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开花的土泥
那场使得哈尔滨百姓涂炭流离失所而使萧红意外获得新生的特大洪水过后，是年8月，萧军好友、也是引导他在三年前走上文学之路的方靖远，从《商报》调到《国际协报》接替因抨击时弊和伪满黑暗统治而被解职的老斐编副刊，笔名为林郎。这一年的岁末，《国际协报》举办新年增刊征文活动，对萧红创作才能已经有所了解的萧军和方靖远，纷纷鼓励萧红也写一篇参加这次征文活动。在萧军的一再鼓励下，次年的5月21日，萧红终于写完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并由萧军亲手交给了方靖远。经反复研究后，方靖远等人认为此文主题不错，决定予以发表。
《王阿嫂的死》描写了勤劳善良的寡妇、雇工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里既有萧红幼小时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村雇农生活的所见所闻，也同写作时东北的大气候有关。“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占了东三省，民族的和阶级的压迫将东北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推向了绝境，这给萧红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萧红的第一篇小说是写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也可以这么说，萧红这个旷世才女的文学创作生涯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紧密地同全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
《王阿嫂的死》发表后，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并得到了征文奖金。这使得萧红大大增强了信心和勇气，在同志加爱侣萧军的关怀和鼓励下，萧红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生涯。之后，她便以“悄吟”、“田娣”等笔名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同年初秋，《夜哨》文艺周刊在长春的《大同报》创刊，从这一年8月6日到12月24日出刊的《夜哨》上，几乎每期都登有萧红的作品：小说《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烦扰的一日》；散文《小黑狗》、《渺茫中》；诗《八月天》等。
萧军因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了知名作家，结识了很多人，除了方靖远、北杨、黄吟秋、侯小古等，还有很多反满抗日的朋友（其中不少人是中共党员），他们是：金剑啸（巴莱）、傅洛虹（罗烽）、刘莉（白朗）、李村哲（本名李书堂，笔名黑人、舒群，此外，还用过李春阳、李旭东等名字）、张少岩（金人）、杨莹叔（杨朔）、梁山丁（邓立）、唐达秋（林珏）、张文蔚、刘昨非、冯咏秋、鲁少曾、白涛、王关石、关大为、温佩筠、张洁莲、黄之明（黄田）、袁时洁等人。他们团结一致开展抗日活动，活动地点是“牵牛房”。牵牛房是黄之明的家，因在门前种了很多牵牛花缠满房子而得名。
牵牛房，是袁时洁（袁淑奇）和黄之明（黄田）夫妇的家，地点在哈尔滨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的一个大院内，袁、黄的家近大门附近。他们的住房甚是宽敞，门窗朝南，屋内客厅、卧室、书房、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这在当时的哈尔滨来讲，够奢侈的了。这是因为黄之明是一个白皮红心的人物-明里，他是哈尔滨香坊警署的一名警佐，而暗里，则是一名活跃而又坚定的地下抗日分子。后来二萧被迫逃离哈尔滨南下，其盘缠及在青岛、上海初期的生活，黄之明均慷慨解囊相助，二萧能够立足并享誉文坛自有他不可抹杀的一份功劳。
黄家客厅有两个朝南的大窗户，两窗之间安有一个大写字台，上面放些文房四宝，多是画具等。客厅的中央安放着一张方桌，桌子四周放有六七把椅子。由于房子正面门窗对着大院进出口，这对于前来聚会的地下抗日分子十分不方便，于是，袁、黄夫妇俩便在窗前种了许多牵牛花。这样一来，他们的房舍不仅有了美的装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遮挡住进出大院的人们向室内张望的好奇目光。
牵牛花盛开的季节，也正是地下抗日分子活动最为活跃的季节，粉白色、红白色和紫里透白的牵牛花，爬满了房子四周的窗户和风斗门，甚是令人赏心悦目，于是，黄之明兴致勃勃地提议这座房子叫做“牵牛房”，得到了大家响应。
当时常来牵牛房的二萧，虽是“职业作家”，但却是所有牵牛房客人中最贫穷的一对夫妇，他们常常饿着肚子前来聚会。刚刚脱离苦海的萧红思想进步很快，她对袁时洁说：“一个女人要想翻身，必须自己站起来，参加革命事业，不给男人当‘文明棍’，不给男人当‘巴儿狗’。”
常来牵牛房的还有一对在学校任教员的夫妇，男的姓孙。他们经常在客人稀少的时候来牵牛房做客，每次来时，都要交给主人几张刊印共产党领导的“东山里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寇胜利消息的油印抗日宣传品。袁、黄夫妇阅读完刊有胜利消息的宣传品后，又转给了其他人阅读。每当牵牛房聚会人数较多时，袁时洁就抱着邻居的小孩站在窗前望风。而在屋里客厅的方桌上常常放有瓜子、糖果、花生之类的吃食，有时人们一边议事，一边打扑克、麻将，以此作掩护。
后来，二萧逃亡南下了（舒群早在这之前去了青岛），罗烽、白朗也南下逃亡，金剑啸被捕遭日寇残酷杀害。由于牵牛房的影响，袁时洁、黄之明夫妇也流落到了天津。到了后来，在全民族日益高涨的抗日声浪中，当年牵牛房的女主人袁时洁毅然舍弃小家庭，只身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并于次年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先后在边区政府和国统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民航总局工作到离休。在袁时洁奔赴延安后，黄田是“牵牛房”所有人员中唯一真正从艺的人，先后在上海、重庆当演员，后病故。
萧军是在与萧红结合后不久，在一个饭馆里认识金剑啸的。那时的金剑啸早在几年前的上海北国社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在一个俄国人办的公证人事务所里做文牍员。金剑啸原名金承载，号培之，剑啸和巴莱是他的笔名，朝鲜族人。金剑啸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对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均有一定的造诣。不久，通过萧军的介绍，金剑啸也认识了萧红。从此以后，金剑啸经常来到商市街25号二萧的家中，请萧红帮他刻蜡版、画插图、抄写地下党的刊物-反满抗日的油印小报《东北民众报》，而所有与之有关的工具，如钢板、铁笔、蜡纸就藏在萧家的柴堆里。
这一年的11月下旬，为救济哈尔滨的水灾难民，金剑啸一手发起举办了“维纳斯助赈画展”，他的作品有《地下的火焰》、《五一的日子》、《从地下来》、《松花江雪景图》等。同时展出的还有白涛、冯咏秋、王关石等人的国画、油画、素描等。萧红除了积极参加筹备和组织工作外，还送了自己画的两幅粉墨画参展。这两幅属于普罗艺术范畴的粉墨画，一幅是两根萝卜；另一幅是一双被萧军练武时穿破了后跟的牛皮鞋和东北特有的大众食品-带刀切花边的“杠子头”（即硬面火烧，这是二萧平时的主食之一）。萧军不会画画，写了一篇《一勺之水》的短文，刊登在11月20日这一天的哈尔滨《五日画报》的《维纳斯助赈画展》专页上作为介绍和宣传。画展结束后，金剑啸又一手发起成立了“维纳斯画会”，萧军与萧红都参加了。
经黑人（后沿用名为舒群至逝世。他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即于哈尔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不日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成为第三国际的情报人员。哈尔滨沦陷后，他转入地下工作）介绍，萧军认识了黑人在东北商船学校就学时的同学、中共地下党员傅天飞。“九一八”事变以后，傅天飞与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一起在吉林磐石一带领导了中国最早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大约是在1933年的春夏之间，傅天飞忽然来到哈尔滨舒群暂住的商报馆，向舒群提供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抗日资料-磐石游击队从小到大、进而不断发展的过程。傅天飞生动艺术地描绘了磐石游击队惊天动地的战斗，以及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大无畏的精神，淋漓尽致地讲了一天一夜。据舒群后来回忆，傅天飞在讲完后说明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留下两部“腹稿”，万一将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剩下的那个就可以完成这部壮丽的抗日游击史诗。舒群听完后，考虑到当时环境的异常险恶-当时舒群作为“第三国际”的情报人员，随时都有被日本占领军和伪满当局逮捕和杀头的危险，决定将这部“腹稿”转赠给当时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的萧军，并亲邀傅天飞向萧军讲述。为此，傅天飞曾几次前往商市街25号，向萧军详谈了游击队的种种情况，使得萧军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与日寇和伪满统治者浴血奋战的事实，这给了萧军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为此，萧军决心以东北磐石一带抗日游击队（即杨靖宇将军领导的红三十二军）及已掌握的黑龙江汤原县抗日民主联军第六军的事迹为主要题材，加上自己前几年的军旅生活经历和图谋发动抗日武装队伍未果的事件，经过艺术加工，写出一部反映东北人民组成的“人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战、抗日救亡的小说。就萧军当时的愿望，是把它当做一件“政治宣传品”来写的，目的是唤起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一份良知和民族自尊心，为现实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无论是萧军，还是讲述故事的傅天飞以及转赠“腹稿”的舒群，还有默默地在一旁尽些微末之力和旁听的萧红，谁也不曾想到萧军将要创作的小说，会在四年后开始的全民族的救亡运动中成为一部被伟大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人共同赞誉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
有关当时傅天飞向萧军讲述这部壮丽史诗的情景，萧红在《商市街》之《生人》一节中这样入木三分地描绘道：
来了一个稀奇的客人，我照样在厨房里煎着饼，因为正是预备晚饭的时候。饼煎得糊烂了半块，有的竟烧着起来，冒着烟，一边煎着饼一边跑到屋里去听他们的谈话，我忘记我是在预备饭，所以在晚饭桌上那些饼很不好吃，我去买面包来吃。
他们的谈话还没有谈完，于是碗筷我也不能去洗，就呆站在门边不动。
……
这全是很沉痛的谈话！有时也夹着笑声，那个人是从磐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
关于傅天飞，萧红写道：我只记住他是很红的脸。
大约是从1933年春天开始，萧军开始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在《跋涉》一书出版时扉页上所作的预告，仅仅是一部六万字的中篇），为防敌伪人员的耳目，萧军为这部长篇小说起了一个比较平常、不引人注意的名字-《八月的乡村》。
历史当事人、著名左翼作家、后来在延安受毛泽东之命与周扬一起协助起草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者名单的舒群，于1980年夏秋间写就的《早年的影-忆天飞念抗联烈士》的回忆文章中，翔实地回顾了半个世纪前有关转让腹稿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切。舒群写道：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全市人民抗日的气势、情绪，高涨、沸腾起来；紧跟着，党领导的、自发的抗日活动爆发：集会、结队、游行、示威、演讲、宣传、号召团结，鼓吹武装，誓死保卫哈尔滨，大大显示了人民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并且，大骂“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不抵抗”的张学良，尤其是那个阴谋诡计多端的日本军事大特务土肥原-八一五后尾随东条英机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决绞刑（秋石注：舒群这个说法有误。东条英机不是被纽伦堡国际法庭而是被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开庭时间也有先后。纽伦堡审判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进行。它的全称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由苏、美、英、法四个战时同盟国的法官组成。其审判对象是23名纳粹“主要战争罪犯”。而主持东京大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进行。历时两年半，其间进行了818次开庭审判，几乎每天一堂庭审。该法庭由美、中、英、苏、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国组成。中国大法官为梅汝璈，首席检察官为向哲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起诉日本甲级战犯28名，包括主持制定侵略中国政策的前首相东条英机，和策划皇姑屯爆炸案、“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土肥原，以及发动“八一三”南中国战火和南京大屠杀的总元凶松井石根等），上绞刑架了吧？
这之间，我已经辞退航务局的翻译职务，准备参加义勇军去了。我忙，天飞更忙，屡屡见面，每每匆匆告别，彼此都再没有从前那么从容不迫了。
有一次，他找到我，是道里警察街还是南岗八乍市，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携带一个包袱。
“…我找你，是要你帮我个忙……”
“…什么忙……”
他打开包袱，从中拿出一捆纸张给了我。
“…你看看就知道了……”
“…我已经知道了……”
“…行吗……”
“…行……”
“…最好撒在秋林、同发隆、大罗新、同记市场哪个地方……随便你吧……”
我记不得撒在哪个地方，则记得当时引起的一个想头：我在阅览室看的标语传单，一定是他搁的；那么，那时候他就有了组织关系和革命活动……可是，我没有问过他。后来，我参加革命参加党，也没有问过他。后来，我们两人、双方都在遵守党的纪律，互相从未打通过组织关系。我从开始认识他起，从猜测到确信他是团员或党员，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入团入党、在团内党内担任过一些什么工作职务。直到最近，我才得读到关沫南《忆作家林珏》（《长春》1980.5）说他曾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顾名思义地揣测起来，就该正是这一年、或包括这一年之前的若干时间在内了。
在松花江临近封江停航的一日下午，我们在道里江边突然碰见。他握着我的手，跟我说话，比往日更亲些，我觉得他的话里有一股甘甜的味道似的。
“…你在做啥？”
“我参加了义勇军……”
“啥义勇军？谁组织的？”
“学生义勇军，车凌云组织的……”
“他是干啥的？”
“九一八后，一中增加军训，新聘的军事教官。”
“你了解他吗？”
“我只知道他是一面坡人，家是大地主。他本人当过东北军军官，是连长还是营长……”
“他是日本人进沈阳溃散的，还是早期退伍的？”
“不知道。”
“义勇军的领导人，是最重要的……可能，成败的关键就在他……”
他站的高、望的远；过后事实证明他的高见、远见的正确。的确，我是比不得他的。
“…我也打算去弄武装……咱们有一天，有一天抗日胜利会师，胜利会师……”
我们这次碰面到分手，我是记得比较清楚的；恍惚之间，仿佛过去不几天似的。假如按小说的写法，我还能把他描写几页稿纸；被冷冷的江风吹着的他，手心的温热，笑脸的情深，红晕的鲜艳……而这一切并无女性感。
我带着一身热血，满脑子幻想参加了义勇军，而义勇军的“个人领导无方”，使我失望。一九三二春，我从山林退伍回到哈尔滨，参加“第三国际”，埋头于情报工作。这种工作，要我经常往外跑，在到处日本旗和伪满旗（一面黄的左上角是红蓝白黑）的旗下，在一片铁蹄和木屐的声中，面迎着敌人明晃的刀丛和暗藏的军火库，独自化装、蒙混、诡谲、日夜长途潜行，跑遍北满，哈市停留的时间，亦即有限；并要我保持高度警惕、高度机密，以致我出头露面少了，与人来往少了，甚至个人兴趣也少了，连国联调查团的莅临、马占山的反正也引不起什么幻觉了。但是，我念念不忘天飞，而且，我知道天飞跟杨靖宇到磐石游击队去了。（在这里注一笔：我一贯认为抗联前期的磐石游击队是杨靖宇、傅天飞等同志创建的。但去年从一位同志手边看到当初“第三国际”的领导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哈尔滨公安局外事处处长杨佐清同志遗稿《风起磐石》，我才得悉他曾经是最初按满洲省委的指示而组织磐石游击队的创始人，而杨靖宇等同志是在他负伤之后接替他的工作的。）这是他亲自告诉我的，还是经别人透露我的，弄不清了。左右这一年我与他见面少，究竟见过面没有？我也不敢说定，横竖似有似无，若真若假……松花江决堤，哈尔滨涨大水的时候，他似乎给我留过一点儿音容笑貌的印象，而细细追究一下，又来无踪去无影了……暂且存下空白，待我一旦记忆复明，另外再补这个缺。
一九三三年春夏之间的一天，天飞忽然闯进我暂住的商报馆。这个报馆是民办的，社长兼经理再兼跑腿的是个疤瘌眼儿，总编辑是个大烟鬼，他们同心协力靠在市面活动，招揽（哀求）商家广告度日。每日每人分享广告费，有多多分，有少少分，三五角，块儿八角。不管分多分少，他俩总在和睦相处，从未闹过争吵；看来，他俩的心眼儿好使，是能一秉大公的。社长分得的钱都吃喝了，脸儿红彤彤的。总编辑捞着的钱都喷云吐雾了；饭呢？他向经理讨着吃，因为经理持的饭还是要靠他的笔杆的。我同他们闹笑话，叫他们是讨饭的，办得是讨饭报馆。话虽这么说着玩，但我要感谢他们对我的厚道、同情和帮助。这期间，我从外地回来，临时住在这花子店。天飞这位不速之客的现身，真使我喜出望外。看的出，他刚洗过澡，剪过头、换过存放已久的长衣、褶褶棱棱那么显眼。他一见到我，就把我搂抱起来。
“…哎呀……哎呀……老弟、老同学……咱们多久不见了，多久不见了……你可把我找坏了。多少次找你，一次又一次找你，都找不见你呵……这一次，我找遍工大、法大、温家、肖家……找‘美男子’也找不到，幸而找到了一只‘虎’，今天总算找到了你，找到了你……”
“美男子”-申云龙，我的朋友，九一八前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学生，当时学生界多以此称之。‘虎’者，即‘五虎将’之一-萧淑苓。在一九二九年中国第一次全国运动会上，除肖外，尚有孙桂云、刘静贞、吴梅先、王渊，全包短跑冠亚军，被称为哈尔滨“五虎将”而驰名全国。因她们与我们同系当代学生，故闻之倍感亲切，而沿用其美称。特别是淑苓，其兄梦田和我同属一中同班同学，而与我极为友善，几经近半百年头，前年她病逝于北京。
“…我想你……你也把我想坏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今天会来，万万想不到……”
我让他坐在晃晃悠悠的凳上，跟大烟鬼讨了一捏茶，泡了一壶，搁在晃晃悠悠的桌上，算是我对老兄老同学的招待。他喝着茶品着茶，赞美着茶；显然，他长久没有尝过茶的滋味了。
“听说你工作忙得很，紧张得很，是那样吗？”
“忙也忙些，倒是紧张，老实说，紧张得很，紧张得很……”
“你没有功夫弄文学了吧？”
“没有了，有也不多了。你呢？你比我更糟了吧？”
“咱们俩的处境，有所不同，又有所同，同是处在这个残酷的时代，这个严厉的环境，干革命就弄不了文学，弄文学就干不了革命，二者不可兼得，是这样吧？”
“是这样，完全是这样……”
“不过，这是暂时的，暂时的……咱们还是要想到将来，将来……所以我特意给你带来一份礼物-一份宝贵材料……”
我伸出手去，等着接他的“宝贵材料”；而他以腆默的笑脸，指了指自己的腹部。
“腹稿……”
“腹稿”？触动我的激情，加重我的压力。我原来就装着一肚子“腹稿”-口供，是准备随时随地被捕，对付敌伪法庭用的。这类东西，日积月累，早把我的脑筋搅烂糊了。而他的“腹稿”，却是磐石游击队的史诗。我劝他保留着，以便将来他自己从事创作之用；因为他喜爱文学，他的文学修养比我好，还给我修改过诗文呢。可是，我看到他神色骤变，表示不以为然。
“我说错了吗？”
“错了、错了……你想想，咱们两个人，两份腹稿，要保险得多……注意，我说的是‘保险’……万一……万一你我一个……将来总能剩下一个人，一份腹稿……”
“噢，我明白了……”
于是，他讲起他的“腹稿”：磐石游击队从小到扩大到大发展的过程，生动地艺术地描摹了惊天动地的激烈战斗，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大无畏精神，凡此种种，他讲得淋漓尽致，讲了一天又一夜。
然而，我没有按他说的办，把他的“腹稿”转给了萧军，并邀他亲自前去重新讲了一遍。以后，萧军写了《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所写的“革命军在磐石”，亦是沾其余光的。
与此同时，根据悄吟亲口叙述的故事-她16岁时在哈尔滨上学的情况，萧军开始了中篇小说《涓涓》的创作（同《八月的乡村》一样，也在《跋涉》一书的扉页上作了预告，初时也为六万字），每天在《国际协报》的副刊《国际公园》上进行连载，后因故中止。二萧流亡到青岛后，又在《青岛晨报》连载了一段时间，而其结尾部分却是在鲁迅的亲切鼓励下得以在上海完成的，并在上海出版了单行本。
在萧军和众多朋友们的经常勉励下，萧红的文学天才很快就显露了出来。自1932年底到1934年6月被迫南下流亡，她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大同报大同俱乐部》、《大同报夜哨》等各种报刊上先后创作发表了《幻觉》、《弃儿》、《腿上的绑带》、《太太与西瓜》、《两个青蛙》、《八月天》、《哑老人》、《叶子》、《清晨的马路上》、《渺茫中》、《镀金的学说》、《破落之街》、《出嫁》等。
1933年7月，由金剑啸发起组织了“星星剧团”（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金剑啸任导演兼舞台设计，罗烽负责剧团的一切事务性工作，三郎、悄吟、刘莉、洛虹、黑人、白涛、徐志等都是团员。
在此期间，剧团共排演了三个短剧：一个是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又名《小偷》），萧军扮演一个受律师诬陷而被迫当了小偷的杰姆，白朗演律师太太。第二个是女作家白薇的独幕剧《娘姨》，萧红饰一个生病的老妇，舒群扮一个家庭主妇的丈夫。第三个则是张沫元的《一代不如一代》，后来失踪的徐志扮演剧中的主人公。他们先是在道里三道街的民众教育馆排练，更多的则是在“牵牛房”排练。“牵牛房”主人袁时洁后来这样回忆道：“记得有一天晚上八点多钟，悄吟、三郎，刘莉、傅乃琦（罗烽）两对夫妇来到‘牵牛房’，悄吟一进门就对我说：‘今天我们来是有任务的，要在这里排剧。’悄吟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着近两天来排剧的情况，客厅里的其他人一边说笑着，一边在摆桌子椅子，准备排演一个剧本《小偷》……据悄吟说，最初排演时，每当三郎举起手枪对着律师太太，要她‘举起手来！’时，刘莉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破坏了戏剧的真实性。这是最有趣的事。”
《小偷》排了三个月，就要准备上演了，可是为他们提供排练和最后演出场所的民众教育馆馆长，竟然厚颜无耻地要求他们在9月15日“满洲国”的成立纪念日上演以示庆祝。对此，他们坚决地给予了拒绝。于是，民众教育馆也就不再借给他们画室和舞台，也不再供给他们印剧本的纸张和喝的开水了。他们转而与其他影剧院接洽也始终未能成功。就在这同一时刻，一个名叫徐志的团员被捕了，剧团也由此解散了。画会同时失去了场所。
这一年的7月间，与萧军当年在沈阳认识的陈华，从长春来到了哈尔滨，他约请萧军为他主编的长春《大同报》将要创办的另一个副刊组稿。悄吟脑子活动非常快-她给这个要创办的副刊起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刊名：《夜哨》。
《夜哨》取黑夜间的岗哨之意，于同年的8月6日创刊，每周一次。原来在每日出刊的《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上，也经常刊载三郎和悄吟的作品。《夜哨》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自然早已被日伪特务看在了眼中，纳入了“可疑”和反满抗日、破坏“大东亚秩序共荣圈”的范畴。他们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扼杀这个抗日的前沿“岗哨”。果然，这个时机来了-《夜哨》出到半年左右时，由于刊登了一位名叫李文光的读者所写的一篇揭露日军在农村暴行的文章，于是被勒令停刊了。陈华也被迫离职，潜逃前他写信通知萧军做好准备，日本特务、宪兵很有可能前来哈尔滨他们的家中搜查，这是因为，载有作者通讯录地址的本子被日伪特务搜去了。
上述是萧军的晚年回忆。
据考证及查阅当时出版的《大同报》，包括经《大同报》编辑陈华介绍因而与萧军相识相交的老作家梁山丁在萧军逝世后的回忆，以及同笔者的叙谈回答问题时，均未提及《夜哨》停刊系因“旗帜鲜明”反抗日寇暴行所致。
关于《夜哨》周刊停刊的真实原因，据铁峰先生查证，是因《夜哨》周刊不能使编辑陈华满意。对此，萧军本人在1933年10月1日出版的《夜哨》第7期上发表的《一天杂碎》的文章中说：陈华在来信中指责他为什么长久不写文章，并要“解散夜哨”，同时说明解散的原因是因“三郎始勤终惰，半路抽条”。当出到第18期（实为21期，另有创刊号和6、14两期刊号重复）时，陈华决定将《夜哨》停刊。他在《夜哨绝响》一文中说：
因为满洲尚缺少几个有生气的文艺副刊，于是由几个人的努力，想要以新姿容来同人们会会面。五个月前的一个早晨《夜哨》于是同诸位会面了。五个月后，《夜哨》长得越来越不像孩子样，既招不来好的外股来助威，以前使劲那几个人又觉得这孩子长得不合自己意思，都懒得再拿心血变成的奶去喂，再不然就拿些旁人都不敢吃的东西塞来试试。于是孩子更瘦了，瘦了！瘦了还能叫唤吗？或者自己本身还要旁人的呼啸吧！那么赶紧堵住自己的嘴不要耽搁善意的旁人还更好些。以前是拙著的以《生命的力》作开端，现在以《夜哨绝响》作终结，全始全终。
由此可见，《夜哨》停刊是因为质量低下而不是因为政治问题。
据查，不仅萧军本人没有在《夜哨》上发表过有关日本兵在农村强奸妇女的文章，其他人包括“李文光”在内均没在《夜哨》上发表过类似内容的文章。陈华在《夜哨》停刊时并没被解职或“离职”，一直到二萧被迫出逃时，他仍在《大同报》任副刊《大同俱乐部》的编辑。直至在二萧抵达青岛后的次月，陈华才去沈阳另谋他职。他走后由虚生（孙陵）接替他任《大同报大同俱乐部》的编辑。
附带说明的是，《夜哨》停刊后，二萧又在白朗主编的《国际协报》的副刊上创办了《文艺周刊》。为了不让读者看出他们仍是《夜哨》的班底，一个个都改换了笔名，萧红改署名田娣，萧军则改为田倪。
也就在这同一时期，二萧共同生活的结晶-第一本小说散文集很快就要面世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筹措，在同志和朋友们你五元我十元的资助下-最后不足的30元，是由黑人也就是共产党员舒群用当掉母亲的一个祖传金器换来的钱代付的，两人各选了一些文章，在《五日画报》印刷社社长王岐山的帮助下秘密印刷，这本集子由萧军起名为《跋涉》，意即为在伪满日本占领军的残酷统治下，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志士、老百姓艰难地反抗、跋涉的过程。其中一些作品如《下等人》就直接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日伪的走狗。小说描写被日伪压榨逼迫至极的人民操起刀斧与敌人开展斗争。在具有永不屈服于奴隶地位的工人骨干于四被捕后的一个深夜，他的同样不甘沉沦的战友们联合在了一起，严惩了汉奸、警署警员王国权。小说写到最后，当这个无时无刻不在寻思多抓几个抗日志士向日寇邀功来换取官衔、洋房、美女的狗汉奸，醉醺醺地哼着Y荡小调，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几个早已等候在此的“黑影”顿时围了上来，“一柄斧头，是准确的吻入了国权的小头颅。在国权这一刹的清明中，他似乎看见倚在墙根的一个架了拐杖的人这样说：‘我们全是下等人-祝你好！’”
《跋涉》共收有两人的11篇散文与小说，其中，萧军的为6篇，它们是：《桃色的线》、《烛心》、《孤雏》、《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悄吟的是5篇：代表作是《王阿嫂的死》，此外还有《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和《夜风》等。
当书还在印刷厂印刷的时候，悄吟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跑进了印刷厂去观看。当她看到折叠得十分整齐的即将完工的册子，心里边比儿时母亲为她做一件新衣裳更是欢喜。她又来到排铅字的工人身旁，瞥见他手下按住的是一个题目，很大的方块形铅字-那正是悄吟的《夜风》。
从印刷厂出来，三郎请她吃了一顿俄国包子，说是为着庆祝《跋涉》即将问世的。她则到柜台跟前要了最廉价的两小杯“俄特克”饮料酒，这是悄吟回请三郎的，同样是为了《跋涉》的即将出版。
吃完包子，喝完“俄特克”，两人又来到江边，花一角五分钱租了一条船划到江中的沙滩，在江中洗了一个澡。结果，三郎的衬衣被江水冲走了，却追回来一条死去的白鱼。晚上，两人就用这条死鱼打了一个牙祭。
也许有读者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当年，萧军与萧红的生活来源是什么？诚然，他们住的铁路局王处长家的两间小偏厦，是用萧军教其八岁儿子国文与武术换取的。那么，他们平时的生活，又是靠什么解决的呢？特别是到了后期，二萧还要参加“牵牛房”的地下抗日宣传活动，又有那么多的时间在外游逛，也不见他们有职业呀！长期以来，有关这个问题，包括笔者在内，没有哪一位传记作者注意到这个问题。近日获赠罗烽女儿金玉良撰写的《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一书，阅读后方才解开了这个谜。在该书第十二章《风风火火闹滨江》中，作者援引白朗生前回忆告诉我们：在当时的哈尔滨给报纸副刊投稿，一般情况下都是不给稿费的。而在“牵牛房”参加活动的一干人中，多数人都有一定的职业（其中金人和林珏是学生，没有家室之累，自然也不存在什么温饱的问题），唯独只有二萧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好在二萧经常给《国际协报》副刊投稿，且命中率又高-几乎篇篇皆中，而且还深受读者欢迎。于是，已在该报主持副刊工作的白朗，向老同盟会员出身的该报社长兼主笔张复生请示并得到批准，以“本报特约记者”的名义，每月发给二萧每人20元钱。这在当时的哈尔滨，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农历八月十四，正当千家万户准备过中秋节的时候，三郎、悄吟又一起来到印刷厂，和装订工人一起装订了一整天的《跋涉》。
三郎出去叫来了一部斗车，装上一百本《跋涉》，迎着夕阳拉回到了商市街的家中。
当萧红手捧着这黄底红字封面的毛边纸书时，她不时地嗅着那还未干透的油墨飘香，亲吻着由萧军亲笔书写的“跋涉”，以及龙飞凤舞的“三郎悄吟1933”的字样，心中情不自禁地升腾起了万般柔情。她-悄吟、张乃莹的小说和散文，他-救命恩人加文学引路人三郎-萧军的小说和散文印在了同一本书中。尽管这本书是那样的简陋又不起眼，然而，令她格外欣慰的是：她的名字、他的名字肩挨肩地站立在封面上，如同他诗中所云“朝来犹傍并头枝”，“一是双双悄倚肩”！一时间，悄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富有的人了。
然而，《跋涉》刚出版时的那种兴奋不已的心情很快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恐怖，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主售《跋涉》的同发隆商场首先传出了噩耗：《跋涉》遭到了日伪特务机关的查禁-被没收销毁了大部分。这样一来，二萧的处境顿时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不断有关于日伪特务机关捕人杀人的消息传来，也不时有人跑到商市街25号，向二萧发出这样或那样的警告。
有关《跋涉》在当时的影响，有一篇题为《满洲新文学的踪迹》的文章（作者：秋萤，刊1937年7月出版的《明明》杂志第1卷第6期）写道：
我们先以国际都市的哈尔滨做中心来观察，在这个都市里是很可能的找出几个优秀的作家来，如果以奉天与哈尔滨的文学比较，那么哈尔滨的文学确实是高出于奉天。这北地的作家们，都能刻实的，不夸诞的，去忠实的写作……在当时最杰出的作家当首推三郎夫妇，自从他们的小说集《跋涉》出版了以后，不但在北满，而且轰动了整个满洲的文坛，受到读者们潮水般的好评，这册书一直保持到现在，还为一些人称颂不绝的。作者的每篇创作绝不是一些想象出来的故事，我们看出作者是在现实的油锅里熬炼过的青年，自有他生活的经验，所以从作者笔尖滑下来的，是人生奋斗血汗的点滴……悄吟的小说，在某一点来说，似乎有比三郎高出之处（这个分析和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以后在上海，在武汉，人们都是这样评价二萧作品的-秋石注），《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都是很好的作品，至于作者描写的洁净细致，也有相当的独到之处。
姚远于1946年1月1日出版的《东北文学》创刊号上发表的《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一文中也首推《跋涉》，同时他还指出：“在东北的女性作家中，严格的说起来，该是这样的：1.悄吟（萧红），2.梅娘（敏子），3.吴瑛（瑛娘）。”
在这段时间里，二萧走在路上心底里也是紧张的，尤其是萧红。假如有人走在萧红的后面，不等那人注意她，她就先注意到那个人，觉得街灯也变了颜色。当知道剧团里有人被捕了，他们就赶忙回来，紧张地整理箱子。高尔基的照片不用说是烧掉了，就连写有“他妈的满洲国”字样的吸墨纸也给烧掉了。桌子上摆起了古籍书，如《离骚》、《李后主词话》、《石达开日记》等。大门外，也时不时有穿着高腰皮靴酷似日本人模样的人盘旋的影子。这时候的家中比去年要“富足”得多，壁上的木格内摆放着装满了盐的盐罐、酱油瓶、醋瓶、香油瓶、糖罐等。此外还有一大罐在凡人眼中似是奢侈的肉酱和一包大海米，墙角则堆放着米袋和面袋。然而，由于时局的恶化，命运的多舛，萧红却认为：“这一些并不感觉到满足，用肉酱拌面吃，倒不如去年就着开水用面包醮盐吃心中舒坦。”
二萧几经斟酌，做出了“走”的最终决定。
一想到走，萧红的心底里是既兴奋又伤感，要知道，就萧军的本意来说，他是准备与地下党军委的领导同志北杨一起去磐石游击队打日本鬼子的，可每当萧军一念及体弱多病又没有什么生活能力的萧红，他就不由自主地会犹豫起来：他把她从水深火热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又怎能忍心把她推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去呢！他心底里实在是放不下她啊！
然而，国破，家又安在？
春寒料峭的一天，北杨突然来到了商市街25号他们的家中。那天，北杨戴了一副能遮盖住大半边脸面的特大口罩，一进门，他便要萧红到大门外去张望张望，看看可有什么可疑的人在徘徊？
待到萧红到大门外后，北杨把口罩掀下来，萧军看了不禁吓了一跳，只见他的整个脸是浮肿的，一只眼睛半封闭着。萧军关切地问道：
“北杨，你这是咋搞的，是病了吗？”
“没什么-”
“那又为什么戴口罩？”
“慢慢再说，先给我弄点吃的。”
这时候，萧红回来了，她默默地摇了摇头，表示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萧军吩咐让萧红到大门外对面的小商铺子里买一块面包、一些香肠和一瓶啤酒。
“我要走了。”稍稍平静一些的北杨说道。
“到哪里去？”
“去磐石游击队。”北杨轻轻地抚摸着肿胀了的脸颊，回答道。
“为什么？”
“是组织上的决定。”劫后余生的北杨向萧军说开了原委，“昨天，我被日本宪兵队弄了去，给狠揍了一顿。他们没能从我身上翻出什么东西来，又不甘心就此歇手。因为我会日语，我就说是教日语的，他们关了我一夜就放了。可我再也不能在哈尔滨待下去了。”
萧红买回了面包、肠和啤酒，北杨狼吞虎咽地喝着、吃着，很快就吃喝完了一切。于是，他站起身子来，伸出他那只粗大的手掌和萧军、萧红告别。告别时，他说话的声音显得悒郁和低沉：“再见了！”
“再见！”萧军和萧红也心情沉痛地同他道别。
北杨看着萧军的脸又补充了一句：“我希望你们能来游击队。”
萧军望了萧红一眼，摇一摇头，叹了一口气，回道：“恐怕很困难。”
照例，他们不送他，让他自己出门。
才出了屋门的北杨这时又转回来重重地说道：“你们也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为什么！”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宪兵们在我的衣袋里搜查到了一张纸片，上面有你的名字和地址，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写的，他们问我怎么认识你的，我说是你跟我学日语。但他们的回答使我很不安，他们说知道你。”
说完话，北杨匆匆地走了，从此他们成了永别。不久，这个出身大连汽车工人的优秀共产党员，年仅26岁就为了中华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已经是1934年的春天了，可形势越来越紧张。随着一些反满抗日的团体以及中共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白色恐怖气氛也一天比一天浓重了起来，不时有占领者捕人、杀人的消息传入二萧的耳中，这使得他们认识到，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沦陷区，不愿做亡国奴的志士仁人是无法得到片刻安宁的。
走吧！
这一天晚上，又一场虚惊过后，萧红手颤颤地给萧军倒上了一杯茶水，尔后瞪着两只大而惊恐的眼睛怔怔地望着萧军……
萧军缓缓地端起了茶杯，刚一放到唇边却又缓缓地放下了，他的心情与她一样的不好受。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道：“流浪去吧！哈尔滨也并不是家，那么就流浪去吧！”
眼泪很快盈满了萧红的双眼……
“伤感什么？”萧军男子汉大丈夫地一拍胸脯，给她鼓着气：“有我在身边，走到哪里你都不用怕！”
朋友中，数黄之明格外地替二萧着急、担忧。
黄之明，又名黄田，是萧军、方靖远（方未艾）在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时的同学（此时，方靖远已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受组织派遣，在萧红萧军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又秘密地去了苏联远东的太平洋滨海城市海参崴，进入列宁学院学习。以后，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人方才联系上）。萧军在哈尔滨时，黄之明明里是伪满哈尔滨香坊警察局的一名警佐，而实际上，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民族尊严的热血青年。他所居住的“牵牛房”，则是党领导的一群抗日青年从事反满抗日活动的聚集地。黄之明是一位办事颇为谨慎的人，他不止一次向萧军发出警告：
“三郎，你必须走了！不能再闯大运了，不能再满不在乎了！路费……我从每个月的薪水里为你积攒一些。你必须走了。我办公室的隔壁就是讯问犯人的地方，他们打人时的那种叫骂声和哭喊声，我全听得很清楚，万一哪一天他们把你弄了去，给你用刑，你让我怎么能够听下去啊！你必须赶快走！”
由于第三国际地下情报站遭到破坏，1934年初，舒群被迫南下逃亡，先行去了青岛，并在那里很快与一个具有“左倾”倾向-青岛市立女中名叫倪青华的姑娘安了家。考虑到二萧在出版《跋涉》后面临的险境，于是他也就频频来信催促三郎和悄吟尽快离开哈尔滨去青岛。
金剑啸和萧军约定于五六月间一起动身去上海，后因有家室之累，妻子及两个女儿无法安置，他只好放弃了上海之行。他给萧军开列了几个上海友人的地址，以备万一陷入困境后也可以有人照应。后来，二萧抵达青岛不多日，由舒群陪同萧军去了一趟上海，未果而回到青岛。
从此，萧军、萧红再也没能够和金剑啸见面。这一年冬天，金剑啸在齐齐哈尔创办了有着鲜明抗日色彩的白光剧社。1936年6月13日，金剑啸被日驻哈总领事馆特高课逮捕，于一周后押往齐齐哈尔。在敌人的刑讯室中，金剑啸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透露片言只语，没有一个同志因他的被捕而遭厄运。是年8月15日，金剑啸在齐齐哈尔市北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6岁。噩耗传出，令他的许多战友悲痛欲绝。1937年6月20日，萧红在上海写了一首题为《一粒土泥》的诗，以纪念这位牺牲的好友。
在得知金剑啸英勇就义的消息后，萧军也曾在1936年的9月间于青岛写过一篇题为《未完成的构图》的散文，用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后来，这篇长达8000字左右的悼文，与正在上海的罗烽、白朗、金人、舒群、姜椿芳等-曾与金剑啸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所写的悼文，连同烈士的遗作《兴安岭的风雪》长诗一起，印成了一本小册子。
还有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有关20世纪中国分别出生于黑土地和巴山蜀水一文一武一南一北两位出类拔萃的女性擦臂而过的故事。
多年来，人们常常在想，她和她，这一文一武的两位旧世界的叛逆者，若非擦臂而过，而是能够亲密地拥坐在一起畅谈一番-哪怕是短暂的一小会儿，那么，对于那位从文并在日后的中国文坛上大放异彩的北国女性，未来又将是一种什么结局呢？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出这个答案。
上世纪末，作为当年二萧结合的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见证人方未艾（笔者有幸与其叙谈印证过），以九旬之年向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件事：那是在1933年5月的某一天，于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哈尔滨那条欧化了的中央大街上，时任地下党领导下的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长、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正奉命组建抗日民主联军，日后威震敌胆的民族女英雄赵一曼，与在沦陷区文坛上崭露头角，后来在鲁迅一手扶持下，以撰写反抗日本法西斯入侵的小说《生死场》一举成名的女作家萧红，有过一次迎面双目对视的际遇。
那一天，由南往北匆匆步向漫天柳絮飞扬的松花江边的是赵一曼，与她结伴而行的，是地下党的军委负责人、二萧好友的金伯阳；而由北向南而来的则是那对患难夫妻萧军与萧红，时文名为三郎与悄吟。此时此刻，赵一曼并不知道迎面走来的就是她正在热心读着的极有个性的以反封建反黑暗统治反映底层劳苦大众生活的哈尔滨文坛声名鹊起的夫妻作家。但是，就在那擦臂而过的一瞬间，叱咤风云的赵一曼还是深切地感受到了两人明显的反差-男的那一身的桀骜不驯，以及女的脸上显现的忧伤和矜持……赵一曼很想就此收住脚步，呼唤一声，但自己肩负的使命本能地使她抑制住了自己。
一旁的战友金伯阳悄声告诉她：那就是悄吟与三郎！
待到当晚，赵一曼与方未艾会面的时候，将白天在中央大街上遇见三郎和悄吟的事告诉了后者。而方未艾听后，也告诉了赵一曼关于萧红的一些往事，特别是她为抗婚追求自由不惜与地主家庭决裂，最终因饥寒交迫抗婚失败又遭人遗弃险些被卖入青楼，复又被裴馨园一干人救助，直至与萧军结为夫妻的这一段凄婉动人、充满侠情的经历。还有他与萧军在“九一八”后如何图谋兵变，兵变失败后来到哈尔滨加入冯占海抗日部队工作，最终流落哈尔滨的一系列情节……
方未艾娓娓地道来，赵一曼静静地听着。思索良久，她才满怀深情地对方未艾说道：“有机会你对他们做些忠告，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作战力量大。”
赵一曼之所以说出这番忠告，是凭她的直觉。直觉告诉她，白天在中央大街遇见的这对夫妻作家与众不同，似乎是一对独立的不合群的双雁。不但与众不同，而且，夫妻之间也有着一定的差异。
但赵一曼有所不知，三郎与悄吟现在是依附于一个团体的，虽说松散了一点，但毕竟是在有着多名共产党员加盟的一个外围组织-“牵牛房”。
由于此时方未艾已承担着地下党的工作，与二萧的往来也已基本断绝。他无法将赵一曼的忠告转告给二萧。直至一个多甲子后，他才将女英雄赵一曼当年要他转告的这一番话一吐为快地向世人公布。也许他自感不久将不在人世，有必要留下当年这遗憾的一幕，供后人探讨。然而，二萧早已作古。我们已无法获知他们心中在想些什么了。
赵一曼要方未艾转告的话中所说的“自由”，是她一生都为之奋斗的理想，也就是共产党人的共同理想-追求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的自由。而对于二萧来说，无论是萧红，还是萧军，追求的则是他（她）一生渴望的自由，首先是个体的自由，最终是民族的自由，普天下人的自由。
遗憾的是，两位追求自由的优秀女性，没能在她们生前实现心灵的沟通。但是有意思的是，两位女性都来自于封建闭塞的富庶家庭。两人都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而祭起反封建的大旗。两人都是刚满20岁那年，选择了背叛封建家庭出走的道路。尽管以后两人所走的道路不尽相同，而且，赵一曼年长萧红6岁。
还有一点是相同的，两人在青少年时代都喜爱上了鲁迅的著作。
1934年的初冬时分，得以逃脱不容于他们生存的伪满洲国，萧红萧军来到青岛，继而来到上海鲁迅身边。萧红与萧军获得鲁迅先生信任的唯一礼品，正是萧红在青岛最终完成反映沦陷区人民不甘压迫和做亡国奴而拿起武器反抗日本侵略的战斗小说《生死场》，鲁迅先生于百忙中读完了悄吟的这部小说。在后来为其出版时所撰写的序言中，鲁迅力拔千钧地写道：
……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确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毫无所得。
鲁迅先生最后号召道：
……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勇气。
毋庸置疑，正是得益于鲁迅的作序和大力举荐，很快，萧红成为左翼文坛上一位有影响的女作家。无论是萧红《生死场》中所描绘的失去了家园的农民对侵略者的反抗，是何等的真实而又生动：“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声，飘着光带”（胡风语），还是她由此步入了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左翼文坛洪流，无不印证了赵一曼要方未艾转告二萧的那句千真万确的叮嘱：“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作战力量大。”
而一代才女萧红最终以31岁英年不幸夭逝，除去战乱和身体健康原因外，不能不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她是一只孤雁。脱却了战斗的团体，一味地追求寂孤的自由和清静，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后来的实践印证了这一点。
就在萧红不断受到鲁迅的帮助、教诲，成长为左翼文坛和20世纪中国文坛一位优秀女作家时，同样喜爱阅读鲁迅著作的赵一曼，英姿飒爽，横枪立马地走上率兵抗日的白山黑水第一线……
从巴山蜀水走出来的赵一曼，没有萧红历经的那么多坎坷，无论是婚姻，还是其他。同时，她还缺少那个时代新女性的浪漫。她反抗封建家庭成功后，在21岁那年-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入大革命中心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4月12日，独夫民贼蒋介石背弃孙中山遗训，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展开大屠杀后，赵一曼被组织选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年后学成回国。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将她派遣到东北工作。当萧红依偎在鲁迅身边重温祖父般慈爱并且迅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时，赵一曼却来到白雪皑皑的深山老林中的珠河游击区（今尚志市），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北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即不久后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抗日名将。此时此刻的赵一曼，虽然没有条件再来阅读鲁迅先生那匕首一般向旧社会、侵略者宣战的檄文，也无法读到经鲁迅先生亲为作序、走红左翼文坛和抗战文艺的萧红的《生死场》。而在她转战白山黑水率领的抗日指战员中，就有萧红笔下那些质朴而又深怀民族大义为祖国和黑土地浴血奋战的农民，一群不再是原生态而是提高了觉悟的农民。
1935年11月22日，在距萧红故乡百多里遥远的珠河，冒着零下二三十度严寒，刚满30岁的赵一曼在与步步“围剿”而来的日伪军英勇作战中又一次受伤被俘。次年8月2日，在珠河，没能从其口中获得一字半句真情的日寇，残忍地杀害了她。
临就义前一刻，赵一曼用受伤的手留下了自被捕以来的第一幅字，也是最后的字。令侵略者失望的是，这字是留给她幼小的儿子的。
慑于一个伟大母亲的尊严，同样有着自己后代的日寇，将它译成日文保存下来，装入了他们的档案。令侵略者大为不解，也不得不敬佩万分的是，在长达14年东北人民反抗他们入侵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从赵一曼到杨靖宇，从杨靖宇到后来的赵尚志，这些用共产主义理想熏陶出来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将领，没有一个低下他们作为中国人的高贵头颅。赵一曼留下的给幼儿的字条如下：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作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在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为着自由，赵一曼牺牲在了敌人的屠刀下。若萧红生前能看到赵一曼留下的这张充满伟大母爱充满民族气节的纸条，肯定会泪湿满襟，为她后来筹划的《红楼》增添一个光辉灿烂的女共产党人、新女性的形象。
赵一曼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萧红不幸贫病交加夭逝于日寇铁蹄占领下的香港，巧的是，两人逝世的年龄都是31岁。一个死得壮烈无比，一个死得痛苦不堪。两人都留下了最后的文字，即将告别人世已经很难说话的萧红，在病榻上挣扎着从骆宾基手中接过笔，写下了她的最后一束文字：“我将与蓝天碧水永驻，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赵一曼是“为祖国而牺牲的”，萧红则遗憾“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两位自由女神临终前都是大气得很。她们在心底里也许会呼喊：祖国万岁！自由万岁！
读了她们的临终文字，作为后人的我们也许不会觉得那么遗憾了：在20世纪的中国，这一文一武两位女性的心是相通的，尽管她们相遇而不曾相谈……
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说得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英姿飒爽的抗日名将赵一曼的身上，在文坛多情才女萧红的身上，她们是双双实践了裴多菲的这个人生格言的。
《王阿嫂的死》描写了勤劳善良的寡妇、雇工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里既有萧红幼小时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村雇农生活的所见所闻，也同写作时东北的大气候有关。“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占了东三省，民族的和阶级的压迫将东北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推向了绝境，这给萧红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萧红的第一篇小说是写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也可以这么说，萧红这个旷世才女的文学创作生涯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紧密地同全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
《王阿嫂的死》发表后，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并得到了征文奖金。这使得萧红大大增强了信心和勇气，在同志加爱侣萧军的关怀和鼓励下，萧红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生涯。之后，她便以“悄吟”、“田娣”等笔名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同年初秋，《夜哨》文艺周刊在长春的《大同报》创刊，从这一年8月6日到12月24日出刊的《夜哨》上，几乎每期都登有萧红的作品：小说《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烦扰的一日》；散文《小黑狗》、《渺茫中》；诗《八月天》等。
萧军因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了知名作家，结识了很多人，除了方靖远、北杨、黄吟秋、侯小古等，还有很多反满抗日的朋友（其中不少人是中共党员），他们是：金剑啸（巴莱）、傅洛虹（罗烽）、刘莉（白朗）、李村哲（本名李书堂，笔名黑人、舒群，此外，还用过李春阳、李旭东等名字）、张少岩（金人）、杨莹叔（杨朔）、梁山丁（邓立）、唐达秋（林珏）、张文蔚、刘昨非、冯咏秋、鲁少曾、白涛、王关石、关大为、温佩筠、张洁莲、黄之明（黄田）、袁时洁等人。他们团结一致开展抗日活动，活动地点是“牵牛房”。牵牛房是黄之明的家，因在门前种了很多牵牛花缠满房子而得名。
牵牛房，是袁时洁（袁淑奇）和黄之明（黄田）夫妇的家，地点在哈尔滨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的一个大院内，袁、黄的家近大门附近。他们的住房甚是宽敞，门窗朝南，屋内客厅、卧室、书房、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这在当时的哈尔滨来讲，够奢侈的了。这是因为黄之明是一个白皮红心的人物-明里，他是哈尔滨香坊警署的一名警佐，而暗里，则是一名活跃而又坚定的地下抗日分子。后来二萧被迫逃离哈尔滨南下，其盘缠及在青岛、上海初期的生活，黄之明均慷慨解囊相助，二萧能够立足并享誉文坛自有他不可抹杀的一份功劳。
黄家客厅有两个朝南的大窗户，两窗之间安有一个大写字台，上面放些文房四宝，多是画具等。客厅的中央安放着一张方桌，桌子四周放有六七把椅子。由于房子正面门窗对着大院进出口，这对于前来聚会的地下抗日分子十分不方便，于是，袁、黄夫妇俩便在窗前种了许多牵牛花。这样一来，他们的房舍不仅有了美的装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遮挡住进出大院的人们向室内张望的好奇目光。
牵牛花盛开的季节，也正是地下抗日分子活动最为活跃的季节，粉白色、红白色和紫里透白的牵牛花，爬满了房子四周的窗户和风斗门，甚是令人赏心悦目，于是，黄之明兴致勃勃地提议这座房子叫做“牵牛房”，得到了大家响应。
当时常来牵牛房的二萧，虽是“职业作家”，但却是所有牵牛房客人中最贫穷的一对夫妇，他们常常饿着肚子前来聚会。刚刚脱离苦海的萧红思想进步很快，她对袁时洁说：“一个女人要想翻身，必须自己站起来，参加革命事业，不给男人当‘文明棍’，不给男人当‘巴儿狗’。”
常来牵牛房的还有一对在学校任教员的夫妇，男的姓孙。他们经常在客人稀少的时候来牵牛房做客，每次来时，都要交给主人几张刊印共产党领导的“东山里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寇胜利消息的油印抗日宣传品。袁、黄夫妇阅读完刊有胜利消息的宣传品后，又转给了其他人阅读。每当牵牛房聚会人数较多时，袁时洁就抱着邻居的小孩站在窗前望风。而在屋里客厅的方桌上常常放有瓜子、糖果、花生之类的吃食，有时人们一边议事，一边打扑克、麻将，以此作掩护。
后来，二萧逃亡南下了（舒群早在这之前去了青岛），罗烽、白朗也南下逃亡，金剑啸被捕遭日寇残酷杀害。由于牵牛房的影响，袁时洁、黄之明夫妇也流落到了天津。到了后来，在全民族日益高涨的抗日声浪中，当年牵牛房的女主人袁时洁毅然舍弃小家庭，只身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并于次年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先后在边区政府和国统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民航总局工作到离休。在袁时洁奔赴延安后，黄田是“牵牛房”所有人员中唯一真正从艺的人，先后在上海、重庆当演员，后病故。
萧军是在与萧红结合后不久，在一个饭馆里认识金剑啸的。那时的金剑啸早在几年前的上海北国社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在一个俄国人办的公证人事务所里做文牍员。金剑啸原名金承载，号培之，剑啸和巴莱是他的笔名，朝鲜族人。金剑啸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对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均有一定的造诣。不久，通过萧军的介绍，金剑啸也认识了萧红。从此以后，金剑啸经常来到商市街25号二萧的家中，请萧红帮他刻蜡版、画插图、抄写地下党的刊物-反满抗日的油印小报《东北民众报》，而所有与之有关的工具，如钢板、铁笔、蜡纸就藏在萧家的柴堆里。
这一年的11月下旬，为救济哈尔滨的水灾难民，金剑啸一手发起举办了“维纳斯助赈画展”，他的作品有《地下的火焰》、《五一的日子》、《从地下来》、《松花江雪景图》等。同时展出的还有白涛、冯咏秋、王关石等人的国画、油画、素描等。萧红除了积极参加筹备和组织工作外，还送了自己画的两幅粉墨画参展。这两幅属于普罗艺术范畴的粉墨画，一幅是两根萝卜；另一幅是一双被萧军练武时穿破了后跟的牛皮鞋和东北特有的大众食品-带刀切花边的“杠子头”（即硬面火烧，这是二萧平时的主食之一）。萧军不会画画，写了一篇《一勺之水》的短文，刊登在11月20日这一天的哈尔滨《五日画报》的《维纳斯助赈画展》专页上作为介绍和宣传。画展结束后，金剑啸又一手发起成立了“维纳斯画会”，萧军与萧红都参加了。
经黑人（后沿用名为舒群至逝世。他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即于哈尔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不日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成为第三国际的情报人员。哈尔滨沦陷后，他转入地下工作）介绍，萧军认识了黑人在东北商船学校就学时的同学、中共地下党员傅天飞。“九一八”事变以后，傅天飞与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一起在吉林磐石一带领导了中国最早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大约是在1933年的春夏之间，傅天飞忽然来到哈尔滨舒群暂住的商报馆，向舒群提供了一份极为珍贵的抗日资料-磐石游击队从小到大、进而不断发展的过程。傅天飞生动艺术地描绘了磐石游击队惊天动地的战斗，以及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大无畏的精神，淋漓尽致地讲了一天一夜。据舒群后来回忆，傅天飞在讲完后说明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留下两部“腹稿”，万一将来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剩下的那个就可以完成这部壮丽的抗日游击史诗。舒群听完后，考虑到当时环境的异常险恶-当时舒群作为“第三国际”的情报人员，随时都有被日本占领军和伪满当局逮捕和杀头的危险，决定将这部“腹稿”转赠给当时在文坛上已崭露头角的萧军，并亲邀傅天飞向萧军讲述。为此，傅天飞曾几次前往商市街25号，向萧军详谈了游击队的种种情况，使得萧军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与日寇和伪满统治者浴血奋战的事实，这给了萧军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为此，萧军决心以东北磐石一带抗日游击队（即杨靖宇将军领导的红三十二军）及已掌握的黑龙江汤原县抗日民主联军第六军的事迹为主要题材，加上自己前几年的军旅生活经历和图谋发动抗日武装队伍未果的事件，经过艺术加工，写出一部反映东北人民组成的“人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战、抗日救亡的小说。就萧军当时的愿望，是把它当做一件“政治宣传品”来写的，目的是唤起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一份良知和民族自尊心，为现实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无论是萧军，还是讲述故事的傅天飞以及转赠“腹稿”的舒群，还有默默地在一旁尽些微末之力和旁听的萧红，谁也不曾想到萧军将要创作的小说，会在四年后开始的全民族的救亡运动中成为一部被伟大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人共同赞誉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
有关当时傅天飞向萧军讲述这部壮丽史诗的情景，萧红在《商市街》之《生人》一节中这样入木三分地描绘道：
来了一个稀奇的客人，我照样在厨房里煎着饼，因为正是预备晚饭的时候。饼煎得糊烂了半块，有的竟烧着起来，冒着烟，一边煎着饼一边跑到屋里去听他们的谈话，我忘记我是在预备饭，所以在晚饭桌上那些饼很不好吃，我去买面包来吃。
他们的谈话还没有谈完，于是碗筷我也不能去洗，就呆站在门边不动。
……
这全是很沉痛的谈话！有时也夹着笑声，那个人是从磐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
关于傅天飞，萧红写道：我只记住他是很红的脸。
大约是从1933年春天开始，萧军开始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在《跋涉》一书出版时扉页上所作的预告，仅仅是一部六万字的中篇），为防敌伪人员的耳目，萧军为这部长篇小说起了一个比较平常、不引人注意的名字-《八月的乡村》。
历史当事人、著名左翼作家、后来在延安受毛泽东之命与周扬一起协助起草延安文艺座谈会出席者名单的舒群，于1980年夏秋间写就的《早年的影-忆天飞念抗联烈士》的回忆文章中，翔实地回顾了半个世纪前有关转让腹稿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切。舒群写道：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全市人民抗日的气势、情绪，高涨、沸腾起来；紧跟着，党领导的、自发的抗日活动爆发：集会、结队、游行、示威、演讲、宣传、号召团结，鼓吹武装，誓死保卫哈尔滨，大大显示了人民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并且，大骂“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不抵抗”的张学良，尤其是那个阴谋诡计多端的日本军事大特务土肥原-八一五后尾随东条英机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决绞刑（秋石注：舒群这个说法有误。东条英机不是被纽伦堡国际法庭而是被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开庭时间也有先后。纽伦堡审判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进行。它的全称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由苏、美、英、法四个战时同盟国的法官组成。其审判对象是23名纳粹“主要战争罪犯”。而主持东京大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进行。历时两年半，其间进行了818次开庭审判，几乎每天一堂庭审。该法庭由美、中、英、苏、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国组成。中国大法官为梅汝璈，首席检察官为向哲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起诉日本甲级战犯28名，包括主持制定侵略中国政策的前首相东条英机，和策划皇姑屯爆炸案、“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土肥原，以及发动“八一三”南中国战火和南京大屠杀的总元凶松井石根等），上绞刑架了吧？
这之间，我已经辞退航务局的翻译职务，准备参加义勇军去了。我忙，天飞更忙，屡屡见面，每每匆匆告别，彼此都再没有从前那么从容不迫了。
有一次，他找到我，是道里警察街还是南岗八乍市，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携带一个包袱。
“…我找你，是要你帮我个忙……”
“…什么忙……”
他打开包袱，从中拿出一捆纸张给了我。
“…你看看就知道了……”
“…我已经知道了……”
“…行吗……”
“…行……”
“…最好撒在秋林、同发隆、大罗新、同记市场哪个地方……随便你吧……”
我记不得撒在哪个地方，则记得当时引起的一个想头：我在阅览室看的标语传单，一定是他搁的；那么，那时候他就有了组织关系和革命活动……可是，我没有问过他。后来，我参加革命参加党，也没有问过他。后来，我们两人、双方都在遵守党的纪律，互相从未打通过组织关系。我从开始认识他起，从猜测到确信他是团员或党员，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入团入党、在团内党内担任过一些什么工作职务。直到最近，我才得读到关沫南《忆作家林珏》（《长春》1980.5）说他曾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顾名思义地揣测起来，就该正是这一年、或包括这一年之前的若干时间在内了。
在松花江临近封江停航的一日下午，我们在道里江边突然碰见。他握着我的手，跟我说话，比往日更亲些，我觉得他的话里有一股甘甜的味道似的。
“…你在做啥？”
“我参加了义勇军……”
“啥义勇军？谁组织的？”
“学生义勇军，车凌云组织的……”
“他是干啥的？”
“九一八后，一中增加军训，新聘的军事教官。”
“你了解他吗？”
“我只知道他是一面坡人，家是大地主。他本人当过东北军军官，是连长还是营长……”
“他是日本人进沈阳溃散的，还是早期退伍的？”
“不知道。”
“义勇军的领导人，是最重要的……可能，成败的关键就在他……”
他站的高、望的远；过后事实证明他的高见、远见的正确。的确，我是比不得他的。
“…我也打算去弄武装……咱们有一天，有一天抗日胜利会师，胜利会师……”
我们这次碰面到分手，我是记得比较清楚的；恍惚之间，仿佛过去不几天似的。假如按小说的写法，我还能把他描写几页稿纸；被冷冷的江风吹着的他，手心的温热，笑脸的情深，红晕的鲜艳……而这一切并无女性感。
我带着一身热血，满脑子幻想参加了义勇军，而义勇军的“个人领导无方”，使我失望。一九三二春，我从山林退伍回到哈尔滨，参加“第三国际”，埋头于情报工作。这种工作，要我经常往外跑，在到处日本旗和伪满旗（一面黄的左上角是红蓝白黑）的旗下，在一片铁蹄和木屐的声中，面迎着敌人明晃的刀丛和暗藏的军火库，独自化装、蒙混、诡谲、日夜长途潜行，跑遍北满，哈市停留的时间，亦即有限；并要我保持高度警惕、高度机密，以致我出头露面少了，与人来往少了，甚至个人兴趣也少了，连国联调查团的莅临、马占山的反正也引不起什么幻觉了。但是，我念念不忘天飞，而且，我知道天飞跟杨靖宇到磐石游击队去了。（在这里注一笔：我一贯认为抗联前期的磐石游击队是杨靖宇、傅天飞等同志创建的。但去年从一位同志手边看到当初“第三国际”的领导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哈尔滨公安局外事处处长杨佐清同志遗稿《风起磐石》，我才得悉他曾经是最初按满洲省委的指示而组织磐石游击队的创始人，而杨靖宇等同志是在他负伤之后接替他的工作的。）这是他亲自告诉我的，还是经别人透露我的，弄不清了。左右这一年我与他见面少，究竟见过面没有？我也不敢说定，横竖似有似无，若真若假……松花江决堤，哈尔滨涨大水的时候，他似乎给我留过一点儿音容笑貌的印象，而细细追究一下，又来无踪去无影了……暂且存下空白，待我一旦记忆复明，另外再补这个缺。
一九三三年春夏之间的一天，天飞忽然闯进我暂住的商报馆。这个报馆是民办的，社长兼经理再兼跑腿的是个疤瘌眼儿，总编辑是个大烟鬼，他们同心协力靠在市面活动，招揽（哀求）商家广告度日。每日每人分享广告费，有多多分，有少少分，三五角，块儿八角。不管分多分少，他俩总在和睦相处，从未闹过争吵；看来，他俩的心眼儿好使，是能一秉大公的。社长分得的钱都吃喝了，脸儿红彤彤的。总编辑捞着的钱都喷云吐雾了；饭呢？他向经理讨着吃，因为经理持的饭还是要靠他的笔杆的。我同他们闹笑话，叫他们是讨饭的，办得是讨饭报馆。话虽这么说着玩，但我要感谢他们对我的厚道、同情和帮助。这期间，我从外地回来，临时住在这花子店。天飞这位不速之客的现身，真使我喜出望外。看的出，他刚洗过澡，剪过头、换过存放已久的长衣、褶褶棱棱那么显眼。他一见到我，就把我搂抱起来。
“…哎呀……哎呀……老弟、老同学……咱们多久不见了，多久不见了……你可把我找坏了。多少次找你，一次又一次找你，都找不见你呵……这一次，我找遍工大、法大、温家、肖家……找‘美男子’也找不到，幸而找到了一只‘虎’，今天总算找到了你，找到了你……”
“美男子”-申云龙，我的朋友，九一八前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学生，当时学生界多以此称之。‘虎’者，即‘五虎将’之一-萧淑苓。在一九二九年中国第一次全国运动会上，除肖外，尚有孙桂云、刘静贞、吴梅先、王渊，全包短跑冠亚军，被称为哈尔滨“五虎将”而驰名全国。因她们与我们同系当代学生，故闻之倍感亲切，而沿用其美称。特别是淑苓，其兄梦田和我同属一中同班同学，而与我极为友善，几经近半百年头，前年她病逝于北京。
“…我想你……你也把我想坏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今天会来，万万想不到……”
我让他坐在晃晃悠悠的凳上，跟大烟鬼讨了一捏茶，泡了一壶，搁在晃晃悠悠的桌上，算是我对老兄老同学的招待。他喝着茶品着茶，赞美着茶；显然，他长久没有尝过茶的滋味了。
“听说你工作忙得很，紧张得很，是那样吗？”
“忙也忙些，倒是紧张，老实说，紧张得很，紧张得很……”
“你没有功夫弄文学了吧？”
“没有了，有也不多了。你呢？你比我更糟了吧？”
“咱们俩的处境，有所不同，又有所同，同是处在这个残酷的时代，这个严厉的环境，干革命就弄不了文学，弄文学就干不了革命，二者不可兼得，是这样吧？”
“是这样，完全是这样……”
“不过，这是暂时的，暂时的……咱们还是要想到将来，将来……所以我特意给你带来一份礼物-一份宝贵材料……”
我伸出手去，等着接他的“宝贵材料”；而他以腆默的笑脸，指了指自己的腹部。
“腹稿……”
“腹稿”？触动我的激情，加重我的压力。我原来就装着一肚子“腹稿”-口供，是准备随时随地被捕，对付敌伪法庭用的。这类东西，日积月累，早把我的脑筋搅烂糊了。而他的“腹稿”，却是磐石游击队的史诗。我劝他保留着，以便将来他自己从事创作之用；因为他喜爱文学，他的文学修养比我好，还给我修改过诗文呢。可是，我看到他神色骤变，表示不以为然。
“我说错了吗？”
“错了、错了……你想想，咱们两个人，两份腹稿，要保险得多……注意，我说的是‘保险’……万一……万一你我一个……将来总能剩下一个人，一份腹稿……”
“噢，我明白了……”
于是，他讲起他的“腹稿”：磐石游击队从小到扩大到大发展的过程，生动地艺术地描摹了惊天动地的激烈战斗，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大无畏精神，凡此种种，他讲得淋漓尽致，讲了一天又一夜。
然而，我没有按他说的办，把他的“腹稿”转给了萧军，并邀他亲自前去重新讲了一遍。以后，萧军写了《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所写的“革命军在磐石”，亦是沾其余光的。
与此同时，根据悄吟亲口叙述的故事-她16岁时在哈尔滨上学的情况，萧军开始了中篇小说《涓涓》的创作（同《八月的乡村》一样，也在《跋涉》一书的扉页上作了预告，初时也为六万字），每天在《国际协报》的副刊《国际公园》上进行连载，后因故中止。二萧流亡到青岛后，又在《青岛晨报》连载了一段时间，而其结尾部分却是在鲁迅的亲切鼓励下得以在上海完成的，并在上海出版了单行本。
在萧军和众多朋友们的经常勉励下，萧红的文学天才很快就显露了出来。自1932年底到1934年6月被迫南下流亡，她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大同报大同俱乐部》、《大同报夜哨》等各种报刊上先后创作发表了《幻觉》、《弃儿》、《腿上的绑带》、《太太与西瓜》、《两个青蛙》、《八月天》、《哑老人》、《叶子》、《清晨的马路上》、《渺茫中》、《镀金的学说》、《破落之街》、《出嫁》等。
1933年7月，由金剑啸发起组织了“星星剧团”（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金剑啸任导演兼舞台设计，罗烽负责剧团的一切事务性工作，三郎、悄吟、刘莉、洛虹、黑人、白涛、徐志等都是团员。
在此期间，剧团共排演了三个短剧：一个是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居住二楼的人》（又名《小偷》），萧军扮演一个受律师诬陷而被迫当了小偷的杰姆，白朗演律师太太。第二个是女作家白薇的独幕剧《娘姨》，萧红饰一个生病的老妇，舒群扮一个家庭主妇的丈夫。第三个则是张沫元的《一代不如一代》，后来失踪的徐志扮演剧中的主人公。他们先是在道里三道街的民众教育馆排练，更多的则是在“牵牛房”排练。“牵牛房”主人袁时洁后来这样回忆道：“记得有一天晚上八点多钟，悄吟、三郎，刘莉、傅乃琦（罗烽）两对夫妇来到‘牵牛房’，悄吟一进门就对我说：‘今天我们来是有任务的，要在这里排剧。’悄吟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着近两天来排剧的情况，客厅里的其他人一边说笑着，一边在摆桌子椅子，准备排演一个剧本《小偷》……据悄吟说，最初排演时，每当三郎举起手枪对着律师太太，要她‘举起手来！’时，刘莉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破坏了戏剧的真实性。这是最有趣的事。”
《小偷》排了三个月，就要准备上演了，可是为他们提供排练和最后演出场所的民众教育馆馆长，竟然厚颜无耻地要求他们在9月15日“满洲国”的成立纪念日上演以示庆祝。对此，他们坚决地给予了拒绝。于是，民众教育馆也就不再借给他们画室和舞台，也不再供给他们印剧本的纸张和喝的开水了。他们转而与其他影剧院接洽也始终未能成功。就在这同一时刻，一个名叫徐志的团员被捕了，剧团也由此解散了。画会同时失去了场所。
这一年的7月间，与萧军当年在沈阳认识的陈华，从长春来到了哈尔滨，他约请萧军为他主编的长春《大同报》将要创办的另一个副刊组稿。悄吟脑子活动非常快-她给这个要创办的副刊起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刊名：《夜哨》。
《夜哨》取黑夜间的岗哨之意，于同年的8月6日创刊，每周一次。原来在每日出刊的《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上，也经常刊载三郎和悄吟的作品。《夜哨》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自然早已被日伪特务看在了眼中，纳入了“可疑”和反满抗日、破坏“大东亚秩序共荣圈”的范畴。他们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扼杀这个抗日的前沿“岗哨”。果然，这个时机来了-《夜哨》出到半年左右时，由于刊登了一位名叫李文光的读者所写的一篇揭露日军在农村暴行的文章，于是被勒令停刊了。陈华也被迫离职，潜逃前他写信通知萧军做好准备，日本特务、宪兵很有可能前来哈尔滨他们的家中搜查，这是因为，载有作者通讯录地址的本子被日伪特务搜去了。
上述是萧军的晚年回忆。
据考证及查阅当时出版的《大同报》，包括经《大同报》编辑陈华介绍因而与萧军相识相交的老作家梁山丁在萧军逝世后的回忆，以及同笔者的叙谈回答问题时，均未提及《夜哨》停刊系因“旗帜鲜明”反抗日寇暴行所致。
关于《夜哨》周刊停刊的真实原因，据铁峰先生查证，是因《夜哨》周刊不能使编辑陈华满意。对此，萧军本人在1933年10月1日出版的《夜哨》第7期上发表的《一天杂碎》的文章中说：陈华在来信中指责他为什么长久不写文章，并要“解散夜哨”，同时说明解散的原因是因“三郎始勤终惰，半路抽条”。当出到第18期（实为21期，另有创刊号和6、14两期刊号重复）时，陈华决定将《夜哨》停刊。他在《夜哨绝响》一文中说：
因为满洲尚缺少几个有生气的文艺副刊，于是由几个人的努力，想要以新姿容来同人们会会面。五个月前的一个早晨《夜哨》于是同诸位会面了。五个月后，《夜哨》长得越来越不像孩子样，既招不来好的外股来助威，以前使劲那几个人又觉得这孩子长得不合自己意思，都懒得再拿心血变成的奶去喂，再不然就拿些旁人都不敢吃的东西塞来试试。于是孩子更瘦了，瘦了！瘦了还能叫唤吗？或者自己本身还要旁人的呼啸吧！那么赶紧堵住自己的嘴不要耽搁善意的旁人还更好些。以前是拙著的以《生命的力》作开端，现在以《夜哨绝响》作终结，全始全终。
由此可见，《夜哨》停刊是因为质量低下而不是因为政治问题。
据查，不仅萧军本人没有在《夜哨》上发表过有关日本兵在农村强奸妇女的文章，其他人包括“李文光”在内均没在《夜哨》上发表过类似内容的文章。陈华在《夜哨》停刊时并没被解职或“离职”，一直到二萧被迫出逃时，他仍在《大同报》任副刊《大同俱乐部》的编辑。直至在二萧抵达青岛后的次月，陈华才去沈阳另谋他职。他走后由虚生（孙陵）接替他任《大同报大同俱乐部》的编辑。
附带说明的是，《夜哨》停刊后，二萧又在白朗主编的《国际协报》的副刊上创办了《文艺周刊》。为了不让读者看出他们仍是《夜哨》的班底，一个个都改换了笔名，萧红改署名田娣，萧军则改为田倪。
也就在这同一时期，二萧共同生活的结晶-第一本小说散文集很快就要面世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筹措，在同志和朋友们你五元我十元的资助下-最后不足的30元，是由黑人也就是共产党员舒群用当掉母亲的一个祖传金器换来的钱代付的，两人各选了一些文章，在《五日画报》印刷社社长王岐山的帮助下秘密印刷，这本集子由萧军起名为《跋涉》，意即为在伪满日本占领军的残酷统治下，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志士、老百姓艰难地反抗、跋涉的过程。其中一些作品如《下等人》就直接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日伪的走狗。小说描写被日伪压榨逼迫至极的人民操起刀斧与敌人开展斗争。在具有永不屈服于奴隶地位的工人骨干于四被捕后的一个深夜，他的同样不甘沉沦的战友们联合在了一起，严惩了汉奸、警署警员王国权。小说写到最后，当这个无时无刻不在寻思多抓几个抗日志士向日寇邀功来换取官衔、洋房、美女的狗汉奸，醉醺醺地哼着Y荡小调，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几个早已等候在此的“黑影”顿时围了上来，“一柄斧头，是准确的吻入了国权的小头颅。在国权这一刹的清明中，他似乎看见倚在墙根的一个架了拐杖的人这样说：‘我们全是下等人-祝你好！’”
《跋涉》共收有两人的11篇散文与小说，其中，萧军的为6篇，它们是：《桃色的线》、《烛心》、《孤雏》、《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悄吟的是5篇：代表作是《王阿嫂的死》，此外还有《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和《夜风》等。
当书还在印刷厂印刷的时候，悄吟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跑进了印刷厂去观看。当她看到折叠得十分整齐的即将完工的册子，心里边比儿时母亲为她做一件新衣裳更是欢喜。她又来到排铅字的工人身旁，瞥见他手下按住的是一个题目，很大的方块形铅字-那正是悄吟的《夜风》。
从印刷厂出来，三郎请她吃了一顿俄国包子，说是为着庆祝《跋涉》即将问世的。她则到柜台跟前要了最廉价的两小杯“俄特克”饮料酒，这是悄吟回请三郎的，同样是为了《跋涉》的即将出版。
吃完包子，喝完“俄特克”，两人又来到江边，花一角五分钱租了一条船划到江中的沙滩，在江中洗了一个澡。结果，三郎的衬衣被江水冲走了，却追回来一条死去的白鱼。晚上，两人就用这条死鱼打了一个牙祭。
也许有读者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当年，萧军与萧红的生活来源是什么？诚然，他们住的铁路局王处长家的两间小偏厦，是用萧军教其八岁儿子国文与武术换取的。那么，他们平时的生活，又是靠什么解决的呢？特别是到了后期，二萧还要参加“牵牛房”的地下抗日宣传活动，又有那么多的时间在外游逛，也不见他们有职业呀！长期以来，有关这个问题，包括笔者在内，没有哪一位传记作者注意到这个问题。近日获赠罗烽女儿金玉良撰写的《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一书，阅读后方才解开了这个谜。在该书第十二章《风风火火闹滨江》中，作者援引白朗生前回忆告诉我们：在当时的哈尔滨给报纸副刊投稿，一般情况下都是不给稿费的。而在“牵牛房”参加活动的一干人中，多数人都有一定的职业（其中金人和林珏是学生，没有家室之累，自然也不存在什么温饱的问题），唯独只有二萧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好在二萧经常给《国际协报》副刊投稿，且命中率又高-几乎篇篇皆中，而且还深受读者欢迎。于是，已在该报主持副刊工作的白朗，向老同盟会员出身的该报社长兼主笔张复生请示并得到批准，以“本报特约记者”的名义，每月发给二萧每人20元钱。这在当时的哈尔滨，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农历八月十四，正当千家万户准备过中秋节的时候，三郎、悄吟又一起来到印刷厂，和装订工人一起装订了一整天的《跋涉》。
三郎出去叫来了一部斗车，装上一百本《跋涉》，迎着夕阳拉回到了商市街的家中。
当萧红手捧着这黄底红字封面的毛边纸书时，她不时地嗅着那还未干透的油墨飘香，亲吻着由萧军亲笔书写的“跋涉”，以及龙飞凤舞的“三郎悄吟1933”的字样，心中情不自禁地升腾起了万般柔情。她-悄吟、张乃莹的小说和散文，他-救命恩人加文学引路人三郎-萧军的小说和散文印在了同一本书中。尽管这本书是那样的简陋又不起眼，然而，令她格外欣慰的是：她的名字、他的名字肩挨肩地站立在封面上，如同他诗中所云“朝来犹傍并头枝”，“一是双双悄倚肩”！一时间，悄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富有的人了。
然而，《跋涉》刚出版时的那种兴奋不已的心情很快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恐怖，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主售《跋涉》的同发隆商场首先传出了噩耗：《跋涉》遭到了日伪特务机关的查禁-被没收销毁了大部分。这样一来，二萧的处境顿时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不断有关于日伪特务机关捕人杀人的消息传来，也不时有人跑到商市街25号，向二萧发出这样或那样的警告。
有关《跋涉》在当时的影响，有一篇题为《满洲新文学的踪迹》的文章（作者：秋萤，刊1937年7月出版的《明明》杂志第1卷第6期）写道：
我们先以国际都市的哈尔滨做中心来观察，在这个都市里是很可能的找出几个优秀的作家来，如果以奉天与哈尔滨的文学比较，那么哈尔滨的文学确实是高出于奉天。这北地的作家们，都能刻实的，不夸诞的，去忠实的写作……在当时最杰出的作家当首推三郎夫妇，自从他们的小说集《跋涉》出版了以后，不但在北满，而且轰动了整个满洲的文坛，受到读者们潮水般的好评，这册书一直保持到现在，还为一些人称颂不绝的。作者的每篇创作绝不是一些想象出来的故事，我们看出作者是在现实的油锅里熬炼过的青年，自有他生活的经验，所以从作者笔尖滑下来的，是人生奋斗血汗的点滴……悄吟的小说，在某一点来说，似乎有比三郎高出之处（这个分析和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以后在上海，在武汉，人们都是这样评价二萧作品的-秋石注），《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都是很好的作品，至于作者描写的洁净细致，也有相当的独到之处。
姚远于1946年1月1日出版的《东北文学》创刊号上发表的《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一文中也首推《跋涉》，同时他还指出：“在东北的女性作家中，严格的说起来，该是这样的：1.悄吟（萧红），2.梅娘（敏子），3.吴瑛（瑛娘）。”
在这段时间里，二萧走在路上心底里也是紧张的，尤其是萧红。假如有人走在萧红的后面，不等那人注意她，她就先注意到那个人，觉得街灯也变了颜色。当知道剧团里有人被捕了，他们就赶忙回来，紧张地整理箱子。高尔基的照片不用说是烧掉了，就连写有“他妈的满洲国”字样的吸墨纸也给烧掉了。桌子上摆起了古籍书，如《离骚》、《李后主词话》、《石达开日记》等。大门外，也时不时有穿着高腰皮靴酷似日本人模样的人盘旋的影子。这时候的家中比去年要“富足”得多，壁上的木格内摆放着装满了盐的盐罐、酱油瓶、醋瓶、香油瓶、糖罐等。此外还有一大罐在凡人眼中似是奢侈的肉酱和一包大海米，墙角则堆放着米袋和面袋。然而，由于时局的恶化，命运的多舛，萧红却认为：“这一些并不感觉到满足，用肉酱拌面吃，倒不如去年就着开水用面包醮盐吃心中舒坦。”
二萧几经斟酌，做出了“走”的最终决定。
一想到走，萧红的心底里是既兴奋又伤感，要知道，就萧军的本意来说，他是准备与地下党军委的领导同志北杨一起去磐石游击队打日本鬼子的，可每当萧军一念及体弱多病又没有什么生活能力的萧红，他就不由自主地会犹豫起来：他把她从水深火热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又怎能忍心把她推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去呢！他心底里实在是放不下她啊！
然而，国破，家又安在？
春寒料峭的一天，北杨突然来到了商市街25号他们的家中。那天，北杨戴了一副能遮盖住大半边脸面的特大口罩，一进门，他便要萧红到大门外去张望张望，看看可有什么可疑的人在徘徊？
待到萧红到大门外后，北杨把口罩掀下来，萧军看了不禁吓了一跳，只见他的整个脸是浮肿的，一只眼睛半封闭着。萧军关切地问道：
“北杨，你这是咋搞的，是病了吗？”
“没什么-”
“那又为什么戴口罩？”
“慢慢再说，先给我弄点吃的。”
这时候，萧红回来了，她默默地摇了摇头，表示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萧军吩咐让萧红到大门外对面的小商铺子里买一块面包、一些香肠和一瓶啤酒。
“我要走了。”稍稍平静一些的北杨说道。
“到哪里去？”
“去磐石游击队。”北杨轻轻地抚摸着肿胀了的脸颊，回答道。
“为什么？”
“是组织上的决定。”劫后余生的北杨向萧军说开了原委，“昨天，我被日本宪兵队弄了去，给狠揍了一顿。他们没能从我身上翻出什么东西来，又不甘心就此歇手。因为我会日语，我就说是教日语的，他们关了我一夜就放了。可我再也不能在哈尔滨待下去了。”
萧红买回了面包、肠和啤酒，北杨狼吞虎咽地喝着、吃着，很快就吃喝完了一切。于是，他站起身子来，伸出他那只粗大的手掌和萧军、萧红告别。告别时，他说话的声音显得悒郁和低沉：“再见了！”
“再见！”萧军和萧红也心情沉痛地同他道别。
北杨看着萧军的脸又补充了一句：“我希望你们能来游击队。”
萧军望了萧红一眼，摇一摇头，叹了一口气，回道：“恐怕很困难。”
照例，他们不送他，让他自己出门。
才出了屋门的北杨这时又转回来重重地说道：“你们也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为什么！”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宪兵们在我的衣袋里搜查到了一张纸片，上面有你的名字和地址，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写的，他们问我怎么认识你的，我说是你跟我学日语。但他们的回答使我很不安，他们说知道你。”
说完话，北杨匆匆地走了，从此他们成了永别。不久，这个出身大连汽车工人的优秀共产党员，年仅26岁就为了中华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已经是1934年的春天了，可形势越来越紧张。随着一些反满抗日的团体以及中共地下组织接连遭到破坏，白色恐怖气氛也一天比一天浓重了起来，不时有占领者捕人、杀人的消息传入二萧的耳中，这使得他们认识到，在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沦陷区，不愿做亡国奴的志士仁人是无法得到片刻安宁的。
走吧！
这一天晚上，又一场虚惊过后，萧红手颤颤地给萧军倒上了一杯茶水，尔后瞪着两只大而惊恐的眼睛怔怔地望着萧军……
萧军缓缓地端起了茶杯，刚一放到唇边却又缓缓地放下了，他的心情与她一样的不好受。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道：“流浪去吧！哈尔滨也并不是家，那么就流浪去吧！”
眼泪很快盈满了萧红的双眼……
“伤感什么？”萧军男子汉大丈夫地一拍胸脯，给她鼓着气：“有我在身边，走到哪里你都不用怕！”
朋友中，数黄之明格外地替二萧着急、担忧。
黄之明，又名黄田，是萧军、方靖远（方未艾）在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时的同学（此时，方靖远已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受组织派遣，在萧红萧军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又秘密地去了苏联远东的太平洋滨海城市海参崴，进入列宁学院学习。以后，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人方才联系上）。萧军在哈尔滨时，黄之明明里是伪满哈尔滨香坊警察局的一名警佐，而实际上，他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民族尊严的热血青年。他所居住的“牵牛房”，则是党领导的一群抗日青年从事反满抗日活动的聚集地。黄之明是一位办事颇为谨慎的人，他不止一次向萧军发出警告：
“三郎，你必须走了！不能再闯大运了，不能再满不在乎了！路费……我从每个月的薪水里为你积攒一些。你必须走了。我办公室的隔壁就是讯问犯人的地方，他们打人时的那种叫骂声和哭喊声，我全听得很清楚，万一哪一天他们把你弄了去，给你用刑，你让我怎么能够听下去啊！你必须赶快走！”
由于第三国际地下情报站遭到破坏，1934年初，舒群被迫南下逃亡，先行去了青岛，并在那里很快与一个具有“左倾”倾向-青岛市立女中名叫倪青华的姑娘安了家。考虑到二萧在出版《跋涉》后面临的险境，于是他也就频频来信催促三郎和悄吟尽快离开哈尔滨去青岛。
金剑啸和萧军约定于五六月间一起动身去上海，后因有家室之累，妻子及两个女儿无法安置，他只好放弃了上海之行。他给萧军开列了几个上海友人的地址，以备万一陷入困境后也可以有人照应。后来，二萧抵达青岛不多日，由舒群陪同萧军去了一趟上海，未果而回到青岛。
从此，萧军、萧红再也没能够和金剑啸见面。这一年冬天，金剑啸在齐齐哈尔创办了有着鲜明抗日色彩的白光剧社。1936年6月13日，金剑啸被日驻哈总领事馆特高课逮捕，于一周后押往齐齐哈尔。在敌人的刑讯室中，金剑啸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透露片言只语，没有一个同志因他的被捕而遭厄运。是年8月15日，金剑啸在齐齐哈尔市北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6岁。噩耗传出，令他的许多战友悲痛欲绝。1937年6月20日，萧红在上海写了一首题为《一粒土泥》的诗，以纪念这位牺牲的好友。
在得知金剑啸英勇就义的消息后，萧军也曾在1936年的9月间于青岛写过一篇题为《未完成的构图》的散文，用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后来，这篇长达8000字左右的悼文，与正在上海的罗烽、白朗、金人、舒群、姜椿芳等-曾与金剑啸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所写的悼文，连同烈士的遗作《兴安岭的风雪》长诗一起，印成了一本小册子。
还有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有关20世纪中国分别出生于黑土地和巴山蜀水一文一武一南一北两位出类拔萃的女性擦臂而过的故事。
多年来，人们常常在想，她和她，这一文一武的两位旧世界的叛逆者，若非擦臂而过，而是能够亲密地拥坐在一起畅谈一番-哪怕是短暂的一小会儿，那么，对于那位从文并在日后的中国文坛上大放异彩的北国女性，未来又将是一种什么结局呢？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出这个答案。
上世纪末，作为当年二萧结合的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见证人方未艾（笔者有幸与其叙谈印证过），以九旬之年向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件事：那是在1933年5月的某一天，于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哈尔滨那条欧化了的中央大街上，时任地下党领导下的满洲省总工会组织部长、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正奉命组建抗日民主联军，日后威震敌胆的民族女英雄赵一曼，与在沦陷区文坛上崭露头角，后来在鲁迅一手扶持下，以撰写反抗日本法西斯入侵的小说《生死场》一举成名的女作家萧红，有过一次迎面双目对视的际遇。
那一天，由南往北匆匆步向漫天柳絮飞扬的松花江边的是赵一曼，与她结伴而行的，是地下党的军委负责人、二萧好友的金伯阳；而由北向南而来的则是那对患难夫妻萧军与萧红，时文名为三郎与悄吟。此时此刻，赵一曼并不知道迎面走来的就是她正在热心读着的极有个性的以反封建反黑暗统治反映底层劳苦大众生活的哈尔滨文坛声名鹊起的夫妻作家。但是，就在那擦臂而过的一瞬间，叱咤风云的赵一曼还是深切地感受到了两人明显的反差-男的那一身的桀骜不驯，以及女的脸上显现的忧伤和矜持……赵一曼很想就此收住脚步，呼唤一声，但自己肩负的使命本能地使她抑制住了自己。
一旁的战友金伯阳悄声告诉她：那就是悄吟与三郎！
待到当晚，赵一曼与方未艾会面的时候，将白天在中央大街上遇见三郎和悄吟的事告诉了后者。而方未艾听后，也告诉了赵一曼关于萧红的一些往事，特别是她为抗婚追求自由不惜与地主家庭决裂，最终因饥寒交迫抗婚失败又遭人遗弃险些被卖入青楼，复又被裴馨园一干人救助，直至与萧军结为夫妻的这一段凄婉动人、充满侠情的经历。还有他与萧军在“九一八”后如何图谋兵变，兵变失败后来到哈尔滨加入冯占海抗日部队工作，最终流落哈尔滨的一系列情节……
方未艾娓娓地道来，赵一曼静静地听着。思索良久，她才满怀深情地对方未艾说道：“有机会你对他们做些忠告，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作战力量大。”
赵一曼之所以说出这番忠告，是凭她的直觉。直觉告诉她，白天在中央大街遇见的这对夫妻作家与众不同，似乎是一对独立的不合群的双雁。不但与众不同，而且，夫妻之间也有着一定的差异。
但赵一曼有所不知，三郎与悄吟现在是依附于一个团体的，虽说松散了一点，但毕竟是在有着多名共产党员加盟的一个外围组织-“牵牛房”。
由于此时方未艾已承担着地下党的工作，与二萧的往来也已基本断绝。他无法将赵一曼的忠告转告给二萧。直至一个多甲子后，他才将女英雄赵一曼当年要他转告的这一番话一吐为快地向世人公布。也许他自感不久将不在人世，有必要留下当年这遗憾的一幕，供后人探讨。然而，二萧早已作古。我们已无法获知他们心中在想些什么了。
赵一曼要方未艾转告的话中所说的“自由”，是她一生都为之奋斗的理想，也就是共产党人的共同理想-追求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彻底解放的自由。而对于二萧来说，无论是萧红，还是萧军，追求的则是他（她）一生渴望的自由，首先是个体的自由，最终是民族的自由，普天下人的自由。
遗憾的是，两位追求自由的优秀女性，没能在她们生前实现心灵的沟通。但是有意思的是，两位女性都来自于封建闭塞的富庶家庭。两人都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而祭起反封建的大旗。两人都是刚满20岁那年，选择了背叛封建家庭出走的道路。尽管以后两人所走的道路不尽相同，而且，赵一曼年长萧红6岁。
还有一点是相同的，两人在青少年时代都喜爱上了鲁迅的著作。
1934年的初冬时分，得以逃脱不容于他们生存的伪满洲国，萧红萧军来到青岛，继而来到上海鲁迅身边。萧红与萧军获得鲁迅先生信任的唯一礼品，正是萧红在青岛最终完成反映沦陷区人民不甘压迫和做亡国奴而拿起武器反抗日本侵略的战斗小说《生死场》，鲁迅先生于百忙中读完了悄吟的这部小说。在后来为其出版时所撰写的序言中，鲁迅力拔千钧地写道：
……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确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毫无所得。
鲁迅先生最后号召道：
……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勇气。
毋庸置疑，正是得益于鲁迅的作序和大力举荐，很快，萧红成为左翼文坛上一位有影响的女作家。无论是萧红《生死场》中所描绘的失去了家园的农民对侵略者的反抗，是何等的真实而又生动：“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声，飘着光带”（胡风语），还是她由此步入了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左翼文坛洪流，无不印证了赵一曼要方未艾转告二萧的那句千真万确的叮嘱：“孤军作战，自由是自由，但不如加入团体作战力量大。”
而一代才女萧红最终以31岁英年不幸夭逝，除去战乱和身体健康原因外，不能不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她是一只孤雁。脱却了战斗的团体，一味地追求寂孤的自由和清静，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后来的实践印证了这一点。
就在萧红不断受到鲁迅的帮助、教诲，成长为左翼文坛和20世纪中国文坛一位优秀女作家时，同样喜爱阅读鲁迅著作的赵一曼，英姿飒爽，横枪立马地走上率兵抗日的白山黑水第一线……
从巴山蜀水走出来的赵一曼，没有萧红历经的那么多坎坷，无论是婚姻，还是其他。同时，她还缺少那个时代新女性的浪漫。她反抗封建家庭成功后，在21岁那年-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入大革命中心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4月12日，独夫民贼蒋介石背弃孙中山遗训，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展开大屠杀后，赵一曼被组织选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年后学成回国。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将她派遣到东北工作。当萧红依偎在鲁迅身边重温祖父般慈爱并且迅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时，赵一曼却来到白雪皑皑的深山老林中的珠河游击区（今尚志市），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北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即不久后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抗日名将。此时此刻的赵一曼，虽然没有条件再来阅读鲁迅先生那匕首一般向旧社会、侵略者宣战的檄文，也无法读到经鲁迅先生亲为作序、走红左翼文坛和抗战文艺的萧红的《生死场》。而在她转战白山黑水率领的抗日指战员中，就有萧红笔下那些质朴而又深怀民族大义为祖国和黑土地浴血奋战的农民，一群不再是原生态而是提高了觉悟的农民。
1935年11月22日，在距萧红故乡百多里遥远的珠河，冒着零下二三十度严寒，刚满30岁的赵一曼在与步步“围剿”而来的日伪军英勇作战中又一次受伤被俘。次年8月2日，在珠河，没能从其口中获得一字半句真情的日寇，残忍地杀害了她。
临就义前一刻，赵一曼用受伤的手留下了自被捕以来的第一幅字，也是最后的字。令侵略者失望的是，这字是留给她幼小的儿子的。
慑于一个伟大母亲的尊严，同样有着自己后代的日寇，将它译成日文保存下来，装入了他们的档案。令侵略者大为不解，也不得不敬佩万分的是，在长达14年东北人民反抗他们入侵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从赵一曼到杨靖宇，从杨靖宇到后来的赵尚志，这些用共产主义理想熏陶出来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将领，没有一个低下他们作为中国人的高贵头颅。赵一曼留下的给幼儿的字条如下：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作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在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为着自由，赵一曼牺牲在了敌人的屠刀下。若萧红生前能看到赵一曼留下的这张充满伟大母爱充满民族气节的纸条，肯定会泪湿满襟，为她后来筹划的《红楼》增添一个光辉灿烂的女共产党人、新女性的形象。
赵一曼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萧红不幸贫病交加夭逝于日寇铁蹄占领下的香港，巧的是，两人逝世的年龄都是31岁。一个死得壮烈无比，一个死得痛苦不堪。两人都留下了最后的文字，即将告别人世已经很难说话的萧红，在病榻上挣扎着从骆宾基手中接过笔，写下了她的最后一束文字：“我将与蓝天碧水永驻，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赵一曼是“为祖国而牺牲的”，萧红则遗憾“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两位自由女神临终前都是大气得很。她们在心底里也许会呼喊：祖国万岁！自由万岁！
读了她们的临终文字，作为后人的我们也许不会觉得那么遗憾了：在20世纪的中国，这一文一武两位女性的心是相通的，尽管她们相遇而不曾相谈……
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说得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在英姿飒爽的抗日名将赵一曼的身上，在文坛多情才女萧红的身上，她们是双双实践了裴多菲的这个人生格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