迅又以诙谐的口吻写道：“海婴是好的，但捣乱得可以，现在专门在打仗，可见世界是一时不会太平的。”
在信的末尾，鲁迅又添加了一句：
再：那两篇小说的署名（指反日情绪甚为浓烈的《军中》和《大连丸上》），要改一下，因为在俄有一个萧三，在文学上很活动，现在即使多一个“郎”字，狗们也即刻以为就是他的。改什么呢？等来信照办。又及过了不到一个月，鲁迅在3月1日的信中又勉励上了：
……到各种杂志社去跑跑，我看是很好的，惯了就不怕了。一者可以认识些人；二者可以知道点上海之所谓文坛的情形，总比寂寞好。
同年7月15日，萧军致信鲁迅：他和萧红结合已经三年了……鲁迅即于次日即回信道：
贺贺你们的同居三年纪念。
1948年，在哈尔滨，萧军在谈及鲁迅对他和萧红的慈爱关切之心时，说：自己“常常要引起一种愧悔之情，就是怪自己那时为什么总要写信去麻烦他呢？仅仅是为了一点小事，也要他写信，他解释得很多，而且仔细，并没有透露出来丝毫厌烦的样子，这是多么难能而可贵的姿态啊！他曾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至少我是吸吮过他的生命之血了！”
萧军与萧红在拉都路351号住得并不太久，后来因为与朋友们闹摩擦，感觉到再住下去有诸多不便，便于当年6月永远搬离了拉都路，搬到法租界萨坡赛路190号唐豪律师事务所的二楼后楼。唐豪，字范生，是二萧的朋友，唐豪住的是一幢老式的英国洋房，这一带煞是安静，还有浓郁的法国梧桐树为之蔽荫，在这里住得比较舒心也比较久，一直住到次年-1936年的3月。
在这里，他们生活得比较充实和多样化，朋友们来往得也多了起来。老友张梅林、叶紫和夫人汤咏兰、聂绀弩和夫人周颖他们是常客。罗烽、白朗南下来到上海后也住了进来，高高兴兴，热热闹闹，颇有点儿当年哈尔滨“牵牛房”从事反满抗日活动的情景。胡风也常去看望他们，有时和夫人梅志一起去。在哈尔滨时探望过二萧而遭到萧红“醋性”排斥的陈涓和其妹妹也来这里探望过。
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二萧在哈尔滨“牵牛房”从事地下反满抗日活动时的老战友、地下党员舒群、罗烽以及白朗等人的情况。
1935年初，较二萧抵达鲁迅身边稍晚些，舒群得以逃脱国民党特务的囚笼，潜入上海。与地下党接上关系后，在上海加入了“左联”，次年-1936年便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提及这篇小说的发表，内中还有一段曲折呢。他刚到上海时居住在亭子间里，便开始了写作生涯，写了许多稿子，给一些刊物投去，却又一篇篇地被退了回来。但是，后来，当周扬夫人苏灵扬接到他的《没有祖国的孩子》这篇小说稿时，读后感觉不错，便由她推荐给了周扬，周扬读后感觉也不错，于是，就把它安排在5月号的《文学》头条予以发表。这篇小说一经问世，便引起了上海文坛的震惊，小说以其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对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十分有意思的是，紧随其后，那些过去被一一退回的稿子重又寄了出去，于是乎，一篇接一篇，全都发表了。最后，集中在一起，就出版了《没有祖国的孩子》这部小说集。继《没有祖国的孩子》结集出版后，在稍后的一些岁月里，舒群还相继出版了《台儿庄》、《总动员》和报告文学集《西线随征记》等一系列作品。
关于罗烽、白朗夫妇-自1934年6月12日，罗烽、白朗和金剑啸等人在哈尔滨天马广告社为二萧送别后，仅仅过了六天，亦就6月18日一早，在呼海铁路局刚刚上班的罗烽，因叛徒的无耻出卖，以“共产党嫌犯”的罪名被哈尔滨日本领事馆特高课偕同宪兵队逮捕。当时白朗正在《国际协报》内编稿子。当从电话中听到朋友传给她的消息时，她竟一下昏厥了过去。苏醒后，面对编辑部同人的关切询问，她强忍住悲痛，推说天气太热的缘故。在狱中罗烽受尽折磨，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政治身份。而在狱外，妻子白朗及铁路同仁多方设法营救，直至第二年的4月，罗烽终因日寇查无实据而获释。1935年7月，罗烽、白朗夫妇在同志们的掩护下紧步二萧抵达上海，并住进了二萧租住的唐豪律师住宅。10月，通过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白朗考取了一份打字员工作。11月，同先期抵达上海的舒群一样，罗烽经周扬接上了党组织关系并加入了“左联”。后来，“左联”解散，成立上海文艺家协会，罗烽任驻会秘书。在上海期间，罗烽、白朗夫妇较为集中地在《海燕》、《光明》、《现实文学》、《中流》、《文学界》等左翼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其中，白朗的作品有：《伊瓦鲁河畔》、《轮下》、《生与死》、《一个奇怪的吻》等。罗烽则以小说为主，作品有《呼兰河边》、《狱》、《绝命书》、《第七个坑》等，其中，《第七个坑》被译成英文转载在《国际文学》上。另有散文《变》、《守墓者》，以及长诗《碑》三部曲等。其内容均取材于沦陷地东北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无不激荡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激情，从而为海上文坛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罗烽还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归来》、《呼兰河边》、《横渡》、《莫云与韩尔漠少尉》、《粮食》等，杂文集有《蒺藜集》，多幕剧《国旗飘扬》等。白朗则出版了小说集《牺牲》、《伊瓦鲁河畔》、《老夫妻》和《我们十四个》等，以及散文集《西行散记》等。
一次，二萧邀请胡风、梅志夫妇吃晚饭，主食是北方水饺。那天，客人到得比较多，而且都是北方人。幸好梅志能说普通话，便和他们一起聊了起来，一边聊，一边围在一条长桌旁边包饺子，萧红则是负责擀饺子皮儿这个拿手活。
这是梅志和萧红第一次会面。第一次见到萧红，梅志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但是很能干的家庭主妇：瘦高的身材，长长的白皙的脸，扎两条粗粗的小辫，一对有点外突的大眼睛，说话时声音平和，很有韵味，很有感情，处处地方都表现出她是一个好主妇。
对于生长在南方的梅志来说，这包饺子的场面从来没有见过。正犹豫间，旁边好几个人同时说开了：来吧，大家动手！但梅志只包过上海的菜肉馄饨，对包饺子却是一窍不通，花了半天的工夫还没能包好一个，而且还沁出了汗珠。这时，萧红在一旁笑着说道：
“得了，你不会包，在一旁歇着吧！”
萧红是想为她解围，可梅志仍是不服气，接连包了几个都给捏成了四不像的怪物，这才不好意思地放下了手：“我哪儿知道他们都是从小练就了的包饺子能手呢！”
因为胡风与他们的友好往来和对他们作品的称道，梅志感到和他们很亲近，早就是朋友了。
10月27日，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偕小海婴一道，来萨坡赛路190号探望二萧，不巧的是，二萧出去参加世界语50周年纪念大会了。事后，二萧感到甚是懊丧。其实，鲁迅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世界语爱好者，并写过赞成世界语的文章。萧军于28日一早在致鲁迅的信上谈了他和萧红的懊丧心情。
鲁迅收信后“即复”道：“那一天，是我的预料失败了，我以为一两点钟，你们大约总不会到公园那些地方去的，却想不到有世界语会。”随后，鲁迅表示，当然也是为安慰二萧起见：“我们一定要再见一见。我昨夜起，重伤风，等好一点，就发信约一个时间和地点，这时候总在下月初。”
鲁迅说到做到，对自己的许诺一点儿也不食言。他之所以这样做，这是因为：经过长期和萧军、萧红通信，审阅和推荐他们的作品，以及几次的面谈，对二萧的为人、作风、思想意识、文学才能等等，有了比较深刻、透彻的理解和信任。在当时受到国民党的通缉，不得不隐居，住址保密不公开的情况下，他却向二萧说出了自己的住址。
鲁迅先生在1935年11月5日的第四十八封信中向他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不仅如此，令二萧更为激动更为喜悦的是鲁迅先生约请他们夫妇俩到家中去做客。鲁迅这封信甚短，但极家常、亲切：
刘兄：
悄吟太太：
我想在礼拜三（十一月六日）下午五点钟，在书店等候，您们俩先去逛公园之后，然后到店里来，同到我的寓所里吃夜饭。
专此，即祝
俪祉
豫上
十一月四日
对于这次家宴，萧军事后回忆道：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六日，这是我们第一次到鲁迅先生家里去“作客”。他们当时住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是一幢二楼一底（共计三层）上海一般性的弄堂房子。第一层是客厅、饭厅兼厨房；第二层是鲁迅先生的工作室兼卧室，三层为藏书室。
那次晚饭我吃喝得很多，回来得也很晚，过了夜间十二时。
临行时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送我们到弄堂口，指点着弄堂门口门边，镶在电灯外面，写在一片毛玻璃上的一个大“茶”字，说：
“记住这个‘茶’字，下次来就不会找错门了。”原来这弄堂里有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吃茶店。事实上，上海的房子如果你记性不好，再忘了门牌号数，是容易走错的，因为这类弄堂房子几乎全建造得一模一样，因此你必须要记住它们的特征。
后来我们搬到了北四川路底西侧的永乐里以后，距离近了，几乎每天要见一次以至两次，通信就等于停止了。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在出版于1940年生活书店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萧红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她和萧军第一次在鲁迅先生家中做客的情景。萧红写道：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地玩着。
鲁迅先生隔壁挂着一块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
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
（秋石注：萧红在这里记错了，不是1935年10月1日，应是1935年11月6日。除在给二萧的第四十八封信中明确写明“礼拜三（11月6日）下午五点钟”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鲁迅还注明：晚邀刘军及悄吟夜饭。）
萧红深情地回忆了那一天晚饭后的情况：
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的。
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总说再坐一下：“十二点钟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面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地送是应该的么？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么？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有“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于是脚踏着方块的水门汀，走出弄堂来，回过身去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看，鲁迅先生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诉得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在同一篇文章中，萧红还描绘了鲁迅家中平民百姓一般的布局。她写道：“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在鲁迅家中做客，使二萧深深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馨和父辈的慈爱，于是，他们想家了……
1935年11月16日，二萧写信给鲁迅先生，诉说他们源自内心的痛苦。说，虽然身在上海，却常要想起东北自己的“故乡”来，有一种没有了家的感觉，这是因为快要过旧历年的缘故。在同一封信中二萧还提到了“宣统”在满洲做儿皇帝的事。鲁迅先生“即复”安慰道：“十六日信当天收到，真快。没有了家，暂且漂流一下罢，将来不要忘记。”鲁迅先生还愤怒地写道：“二十四年前，太大度了，受了所谓‘文明’这两个字的骗。到将来，也会有人道主义者来反对报复的罢，我憎恶他们。”
鲁迅先生所言之“二十四年前”一事，乃系指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变革，但这场变革并没彻底，把溥仪给养了起来，导致今日被日本帝国主义弄出了一个儿皇帝和伪满洲国。鲁迅认为，当时就应当斩草除根的。鲁迅先生是反对那种虚伪的、损着别人牙眼而反对报复的所谓“人道主义”者亦即假文明者的，但他也反对张献忠式的一概“蛮杀”的办法。
鲁迅先生为了调节二萧的情绪，在同一封信中与萧红开起了玩笑：“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在这封信的末尾，鲁迅还代小海婴向二萧发出了邀请：“他喜欢朋友，现在很感到寂寞。你们俩他是欢迎的，他欢迎客人，也喜欢留吃饭。有空望随便来玩，不过速成的小菜，会比那一天的粗拙一点。”
针对二萧念家思乡和怕过旧历年产生孤单感觉的心理，鲁迅先生在与许广平商量后作出了决定，并向二萧作了预告：
我们想在旧历年内，邀些人吃一回饭。一俟计画布置妥贴，当通知也。
关于“旧历年内，邀些人吃一回饭”的“计画”，鲁迅先生不多日便将它付之实施了。具体时间是1月19日，农历腊月廿六。鲁迅在这一天日记中写道：“十九日星期。晴……晚同广平携海婴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这一天，使鲁迅格外高兴的是《海燕》第1期出版，“即日售尽二千部”。
《海燕》刚一面世“即日售尽二千部”，这在当时上海滩上的出版界和文艺圈内，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由此可见《海燕》极为鲜明的战斗的“个性”与风格。
刊物的热销，让鲁迅先生和其他同仁大为兴奋。为此，鲁迅先生特地邀请了萧军萧红夫妇、胡风梅志夫妇、聂绀弩周颖夫妇，以及叶紫、黄源（河清）等人，连同许广平偕海婴在内，共计十一人在梁园饭馆庆贺了一番。而实际上，这次设于“旧历年内”的“梁园夜饭”之主要目的，乃是为着排解二萧因“失去了家”的落寞感的。
鲁迅先生在生活上、思想上处处关心、体贴二萧，热情地帮助他们消除因“乡愁”带来的那种孤独感，在写作上给予大力举荐、指点，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闯入了强手如林的上海文坛。更重要的是，鲁迅对他们的这种关怀和爱心是无微不至、无所不在的。他时时刻刻以自己的“血和奶”给来自东北沦陷地的两位青年抗日作家注入经久不衰的活力，而决不是一经成名就撒手不管，政治上尤其是如此。
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是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
而对于孩子，对于青年人，尤其是上进心强、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人，鲁迅先生则是处处给以扶持和关怀。就二萧而言，鲁迅先生从通信、相识到相交，是完完全全接纳了他们的，从处世为人、交友，直至他们的成长，以及立足于上海文坛和他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鲁迅先生都倾注了满腔心血和爱心。1935年9月11日，鲁迅致二萧的信中告之：由“几个写文章的人经营的”文化生活社要出系列丛书，计12本，“闻系何谷天、沈从文、巴金等之作”，为此，黄源托鲁迅先生约（稿）萧军一本“约五万字”的集子，鲁迅“认为这出版社并不坏”，故信催萧军尽快交出。在稍后发出的几封信中，鲁迅先生又亲自为萧军择定篇目，当可谓“呕心沥血”了。后来，萧军的短篇小说集《羊》终于如期地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对“长不大”的萧红，鲁迅先生与夫人许广平更是充满了“母爱”。如若二萧在信上不提萧红的喜怒哀乐，不提萧红的创作进度或其他方面的情况，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就会显露出不安的情绪，因而在复信中常常要为此多提上一笔。如在1935年9月19日发出的第四十三封信中，“豫顿首”道：“久未得悄吟太太消息，她久不写什么了吧！”这话，实际上也是一种关心，一种鞭策。而且，在每封信的末尾，鲁迅总会拉上一句“即请俪安”或“双安”之类的问候话，表示从来没有忘记萧红或曰悄吟太太的存在。
例如萧红写的《生死场》开首第一章，名为《麦场》，萧军恍惚中记得“麦”字是有“草头”的，而萧红却说没有。然而，手边又无字典可查，于是，两人便抬上了杠。最终，两人仍争执不下，便又孩子气地写信到鲁迅先生那里去告状“打官司”。
鲁迅先生在1935年10月20日的复信中一开头就给作了裁断：“麦”字是没有草头的。
于是，萧军败了诉，萧红则得胜般的孩子似的笑了……就在做“裁判”这同一封信开头，大约是为了调节他们两人因“打官司”而引发的紧张气氛，鲁迅先生对他们两人的称呼却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式改革：他在刘军兄\悄吟太太之后加了两个字：“尊前”，尔后，紧贴“尊前”，他又用括号作了附加性的说明：
这两个字很少用，但因为有太太在内，所以特别客气。
鲁迅待人接物甚是坦诚，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和朋友和青年们谈天、写信也很随便，没有什么架子。
如在1935年10月20日给二萧的信中，鲁迅先生开诚布公地写道：
《生死场》的名目很好，那篇稿子，我并没有看完，因为复写纸写的，看起来不容易。但如要我作序，只要排印的末校寄给我看就好，我也许还可以顺便改正几个错字。
萧红的《生死场》是在一年前他们逃离青岛前夕由萧军寄给鲁迅先生的。鲁迅先生看了相当一部分，即认定有“力透纸背”之感，随即送往文学社，后又送往《妇女生活》杂志，均因其反日反封建反黑暗的立场过于鲜明而告败。鲁迅先生在这里实事求是地做了一个“我并没有看完”的说明，证实了他对青年人的诚恳态度，这使得二萧大为感动。
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心中始终惦念着这一对来自东北沦陷区的苦命青年，也时时刻刻地给予他们以心灵上的安慰，以及实际上的种种帮助，并于细微处见诸真诚与抚爱。
1935年春节过后不久，二萧写信给鲁迅，诉说他们在上海心情很落寞，可原因一时还无法找出来，但又总是感到无法适应。
对此，鲁迅先生于2月9日上午的复信中不无同情地说道：
……来信说近来觉得落寞，这心情是能有的，原因就在上海还是一个陌生人，没有生下根去。但这样的社会里，怎么生根呢，除非和他们一同腐败；如果和较好的朋友在一起，那么，他们也正是落寞的人，被缚住手脚的。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
在同一封信上，为激励二萧战胜落寞而一往直前，当然也是实事求是，鲁迅写道：
小说稿（指萧红的《小六》，载《太白》第一卷第十二期；以及萧军的《职业》和《樱花》，原署名“萧三郎”，发表时改署“三郎”-秋石注）已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
为了调节一下气氛，鲁迅又以诙谐的口吻写道：“海婴是好的，但捣乱得可以，现在专门在打仗，可见世界是一时不会太平的。”
在信的末尾，鲁迅又添加了一句：
再：那两篇小说的署名（指反日情绪甚为浓烈的《军中》和《大连丸上》），要改一下，因为在俄有一个萧三，在文学上很活动，现在即使多一个“郎”字，狗们也即刻以为就是他的。改什么呢？等来信照办。又及过了不到一个月，鲁迅在3月1日的信中又勉励上了：
……到各种杂志社去跑跑，我看是很好的，惯了就不怕了。一者可以认识些人；二者可以知道点上海之所谓文坛的情形，总比寂寞好。
同年7月15日，萧军致信鲁迅：他和萧红结合已经三年了……鲁迅即于次日即回信道：
贺贺你们的同居三年纪念。
1948年，在哈尔滨，萧军在谈及鲁迅对他和萧红的慈爱关切之心时，说：自己“常常要引起一种愧悔之情，就是怪自己那时为什么总要写信去麻烦他呢？仅仅是为了一点小事，也要他写信，他解释得很多，而且仔细，并没有透露出来丝毫厌烦的样子，这是多么难能而可贵的姿态啊！他曾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至少我是吸吮过他的生命之血了！”
萧军与萧红在拉都路351号住得并不太久，后来因为与朋友们闹摩擦，感觉到再住下去有诸多不便，便于当年6月永远搬离了拉都路，搬到法租界萨坡赛路190号唐豪律师事务所的二楼后楼。唐豪，字范生，是二萧的朋友，唐豪住的是一幢老式的英国洋房，这一带煞是安静，还有浓郁的法国梧桐树为之蔽荫，在这里住得比较舒心也比较久，一直住到次年-1936年的3月。
在这里，他们生活得比较充实和多样化，朋友们来往得也多了起来。老友张梅林、叶紫和夫人汤咏兰、聂绀弩和夫人周颖他们是常客。罗烽、白朗南下来到上海后也住了进来，高高兴兴，热热闹闹，颇有点儿当年哈尔滨“牵牛房”从事反满抗日活动的情景。胡风也常去看望他们，有时和夫人梅志一起去。在哈尔滨时探望过二萧而遭到萧红“醋性”排斥的陈涓和其妹妹也来这里探望过。
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二萧在哈尔滨“牵牛房”从事地下反满抗日活动时的老战友、地下党员舒群、罗烽以及白朗等人的情况。
1935年初，较二萧抵达鲁迅身边稍晚些，舒群得以逃脱国民党特务的囚笼，潜入上海。与地下党接上关系后，在上海加入了“左联”，次年-1936年便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提及这篇小说的发表，内中还有一段曲折呢。他刚到上海时居住在亭子间里，便开始了写作生涯，写了许多稿子，给一些刊物投去，却又一篇篇地被退了回来。但是，后来，当周扬夫人苏灵扬接到他的《没有祖国的孩子》这篇小说稿时，读后感觉不错，便由她推荐给了周扬，周扬读后感觉也不错，于是，就把它安排在5月号的《文学》头条予以发表。这篇小说一经问世，便引起了上海文坛的震惊，小说以其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对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十分有意思的是，紧随其后，那些过去被一一退回的稿子重又寄了出去，于是乎，一篇接一篇，全都发表了。最后，集中在一起，就出版了《没有祖国的孩子》这部小说集。继《没有祖国的孩子》结集出版后，在稍后的一些岁月里，舒群还相继出版了《台儿庄》、《总动员》和报告文学集《西线随征记》等一系列作品。
关于罗烽、白朗夫妇-自1934年6月12日，罗烽、白朗和金剑啸等人在哈尔滨天马广告社为二萧送别后，仅仅过了六天，亦就6月18日一早，在呼海铁路局刚刚上班的罗烽，因叛徒的无耻出卖，以“共产党嫌犯”的罪名被哈尔滨日本领事馆特高课偕同宪兵队逮捕。当时白朗正在《国际协报》内编稿子。当从电话中听到朋友传给她的消息时，她竟一下昏厥了过去。苏醒后，面对编辑部同人的关切询问，她强忍住悲痛，推说天气太热的缘故。在狱中罗烽受尽折磨，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政治身份。而在狱外，妻子白朗及铁路同仁多方设法营救，直至第二年的4月，罗烽终因日寇查无实据而获释。1935年7月，罗烽、白朗夫妇在同志们的掩护下紧步二萧抵达上海，并住进了二萧租住的唐豪律师住宅。10月，通过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白朗考取了一份打字员工作。11月，同先期抵达上海的舒群一样，罗烽经周扬接上了党组织关系并加入了“左联”。后来，“左联”解散，成立上海文艺家协会，罗烽任驻会秘书。在上海期间，罗烽、白朗夫妇较为集中地在《海燕》、《光明》、《现实文学》、《中流》、《文学界》等左翼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其中，白朗的作品有：《伊瓦鲁河畔》、《轮下》、《生与死》、《一个奇怪的吻》等。罗烽则以小说为主，作品有《呼兰河边》、《狱》、《绝命书》、《第七个坑》等，其中，《第七个坑》被译成英文转载在《国际文学》上。另有散文《变》、《守墓者》，以及长诗《碑》三部曲等。其内容均取材于沦陷地东北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无不激荡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激情，从而为海上文坛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罗烽还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归来》、《呼兰河边》、《横渡》、《莫云与韩尔漠少尉》、《粮食》等，杂文集有《蒺藜集》，多幕剧《国旗飘扬》等。白朗则出版了小说集《牺牲》、《伊瓦鲁河畔》、《老夫妻》和《我们十四个》等，以及散文集《西行散记》等。
一次，二萧邀请胡风、梅志夫妇吃晚饭，主食是北方水饺。那天，客人到得比较多，而且都是北方人。幸好梅志能说普通话，便和他们一起聊了起来，一边聊，一边围在一条长桌旁边包饺子，萧红则是负责擀饺子皮儿这个拿手活。
这是梅志和萧红第一次会面。第一次见到萧红，梅志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但是很能干的家庭主妇：瘦高的身材，长长的白皙的脸，扎两条粗粗的小辫，一对有点外突的大眼睛，说话时声音平和，很有韵味，很有感情，处处地方都表现出她是一个好主妇。
对于生长在南方的梅志来说，这包饺子的场面从来没有见过。正犹豫间，旁边好几个人同时说开了：来吧，大家动手！但梅志只包过上海的菜肉馄饨，对包饺子却是一窍不通，花了半天的工夫还没能包好一个，而且还沁出了汗珠。这时，萧红在一旁笑着说道：
“得了，你不会包，在一旁歇着吧！”
萧红是想为她解围，可梅志仍是不服气，接连包了几个都给捏成了四不像的怪物，这才不好意思地放下了手：“我哪儿知道他们都是从小练就了的包饺子能手呢！”
因为胡风与他们的友好往来和对他们作品的称道，梅志感到和他们很亲近，早就是朋友了。
10月27日，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偕小海婴一道，来萨坡赛路190号探望二萧，不巧的是，二萧出去参加世界语50周年纪念大会了。事后，二萧感到甚是懊丧。其实，鲁迅先生本人就是一个世界语爱好者，并写过赞成世界语的文章。萧军于28日一早在致鲁迅的信上谈了他和萧红的懊丧心情。
鲁迅收信后“即复”道：“那一天，是我的预料失败了，我以为一两点钟，你们大约总不会到公园那些地方去的，却想不到有世界语会。”随后，鲁迅表示，当然也是为安慰二萧起见：“我们一定要再见一见。我昨夜起，重伤风，等好一点，就发信约一个时间和地点，这时候总在下月初。”
鲁迅说到做到，对自己的许诺一点儿也不食言。他之所以这样做，这是因为：经过长期和萧军、萧红通信，审阅和推荐他们的作品，以及几次的面谈，对二萧的为人、作风、思想意识、文学才能等等，有了比较深刻、透彻的理解和信任。在当时受到国民党的通缉，不得不隐居，住址保密不公开的情况下，他却向二萧说出了自己的住址。
鲁迅先生在1935年11月5日的第四十八封信中向他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不仅如此，令二萧更为激动更为喜悦的是鲁迅先生约请他们夫妇俩到家中去做客。鲁迅这封信甚短，但极家常、亲切：
刘兄：
悄吟太太：
我想在礼拜三（十一月六日）下午五点钟，在书店等候，您们俩先去逛公园之后，然后到店里来，同到我的寓所里吃夜饭。
专此，即祝
俪祉
豫上
十一月四日
对于这次家宴，萧军事后回忆道：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六日，这是我们第一次到鲁迅先生家里去“作客”。他们当时住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是一幢二楼一底（共计三层）上海一般性的弄堂房子。第一层是客厅、饭厅兼厨房；第二层是鲁迅先生的工作室兼卧室，三层为藏书室。
那次晚饭我吃喝得很多，回来得也很晚，过了夜间十二时。
临行时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送我们到弄堂口，指点着弄堂门口门边，镶在电灯外面，写在一片毛玻璃上的一个大“茶”字，说：
“记住这个‘茶’字，下次来就不会找错门了。”原来这弄堂里有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吃茶店。事实上，上海的房子如果你记性不好，再忘了门牌号数，是容易走错的，因为这类弄堂房子几乎全建造得一模一样，因此你必须要记住它们的特征。
后来我们搬到了北四川路底西侧的永乐里以后，距离近了，几乎每天要见一次以至两次，通信就等于停止了。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在出版于1940年生活书店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萧红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她和萧军第一次在鲁迅先生家中做客的情景。萧红写道：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地玩着。
鲁迅先生隔壁挂着一块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
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
（秋石注：萧红在这里记错了，不是1935年10月1日，应是1935年11月6日。除在给二萧的第四十八封信中明确写明“礼拜三（11月6日）下午五点钟”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鲁迅还注明：晚邀刘军及悄吟夜饭。）
萧红深情地回忆了那一天晚饭后的情况：
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的。
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总说再坐一下：“十二点钟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面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地送是应该的么？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么？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有“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于是脚踏着方块的水门汀，走出弄堂来，回过身去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看，鲁迅先生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诉得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在同一篇文章中，萧红还描绘了鲁迅家中平民百姓一般的布局。她写道：“鲁迅先生的客厅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在鲁迅家中做客，使二萧深深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馨和父辈的慈爱，于是，他们想家了……
1935年11月16日，二萧写信给鲁迅先生，诉说他们源自内心的痛苦。说，虽然身在上海，却常要想起东北自己的“故乡”来，有一种没有了家的感觉，这是因为快要过旧历年的缘故。在同一封信中二萧还提到了“宣统”在满洲做儿皇帝的事。鲁迅先生“即复”安慰道：“十六日信当天收到，真快。没有了家，暂且漂流一下罢，将来不要忘记。”鲁迅先生还愤怒地写道：“二十四年前，太大度了，受了所谓‘文明’这两个字的骗。到将来，也会有人道主义者来反对报复的罢，我憎恶他们。”
鲁迅先生所言之“二十四年前”一事，乃系指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变革，但这场变革并没彻底，把溥仪给养了起来，导致今日被日本帝国主义弄出了一个儿皇帝和伪满洲国。鲁迅认为，当时就应当斩草除根的。鲁迅先生是反对那种虚伪的、损着别人牙眼而反对报复的所谓“人道主义”者亦即假文明者的，但他也反对张献忠式的一概“蛮杀”的办法。
鲁迅先生为了调节二萧的情绪，在同一封信中与萧红开起了玩笑：“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在这封信的末尾，鲁迅还代小海婴向二萧发出了邀请：“他喜欢朋友，现在很感到寂寞。你们俩他是欢迎的，他欢迎客人，也喜欢留吃饭。有空望随便来玩，不过速成的小菜，会比那一天的粗拙一点。”
针对二萧念家思乡和怕过旧历年产生孤单感觉的心理，鲁迅先生在与许广平商量后作出了决定，并向二萧作了预告：
我们想在旧历年内，邀些人吃一回饭。一俟计画布置妥贴，当通知也。
关于“旧历年内，邀些人吃一回饭”的“计画”，鲁迅先生不多日便将它付之实施了。具体时间是1月19日，农历腊月廿六。鲁迅在这一天日记中写道：“十九日星期。晴……晚同广平携海婴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这一天，使鲁迅格外高兴的是《海燕》第1期出版，“即日售尽二千部”。
《海燕》刚一面世“即日售尽二千部”，这在当时上海滩上的出版界和文艺圈内，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由此可见《海燕》极为鲜明的战斗的“个性”与风格。
刊物的热销，让鲁迅先生和其他同仁大为兴奋。为此，鲁迅先生特地邀请了萧军萧红夫妇、胡风梅志夫妇、聂绀弩周颖夫妇，以及叶紫、黄源（河清）等人，连同许广平偕海婴在内，共计十一人在梁园饭馆庆贺了一番。而实际上，这次设于“旧历年内”的“梁园夜饭”之主要目的，乃是为着排解二萧因“失去了家”的落寞感的。
鲁迅先生在生活上、思想上处处关心、体贴二萧，热情地帮助他们消除因“乡愁”带来的那种孤独感，在写作上给予大力举荐、指点，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闯入了强手如林的上海文坛。更重要的是，鲁迅对他们的这种关怀和爱心是无微不至、无所不在的。他时时刻刻以自己的“血和奶”给来自东北沦陷地的两位青年抗日作家注入经久不衰的活力，而决不是一经成名就撒手不管，政治上尤其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