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奴隶的呼喊
还是在3月5日鲁迅为叶紫和二萧举行的“解馋”宴会上，一个在未来中国文坛将产生一定影响的计划酝酿产生了。
席间，萧军代表叶紫和萧红向鲁迅先生提议：创建奴隶社。
鲁迅先生听后当即表示了同意，他说，“奴隶社”这个名称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是“奴才社”，奴隶总比奴才强！奴隶是要反抗的……
鲁迅再一次给予他们以强有力的支持。鲁迅先生后来对参加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从陕北回到上海的冯雪峰极为认真地说道：
这奴隶，是受压迫者用来作丛书名，是表示了奴隶的反抗。所以，统治者和“正人君子”们，一看到这类字样就深恶痛绝，非禁止不可的。
对于在残酷年代里愿意并真正为奴隶的解放呼号的人，鲁迅最大的支持是出版他们的书，并为之鼓与呼。
叶紫的《丰收》是一个由六篇短篇小说组成的短篇小说集，列为《奴隶丛书》之一，共收有《丰收》、《火》、《电网外》、《夜哨线》、《乡导》、《杨七公公过年》等。上述作品都无情地揭露了反动当局和地主对基层人民、农民的残酷压榨，从而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有些则再现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村风起云涌的反封建反压迫的伟大斗争。
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曾辗转托人送到黎明书店等处，请予安排出版。而黎明书店的决策层起初也曾对这几个小奴隶的稿子考虑过，但鉴于当时恶劣的政治形势和国民党文化检查官的苛求，书店不得不对这些作品存有戒心，生怕一旦出版发行会累及书店的前途，故而到了最后，也就予以了婉言拒绝。但是要想自费出版，全部经费又一下成了问题，三个人连吃饭打牙祭都想请老头子来为之解馋，又何以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呢？就在这个当口，黎明书店有两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丁镜心和敖方肇站了出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当时，印刷费和白报纸可以赊账，于是他们两人冒着风险作了担保，先后把这三部小说稿转给与黎明书店有来往的民光印刷所排印。
《八月的乡村》文稿取回来之后给了叶紫，叶紫看过之后激动得抱着萧军说：“好哥哥！你写得真好！”叶紫热情地介绍萧军到公共租界内一位王先生私人办的“民光印刷所”去出版，也就是印刷叶紫的小说集《丰收》的那个印刷所。叶紫的《丰收》因为得不到公开出版的机会，只好自费秘密出版。《八月的乡村》是抗日的小说，当然更不能公开出版了。悄吟的《生死场》（这是胡风给起的书名）经过鲁迅推荐，转来转去有半年之久，也未得到公开出版的机会，只有另找出路。在萧军的建议下，征得鲁迅批准，他们三人组成了“奴隶社”，自费、秘密、“非法”出版了三本《奴隶丛书》：《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三本书都由鲁迅写了“序言”。在《丰收》的附页上以及《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初版时，都刊有萧军拟写的小启事：
我们陷在“奴隶”和“准奴隶”这样的地位，最低我们也应该作一点奴隶的呼喊，尽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忍耐-《奴隶丛书》的名称便是这样被我们想出的。
为了蒙蔽敌人，他们为“奴隶社”假设了一个发行所：上海四马路容光书局。并将《八月的乡村》出版日期印成了“八月”，其实是5月份付排，7月初就出版了。先交了30元印刷费，不足之数，出版之后卖了钱才补齐的。《八月的乡村》封面是经鲁迅介绍请木刻家黄新波刻的一幅木刻画。
萧军也为《八月的乡村》写了一个书后，表达了他要用笔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
在这里再说明一下，有关印书的钱这个问题，鲁迅先生在1935年4月25日发出的信中说：“太白社寄来稿费一张，印也代盖……”在三天后发出的另一封信中说：“文学社寄来稿费单一张，今仍代印寄上，印书的钱大约可以不必另外张罗了罢。”
萧军后来回忆道：“八月的乡村》印费的‘订金’三十元，就是用了这些零星稿费凑出来交出去的。”
到了萧红的《生死场》出版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2月的事情了。诚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虽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鲁迅又指出：“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于是，在《八月的乡村》出版相隔几乎半年之后，《生死场》又回到了奴隶社的麾下。鲁迅先生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如下：
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
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
奴隶社以汗血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却又在我们的上司“以身作则”的半年之后了，还要我写几句序。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络绎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提及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序一事，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
等到《生死场》列入《奴隶丛书》时，本文前面已经叙述过了-叶紫的《丰收》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早已经出版，而且前边均有鲁迅先生作的序。萧红看了之后就忍不住写信给鲁迅先生，央求说：他们（指叶紫和萧军）的书，都有您给写的序，我也要……
对于这位“孩子气不改”的悄吟太太，鲁迅先生一向是“无可奈何”的，这一次同样不例外。他于1935年11月14日的夜里为《生死场》写了《序言》，即于次日“夜里写了一点序文，今寄上”。鲁迅在11月15日的日记里也这样记载道：“寄萧军信并《生死场》小序一篇。”
然而，萧红仍然没有感到满足-因为没有鲁迅先生的“笔迹”，而《八月的乡村》的“序言”二字，是鲁迅的笔迹，萧军还专门为此制了版。其实，《生死场》的序言，鲁迅写完后，许广平又给誊清了，给她寄去的就是誊清了的，自然，上面也就没有了鲁迅的“笔迹”了。没有鲁迅先生的笔迹，萧红便就又孩子气地再次写信给鲁迅索要笔迹。16日鲁迅收到她的信后，当天夜里就写了随信附去。鲁迅先生在信中写道：
我不希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是可以缩小的。
鲁迅对萧红，有时像对待小海婴一样，慈爱、关怀、鞭策，虽然时时“顺从”她的“孩子气”，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高度负责及爱护的基础上的，对她的思想和创作上的不足之处，也是经常给予必要的督促、帮助，甚至是“不顾情面”地批评指出，尽管批评的语气有所不同。当然，这并不单单适用于萧红，对萧军、叶紫也是如此，甚至要更为严格一些。
鲁迅先生在《生死场》的序言中强调指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
这短短十二个字，在肯定萧红创作中在叙事和写景上所特有的长处的同时，又婉转地点出了萧红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缺乏栩栩如生的直感，从而流于自然主义的弱点。当然，说这话的目的是要她下苦功夫练笔。萧红在创作上的长处和弱点，恰与萧军颠倒了个。所以，作为文艺批评家的胡风先生在与二萧相识并看过他们的作品后，有过如此入木三分的评价：萧军是凭刻苦登上艺术的高峰，萧红则是凭她的天才……
鲁迅先生怕萧红不理解他所说的这十二个字的真实含义，所以，在作序两天后写的信中，既满足了萧红索要他“笔迹”的愿望，又特意将此点了个一清二楚：
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得弯曲一点。
这回，鲁迅先生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她的创作上的不足。
萧红是个才女，不仅文章写得如诗似画兼歌一般，而且也懂得点美术-这是她自小喜爱的一项艺术。《生死场》的初版封面，就是由她自行设计的，线条简练，色彩强烈。人们初看时，都以为封面的上半部画的是祖国东三省的版图呢：拦腰一条斜线，宛如利剑将东北从祖国的大地上一下劈开。其实当初萧红设计构图时，并没有这样的设想。萧军先生在1979年这样说明道：“我记得，在她设计、制作这封面时，我在场，因为封面纸用的是紫红色，想要利用这纸本色，把封面做成半黑、半红的样子，算作代表‘生’与‘死’。当她用黑笔把双钩的书名钩出以后，正企图把二分之一封面完全涂成黑色时，我觉得这太呆板了，就建议她只把书名周围涂黑就可以了，不必全涂，就像‘未完成’的样子就可以了。她听从了我的主张，就随便地涂成这个样子，它既不代表东北的土地，也非是城门楼子……如果说它‘像’什么，那只是偶合而已。”
《生死场》的初版本为32开，正文为210页，文前有鲁迅先生所作的《序言》，后有胡风先生所作的《读后记》。《读后记》如下-
我看到过有些文章提到了萧洛诃夫（Sholokof）在《被开垦了的处女地》里所写的农民对于牛对于马的情感，把它们送到集体农场去以前的留恋、惜别，说那画出了过渡时期的一类农民底魂魄。《生死场》底作者是没有读过《被开垦了的处女地》的，但她所写的农民们底对于家畜（羊、马、牛）的爱着，真实而又质朴，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片。
不用说，这里的农民底命运是不能够和走向地上乐园的苏联的农民相比的，蚁子似地生活着，糊里糊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但这样混混沌沌的生活是也并不能长久继续的。卷来了“黑色的舌头”，飞来了宣传“王道”的汽车和飞机，日本旗替代了中国旗。偌大的东北四省轻轻地失去了。日本人为什么抢了去的？中国的统治者阶级为什么让他们抢了去？抢的是要把那些能够肥沃大地的人民做成压榨得更容易更直接的奴隶，让他们抢的是为了表示自己底驯服，为了取得做奴才的地位。
然而被抢去了的人民却是不能够“驯服”的。要么，被刻上“亡国奴”的烙印，被一口一口地吸尽血液，被强奸，被杀害。要么，反抗。这以外，到都市去也罢，到尼庵去也罢，都走不出这个人吃人的世界。
在苦难里倔犟的老王婆固然站起了，但忏悔过的“好良心”的老赵三也站起了，甚至连那个在世界上只看得见自己底一匹山羊谨慎的二里半也站起了……刘寡妇们回答出“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的时候，老赵三流泪地喊着“等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的时候，每个人跪在枪口前面盟誓说“若是心不诚，天杀我，枪杀我，枪子是有灵有圣有眼睛的啊！”的时候，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蚁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
这写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庄，而且是觉醒底最初的阶段，然而这里面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它“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鲁迅序《八月的乡村》）。
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愤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底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前者充满了全篇，只就后者举两个例子：
山上的雪被风吹着像要埋蔽这傍山的小房似的。大树号叫，风雪向小房遮蒙下来，一株山边斜歪着的大树，倒折下来。寒月怕被一切声音扑碎似的退溜到天边去了，这时候隔壁透出来的声音，更哀楚。（六十六页）
上面叙述过的，宣誓时寡妇们回答了“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以后，接着写：
哭声刺心一般痛，哭声方锥一般落进每个人的胸膛。
一阵强烈的悲酸掠过低垂的人头，苍苍然蓝天欲坠了！（一六四页）
老赵三流泪地喊着死了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以后，接着写：
浓重不可分割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敲了桌子两下，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一六四页）
这就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声，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
然而，我并不是说作者并没有她底短处或弱点。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底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地看来，她底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一个人物底性格都不大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底前面。第三，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要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
我想，如果没有这几个弱点，这一篇不是以精致见长的史诗就会使读者感到更大的亲密，受到更强的感动罢。
当然，这只是我这样的好事者底苛求，这只是写给作者和读者的参考，在目前，我们是应该以作者底努力为满足的。由于《八月的乡村》和这一本，我们才能够真切地看见了被抢去的土地上的被讨伐的人民，用了心的激动更紧地和他们拥合。
一九三五，十一，二十二晨二时。
胡风
1980年8月，胡风先生在一次《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的谈话中指出：
萧红的《生死场》原稿并没有题目，萧红和萧军请鲁迅为《生死场》作序，同时也要我写一篇序。我在看原稿时，看到书中有两句话分别提到“生”和“死”，就取来作为小说的题目，鲁迅和二萧都表示同意，当时我们祖国确实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为《生死场》写了一篇东西，但我觉得我的文章怎么能和鲁迅的并列为序呢，所以我的那一篇就作为书的后记了。
除鲁迅先生所作的《序言》，以及胡风先生作的《读后记》外，在《生死场》的书尾还有萧军代表奴隶社所作的《小启》。《小启》在论述完奴隶社出版的三本《奴隶丛书》的现实意义以后，还特地作了说明。
说明这样写道：
至于还想要知道一些关于在满洲的农民们，怎样生，怎样死，以及怎样在欺骗和重重压榨下挣扎过活，静态和动态的故事，就请你读一读这《生死场》吧。
《奴隶丛书》全部问世后，当时有不少报刊为之作了宣传，如1935年12月20日出版的《生活知识》第1卷第6期上这样介绍道：
“奴隶丛书”自出版第一种叶紫的《丰收》，第二种田军的《八月的乡村》后，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确留下一页可贵的收获。最近该丛书又出版第三种，是萧红女士著的《生死场》，描写东北农民生活，甚为深刻，并有鲁迅的序，和胡风的批评文字，每册六角，内山书店和各大书局均有代售。
相比之下，《生死场》要比《八月的乡村》要幸运得多，如1935年7月29日鲁迅在信中写道：《八月的乡村》“不便当的是这回不能托书店，因为万一发现，会累得店主人打P股，所以只好小心些”。
《生死场》自初版开始，及至20世纪末，仅国内就先后印行了有四五十次，可见鲁迅所言此书“力透纸背”的功底了。
仅以新中国成立前为例，《生死场》的出版也很可观：自1935年12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初版后，到1945年11月，10年间共印行了10版；1946年4-5月，由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连市文化界民主建设协进会策划出版了《东北文艺丛书》，作为该丛书之二的《生死场》，一月内出了2版；次年，由萧军主政的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也出版了萧红的《生死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4月，设在浙江丽水的潮锋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一本与小说《生死场》同名的连环画，为“大众战斗图画丛书”之一，由时年尚不足二十的青年画家张鸣飞一手绘制。1939年，是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三个年头，为了掩盖敌人耳目，对外宣称是美商华盛顿印刷出版公司出版兼发行，从而使画册得以顺利出版。这本连环画为32开本，虽谈不上什么高超的艺术，但也为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贡献了一份光和热。诚如作者张鸣飞1939年于上海写的《自序》中所云：“这本《生死场》画册，我还没有通知原作者萧红先生，因为我不知道她的地址，我想对于这一点，萧红先生也绝不会认为没有通知而这是占夺作者版权的说法。我所以要大胆地干，我认为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够把这本原著扩大宣传开来，至少可以增加宣传抗战的一份力量，当然萧红先生绝不会反对这个，我相信她知道了，一定会同情我。”令人惋惜的是，在萧红因肺痨客逝香江后不几年，张鸣飞也因肺病缺钱治疗而去世，年仅20多岁。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张鸣飞在《时代漫画》、《漫画家》及《抗战漫画》等一系列抗日救亡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笔锋甚是犀利的抗战漫画。
还有不少杂志刊登了《生死场》的插图。如在1939年8月16日出版的《文艺阵地》第3卷第9期上，载有雪松特为《生死场》作的三幅木刻。第一幅的文字说明是：“深秋秃叶的树，为了惨厉的风变，脱去了灵魂一般吹啸着。马行在前面，王婆随在后面，一步一步风声送着老马归去。”这是由于地主的逼租，迫使王婆忍痛卖掉自己心爱的老马的情景。第二幅是：“野狗在远的地方安然的嚼着碎骨发响……”再有一幅是：“老赵三立在……先流泪……等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这三幅木刻画画出了农民们朴质而坚强的灵魂。
以后再版的《生死场》，其封面装帧，有的与初版本一样，但色彩不是红色与黑色，有的用白色和红色，有的则是白色和玫瑰红色，有的甚至连图案也换掉了，但主题不改初衷。如在抗战胜利才三个月后的1945年11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的第10版的封面，则是一幅匠心独具的木刻：一位骨瘦如柴的妇女，头高昂着，双臂蒙脸，仅露出痛苦的眼睛。背景则是铁丝网，表现出劳苦大众在生死线上的痛苦挣扎。
另有1947年2月由上海生活书店所出第2版的《生死场》封面，装帧是一尊题为《奴隶》的雕塑，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大师米开朗基罗作于1513年-1516年的不朽之作。出版者选定《奴隶》为《生死场》封面，其寓意自然格外地深刻。这是因为《生死场》一方面描写了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奴隶的悲惨生活，另一方面又顽强地喊出了不甘做奴隶的心声。这封面完完全全地体现出了小说的主题思想：“革命不怕死，那是露脸的死啊……比当日本的奴隶强得多哪！”而且，难能可贵的一点是，这个封面设计的更换，好就好在充分体现了当年鲁迅将《生死场》列入《奴隶丛书》的本意。胡风先生后来写道：
萧红的小说被退回来了，鲁迅交给我看。读着原稿，面前展开了东北穷苦人民受侵略受压榨的悲惨的生活实际，顽强地挣扎着的求生意志和悲壮不屈的反抗斗争。这在当时是少见的。我受到了感动。还没有确定书名，他们要我提，我就从书中的小标题取出了“生死场”为名。他们还要我写篇序，我毫不迟疑地写了点感想。但因为有鲁迅的序，我坚决要他们放在后面，当作后记。
读到了《八月的乡村》。这是有领导的战斗，生活内容和战斗规模和《生死场》有所不同，生活和斗争的人民性实感，以及求真精神和现实主义的风格，不及《生死场》。但它有一个特点，作品里面反映出来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当时国民党欺骗宣传什么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他们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这两本小说则完全不同，《八月的乡村》里的人物还特地声明了他们是“人民军”，也就是这两个作者的笔名合起来的“红军”。看了这两部作品，我们这才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好像自己也参加在里面似的，体验到了卑微的受苦受难的东北人民的，英勇不屈的抗日民族战争。这两本小说，向我们提供了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运动实际。而且还使我们确信，这个伟大的历史运动能够在文学创作上得到反映，而且已经得到了反映。这才使处在民族危机下心怀仇恨但在实际上苦闷着要求前进的我们大大地吐了一口闷气。仇恨就是力量。大书店不敢销售这样的书，我们就用布包着送给接近的人们，辗转地推销出去。实践产生认识，后来在拟定口号时，我毫不迟疑地同意采用了“民族革命战争”这个定义。这两本小说在文学实践上对这个口号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席间，萧军代表叶紫和萧红向鲁迅先生提议：创建奴隶社。
鲁迅先生听后当即表示了同意，他说，“奴隶社”这个名称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是“奴才社”，奴隶总比奴才强！奴隶是要反抗的……
鲁迅再一次给予他们以强有力的支持。鲁迅先生后来对参加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从陕北回到上海的冯雪峰极为认真地说道：
这奴隶，是受压迫者用来作丛书名，是表示了奴隶的反抗。所以，统治者和“正人君子”们，一看到这类字样就深恶痛绝，非禁止不可的。
对于在残酷年代里愿意并真正为奴隶的解放呼号的人，鲁迅最大的支持是出版他们的书，并为之鼓与呼。
叶紫的《丰收》是一个由六篇短篇小说组成的短篇小说集，列为《奴隶丛书》之一，共收有《丰收》、《火》、《电网外》、《夜哨线》、《乡导》、《杨七公公过年》等。上述作品都无情地揭露了反动当局和地主对基层人民、农民的残酷压榨，从而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有些则再现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村风起云涌的反封建反压迫的伟大斗争。
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曾辗转托人送到黎明书店等处，请予安排出版。而黎明书店的决策层起初也曾对这几个小奴隶的稿子考虑过，但鉴于当时恶劣的政治形势和国民党文化检查官的苛求，书店不得不对这些作品存有戒心，生怕一旦出版发行会累及书店的前途，故而到了最后，也就予以了婉言拒绝。但是要想自费出版，全部经费又一下成了问题，三个人连吃饭打牙祭都想请老头子来为之解馋，又何以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呢？就在这个当口，黎明书店有两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丁镜心和敖方肇站了出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当时，印刷费和白报纸可以赊账，于是他们两人冒着风险作了担保，先后把这三部小说稿转给与黎明书店有来往的民光印刷所排印。
《八月的乡村》文稿取回来之后给了叶紫，叶紫看过之后激动得抱着萧军说：“好哥哥！你写得真好！”叶紫热情地介绍萧军到公共租界内一位王先生私人办的“民光印刷所”去出版，也就是印刷叶紫的小说集《丰收》的那个印刷所。叶紫的《丰收》因为得不到公开出版的机会，只好自费秘密出版。《八月的乡村》是抗日的小说，当然更不能公开出版了。悄吟的《生死场》（这是胡风给起的书名）经过鲁迅推荐，转来转去有半年之久，也未得到公开出版的机会，只有另找出路。在萧军的建议下，征得鲁迅批准，他们三人组成了“奴隶社”，自费、秘密、“非法”出版了三本《奴隶丛书》：《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三本书都由鲁迅写了“序言”。在《丰收》的附页上以及《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初版时，都刊有萧军拟写的小启事：
我们陷在“奴隶”和“准奴隶”这样的地位，最低我们也应该作一点奴隶的呼喊，尽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忍耐-《奴隶丛书》的名称便是这样被我们想出的。
为了蒙蔽敌人，他们为“奴隶社”假设了一个发行所：上海四马路容光书局。并将《八月的乡村》出版日期印成了“八月”，其实是5月份付排，7月初就出版了。先交了30元印刷费，不足之数，出版之后卖了钱才补齐的。《八月的乡村》封面是经鲁迅介绍请木刻家黄新波刻的一幅木刻画。
萧军也为《八月的乡村》写了一个书后，表达了他要用笔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
在这里再说明一下，有关印书的钱这个问题，鲁迅先生在1935年4月25日发出的信中说：“太白社寄来稿费一张，印也代盖……”在三天后发出的另一封信中说：“文学社寄来稿费单一张，今仍代印寄上，印书的钱大约可以不必另外张罗了罢。”
萧军后来回忆道：“八月的乡村》印费的‘订金’三十元，就是用了这些零星稿费凑出来交出去的。”
到了萧红的《生死场》出版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12月的事情了。诚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虽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鲁迅又指出：“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于是，在《八月的乡村》出版相隔几乎半年之后，《生死场》又回到了奴隶社的麾下。鲁迅先生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如下：
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
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
奴隶社以汗血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却又在我们的上司“以身作则”的半年之后了，还要我写几句序。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络绎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提及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序一事，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
等到《生死场》列入《奴隶丛书》时，本文前面已经叙述过了-叶紫的《丰收》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早已经出版，而且前边均有鲁迅先生作的序。萧红看了之后就忍不住写信给鲁迅先生，央求说：他们（指叶紫和萧军）的书，都有您给写的序，我也要……
对于这位“孩子气不改”的悄吟太太，鲁迅先生一向是“无可奈何”的，这一次同样不例外。他于1935年11月14日的夜里为《生死场》写了《序言》，即于次日“夜里写了一点序文，今寄上”。鲁迅在11月15日的日记里也这样记载道：“寄萧军信并《生死场》小序一篇。”
然而，萧红仍然没有感到满足-因为没有鲁迅先生的“笔迹”，而《八月的乡村》的“序言”二字，是鲁迅的笔迹，萧军还专门为此制了版。其实，《生死场》的序言，鲁迅写完后，许广平又给誊清了，给她寄去的就是誊清了的，自然，上面也就没有了鲁迅的“笔迹”了。没有鲁迅先生的笔迹，萧红便就又孩子气地再次写信给鲁迅索要笔迹。16日鲁迅收到她的信后，当天夜里就写了随信附去。鲁迅先生在信中写道：
我不希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是可以缩小的。
鲁迅对萧红，有时像对待小海婴一样，慈爱、关怀、鞭策，虽然时时“顺从”她的“孩子气”，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高度负责及爱护的基础上的，对她的思想和创作上的不足之处，也是经常给予必要的督促、帮助，甚至是“不顾情面”地批评指出，尽管批评的语气有所不同。当然，这并不单单适用于萧红，对萧军、叶紫也是如此，甚至要更为严格一些。
鲁迅先生在《生死场》的序言中强调指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
这短短十二个字，在肯定萧红创作中在叙事和写景上所特有的长处的同时，又婉转地点出了萧红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缺乏栩栩如生的直感，从而流于自然主义的弱点。当然，说这话的目的是要她下苦功夫练笔。萧红在创作上的长处和弱点，恰与萧军颠倒了个。所以，作为文艺批评家的胡风先生在与二萧相识并看过他们的作品后，有过如此入木三分的评价：萧军是凭刻苦登上艺术的高峰，萧红则是凭她的天才……
鲁迅先生怕萧红不理解他所说的这十二个字的真实含义，所以，在作序两天后写的信中，既满足了萧红索要他“笔迹”的愿望，又特意将此点了个一清二楚：
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得弯曲一点。
这回，鲁迅先生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她的创作上的不足。
萧红是个才女，不仅文章写得如诗似画兼歌一般，而且也懂得点美术-这是她自小喜爱的一项艺术。《生死场》的初版封面，就是由她自行设计的，线条简练，色彩强烈。人们初看时，都以为封面的上半部画的是祖国东三省的版图呢：拦腰一条斜线，宛如利剑将东北从祖国的大地上一下劈开。其实当初萧红设计构图时，并没有这样的设想。萧军先生在1979年这样说明道：“我记得，在她设计、制作这封面时，我在场，因为封面纸用的是紫红色，想要利用这纸本色，把封面做成半黑、半红的样子，算作代表‘生’与‘死’。当她用黑笔把双钩的书名钩出以后，正企图把二分之一封面完全涂成黑色时，我觉得这太呆板了，就建议她只把书名周围涂黑就可以了，不必全涂，就像‘未完成’的样子就可以了。她听从了我的主张，就随便地涂成这个样子，它既不代表东北的土地，也非是城门楼子……如果说它‘像’什么，那只是偶合而已。”
《生死场》的初版本为32开，正文为210页，文前有鲁迅先生所作的《序言》，后有胡风先生所作的《读后记》。《读后记》如下-
我看到过有些文章提到了萧洛诃夫（Sholokof）在《被开垦了的处女地》里所写的农民对于牛对于马的情感，把它们送到集体农场去以前的留恋、惜别，说那画出了过渡时期的一类农民底魂魄。《生死场》底作者是没有读过《被开垦了的处女地》的，但她所写的农民们底对于家畜（羊、马、牛）的爱着，真实而又质朴，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片。
不用说，这里的农民底命运是不能够和走向地上乐园的苏联的农民相比的，蚁子似地生活着，糊里糊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但这样混混沌沌的生活是也并不能长久继续的。卷来了“黑色的舌头”，飞来了宣传“王道”的汽车和飞机，日本旗替代了中国旗。偌大的东北四省轻轻地失去了。日本人为什么抢了去的？中国的统治者阶级为什么让他们抢了去？抢的是要把那些能够肥沃大地的人民做成压榨得更容易更直接的奴隶，让他们抢的是为了表示自己底驯服，为了取得做奴才的地位。
然而被抢去了的人民却是不能够“驯服”的。要么，被刻上“亡国奴”的烙印，被一口一口地吸尽血液，被强奸，被杀害。要么，反抗。这以外，到都市去也罢，到尼庵去也罢，都走不出这个人吃人的世界。
在苦难里倔犟的老王婆固然站起了，但忏悔过的“好良心”的老赵三也站起了，甚至连那个在世界上只看得见自己底一匹山羊谨慎的二里半也站起了……刘寡妇们回答出“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的时候，老赵三流泪地喊着“等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的时候，每个人跪在枪口前面盟誓说“若是心不诚，天杀我，枪杀我，枪子是有灵有圣有眼睛的啊！”的时候，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蚁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
这写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庄，而且是觉醒底最初的阶段，然而这里面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它“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鲁迅序《八月的乡村》）。
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愤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底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前者充满了全篇，只就后者举两个例子：
山上的雪被风吹着像要埋蔽这傍山的小房似的。大树号叫，风雪向小房遮蒙下来，一株山边斜歪着的大树，倒折下来。寒月怕被一切声音扑碎似的退溜到天边去了，这时候隔壁透出来的声音，更哀楚。（六十六页）
上面叙述过的，宣誓时寡妇们回答了“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以后，接着写：
哭声刺心一般痛，哭声方锥一般落进每个人的胸膛。
一阵强烈的悲酸掠过低垂的人头，苍苍然蓝天欲坠了！（一六四页）
老赵三流泪地喊着死了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以后，接着写：
浓重不可分割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敲了桌子两下，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一六四页）
这就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声，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
然而，我并不是说作者并没有她底短处或弱点。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底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地看来，她底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一个人物底性格都不大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底前面。第三，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要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
我想，如果没有这几个弱点，这一篇不是以精致见长的史诗就会使读者感到更大的亲密，受到更强的感动罢。
当然，这只是我这样的好事者底苛求，这只是写给作者和读者的参考，在目前，我们是应该以作者底努力为满足的。由于《八月的乡村》和这一本，我们才能够真切地看见了被抢去的土地上的被讨伐的人民，用了心的激动更紧地和他们拥合。
一九三五，十一，二十二晨二时。
胡风
1980年8月，胡风先生在一次《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的谈话中指出：
萧红的《生死场》原稿并没有题目，萧红和萧军请鲁迅为《生死场》作序，同时也要我写一篇序。我在看原稿时，看到书中有两句话分别提到“生”和“死”，就取来作为小说的题目，鲁迅和二萧都表示同意，当时我们祖国确实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为《生死场》写了一篇东西，但我觉得我的文章怎么能和鲁迅的并列为序呢，所以我的那一篇就作为书的后记了。
除鲁迅先生所作的《序言》，以及胡风先生作的《读后记》外，在《生死场》的书尾还有萧军代表奴隶社所作的《小启》。《小启》在论述完奴隶社出版的三本《奴隶丛书》的现实意义以后，还特地作了说明。
说明这样写道：
至于还想要知道一些关于在满洲的农民们，怎样生，怎样死，以及怎样在欺骗和重重压榨下挣扎过活，静态和动态的故事，就请你读一读这《生死场》吧。
《奴隶丛书》全部问世后，当时有不少报刊为之作了宣传，如1935年12月20日出版的《生活知识》第1卷第6期上这样介绍道：
“奴隶丛书”自出版第一种叶紫的《丰收》，第二种田军的《八月的乡村》后，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确留下一页可贵的收获。最近该丛书又出版第三种，是萧红女士著的《生死场》，描写东北农民生活，甚为深刻，并有鲁迅的序，和胡风的批评文字，每册六角，内山书店和各大书局均有代售。
相比之下，《生死场》要比《八月的乡村》要幸运得多，如1935年7月29日鲁迅在信中写道：《八月的乡村》“不便当的是这回不能托书店，因为万一发现，会累得店主人打P股，所以只好小心些”。
《生死场》自初版开始，及至20世纪末，仅国内就先后印行了有四五十次，可见鲁迅所言此书“力透纸背”的功底了。
仅以新中国成立前为例，《生死场》的出版也很可观：自1935年12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初版后，到1945年11月，10年间共印行了10版；1946年4-5月，由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连市文化界民主建设协进会策划出版了《东北文艺丛书》，作为该丛书之二的《生死场》，一月内出了2版；次年，由萧军主政的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也出版了萧红的《生死场》……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4月，设在浙江丽水的潮锋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一本与小说《生死场》同名的连环画，为“大众战斗图画丛书”之一，由时年尚不足二十的青年画家张鸣飞一手绘制。1939年，是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三个年头，为了掩盖敌人耳目，对外宣称是美商华盛顿印刷出版公司出版兼发行，从而使画册得以顺利出版。这本连环画为32开本，虽谈不上什么高超的艺术，但也为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贡献了一份光和热。诚如作者张鸣飞1939年于上海写的《自序》中所云：“这本《生死场》画册，我还没有通知原作者萧红先生，因为我不知道她的地址，我想对于这一点，萧红先生也绝不会认为没有通知而这是占夺作者版权的说法。我所以要大胆地干，我认为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够把这本原著扩大宣传开来，至少可以增加宣传抗战的一份力量，当然萧红先生绝不会反对这个，我相信她知道了，一定会同情我。”令人惋惜的是，在萧红因肺痨客逝香江后不几年，张鸣飞也因肺病缺钱治疗而去世，年仅20多岁。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张鸣飞在《时代漫画》、《漫画家》及《抗战漫画》等一系列抗日救亡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笔锋甚是犀利的抗战漫画。
还有不少杂志刊登了《生死场》的插图。如在1939年8月16日出版的《文艺阵地》第3卷第9期上，载有雪松特为《生死场》作的三幅木刻。第一幅的文字说明是：“深秋秃叶的树，为了惨厉的风变，脱去了灵魂一般吹啸着。马行在前面，王婆随在后面，一步一步风声送着老马归去。”这是由于地主的逼租，迫使王婆忍痛卖掉自己心爱的老马的情景。第二幅是：“野狗在远的地方安然的嚼着碎骨发响……”再有一幅是：“老赵三立在……先流泪……等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这三幅木刻画画出了农民们朴质而坚强的灵魂。
以后再版的《生死场》，其封面装帧，有的与初版本一样，但色彩不是红色与黑色，有的用白色和红色，有的则是白色和玫瑰红色，有的甚至连图案也换掉了，但主题不改初衷。如在抗战胜利才三个月后的1945年11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的第10版的封面，则是一幅匠心独具的木刻：一位骨瘦如柴的妇女，头高昂着，双臂蒙脸，仅露出痛苦的眼睛。背景则是铁丝网，表现出劳苦大众在生死线上的痛苦挣扎。
另有1947年2月由上海生活书店所出第2版的《生死场》封面，装帧是一尊题为《奴隶》的雕塑，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大师米开朗基罗作于1513年-1516年的不朽之作。出版者选定《奴隶》为《生死场》封面，其寓意自然格外地深刻。这是因为《生死场》一方面描写了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奴隶的悲惨生活，另一方面又顽强地喊出了不甘做奴隶的心声。这封面完完全全地体现出了小说的主题思想：“革命不怕死，那是露脸的死啊……比当日本的奴隶强得多哪！”而且，难能可贵的一点是，这个封面设计的更换，好就好在充分体现了当年鲁迅将《生死场》列入《奴隶丛书》的本意。胡风先生后来写道：
萧红的小说被退回来了，鲁迅交给我看。读着原稿，面前展开了东北穷苦人民受侵略受压榨的悲惨的生活实际，顽强地挣扎着的求生意志和悲壮不屈的反抗斗争。这在当时是少见的。我受到了感动。还没有确定书名，他们要我提，我就从书中的小标题取出了“生死场”为名。他们还要我写篇序，我毫不迟疑地写了点感想。但因为有鲁迅的序，我坚决要他们放在后面，当作后记。
读到了《八月的乡村》。这是有领导的战斗，生活内容和战斗规模和《生死场》有所不同，生活和斗争的人民性实感，以及求真精神和现实主义的风格，不及《生死场》。但它有一个特点，作品里面反映出来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当时国民党欺骗宣传什么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他们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这两本小说则完全不同，《八月的乡村》里的人物还特地声明了他们是“人民军”，也就是这两个作者的笔名合起来的“红军”。看了这两部作品，我们这才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好像自己也参加在里面似的，体验到了卑微的受苦受难的东北人民的，英勇不屈的抗日民族战争。这两本小说，向我们提供了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运动实际。而且还使我们确信，这个伟大的历史运动能够在文学创作上得到反映，而且已经得到了反映。这才使处在民族危机下心怀仇恨但在实际上苦闷着要求前进的我们大大地吐了一口闷气。仇恨就是力量。大书店不敢销售这样的书，我们就用布包着送给接近的人们，辗转地推销出去。实践产生认识，后来在拟定口号时，我毫不迟疑地同意采用了“民族革命战争”这个定义。这两本小说在文学实践上对这个口号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