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们见到了鲁迅
从1925年起，在方靖远的影响下，萧军读了鲁迅的许多作品，使他对鲁迅产生了崇敬热爱之情。及至1934年，也就是在过去了九年之后，即将见到朝思暮想的人，他的激动，他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等啊，等啊，在焦虑、迫切的等待中，终于熬到了11月30日这一天，当他看到鲁迅先生那瘦弱的身躯，憔悴的容颜，又在一家咖啡馆里接受了鲁迅赠予他们的《两地书》和救急的20元钱时，他的心不由得隐隐作痛了。他不禁想起了先生的自喻：“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而现在自己还没有为先生效一分劳，出一分力，却先来吮吸他的奶和血了，多么的惭愧，多么的内疚啊！
提及同鲁迅先生会面，萧红之焦虑、不安的心情绝不亚于萧军，而且她想得还要多，还要远-二十多天前，也就是他们刚到上海时收到先生于11月3日“即复”的信，当读到“见面的事，我认为可以从缓”时，她是那样的难以理解，甚至还认为“老头儿”不近人情：瞧人家，大老远地流亡到了上海，不就是要求会个面吗？干吗还要来个“待到有必要”时再说呢？其实，颇近天真、幼稚的萧红（日后，正是这天真、幼稚的外露，使她与小海婴一见面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尽管双方的语言、习俗是如此这般天壤之别）哪里知道上海的形势有多复杂呢！何况国民党当局发出对鲁迅的通缉令也有四五个年头了。不仅如此，在二萧之前，鲁迅先生接触的青年中，“好的有，坏的也有。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心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到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
后来，二萧获知，鲁迅确确实实曾经让人从侧面对二萧作过一番了解，特别是了解他们是否有什么政治背景或者党派关系等等。
鲁迅让去了解二萧的这个人是胡风先生。胡风先生后来这样回忆道：
鲁迅告诉我，有一个东北青年叫刘军，从敌人压迫下逃到了青岛，又从青岛飘流到了上海，寄信和小说稿给他，要求介绍发表，并问我有没有办法多了解些他的具体情况。
胡风接受了鲁迅先生的委托，由于了解二萧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渠道，故而鲁迅先生与二萧的会面一拖再拖，“借口”也颇多。当然，胡风先生了解的结果是可靠的，加上又有他们已出版的反封建反压迫反外来入侵的作品集《跋涉》，以及不久前萧红刚刚完成的《生死场》手稿可以作证，于是，鲁迅先生决定与二萧会面，会面后不久又做东请二萧吃饭。胡风还写道：
不久，鲁迅请了一次饭，介绍他们和几个可信任的人见面认识，使他们生活里有朋友。记得有叶紫和聂绀弩。通知我的信因为转信处M家里没有约期前送来，所以我和M没有赴约。过后，鲁迅把他们的信址告诉了我，要我直接去认识他们。
除去鲁迅委托胡风作了解外，应当说，遭伪满查禁的那本《跋涉》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1934年11月30日，二萧应约前往见面。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道：“萧军、悄吟来访。”
从法租界的拉都路到上海东北隅的虹口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有很长很长一段路程要走，由于没钱坐车，他们只能步行穿越半个上海市区。萧军与萧红急急地迈着步，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先生的身边。尤其是萧红，一边走，头脑中一直在浮想联翩……当萧红想到和鲁迅先生在信中“拌嘴”的时候，就忍不住要大笑起来。原来，在他们到达上海后鲁迅先生于11月3日和5日的复信中，在其信尾（因信是写给萧军的）总要带上一句“令夫人均此致候”或“吟女士均此不另”的话。谁知，萧红极不喜欢“夫人”、“吟女士”一类的称号，于是在11月7日致鲁迅先生的信中向先生提出了抗议。鲁迅先生于11月12日的复信中作了“还击”。鲁迅先生在这封信的一开首就这样写道：
刘、悄两位先生：
七日信收到。首先是称呼问题。中国的许多话，要推敲起来，不能用的多得很，不过因为用滥了，意义变成含糊，所以也就这么敷衍过去。不错，先生二字，照字面讲，是生在较先的人，但如这么认真，即使是同年的人，叫起来也得先问生日，非常不便了。对于女性的称呼更没有适当的，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太太、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现在也有不用称呼的，因为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式，所以我不用。
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
……
在这封信的末尾，鲁迅先生似乎要“存心”气一气这位总是“长不大”的悄女士，他这样写道：“此复，即请俪安”，对“俪安”二字，鲁迅先生还专门画了一个斜斜的箭头，在下面注道：“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
萧红当时看信时就笑了一个前仰后合，她压根儿没有想到鲁迅先生这样海内外都闻名的大作家也会有这么多的“孩子气”和幽默。
后来，萧军先生这样回忆道：
这是我和萧红共同给他写信以后的复信。在这封信里我们提的问题比较多一些，但他还是逐条回答了。
问题之中，有一些是我提的，有的是她提的。例如她“抗议”为什么称呼她做“夫人”或“女士”；而我说他年龄既大于我，为什么还称我做“先生”？我们这种“抗议”当然近于“天真”，但也有点“捣乱”的意图在内。但经过他的一番论证、回驳……我们就失败了。这就如同两个新上比赛场的不知天高地厚、鲁莽的青年拳斗者，被这位饱经战阵的老拳斗师轻轻一击就跌倒在地了。
鲁迅先生在语言上那种机敏非凡的回击能力，那时就我所接触过的若干人等，是无人能与伦比的。
在所有与鲁迅先生交往较为密切的人中，萧军、萧红受鲁迅关怀、扶持最多，这可以从鲁迅先生先后寄给萧军、萧红的53封信中看得出来：鲁迅先生对两位高举抗日义旗的东北青年流亡作家的“慈父”“良师”之心跃然纸上。
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第一，由于鲁迅先生对人要求之严格，因此，在所有同鲁迅交往比较密切的人中，几乎很少有人不受鲁迅的批评与责难，唯二萧除外。即使因他们不谙世事、不切实际及不顾及周边环境所形成的“孩子气”的一类事儿，鲁迅先生也是处处给以呵护，或作些善意的提示，或循循善诱及安排可靠的人加以引导，此外，更多的是不断告诫以处世之道-主要是处理文坛人际关系的内容，尤为多而突出，既真诚，又深刻。其二，对于萧军他们的来信，鲁迅几乎是无一不复，其中，属于“即复”或当日“午复”、“夜复”的信件达20封之上，这在与他人通信中甚为罕见。其三，与其他人通信的又一不同之处是，与二萧聊家常，以及涉及幼儿海婴的信也达20封之上。例如，在写于1935年11月16日“夜复”的信中，鲁迅写道：海婴“他喜欢朋友，现在很感到寂寞。你们俩他是欢迎的，也喜欢留吃饭”。随后，鲁迅又这样写道：“有空随便来玩，不过速成的小菜，会比那一天的粗拙一点。”
1934年11月30日下午，这是上海冬季里一个没有太阳的阴暗日子，萧军、萧红在内山书店见到了思念已久的鲁迅先生。
有关这次会面的情况，萧军曾满含深情地这般回忆道：
我们的心全是破轨地跳着，盼望着三十日。从三十日的早晨盼到下午两点钟。
“您是刘先生吗？”他直直地瞅着我问道。一只手拿着帽子，腋下夹着一个有花纹包皮的小包袱。
我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接着他和另外几个日本人说了些什么，而后把帽子顺便地放在了头上向我说：
“我们走吧！”
那时候，我的两只手全是插在大衣的口袋子里，一只手是握紧着《八月的乡村》的原稿，一只手是紧握着拳头，汗水开始在我的手心里透流-虽然这是冬天。
一阵酸心刺痛了我！眼泪包围了我的眼睛：-他是瘦得这样了啊！他们还在一步不松地迫害着他？
我们走出了书店的门，他是走在我们的前面，他的身材比我还要矮一些。
-似乎是个梦？
可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却是活的人。
经过一段路程的步行后，萧军、萧红跟着鲁迅来到了一处似是白俄开设的咖啡馆。一个秃头的胖胖的中等身材的外国人走过来和鲁迅先生打了个招呼，于是，鲁迅先生就拣了靠近门边一处座位，和二萧一起落了座。这处座位很僻静，因为靠近门侧，进门的地方又有一间小套间，如果一直走进去，就不会注意到这侧面的座位。而座位的椅子靠背又特别的高耸，邻座之间是谁也望不到谁的，俨然如同一间小屋子。
由于他们来到这儿的时间是午晚不接的空闲时间，因此这所不大的咖啡馆厅堂里没有几个客人，客人中也没有一个是中国人。
鲁迅先生告诉他们，这咖啡馆主要是以后面的“舞场”为生的，白天里没有什么人到这里来，中国人更是极少来，所以鲁迅先生常常选取这地方作为和人们接头的地方……
侍者给他们送上了三杯咖啡和一些点心之类的东西就离去了。
萧红想要见到许广平和他们的孩子海婴的愿望过于迫切了一些，因此，一坐下，还不等鲁迅先生说些什么，竟然劈头问道：
“怎么，许先生不来吗？”
“他们就来的。”鲁迅先生操着一口浙江式的普通话回答道，萧军是既听懂了而又不甚明白，而萧红则张起了她的两只受了惊似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鲁迅……
正在这时，只听门口一声响，许广平领着小海婴来到了。
谁知，小海婴一见到萧红，猛地一下子挣脱了母亲的手，竟像老熟人一样向她迅跑了过来。他一边飞快地奔跑着，嘴中还一个劲地叽里咕噜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上海话，这使得在场的大人们无不惊愕，直愣愣地瞧着这一大一小两个有趣的人儿。小海婴为什么一见到萧红就感到特别的亲热呢？这是因为，那时候的萧红梳着两条齐肩的小辫子，额前梳着刘海儿，于是，在小海婴那清纯的童眸中，觉得在这些大人中只有她像个大姐姐，可以在一起随随便便玩耍嬉闹。而小海婴的母亲许广平女士看萧红的感觉是：“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有关这一点，是许广平初见面的误觉，不久以后，许广平纠正了这种错觉-秋石注），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但她自己不承认，她说我太率直，她没有我的坦白。也许是的吧，她的身世，经过，从不大谈起的，只简略的知道是从家庭奋斗出来，这更坚强了我们的友谊。何必多问，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青春的面庞，不用说就想到其中一定还有许多曲折的生活旅程。”
抗战胜利后，许广平女士在其撰写的《忆萧红》一文中（载1945年11月28日上海《大公报文艺》，署名景宋）这样追忆她和二萧的最初两次会面：
大约一九三四年的某天，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闹，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便随，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从此我们多了两个朋友：萧红和萧军。
……
我们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样的感情招待了他们，公开了住处，任他们随时可以到来。
因此，可以这么说，自第一次见面起，萧红-这个来自东北沦陷区然又不甘沉沦的姑娘，在许广平女士的头脑中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
萧红自己也饶有兴致地生动地描绘了海婴与她的这种特殊的友谊。
萧红写道：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鲁迅）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1997年11月7日，在风景宜人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常熟虞山脚下举行的来自京沪港三地文艺界人士的一次休闲聚会中，当话题涉及原籍是常熟的萧红早期女友徐淑娟时，笔者向海婴先生这样问道：“当初，你喜欢同萧红一起玩耍，是不是因为她梳了两条小辫子，而……”
“是的，千真万确，确实是因为她梳了辫子，在我眼里看来她也不大，所以我特别愿意和她一起玩耍。”尽管时空已经跨越了整整一个甲子，年近古稀的海婴先生依然是那样的记忆犹新。顿了顿，他又说道：“看了你写的那一整版文章，感觉很真实。”（指四天前刊于《文汇报笔会》上的拙作《鲁迅与萧军》一文）
二萧与鲁迅先生首次会面的谈话，首先由萧军作了自我介绍。他先是谈了半年前自哈尔滨匆忙出走的情况，在青岛的情况，以及为什么这么快就来到上海的原因。接下来，萧军还简单、扼要地向鲁迅先生讲述了日寇侵占东北和哈尔滨以后的政治、社会情况，人民的思想、感情状况，共产党领导和非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及非武装的反满抗日的斗争情况……待到萧军讲完后，鲁迅先生也扼要地向他们讲了一些有关上海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于左翼团体和作家们的压迫、逮捕、杀戮……以及左翼内部一些不团结的现象等等。
有关左翼内部不团结的现象，鲁迅先生是在向初来乍到的二萧打招呼，免得“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不息”。（1935年9月12日鲁迅致胡风信）
听着，听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无耻压迫激怒了的萧军，竟然孩子一般的天真地向鲁迅先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我们不能像一头驯顺的羊似的，随便他们要杀就杀，要抓就抓……我们准备一枝手枪，一把尖刀吧！”
“这做什么？”鲁迅眉头一扬，惊讶地问道。
“他们来了，我们就对付他，弄死一个够本，弄死两个……有利息！总比白白地让他们弄去强……”说到这里，萧军竟然向着鲁迅先生发挥起为自己一贯推崇的拼命三郎的哲学来了。
鲁迅先生听了，默默地似是苦笑了一下，尔后又默默地吸了一口烟，意味深长地说道：
“你不知道，上海的作家们，只能拿笔写，他们不会用枪……”
……
即将分手时，鲁迅先生把装有20元钱的一个信封放在了桌子上，说道：
“这是你们所需要的……”
望着鲁迅先生借给的这20元钱，萧军这个生性耿直的关东汉子不由得内心一阵酸疼，一股泪水很快浸满了他的眼眶……说心里话，他们要不是一次一次遭通缉、迫害、流亡，及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是绝不会轻易向人张口借钱的，况且借的又是鲁迅先生的钱，心里能好受吗？
当听说他们连回去坐车的零钱也没有了，鲁迅先生又二话未说，同样默默地从衣袋里掏出了大大小小的银角子和铜板，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萧军双眼噙着泪水，将由萧红为他一笔一画誊清的《八月的乡村》手稿交给了许广平女士。
许广平对萧红深有感触地说道：
“见一次真是不容易啊！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再见了？”
“他们已经通缉我四年了。”鲁迅低低地如此补充了一句。
当萧军、萧红夫妇走上驶来的电车车厢以后，鲁迅先生还直直地站在那里望着他们，许广平女士则频频地向他们扬着手中的手帕，而依偎在他们身旁的小海婴也在挥动着他的一只小手……
对此，萧军在1936年11月出版的《作家》月刊第2卷第2号（总第8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中，这样深沉悲痛地回忆道：
只是这句话（指鲁迅先生在与他们首次会面时所云“他们已经通缉我四年了”的话-秋石注），直到我写这文字时，它还是毫无有更改的、喑哑的铃声似的响在我的记忆里。
……
去的时候，我们的心全是破轨的跳跃，而回来，我们的心却似死去了。
“这是冬天，他还在穿着胶皮底鞋……脖子上连一条围巾也没有，那件棉袍子是什么布的呢？黑的也不正确，看起来又是那样的单薄不合身……”萧红说道。
“如果不是他……我也许疑心他是一个落拓的吸鸦片烟的人！他的脸色……那森立的头发……眉毛、胡须……可是虽然他是病瘦到这样不成形……我们这壮年的人……却要来吸他的血……”我说。
“你的原稿（指《八月的乡村》-秋石注）抄的字太小了……又用油印纸……这使他看起来吃力呢！”萧红说道。“油印纸”，即美浓纸，很薄，由于是当了毛衣换来的七角钱购买的，为了省纸，萧红抄写的字既小又密。后来，鲁迅先生在校阅时十分吃力，看不清楚，必须在下面衬上一张白纸方才看得清字。鲁迅在校阅时戴着老花镜，一边看，一边慨叹地说道：“嗳！眼睛不成了。”却没有埋怨别人。
日也盼，夜也思，梦中还在想着，时时刻刻想和鲁迅先生见上一面，待到真的见了，心里却又难受极了。然而，站在他们面前的鲁迅哪有一点大文豪的魁梧风貌啊！看上去，鲁迅显得是这样的衰老和弱小，他们为鲁迅感到难受和悲哀。回到家后，他们于12月2日和4日接连给鲁迅先生写去了两封信，谈了他们心中的一些感受。对此，鲁迅先生于12月6日给回了一封长长的信。鲁迅先生在信中说：“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其实，我的体子并不算坏，十六七岁就单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这费力可就不小；但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不过精力总觉得不及先前了，一个人过了五十岁，总不免如此。”
在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两地书》为什么不像“情书”时，鲁迅先生依据切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向他们发出了警告：“…在两人之间，是有缺点的，但打闹，也有弊病，倘能立刻互相谅解，那也不妨。”
鲁迅先生发出的这个警告十分适时而又中肯，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他的一定的预见性。
十分遗憾的是，当时，二萧并不曾将鲁迅的这个告诫放在心上，或者说，不曾注意。
针对二萧在信中所述借钱时的不安心情，鲁迅先生安慰道：
……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提及“来信又愤怒于他们之迫害我”，鲁迅先生用他特有的幽默加辛辣的笔调这样写道：
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我究竟还要说话。你看百姓一声不响，将汗血贡献出来，自己弄到无衣无食，他们不是还要老百姓的性命吗？
提及同鲁迅先生会面，萧红之焦虑、不安的心情绝不亚于萧军，而且她想得还要多，还要远-二十多天前，也就是他们刚到上海时收到先生于11月3日“即复”的信，当读到“见面的事，我认为可以从缓”时，她是那样的难以理解，甚至还认为“老头儿”不近人情：瞧人家，大老远地流亡到了上海，不就是要求会个面吗？干吗还要来个“待到有必要”时再说呢？其实，颇近天真、幼稚的萧红（日后，正是这天真、幼稚的外露，使她与小海婴一见面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尽管双方的语言、习俗是如此这般天壤之别）哪里知道上海的形势有多复杂呢！何况国民党当局发出对鲁迅的通缉令也有四五个年头了。不仅如此，在二萧之前，鲁迅先生接触的青年中，“好的有，坏的也有。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心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到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
后来，二萧获知，鲁迅确确实实曾经让人从侧面对二萧作过一番了解，特别是了解他们是否有什么政治背景或者党派关系等等。
鲁迅让去了解二萧的这个人是胡风先生。胡风先生后来这样回忆道：
鲁迅告诉我，有一个东北青年叫刘军，从敌人压迫下逃到了青岛，又从青岛飘流到了上海，寄信和小说稿给他，要求介绍发表，并问我有没有办法多了解些他的具体情况。
胡风接受了鲁迅先生的委托，由于了解二萧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渠道，故而鲁迅先生与二萧的会面一拖再拖，“借口”也颇多。当然，胡风先生了解的结果是可靠的，加上又有他们已出版的反封建反压迫反外来入侵的作品集《跋涉》，以及不久前萧红刚刚完成的《生死场》手稿可以作证，于是，鲁迅先生决定与二萧会面，会面后不久又做东请二萧吃饭。胡风还写道：
不久，鲁迅请了一次饭，介绍他们和几个可信任的人见面认识，使他们生活里有朋友。记得有叶紫和聂绀弩。通知我的信因为转信处M家里没有约期前送来，所以我和M没有赴约。过后，鲁迅把他们的信址告诉了我，要我直接去认识他们。
除去鲁迅委托胡风作了解外，应当说，遭伪满查禁的那本《跋涉》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1934年11月30日，二萧应约前往见面。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道：“萧军、悄吟来访。”
从法租界的拉都路到上海东北隅的虹口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有很长很长一段路程要走，由于没钱坐车，他们只能步行穿越半个上海市区。萧军与萧红急急地迈着步，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先生的身边。尤其是萧红，一边走，头脑中一直在浮想联翩……当萧红想到和鲁迅先生在信中“拌嘴”的时候，就忍不住要大笑起来。原来，在他们到达上海后鲁迅先生于11月3日和5日的复信中，在其信尾（因信是写给萧军的）总要带上一句“令夫人均此致候”或“吟女士均此不另”的话。谁知，萧红极不喜欢“夫人”、“吟女士”一类的称号，于是在11月7日致鲁迅先生的信中向先生提出了抗议。鲁迅先生于11月12日的复信中作了“还击”。鲁迅先生在这封信的一开首就这样写道：
刘、悄两位先生：
七日信收到。首先是称呼问题。中国的许多话，要推敲起来，不能用的多得很，不过因为用滥了，意义变成含糊，所以也就这么敷衍过去。不错，先生二字，照字面讲，是生在较先的人，但如这么认真，即使是同年的人，叫起来也得先问生日，非常不便了。对于女性的称呼更没有适当的，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太太、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现在也有不用称呼的，因为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式，所以我不用。
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
……
在这封信的末尾，鲁迅先生似乎要“存心”气一气这位总是“长不大”的悄女士，他这样写道：“此复，即请俪安”，对“俪安”二字，鲁迅先生还专门画了一个斜斜的箭头，在下面注道：“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
萧红当时看信时就笑了一个前仰后合，她压根儿没有想到鲁迅先生这样海内外都闻名的大作家也会有这么多的“孩子气”和幽默。
后来，萧军先生这样回忆道：
这是我和萧红共同给他写信以后的复信。在这封信里我们提的问题比较多一些，但他还是逐条回答了。
问题之中，有一些是我提的，有的是她提的。例如她“抗议”为什么称呼她做“夫人”或“女士”；而我说他年龄既大于我，为什么还称我做“先生”？我们这种“抗议”当然近于“天真”，但也有点“捣乱”的意图在内。但经过他的一番论证、回驳……我们就失败了。这就如同两个新上比赛场的不知天高地厚、鲁莽的青年拳斗者，被这位饱经战阵的老拳斗师轻轻一击就跌倒在地了。
鲁迅先生在语言上那种机敏非凡的回击能力，那时就我所接触过的若干人等，是无人能与伦比的。
在所有与鲁迅先生交往较为密切的人中，萧军、萧红受鲁迅关怀、扶持最多，这可以从鲁迅先生先后寄给萧军、萧红的53封信中看得出来：鲁迅先生对两位高举抗日义旗的东北青年流亡作家的“慈父”“良师”之心跃然纸上。
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第一，由于鲁迅先生对人要求之严格，因此，在所有同鲁迅交往比较密切的人中，几乎很少有人不受鲁迅的批评与责难，唯二萧除外。即使因他们不谙世事、不切实际及不顾及周边环境所形成的“孩子气”的一类事儿，鲁迅先生也是处处给以呵护，或作些善意的提示，或循循善诱及安排可靠的人加以引导，此外，更多的是不断告诫以处世之道-主要是处理文坛人际关系的内容，尤为多而突出，既真诚，又深刻。其二，对于萧军他们的来信，鲁迅几乎是无一不复，其中，属于“即复”或当日“午复”、“夜复”的信件达20封之上，这在与他人通信中甚为罕见。其三，与其他人通信的又一不同之处是，与二萧聊家常，以及涉及幼儿海婴的信也达20封之上。例如，在写于1935年11月16日“夜复”的信中，鲁迅写道：海婴“他喜欢朋友，现在很感到寂寞。你们俩他是欢迎的，也喜欢留吃饭”。随后，鲁迅又这样写道：“有空随便来玩，不过速成的小菜，会比那一天的粗拙一点。”
1934年11月30日下午，这是上海冬季里一个没有太阳的阴暗日子，萧军、萧红在内山书店见到了思念已久的鲁迅先生。
有关这次会面的情况，萧军曾满含深情地这般回忆道：
我们的心全是破轨地跳着，盼望着三十日。从三十日的早晨盼到下午两点钟。
“您是刘先生吗？”他直直地瞅着我问道。一只手拿着帽子，腋下夹着一个有花纹包皮的小包袱。
我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接着他和另外几个日本人说了些什么，而后把帽子顺便地放在了头上向我说：
“我们走吧！”
那时候，我的两只手全是插在大衣的口袋子里，一只手是握紧着《八月的乡村》的原稿，一只手是紧握着拳头，汗水开始在我的手心里透流-虽然这是冬天。
一阵酸心刺痛了我！眼泪包围了我的眼睛：-他是瘦得这样了啊！他们还在一步不松地迫害着他？
我们走出了书店的门，他是走在我们的前面，他的身材比我还要矮一些。
-似乎是个梦？
可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却是活的人。
经过一段路程的步行后，萧军、萧红跟着鲁迅来到了一处似是白俄开设的咖啡馆。一个秃头的胖胖的中等身材的外国人走过来和鲁迅先生打了个招呼，于是，鲁迅先生就拣了靠近门边一处座位，和二萧一起落了座。这处座位很僻静，因为靠近门侧，进门的地方又有一间小套间，如果一直走进去，就不会注意到这侧面的座位。而座位的椅子靠背又特别的高耸，邻座之间是谁也望不到谁的，俨然如同一间小屋子。
由于他们来到这儿的时间是午晚不接的空闲时间，因此这所不大的咖啡馆厅堂里没有几个客人，客人中也没有一个是中国人。
鲁迅先生告诉他们，这咖啡馆主要是以后面的“舞场”为生的，白天里没有什么人到这里来，中国人更是极少来，所以鲁迅先生常常选取这地方作为和人们接头的地方……
侍者给他们送上了三杯咖啡和一些点心之类的东西就离去了。
萧红想要见到许广平和他们的孩子海婴的愿望过于迫切了一些，因此，一坐下，还不等鲁迅先生说些什么，竟然劈头问道：
“怎么，许先生不来吗？”
“他们就来的。”鲁迅先生操着一口浙江式的普通话回答道，萧军是既听懂了而又不甚明白，而萧红则张起了她的两只受了惊似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鲁迅……
正在这时，只听门口一声响，许广平领着小海婴来到了。
谁知，小海婴一见到萧红，猛地一下子挣脱了母亲的手，竟像老熟人一样向她迅跑了过来。他一边飞快地奔跑着，嘴中还一个劲地叽里咕噜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上海话，这使得在场的大人们无不惊愕，直愣愣地瞧着这一大一小两个有趣的人儿。小海婴为什么一见到萧红就感到特别的亲热呢？这是因为，那时候的萧红梳着两条齐肩的小辫子，额前梳着刘海儿，于是，在小海婴那清纯的童眸中，觉得在这些大人中只有她像个大姐姐，可以在一起随随便便玩耍嬉闹。而小海婴的母亲许广平女士看萧红的感觉是：“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有关这一点，是许广平初见面的误觉，不久以后，许广平纠正了这种错觉-秋石注），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但她自己不承认，她说我太率直，她没有我的坦白。也许是的吧，她的身世，经过，从不大谈起的，只简略的知道是从家庭奋斗出来，这更坚强了我们的友谊。何必多问，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青春的面庞，不用说就想到其中一定还有许多曲折的生活旅程。”
抗战胜利后，许广平女士在其撰写的《忆萧红》一文中（载1945年11月28日上海《大公报文艺》，署名景宋）这样追忆她和二萧的最初两次会面：
大约一九三四年的某天，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闹，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便随，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从此我们多了两个朋友：萧红和萧军。
……
我们用接待自己兄弟一样的感情招待了他们，公开了住处，任他们随时可以到来。
因此，可以这么说，自第一次见面起，萧红-这个来自东北沦陷区然又不甘沉沦的姑娘，在许广平女士的头脑中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
萧红自己也饶有兴致地生动地描绘了海婴与她的这种特殊的友谊。
萧红写道：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鲁迅）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1997年11月7日，在风景宜人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常熟虞山脚下举行的来自京沪港三地文艺界人士的一次休闲聚会中，当话题涉及原籍是常熟的萧红早期女友徐淑娟时，笔者向海婴先生这样问道：“当初，你喜欢同萧红一起玩耍，是不是因为她梳了两条小辫子，而……”
“是的，千真万确，确实是因为她梳了辫子，在我眼里看来她也不大，所以我特别愿意和她一起玩耍。”尽管时空已经跨越了整整一个甲子，年近古稀的海婴先生依然是那样的记忆犹新。顿了顿，他又说道：“看了你写的那一整版文章，感觉很真实。”（指四天前刊于《文汇报笔会》上的拙作《鲁迅与萧军》一文）
二萧与鲁迅先生首次会面的谈话，首先由萧军作了自我介绍。他先是谈了半年前自哈尔滨匆忙出走的情况，在青岛的情况，以及为什么这么快就来到上海的原因。接下来，萧军还简单、扼要地向鲁迅先生讲述了日寇侵占东北和哈尔滨以后的政治、社会情况，人民的思想、感情状况，共产党领导和非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及非武装的反满抗日的斗争情况……待到萧军讲完后，鲁迅先生也扼要地向他们讲了一些有关上海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于左翼团体和作家们的压迫、逮捕、杀戮……以及左翼内部一些不团结的现象等等。
有关左翼内部不团结的现象，鲁迅先生是在向初来乍到的二萧打招呼，免得“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不息”。（1935年9月12日鲁迅致胡风信）
听着，听着，被国民党反动派无耻压迫激怒了的萧军，竟然孩子一般的天真地向鲁迅先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我们不能像一头驯顺的羊似的，随便他们要杀就杀，要抓就抓……我们准备一枝手枪，一把尖刀吧！”
“这做什么？”鲁迅眉头一扬，惊讶地问道。
“他们来了，我们就对付他，弄死一个够本，弄死两个……有利息！总比白白地让他们弄去强……”说到这里，萧军竟然向着鲁迅先生发挥起为自己一贯推崇的拼命三郎的哲学来了。
鲁迅先生听了，默默地似是苦笑了一下，尔后又默默地吸了一口烟，意味深长地说道：
“你不知道，上海的作家们，只能拿笔写，他们不会用枪……”
……
即将分手时，鲁迅先生把装有20元钱的一个信封放在了桌子上，说道：
“这是你们所需要的……”
望着鲁迅先生借给的这20元钱，萧军这个生性耿直的关东汉子不由得内心一阵酸疼，一股泪水很快浸满了他的眼眶……说心里话，他们要不是一次一次遭通缉、迫害、流亡，及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是绝不会轻易向人张口借钱的，况且借的又是鲁迅先生的钱，心里能好受吗？
当听说他们连回去坐车的零钱也没有了，鲁迅先生又二话未说，同样默默地从衣袋里掏出了大大小小的银角子和铜板，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萧军双眼噙着泪水，将由萧红为他一笔一画誊清的《八月的乡村》手稿交给了许广平女士。
许广平对萧红深有感触地说道：
“见一次真是不容易啊！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再见了？”
“他们已经通缉我四年了。”鲁迅低低地如此补充了一句。
当萧军、萧红夫妇走上驶来的电车车厢以后，鲁迅先生还直直地站在那里望着他们，许广平女士则频频地向他们扬着手中的手帕，而依偎在他们身旁的小海婴也在挥动着他的一只小手……
对此，萧军在1936年11月出版的《作家》月刊第2卷第2号（总第8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中，这样深沉悲痛地回忆道：
只是这句话（指鲁迅先生在与他们首次会面时所云“他们已经通缉我四年了”的话-秋石注），直到我写这文字时，它还是毫无有更改的、喑哑的铃声似的响在我的记忆里。
……
去的时候，我们的心全是破轨的跳跃，而回来，我们的心却似死去了。
“这是冬天，他还在穿着胶皮底鞋……脖子上连一条围巾也没有，那件棉袍子是什么布的呢？黑的也不正确，看起来又是那样的单薄不合身……”萧红说道。
“如果不是他……我也许疑心他是一个落拓的吸鸦片烟的人！他的脸色……那森立的头发……眉毛、胡须……可是虽然他是病瘦到这样不成形……我们这壮年的人……却要来吸他的血……”我说。
“你的原稿（指《八月的乡村》-秋石注）抄的字太小了……又用油印纸……这使他看起来吃力呢！”萧红说道。“油印纸”，即美浓纸，很薄，由于是当了毛衣换来的七角钱购买的，为了省纸，萧红抄写的字既小又密。后来，鲁迅先生在校阅时十分吃力，看不清楚，必须在下面衬上一张白纸方才看得清字。鲁迅在校阅时戴着老花镜，一边看，一边慨叹地说道：“嗳！眼睛不成了。”却没有埋怨别人。
日也盼，夜也思，梦中还在想着，时时刻刻想和鲁迅先生见上一面，待到真的见了，心里却又难受极了。然而，站在他们面前的鲁迅哪有一点大文豪的魁梧风貌啊！看上去，鲁迅显得是这样的衰老和弱小，他们为鲁迅感到难受和悲哀。回到家后，他们于12月2日和4日接连给鲁迅先生写去了两封信，谈了他们心中的一些感受。对此，鲁迅先生于12月6日给回了一封长长的信。鲁迅先生在信中说：“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其实，我的体子并不算坏，十六七岁就单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这费力可就不小；但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不过精力总觉得不及先前了，一个人过了五十岁，总不免如此。”
在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两地书》为什么不像“情书”时，鲁迅先生依据切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向他们发出了警告：“…在两人之间，是有缺点的，但打闹，也有弊病，倘能立刻互相谅解，那也不妨。”
鲁迅先生发出的这个警告十分适时而又中肯，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他的一定的预见性。
十分遗憾的是，当时，二萧并不曾将鲁迅的这个告诫放在心上，或者说，不曾注意。
针对二萧在信中所述借钱时的不安心情，鲁迅先生安慰道：
……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提及“来信又愤怒于他们之迫害我”，鲁迅先生用他特有的幽默加辛辣的笔调这样写道：
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我究竟还要说话。你看百姓一声不响，将汗血贡献出来，自己弄到无衣无食，他们不是还要老百姓的性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