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沐浴在阳光下
由于当时上海政治环境的复杂，二萧不能经常与鲁迅会面，只能靠写信向鲁迅请教各种问题，而鲁迅也总是不厌其烦地一一给予回答。
鲁迅担心他们在上海万一会发生什么差错，也知道他们在上海无亲无友，想给他们介绍几个可靠的朋友，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鲁迅在12月17日的信中写道：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
收到这封仅寥寥数语的信，如同在青岛第一次收到先生的来信，二萧又一次沉入无比的喜悦和激动之中。短简在他与她的手中不停地传递着，先是萧红流下了眼泪，接着，萧军的双眼也湿润、模糊了起来：“我们这两颗飘泊的、已经近于僵硬了的灵魂，此刻竟被意外而来的伟大的温情，浸润得近乎难于自制地柔软下来了，几乎竟成了婴儿一般的灵魂！”（萧军语）
萧军当即翻寻出一份上海市区的市街图，按照鲁迅先生信中指点的赴宴酒楼所在的方位，寻找二马路和三马路的大体方向和位置，其次是寻找那条被称之为横街的广西路。除此之外，萧军依据其所在方位，量画了一下路程，以及要乘坐的公共电车和汽车……待到这一切做完，他方才松了一口气，静静地望着站在一旁的萧红，似乎还想说些什么才好。这时，却见萧红瞪着一双湿漉漉的大眼睛，嘲讽地抢在他前面问开了：
“你要出兵打仗吗？”
萧军被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给问迷惑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萧红气恼地回道：
“我和你说话，竟装作没听见的样子，一个劲儿地在那张破地图上看来看去，又用手指量来量去！简直像一个要出兵打仗的将军了！”
萧军一听，释然地笑了：
“我总得把方向、地点……确定下来呀！心里得有个谱，怎么能够临时瞎摸乱闯呢？-你要和我说什么呀？”
“我要和你说呀……”萧红伸出一只手去，扯了扯萧军身上的罩衫袖管，说道，“你脱了外套，就穿这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吗？”
“那穿什么呀？-我没有第二件……”
“要新做一件-”萧红的口气是不容置疑的。
萧军摇了摇脑袋，心想哪有这么容易的，而且时间也来不及呀！于是，便说了声“没必要”，拒绝了萧红出的主意。同时，怕萧红不高兴，又补充了一句：“上次会见鲁迅先生时，不也就是穿的这件罩衫吗？”
“这一回……有客人！”
“鲁迅先生信上不是说，只有几个朋友，而且都是可以随便谈天的么？鲁迅先生认为可以随便谈天的人，我想总不会有什么‘高人贵客’罢？只不过是一些左翼作家们，我以为他们不会笑话我的罩衫的吧……”
萧军还是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反驳着妻子的话。萧军是从不讲究穿着的人，即使到了晚年也如此。“文革”结束复出时，到东北三省访问，穿的竟是一套劳动布缝就的工作服一般的便装，出国访问、交流，在同行中他也是最不讲究衣食住行的一个。
“你这个人……真没办法！”
萧红有点儿发怒了，由于发怒，两只大眼睛一闪一闪的。突然间，她猛地一跺脚，飞快地冲到床前，把放在那儿的大衣一把抓了过去，又随随便便将它披在了肩上，一扭身子，竟冲出了屋门。紧随着的是一连串十分急促的笃笃笃跑下楼梯的脚步声，她几乎是飞跑着冲到街上去的……
而留在屋内的萧军，则是一脸的莫名其妙，静静地默视着她的一系列快速动作，既没来得及问她为什么会发怒，也没有问她干什么去？当然，更没有拦阻她和去追赶她。两年的共同生活，萧军是充分知道萧红性格的，只要遇到类似的情况发生，萧红是决不会回答对方提出的任何问题的，更不会听任劝阻，如果你去追赶她，她就会跑得更快一些！所以，一遇到这样的情况出现，萧军采取的办法，就是“随她去罢”！而一旦事情过后，就像什么事儿也不曾发生过，萧红就会像一个孩子似的跳跳蹦蹦地回到他的身边。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左右，楼梯上重又响起了为萧军早已熟悉了的急促的脚步声。此时，萧军正埋着头在写东西，故意装做没有听到萧红上楼的脚步声……忽然间，一卷软绵绵的东西“叭”的一声敲到了他的头上，接着，他听到了她的责问声：
“你没听到我回来了吗？”
“没听到-”萧军故作一脸茫然地回答道，“我什么也没听见！”
“坏东西！”
她亲昵地嗔骂了一句，然后喜滋滋地说道：
“看，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料！”
说着话的工夫，萧红两手捧着一片黑白纵横的方格绒布料，一直递到萧军的眼前。这时，萧军方才明白，原来刚才砸在他头上那软绵绵的东西敢情就是这块布料了。随即，萧军周身神经本能地泛起了一阵凉森森的感觉，心里想道：“糟糕！大概她把仅有的一点钱全买布料了，也许连明天赴宴会的乘车费也花光了……”想到这里，他心情沉重又不无担忧地问她：
“买它干什么？”
“我一定要给你做一件‘礼服’，好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呀！”
说完，她把布料抖动了一下，问道：
“好不好？你喜欢不喜欢？”
“好！喜欢！”萧军不由自主地“顺”着她回答道，他是怕她再发脾气。
这一下，萧红喜笑颜开了，又问道：
“你猜猜，得多少钱？”
“猜不着。”萧军摇了摇头，他说的是真话。
“七角五分钱，-我是从一家大拍卖的铺子里买到的这块绒布头。”说到这里，她向他发出了命令：“起来，让我比量比量，看够不够……”
萧军听话似的站起了身子，听任她用这块布料在他的身前身后量来量去……这时，萧军的心情也变得轻快多了，情不自禁地在心中说道：“谢谢上帝！”原来，她并没有把仅剩的几元钱全部花光啊，剩下的钱还足够开销几天的生活费和车钱的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萧红较之一般女性所特有的细腻和对生活的精打细算，以及她对萧军细致周到的关爱。
萧红让萧军把身上的那件破旧罩衫脱了下来，又从皮箱里把他在哈尔滨夏天时穿过的一件俄国高加索式立领绣花大衬衫给找了出来，将它平平整整地摊放在床上，用刚买来的那块方格绒布上下左右比量了一番。及至后来，她竟然像孩儿一般兴高采烈地自己拍起了巴掌，跳着脚，高声嚷叫道：
“足够啦！足够啦！”
见她这副兴高采烈的模样，萧军不觉好笑起来，但他又不能不向她提醒道：“你知道，明天下午6点钟以前，我们必须到达那家豫菜馆！你难道让我像一个印度人似的披着这块布头儿去当礼服穿吗？”
但是，萧红却胸有成竹且得意扬扬地回答道：
“傻家伙！我怎么能够让你当‘印度人’哪！你等着瞧罢，在明天下午五点钟以前，我必定让你穿上一件新的‘礼服’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要显显我的‘神针’手艺！”
这时，已经到了傍晚，原本阳光就照射不到的后楼亭子间早就昏暗下来了-又是冬日，夜长日短。就在一盏高悬着的仅有25支光的昏黄电灯下，萧红开始了家庭裁缝的第一步工作-裁剪……
第二天一清早，天还没有完全透亮，萧红就起了床，开始了她的紧张的手工缝纫工作……
萧军虽然对她的缝制本领和速度略有所知，但要在不足一天的时间内（实际上只有几个钟头），一针一线地缝制起一件样式颇为复杂的洋式衬衫来，是没有信心的，自然也不抱什么希望。
这一天从早上起，萧红几乎是不吃、不喝、不休息，全神贯注地缝制着手头的活儿。萧军在一旁望去：“只见她那美丽的、纤细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动着……她再也不和我讲话了……”
果然，近下午5点的时间，心灵手巧的萧红把爱侣要去赴一个重要宴会的新“礼服”缝制完毕了。当然，这是仿制那件高加索式（也称哥萨克式服装）立领、套头、掩襟的大衬衣而制成的。唯一不同的是：“袖口是束缩起来的，再就是没有绣上花边儿……”自然钱不够，时间过于匆忙是主要原因。
“过来！”萧红又向他下达了命令，“试试看。”
萧军乖乖地走了过去，顺从地穿上了她为他专门缝制的这件礼服。使萧军感到惊讶和佩服的不仅仅是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赶完了这件颇为复杂的活儿，而且穿在他身上，竟是如此这般的合身和舒适。
“把小皮带扎起来！围上这绸围巾！”萧红向他发出了第二个指令。
“走开，走远一些，让我看一看……”
这时的萧军，完全是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兵了，他一会儿走到屋角的方向，一会儿又机械似的车转过身子来，一会儿又笔笔直直地来了个立正姿势……
而萧红俨然像个“指挥官”，先是从正面，而后又从侧面、从后面观摩着这个归她所属唯一的“兵”的操练。最后，她回到她原来站立的地方，久久地注视着萧军……忽然间，两人的四目相遇了，情感的火花飞快地迸溅了开来……骤地，萧红竟像一只麻雀似的欢呼着跳跃着扑向萧军的怀抱……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溶解成为一体。诚如萧军先生后来所说：“我们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是穷困的，但在爱情生活方面，却是充实和饱满的啊！”
在鲁迅先生指定的宴请日子-12月19日下午的6点钟左右，这一对来自沦陷地的东北青年流亡作家，终于寻摸到了鲁迅先生信中所说的那家梁园豫菜馆。
他们上楼的时候，正巧许广平在楼梯口迎接着他们的到来，除去鲁迅先生、许广平和小海婴外，还有好几位先到的客人。
对萧红，许广平似乎遇上了多年不见的故人，表现了女性间特有的热情和亲切，她竟然伸开臂膀将萧红拦腰一抱，连同小海婴一起走向了另一个房间去聊她们的私房话了。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的光景，她们才回到客人聚集的这间屋子。这时已经是傍晚近7点的时候了。
共九个人，鲁迅先生给指定了座位。鲁迅先生这次在梁园设宴，名义上是为了庆祝胡风、梅志夫妇的儿子满月，而实际上是为东北流亡上海的二萧介绍几个“可以随便谈天”的朋友，这些朋友是：“脸形瘦削，下巴略尖，略高的鼻梁有些突起，架了一副角边眼镜，鼻尖显得特殊敏感的样子，后披式的发型梳理得无可指摘的光亮和整齐，穿了一件湛蓝色半新的罩袍，袖口卷起着，可以露出一圈白色的衬衣袖头”的茅盾先生；“脸形瘦削，面色苍白，有一双总在讥讽什么似的在笑的小眼睛，短发蓬蓬、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旧罩袍，个子虽近乎细长，但却显得有些驼背的”聂绀弩及他的妻子、“约近三十岁，方圆脸盘、脸色近于黑的女士，她穿了一件细花深绛色，类似软绸料子的窄袖半旧旗袍”的周颖；再有“一位穿淡紫色西装”的年轻人叶紫。由于梅志的妹妹代转请柬送晚了，胡风夫妇不及赶至。
梁园宴会后，上述这些客人全都成了二萧的好朋友。1941年冬，孤岛香港沦陷前夕，茅盾和柳亚子等人先后探望过病中的萧红。至于说到聂绀弩，一生都充满着传奇色彩。他生于1903年，1924年考入国民党黄埔军校一期，并参加过国民革命军东征。次年又就学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1927年回国后即于风狂雨骤的大革命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赴日本留学，并结识了胡风，一起组织成立了“新文化研究会”，编辑《文化之光》刊物。后因从事革命活动，与夫人周颖及胡风等一起被日本警视厅逮捕，并被强行遣送回国，于1934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30年后发生的那场浩劫中，由于他熟知江青当年在上海的丑恶历史，并不甘屈服于林彪、“四人帮”的淫威，说了他们的坏话，竟被江青口一张判处死刑，差一点给枪毙）。在1937年9月萧军、萧红撤退至武汉时，聂绀弩、胡风与二萧一起编辑过文艺刊物《七月》。之后不久，聂绀弩又与二萧一起应李公朴之邀前往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作为“兄长”的聂绀弩一直关怀着萧红，次年在西安，聂绀弩曾力阻萧红与萧军分手，并竭力反对她的新的选择，可惜萧红的主意已定，因为她是一个“从来不听别人劝”的执拗女性。至于萧军、聂绀弩、胡风三人之间所存在的特殊友谊，一直维系到80年代三人相继逝世为止。尽管后来三人都遭受了莫须有的非人道的政治风浪和残酷迫害，可几十年间三人谁也不曾背叛过谁，谁也不曾将另两个人在心中抹去应占的地位，从而在临去九泉之下见恩师鲁迅前夕，三人同照了一张相，为现代文坛及后世留下了不朽的佳话。
席间穿西装的年轻人叶紫，被鲁迅先生指定为二萧在上海的向导和“监护人”。
在这里，有必要把叶紫的情况给介绍一下，这不仅是因为叶紫在二萧的上海生活中确确实实履行了鲁迅先生的嘱托，真正起到了向导和监护人的作用，使他们少走了不少弯路，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位早期的共产党员。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叶紫被誉称为“一道匆匆而过却又极其耀眼的彗星”。
叶紫原名余昭明，又名余鹤林、汤宠等。湖南益阳人。父亲余达才是个有着丰富经历的人，卖过布、撑过船、教过书、拿过枪。大革命时期，叶紫的全家都投入到了洪流中。1927年由于同为中共党员的父亲与姐姐在家乡被国民党右翼势力杀害，他被迫开始了四处漂泊的人生道路。
叶紫经历的丝毫不比父辈少。逃亡在外使他广泛接触了社会最底层的苦难生活，他先后流落在南京、上海等地，做苦工、拉洋车，当过兵、讨过饭、教过书、编过报。最后，在同乡志士的帮助下才重新找到了地下党。
叶紫有着极为曲折的人生阅历，使他颇得鲁迅的重视，诚如他为叶紫的短篇集《丰收》一书所作的序中所说：“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经历。”也正因为鲁迅对叶紫的另眼看待，所以鲁迅先生才指定叶紫为二萧的向导和监护人。
叶紫于1932年加入“左联”，同年还与陈企霞共同创办了《无名文艺》。1933年叶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以自己的作品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地下党和“左联”多次在他与老母、妻儿共同居住的狭小亭子间里召开会议及作联络点，他的一家由于受父亲、姐姐的影响，也都积极支持党的事业。
叶紫的生活积累是丰厚的，这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湖南乡土气息，如1933年5月和9月写成的代表作《丰收》与《火》。叶紫小说的成功离不开他严谨的写作态度和成熟的写作技巧。他不仅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诗词有较深的研究，而且对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及社团也有着较为广泛的了解。据一些研究者研究的成果看，叶紫还广博地涉猎于外国文学的领域，特别是当时对中国左翼文学影响最大的苏俄文学。他在研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还写过一部厚厚的读书笔记。当然，这与长时间在鲁迅身边耳濡目染是分不开的。
叶紫的文学创作历程并不算长，也就是加入“左联”那一年始于创作，至四年后疾病加剧基本辍笔，四年间问世的作品有数十万字之多。
与二萧会面后不多久，叶紫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但他仍抱病完成了描写北伐时期农村妇女命运的中篇小说《星》和《山村一夜》等小说集中的许多篇什。其中，《山村一夜》完成于1936年7月4日“大病之后”。
抗战全面爆发后，叶紫与二萧等分手，于贫病交困中离开上海返回故乡湖南乡下。在故乡，他一面治病，一面仍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正当叶紫准备撰写长达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和中篇小说《菱》时，却于同年10月5日因病情再度加剧无钱治疗而告别人世。
叶紫生于1910年，比萧军小三岁，比萧红也仅大一岁，然而他的阅历和处世经验却是二萧的“长兄”。
那天席间，见聂绀弩不停地往夫人周颖的碗里夹菜，于是，萧军也依样画葫芦地往萧红的碗里夹那些她够不着的菜。这使得萧红不好意思起来，她不时地用手在桌子底下暗暗地阻止着他的举动。
席间，满口“阿拉”上海话的小海婴一个劲地和他的“姐姐”萧红讲着他们俩之间的悄悄话，混得很熟很熟。
为了礼貌起见，也是为了不甘于寂寞的缘故，待鲁迅先生向二萧一一介绍完“可以谈天”的朋友后，萧军也向大家讲述了一些东北三省的各种风俗、习惯，以及一些趣闻。在座的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全都专心致志地听他讲着，最后，萧军提出欲购买几本书，别人没有说什么，倒是被鲁迅先生介绍为“我们一道开店的老板”的茅盾先生极诚恳、仔细地为他一一介绍……当时尚不知“老板”即茅盾先生的萧军在心中暗暗钦佩：“这位老板的文化知识还很丰富咧！”
将近晚上9点钟，宴会结束了，只见穿西装的年轻人叶紫适时地走了过来，把他的住址开给了萧军，这是鲁迅先生事先叮嘱过的，萧军收下后也将他们的地址开给了叶紫，但其他的人一个也没有这样做。这时的萧军已经略知一二了：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是不应该随便向别人问姓名或索要地址的。
临分手的时候，萧军他们将一对枣木旋成的小棒槌送给了小海婴，这是半年前他们途经大连时，友人王福临送给他们的。小海婴拿到后爱不释手，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为此，第二天鲁迅先生还特意写信给他们致谢，说：“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木棒。”这也是鲁迅先生他们一家人第一次看见这种奇特的“礼品”。
在回家的路上，萧军和萧红两人彼此挽着胳膊，行走在大街和弄堂里。他们行走时脚步轻快，有点儿飘飘欲仙的模样，此时此刻的这对东北青年，自我感觉美极了，仿佛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后来，为纪念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宴会，为纪念萧红亲手缝制的新“礼服”，1935年的春天，二萧特意到法租界的万氏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萧军坐得要比萧红高出一个头，头发黑油油的，紧闭着的嘴唇显得刚毅倔犟，微露一丝只有细瞅才能察觉到的笑容，他右手握拳，轻轻地抵在萧红的右膀子上，左手则很随意、潇洒地轻搭在萧红的左肩上。萧军上身穿的正是由萧红亲手缝制的黑白方格的绒布新“礼服”，脖子上围了一条米黄色的轻薄围巾，上面用暗绿色丝线绣了Инбчга几个不成文的俄文字母。这是二萧他们由哈尔滨南下流亡出走时，一位教他们俄文的俄国姑娘给绣做的纪念品。而萧红则穿了件深蓝色的“画服”，圆圆的满是孩子气的脸上嵌着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额前则梳着小女孩似的刘海儿，两条小辫的末梢扎着两只蝴蝶结。而右手则怪模怪样地将一只烟斗含在嘴中-据萧军事后说明，是从照相馆的小道具箱里捡出来的，是“装蒜”。
总之，鲁迅先生举办的这次宴会给二萧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两人即使是分手以后，也都有生动的文字形象地记载了这次令他们终生难忘的宴会！
这次宴会过后不久，萧军夫妇从拉都路的283号搬到了同一条路的411弄22号的二楼，一个名叫福显坊的弄堂。
新住址是一间有阳光的前楼，每月房价是11元。从新居的南面窗口望出去，正前方和路的两侧全是一片广阔的菜地。这时虽然已是隆冬季节的农历十二月了，但无论是在楼房的墙根下还是菜地上，全是一片绿油油嫩青青的颜色，这使得来自东北的二萧深感惊诧和喜悦。因为在他们的家乡东北，一进入这样的季节，望过去的不是白雪茫茫一片，便是灰苍苍的一派令人颓丧的颜色。于是乎，他们就欣喜若狂地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给鲁迅先生去信报告说这儿有一大片绿色。为了不扫他们的兴，鲁迅先生在1935年1月4日的复信中“顺”着他们说道：
“…知道已经搬了房子，好极好极，但搬来搬去，不出拉都路，正如我总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样。有大草地可看，在上海要算新年幸福……”
对于萧红在信中问先生：过年了，想不想在北京的妈妈？或者到北京去看看？对此，鲁迅的回答极为坦诚而又风趣：
“每天弄到半夜，睡了还做乱梦，那里还会记得妈妈，跑到北平去呢？”
在信中，萧军曾提议，把国民党检查官给删改过的文章制成锌板，设法印出来，让全国人民看一看他们的卑鄙伎俩……
鲁迅先生对他这个提议的答复，却是大不以为然，但是，他的见解却又是那样的一针见血：“删改文章的事，是必须给它发表开去的，但也犯不上制成锌板。他们的丑史多得很，他们那里有一点羞。怕羞，也不去干这样的勾当了，他们自己也并不当人看。”
关于鲁迅先生告诫萧军如何对付国民党文化检查、官老爷检查的事，这其中还有一个甚为有趣的插曲！对此，孩子气的萧红曾恶作剧地开玩笑说鲁迅先生是“老耗子”，而萧军则是“小耗子”，“老耗子”在教“小耗子”各种避“猫”的法门……
因此，鲁迅在信中同样半开玩笑半予以驳斥地写道：
吟太太究竟是太太，观察没有咱们爷们的精确仔细。少说话或多说闲话，怎么会是耗子躲猫的方法呢？我就没有见过猫整天的在咪咪的叫的，除了春天的或一时期之外。猫比老鼠还要沉默。春天又作别论，因为它们另有目的。平日，它总是静静的听着声音，伺机搏击，这是猛兽的方法。自然，它决不和耗子讲闲话的，但耗子也不和猫讲闲话。
接下去，鲁迅先生用其特有的幽默加辛辣的笔调写道：
至于检查官现在这副本领，是毫不足怪的，他们也只有这种本领。但想到所谓文学家者，原是应该自己会做文章的，他们只会禁别人的文章，真不免好笑。但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不是救国的非英雄，而卖国的倒是英雄吗？
……
近来文字的压迫更严，短文也几乎无处发表了……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
二萧住的二楼前房，是一间十五六平方米大的房间，它的最大优点是有四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玻璃窗，可以享受阳光的照射，又可以呼吸到流通的空气，加之四周一片绿色，比起早先住“元生泰”后楼阴暗的亭子间要强多了。其次，它有红漆木铺就的地板，干净不说，还不潮不凉，而且，还有四周的墙壁、顶棚全很洁白，让人住在里面心情感到特别的舒畅。
经叶紫介绍，他们首先从住在吕班路（今重庆路）的青年木刻家黄新波那儿借了床，然后两人把房间布置了一下。装饰品只有两件，一件是带有边框的，高约一尺，宽约七八寸的萧军油画头像。这帧油画头像是1934年春天，二萧从哈尔滨出走之前，由金剑啸花费两个小时画成的。当时，金剑啸这样对萧军说：“你带着罢！这是我们一点友谊的纪念！-我们会再见的。”谁知道，他的话竟成了诀别。因此，金剑啸为萧军画的这张油画头像就悬挂在了房间西墙的中间。在他们的旅行箱里，还有一张1929年萧军在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读书时购买的一张画。这幅画的画面上是一派月夜朦胧的景色。一片平湖，平湖尽头的远处是一片模模糊糊摇曳的树影。湖的近景是一个近似弧形的长廊，在长廊中间一根廊柱前面的栏杆上倚坐着一个挽着发髻、身材壮健而颀长、通身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的意大利式的女子。这女子怀中抱着一个小四弦琴，嘴巴紧闭，眺望远方，在凝神沉思。由于萧军十分喜欢这幅画的情景和意境，所以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这回也一样。他想把这幅西洋画挂在南边两个窗户中间的木廊柱上，却不曾想遭到萧红的竭力反对，说这幅画要有多俗气就有多俗气，而且相当的难看。而越是有人反对，萧军也就越是对它格外的偏爱和维护，经过一番争执，这幅画最终还是挂上了。但可不可以这么说，这次争执，是否也潜伏下了一个小小的危机呢？
萧红由于第一次婚姻受骗遭挫，而且还差一点被卖到圈儿楼妓院去，心中对爱情有一种本能的排他性，她要的是对方百分之百的爱护，容不得外界哪个人侵入到她爱的领地。记得1933年下半年的一天，也是二萧结合一年后，一位美丽的妙龄南方姑娘，因慕名来到商市街萧家拜访。她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二萧赠予的几册《跋涉》，还应邀在萧家吃晚饭。但是没过多久，萧红就表现出了很大的冷漠，萧家的房东也警告这位南方姑娘，要她不要再和萧军在一起玩了：“有人妒忌你呢！”姑娘听后大吃一惊，不久，也从萧红的目光中发现了萧红对她的冷漠和不耐烦，这使她感到好难过，于是她很快就回上海了。萧红在《商市街一个南方的姑娘》一节中这样写道：
她到我们这里来辞行，有我做障碍，她没有要诉说出来的“愁”尽量诉说给郎华，她终于带着“愁”回南方去了。
“愁”是有的，这位纯洁无瑕的南方姑娘心中的“愁”，与萧红臆测的“愁”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萧红所说的“愁”，是怀疑南方姑娘对她的三郎情有独钟，而这位南方姑娘的“愁”却是因为她从萧红不近人情的言谈举止中“发现了人与人之间会有那样可怕的隔膜”。而且，直到后来流亡在上海，萧红依然对这位南方姑娘耿耿于怀。
为此，这位真名叫陈涓的南方姑娘，于1944年6月在上海《千秋》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萧红死后-致某作家》一文中写道：
……
当年秋天，因介绍一个女友给××君，在锦江喝茶，谈起你们种种趣事，那是多么滑稽的一出戏呀，不幸我们都当了一个丑角，让人笑掉了大牙，自己还不觉得。
据说我在H地结婚之后，就有一个谣言了：说你们俩离婚了，原因是为了我……
又据说，后来听得我南返了，你们俩常常因这个多余的我而争吵。我那次到你们家去拜访时，即在你们大闹之后，所以你显得很为难，送我回去不是，不送我回去又不是。我听了真愧恨得很，我怎么会这样愚笨，一点也不觉察你们的心里？做了他人眼睛里的沙子！还不知道！这么一来，你们便时常吵闹，疑神疑鬼，弄得感情很不好，使你几乎要当真起来。唉，我真是遗憾。
谈谈说说，便说到《商市街》那本书关于我那节的岂有此理……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萧红对陈涓的来访的一些想法，根本不存在什么“误会”不“误会”的问题。在这场所谓的本不该发生的“误会”中，应当说，萧红和陈涓都是无辜的，清白的。论及萧红对陈涓的排斥、警惕，是凭借她的女性的直觉-一个刚刚脱离苦海获得新生的女性本能地维护自己的婚姻、幸福所致。而陈涓文中对萧红的指责，却有违于事实，也许陈涓心中从无萌生过插足二萧婚姻的想法，但对于萧军的一些暧昧举止，陈涓并没有刻意闪避，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怂恿萧军步步紧逼的暧昧举止的作用。虽说陈涓的不断到访，只是出自于对这对夫妻作家的好奇。之所以产生这些尴尬场面，是由于萧军一方面的原因，他对陈涓自哈尔滨起直到后来的上海的一系列反常暧昧举止引起的。这些超越常人交往的反常暧昧举止还被萧红看在了眼中。对于萧军的这些反常的类似“不忠”的举止，陈涓在同一文中同样有不少披露。
对于这些，萧军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或者说持何种态度。
在1937年6月30日的日记中，萧军为此作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注脚。这天的日记，是在和萧红吵架之后写下的，所以披露的内心想法自然也更为真实一些。萧军写道：“女人的感情领域是狭小的，更是在吃醋的时候，那是什么也没有了。男人有时还可以爱他的敌人，女人却不能。”
新居确实使二萧感到幸福和满足，租房子给他们的房东也是一对很善良的青年夫妇，男主人是一位小学教员，女主人则在家操持家务，也属于社会下层人家。1935年春节，也就是过旧历年的时候，房东一家还请二萧这对来自东北的异乡人共同吃了年夜饭。这使得二萧对上海人有了新的认识：上海人并非个个都“刁狡”、“厉害”。
在上海，萧军公开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职业》，刊登在1935年3月1日出版的《文学》第4卷第3号上，得稿费38元。这对二萧来说，不啻是一个福音，同时，于生活不无一个小补。
相比之下，萧红缺勤奋，正如鲁迅在1935年1月29日发出的第十五封信中所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来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来，我以为还是要催促好。如果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
后来，在4月4日发出的第二十三封信的末尾，鲁迅先生这样问萧军道：
“吟太太怎么样，仍然要困早觉么？”
鲁迅先生在信中虽然表示“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但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严格要求和批评。要生活，总得要工作，而且鲁迅先生一向不主张偷懒。玩笑归玩笑，终于，萧红在挨了鲁迅先生这一“鞭子”后，也做起了文章。这一期间，短篇小说《小六》及散文《过夜》大约就是这样产生的！《小六》是一篇揭露和控诉旧社会黑暗势力对生活在最底层劳动人民百般摧残的作品。鲁迅先生收阅后很快给推荐至由陈望道编辑的《太白》半月刊。鲁迅在1935年3月1日信中提及：“悄吟太太的一个短篇，我寄给《太白》去了，回信说就可以登出来。”就在萧军创作的《职业》发表不几天，《小六》也在3月5日出版的1卷12期《太白》半月刊的《速写》栏内刊出。
在这一年2月9日的第十六封信中，鲁迅先生称颂道：
“小说稿已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
大约是在1937年秋，在武汉编《七月》期间，胡风先生自有一番独到的入木三分的评价。他说，萧红是凭借自己的才华进行创作，“她写出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而萧军“可能写得比她的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胡风进而评价道，萧军“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
在同一封信的末尾，鲁迅先生这样回答道：
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这是我和悄吟太太主张不同的地方。但是，什么时候来请罢……
关于“请客”一事，是叶紫先出的主意，当时大家的生活都很贫困，没钱吃好的，可年轻人嘴巴又很馋，苦了一段时间总想吃些好的，于是，叶紫提议要鲁迅先生请一次客，大家吃一顿解解馋。商量的结果，萧红就自告奋勇地写了信，萧军对此既不赞成，也没有在信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但到最终吃的时候，萧军自然也就跟着去了。萧红在信中说，怕费钱可以吃差一点的。鲁迅先生却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主张“就要吃得好”。鲁迅先生每月并无固定的收入，仅靠稿费、版税生活，还要买书，还要资助青年作家和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共产党人、革命者，生活同样清贫得很。所以，既然青年人要他请客，就须吃得好一点，而要吃得好一点，就须筹集足够的钱。因此鲁迅坚持要“有了把握”之后才能请客。一直到了3月5日，鲁迅才请了客。而且由于对二萧和叶紫这三个“小奴隶”的特别慈爱，又同时请了一些能在日后给予他们帮助的人。
鲁迅在这一日的日记里这样写着：
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
“阿芷”，即叶紫，那次聚餐一共是八个人。十分有意思的是，尽管事先萧军并不赞成花老头子的钱吃饭，可是到了那一天，就数他吃得特别的香，又特别的欢，甚至于比叶紫和悄吟两人加在一起的吃喝总量还要多。在这次宴会上，二萧认识了《文学》和《译文》的编辑黄源-即被鲁迅平时呼之为“河清”的那位，以及《芒种》的编辑曹聚仁先生。
由于鲁迅的扶持，二萧的写作甚是刻苦，连前去探望他们的青岛时期的友人张梅林也为之钦佩，说他们两人工作很有秩序，每天都有一定的时间静静地执笔……
写稿，是叶紫等人的督促所致，至于请鲁迅介绍稿子，则是聂绀弩为之出的主意。
一天，聂绀弩来到拉都路二萧家中，问萧军为什么不写点稿子去换钱？萧军则回答说，恐怕写了也无处发表。聂绀弩则说：“你找老头子（指鲁迅先生）啊！他总有办法……”
叶紫也对他说：“你总得要生活下去呀！-老头子介绍去的文章如果不是太差，他们总是要登的。太差的文章老头子也不肯介绍的呀……”
就这样，加上环境的变迁，二萧写起了稿子。其中，《货船》原名为《搭客》，后来在《新小说》上发表时，编辑郑伯奇将它改名为《货船》。
鲁迅先生为二萧介绍了叶紫和聂绀弩两位中共地下党员，对二萧给了很大的帮助。
在福显坊居住之前，由于生活过于贫穷，两人晚间睡觉总是挤在一张小床上，而萧军一旦写作起来常常工作至半夜或次日凌晨，萧红却喜欢早睡，同时由于失眠，一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次住进了福显坊，房间宽敞多了，而且还借到了一张小床，萧红于是提出，为便于休息，两人分开睡，并且自告奋勇地睡到小床上去。萧军同意了她的主意。
萧军的大床安置在东北角，萧红睡的小床放在房间的西南角，两人在第一次分开睡前还互相道了声：“晚安！”
然而，就在萧军睡意蒙胧即将入睡时，忽然从萧红睡的西南角传来了一阵抽泣声，这使他一下子惊醒了。他急忙拧亮灯，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她的床边，以为萧红发了什么痛苦的急症，将手按到她的前额上，异常焦急地问道：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萧红非但没有回答，而且还把脸侧转了过去。萧军瞅见，有两股清泪从那双圆睁睁的大眼睛里滚落到了枕头上。
萧军摸摸她的头部，却没有什么热度，接着，他又扯过她的一只手想按脉搏，可她竟把手抽了回去……
“去睡你的罢！-我什么病也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哭？”萧军感到很奇怪。
谁知，她竟然“咯咯”地傻笑了起来，说：
“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远了！”说着话，两汪泪水又浮上了她那美丽的大眼睛……
萧军这回总算明白了，就用指骨节在她的前额上敲了一下，说道：
“拉倒吧！别逞‘英雄’了，还是回来睡吧！”
自从那次鲁迅先生为三个“小奴隶”举行旨在解馋的宴会后，黄源也和二萧他们来往了起来。
黄源比萧军大一岁，是典型的江南人（浙江省海盐县），他很看不惯萧军那种不拘小节、不修边幅、近似粗鲁的作风和神态，觉得萧军很“古怪”，不像个“文人”，一身的“野气”。为此，萧军曾写信问鲁迅，自己的野气应不应该改一改？鲁迅在3月13日的复信里说：
所谓“野气”，大约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动不同之点，黄大约看惯了上海的“作家”，所以觉得你有些特别……普通大抵以和自己不同的人为古怪，这成见，必须跑过许多路，见过许多人，才能够消除……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得久了，受环境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但是，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时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您记得《三国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
鲁迅还嘱咐萧军：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好在现在已经认识几个人了，以后关于不知道底细的人，可以问问叶他们，比较的便当。
在拉都路351号对过马路不远处的地方是一个名叫敦和里的所在，当时，文学社和译文社社址就在敦和里。
搬迁新居不久后的一天早晨，萧军与萧红到敦和里大门口北侧的一家卖油条的小店铺买油条。待到他们拿回家正要吃油条时，不觉大吃一惊，原来这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先生所译班台莱夫童话故事《表》的手写原稿纸。随后，他们又急急忙忙跑回到那家卖油条的小店，询问店主是否还有这类包装纸时，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了，这使得他们颇感懊丧且悲哀。当天，他们匆匆写了一封信，信中附上了这油条的包装纸，并提议要鲁迅先生立即写信去，把这《表》的原稿给催讨回来……
在这封信中，年轻的二萧甚是愤懑，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以至整个文学界，对于像鲁迅先生这样一位“独一无二”的作家的手迹，居然让它去包油条，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现象……因而，这样的国家也将是可悲的！
对此，鲁迅先生在1935年4月13日发出的第二十五封信中，却用一种近乎自嘲的口吻说道：“我的原稿的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那么，鲁迅先生的手稿是怎么落入到卖油条的人手里去的。原来，这油条店的隔壁就是敦和里。当时，《文学》、《译文》、《太白》几家杂志的编辑部都设在敦和里。《文学》具体由傅东华负责，黄源为编校，并协助傅东华的工作。而《译文》的实际工作也并非都是黄源在做，因为鲁迅参与也很多：从翻译到编辑、选刊图片等，鲁迅先生的手稿从这里的编辑部流散出去也就情有可原了。但实际上，经黄源反复核对，流散在外的也正是萧军、萧红买油条的两页。据说黄源事后听说也甚感痛惜，从此以后，黄源对鲁迅手迹的原稿，自然要精心得多，妥为保管了。
鲁迅先生在校阅《八月的乡村》的时候，毫不留情地向萧军指出其中一个情节描写上的严重失误。
鲁迅写道：
《八月》上我主张删去的，是说明而非描写的地方，作者的说明，以少为是，尤其是狗的心思之类，怎么能知道呢。
在《八月的乡村》原稿中，萧军画蛇添足地描写了这样一个情节：当描写到孙家兄弟离家时，他竟然兴致勃勃地把“狗的心思”也着着实实地描绘了一番。于是，鲁迅先生在原稿上作了一个尖锐的眉批：
“狗的心理你怎么会知道？”
萧军看见后，羞惭地把这一描写“狗的心思”的情节来了一个腰斩。由此，萧军也真正地领会到鲁迅先生主张小说创作中多“描写”少“说明”，以至于不讲那些半通不通的“道理”之类。
……漫画上面，我看是可以不必再添什么，因为单看计划，就已经够复杂，够吃力的了，如果再加别的，也许会担不动。
上述，是鲁迅先生于1935年4月4日发出的信上所说的一段话，然此信系由3月25日所写，迟发了整十天。迟发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萧军先前致信鲁迅发出预告：又要搬家。鲁迅是在萧军所发“二日信收到”后发出本该于十日前就应该寄出的信。鲁迅在二日信中这样写道：“…内云‘同一条路，只是门牌改了号数’，这回是没有什么‘里’的么？那么，莫非屋子是临街的？”之后，鲁迅写道：“还有较详的信，怕寄失，所以先问一问，望即回信。”
鲁迅先生在信中所言“如果再加别的，也许担不动”指的是什么呢？
后来，萧军先生加以了说明。鲁迅先生在3月13日的信中曾提到：“现在孩子更捣乱了，本月内母亲又要到上海，一个担子，挑的是一老一小，怎么办呢？”
根据鲁迅先生说的这一情况，萧军给设想出了一幅漫画的构图：担子里除开老、小而外，两只手里还要提拎着中国青年人，筐边上扒着中国老百姓，脚还是应该带脚镣，而且坠上大铁球；顶空上要有雹雨、雷电；地下要有尖刀、铁蒺藜；四外要有毒蛇、豺狼、恶狗……两边要有绝崖、峭壁……只是茫茫远远的地方……有一线光天……萧军问他是否要添些什么？所以，鲁迅说“也许会担不动”。
萧军这幅漫画构图，就是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同时也是鲁迅先生在这“现实”社会中所担的担子，所走的路，所处的环境。
在同一封信的末尾，落款于3月31日的补充信，鲁迅先生写道：“现在《八月》已看完，序也做好，且放在这里……今晚又看了一看《涓涓》，虽然不知道结末怎样，但我以为是可以做它完的，不过仍不能公开发卖。那第三章《父亲》，有些地方写得太露骨，头绪也太纷繁，要修改一下才好。”之后，鲁迅又谆谆告诫萧军，为着斗争的需要，需要改一下笔名。
何谓“改”？
接下去，鲁迅先生作了详细的说明：
此后的笔名，须用两个，一个用于《八月》之类的，一个用于卖稿换钱的，否则，《八月》印出后，倘为叭儿狗所知，则别的稿子即使并没有什么，也会被他们抽去，不能发表。
还有，现用的“三郎”的笔名，我以为也得换一个才好，因为上海原有一个李三郎，别人会以为是他所做，而且他也来打麻烦，要文学社登他的信，说明那一篇小说非他所作。声明不要紧，令人以为是他所作却不上算，所以必得将这姓李的撇清，要撇清，除了改一个笔名之外无好办法。
鲁迅先生的提议说得既中肯而又及时，又一次给二萧以警钟长鸣。
有关《涓涓》，是萧军根据萧红亲身经历的叙述所写，先前曾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上连载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结尾。这稿子后来从哈尔滨流亡到青岛，继而又带到了上海。既然现在鲁迅先生作了“我以为是可以做它完的”结论，萧军也就下了决心，添了一条尾巴算做了结束。这部原来准备作长篇小说的题材，后来只写了五六万字。鲁迅先生逝世以后，《涓涓》由上海燎原书店出版发行单行本。
搬至新居后，房子大了，条件也好了一些，于是，二萧就想请鲁迅来看一看，但鲁迅实在太忙了。他在1935年4月13日的信中说：“七日信早到；我们常想来看你们，孩子的脚也好了，但结果总是我打发了许多琐事之后，就没有力气，一天一天的拖，到后来，又不过是写信。”鲁迅信上虽是那么说了，但他心中一直惦记着二萧，时时刻刻想安排一个时间前去探望他们。后来，终于成行了。
正如萧军后来所说的：“在这所楼房里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就是在5月2日上午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女士一起携小海婴突然来到这里做客。这当然使我们感到了最大的兴奋和欢喜！”
在拉都路351号二萧的新居休息、漫谈了一个来小时后，鲁迅先生提议，由他邀请他们一起出去吃顿午饭，二萧也没作任何推辞，于是一行人就近在法租界的一家名叫盛福的西餐馆里吃了一顿。饭毕，二萧送鲁迅许广平一家上了电车，尔后他们自己步行回家。
这一天，对于二萧来讲，是兴奋的一天，倍感幸福的一天。萧红的感受尤深，她终于接受了鲁迅先生不似“鞭打”胜似“鞭打”的勉励，一踏进家门，就一头栽进了稿纸堆中，写她计划中要完成的长篇纪实散文集《商市街》。一连十几天她都没停笔，终于在5月15日完成了共有41篇散文组成的这部集子。此部《商市街》散文集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36年8月首次出版，编入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2集第12册，同年9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鲁迅先生前来探望他们，既使二萧感到幸满和满足，但也因此引发了他们同朋友们之间的不快。
当天晚上，三位朋友之中的一位来到他们居住的三楼，其脸色是很不愉快的。他问萧军：“上午来的那位老人，是鲁迅先生吧……”
“是的。”
萧军不加掩饰地作了回答。
朋友的神情是很不快的，言语中也有那么一些火药味：
“在他上楼梯时，我们全看到了。”
听着这明显不快的话语，萧军赶忙作了解释：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今天会到来，这完全是偶然！”
朋友的脸上尽管有那么一丝勉强露出来的微笑，但语调中仍然充满了不快：
“你知道，我们全是崇敬鲁迅先生的，也知道你和鲁迅先生有关系，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应该为我们介绍一下，认识认识啊！”
弦外之音，朋友们责怪上了。对此，萧军只能这么回答：
“待下次再来，我征求得鲁迅先生的同意，我将为你们介绍。”
朋友是冷笑着下楼的……朋友们很不理解二萧的苦衷，在上海这样政治斗争异常复杂的情况下，他们又怎么能够把一些鲁迅先生所不认识的人，介绍给他认识呢？而且，就是二萧介绍了，鲁迅先生也必然会加以拒绝的。
甭说这几位青岛朋友了，就是不多久，曾与萧军、萧红一起在哈尔滨牵牛房从事地下反满抗日活动的老朋友罗烽、白朗来到上海，住在二萧家中，尔后萧军代为向鲁迅请求安排会面，鲁迅先生除在7月27日信中略略回答一句：“你的朋友南来了，非常之好，不过我们等几天再见罢，因为现在天气热，而且我也真的忙一点。”此后再也没有下文了。一直到鲁迅逝世为止，白朗、罗烽都无缘得以和鲁迅先生会面。这事，后来萧军与白朗、罗烽在延安再度会面时，一直感到莫大的遗憾。
后来，这三位朋友托萧军办的好几件事，结果没有一件能够如愿以偿，无形中，朋友之间的“友谊”也就渐渐地冷落了下来。于是，萧军和萧红经商量，决定按照搬迁前的约定，搬离这一不适合于二萧存在的环境。
不几天，萧军在给鲁迅先生的信中谈了这件事，以及其他一些令他们不愉快的事。于是，鲁迅先生在复信中说了如下一段话，以作抚慰：
帮朋友的忙，帮到后来，只忙了自己，这是常常要遇到的。您的朋友既入大学，必是知识分子，那他一定有道理，如“情面说”之类。我的经验，是人来要我帮忙的，他用“互助论”，一到不用，或要攻击我了，就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说。取去我的衣服，倘向他索还，他就说我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吝惜得很。前后一对照，真令人要笑起来，但他却一本正经，说得一点也不自愧……
鲁迅担心他们在上海万一会发生什么差错，也知道他们在上海无亲无友，想给他们介绍几个可靠的朋友，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鲁迅在12月17日的信中写道：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
收到这封仅寥寥数语的信，如同在青岛第一次收到先生的来信，二萧又一次沉入无比的喜悦和激动之中。短简在他与她的手中不停地传递着，先是萧红流下了眼泪，接着，萧军的双眼也湿润、模糊了起来：“我们这两颗飘泊的、已经近于僵硬了的灵魂，此刻竟被意外而来的伟大的温情，浸润得近乎难于自制地柔软下来了，几乎竟成了婴儿一般的灵魂！”（萧军语）
萧军当即翻寻出一份上海市区的市街图，按照鲁迅先生信中指点的赴宴酒楼所在的方位，寻找二马路和三马路的大体方向和位置，其次是寻找那条被称之为横街的广西路。除此之外，萧军依据其所在方位，量画了一下路程，以及要乘坐的公共电车和汽车……待到这一切做完，他方才松了一口气，静静地望着站在一旁的萧红，似乎还想说些什么才好。这时，却见萧红瞪着一双湿漉漉的大眼睛，嘲讽地抢在他前面问开了：
“你要出兵打仗吗？”
萧军被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给问迷惑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萧红气恼地回道：
“我和你说话，竟装作没听见的样子，一个劲儿地在那张破地图上看来看去，又用手指量来量去！简直像一个要出兵打仗的将军了！”
萧军一听，释然地笑了：
“我总得把方向、地点……确定下来呀！心里得有个谱，怎么能够临时瞎摸乱闯呢？-你要和我说什么呀？”
“我要和你说呀……”萧红伸出一只手去，扯了扯萧军身上的罩衫袖管，说道，“你脱了外套，就穿这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吗？”
“那穿什么呀？-我没有第二件……”
“要新做一件-”萧红的口气是不容置疑的。
萧军摇了摇脑袋，心想哪有这么容易的，而且时间也来不及呀！于是，便说了声“没必要”，拒绝了萧红出的主意。同时，怕萧红不高兴，又补充了一句：“上次会见鲁迅先生时，不也就是穿的这件罩衫吗？”
“这一回……有客人！”
“鲁迅先生信上不是说，只有几个朋友，而且都是可以随便谈天的么？鲁迅先生认为可以随便谈天的人，我想总不会有什么‘高人贵客’罢？只不过是一些左翼作家们，我以为他们不会笑话我的罩衫的吧……”
萧军还是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反驳着妻子的话。萧军是从不讲究穿着的人，即使到了晚年也如此。“文革”结束复出时，到东北三省访问，穿的竟是一套劳动布缝就的工作服一般的便装，出国访问、交流，在同行中他也是最不讲究衣食住行的一个。
“你这个人……真没办法！”
萧红有点儿发怒了，由于发怒，两只大眼睛一闪一闪的。突然间，她猛地一跺脚，飞快地冲到床前，把放在那儿的大衣一把抓了过去，又随随便便将它披在了肩上，一扭身子，竟冲出了屋门。紧随着的是一连串十分急促的笃笃笃跑下楼梯的脚步声，她几乎是飞跑着冲到街上去的……
而留在屋内的萧军，则是一脸的莫名其妙，静静地默视着她的一系列快速动作，既没来得及问她为什么会发怒，也没有问她干什么去？当然，更没有拦阻她和去追赶她。两年的共同生活，萧军是充分知道萧红性格的，只要遇到类似的情况发生，萧红是决不会回答对方提出的任何问题的，更不会听任劝阻，如果你去追赶她，她就会跑得更快一些！所以，一遇到这样的情况出现，萧军采取的办法，就是“随她去罢”！而一旦事情过后，就像什么事儿也不曾发生过，萧红就会像一个孩子似的跳跳蹦蹦地回到他的身边。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左右，楼梯上重又响起了为萧军早已熟悉了的急促的脚步声。此时，萧军正埋着头在写东西，故意装做没有听到萧红上楼的脚步声……忽然间，一卷软绵绵的东西“叭”的一声敲到了他的头上，接着，他听到了她的责问声：
“你没听到我回来了吗？”
“没听到-”萧军故作一脸茫然地回答道，“我什么也没听见！”
“坏东西！”
她亲昵地嗔骂了一句，然后喜滋滋地说道：
“看，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料！”
说着话的工夫，萧红两手捧着一片黑白纵横的方格绒布料，一直递到萧军的眼前。这时，萧军方才明白，原来刚才砸在他头上那软绵绵的东西敢情就是这块布料了。随即，萧军周身神经本能地泛起了一阵凉森森的感觉，心里想道：“糟糕！大概她把仅有的一点钱全买布料了，也许连明天赴宴会的乘车费也花光了……”想到这里，他心情沉重又不无担忧地问她：
“买它干什么？”
“我一定要给你做一件‘礼服’，好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呀！”
说完，她把布料抖动了一下，问道：
“好不好？你喜欢不喜欢？”
“好！喜欢！”萧军不由自主地“顺”着她回答道，他是怕她再发脾气。
这一下，萧红喜笑颜开了，又问道：
“你猜猜，得多少钱？”
“猜不着。”萧军摇了摇头，他说的是真话。
“七角五分钱，-我是从一家大拍卖的铺子里买到的这块绒布头。”说到这里，她向他发出了命令：“起来，让我比量比量，看够不够……”
萧军听话似的站起了身子，听任她用这块布料在他的身前身后量来量去……这时，萧军的心情也变得轻快多了，情不自禁地在心中说道：“谢谢上帝！”原来，她并没有把仅剩的几元钱全部花光啊，剩下的钱还足够开销几天的生活费和车钱的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萧红较之一般女性所特有的细腻和对生活的精打细算，以及她对萧军细致周到的关爱。
萧红让萧军把身上的那件破旧罩衫脱了下来，又从皮箱里把他在哈尔滨夏天时穿过的一件俄国高加索式立领绣花大衬衫给找了出来，将它平平整整地摊放在床上，用刚买来的那块方格绒布上下左右比量了一番。及至后来，她竟然像孩儿一般兴高采烈地自己拍起了巴掌，跳着脚，高声嚷叫道：
“足够啦！足够啦！”
见她这副兴高采烈的模样，萧军不觉好笑起来，但他又不能不向她提醒道：“你知道，明天下午6点钟以前，我们必须到达那家豫菜馆！你难道让我像一个印度人似的披着这块布头儿去当礼服穿吗？”
但是，萧红却胸有成竹且得意扬扬地回答道：
“傻家伙！我怎么能够让你当‘印度人’哪！你等着瞧罢，在明天下午五点钟以前，我必定让你穿上一件新的‘礼服’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要显显我的‘神针’手艺！”
这时，已经到了傍晚，原本阳光就照射不到的后楼亭子间早就昏暗下来了-又是冬日，夜长日短。就在一盏高悬着的仅有25支光的昏黄电灯下，萧红开始了家庭裁缝的第一步工作-裁剪……
第二天一清早，天还没有完全透亮，萧红就起了床，开始了她的紧张的手工缝纫工作……
萧军虽然对她的缝制本领和速度略有所知，但要在不足一天的时间内（实际上只有几个钟头），一针一线地缝制起一件样式颇为复杂的洋式衬衫来，是没有信心的，自然也不抱什么希望。
这一天从早上起，萧红几乎是不吃、不喝、不休息，全神贯注地缝制着手头的活儿。萧军在一旁望去：“只见她那美丽的、纤细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动着……她再也不和我讲话了……”
果然，近下午5点的时间，心灵手巧的萧红把爱侣要去赴一个重要宴会的新“礼服”缝制完毕了。当然，这是仿制那件高加索式（也称哥萨克式服装）立领、套头、掩襟的大衬衣而制成的。唯一不同的是：“袖口是束缩起来的，再就是没有绣上花边儿……”自然钱不够，时间过于匆忙是主要原因。
“过来！”萧红又向他下达了命令，“试试看。”
萧军乖乖地走了过去，顺从地穿上了她为他专门缝制的这件礼服。使萧军感到惊讶和佩服的不仅仅是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赶完了这件颇为复杂的活儿，而且穿在他身上，竟是如此这般的合身和舒适。
“把小皮带扎起来！围上这绸围巾！”萧红向他发出了第二个指令。
“走开，走远一些，让我看一看……”
这时的萧军，完全是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兵了，他一会儿走到屋角的方向，一会儿又机械似的车转过身子来，一会儿又笔笔直直地来了个立正姿势……
而萧红俨然像个“指挥官”，先是从正面，而后又从侧面、从后面观摩着这个归她所属唯一的“兵”的操练。最后，她回到她原来站立的地方，久久地注视着萧军……忽然间，两人的四目相遇了，情感的火花飞快地迸溅了开来……骤地，萧红竟像一只麻雀似的欢呼着跳跃着扑向萧军的怀抱……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溶解成为一体。诚如萧军先生后来所说：“我们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是穷困的，但在爱情生活方面，却是充实和饱满的啊！”
在鲁迅先生指定的宴请日子-12月19日下午的6点钟左右，这一对来自沦陷地的东北青年流亡作家，终于寻摸到了鲁迅先生信中所说的那家梁园豫菜馆。
他们上楼的时候，正巧许广平在楼梯口迎接着他们的到来，除去鲁迅先生、许广平和小海婴外，还有好几位先到的客人。
对萧红，许广平似乎遇上了多年不见的故人，表现了女性间特有的热情和亲切，她竟然伸开臂膀将萧红拦腰一抱，连同小海婴一起走向了另一个房间去聊她们的私房话了。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的光景，她们才回到客人聚集的这间屋子。这时已经是傍晚近7点的时候了。
共九个人，鲁迅先生给指定了座位。鲁迅先生这次在梁园设宴，名义上是为了庆祝胡风、梅志夫妇的儿子满月，而实际上是为东北流亡上海的二萧介绍几个“可以随便谈天”的朋友，这些朋友是：“脸形瘦削，下巴略尖，略高的鼻梁有些突起，架了一副角边眼镜，鼻尖显得特殊敏感的样子，后披式的发型梳理得无可指摘的光亮和整齐，穿了一件湛蓝色半新的罩袍，袖口卷起着，可以露出一圈白色的衬衣袖头”的茅盾先生；“脸形瘦削，面色苍白，有一双总在讥讽什么似的在笑的小眼睛，短发蓬蓬、穿了一件深蓝色的旧罩袍，个子虽近乎细长，但却显得有些驼背的”聂绀弩及他的妻子、“约近三十岁，方圆脸盘、脸色近于黑的女士，她穿了一件细花深绛色，类似软绸料子的窄袖半旧旗袍”的周颖；再有“一位穿淡紫色西装”的年轻人叶紫。由于梅志的妹妹代转请柬送晚了，胡风夫妇不及赶至。
梁园宴会后，上述这些客人全都成了二萧的好朋友。1941年冬，孤岛香港沦陷前夕，茅盾和柳亚子等人先后探望过病中的萧红。至于说到聂绀弩，一生都充满着传奇色彩。他生于1903年，1924年考入国民党黄埔军校一期，并参加过国民革命军东征。次年又就学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了共产主义教育，1927年回国后即于风狂雨骤的大革命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赴日本留学，并结识了胡风，一起组织成立了“新文化研究会”，编辑《文化之光》刊物。后因从事革命活动，与夫人周颖及胡风等一起被日本警视厅逮捕，并被强行遣送回国，于1934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30年后发生的那场浩劫中，由于他熟知江青当年在上海的丑恶历史，并不甘屈服于林彪、“四人帮”的淫威，说了他们的坏话，竟被江青口一张判处死刑，差一点给枪毙）。在1937年9月萧军、萧红撤退至武汉时，聂绀弩、胡风与二萧一起编辑过文艺刊物《七月》。之后不久，聂绀弩又与二萧一起应李公朴之邀前往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作为“兄长”的聂绀弩一直关怀着萧红，次年在西安，聂绀弩曾力阻萧红与萧军分手，并竭力反对她的新的选择，可惜萧红的主意已定，因为她是一个“从来不听别人劝”的执拗女性。至于萧军、聂绀弩、胡风三人之间所存在的特殊友谊，一直维系到80年代三人相继逝世为止。尽管后来三人都遭受了莫须有的非人道的政治风浪和残酷迫害，可几十年间三人谁也不曾背叛过谁，谁也不曾将另两个人在心中抹去应占的地位，从而在临去九泉之下见恩师鲁迅前夕，三人同照了一张相，为现代文坛及后世留下了不朽的佳话。
席间穿西装的年轻人叶紫，被鲁迅先生指定为二萧在上海的向导和“监护人”。
在这里，有必要把叶紫的情况给介绍一下，这不仅是因为叶紫在二萧的上海生活中确确实实履行了鲁迅先生的嘱托，真正起到了向导和监护人的作用，使他们少走了不少弯路，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位早期的共产党员。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叶紫被誉称为“一道匆匆而过却又极其耀眼的彗星”。
叶紫原名余昭明，又名余鹤林、汤宠等。湖南益阳人。父亲余达才是个有着丰富经历的人，卖过布、撑过船、教过书、拿过枪。大革命时期，叶紫的全家都投入到了洪流中。1927年由于同为中共党员的父亲与姐姐在家乡被国民党右翼势力杀害，他被迫开始了四处漂泊的人生道路。
叶紫经历的丝毫不比父辈少。逃亡在外使他广泛接触了社会最底层的苦难生活，他先后流落在南京、上海等地，做苦工、拉洋车，当过兵、讨过饭、教过书、编过报。最后，在同乡志士的帮助下才重新找到了地下党。
叶紫有着极为曲折的人生阅历，使他颇得鲁迅的重视，诚如他为叶紫的短篇集《丰收》一书所作的序中所说：“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经历。”也正因为鲁迅对叶紫的另眼看待，所以鲁迅先生才指定叶紫为二萧的向导和监护人。
叶紫于1932年加入“左联”，同年还与陈企霞共同创办了《无名文艺》。1933年叶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以自己的作品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地下党和“左联”多次在他与老母、妻儿共同居住的狭小亭子间里召开会议及作联络点，他的一家由于受父亲、姐姐的影响，也都积极支持党的事业。
叶紫的生活积累是丰厚的，这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湖南乡土气息，如1933年5月和9月写成的代表作《丰收》与《火》。叶紫小说的成功离不开他严谨的写作态度和成熟的写作技巧。他不仅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诗词有较深的研究，而且对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及社团也有着较为广泛的了解。据一些研究者研究的成果看，叶紫还广博地涉猎于外国文学的领域，特别是当时对中国左翼文学影响最大的苏俄文学。他在研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还写过一部厚厚的读书笔记。当然，这与长时间在鲁迅身边耳濡目染是分不开的。
叶紫的文学创作历程并不算长，也就是加入“左联”那一年始于创作，至四年后疾病加剧基本辍笔，四年间问世的作品有数十万字之多。
与二萧会面后不多久，叶紫染上了严重的肺病，但他仍抱病完成了描写北伐时期农村妇女命运的中篇小说《星》和《山村一夜》等小说集中的许多篇什。其中，《山村一夜》完成于1936年7月4日“大病之后”。
抗战全面爆发后，叶紫与二萧等分手，于贫病交困中离开上海返回故乡湖南乡下。在故乡，他一面治病，一面仍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正当叶紫准备撰写长达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和中篇小说《菱》时，却于同年10月5日因病情再度加剧无钱治疗而告别人世。
叶紫生于1910年，比萧军小三岁，比萧红也仅大一岁，然而他的阅历和处世经验却是二萧的“长兄”。
那天席间，见聂绀弩不停地往夫人周颖的碗里夹菜，于是，萧军也依样画葫芦地往萧红的碗里夹那些她够不着的菜。这使得萧红不好意思起来，她不时地用手在桌子底下暗暗地阻止着他的举动。
席间，满口“阿拉”上海话的小海婴一个劲地和他的“姐姐”萧红讲着他们俩之间的悄悄话，混得很熟很熟。
为了礼貌起见，也是为了不甘于寂寞的缘故，待鲁迅先生向二萧一一介绍完“可以谈天”的朋友后，萧军也向大家讲述了一些东北三省的各种风俗、习惯，以及一些趣闻。在座的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全都专心致志地听他讲着，最后，萧军提出欲购买几本书，别人没有说什么，倒是被鲁迅先生介绍为“我们一道开店的老板”的茅盾先生极诚恳、仔细地为他一一介绍……当时尚不知“老板”即茅盾先生的萧军在心中暗暗钦佩：“这位老板的文化知识还很丰富咧！”
将近晚上9点钟，宴会结束了，只见穿西装的年轻人叶紫适时地走了过来，把他的住址开给了萧军，这是鲁迅先生事先叮嘱过的，萧军收下后也将他们的地址开给了叶紫，但其他的人一个也没有这样做。这时的萧军已经略知一二了：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是不应该随便向别人问姓名或索要地址的。
临分手的时候，萧军他们将一对枣木旋成的小棒槌送给了小海婴，这是半年前他们途经大连时，友人王福临送给他们的。小海婴拿到后爱不释手，高兴得差点跳了起来。为此，第二天鲁迅先生还特意写信给他们致谢，说：“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木棒。”这也是鲁迅先生他们一家人第一次看见这种奇特的“礼品”。
在回家的路上，萧军和萧红两人彼此挽着胳膊，行走在大街和弄堂里。他们行走时脚步轻快，有点儿飘飘欲仙的模样，此时此刻的这对东北青年，自我感觉美极了，仿佛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后来，为纪念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宴会，为纪念萧红亲手缝制的新“礼服”，1935年的春天，二萧特意到法租界的万氏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萧军坐得要比萧红高出一个头，头发黑油油的，紧闭着的嘴唇显得刚毅倔犟，微露一丝只有细瞅才能察觉到的笑容，他右手握拳，轻轻地抵在萧红的右膀子上，左手则很随意、潇洒地轻搭在萧红的左肩上。萧军上身穿的正是由萧红亲手缝制的黑白方格的绒布新“礼服”，脖子上围了一条米黄色的轻薄围巾，上面用暗绿色丝线绣了Инбчга几个不成文的俄文字母。这是二萧他们由哈尔滨南下流亡出走时，一位教他们俄文的俄国姑娘给绣做的纪念品。而萧红则穿了件深蓝色的“画服”，圆圆的满是孩子气的脸上嵌着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额前则梳着小女孩似的刘海儿，两条小辫的末梢扎着两只蝴蝶结。而右手则怪模怪样地将一只烟斗含在嘴中-据萧军事后说明，是从照相馆的小道具箱里捡出来的，是“装蒜”。
总之，鲁迅先生举办的这次宴会给二萧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两人即使是分手以后，也都有生动的文字形象地记载了这次令他们终生难忘的宴会！
这次宴会过后不久，萧军夫妇从拉都路的283号搬到了同一条路的411弄22号的二楼，一个名叫福显坊的弄堂。
新住址是一间有阳光的前楼，每月房价是11元。从新居的南面窗口望出去，正前方和路的两侧全是一片广阔的菜地。这时虽然已是隆冬季节的农历十二月了，但无论是在楼房的墙根下还是菜地上，全是一片绿油油嫩青青的颜色，这使得来自东北的二萧深感惊诧和喜悦。因为在他们的家乡东北，一进入这样的季节，望过去的不是白雪茫茫一片，便是灰苍苍的一派令人颓丧的颜色。于是乎，他们就欣喜若狂地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给鲁迅先生去信报告说这儿有一大片绿色。为了不扫他们的兴，鲁迅先生在1935年1月4日的复信中“顺”着他们说道：
“…知道已经搬了房子，好极好极，但搬来搬去，不出拉都路，正如我总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样。有大草地可看，在上海要算新年幸福……”
对于萧红在信中问先生：过年了，想不想在北京的妈妈？或者到北京去看看？对此，鲁迅的回答极为坦诚而又风趣：
“每天弄到半夜，睡了还做乱梦，那里还会记得妈妈，跑到北平去呢？”
在信中，萧军曾提议，把国民党检查官给删改过的文章制成锌板，设法印出来，让全国人民看一看他们的卑鄙伎俩……
鲁迅先生对他这个提议的答复，却是大不以为然，但是，他的见解却又是那样的一针见血：“删改文章的事，是必须给它发表开去的，但也犯不上制成锌板。他们的丑史多得很，他们那里有一点羞。怕羞，也不去干这样的勾当了，他们自己也并不当人看。”
关于鲁迅先生告诫萧军如何对付国民党文化检查、官老爷检查的事，这其中还有一个甚为有趣的插曲！对此，孩子气的萧红曾恶作剧地开玩笑说鲁迅先生是“老耗子”，而萧军则是“小耗子”，“老耗子”在教“小耗子”各种避“猫”的法门……
因此，鲁迅在信中同样半开玩笑半予以驳斥地写道：
吟太太究竟是太太，观察没有咱们爷们的精确仔细。少说话或多说闲话，怎么会是耗子躲猫的方法呢？我就没有见过猫整天的在咪咪的叫的，除了春天的或一时期之外。猫比老鼠还要沉默。春天又作别论，因为它们另有目的。平日，它总是静静的听着声音，伺机搏击，这是猛兽的方法。自然，它决不和耗子讲闲话的，但耗子也不和猫讲闲话。
接下去，鲁迅先生用其特有的幽默加辛辣的笔调写道：
至于检查官现在这副本领，是毫不足怪的，他们也只有这种本领。但想到所谓文学家者，原是应该自己会做文章的，他们只会禁别人的文章，真不免好笑。但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不是救国的非英雄，而卖国的倒是英雄吗？
……
近来文字的压迫更严，短文也几乎无处发表了……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
二萧住的二楼前房，是一间十五六平方米大的房间，它的最大优点是有四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玻璃窗，可以享受阳光的照射，又可以呼吸到流通的空气，加之四周一片绿色，比起早先住“元生泰”后楼阴暗的亭子间要强多了。其次，它有红漆木铺就的地板，干净不说，还不潮不凉，而且，还有四周的墙壁、顶棚全很洁白，让人住在里面心情感到特别的舒畅。
经叶紫介绍，他们首先从住在吕班路（今重庆路）的青年木刻家黄新波那儿借了床，然后两人把房间布置了一下。装饰品只有两件，一件是带有边框的，高约一尺，宽约七八寸的萧军油画头像。这帧油画头像是1934年春天，二萧从哈尔滨出走之前，由金剑啸花费两个小时画成的。当时，金剑啸这样对萧军说：“你带着罢！这是我们一点友谊的纪念！-我们会再见的。”谁知道，他的话竟成了诀别。因此，金剑啸为萧军画的这张油画头像就悬挂在了房间西墙的中间。在他们的旅行箱里，还有一张1929年萧军在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读书时购买的一张画。这幅画的画面上是一派月夜朦胧的景色。一片平湖，平湖尽头的远处是一片模模糊糊摇曳的树影。湖的近景是一个近似弧形的长廊，在长廊中间一根廊柱前面的栏杆上倚坐着一个挽着发髻、身材壮健而颀长、通身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的意大利式的女子。这女子怀中抱着一个小四弦琴，嘴巴紧闭，眺望远方，在凝神沉思。由于萧军十分喜欢这幅画的情景和意境，所以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这回也一样。他想把这幅西洋画挂在南边两个窗户中间的木廊柱上，却不曾想遭到萧红的竭力反对，说这幅画要有多俗气就有多俗气，而且相当的难看。而越是有人反对，萧军也就越是对它格外的偏爱和维护，经过一番争执，这幅画最终还是挂上了。但可不可以这么说，这次争执，是否也潜伏下了一个小小的危机呢？
萧红由于第一次婚姻受骗遭挫，而且还差一点被卖到圈儿楼妓院去，心中对爱情有一种本能的排他性，她要的是对方百分之百的爱护，容不得外界哪个人侵入到她爱的领地。记得1933年下半年的一天，也是二萧结合一年后，一位美丽的妙龄南方姑娘，因慕名来到商市街萧家拜访。她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二萧赠予的几册《跋涉》，还应邀在萧家吃晚饭。但是没过多久，萧红就表现出了很大的冷漠，萧家的房东也警告这位南方姑娘，要她不要再和萧军在一起玩了：“有人妒忌你呢！”姑娘听后大吃一惊，不久，也从萧红的目光中发现了萧红对她的冷漠和不耐烦，这使她感到好难过，于是她很快就回上海了。萧红在《商市街一个南方的姑娘》一节中这样写道：
她到我们这里来辞行，有我做障碍，她没有要诉说出来的“愁”尽量诉说给郎华，她终于带着“愁”回南方去了。
“愁”是有的，这位纯洁无瑕的南方姑娘心中的“愁”，与萧红臆测的“愁”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萧红所说的“愁”，是怀疑南方姑娘对她的三郎情有独钟，而这位南方姑娘的“愁”却是因为她从萧红不近人情的言谈举止中“发现了人与人之间会有那样可怕的隔膜”。而且，直到后来流亡在上海，萧红依然对这位南方姑娘耿耿于怀。
为此，这位真名叫陈涓的南方姑娘，于1944年6月在上海《千秋》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萧红死后-致某作家》一文中写道：
……
当年秋天，因介绍一个女友给××君，在锦江喝茶，谈起你们种种趣事，那是多么滑稽的一出戏呀，不幸我们都当了一个丑角，让人笑掉了大牙，自己还不觉得。
据说我在H地结婚之后，就有一个谣言了：说你们俩离婚了，原因是为了我……
又据说，后来听得我南返了，你们俩常常因这个多余的我而争吵。我那次到你们家去拜访时，即在你们大闹之后，所以你显得很为难，送我回去不是，不送我回去又不是。我听了真愧恨得很，我怎么会这样愚笨，一点也不觉察你们的心里？做了他人眼睛里的沙子！还不知道！这么一来，你们便时常吵闹，疑神疑鬼，弄得感情很不好，使你几乎要当真起来。唉，我真是遗憾。
谈谈说说，便说到《商市街》那本书关于我那节的岂有此理……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萧红对陈涓的来访的一些想法，根本不存在什么“误会”不“误会”的问题。在这场所谓的本不该发生的“误会”中，应当说，萧红和陈涓都是无辜的，清白的。论及萧红对陈涓的排斥、警惕，是凭借她的女性的直觉-一个刚刚脱离苦海获得新生的女性本能地维护自己的婚姻、幸福所致。而陈涓文中对萧红的指责，却有违于事实，也许陈涓心中从无萌生过插足二萧婚姻的想法，但对于萧军的一些暧昧举止，陈涓并没有刻意闪避，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怂恿萧军步步紧逼的暧昧举止的作用。虽说陈涓的不断到访，只是出自于对这对夫妻作家的好奇。之所以产生这些尴尬场面，是由于萧军一方面的原因，他对陈涓自哈尔滨起直到后来的上海的一系列反常暧昧举止引起的。这些超越常人交往的反常暧昧举止还被萧红看在了眼中。对于萧军的这些反常的类似“不忠”的举止，陈涓在同一文中同样有不少披露。
对于这些，萧军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或者说持何种态度。
在1937年6月30日的日记中，萧军为此作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注脚。这天的日记，是在和萧红吵架之后写下的，所以披露的内心想法自然也更为真实一些。萧军写道：“女人的感情领域是狭小的，更是在吃醋的时候，那是什么也没有了。男人有时还可以爱他的敌人，女人却不能。”
新居确实使二萧感到幸福和满足，租房子给他们的房东也是一对很善良的青年夫妇，男主人是一位小学教员，女主人则在家操持家务，也属于社会下层人家。1935年春节，也就是过旧历年的时候，房东一家还请二萧这对来自东北的异乡人共同吃了年夜饭。这使得二萧对上海人有了新的认识：上海人并非个个都“刁狡”、“厉害”。
在上海，萧军公开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职业》，刊登在1935年3月1日出版的《文学》第4卷第3号上，得稿费38元。这对二萧来说，不啻是一个福音，同时，于生活不无一个小补。
相比之下，萧红缺勤奋，正如鲁迅在1935年1月29日发出的第十五封信中所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来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来，我以为还是要催促好。如果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
后来，在4月4日发出的第二十三封信的末尾，鲁迅先生这样问萧军道：
“吟太太怎么样，仍然要困早觉么？”
鲁迅先生在信中虽然表示“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但实际上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严格要求和批评。要生活，总得要工作，而且鲁迅先生一向不主张偷懒。玩笑归玩笑，终于，萧红在挨了鲁迅先生这一“鞭子”后，也做起了文章。这一期间，短篇小说《小六》及散文《过夜》大约就是这样产生的！《小六》是一篇揭露和控诉旧社会黑暗势力对生活在最底层劳动人民百般摧残的作品。鲁迅先生收阅后很快给推荐至由陈望道编辑的《太白》半月刊。鲁迅在1935年3月1日信中提及：“悄吟太太的一个短篇，我寄给《太白》去了，回信说就可以登出来。”就在萧军创作的《职业》发表不几天，《小六》也在3月5日出版的1卷12期《太白》半月刊的《速写》栏内刊出。
在这一年2月9日的第十六封信中，鲁迅先生称颂道：
“小说稿已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
大约是在1937年秋，在武汉编《七月》期间，胡风先生自有一番独到的入木三分的评价。他说，萧红是凭借自己的才华进行创作，“她写出的都是生活，她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而萧军“可能写得比她的深刻，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胡风进而评价道，萧军“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
在同一封信的末尾，鲁迅先生这样回答道：
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这是我和悄吟太太主张不同的地方。但是，什么时候来请罢……
关于“请客”一事，是叶紫先出的主意，当时大家的生活都很贫困，没钱吃好的，可年轻人嘴巴又很馋，苦了一段时间总想吃些好的，于是，叶紫提议要鲁迅先生请一次客，大家吃一顿解解馋。商量的结果，萧红就自告奋勇地写了信，萧军对此既不赞成，也没有在信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但到最终吃的时候，萧军自然也就跟着去了。萧红在信中说，怕费钱可以吃差一点的。鲁迅先生却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主张“就要吃得好”。鲁迅先生每月并无固定的收入，仅靠稿费、版税生活，还要买书，还要资助青年作家和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共产党人、革命者，生活同样清贫得很。所以，既然青年人要他请客，就须吃得好一点，而要吃得好一点，就须筹集足够的钱。因此鲁迅坚持要“有了把握”之后才能请客。一直到了3月5日，鲁迅才请了客。而且由于对二萧和叶紫这三个“小奴隶”的特别慈爱，又同时请了一些能在日后给予他们帮助的人。
鲁迅在这一日的日记里这样写着：
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
“阿芷”，即叶紫，那次聚餐一共是八个人。十分有意思的是，尽管事先萧军并不赞成花老头子的钱吃饭，可是到了那一天，就数他吃得特别的香，又特别的欢，甚至于比叶紫和悄吟两人加在一起的吃喝总量还要多。在这次宴会上，二萧认识了《文学》和《译文》的编辑黄源-即被鲁迅平时呼之为“河清”的那位，以及《芒种》的编辑曹聚仁先生。
由于鲁迅的扶持，二萧的写作甚是刻苦，连前去探望他们的青岛时期的友人张梅林也为之钦佩，说他们两人工作很有秩序，每天都有一定的时间静静地执笔……
写稿，是叶紫等人的督促所致，至于请鲁迅介绍稿子，则是聂绀弩为之出的主意。
一天，聂绀弩来到拉都路二萧家中，问萧军为什么不写点稿子去换钱？萧军则回答说，恐怕写了也无处发表。聂绀弩则说：“你找老头子（指鲁迅先生）啊！他总有办法……”
叶紫也对他说：“你总得要生活下去呀！-老头子介绍去的文章如果不是太差，他们总是要登的。太差的文章老头子也不肯介绍的呀……”
就这样，加上环境的变迁，二萧写起了稿子。其中，《货船》原名为《搭客》，后来在《新小说》上发表时，编辑郑伯奇将它改名为《货船》。
鲁迅先生为二萧介绍了叶紫和聂绀弩两位中共地下党员，对二萧给了很大的帮助。
在福显坊居住之前，由于生活过于贫穷，两人晚间睡觉总是挤在一张小床上，而萧军一旦写作起来常常工作至半夜或次日凌晨，萧红却喜欢早睡，同时由于失眠，一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次住进了福显坊，房间宽敞多了，而且还借到了一张小床，萧红于是提出，为便于休息，两人分开睡，并且自告奋勇地睡到小床上去。萧军同意了她的主意。
萧军的大床安置在东北角，萧红睡的小床放在房间的西南角，两人在第一次分开睡前还互相道了声：“晚安！”
然而，就在萧军睡意蒙胧即将入睡时，忽然从萧红睡的西南角传来了一阵抽泣声，这使他一下子惊醒了。他急忙拧亮灯，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她的床边，以为萧红发了什么痛苦的急症，将手按到她的前额上，异常焦急地问道：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萧红非但没有回答，而且还把脸侧转了过去。萧军瞅见，有两股清泪从那双圆睁睁的大眼睛里滚落到了枕头上。
萧军摸摸她的头部，却没有什么热度，接着，他又扯过她的一只手想按脉搏，可她竟把手抽了回去……
“去睡你的罢！-我什么病也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哭？”萧军感到很奇怪。
谁知，她竟然“咯咯”地傻笑了起来，说：
“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远了！”说着话，两汪泪水又浮上了她那美丽的大眼睛……
萧军这回总算明白了，就用指骨节在她的前额上敲了一下，说道：
“拉倒吧！别逞‘英雄’了，还是回来睡吧！”
自从那次鲁迅先生为三个“小奴隶”举行旨在解馋的宴会后，黄源也和二萧他们来往了起来。
黄源比萧军大一岁，是典型的江南人（浙江省海盐县），他很看不惯萧军那种不拘小节、不修边幅、近似粗鲁的作风和神态，觉得萧军很“古怪”，不像个“文人”，一身的“野气”。为此，萧军曾写信问鲁迅，自己的野气应不应该改一改？鲁迅在3月13日的复信里说：
所谓“野气”，大约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动不同之点，黄大约看惯了上海的“作家”，所以觉得你有些特别……普通大抵以和自己不同的人为古怪，这成见，必须跑过许多路，见过许多人，才能够消除……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得久了，受环境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但是，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时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您记得《三国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
鲁迅还嘱咐萧军：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好在现在已经认识几个人了，以后关于不知道底细的人，可以问问叶他们，比较的便当。
在拉都路351号对过马路不远处的地方是一个名叫敦和里的所在，当时，文学社和译文社社址就在敦和里。
搬迁新居不久后的一天早晨，萧军与萧红到敦和里大门口北侧的一家卖油条的小店铺买油条。待到他们拿回家正要吃油条时，不觉大吃一惊，原来这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先生所译班台莱夫童话故事《表》的手写原稿纸。随后，他们又急急忙忙跑回到那家卖油条的小店，询问店主是否还有这类包装纸时，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了，这使得他们颇感懊丧且悲哀。当天，他们匆匆写了一封信，信中附上了这油条的包装纸，并提议要鲁迅先生立即写信去，把这《表》的原稿给催讨回来……
在这封信中，年轻的二萧甚是愤懑，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以至整个文学界，对于像鲁迅先生这样一位“独一无二”的作家的手迹，居然让它去包油条，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现象……因而，这样的国家也将是可悲的！
对此，鲁迅先生在1935年4月13日发出的第二十五封信中，却用一种近乎自嘲的口吻说道：“我的原稿的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那么，鲁迅先生的手稿是怎么落入到卖油条的人手里去的。原来，这油条店的隔壁就是敦和里。当时，《文学》、《译文》、《太白》几家杂志的编辑部都设在敦和里。《文学》具体由傅东华负责，黄源为编校，并协助傅东华的工作。而《译文》的实际工作也并非都是黄源在做，因为鲁迅参与也很多：从翻译到编辑、选刊图片等，鲁迅先生的手稿从这里的编辑部流散出去也就情有可原了。但实际上，经黄源反复核对，流散在外的也正是萧军、萧红买油条的两页。据说黄源事后听说也甚感痛惜，从此以后，黄源对鲁迅手迹的原稿，自然要精心得多，妥为保管了。
鲁迅先生在校阅《八月的乡村》的时候，毫不留情地向萧军指出其中一个情节描写上的严重失误。
鲁迅写道：
《八月》上我主张删去的，是说明而非描写的地方，作者的说明，以少为是，尤其是狗的心思之类，怎么能知道呢。
在《八月的乡村》原稿中，萧军画蛇添足地描写了这样一个情节：当描写到孙家兄弟离家时，他竟然兴致勃勃地把“狗的心思”也着着实实地描绘了一番。于是，鲁迅先生在原稿上作了一个尖锐的眉批：
“狗的心理你怎么会知道？”
萧军看见后，羞惭地把这一描写“狗的心思”的情节来了一个腰斩。由此，萧军也真正地领会到鲁迅先生主张小说创作中多“描写”少“说明”，以至于不讲那些半通不通的“道理”之类。
……漫画上面，我看是可以不必再添什么，因为单看计划，就已经够复杂，够吃力的了，如果再加别的，也许会担不动。
上述，是鲁迅先生于1935年4月4日发出的信上所说的一段话，然此信系由3月25日所写，迟发了整十天。迟发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萧军先前致信鲁迅发出预告：又要搬家。鲁迅是在萧军所发“二日信收到”后发出本该于十日前就应该寄出的信。鲁迅在二日信中这样写道：“…内云‘同一条路，只是门牌改了号数’，这回是没有什么‘里’的么？那么，莫非屋子是临街的？”之后，鲁迅写道：“还有较详的信，怕寄失，所以先问一问，望即回信。”
鲁迅先生在信中所言“如果再加别的，也许担不动”指的是什么呢？
后来，萧军先生加以了说明。鲁迅先生在3月13日的信中曾提到：“现在孩子更捣乱了，本月内母亲又要到上海，一个担子，挑的是一老一小，怎么办呢？”
根据鲁迅先生说的这一情况，萧军给设想出了一幅漫画的构图：担子里除开老、小而外，两只手里还要提拎着中国青年人，筐边上扒着中国老百姓，脚还是应该带脚镣，而且坠上大铁球；顶空上要有雹雨、雷电；地下要有尖刀、铁蒺藜；四外要有毒蛇、豺狼、恶狗……两边要有绝崖、峭壁……只是茫茫远远的地方……有一线光天……萧军问他是否要添些什么？所以，鲁迅说“也许会担不动”。
萧军这幅漫画构图，就是那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同时也是鲁迅先生在这“现实”社会中所担的担子，所走的路，所处的环境。
在同一封信的末尾，落款于3月31日的补充信，鲁迅先生写道：“现在《八月》已看完，序也做好，且放在这里……今晚又看了一看《涓涓》，虽然不知道结末怎样，但我以为是可以做它完的，不过仍不能公开发卖。那第三章《父亲》，有些地方写得太露骨，头绪也太纷繁，要修改一下才好。”之后，鲁迅又谆谆告诫萧军，为着斗争的需要，需要改一下笔名。
何谓“改”？
接下去，鲁迅先生作了详细的说明：
此后的笔名，须用两个，一个用于《八月》之类的，一个用于卖稿换钱的，否则，《八月》印出后，倘为叭儿狗所知，则别的稿子即使并没有什么，也会被他们抽去，不能发表。
还有，现用的“三郎”的笔名，我以为也得换一个才好，因为上海原有一个李三郎，别人会以为是他所做，而且他也来打麻烦，要文学社登他的信，说明那一篇小说非他所作。声明不要紧，令人以为是他所作却不上算，所以必得将这姓李的撇清，要撇清，除了改一个笔名之外无好办法。
鲁迅先生的提议说得既中肯而又及时，又一次给二萧以警钟长鸣。
有关《涓涓》，是萧军根据萧红亲身经历的叙述所写，先前曾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上连载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结尾。这稿子后来从哈尔滨流亡到青岛，继而又带到了上海。既然现在鲁迅先生作了“我以为是可以做它完的”结论，萧军也就下了决心，添了一条尾巴算做了结束。这部原来准备作长篇小说的题材，后来只写了五六万字。鲁迅先生逝世以后，《涓涓》由上海燎原书店出版发行单行本。
搬至新居后，房子大了，条件也好了一些，于是，二萧就想请鲁迅来看一看，但鲁迅实在太忙了。他在1935年4月13日的信中说：“七日信早到；我们常想来看你们，孩子的脚也好了，但结果总是我打发了许多琐事之后，就没有力气，一天一天的拖，到后来，又不过是写信。”鲁迅信上虽是那么说了，但他心中一直惦记着二萧，时时刻刻想安排一个时间前去探望他们。后来，终于成行了。
正如萧军后来所说的：“在这所楼房里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就是在5月2日上午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女士一起携小海婴突然来到这里做客。这当然使我们感到了最大的兴奋和欢喜！”
在拉都路351号二萧的新居休息、漫谈了一个来小时后，鲁迅先生提议，由他邀请他们一起出去吃顿午饭，二萧也没作任何推辞，于是一行人就近在法租界的一家名叫盛福的西餐馆里吃了一顿。饭毕，二萧送鲁迅许广平一家上了电车，尔后他们自己步行回家。
这一天，对于二萧来讲，是兴奋的一天，倍感幸福的一天。萧红的感受尤深，她终于接受了鲁迅先生不似“鞭打”胜似“鞭打”的勉励，一踏进家门，就一头栽进了稿纸堆中，写她计划中要完成的长篇纪实散文集《商市街》。一连十几天她都没停笔，终于在5月15日完成了共有41篇散文组成的这部集子。此部《商市街》散文集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36年8月首次出版，编入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2集第12册，同年9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鲁迅先生前来探望他们，既使二萧感到幸满和满足，但也因此引发了他们同朋友们之间的不快。
当天晚上，三位朋友之中的一位来到他们居住的三楼，其脸色是很不愉快的。他问萧军：“上午来的那位老人，是鲁迅先生吧……”
“是的。”
萧军不加掩饰地作了回答。
朋友的神情是很不快的，言语中也有那么一些火药味：
“在他上楼梯时，我们全看到了。”
听着这明显不快的话语，萧军赶忙作了解释：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今天会到来，这完全是偶然！”
朋友的脸上尽管有那么一丝勉强露出来的微笑，但语调中仍然充满了不快：
“你知道，我们全是崇敬鲁迅先生的，也知道你和鲁迅先生有关系，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应该为我们介绍一下，认识认识啊！”
弦外之音，朋友们责怪上了。对此，萧军只能这么回答：
“待下次再来，我征求得鲁迅先生的同意，我将为你们介绍。”
朋友是冷笑着下楼的……朋友们很不理解二萧的苦衷，在上海这样政治斗争异常复杂的情况下，他们又怎么能够把一些鲁迅先生所不认识的人，介绍给他认识呢？而且，就是二萧介绍了，鲁迅先生也必然会加以拒绝的。
甭说这几位青岛朋友了，就是不多久，曾与萧军、萧红一起在哈尔滨牵牛房从事地下反满抗日活动的老朋友罗烽、白朗来到上海，住在二萧家中，尔后萧军代为向鲁迅请求安排会面，鲁迅先生除在7月27日信中略略回答一句：“你的朋友南来了，非常之好，不过我们等几天再见罢，因为现在天气热，而且我也真的忙一点。”此后再也没有下文了。一直到鲁迅逝世为止，白朗、罗烽都无缘得以和鲁迅先生会面。这事，后来萧军与白朗、罗烽在延安再度会面时，一直感到莫大的遗憾。
后来，这三位朋友托萧军办的好几件事，结果没有一件能够如愿以偿，无形中，朋友之间的“友谊”也就渐渐地冷落了下来。于是，萧军和萧红经商量，决定按照搬迁前的约定，搬离这一不适合于二萧存在的环境。
不几天，萧军在给鲁迅先生的信中谈了这件事，以及其他一些令他们不愉快的事。于是，鲁迅先生在复信中说了如下一段话，以作抚慰：
帮朋友的忙，帮到后来，只忙了自己，这是常常要遇到的。您的朋友既入大学，必是知识分子，那他一定有道理，如“情面说”之类。我的经验，是人来要我帮忙的，他用“互助论”，一到不用，或要攻击我了，就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说。取去我的衣服，倘向他索还，他就说我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吝惜得很。前后一对照，真令人要笑起来，但他却一本正经，说得一点也不自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