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浪儿无国亦无家
吃了最后一顿早餐-面包，外加粉面子占了一多半的俄式灌肠，萧红提了一个包袱，萧军则拎着那个20个月前从欧罗巴旅馆伴随着他们一起来到商市街25号的柳条箱，一把推开门，沉重地对萧红说了一声：“走吧！”
萧红一听，心头不由得一酸，眼泪止不住“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他们头也没回地走出了商市街25号那个站有门卫的院门。
别了，商市街！
从商市街出来，他们转到了宽敞明亮、有着浓郁欧式都市气派的中央大街，向南走去。
这一天是1934年的6月10日。
当晚，二萧落脚在由金剑啸一手创立的“天马广告社”。在这里，地下党员金剑啸、罗烽，以及白朗等人买了一瓶酒，一包花生米，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饯行仪式。
由于在萧军、萧红的共同生活中，罗烽一直是他们最好的挚友和见证人，所以有必要在这里简要地交代一下。罗烽于8年前年初在哈尔滨呼海铁路传习所学习时参加革命，并于次年入党，先后任中共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和支部书记。“特支”直属中共哈尔滨市委，1930年改属北满特委。
1932年年初，杨靖宇出任中共哈尔滨道外区区委书记兼东北反日总会会长，由此罗烽也由“特支”调任道外区宣传委员，并是中共北满省委候补委员。身穿铁路制服的罗烽常常掩护穿着一身长袍、腋下夹着地图册的“地理教员”杨靖宇，出入中东铁路工人住宅区三十六棚和江北工人区从事宣传活动。是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哈尔滨新报》停刊。为了加强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杨靖宇指令罗烽秘密出版了“反日总会”会报《民众报》，并派遣道里区宣传委员金剑啸协助罗烽工作。《民众报》为16开版面，油印，不定期出版。1929年与罗烽结婚的白朗负责刻写钢板，印刷小报、党内文件和革命传单。是年5月，国际联盟派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哈尔滨调查所谓“满洲问题”，打的是“正义”、“公平”的幌子，实际上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缓和国际舆论的。为此，杨靖宇在道外七道街的中共党员、修鞋工人苏新民家里召开区委会，部署发动群众游行示威反对李顿调查团。罗烽、金剑啸分别在《民众报》上撰写文章和画漫画，揭露“国联”的伪善面目，旗帜鲜明地指出调查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号召民众不寄希望于“国联”，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5月9日，李顿调查团一下火车，就被成千上万的愤怒群众层层围堵在火车站。反日同盟会员和爱国青年还到中央大街李顿调查团下榻的马迭尔旅馆门前，散发《民众报》，公开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伪满洲国！”等一系列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展示了不甘沦为奴隶的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正义呼声。李顿调查团撤离后，罗烽和金剑啸等人受省委指派负责领导北满地区的反满抗日文艺运动，由此认识了患难夫妻、同样不甘做亡国奴的萧军与萧红。
二萧走后一个星期，罗烽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了。但罗烽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一点党所领导的反满抗日情况，在折磨了他一阵子以后，日伪侦缉队又不得不将他释放。一年后，日伪统治当局更加疯狂，迫使罗烽、白朗夫妇不得不仿效二萧，离开东北，潜赴上海，落脚点就是二萧后来居住的法租界萨坡赛路190号唐豪律师家的二楼，一住就是两个来月，如同一家人一样，吃住在一起-这是后话。
次日-6月11日，化名刘毓竹的萧军，在朋友们的倾囊相助下，与悄吟一起秘密地离开了哈尔滨，乘坐中东铁路的票车，于第二天抵达大连。
为了等船，他们在友人王福临的家住了两个晚上，于14日搭乘日本轮船“大连丸号”三等舱离开大连前往青岛。
说是三等舱位，其实就是统舱，都是属于下等人乘坐，舱里面什么人儿都有，有跑单帮做买卖的，有携儿带女闯关东后回故乡地山东的农民，还有一些穷酸的书生一类的人物，二萧就属于这后一类人，应当说，三等舱人杂，也比较安全。谁知，船还未开驶，他们就受到了日本海上特务侦缉队的严密盘问和搜查。沉着、机智的萧军闯过了这一关：他把藏在茶叶筒里的抗日小说《八月的乡村》原稿，及时地转移到身穿的风衣口袋里，侥幸地躲过了敌人的眼睛，避免了一场灾难。
1934年6月15日，旧历端午节的前一天上午，当萧军他们看到青岛的海岸时，激动得心几乎都要蹦出来了！他觉得自己有生以来没有这么快乐过，因为他看到了祖国！船靠岸了，当他一只脚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而另一只脚还在船上的时候，他意识到，如果这后一只脚踏不上去，就还有被抓回来的危险！终于，他们“怀着鸟一般的欢心；火一般的爱！投向了祖国的怀抱，踏上了祖国的海岸……”
老友舒群偕新婚妻子倪青华在码头上迎候着他们的到来。
当天晚上，他们随舒群夫妇一起住在其岳父家，后来，他们又一起搬至位于观象山北麓的观象一路一号一所石砌的小楼上定居了下来。
这是一家二层小楼，他们租了底层的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为萧军、萧红居住。
小楼地处观象山北脚下一带突兀而起的山梁上，左右两面都可以看到蔚蓝色的大海，一边是青岛著名的“大港”，一边是湛山湾和炮台山、海滨浴场等，处于江苏路和浙江路的交界位置，空气自然是十分的清鲜。
小楼朝北，北面山冈上竖了很多旗杆，是挂信号旗用的，引导船只进出港的。
萧军后来回忆道：
……也还记得这小楼顶端额面上还嵌绘着一个圆形的“太极图”或“八卦图”，这是一种民间传统的迷信，如此就可以“逢凶化吉”名为“压胜”。
我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就全是在当年-1934-秋季间，完成于这所小楼里面的。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我在一篇题名为《邻居》的散文里，就是写的这个地方。
在他们的楼上，住着一个30岁左右信奉上帝的女人，以及一个行为举止粗鲁的姑娘。在他们左侧的一间小房子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再往后则是一个卖肉包子的小贩。而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经常是一些神情严肃得如同泥塑型的人-一些整天穿着黑衣黑裙的女修道士。
“这真是罪恶呵！”目睹这一切，萧红不由得叹息着说道，“为什么一个人会给他们弄得这样愚蠢呵！那还有人的灵魂么？那还有人的生命么？只是一块肉了，一块能行动的、已经不是新鲜的肉了。”
然而当萧军听见周围传来的祷告声忍受不住提出搬家的时候，萧红却又说：“搬家是麻烦的，我很爱这个地方……可以两面看海，而且他们又全是善良的人，楼上那个女人很可怜！”萧军激烈地予以反驳道：“她穿得很漂亮，每天吃饱了就唱戏，又有丫环使着，有什么可怜呢？缺少一个男人，就随便找一个好了，那也值不得每夜哭着祷告上帝……”
“人不是像你说得这样简单……无论什么样的……她总有苦痛的，只要有灵魂。”
萧军断然予以了否定：“我可不了解这样人的灵魂！”
“你这人……”萧红笑着说道，楼上有一间房子要空出来了，他们也可以搬上去。
“我不同意，”萧军执拗地说道，“我要搬出这个院子。”
“为什么？”
“我憎恨她……”
“她是可怜的。”萧红又补充了一句，“我很同情她。”
最后，在萧红的劝说下，萧军也放弃了“搬家”的主张，毕竟他们也是“下等人”。
萧红是一个善良而又单纯的女性，对人间充满了爱。后来，当他们的穷邻居被房东驱逐，把那个卖肉包子的所住的凉亭拆毁建造新的房子的时候，萧红这种对人间的博爱又充分显示了出来，她向萧军提议，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搬到自己的厨房里去住。萧军听后就笑着搪塞上了，说楼上不是有空房子么？她们信“主”，该博爱呀！还说，如果楼上的女人这样做，她的灵魂就得救了。
一听这话，萧红不免激愤了起来，嘴唇连连抖动着：“我等你回来，以为你可以想个办法。他们用破麻袋、破板在外边搭棚子，天又不好，下上几天雨，他们能不生病么？你老是和我扯闲话。”沉默了一会后，她又说上了：“人真是没有怜悯和慈悲的动物……谁都是一样。”然而，萧军仍然有他的说法，他尖刻地说道：“我不是‘耶稣’，也不是‘佛’；那些圣徒该履行‘主的教训’呀！”
到了最后，依然是萧军听从了萧红的善心，尽管是在争辩一番后，毕竟萧军也是一个穷人，是从最基层的生活中走过来的。然而，他的一些做法却有些不近情理而显得尖刻、鲁莽。他常常喜欢在没有听从她的主张之前向她开一种玩笑-自认为“好玩”的玩笑。而在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玩笑会不会造成对对方心理上的伤害，是否也是一种折磨，一种含有主权味道的折磨。至少，在萧红的潜意识中，含着主权者的特性。尽管此时两人的生活还在“蜜月”状态中，但同样不可避免地蛰伏着一种危机。萧红后来的“我恨这个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思想，就是在这种“主权”的氛围中日积月累演变而来的。
抵达青岛不多日，萧军决定去上海探探路。他由舒群陪同，于七月间坐船去了一趟上海。萧红与舒群的妻子倪青华一直送他们到码头，待到船在远处的海面上消失了之后才转回了身子：“虽言小别，情颇依依也。”因为这是二萧结合几近两年来的第一次离别，故而萧红有“情颇依依”的感受。亏得青岛有倪青华做伴，有舒群的岳父母和妻舅为依靠，不然的话，萧红内心深处还不知道是怎么一番感受哩！
萧军与舒群到达上海后，住在蒲柏路的一家小公寓里。萧军去拜访了离开哈尔滨时金剑啸介绍的几位朋友，但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帮助他安排工作。很快，旅费也就花光了，不得已，两人只好又回到了青岛，在青岛住了下来。后来，经舒群介绍，萧军担任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主办的《青岛晨报》副刊的主编。除改用刘军、刘均的笔名，撰写一些散文，如《好美丽的地方》、《待醉一回罢》、《消息》、《祷告》、《怅望》、《鞭挞我自己》、《好轻松的》、《秋叶》等，还继续在哈尔滨就开始撰写及至最后冒着生命危险躲过日本海上特务侦缉队搜查的“幸存品”-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的写作。此外，他还在《青岛晨报》上重新发表了中篇小说《涓涓》。
在青岛，萧红除担任《新女性周刊》的编辑工作外，于《青岛晨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进城》。与此同时，她继续撰写在哈尔滨已经发表过的《麦场》、《菜圃》的续篇-即后来由胡风先生最终定名的《生死场》这部中篇小说。
在青岛观象一路一号石砌小楼里的写作，尤其是《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写作，诚如萧军所云：“每于夜阑人静，时相研讨，间有所争，亦时有所励也。”
在二萧居住青岛并从事新一轮的写作生涯中，有两个人，是在二萧此时的生活里，乃至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一位名叫孙乐文，时任《青岛晨报》的负责人。正是他，启发并引导二萧与鲁迅先生通信取得了联系；也正是他，为保护二萧免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及时、安全抵达鲁迅先生身边，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另一位是个青年人，名叫张梅林，当时也在《青岛晨报》参与办报当编辑。张梅林原在烟台当一名葡萄园的管理员，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革命-早在20年代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此还坐过牢。他酷爱鲁迅和左翼文学，憎恶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他经常与二萧一起结伴游玩，漫谈文学，直言不讳地指出萧红创作中的缺陷和不足。二萧也仿照南方人那样，管他叫“阿张”。后来，二萧再次流亡由青岛转赴上海时，张梅林一同前往。
萧红完成《生死场》之后，曾请张梅林看过。梅林读完，极为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感觉还好。只是全部结构缺少有机的联系。”
由于有同感，萧红也并不生气。
张梅林的坦率是出了名的，他心里只要有解不开的疙瘩或者不同的见解，脸上就会立刻显露出来。三年后，在西安，萧红主动提出与萧军分手并迅速与“第三者”建立了新生活，回到武汉遇到梅林，梅林就明白无误地表示了他的异议。再往后，在战时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对萧红的“新生活”，张梅林所持的态度既是充满着同情又是深深为之感到痛惜……
在青岛这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生活平静而又幸福。萧红时常用平底锅烙她的最拿手的葱油饼，烧俄国式名叫“苏泼”的混合大汤，款待他们俩的好朋友舒群和张梅林。闲暇时，二萧与张梅林一起在林木葱郁的山上散步，在海滨公园毫无顾忌地唱《囚徒歌》。有时候还到汇泉海滨浴场去游泳。萧红虽然不会游泳，但她很会装相。有时，站在齐胸深的海水里，她会捏着鼻子，紧闭双眼，慢慢地沉到水底下，在折腾了一阵子之后-也不过是憋一口气的时间，又会猛地钻出水面，用手抹去脸上的海水，冲着梅林大声地问道：“我是不是已经泅得很远了？”而梅林则是毫不客气地回击道：“一点儿也没移动！”同时，还向她指出，应当像萧军那样，像球一样在水面上滚动才行。萧红瞅了一眼正在附近海面上游泳的萧军，不服气地说道：“像他那种样子也不行，毫无游泳的法则，只凭一股子蛮劲，拖泥带水地瞎游一阵而已……我还有自己的游法。”说完，冲着梅林调皮地一笑，她又捏着鼻子钻到齐胸深的水底下去了……萧军头上戴着一顶毡帽，下穿短裤，足蹬草鞋，上身则是一件从哈尔滨就穿着的哥萨克绣边衬衫，束一根腰带。萧红则有些不伦不类：旗袍加男人长裤，头上却束着发带。到了秋天，她穿上了黑裙子，将自己穿过的男人裤子换给萧军-两人的个子几乎是一般的高……
也许读者们会感到奇怪，男人女人的裤子怎么能够同穿呢？可这一切都是因了一个“穷”字！
秋天还好，可以过得去，可是冬天来到又怎么办呢？
冬天一旦来临，萧红的身体就开始衰弱起来，她一边工作，一边不断地咳嗽着……
当年，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有一位名叫苏菲的女学生，由于同是东北老乡，久而久之，她经常去二萧住处去探望萧红。见萧红在台阶前一边咳嗽一边做炊事的痛苦模样，于是她忍不住向萧红建议买杏仁露吃。杏仁露是一种治咳嗽疗效较好的中成药，不仅有药用价值，而且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是的。”萧红表示了赞同。等到苏菲再一次提醒她的时候，她已经裹着羊毛毯子歪倒在床上了，因为萧军穿起了她的绒线衫。她说：“等几天报馆发下钱来就去买点。”而实际上，她始终没有去买，她舍不得买，因为杏仁露在当时比较贵，一小瓶杏仁露的价格能维系他们两人好几天的生活。相隔数十年后，苏菲女士在回忆当年这段谈话时说，她当时的感觉在告诉她，萧红这样咳嗽下去是要生肺痨的。然而她不敢说，作为一名女学生，她既没有能力可以帮助萧红，也不想挫伤萧红生存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可此时此刻萧红的全部心思或曰注意力却不在她的病痛上，而是在另一方面，亦即她的工作上。她边谈着话，边翻阅着自哈尔滨刚刚寄来的《国际协报》，对苏菲小姐说，希望苏菲能够介绍其所在的“明天社”的女同学为她所编的《新女性》周刊写稿子……
她们正聊着这话，门被推开了，萧军手提竹篮买回了招待客人的菜肴（有关这种出苦力跑腿采购的活计，萧红后来的那位丈夫一次也没有干过。对此，在萧红逝世以后，在众多朋友的悼文或追忆中，几近千篇一律地有这种描述，包括后来在香港一再给予资助的周鲸文先生在内），于是，萧红掀掉盖在身上的羊毛毯，换上萧军刚脱下体温尚存的绒线衫，又忙乎开了。
萧军不无炫耀地对客人说道：“你瞧，悄吟一天到晚老生病，我可是不同，我差一点炮兵学校毕业了。”
话语中，萧军显示出了一种自负，同时也对萧红的身体过于病弱有一种忧虑。事实上，这种忧虑从一开始便存在了的。实实在在地说，当初二萧结合时，萧军就已经注意到了萧红身体的过于病弱，但他正视了这一点，并且正确地对待了这一切，这就是萧军人格上的可贵之处。
在青岛，萧红专心致志地创作她的《生死场》。在该书中，一些至关重要特别是事关民族危亡的情节的描写，显得何等的高昂悲壮！在这里，我们不妨读一读该书第十三节“你要死灭吗”中的具体描述：
……
赵三……说话表示出庄严，连胡子也不动荡一下：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
四月里晴朗的天空从山脊流照下来，房周的大树群在正午垂曲地立在太阳下。畅明的天光与人们共同宣誓。
寡妇们和亡家的独身汉在李青山喊过口号之后，完全用膝头曲倒在天光之下。羊的脊背流过天光，桌前的大红蜡烛在壮默人头前面燃烧。李青山的大个子直立在桌前：“弟兄们！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吗？今天……我们去敢死……决定了……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是不是啊……是不是……弟兄们……”
回声先从寡妇们传出：“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
哭声刺心一般痛，哭声方锥一般落进每个人的胸膛。
一阵强烈的悲酸掠过低垂的人头，苍苍然蓝天欲坠了！
老赵三立到桌子前面，他不发声，先流泪：
“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轻，你们去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
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敲了桌子两下，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
……
就这样把一支匣枪装好子弹摆在众人前面，每人走到那支枪口就跪倒下去盟誓：
“若是心不诚，天杀我，枪杀我，枪子是有灵有圣有眼睛的啊！”
寡妇们也是盟誓，也是把枪口对准心窝说话……
1934年9月9日，悄吟-萧红率先完成了她的中篇小说《生死场》，而且很快就誊清了。这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还没有脱稿。他们不知道这两部作品所选取的题材和所表现的主题积极性，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很想写信问一问在上海领导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帅鲁迅先生。
萧军向梅林提及给鲁迅写信一事，梅林由于参加革命早，知道鲁迅先生和上海文艺界的一些情况。从一些文章披露的情况他得出结论：鲁迅常去内山书店。因此，他对萧军说，只要写上海内山书店树人先生收，就一定会收到的，也一定会得到他的指教的。
二萧的另一个朋友便是负责《青岛晨报》和青岛荒岛书店的孙乐文，他是中共党员，去上海进书时，曾在内山书店见过鲁迅。为此，他鼓励萧军给鲁迅先生写封信试试。不知道鲁迅家的地址，可以写到内山书店转交。他还建议萧军：可以用“荒岛书店”做通讯处。即使一时发生什么问题，他可以推说不知道，是顾客没经过他同意随便写的。他还提醒萧军：不要用自己的真名实姓，可以另起个名字，以防万一。
经考证，孙乐文原名孙朋乐，中共地下党员，他负责《青岛晨报》，但不是荒岛书店的负责人。实际负责荒岛书店的是一位名叫宁推之的人。他与孙朋乐、张智忠均为数年前的北京中国大学学生。1933年，孙朋乐、张智忠、宁推之三人计划合办一书店，而宁推之一人即拿出500元钱，被推举为书店经理。下文所提及孙朋乐交给萧军40元以充做逃亡上海盘缠，乃系孙向宁推之所借。
孙朋乐于抗战爆发后去了延安，抗战胜利后较萧军先行抵达东北，建国前后任中共抚顺市委负责人。而当年萧军因被东北局错误处理下放在抚顺煤矿，两人同在一地而没能谋面，实为一大遗憾。但是作为抚顺市领导干部的孙朋乐显然是看到过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的，只是他并不知道萧军在他属下的煤矿体验生活。孙朋乐于1982年病逝。
荒岛书店的另二位，经理宁推之新中国成立后于青岛三十九中退休，张智忠后入八路军与共产党，在一次对日寇的战斗中为国捐躯。
在孙乐文的建议下，为了能够及时和鲁迅通上信取得联系，萧军特意起了一个新名字，这就是一直沿用至逝世的“萧军”。萧，是因为他非常喜爱京剧《打渔杀家》里的老英雄萧恩。另外，因为他是辽宁人，古时辽代萧姓者居多，故而，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姓萧了。军，则是因为他原来当过兵，是个地地道道的军人。而且，直到现在，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走上抗日第一线，面对面地去杀日寇，当一个真正的抗日军人。
1934年10月初，萧军给鲁迅写去了第一封信请求指导。在信中，他问鲁迅先生愿不愿意看一看悄吟写的小说。信发出去了，究竟鲁迅能不能收到，即使收到了会不会回信，他是没有什么把握的。可他就是万万没有想到，鲁迅在接到萧军的信的当天晚上就给写了回信，回信正是寄到荒岛书店由孙乐文转交的！
当萧军这么快就收到先生的复信时，他和悄吟、孙乐文三个人一起，同享了难以克制的激动与快乐，他们读了一遍又一遍，信从这个人的手中传到了那个人的手中，又从那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中……
鲁迅先生在复信中回答了两个问题：
一、不要问现在要什么，只要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对于萧军和悄吟，正如萧军后来所说：“我们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处境，那样的思想心情状况中，得到了先生的复信，就如久久生活在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又如航行在茫茫无际夜河上的一叶孤舟，既看不到正确的航向，也没有可以安全停泊的地方……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
鲁迅表示愿意看一看悄吟写的小说，这对她是多么大的鼓舞啊！她是多么的高兴啊！
为了让鲁迅先生更具体地认识他和悄吟的面貌，萧军将1934年春天二萧离开哈尔滨之前照的一张合影-照片上，萧军身着一件俄国高加索式绣花的亚麻布衬衫，腰间束了一条暗绿色带有穗头的带子，这是当时哈尔滨青年们的流行时装；萧红是穿一件半截袖子的蓝白色的斜条纹绒布做成的短旗袍，头上梳了两条短辫子，辫子上还扎了两朵淡咖紫色的蝴蝶结，这也是当时哈尔滨女青年喜爱的流行时装。除照片外，连同萧红的手稿《生死场》（复写稿），以及一本导致他们南下流亡的《跋涉》，按照鲁迅先生的嘱咐，用挂号寄往上海内山书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哈尔滨的那种白色恐怖气氛再一次降临到了二萧的头上。只不过所不同的是，哈尔滨搞白色恐怖的是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的汉奸帮凶们，而在青岛大肆搜捕、杀戮抗日志士和共产党人的，则是“自己人”的国民党反动派！
就在书稿、《跋涉》和照片刚寄出去不久，孙乐文就来通知他们了，他告诉二萧说：青岛、济南等地，以及山东境内的不少地方中共地下组织，都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很多同志遭到了逮捕。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高崧同志先被捕，由此波及，中秋节那天，舒群偕新婚妻子倪青华、妻兄倪鲁平等人，于其岳父母家团聚时也遭逮捕。由于萧军所在的《青岛晨报》属于中共公开的外围组织，还有荒岛书店也是如此，因此，萧军的处境变得危险了起来，极有可能已经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国民党特务也随时会来他家抓人搜查。孙乐文还告诉萧军：《青岛晨报》可能停刊。他叫萧军夫妇做好撤离青岛的准备，而他本人，由于担任着《青岛晨报》的负责人，目标业已暴露，因而他也将很快撤离，去外地隐蔽一段日子再说。
中共青岛地下党遭毁灭性破坏，系一国民党特务潜入充任内奸所致。而且这次搜捕非常彻底，以市委书记高崧（公开身份为青岛市公安局督察员）为首的地下党员悉数被捕。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钦定将为首三个“要犯”-高崧、舒群夫人倪青华及其兄倪鲁平一齐押往南京，交由陆军监狱审判定罪。但最终的结局却是：仅倪家兄妹被押往省府济南监狱，而高崧及舒群却被留在了青岛监狱。
事后得知，高、舒留在青岛系由他们的恩师、时任青岛市公安局局长王时泽先生活动所致。而王时泽充任青岛公安局局长又系当年他的顶头上司沈鸿烈举荐所致。沈鸿烈是大帅张作霖的老部下，与少帅张学良感情笃厚。蒋冯阎大战，是张学良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对头，从而一统国民党天下，为报答张，蒋介石委任张学良为唯一的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国民党接管青岛后，由于青岛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系军事要塞，蒋介石继而又委任张学良叩头兄弟、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为当时的中国第四直辖市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来青岛上任时，从东北带来好多人，这中间包括原任东北海军学校校长的王时泽，以及王的得意门生高崧，从而在青岛形成了一个势力颇大、远近闻名的“东北帮”，连南京来的国民党特务有时也奈何他们不得。作为原海校学生的舒群在哈尔滨遇到麻烦时，也就南下来到了青岛。他同倪家兄妹相识进而同年仅19岁的倪青华结婚，亦系海校熟人介绍所致，所以，当南京要把高崧解往南京或济南时，王时泽、沈鸿烈就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那部分权力从中进行了干预，将高崧留关青岛，舒群与高崧同囚一室。由于王时泽任公安局长，因而对高、舒二人的审讯也是象征性的，走走场而已，何况二人谁也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共党分子”。在狱中，舒群向高崧谈及自己已构思的《没有祖国的孩子》这一爱国抗日的主题作品时，高崧就鼓励他，要他出狱后尽快完成。正是在沈鸿烈、王时泽等人浓浓“乡情”的保护下，没过多少日子，舒群就被释放了。释放后，舒群就紧随二萧逃亡上海。在上海，他不仅很快找到了萧军、萧红，还意外地与后来抵达上海的罗烽、白朗相遇。也正是在上海，他不仅在周扬的帮助下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而且还在周扬的一手扶持下，凭着《没有祖国的孩子》这篇短篇小说问鼎海上文坛，从而一举成名。
高崧不久也被释放，即献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国事业，直到壮烈牺牲。
倪鲁平、倪青华兄妹俩全然没有舒群、高崧他们幸运，他们在济南监狱一关便是四年。1938年初，由于全面抗战，根据国共两党有关协议而被释放。释放后，兄妹俩先是回到胶东黄县老家，继而双双参加了八路军。倪青华出狱后一直在不懈地寻找夫君舒群，但几十年间一直未果。殊不知，在青岛一直用本名李书堂的那个人，逃亡上海后为免遭国民党特务的再次捕获，遂改名舒群，一直到1989年8月2日逝世。不仅如此，倪青华的好友刘均、张乃莹也已改名为萧军、萧红，故而倪青华无法寻觅。投入八路军后，倪青华加入了共产党，先后于胶东八路军和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妇联做宣传工作，在长时间寻觅舒群未果的情况下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倪青华1983年6月30日于河南省郑州市十四中校长的岗位上离休，后于深圳女儿家安享晚年。
10月22日，萧军终于完成了《八月的乡村》，由于发生了突变，也没有时间修改、校正、誊清了，整天忙于走前的准备工作。
到了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鉴于风声越来越紧，孙乐文约萧军到海上“栈桥”亭子的一处阴影里，告诉他：“我明天就转移了，也许离开青岛，书店里、家里全不能住下去了，你们也赶快走吧-这是路费！”说完，孙乐文交给萧军40元钱，叫他立刻离开青岛。萧军回到家中与萧红简略地讲了讲，同时也告知了好友张梅林，当夜提笔书“快信”一封给鲁迅，告诉他千万不要再回信了，他就要离开青岛去上海。
据梅林后来回忆道：
几乎就在这同一时刻，《青岛晨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同人大体星散，及至最后，只剩下了二萧及梅林一起，把报馆里的两三副木板床及木凳等什物，载在一架独轮车上去沿街叫卖。梅林劝她道：“木床之类，我们还是不要了吧！”
“怎么不要？这至少可以卖它十块八块钱。”萧红睁着一对大眼睛说道，“就是门窗能拆下也好卖的-管它呢！”
萧红一边说着话，一边满不在乎地大摇大摆地跟在独轮车的后面，蹬着磨去一半后跟的破皮鞋。
萧红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不依附于任何人，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特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思考问题，行路，行事。当时，由于时间十分紧，也由于门窗压根儿卖不了钱，萧红到最后并没有把门窗卸下来卖掉。
11月1日清晨，萧军、萧红夫妇，还有他们朝夕相处的好朋友张梅林，躲开了门前派出所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搭乘一艘名叫“共同丸”的日本轮船的底层货舱，离开了青岛。
对于这次仓促出走，二萧的情感是复杂的，也可以这么说，叫做百感交集。诚如在过去了几十年以后，萧军在回忆这一段特定时期的历史时所说：
“我们由东北哈尔滨好不容易逃出，才到了青岛……满想在这美丽的、安静的……山岛上生活、工作一个时期，谁知还不到半年，又得重作逋客生涯，逃离而去……”
现实是残酷的，在那种年代，残酷的现实迫使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正直志士不得不到处流亡……在这其中，二萧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她和他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自然也不会存在那种抛子别妻、哀断心肠的场面发生。
然而，有必要说明一下，二萧的幸运及屡屡逃脱敌人魔爪的迫害，极其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始终处在中共地下党的保护和帮助下。逃离日本占领者和伪满当局的捕杀，哈尔滨有罗烽和金剑啸等共产党人的时刻关注和掩护（十年后，罗烽在延安接受组织审干时写下的材料，谈及了哈尔滨地下党对二萧这对左翼作家夫妇的特别关爱）。而到了青岛，则有共产党员舒群提前为他们安排好一切。当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又有“漏网”的地下党负责人孙乐文向他们及时报讯并安排撤退及给予路费资助……
11月2日，他们抵达了上海，三人在萧军与舒群于数月前来上海时曾经住过的蒲柏路那座小公寓里住了一夜。次日，梅林搬到住在法租界环龙路的同学杨君的家中。11月4日一早，梅林赶到那座小公寓一看，已经没有了二萧和他们行李的影踪，但见桌子上有一张用钢笔匆匆画就的“地图”。地图倒也绘制得颇为细致、周详，方向、路标、弄堂，连如何拐弯也标得一清二楚。那天，梅林拿着萧军绘制的地图，一边走，一边问，最后，还是一位站马路的警察为他指明了最终的位置-法租界拉都路283号，一个名叫“元生泰”专售文具的杂货铺后面的一间亭子间。
坐在亭子间里，梅林朝着东窗外望了望，立时，一派绿色的菜园景色映入了他的眼帘。对此，梅林故作赞美的口吻说道：“你们这里倒不错啊，有美丽的花园呢！”
正在忙碌的萧红手中拿着一块抹布，左手大大咧咧地往腰间那么一叉，同样装出一副庄严而又得意的声调，问道：“是不是还有点诗意？”
梅林闻声，看一看萧红明显是伪装的脸色，以及那对傲视一切的清澈大眼睛，再看一看男主人萧军紧闭着的厚厚嘴唇，但见那上面几根相同汗毛的黄胡子在微微颤动着，及至相视到最后，三个人竟然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了一阵大笑声。
萧军说：“眼前没有一些自然景色，是很难写作的。”
梅林嘲讽地回了他一句：“那么，你就对窗外的花园做诗罢。”
萧军也毫不客气地回敬道：“这应该由先发现它的诗意的人去写一首诗。”
“你别以为我不会写诗！”萧红歪着头，不甘示弱地冲着萧军大声说道，“过几天我就写两首诗给你看看！”
一股强烈的生气，苦中作乐的潇洒气氛，笼罩在这狭小幽暗的上海亭子间里的三个穷酸文人的头上。
“我住的地方也不错的，”少顷，梅林又说上了，“是‘花园别墅’，不远处又是法国公园。”
“恐怕你那花园别墅是黑暗的小房子吧。”萧红不以为然地撇一撇嘴，尖刻地数落上了，“法国公园你也只能从篱笆外面看进去吧？”
梅林一下子给戳得泄了气，于是，只好变撒谎为诉苦，冲着他们诉起苦来，说他那“花园别墅”如何黑暗得像下等人的灶房，房内的空气又如何发霉、混浊，想写作简直是在做梦，再住下去就要发狂等等。
“你搬来这里住！”
见朋友遭难，萧军顿时又恢复了他的军人般的豪爽脾性。
“这里窗外还有诗意的花园！”
萧红指着窗外的绿色菜园也补充了一句。
梅林赶忙摆手，予以谢绝：
“不行，三个人会整天开座谈会的。”
萧军一脸的严肃：“我们可以定下规则，军队一样工作起来。”
梅林还是摇头：
“不行，事实上一定会整天开座谈会的。”
“你有布尔乔亚臭习气！”
前卫的萧红这一指责，又一下子把梅林说了个哑口无言，于是他举起双手宣告投降。
当然，三个人也有空闲雅兴的时候，于是乎，狭小的南京路，宽广的西藏路，秀气的霞飞路，大家走马观花地遛了一回。由于囊中羞涩，所有的娱乐场所，他们是没有兴趣走进去的，只是在永安公司的楼下遛了一圈儿。瞅着那五彩缤纷的豪华“环球百货”，萧军手一指巴黎香水，着双眼对萧红说道：“你买它三五瓶吧！”
而萧红的回答是：
“我一辈子也不会用那有臭味的水！”
对于人生地不熟的萧军、萧红他们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条拉都路的北端呢？原来，7月间，萧军和舒群来上海寻访金剑啸的一位朋友时来过这里，故而头脑中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这是一个南北方向长形的较大的亭子间，重要的是它是单独存在，与前楼不发生关系。而且更为便利的是，它有一个单独的侧门可以直接进出，不必经由那家杂货店，唯一的缺点是南面没有采光的窗口，但是东面有两处窗口。亭子间每月的租金是9元，加上灯费、水费之类，在十几元。尽管费用仍然不低，但要比住在一天一元多钱的公寓里要经济得多。
交了第一个月的九元租金，言明搬入的日期，为慎重起见，萧军请二房东，亦即小店铺的老板，一个脸色枯黄、愁容满面的中年人给开了一张收据。这是因为他在东北和青岛时，人们常常提醒说上海人“刁狡”和“厉害”。
搬完家以后，二萧手中还剩下不足十元钱，他们用这不足十元的钱买了一袋面粉，一只炭火炉和一些木炭，以及几副碗筷、盐、醋之类的。油是没有的，每天是白水煮面片，外加几个铜板的菠菜、青菜。他们生活之清淡贫寒可见一斑，以至于有一天张梅林来看望他们，萧红留他吃饭，梅林却甚感不忍：因为那袋面粉在渐渐地瘪下去……
定居以后，他们首先要办的第一件当务之急的事，就是写信告诉鲁迅先生：他们已经来到了上海，不知道从青岛发出的悄吟的文稿、《跋涉》和照片收到了没有？此外，萧军在信中还提出了急切想和先生见面的愿望。
当时，除了各国的租界地，就是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背景极为复杂，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于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事业控制极严，早已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鲁迅一直处于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和隐居的环境中，所以对于尚未见过面的人，怎能轻易应允见面呢？因此，鲁迅在11月3日的复信中说：
刘先生
稿子，也都收到的，并无遗失，我看没有人截去。
见面的事，我以为可以从缓。因为布置约会的种种事，颇为麻烦，待到有必要时再说罢。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令夫人均此致候。
迅上
十一月三日
萧军当时并不知道鲁迅为什么不能立刻和他们见面的原因，立即又去信表达了渴望早日会见先生的迫切心情。因为40元路费已经所剩无几了，在上海又人地两生，举目无亲，究竟能不能在上海生活下去呢？一切是茫然的、无把握的，所以很希望能早一日见上鲁迅一面，这样即使离开上海，也就心满意足没有遗憾了。于是，鲁迅在11月5日又急急回信说：
“你们如在上海日子多，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
鲁迅并没坚决予以拒绝，是要从侧面先了解一下萧军夫妇的来历，萧军只有耐着性子等待着先生的约会。在这期间，在悄吟的督促下，萧军开始了《八月的乡村》的修改、校正。在修改过程中，他很不满意自己这部作品，觉得很不理想。他恼恨自己的低能，有时烦躁得看不下去了，竟产生了想一把火烧了它的荒唐念头。亏得悄吟不断地给他以安慰和鼓励，萧军才继续修改完了《八月的乡村》。当时他们身边已经没有钱了，复写文稿的纸已告殆尽，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只好把悄吟的一件旧毛衣拿到当铺去押了七角钱。
用于复写的美浓纸是日本制造的，在上海只有在北四川路底的内山杂志公司有售。用萧红旧毛衣当来的七角钱，如果用来坐车就没法买纸，如果买纸就不能坐车。好在萧军生来就能吃苦，他调动起双腿的积极性，走去又走回。由于皮鞋不跟脚，回到家后双脚后跟又红又肿，还淌血，萧红心疼极了，而萧军却反过来抚慰她，就好像疼在萧红身上一样。
买齐了纸，严寒的冬天里，在那没有阳光而阴冷的亭子间里，悄吟脚踩冰凉的水泥地，披着大衣，流着清水鼻涕，时时搓着冻僵的手指，为萧军抄完了《八月的乡村》。
应当说，萧军得以最终完成《八月的乡村》，同萧红的付出是分不开的。
二萧自青岛带来的40元钱，除了路费，到上海后租房子、安家……就所剩无几了。写信向哈尔滨的朋友黄之明求援，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当了悄吟的毛衣，抄完了《八月的乡村》，他们又一文不名了。已经是到了山穷水尽眼看难以生存的地步，考虑再三，萧军于11月13日写信给鲁迅先生，冒昧向他告急，问先生能不能介绍一个工作？能不能借给20元钱作生活费？能不能给看看《八月的乡村》？在同一封信中，他还问了很多其他问题。鲁迅于11月17日回信道：
“工作难找，因为我没有和别人交际。”
关于钱，鲁迅说道：
“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
关于其他问题，鲁迅也一一地给予了回答。
11月19日，萧军写信给鲁迅又提出了许多问题向他求教。在信中他还附带地说了一件事：由于他在哈尔滨学过几天俄文，会讲几句俄国话，因此，在霞飞路上散步的时候，遇到一些俄国人，就忍不住要跟人家说上几句。
鲁迅于收信当日-11月20日便急急地在复信中告诫道：
十九日信收到。许多事情，一言难尽，我想我们还是在月底谈一谈好，那时我的病就可以好了，说话总能比写信讲得清楚些。但自然，这之间如有工夫，我还要用笔答复的。
现在我要赶紧通知你的是霞飞路那些俄国男女，几乎全是白俄，你千万不可以跟他们说俄国话，否则怕他们会疑心你是留学生，招出麻烦来。他们之中，以告密为生的人们很不少。
还有一件事，是二萧已经迁出拉都路，居住在萨坡赛路190号唐豪律师家以后发生的。一天晚上，二萧与胡风从鲁迅家里出来时已经是深夜时分了，这时电车已经停驶了，于是三人便一同步行回家。走着，走着，不知是谁来了兴致，于是，萧红同胡风便赛跑了起来，而大嗓门的萧军则跟在后边大声吆喝、鼓掌助兴。深更半夜，连电车已停驶了的十里长街上一片宁静，独独只有这三个年轻人在大喊大叫地边跑边闹边乐，幸亏当时马路上没有巡路的。第二天，鲁迅先生知道此事后，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如果让巡捕碰上盘问起来，岂不是自投罗网？
鲁迅先生在1936年1月22日致胡风的信中写道：
“…劝你以后不要在大街上赛跑。”
鲁迅对二萧的关心与警告，提高了二萧的警惕性，事后想想后怕得很。然而，使二萧高兴的是，鲁迅先生终于答应月底和他们见面了……
11月27日，鲁迅先生终于向他们发出了约会的信函：
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里来一趟吗？小说如已抄好，也就带来，我当在那里等候。
萧红一听，心头不由得一酸，眼泪止不住“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他们头也没回地走出了商市街25号那个站有门卫的院门。
别了，商市街！
从商市街出来，他们转到了宽敞明亮、有着浓郁欧式都市气派的中央大街，向南走去。
这一天是1934年的6月10日。
当晚，二萧落脚在由金剑啸一手创立的“天马广告社”。在这里，地下党员金剑啸、罗烽，以及白朗等人买了一瓶酒，一包花生米，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饯行仪式。
由于在萧军、萧红的共同生活中，罗烽一直是他们最好的挚友和见证人，所以有必要在这里简要地交代一下。罗烽于8年前年初在哈尔滨呼海铁路传习所学习时参加革命，并于次年入党，先后任中共呼海铁路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和支部书记。“特支”直属中共哈尔滨市委，1930年改属北满特委。
1932年年初，杨靖宇出任中共哈尔滨道外区区委书记兼东北反日总会会长，由此罗烽也由“特支”调任道外区宣传委员，并是中共北满省委候补委员。身穿铁路制服的罗烽常常掩护穿着一身长袍、腋下夹着地图册的“地理教员”杨靖宇，出入中东铁路工人住宅区三十六棚和江北工人区从事宣传活动。是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哈尔滨新报》停刊。为了加强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杨靖宇指令罗烽秘密出版了“反日总会”会报《民众报》，并派遣道里区宣传委员金剑啸协助罗烽工作。《民众报》为16开版面，油印，不定期出版。1929年与罗烽结婚的白朗负责刻写钢板，印刷小报、党内文件和革命传单。是年5月，国际联盟派李顿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哈尔滨调查所谓“满洲问题”，打的是“正义”、“公平”的幌子，实际上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缓和国际舆论的。为此，杨靖宇在道外七道街的中共党员、修鞋工人苏新民家里召开区委会，部署发动群众游行示威反对李顿调查团。罗烽、金剑啸分别在《民众报》上撰写文章和画漫画，揭露“国联”的伪善面目，旗帜鲜明地指出调查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号召民众不寄希望于“国联”，依靠自己的力量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5月9日，李顿调查团一下火车，就被成千上万的愤怒群众层层围堵在火车站。反日同盟会员和爱国青年还到中央大街李顿调查团下榻的马迭尔旅馆门前，散发《民众报》，公开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伪满洲国！”等一系列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怒不可遏，展示了不甘沦为奴隶的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正义呼声。李顿调查团撤离后，罗烽和金剑啸等人受省委指派负责领导北满地区的反满抗日文艺运动，由此认识了患难夫妻、同样不甘做亡国奴的萧军与萧红。
二萧走后一个星期，罗烽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了。但罗烽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一点党所领导的反满抗日情况，在折磨了他一阵子以后，日伪侦缉队又不得不将他释放。一年后，日伪统治当局更加疯狂，迫使罗烽、白朗夫妇不得不仿效二萧，离开东北，潜赴上海，落脚点就是二萧后来居住的法租界萨坡赛路190号唐豪律师家的二楼，一住就是两个来月，如同一家人一样，吃住在一起-这是后话。
次日-6月11日，化名刘毓竹的萧军，在朋友们的倾囊相助下，与悄吟一起秘密地离开了哈尔滨，乘坐中东铁路的票车，于第二天抵达大连。
为了等船，他们在友人王福临的家住了两个晚上，于14日搭乘日本轮船“大连丸号”三等舱离开大连前往青岛。
说是三等舱位，其实就是统舱，都是属于下等人乘坐，舱里面什么人儿都有，有跑单帮做买卖的，有携儿带女闯关东后回故乡地山东的农民，还有一些穷酸的书生一类的人物，二萧就属于这后一类人，应当说，三等舱人杂，也比较安全。谁知，船还未开驶，他们就受到了日本海上特务侦缉队的严密盘问和搜查。沉着、机智的萧军闯过了这一关：他把藏在茶叶筒里的抗日小说《八月的乡村》原稿，及时地转移到身穿的风衣口袋里，侥幸地躲过了敌人的眼睛，避免了一场灾难。
1934年6月15日，旧历端午节的前一天上午，当萧军他们看到青岛的海岸时，激动得心几乎都要蹦出来了！他觉得自己有生以来没有这么快乐过，因为他看到了祖国！船靠岸了，当他一只脚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而另一只脚还在船上的时候，他意识到，如果这后一只脚踏不上去，就还有被抓回来的危险！终于，他们“怀着鸟一般的欢心；火一般的爱！投向了祖国的怀抱，踏上了祖国的海岸……”
老友舒群偕新婚妻子倪青华在码头上迎候着他们的到来。
当天晚上，他们随舒群夫妇一起住在其岳父家，后来，他们又一起搬至位于观象山北麓的观象一路一号一所石砌的小楼上定居了下来。
这是一家二层小楼，他们租了底层的两间房子，一间由舒群夫妇居住，一间为萧军、萧红居住。
小楼地处观象山北脚下一带突兀而起的山梁上，左右两面都可以看到蔚蓝色的大海，一边是青岛著名的“大港”，一边是湛山湾和炮台山、海滨浴场等，处于江苏路和浙江路的交界位置，空气自然是十分的清鲜。
小楼朝北，北面山冈上竖了很多旗杆，是挂信号旗用的，引导船只进出港的。
萧军后来回忆道：
……也还记得这小楼顶端额面上还嵌绘着一个圆形的“太极图”或“八卦图”，这是一种民间传统的迷信，如此就可以“逢凶化吉”名为“压胜”。
我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就全是在当年-1934-秋季间，完成于这所小楼里面的。后来我由楼下面又搬到楼上有“太极图”那间突出的单间居住了。我在一篇题名为《邻居》的散文里，就是写的这个地方。
在他们的楼上，住着一个30岁左右信奉上帝的女人，以及一个行为举止粗鲁的姑娘。在他们左侧的一间小房子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再往后则是一个卖肉包子的小贩。而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经常是一些神情严肃得如同泥塑型的人-一些整天穿着黑衣黑裙的女修道士。
“这真是罪恶呵！”目睹这一切，萧红不由得叹息着说道，“为什么一个人会给他们弄得这样愚蠢呵！那还有人的灵魂么？那还有人的生命么？只是一块肉了，一块能行动的、已经不是新鲜的肉了。”
然而当萧军听见周围传来的祷告声忍受不住提出搬家的时候，萧红却又说：“搬家是麻烦的，我很爱这个地方……可以两面看海，而且他们又全是善良的人，楼上那个女人很可怜！”萧军激烈地予以反驳道：“她穿得很漂亮，每天吃饱了就唱戏，又有丫环使着，有什么可怜呢？缺少一个男人，就随便找一个好了，那也值不得每夜哭着祷告上帝……”
“人不是像你说得这样简单……无论什么样的……她总有苦痛的，只要有灵魂。”
萧军断然予以了否定：“我可不了解这样人的灵魂！”
“你这人……”萧红笑着说道，楼上有一间房子要空出来了，他们也可以搬上去。
“我不同意，”萧军执拗地说道，“我要搬出这个院子。”
“为什么？”
“我憎恨她……”
“她是可怜的。”萧红又补充了一句，“我很同情她。”
最后，在萧红的劝说下，萧军也放弃了“搬家”的主张，毕竟他们也是“下等人”。
萧红是一个善良而又单纯的女性，对人间充满了爱。后来，当他们的穷邻居被房东驱逐，把那个卖肉包子的所住的凉亭拆毁建造新的房子的时候，萧红这种对人间的博爱又充分显示了出来，她向萧军提议，是不是可以让他们搬到自己的厨房里去住。萧军听后就笑着搪塞上了，说楼上不是有空房子么？她们信“主”，该博爱呀！还说，如果楼上的女人这样做，她的灵魂就得救了。
一听这话，萧红不免激愤了起来，嘴唇连连抖动着：“我等你回来，以为你可以想个办法。他们用破麻袋、破板在外边搭棚子，天又不好，下上几天雨，他们能不生病么？你老是和我扯闲话。”沉默了一会后，她又说上了：“人真是没有怜悯和慈悲的动物……谁都是一样。”然而，萧军仍然有他的说法，他尖刻地说道：“我不是‘耶稣’，也不是‘佛’；那些圣徒该履行‘主的教训’呀！”
到了最后，依然是萧军听从了萧红的善心，尽管是在争辩一番后，毕竟萧军也是一个穷人，是从最基层的生活中走过来的。然而，他的一些做法却有些不近情理而显得尖刻、鲁莽。他常常喜欢在没有听从她的主张之前向她开一种玩笑-自认为“好玩”的玩笑。而在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玩笑会不会造成对对方心理上的伤害，是否也是一种折磨，一种含有主权味道的折磨。至少，在萧红的潜意识中，含着主权者的特性。尽管此时两人的生活还在“蜜月”状态中，但同样不可避免地蛰伏着一种危机。萧红后来的“我恨这个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思想，就是在这种“主权”的氛围中日积月累演变而来的。
抵达青岛不多日，萧军决定去上海探探路。他由舒群陪同，于七月间坐船去了一趟上海。萧红与舒群的妻子倪青华一直送他们到码头，待到船在远处的海面上消失了之后才转回了身子：“虽言小别，情颇依依也。”因为这是二萧结合几近两年来的第一次离别，故而萧红有“情颇依依”的感受。亏得青岛有倪青华做伴，有舒群的岳父母和妻舅为依靠，不然的话，萧红内心深处还不知道是怎么一番感受哩！
萧军与舒群到达上海后，住在蒲柏路的一家小公寓里。萧军去拜访了离开哈尔滨时金剑啸介绍的几位朋友，但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帮助他安排工作。很快，旅费也就花光了，不得已，两人只好又回到了青岛，在青岛住了下来。后来，经舒群介绍，萧军担任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主办的《青岛晨报》副刊的主编。除改用刘军、刘均的笔名，撰写一些散文，如《好美丽的地方》、《待醉一回罢》、《消息》、《祷告》、《怅望》、《鞭挞我自己》、《好轻松的》、《秋叶》等，还继续在哈尔滨就开始撰写及至最后冒着生命危险躲过日本海上特务侦缉队搜查的“幸存品”-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的写作。此外，他还在《青岛晨报》上重新发表了中篇小说《涓涓》。
在青岛，萧红除担任《新女性周刊》的编辑工作外，于《青岛晨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进城》。与此同时，她继续撰写在哈尔滨已经发表过的《麦场》、《菜圃》的续篇-即后来由胡风先生最终定名的《生死场》这部中篇小说。
在青岛观象一路一号石砌小楼里的写作，尤其是《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写作，诚如萧军所云：“每于夜阑人静，时相研讨，间有所争，亦时有所励也。”
在二萧居住青岛并从事新一轮的写作生涯中，有两个人，是在二萧此时的生活里，乃至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一位名叫孙乐文，时任《青岛晨报》的负责人。正是他，启发并引导二萧与鲁迅先生通信取得了联系；也正是他，为保护二萧免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及时、安全抵达鲁迅先生身边，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另一位是个青年人，名叫张梅林，当时也在《青岛晨报》参与办报当编辑。张梅林原在烟台当一名葡萄园的管理员，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革命-早在20年代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此还坐过牢。他酷爱鲁迅和左翼文学，憎恶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他经常与二萧一起结伴游玩，漫谈文学，直言不讳地指出萧红创作中的缺陷和不足。二萧也仿照南方人那样，管他叫“阿张”。后来，二萧再次流亡由青岛转赴上海时，张梅林一同前往。
萧红完成《生死场》之后，曾请张梅林看过。梅林读完，极为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感觉还好。只是全部结构缺少有机的联系。”
由于有同感，萧红也并不生气。
张梅林的坦率是出了名的，他心里只要有解不开的疙瘩或者不同的见解，脸上就会立刻显露出来。三年后，在西安，萧红主动提出与萧军分手并迅速与“第三者”建立了新生活，回到武汉遇到梅林，梅林就明白无误地表示了他的异议。再往后，在战时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对萧红的“新生活”，张梅林所持的态度既是充满着同情又是深深为之感到痛惜……
在青岛这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生活平静而又幸福。萧红时常用平底锅烙她的最拿手的葱油饼，烧俄国式名叫“苏泼”的混合大汤，款待他们俩的好朋友舒群和张梅林。闲暇时，二萧与张梅林一起在林木葱郁的山上散步，在海滨公园毫无顾忌地唱《囚徒歌》。有时候还到汇泉海滨浴场去游泳。萧红虽然不会游泳，但她很会装相。有时，站在齐胸深的海水里，她会捏着鼻子，紧闭双眼，慢慢地沉到水底下，在折腾了一阵子之后-也不过是憋一口气的时间，又会猛地钻出水面，用手抹去脸上的海水，冲着梅林大声地问道：“我是不是已经泅得很远了？”而梅林则是毫不客气地回击道：“一点儿也没移动！”同时，还向她指出，应当像萧军那样，像球一样在水面上滚动才行。萧红瞅了一眼正在附近海面上游泳的萧军，不服气地说道：“像他那种样子也不行，毫无游泳的法则，只凭一股子蛮劲，拖泥带水地瞎游一阵而已……我还有自己的游法。”说完，冲着梅林调皮地一笑，她又捏着鼻子钻到齐胸深的水底下去了……萧军头上戴着一顶毡帽，下穿短裤，足蹬草鞋，上身则是一件从哈尔滨就穿着的哥萨克绣边衬衫，束一根腰带。萧红则有些不伦不类：旗袍加男人长裤，头上却束着发带。到了秋天，她穿上了黑裙子，将自己穿过的男人裤子换给萧军-两人的个子几乎是一般的高……
也许读者们会感到奇怪，男人女人的裤子怎么能够同穿呢？可这一切都是因了一个“穷”字！
秋天还好，可以过得去，可是冬天来到又怎么办呢？
冬天一旦来临，萧红的身体就开始衰弱起来，她一边工作，一边不断地咳嗽着……
当年，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有一位名叫苏菲的女学生，由于同是东北老乡，久而久之，她经常去二萧住处去探望萧红。见萧红在台阶前一边咳嗽一边做炊事的痛苦模样，于是她忍不住向萧红建议买杏仁露吃。杏仁露是一种治咳嗽疗效较好的中成药，不仅有药用价值，而且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是的。”萧红表示了赞同。等到苏菲再一次提醒她的时候，她已经裹着羊毛毯子歪倒在床上了，因为萧军穿起了她的绒线衫。她说：“等几天报馆发下钱来就去买点。”而实际上，她始终没有去买，她舍不得买，因为杏仁露在当时比较贵，一小瓶杏仁露的价格能维系他们两人好几天的生活。相隔数十年后，苏菲女士在回忆当年这段谈话时说，她当时的感觉在告诉她，萧红这样咳嗽下去是要生肺痨的。然而她不敢说，作为一名女学生，她既没有能力可以帮助萧红，也不想挫伤萧红生存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可此时此刻萧红的全部心思或曰注意力却不在她的病痛上，而是在另一方面，亦即她的工作上。她边谈着话，边翻阅着自哈尔滨刚刚寄来的《国际协报》，对苏菲小姐说，希望苏菲能够介绍其所在的“明天社”的女同学为她所编的《新女性》周刊写稿子……
她们正聊着这话，门被推开了，萧军手提竹篮买回了招待客人的菜肴（有关这种出苦力跑腿采购的活计，萧红后来的那位丈夫一次也没有干过。对此，在萧红逝世以后，在众多朋友的悼文或追忆中，几近千篇一律地有这种描述，包括后来在香港一再给予资助的周鲸文先生在内），于是，萧红掀掉盖在身上的羊毛毯，换上萧军刚脱下体温尚存的绒线衫，又忙乎开了。
萧军不无炫耀地对客人说道：“你瞧，悄吟一天到晚老生病，我可是不同，我差一点炮兵学校毕业了。”
话语中，萧军显示出了一种自负，同时也对萧红的身体过于病弱有一种忧虑。事实上，这种忧虑从一开始便存在了的。实实在在地说，当初二萧结合时，萧军就已经注意到了萧红身体的过于病弱，但他正视了这一点，并且正确地对待了这一切，这就是萧军人格上的可贵之处。
在青岛，萧红专心致志地创作她的《生死场》。在该书中，一些至关重要特别是事关民族危亡的情节的描写，显得何等的高昂悲壮！在这里，我们不妨读一读该书第十三节“你要死灭吗”中的具体描述：
……
赵三……说话表示出庄严，连胡子也不动荡一下：
“救国的日子就要来到。有血气的人不肯当亡国奴，甘愿做日本刺刀下的屈死鬼。”
……
四月里晴朗的天空从山脊流照下来，房周的大树群在正午垂曲地立在太阳下。畅明的天光与人们共同宣誓。
寡妇们和亡家的独身汉在李青山喊过口号之后，完全用膝头曲倒在天光之下。羊的脊背流过天光，桌前的大红蜡烛在壮默人头前面燃烧。李青山的大个子直立在桌前：“弟兄们！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吗？今天……我们去敢死……决定了……就是把我们的脑袋挂满了整个村子所有的树梢也情愿，是不是啊……是不是……弟兄们……”
回声先从寡妇们传出：“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
哭声刺心一般痛，哭声方锥一般落进每个人的胸膛。
一阵强烈的悲酸掠过低垂的人头，苍苍然蓝天欲坠了！
老赵三立到桌子前面，他不发声，先流泪：
“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轻，你们去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
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敲了桌子两下，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
……
就这样把一支匣枪装好子弹摆在众人前面，每人走到那支枪口就跪倒下去盟誓：
“若是心不诚，天杀我，枪杀我，枪子是有灵有圣有眼睛的啊！”
寡妇们也是盟誓，也是把枪口对准心窝说话……
1934年9月9日，悄吟-萧红率先完成了她的中篇小说《生死场》，而且很快就誊清了。这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还没有脱稿。他们不知道这两部作品所选取的题材和所表现的主题积极性，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很想写信问一问在上海领导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帅鲁迅先生。
萧军向梅林提及给鲁迅写信一事，梅林由于参加革命早，知道鲁迅先生和上海文艺界的一些情况。从一些文章披露的情况他得出结论：鲁迅常去内山书店。因此，他对萧军说，只要写上海内山书店树人先生收，就一定会收到的，也一定会得到他的指教的。
二萧的另一个朋友便是负责《青岛晨报》和青岛荒岛书店的孙乐文，他是中共党员，去上海进书时，曾在内山书店见过鲁迅。为此，他鼓励萧军给鲁迅先生写封信试试。不知道鲁迅家的地址，可以写到内山书店转交。他还建议萧军：可以用“荒岛书店”做通讯处。即使一时发生什么问题，他可以推说不知道，是顾客没经过他同意随便写的。他还提醒萧军：不要用自己的真名实姓，可以另起个名字，以防万一。
经考证，孙乐文原名孙朋乐，中共地下党员，他负责《青岛晨报》，但不是荒岛书店的负责人。实际负责荒岛书店的是一位名叫宁推之的人。他与孙朋乐、张智忠均为数年前的北京中国大学学生。1933年，孙朋乐、张智忠、宁推之三人计划合办一书店，而宁推之一人即拿出500元钱，被推举为书店经理。下文所提及孙朋乐交给萧军40元以充做逃亡上海盘缠，乃系孙向宁推之所借。
孙朋乐于抗战爆发后去了延安，抗战胜利后较萧军先行抵达东北，建国前后任中共抚顺市委负责人。而当年萧军因被东北局错误处理下放在抚顺煤矿，两人同在一地而没能谋面，实为一大遗憾。但是作为抚顺市领导干部的孙朋乐显然是看到过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的，只是他并不知道萧军在他属下的煤矿体验生活。孙朋乐于1982年病逝。
荒岛书店的另二位，经理宁推之新中国成立后于青岛三十九中退休，张智忠后入八路军与共产党，在一次对日寇的战斗中为国捐躯。
在孙乐文的建议下，为了能够及时和鲁迅通上信取得联系，萧军特意起了一个新名字，这就是一直沿用至逝世的“萧军”。萧，是因为他非常喜爱京剧《打渔杀家》里的老英雄萧恩。另外，因为他是辽宁人，古时辽代萧姓者居多，故而，他也就顺理成章地姓萧了。军，则是因为他原来当过兵，是个地地道道的军人。而且，直到现在，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走上抗日第一线，面对面地去杀日寇，当一个真正的抗日军人。
1934年10月初，萧军给鲁迅写去了第一封信请求指导。在信中，他问鲁迅先生愿不愿意看一看悄吟写的小说。信发出去了，究竟鲁迅能不能收到，即使收到了会不会回信，他是没有什么把握的。可他就是万万没有想到，鲁迅在接到萧军的信的当天晚上就给写了回信，回信正是寄到荒岛书店由孙乐文转交的！
当萧军这么快就收到先生的复信时，他和悄吟、孙乐文三个人一起，同享了难以克制的激动与快乐，他们读了一遍又一遍，信从这个人的手中传到了那个人的手中，又从那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中……
鲁迅先生在复信中回答了两个问题：
一、不要问现在要什么，只要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对于萧军和悄吟，正如萧军后来所说：“我们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处境，那样的思想心情状况中，得到了先生的复信，就如久久生活在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又如航行在茫茫无际夜河上的一叶孤舟，既看不到正确的航向，也没有可以安全停泊的地方……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
鲁迅表示愿意看一看悄吟写的小说，这对她是多么大的鼓舞啊！她是多么的高兴啊！
为了让鲁迅先生更具体地认识他和悄吟的面貌，萧军将1934年春天二萧离开哈尔滨之前照的一张合影-照片上，萧军身着一件俄国高加索式绣花的亚麻布衬衫，腰间束了一条暗绿色带有穗头的带子，这是当时哈尔滨青年们的流行时装；萧红是穿一件半截袖子的蓝白色的斜条纹绒布做成的短旗袍，头上梳了两条短辫子，辫子上还扎了两朵淡咖紫色的蝴蝶结，这也是当时哈尔滨女青年喜爱的流行时装。除照片外，连同萧红的手稿《生死场》（复写稿），以及一本导致他们南下流亡的《跋涉》，按照鲁迅先生的嘱咐，用挂号寄往上海内山书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哈尔滨的那种白色恐怖气氛再一次降临到了二萧的头上。只不过所不同的是，哈尔滨搞白色恐怖的是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的汉奸帮凶们，而在青岛大肆搜捕、杀戮抗日志士和共产党人的，则是“自己人”的国民党反动派！
就在书稿、《跋涉》和照片刚寄出去不久，孙乐文就来通知他们了，他告诉二萧说：青岛、济南等地，以及山东境内的不少地方中共地下组织，都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很多同志遭到了逮捕。中共青岛市委书记高崧同志先被捕，由此波及，中秋节那天，舒群偕新婚妻子倪青华、妻兄倪鲁平等人，于其岳父母家团聚时也遭逮捕。由于萧军所在的《青岛晨报》属于中共公开的外围组织，还有荒岛书店也是如此，因此，萧军的处境变得危险了起来，极有可能已经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国民党特务也随时会来他家抓人搜查。孙乐文还告诉萧军：《青岛晨报》可能停刊。他叫萧军夫妇做好撤离青岛的准备，而他本人，由于担任着《青岛晨报》的负责人，目标业已暴露，因而他也将很快撤离，去外地隐蔽一段日子再说。
中共青岛地下党遭毁灭性破坏，系一国民党特务潜入充任内奸所致。而且这次搜捕非常彻底，以市委书记高崧（公开身份为青岛市公安局督察员）为首的地下党员悉数被捕。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钦定将为首三个“要犯”-高崧、舒群夫人倪青华及其兄倪鲁平一齐押往南京，交由陆军监狱审判定罪。但最终的结局却是：仅倪家兄妹被押往省府济南监狱，而高崧及舒群却被留在了青岛监狱。
事后得知，高、舒留在青岛系由他们的恩师、时任青岛市公安局局长王时泽先生活动所致。而王时泽充任青岛公安局局长又系当年他的顶头上司沈鸿烈举荐所致。沈鸿烈是大帅张作霖的老部下，与少帅张学良感情笃厚。蒋冯阎大战，是张学良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对头，从而一统国民党天下，为报答张，蒋介石委任张学良为唯一的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国民党接管青岛后，由于青岛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系军事要塞，蒋介石继而又委任张学良叩头兄弟、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为当时的中国第四直辖市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来青岛上任时，从东北带来好多人，这中间包括原任东北海军学校校长的王时泽，以及王的得意门生高崧，从而在青岛形成了一个势力颇大、远近闻名的“东北帮”，连南京来的国民党特务有时也奈何他们不得。作为原海校学生的舒群在哈尔滨遇到麻烦时，也就南下来到了青岛。他同倪家兄妹相识进而同年仅19岁的倪青华结婚，亦系海校熟人介绍所致，所以，当南京要把高崧解往南京或济南时，王时泽、沈鸿烈就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那部分权力从中进行了干预，将高崧留关青岛，舒群与高崧同囚一室。由于王时泽任公安局长，因而对高、舒二人的审讯也是象征性的，走走场而已，何况二人谁也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共党分子”。在狱中，舒群向高崧谈及自己已构思的《没有祖国的孩子》这一爱国抗日的主题作品时，高崧就鼓励他，要他出狱后尽快完成。正是在沈鸿烈、王时泽等人浓浓“乡情”的保护下，没过多少日子，舒群就被释放了。释放后，舒群就紧随二萧逃亡上海。在上海，他不仅很快找到了萧军、萧红，还意外地与后来抵达上海的罗烽、白朗相遇。也正是在上海，他不仅在周扬的帮助下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而且还在周扬的一手扶持下，凭着《没有祖国的孩子》这篇短篇小说问鼎海上文坛，从而一举成名。
高崧不久也被释放，即献身于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国事业，直到壮烈牺牲。
倪鲁平、倪青华兄妹俩全然没有舒群、高崧他们幸运，他们在济南监狱一关便是四年。1938年初，由于全面抗战，根据国共两党有关协议而被释放。释放后，兄妹俩先是回到胶东黄县老家，继而双双参加了八路军。倪青华出狱后一直在不懈地寻找夫君舒群，但几十年间一直未果。殊不知，在青岛一直用本名李书堂的那个人，逃亡上海后为免遭国民党特务的再次捕获，遂改名舒群，一直到1989年8月2日逝世。不仅如此，倪青华的好友刘均、张乃莹也已改名为萧军、萧红，故而倪青华无法寻觅。投入八路军后，倪青华加入了共产党，先后于胶东八路军和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妇联做宣传工作，在长时间寻觅舒群未果的情况下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倪青华1983年6月30日于河南省郑州市十四中校长的岗位上离休，后于深圳女儿家安享晚年。
10月22日，萧军终于完成了《八月的乡村》，由于发生了突变，也没有时间修改、校正、誊清了，整天忙于走前的准备工作。
到了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鉴于风声越来越紧，孙乐文约萧军到海上“栈桥”亭子的一处阴影里，告诉他：“我明天就转移了，也许离开青岛，书店里、家里全不能住下去了，你们也赶快走吧-这是路费！”说完，孙乐文交给萧军40元钱，叫他立刻离开青岛。萧军回到家中与萧红简略地讲了讲，同时也告知了好友张梅林，当夜提笔书“快信”一封给鲁迅，告诉他千万不要再回信了，他就要离开青岛去上海。
据梅林后来回忆道：
几乎就在这同一时刻，《青岛晨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同人大体星散，及至最后，只剩下了二萧及梅林一起，把报馆里的两三副木板床及木凳等什物，载在一架独轮车上去沿街叫卖。梅林劝她道：“木床之类，我们还是不要了吧！”
“怎么不要？这至少可以卖它十块八块钱。”萧红睁着一对大眼睛说道，“就是门窗能拆下也好卖的-管它呢！”
萧红一边说着话，一边满不在乎地大摇大摆地跟在独轮车的后面，蹬着磨去一半后跟的破皮鞋。
萧红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不依附于任何人，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特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思考问题，行路，行事。当时，由于时间十分紧，也由于门窗压根儿卖不了钱，萧红到最后并没有把门窗卸下来卖掉。
11月1日清晨，萧军、萧红夫妇，还有他们朝夕相处的好朋友张梅林，躲开了门前派出所警察和特务的监视，搭乘一艘名叫“共同丸”的日本轮船的底层货舱，离开了青岛。
对于这次仓促出走，二萧的情感是复杂的，也可以这么说，叫做百感交集。诚如在过去了几十年以后，萧军在回忆这一段特定时期的历史时所说：
“我们由东北哈尔滨好不容易逃出，才到了青岛……满想在这美丽的、安静的……山岛上生活、工作一个时期，谁知还不到半年，又得重作逋客生涯，逃离而去……”
现实是残酷的，在那种年代，残酷的现实迫使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正直志士不得不到处流亡……在这其中，二萧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她和他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自然也不会存在那种抛子别妻、哀断心肠的场面发生。
然而，有必要说明一下，二萧的幸运及屡屡逃脱敌人魔爪的迫害，极其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始终处在中共地下党的保护和帮助下。逃离日本占领者和伪满当局的捕杀，哈尔滨有罗烽和金剑啸等共产党人的时刻关注和掩护（十年后，罗烽在延安接受组织审干时写下的材料，谈及了哈尔滨地下党对二萧这对左翼作家夫妇的特别关爱）。而到了青岛，则有共产党员舒群提前为他们安排好一切。当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又有“漏网”的地下党负责人孙乐文向他们及时报讯并安排撤退及给予路费资助……
11月2日，他们抵达了上海，三人在萧军与舒群于数月前来上海时曾经住过的蒲柏路那座小公寓里住了一夜。次日，梅林搬到住在法租界环龙路的同学杨君的家中。11月4日一早，梅林赶到那座小公寓一看，已经没有了二萧和他们行李的影踪，但见桌子上有一张用钢笔匆匆画就的“地图”。地图倒也绘制得颇为细致、周详，方向、路标、弄堂，连如何拐弯也标得一清二楚。那天，梅林拿着萧军绘制的地图，一边走，一边问，最后，还是一位站马路的警察为他指明了最终的位置-法租界拉都路283号，一个名叫“元生泰”专售文具的杂货铺后面的一间亭子间。
坐在亭子间里，梅林朝着东窗外望了望，立时，一派绿色的菜园景色映入了他的眼帘。对此，梅林故作赞美的口吻说道：“你们这里倒不错啊，有美丽的花园呢！”
正在忙碌的萧红手中拿着一块抹布，左手大大咧咧地往腰间那么一叉，同样装出一副庄严而又得意的声调，问道：“是不是还有点诗意？”
梅林闻声，看一看萧红明显是伪装的脸色，以及那对傲视一切的清澈大眼睛，再看一看男主人萧军紧闭着的厚厚嘴唇，但见那上面几根相同汗毛的黄胡子在微微颤动着，及至相视到最后，三个人竟然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了一阵大笑声。
萧军说：“眼前没有一些自然景色，是很难写作的。”
梅林嘲讽地回了他一句：“那么，你就对窗外的花园做诗罢。”
萧军也毫不客气地回敬道：“这应该由先发现它的诗意的人去写一首诗。”
“你别以为我不会写诗！”萧红歪着头，不甘示弱地冲着萧军大声说道，“过几天我就写两首诗给你看看！”
一股强烈的生气，苦中作乐的潇洒气氛，笼罩在这狭小幽暗的上海亭子间里的三个穷酸文人的头上。
“我住的地方也不错的，”少顷，梅林又说上了，“是‘花园别墅’，不远处又是法国公园。”
“恐怕你那花园别墅是黑暗的小房子吧。”萧红不以为然地撇一撇嘴，尖刻地数落上了，“法国公园你也只能从篱笆外面看进去吧？”
梅林一下子给戳得泄了气，于是，只好变撒谎为诉苦，冲着他们诉起苦来，说他那“花园别墅”如何黑暗得像下等人的灶房，房内的空气又如何发霉、混浊，想写作简直是在做梦，再住下去就要发狂等等。
“你搬来这里住！”
见朋友遭难，萧军顿时又恢复了他的军人般的豪爽脾性。
“这里窗外还有诗意的花园！”
萧红指着窗外的绿色菜园也补充了一句。
梅林赶忙摆手，予以谢绝：
“不行，三个人会整天开座谈会的。”
萧军一脸的严肃：“我们可以定下规则，军队一样工作起来。”
梅林还是摇头：
“不行，事实上一定会整天开座谈会的。”
“你有布尔乔亚臭习气！”
前卫的萧红这一指责，又一下子把梅林说了个哑口无言，于是他举起双手宣告投降。
当然，三个人也有空闲雅兴的时候，于是乎，狭小的南京路，宽广的西藏路，秀气的霞飞路，大家走马观花地遛了一回。由于囊中羞涩，所有的娱乐场所，他们是没有兴趣走进去的，只是在永安公司的楼下遛了一圈儿。瞅着那五彩缤纷的豪华“环球百货”，萧军手一指巴黎香水，着双眼对萧红说道：“你买它三五瓶吧！”
而萧红的回答是：
“我一辈子也不会用那有臭味的水！”
对于人生地不熟的萧军、萧红他们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条拉都路的北端呢？原来，7月间，萧军和舒群来上海寻访金剑啸的一位朋友时来过这里，故而头脑中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这是一个南北方向长形的较大的亭子间，重要的是它是单独存在，与前楼不发生关系。而且更为便利的是，它有一个单独的侧门可以直接进出，不必经由那家杂货店，唯一的缺点是南面没有采光的窗口，但是东面有两处窗口。亭子间每月的租金是9元，加上灯费、水费之类，在十几元。尽管费用仍然不低，但要比住在一天一元多钱的公寓里要经济得多。
交了第一个月的九元租金，言明搬入的日期，为慎重起见，萧军请二房东，亦即小店铺的老板，一个脸色枯黄、愁容满面的中年人给开了一张收据。这是因为他在东北和青岛时，人们常常提醒说上海人“刁狡”和“厉害”。
搬完家以后，二萧手中还剩下不足十元钱，他们用这不足十元的钱买了一袋面粉，一只炭火炉和一些木炭，以及几副碗筷、盐、醋之类的。油是没有的，每天是白水煮面片，外加几个铜板的菠菜、青菜。他们生活之清淡贫寒可见一斑，以至于有一天张梅林来看望他们，萧红留他吃饭，梅林却甚感不忍：因为那袋面粉在渐渐地瘪下去……
定居以后，他们首先要办的第一件当务之急的事，就是写信告诉鲁迅先生：他们已经来到了上海，不知道从青岛发出的悄吟的文稿、《跋涉》和照片收到了没有？此外，萧军在信中还提出了急切想和先生见面的愿望。
当时，除了各国的租界地，就是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背景极为复杂，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于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事业控制极严，早已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鲁迅一直处于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和隐居的环境中，所以对于尚未见过面的人，怎能轻易应允见面呢？因此，鲁迅在11月3日的复信中说：
刘先生
稿子，也都收到的，并无遗失，我看没有人截去。
见面的事，我以为可以从缓。因为布置约会的种种事，颇为麻烦，待到有必要时再说罢。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令夫人均此致候。
迅上
十一月三日
萧军当时并不知道鲁迅为什么不能立刻和他们见面的原因，立即又去信表达了渴望早日会见先生的迫切心情。因为40元路费已经所剩无几了，在上海又人地两生，举目无亲，究竟能不能在上海生活下去呢？一切是茫然的、无把握的，所以很希望能早一日见上鲁迅一面，这样即使离开上海，也就心满意足没有遗憾了。于是，鲁迅在11月5日又急急回信说：
“你们如在上海日子多，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
鲁迅并没坚决予以拒绝，是要从侧面先了解一下萧军夫妇的来历，萧军只有耐着性子等待着先生的约会。在这期间，在悄吟的督促下，萧军开始了《八月的乡村》的修改、校正。在修改过程中，他很不满意自己这部作品，觉得很不理想。他恼恨自己的低能，有时烦躁得看不下去了，竟产生了想一把火烧了它的荒唐念头。亏得悄吟不断地给他以安慰和鼓励，萧军才继续修改完了《八月的乡村》。当时他们身边已经没有钱了，复写文稿的纸已告殆尽，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只好把悄吟的一件旧毛衣拿到当铺去押了七角钱。
用于复写的美浓纸是日本制造的，在上海只有在北四川路底的内山杂志公司有售。用萧红旧毛衣当来的七角钱，如果用来坐车就没法买纸，如果买纸就不能坐车。好在萧军生来就能吃苦，他调动起双腿的积极性，走去又走回。由于皮鞋不跟脚，回到家后双脚后跟又红又肿，还淌血，萧红心疼极了，而萧军却反过来抚慰她，就好像疼在萧红身上一样。
买齐了纸，严寒的冬天里，在那没有阳光而阴冷的亭子间里，悄吟脚踩冰凉的水泥地，披着大衣，流着清水鼻涕，时时搓着冻僵的手指，为萧军抄完了《八月的乡村》。
应当说，萧军得以最终完成《八月的乡村》，同萧红的付出是分不开的。
二萧自青岛带来的40元钱，除了路费，到上海后租房子、安家……就所剩无几了。写信向哈尔滨的朋友黄之明求援，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当了悄吟的毛衣，抄完了《八月的乡村》，他们又一文不名了。已经是到了山穷水尽眼看难以生存的地步，考虑再三，萧军于11月13日写信给鲁迅先生，冒昧向他告急，问先生能不能介绍一个工作？能不能借给20元钱作生活费？能不能给看看《八月的乡村》？在同一封信中，他还问了很多其他问题。鲁迅于11月17日回信道：
“工作难找，因为我没有和别人交际。”
关于钱，鲁迅说道：
“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
关于其他问题，鲁迅也一一地给予了回答。
11月19日，萧军写信给鲁迅又提出了许多问题向他求教。在信中他还附带地说了一件事：由于他在哈尔滨学过几天俄文，会讲几句俄国话，因此，在霞飞路上散步的时候，遇到一些俄国人，就忍不住要跟人家说上几句。
鲁迅于收信当日-11月20日便急急地在复信中告诫道：
十九日信收到。许多事情，一言难尽，我想我们还是在月底谈一谈好，那时我的病就可以好了，说话总能比写信讲得清楚些。但自然，这之间如有工夫，我还要用笔答复的。
现在我要赶紧通知你的是霞飞路那些俄国男女，几乎全是白俄，你千万不可以跟他们说俄国话，否则怕他们会疑心你是留学生，招出麻烦来。他们之中，以告密为生的人们很不少。
还有一件事，是二萧已经迁出拉都路，居住在萨坡赛路190号唐豪律师家以后发生的。一天晚上，二萧与胡风从鲁迅家里出来时已经是深夜时分了，这时电车已经停驶了，于是三人便一同步行回家。走着，走着，不知是谁来了兴致，于是，萧红同胡风便赛跑了起来，而大嗓门的萧军则跟在后边大声吆喝、鼓掌助兴。深更半夜，连电车已停驶了的十里长街上一片宁静，独独只有这三个年轻人在大喊大叫地边跑边闹边乐，幸亏当时马路上没有巡路的。第二天，鲁迅先生知道此事后，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如果让巡捕碰上盘问起来，岂不是自投罗网？
鲁迅先生在1936年1月22日致胡风的信中写道：
“…劝你以后不要在大街上赛跑。”
鲁迅对二萧的关心与警告，提高了二萧的警惕性，事后想想后怕得很。然而，使二萧高兴的是，鲁迅先生终于答应月底和他们见面了……
11月27日，鲁迅先生终于向他们发出了约会的信函：
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里来一趟吗？小说如已抄好，也就带来，我当在那里等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