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雏鹰折翅
1931年1月，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萧红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出逃半年的故乡呼兰。
天冷，地冷，人更冷。
出逃半年的萧红回到家乡后，明显地感受到了外界舆论的压力与家族的歧视，精神上是格外的痛苦。当时，父亲张廷举因她逃婚被斥之为“教子无方”，被贬谪到巴彦县教育局任督学，经常不在家中。亲弟弟张秀珂也去巴彦县中学读书了，继母对她也是冷眼相视。还有胡同内一些邻居制造出来的谎言，时时地在刺痛着她的心，使她平日里只得待在家中消磨时光。未几，父亲怕桀骜不驯的萧红再度出走，从而给家庭带来更坏的影响，为此作出决定，将萧红、继母梁亚兰，以及她的几个异母弟妹，全部送往张家的发祥地阿城县福昌号屯暂居。
福昌号屯不仅是张家的发祥地，而且也是现时众多张家后裔聚居的大本营。张廷举的继母徐氏，以及他的兄、弟、妹妹，连同侄儿辈数十口人全都在福昌号屯居住。而福昌号屯的来历，就是由张家开的商铺而得名。而且，更重要的是，萧红的五叔此时正担任着当地的保安队长。把萧红送到福昌号屯去居住，在父亲张廷举看来，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一来呢，有那么多的人监视着，使得萧红无法与外界通信交往。二来呢，也除却了张廷举的一块心病，避开了呼兰城里人的长舌议论。因此，到了这里，萧红实际上过的是一种被软禁的生活。
福昌号屯距阿城县城有好几十里地，交通很是不方便。萧红在这里每天只能在院子里活动活动，既无报纸可看，又无新一些的书读，消息也格外地闭塞。而且，家中能够与之谈心的人也极少。堂兄妹们一个个都在外面念书，很少能见到他们，只有一个27岁还没有出阁的姑姑，以及一个20岁刚出头的小婶婶可以和她谈到一块儿。其他所有的人，无不将她视之为危险的异类，时时刻刻严严密密地防范着。尤其是那位继祖母徐氏，那鹰隼一般的目光，一直盯着叛逆者萧红的一举一动，生怕她把姑姑也给影响坏了。常常是姑姑和萧红刚在一起谈话聊天，继祖母就会冷不丁地出现在她俩的面前，以各种理由实施阻挠。时隔三年，从一场噩梦般的“婚姻”中解脱出来获得新生的萧红，在一篇名为《夏夜》的短散文中，向我们近乎原汁原味地描绘了她遭囚禁于阿城县福昌号屯祖家福地时，与27岁的小姑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在这则短散文中，可知她和“菱姑”的经历虽然有所不同，但同样遭受着封建家庭的禁锢与摧残。自然，她和“菱姑”也有着对幸福、自由同样的追求，尽管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在最早刊登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时间是1934年的3月6日、7日两天）上的这篇散文中，萧红向我们描绘了在一个夏日的夜里她所经历的事。在她的笔下，“菱姑”与她两个“同一不幸的人”，以及“猫头鹰样”的祖母的神态、语言，极为细腻地一一描述了出来，从中也反映出了她人虽遭软禁但心不甘又无可奈何的心态……
她一天天远着我的祖母，有时间只和我谈话，和我在园中散步。
“小萍，你看那老太太，她总怕我们在一起说什么，她总留心我们。”
“小萍，你在学校一定比我住在家得到的知识多些，怎么你没有胆子吗？我若是你，我早跑啦！我早不在家受他们的气，就是到工厂去做工也可以吃饭。”
“前村李正的两个儿子，听说去当‘胡子’，可不是为钱，是去……”
祖母宛如一只猫头鹰样，突然出现在我们背后，并且响着她的喉咙，好像响着猫头鹰的翅膀似的：“好啊！这东西在这议论呢！我说：菱子你还有一点廉耻没有？”她吐口涎在地面上，“小萍那丫头入了什么党啦，你也跟她学，没有老幼！没有一点姑娘样！尽和男学生在一块。你知道她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怕是再上学更要学坏，更没法管教啦！”
我常常是这样，我依靠墙根哭，这样使她更会动气，她的眼睛像要从眼眶跑出来马上落到地面似的，把头转向我，银簪子闪着光：“你真给咱家出了名了，怕是祖先上也找不出这丫头。”
我听见她从窗口爬进去的时候，她仍是说着我把脸丢尽了。就是那夜，菱姑在枕上小声说：“今天不要说什么了，怕是你奶奶听着。”
附带在这里说明一下，以《夏夜》为题的散文，萧红一共写过两篇。后一篇《夏夜》写的是她脱离东兴顺旅馆被人看着的动物般蜗居的苦海后，她和萧军初期共同生活期间发生的一些情况。这后一篇《夏夜》，发泄了萧红心中对对爱情不负责任又花心的男人的不满与不信任。后一篇《夏夜》，发表在1936年上海出版的《中学生》杂志第65号上，后收入署名悄吟的散文集《商市街》（同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次月再版，为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第2集第12册）。
福昌号屯是张家的发祥地，可对被软禁的萧红来说，却是一个自由者与世隔绝的囚牢，是一个黑暗的所在。
可萧红有所不知，无论是她个人的命运，还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随着一个突发事变的发生，全都陷在了一个可怕而又黑暗的境地中。
就在萧红遭家族囚禁的这一年的后期，一个远比她个人命运更大的不幸发生了。这就是，继三年前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势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东北土皇帝、大军阀张作霖之后，经过多年一系列的筹谋，又丧心病狂地发动了旨在谋取在中国更大利益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经事先精心策划，驻守在沈阳附近的日本关东军某部分遣队于当晚10时22分，一举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小段南满铁路。事件发生后，侵略者竟然贼喊捉贼，反诬中国驻军是炸毁铁路的元凶，调集军队向中国东北军驻守的沈阳北大营实施攻击，虽说有不甘做奴隶和罪人的我东北军部分部队旋起反击，但由于自南京中央政府到东北军首脑机关很快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只得于次日清晨突出日本侵略军的包围圈。一夜之间，沈阳陷入了日军之手。一周后，辽吉两省大部分领地又遭陷落。此后，日军继续大举北上，战火逐渐逼近黑龙江。
毋庸置疑，从一开始，为反抗封建禁锢与摧残而遭到软禁的萧红，就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萧红的命运是凄苦的、不幸的，中华民族的命运是灾难深重的，因此，萧红一旦冲决囚笼，必然会融入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求得彻底解放的滚滚洪流中去。正如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中国人民始终怀着深情厚谊的著名国际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同萧红多次接触后所给出的无与伦比的评价那样，她高度称赞萧红“是一种在许多方面远比美国女性先进的中国新女性正在炽热的战争铁砧上锻炼成型”……
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有来往的，无论是在她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还是在英国、印度、苏联、德国，还是在她为之义务热情服务时间最长的中国，特别是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奋起抗御日本法西斯入侵的那一整个岁月中，史沫特莱结交的朋友都是左翼，而萧红是她最为感佩的中国左翼女性和左翼作家。
在阿城福昌号屯这个祖宗发祥地，萧红度过了整整十个月的与外界隔绝的软禁生活。除了自己的精神一直处于苦闷状态外，她也有了崭新的收获。这就是，她实地实景地亲身见证了封建地主阶级对贫苦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榨，以及底层贫雇农的悲惨生活。在那里，她接触了更多的仆人、长工和贫雇农，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身世和遭遇，也听说了一些附近乡村揭竿而起的农民武装和义勇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尽管他们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毕竟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所有这些，为萧红日后描写农村的生活和反映东北人民“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抗御外来入侵的事迹，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萧红在后来与萧军结合后，亦就是早期在哈尔滨创作的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如《王阿嫂的死》、《夜风》、《看风筝》（上述三篇收入与萧军合著的散文小说集《跋涉》。《跋涉》，于1933年10月由哈尔滨《五日画报》社出版，出版不久，因其鲜明的反满抗日倾向，即遭日伪当局查禁没收-秋石注），以及使萧红在文坛大放异彩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等，基本上都取材于她的祖宗发祥地阿城县福昌号屯。据说，《生死场》中的一些人物和地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出处。书中的那个王婆的原型，是根据福昌号屯被二茬地主冯振国迫害至死的李德珍的妻子的经历创作的。此外，小说中提及的白棋屯，于今呼兰县城西北14华里处，属孟家乡管辖。而另外名叫三家子的地名，则在县城东南23华里地的腰卜乡……
萧红遭家族囚禁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正在哈尔滨太平区家中的陆振舜写信告诉了北京的李洁吾，信上还说萧红因此患了神经病。接信后，李洁吾对此一点也不怀疑。他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他心里真是又急又气，心想，如果自己能够去呼兰的话，他一定要找萧红的父亲辩辩道理，把萧红给营救出来。
没有过多久，李洁吾又接到了陆振舜寄自哈尔滨的第二封信。信中说，如果萧红能够有五元钱路费的话，就可以由呼兰逃出来了！这一消息的传达，使李洁吾倍感振奋。于是，他马上在北京想办法兑换了五元钱的哈尔滨大洋的票子，将它异常小心地贴在著名诗人戴望舒出的一本诗集《我的记忆》最底层硬封皮的夹层里寄出了。他又在所附的信中暗示萧红道：“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越往后看越要仔细地读，注意一些。”意即是希望她能够发现这张哈大洋的票子，想办法从家中早点逃出来！
事实上，萧红并没有也不可能见到李洁吾自北京寄出的这本戴望舒的诗集，更甭提那张夹在诗集底封皮夹层里的五元哈尔滨大洋票了。原因十分简单，第一，诗集寄到呼兰县张家，谁也无法签收，因为她的所有家人或去了阿城福昌号屯，或去了巴彦县任职或求学。第二，就是寄到了囚禁地的阿城福昌号屯，萧红同样是收不到的。连她夜晚同小姑多说几句话，也要受到继祖母及其他人的监视及阻挠，自然，外界尤其是她一年前逃婚的目的地北京寄出的信及物件，又怎么能够安抵她的手中呢？
萧红是在这一年寒冬初现的十月间，逃离福昌号屯的。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当时的东北农村情况，这个问题与萧红的出逃有着密切的关联。
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的农村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随着日用品价格的飞快上涨，粮食价格却出现了一路下滑的趋势。据萧红的姑姑和七婶于上世纪60年代初向铁峰先生证实，当时主政福昌号屯日常事务的萧红大伯父决定提高秋租，从而把当前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佃户们的身上。与此同时，长工们的工钱也被明显削减。于是，生活更加困难的佃户和长工们联手起来向东家提出抗议。同情农民的萧红力劝大伯父停止这种转嫁危机的做法。不料，更加引发了大伯父的愤怒，早就看她不顺眼的大伯父殴打了她一顿。同时，还派人赶到阿城县里打电报给在巴彦县教育局任督学的萧红父亲，要他赶回来处置萧红。当晚，为避免大伯父的再次寻衅殴打，在姑姑和七婶的帮助下，萧红在一个长工家里的柴火堆里猫了一宿。第二天一早，距中秋节还有两天的时间，1931年10月4日清晨，萧红藏在一辆往阿城送大白菜的大车里，离开了被囚禁了七个月左右的福昌号屯这个伤心地，到了阿城。然后乘坐火车逃到了哈尔滨。此时，东北的天气已经到了零下的气温，萧红是几乎净身逃离的，没有御冬的衣服……这一年，萧红刚满20岁，20岁的萧红踏上了满世界颠沛流离的凄苦生活。冥冥中，她注定要经受更多的磨难。
自逃出福昌号屯之后，萧红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家乡。萧红的又一次出逃，加上萧红站在贫雇农一边为他们仗义执言的立场，大大激怒了父亲张廷举。在各方压力、自身心理压力的多重挤压下，张廷举再次宣布：开除萧红的族籍。据萧红后来撰文回忆道：父女俩曾在滴水成冰的哈尔滨街头相遇过，当时萧红是贫病交加，一身单薄的秋衣，外加满脸菜色，可父亲连话也不说一句，只是报之以冷冷一瞥，如同陌路人一般冷眼走来，擦肩而过……不仅如此，张廷举还把女儿视做洪水猛兽，严格限制其他儿女同她来往，尤其是与萧红一母同胞弟弟的张秀珂，更是严上加严，乃至扣压姐姐给弟弟的信件。把叛逆的女儿萧红彻底抹去，这在萧红生父张廷举、四叔张廷惠四年后创修的《东昌张氏宗谱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已经去逝16年的张廷举结发妻子姜玉兰的条目下，只表注有“育有三子”而无萧红这个长女的名字。以此看来，萧红的两次出逃，确确实实伤透了生父张廷举的心，否则也不会出现这样恩断义绝情裂的罕见事例发生。
但是，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有一个逐步转变进化的过程，特别是在萧红不幸病殁于孤岛香港，尔后又声名鹊起，深受文坛和中外读者好评后。据了解，在1948年的农历春节时分，萧红胞弟，抗战中先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后又入陈毅主政的苏北新四军的张秀珂荣归呼兰故里与亲人们团聚时，满脸喜气洋洋的张廷举，在故居南大门上亲手张贴了一副大红喜庆对联，他亲笔书写道：
惜小女宣传革命粤港殁去 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
期间，曾有熟人逗趣地问张廷举当年萧红为什么会离家出走？这一年恰逢六十大寿的张廷举倒也不避讳地这样回答道：“小女是搞写作的，她走是参加革命。为了打日本，许多青年都去寻找革命了……”当然，这样的回答，也未免有些闪烁其词，但从中可以一窥其心中对女儿英年早逝的歉疚和隐痛。
张廷举在晚年的时候，也曾不止一次拿着女儿的那本经典遗著《呼兰河传》，向人介绍道：“这是小女乃莹写的书啊！”
就在张廷举逝世那年的前几个月（1960年），张廷举自最后定居的沈阳回了一趟呼兰老家，返回时途经哈尔滨，专门找到有半个世纪友谊的老友于兴阁，央求于兴阁带其到哈尔滨图书馆古旧书库（因于兴阁的女儿正在哈尔滨市图书馆工作）查找萧红的作品。可见最终父亲还是原谅了当年女儿的出走和对他不实描写的伤害，并且以有这样一个女儿为荣。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剖视一下萧红又一次出走的成因。固然，她的一次又一次的出走，严重地伤害了父亲，给自己的家庭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然而，她的出走，是一个必然，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第一，她的出走是与以封建地主阶级为背景的家庭的彻底决裂，尤其是她的第二次出走。第二，她和自己的父亲之间，存在的矛盾是多重的，首先是思想上的矛盾。随着世界的不断更新和洋式教育的全面侵入，身为教育命官的父亲，虽然接触过不少新事物，也有一定的维新思想，但在他的骨子里，却是要维护自己作为地主阶级一员的根本利益，抵御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引发的日益激进的左翼进步思潮。而萧红恰恰接受了这股日益激进的左翼思潮，尤其是在东特女一中读书时，与高仰山、王荫芬等老师的教诲与引导是分不开的。也可以这么说，她与父亲之间这种思想上的分歧是由来已久的。萧红后来在《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一文中辛辣地揭露道：
父亲常常为了贪婪而失掉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泣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为着这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萧红自阿城逃到哈尔滨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浪者。她一次次投亲靠友，却一次次地碰了壁，没有人敢收留她。甚至有一日，几近冻僵了的她，无奈之中还跟着一个操皮肉生意的老太婆，在其肮脏不堪的家中窝了一宿，代价是一双套鞋和身上的一件单布衫。对此，她在鲁迅身边写成的《过夜》一文中，回顾了四年前在哈尔滨所遭遇的世态炎凉，以及蜗居在操皮肉生意的老太婆家中的一夜情景。
后来，实在挺不过去了，她又来到了两位堂妹张秀珉、张秀琴就读的东特女二中。萧红敲开她们的宿舍时，两位堂妹还没有起床。此时此刻，在这滴水成冰的凛冽寒风中，一头蓬乱的头发，面带饥色的萧红，好似已有多日没有洗脸了。而她的身上，只穿着一件夹袍，一条绒裤，脚上是一双漏孔的夏日凉鞋……模样狼狈极了。两位堂妹见了她这副模样，也未免心酸极了。经短暂商议了一下，她俩决定将其留下，她们把各自的被褥匀了一些给她使用。尔后，征得校方允许，让萧红插入高一年级学习。然而，也许是同学们的诸多异样目光，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那里只住了十来天，便不辞而别了。这可能也是她与两位心地善良的堂妹最后的会面吧！
这之后，她又在寒冬中的哈尔滨街上流浪了一些日子。在一个清冷的早晨，她遇见了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念书的堂弟张秀璇。堂弟请她到咖啡屋喝咖啡，并且再三劝她回家。而她的回答还是那样的坚决：“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
在这里，萧红与家庭的分裂已是不可挽回。她在去意已定的情况下，其刻薄的语言再一次严重地伤害了自己的生身父亲。但与堂弟在哈尔滨清冷的早晨的不期而遇，以及堂弟的请喝咖啡，和极富人情味的话语，给了连日来深陷于孤立无援饥寒交迫境地中的萧红“微温了一个时刻”。
1935年的初冬，在上海，沐浴着鲁迅给予的阳光，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女作家萧红，提笔写下了一篇题为《初冬》的散文，记叙了在四年前一个同样是“初冬”的清晨，她与堂弟在咖啡屋会面的短暂镜头。
初冬，我走在清凉的街道上，遇见了我的弟弟。
“莹姐，你走到哪里去？”
“随便走走吧！”
“我们去吃一杯咖啡，好不好，莹姐。”
咖啡店的窗子在帘幕下挂着苍白的霜层。我把领口脱着毛的外衣搭在衣架上。
我们开始搅着杯子铃啷地响了。
“天冷了吧！并且也太孤寂了，你还是回家的好。”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
我摇了摇头……
……
我仍搅着杯子，也许飘流久了的心情，就和离了岸的海水一般，若非遇到大风是不会翻起的。我开始弄着手帕。弟弟再向我说什么我已不去听清他，仿佛自己是沉坠在深远的幻想的井里。
我不记得咖啡怎样被我吃干了杯了。茶匙在搅着空的杯子时，弟弟说：“再来一杯吧！”
女侍者带着欢笑一般飞起的头发来到我们桌边，她又用很响亮的脚步摇摇地走了去。
也许因为清早或天寒，再没有人走进这咖啡店。在弟弟默默看着我的时候，在我的思想凝静得玻璃一般平的时候，壁间暖气管小小嘶鸣的声音都听得到了。
……
“天冷了，还是回家好，心情这样不畅快，长久了是无益的。”
“怎么！”
“太坏的心情与你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要说我的心情不好呢？”
我们又都搅着杯子。有外国人走进来，那响着嗓子的、嘴不住在说的女人，就坐在我们的近边。她离得我很近，我越嗅到她满衣的香气，那使我感到她离得我更辽远，也感到全人类离得我更辽远。也许她那安闲而幸福的态度与我一点联系也没有。
……
我们搅着杯子，杯子不能像起初搅得发响了。街车好像渐渐多了起来，闪在窗子上的人影，迅速而且繁多了。隔着窗子，可以听到喑哑的笑声和喑哑的踏在行人道上的鞋子的声音。
“莹姐，”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天冷了，再不能飘流下去，回家去吧！”弟弟说：“你的头发这样长了，怎么不到理发店去一次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被他这话所激动了。
也许要熄灭的灯火在我心中复燃起来，热力和光明鼓荡着我：
“那样的家我是不想回去的。”
“那么飘流着，就这样飘流着？”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他的杯子留在左手里边，另一只手在桌面上，手心向上翻张了开来，要在空间摸索着什么似的。最后，他是捉住自己的领巾。我看着他在抖动的嘴唇：“莹姐，我真耽心你这个女浪人！”他牙齿好像更白了些，更大些，而且有力了，而且充满了热情了。为热情而波动，他的嘴唇是那样的退去了颜色。并且他的全人有些近乎狂人，然而安静，完全被热情侵占着。
出了咖啡店，我们在结着薄碎的冰雪上面踏着脚。
初冬，早晨的红日扑着我们的头发，这样的红光使我感到欣快和寂寞。弟弟不住地在手下摇着帽子，肩头耸起了又落下了；心脏也高了又低了。
渺小的同情者和被同情者离开了市街。
停在一个荒败的枣树园的前面时，他突然把很厚的手伸给了我，这是我们要告别了。
“我到学校去上课！”他脱开我的手，向着我相反的方向背转过去。可是走了几步，又转回来：
“莹姐，我看你还是回家的好！”
“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
“那么你要钱用吗？”
“不要的。”
“那么，你就这个样子吗？你瘦了！你快要生病了！你的衣服也太薄啊！”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充满着祈祷和愿望。我们又握过手，分别向不同的方向走去。
太阳在我的脸面上闪闪耀耀。仍和未遇见弟弟以前一样，我穿过街头，我无目的地走。寒风，刺着喉头，时时要发作小小的咳嗽。
弟弟留给我的是深黑色的眼睛，这在我散漫与孤独的流荡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温了一个时刻？
然而，终于有那么一天，萧红挺不住了……
雄鹰，可以搏击长空，无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多大的雪，多厚的云，多么亮闪多么可怕的雷电！可她萧红毕竟不是雄鹰，她只是一只时刻想搏击长空而羽翼尚未丰满的雏鹰啊！
就在萧红处于更深的饥寒交迫的时候，“救星”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这个“救星”，不是别人，正是她前段时间百般抗过婚的主角王恩甲。
尽管这个“救星”，并不是萧红所希冀的那一类救星，但她再也无力抗这个婚了。
她宁愿向王恩甲投降，也不愿向父亲屈服。她视父亲为恶魔，而王恩甲毕竟是爱她的。在经历了一番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之后，她的精力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有人爱，被人爱着，不是好事是什么？何况，面对零下三四十度的极端气温即将来临的时候，有一个温暖果腹的去处，是她眼下亟待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
解决严寒中的起码的温饱问题，是萧红面临的一大问题。而极需度过一段宁静的生活，是萧红面临的另一个问题。然而，东北之大，东北之富饶，却已经没法给人们以一个宁静的安居状态了。
就在萧红在哈尔滨街上四处漂泊的时候，黑龙江的形势也开始紧张起来，不时传来的日军大举北上进犯的消息，搅得每一个市民心头惶惶不安。侵略成性，以霸占整个中国东北为首期目标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其关东军本部决策者选择了一条北上进犯的别出心裁的路线，即绕开中国军队防守严密的中东铁路沿线城镇，不直接北上攻取令侵略者垂涎三尺的现代化大都市哈尔滨，而是沿着四平、洮南、白城子偏西北方向，直逼黑龙江省城、西部重镇的齐齐哈尔市（时哈尔滨为特别市）。当时的黑龙江省驻军与警察保安部队仅三万人左右。由于省长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荫在北平，省城齐齐哈尔防卫力量又比较薄弱，1931年10月10日，在北平坐镇的张学良，任命时任黑河警备司令兼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赴齐齐哈尔一线迎敌。13天后，在日军飞机的掩护下，由大汉奸张海鹏率领的三个团的伪军由洮南向北进犯，妄图打通攻入黑龙江的通道。于是，在齐齐哈尔的南大门，位于泰来县境内的嫩江江桥处，双方进行了一场长达二十余日的殊死激战。首战以来犯的敌军旅长徐景隆触雷身亡，全军溃败回归出发地洮南县而告终。当日，马占山将军于省城齐齐哈尔发表抗战宣言，决意抵抗到底。11月4日，日伪军开始向江桥发起大规模进攻，马占山部依托炸毁的江桥奋起还击。当天日军的数次进攻均被马占山部守军击退。11月5日，日伪军集结8000余兵力，百余大炮，再度发起强攻，又遭我守军顽强抗击而告败。日军亡167人，伤千余，伪军则死伤达700余人。6日，面对重新集结的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我守军英勇杀敌，又使敌军蒙受重大伤亡，而我守军也伤亡600余人。为保存实力，我军退守至三间房一线。11月12日，在政治上的攻势失败后，日军集结起天野、长谷、铃木等三个旅团和满铁守备队计7000余兵力，兵分三路，展开新的大规模攻势，马占山将军亲临一线指挥，指挥我守军英勇抗击，连日击退日军的进攻。至11月17日，日军又新增两个混成旅的兵力投入总攻。在敌众我寡无坚强后援的情况下，于次日马占山率部撤出三间房阵地，并向齐齐哈尔退却，后又退至克山、海伦一线。
1931年的11月，当自西伯利亚滚滚而下的寒流袭击东北大地的时候，在日本侵略者向黑龙江发动又一轮进攻的枪炮声中，处于饥寒交迫中的萧红，无奈地跟着昔日自己百般抗过婚的未婚夫王恩甲，住进了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大旅馆，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王恩甲是轻车熟路领着萧红住进东兴顺大旅馆的，而且他还向萧红夸口说，他经常在这里过夜，原因不是别的，就是这家旅馆的老板与王恩甲的父亲王廷兰是老朋友。因此，即使一时没有钱，也可以赊账住着。之所以王恩甲不领着未婚妻张乃莹回自己家里去住，一是没有举行婚礼，二是萧红屡屡抗婚出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萧红生父张廷举尚且暴跳如雷，公开宣布开除女儿的张氏宗谱族籍，更何况有着上层显赫社会背景的王廷兰家族了。可以想象得到，王家早已不认这门亲事了。对此，想必王恩甲是心知肚明的。
现在，面对一个衣冠不整，被饥寒交迫折磨得一脸病容的落拓女子，王恩甲又为什么会如此宽容呢？笔者以为，这里面的原因很是复杂，既不能排除王恩甲对萧红有过真爱，也不能排除他有征服、报复对方的畸形心理因素在作怪。
总而言之，结束在寒冷的街头的流浪生活，维持起码的温饱生活水准，毕竟能给予人的生命以延续。有了一个安定哪怕是暂时安定的寓所，你才有可能考虑未来的走向。
然而，可怕的是，她虽然在肉体上与王恩甲结合了，但在精神上是永远无法取得一致的，何况对方有着那么明显的恶俗，这也与萧红所信奉的是格格不入的。总有一天，她会再次出走，离开这个纨绔子弟的。但是她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治疗流浪时落下的疾患。
就在萧红与王恩甲在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生活期间，黑龙江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与恶化。继年前由马占山将军率领黑龙江驻军顽强抵御日本关东军进犯的嫩江江桥抗战失败，西部重镇齐齐哈尔沦陷后，大量集结的日本军队形成了夹击哈尔滨的强劲态势。
1932年2月3日至5日，驻守哈尔滨的中国军队，在黑龙江行政长官张景惠（后任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国防大臣）公开叛国投敌后，奋起反抗，打响了东北境内最后一座大城市的保卫战。最终，在经过一番浴血奋战后，由于敌众我寡而告败。亡国奴的阴影，笼罩在了每一个哈尔滨人的头上，萧红也不例外。
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将与萧红发生密切关联的三位热血爱国青年，其中两位是共产党员，他们是：第三国际情报人员舒群，接受后来成为威震敌胆抗日女英雄赵一曼领导的地下党员方未艾，以及一度成为萧红爱侣的萧军，都曾参加过保卫哈尔滨的前沿战争。比萧红还小一岁的舒群是直接拿起枪参加义勇军抗御日本法西斯的入侵。方未艾和萧军则是在冯占海领导的抗日部队前沿阵地担任联络和宣传鼓动工作。而且，早在此前三四个月，1931年的冬天，萧军和驻扎在吉林省舒兰县的东北军陆军第六十二团二营营长马玉刚、营副方靖远（即方未艾，与萧军同为前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同窗）一道，欲将该营人马改变成抗日义勇军。后由于不慎走漏消息，遭汉奸出卖被押解出境。
国破家亡的动荡时局，可耻的寄生虫生活，对于心中有着远大抱负的萧红来说，她是再也不能这样无所事事下去了。于是，1932年2月底的一天，萧红悄悄打点行装，瞒着王恩甲又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临去北京前夕，她将自己的行程告诉了表哥陆振舜。
这一天，在北京的李洁吾突然收到了陆振舜拍来的一封电报。电报内容是告诉李洁吾说萧红已经乘火车来北京，要他代为照顾一下。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正好是萧红所乘坐的那一趟火车到达北京的那一天。于是，李洁吾立即赶往前门火车站去迎接，却没有接到。待到他转身乘坐有轨电车直奔二龙坑西巷萧红住过的小院时，正是老保姆耿妈为他开的门。耿妈告诉他说，萧红进门放下东西就去学校找他去了。由此看来，坐了两天火车的萧红刚抵北京，进门也不休息一下又急着去找李洁吾，显然，她有亟待解决的紧要事情要找李洁吾商量解决。可她怎么不想想，家中还有一个寡母和两个没有工作的年幼妹妹，李洁吾又能帮助她些什么呢？
待到赶回学校，萧红已经在他住的宿舍里等候一些时辰了。站在李洁吾面前的萧红，眼下的打扮却也雍容华贵得很：穿着一件貉绒领、蓝绿华达呢面子、狸子皮面的皮大衣。见面后，萧红送给李洁吾一小瓶白兰地酒和一盒马蹄莲花。
谁知道，当第二天李洁吾从学校进城去探望她的时候，却发现她病倒了，而且还发着高烧。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躺着那儿，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陪伴，李洁吾很是放不下心。从那时起，李洁吾就天天去看望她，照顾她，陪她谈谈心说说话，解解闷儿。直到一个礼拜后，萧红的病才渐渐地好转起来，也起了床，两人之间谈话聊天的时间也就更多了一些。而李洁吾为了节省一些费用，不得不每天步行好长一段路，进城到二龙坑西巷的萧红住处去陪伴她。谈话中，李洁吾一再问起她回到家乡这一年来的情况，以及这次是如何从家里出走来北京的，但萧红要么是闪烁其事词，要么就是避而不答。因而，李洁吾也就忘了问他曾给她寄过的戴望舒的诗集，以及夹附在底层封套里的那张哈大洋的纸票那一档子事了。要知道，那五元钱很是来之不易，是从他牙缝中挤出来的呀！
就在这个期间，李洁吾又收到了陆振舜的来信，在托他照顾好萧红的同时，还寄希望能够帮助她继续在北京上学。实际上，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一件事情，他上哪儿去替她筹集一笔可观的学费和生活费呀！
一天傍晚，李洁吾正和萧红谈着话，忽然有人叩响了院门，还不等耿妈通报完毕，一个男人径直闯了进来，正巧与在房门口的萧红打了一个照面-愣了一会儿的萧红方才回过神来，向李洁吾介绍道：“这是王先生。”李洁吾向“王先生”点了点头，说明自己同萧红的表兄是同学，听说萧红回北京来了，是特地来看她的。可那人却一言不发，少顷，便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摞银元，又似乎漫不经心又似是炫耀地将手中的这一摞银元自上而下地在桌子上摆弄起来，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撞击声……一次复一次，他的这一诡异的举止弄得屋内的空气也似乎停止了流动。不得已，李洁吾告辞出门了，而萧红也没有出来送行。
以后，李洁吾又去了好几次，但都吃了闭门羹。直到一次耿妈开门出来，告诉李洁吾萧红他们出去了，而那个男人便是萧红的“未婚夫”……
显然，王恩甲能够轻车熟路地找到位于北京西城西单二龙坑西巷萧红的住处，是萧红告知了北京的地址。由此可见，萧红的这次出走，是很不彻底的。她为自己留了后路-倘若好友们能为她解决留在北京上学的费用，那当然是上上策了。倘若解决不了，这王恩甲也肯定会赶来找她的。兴许是前段时间她在哈尔滨衣食无着冻饿交加的那种日子，让她害怕了。抑或，萧红来到北京后，四处借贷求助无门，无法继续学业，不得已，她写信回哈尔滨，让王恩甲前来救驾。但王恩甲带来的钱仅够两人在北京短时间的生活开销。他也压根儿不曾想过出钱供萧红在北京上学。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萧红突然来到李洁吾的学校。李洁吾发现，她刚来京时身上穿的那件昂贵的毛皮大衣已经不见了，想必是送进了当铺。两人在北京又没有职业，坐吃山空，王恩甲带来的那些银元也有用光的一天。一见面，萧红就直言不讳地对李洁吾说，她的生活发生了困难，问他可不可以帮她想想办法，一句话，就是她需要钱来渡过眼下的难关。可李洁吾搜遍了全身口袋，也才凑了不到一元钱，悉数交到了她的手中。而有关上学及其他事情，萧红也说全管不上了。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没过几天，放心不下的李洁吾又一次来到二龙坑西巷，却被耿妈告知“回东北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弄得李洁吾心中十分难受，他也没法保管萧红临行前-不辞而别后留下的一柳条箱东西。
李洁吾再次见到萧红，是在六年后，仍然是在北京。六年后的萧红已经成了名，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那一年，意气风发的女作家萧红来自上海……
萧红二度来京后，除去热心肠的李洁吾，高原也经常去探望她，第一次是一个名叫张逢汗的同学领着去的。他们俩都是徐淑娟回南方前与萧红相识的。萧红在二龙坑西巷的住处，也是张逢汗带高原去的。萧红见到他们的到来，很是高兴，和他们紧紧地握手，还从桌子上抓了一把瓜子给他们。高原感到纳闷，因为在他的记忆中，萧红是没有这种举动的，“风格”上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脸色也没有在哈尔滨时期那样红润健康了，小雀斑也不见了，当年那种孩儿般的稚气同样不见了。她身上穿的是一件浅蓝色的土布短衫，在北京早春三月寒气依然很浓的季节里显得很是单薄。在萧红住的房间里，映入高原眼帘的，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小长桌，一只小凳而已。从萧红的口中，高原知道眼下萧红的生活很是清苦，常常将几本旧书拿到旧书摊上去卖，得到一些钱，借以维持生活。外出办事或干其他什么，萧红都是步行，连买最便宜的有轨电车票钱也拿不出来……在萧红的房间里，高原看到墙壁上挂着一幅男人头像素描，那人的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子。萧红告诉高原说，这是“密司特王”，是她在晚上就着灯影描绘出来的。萧红还告诉高原和张逢汗说，她很快就要结婚了。萧红说话的时候，表情、语调都很平淡，而且是那样地不带任何感情地述说着发生在她身上的每一件事情。这使得高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忧郁和压抑。临别时，萧红留下了高原他们的地址，还说以后要经常来往。当离去的时候，高原偶然抬眼朝北面望去，隔着玻璃窗，王恩甲的头正探伸出来，也正看着高原他们呢！
回去后，高原把这一次在北京与萧红会面的情况，写信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远在上海近郊江苏省省立松江女子中学读高中的徐淑娟。作为与萧红情同手足的徐淑娟，在给高原的回信中几次都提到了这件事。徐淑娟亦伤感、痛惜地写道：
乃莹，或者说是乃莹的事，对我是一把利斧！这伤痛，这鲜血，永远镂在心上，老高，我不能再说什么？还能说什么呢？（1931年10月24日徐淑娟致高原信）
两年后，徐淑娟又一次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写道：
……你看，乃莹是生死莫测！而且即使活着也已是为密司特王的眼泪所软化而做着“良妻”了。乃莹，是我们战线上一位很有力的斗士，现在投降了！为了这，几乎连自己都怀疑起来……只有我们自身的分化，才是我们的致命伤……（1933年8月13日徐淑娟致高原信）
想当初，正是徐淑娟、沈玉贤一干好友，一致反对萧红的这桩婚事，坚决赞同她1930年8月13日以去北京上学为名实施的逃婚行动。为此，三位闺中密友还非常亲密地、心贴心地交换过各自的看法……可现在呢？
但徐淑娟在论及昔日“斗士，现在投降了！”，写出这封义愤填膺的信的时候，已经到了1933年8月了。此时的徐淑娟有所不知，昔日“投降了”的张乃莹，在历经了一阵撕肝裂肺的头一个婚姻之后获得了新生。此时此刻，张乃莹正活跃在哈尔滨的地下左翼文艺阵营里，她的第一篇爱憎分明反封建反剥削反映劳苦大众底层悲惨生活的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了哈尔滨最有影响的大报《国际协报》的新年增刊上，还意外地得到了征文奖金，后又刊登在同年5月新京（长春）出版的《大同报夜哨》上。就在这一年，萧红的文艺天才如喷涌而出的泉水，继《王阿嫂的死》之后，又相继发表了《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分三次连载）等。上述各篇，均刊登于新京出版的《大同报夜哨》上。此外，由萧红口述、萧军执笔而成的反映萧红16岁时上哈尔滨东特女一中（内中就有以徐淑娟为模特主角“涓涓”的大幅逼真描写）时的学习、生活的中篇小说《涓涓》，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国际公园》上连载着。还有，更重要的是，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萧红（笔名悄吟）与爱侣萧军（化名三郎）合作撰写的具有反满抗日和反封建反压迫剥削鲜明立场的散文小说合集《跋涉》正在发排中，即将问世……
同古道热肠的李洁吾一样，高原也一直记挂着这位缺少社会世故却又倔犟得不知所以的小妹，看见她生活得如此清苦，他心中很是不安。过了大约三四天后，高原带了一些钱，便又去了二龙坑西巷萧红的住处。却没曾想到房东却告诉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萧红和她的未婚夫已经回东北去了，至于几点钟的车，开往哪儿，房东也说不知道。高原只得怏怏离去。他心中实在纳闷极了！她为什么要这样急急忙忙地离开北京呢？连个招呼也没打，连封信也不曾留下。至于她是否真的回东北去了，高原是无处询问的，他只好没精打采地回到了自己就读的学校。
高原再次遇见萧红，却是纯属巧合。同李洁吾一样，也是在这次不辞而别的分手六年后-1937年1月9日，是在从日本横滨回上海的日本“秩父号”海轮上。高原最后一次见到萧红是在1938年八九月间战时抗战中心的武汉。武汉时期的萧红，同七年前在北京的萧红一样赤贫如洗。不过，武汉时的萧红是幸运的，她由一帮同样贫穷但是富有进取心和爱国热情日益高涨的左翼作家朋友们关心着，帮助着……
如果，萧红的第一次的出走，是为了继续求学深造，后来，处于饥寒交迫中的萧红于走投无路之时投奔王恩甲，王家尚且还能容忍王恩甲与她一起生活并供给一定的生活费用的话，那么，这第二次的出走北京，则就大不同了。王家再也无法接受这个出尔反尔叛逆成性的新潮女子了。对于上述，王恩甲心中应当是非常清楚的。但他为了稳住萧红，一味地谎骗萧红说，之所以不领她回家去住，是要给家人以时间，慢慢地取得他们的谅解。而在实际上，王恩甲对萧红的态度，已经由最初的爱恋与同情，转向了报复与玩弄。于是，悲剧，萧红人生的第一个悲剧，也就在王恩甲不断编造出的谎言中形成了。
就这样，待到将哈尔滨带来的一大摞银洋花光之后，萧红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北京继续自己的学业。正是瞅准了萧红的这一致命软肋，王恩甲又一次花言巧语地欺骗上了萧红，对她说道，莫不如跟他一起回哈尔滨，待回到哈尔滨后，再由他父亲出资供她继续上学。对此，萧红信以为真，便与王恩甲回到了哈尔滨。这次，在东兴顺旅馆一住便是半年多，欠下了旅馆五六百元的债务。本是玩世不恭花花公子的王恩甲，面对日益庞大的债务，在他的头脑中唯一的念头便是一个溜字。这一天，他哄骗萧红说要回家去拿些钱来，还掉债务后与她一起堂堂正正地居家过日子。至于当初他追到北京时关于供萧红继续上学的许诺，早已忘了个一干二净。对于他的这番鬼话，善良、天真而又孤立无援的萧红再一次信以为真。谁知道，王恩甲一去便再也没有露过面。等到萧红从噩梦中醒悟过来也想离去时，根本走不了，旅馆老板早已严严实实地将她看管上了。而且还筹谋着，等到她实在没有法子偿还所欠债务的时候，就把她卖进附近的圈儿楼（妓院），以抵所欠债务。与此同时，老板将她从客房逐出，赶到二楼紧南头那间昔日堆放清扫工具的小仓库里去住……
而且，极为糟糕的是，此时的萧红已经有了身孕，她怀上了王恩甲的骨肉。
这是1932年5月间所发生的一档子事。
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们交代一个史实：有关王恩甲的这次“溜之大吉”，既有对萧红厌倦的缘故，也与其家中发生的突发事件有关。
前面，在本书第四章伊始，笔者已经交代过了，王恩甲的父亲王廷兰，是马占山将军麾下的一个团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廷兰随马占山坚决抗日。齐齐哈尔嫩江“江桥抗战”失败后，王廷兰随马占山退至海伦一带驻守，以图伺机东山再起抗御入侵者。是年5月初（正是王恩甲突然溜走的当月），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到了哈尔滨，要求与马占山将军会面。而日伪当局则以种种借口拒绝李顿调查团会见马占山。5月22日，李顿调查团专门委员海伊林一行五人去齐齐哈尔。为此，马占山特别授予王廷兰陆军少将军衔，委派他代表自己去齐齐哈尔秘密会见海伊林一行，揭露日本关东军武装侵略我东三省和制造伪满洲国的一系列罪行。孰料，消息走漏，被埋伏多时的日伪暗探抓获。王廷兰被擒获后拒不屈服，破口大骂日伪当局。为此，恼羞成怒的敌人，将其堵上嘴巴并装入麻袋中，从楼上扔下活活摔死，王廷兰为国为民族英勇捐躯。因而，王恩甲在获知其父英勇就义的消息后，深知自己是无力偿还所欠东兴顺旅馆的债务了，更何况他什么也不会，于是，只能抛下萧红，独自一人溜之大吉……
不光是王恩甲，王廷兰英勇牺牲后，面对日伪当局的进一步迫害，在哈尔滨的王家所有人也都一个个远走他乡，不知踪影。
眼见得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来，可萧红全然没有平生第一次做母亲的喜悦和激动，有的只是日趋增加的害怕与忧愁，以及悲凉。她在《偶然想起》一诗中这样写道：“去年在北平/正是吃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要酸！”
被困在东兴顺旅馆二楼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储藏室里的萧红，无时无刻不在祈盼着有哪位好行侠义的勇士出现在她的面前，将她从水深火热的境地中救出去……
在本章结束时，就有关萧红第一个丈夫及被抛弃的一些情况，笔者深感有必要作一些说明。巧得很，恰在此时，有人给笔者送来了网上流传的一则“史料”，这则“史料”写道：
……
“王恩甲”说，最早出自铁峰先生关于萧红的婚姻考证。此说认为，萧红的未婚夫是呼兰游击帮统王廷兰的次子。“汪恩甲”说与“王恩甲”说大相径庭，此说认为，萧红的未婚夫是哈尔滨故乡屯（应为顾乡屯-秋石注）的汪家，汪恩甲本人当时是哈尔滨滨江县（现道外区）三育学校的一名小学教师。铁峰先生的考证，在《萧红生平事迹考》（载1998年哈尔滨出版社《萧红全集》）中有详细的考证。
关于此说，呼兰县（史）志办姜世忠先生曾经进行过认真的调查。姜先生先后调查了王廷兰的女儿、孙子、侄孙子、侄孙女等多人，证实王廷兰只有一子一女，没有次子。
王廷兰的儿子叫王凤桐，女儿叫王凤霞。王凤桐生于1908年，1924年（16岁）结婚，妻子孟氏（呼兰北街开皮铺商的女儿），1925年孟氏生一子，名王玉春（现在天津大港）。1928年，王凤桐考入齐齐哈尔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1930年8月第九期毕业分配到张学良的部队。1932年5月，王廷兰被日本人杀害以后，日本特务多次到王家搜查，王凤桐全家逃往关内，投奔张学良参加抗日。新中国成立后，王凤桐在北京汽车五厂工作，1986年病逝。从王凤桐的生平来看，与萧红的婚姻没有关系。因此，生造出一个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以此为背景，演绎的故事，就全是错误的了。（原载《呼兰古今》1997年4月）
萧红的未婚夫是萧红的六叔给介绍的，萧红的六叔与萧红未婚夫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同在齐齐哈尔读书，汪家是哈尔滨故（顾）乡屯的一户地主，与张家也算门当户对。在旧社会，定亲是件重要的事情，萧红的同辈亲友、萧红的同学都能证实此说。所以，萧红的未婚夫叫汪恩甲。那种没有根据的“王恩甲”说是不能再以讹传讹地传下去了。
就上述问题，笔者在出席10年前于哈尔滨召开的纪念萧红9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时，向铁峰先生请教过。铁峰先生作了否定的回答。故而，此次，笔者仍然依托铁峰先生的《萧红生平事迹考》进行撰写。这是因为，第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下半叶，铁峰先生就进行了一系列的严谨的考证。而且在当时，除去萧红、张秀珂姐弟俩去世外，其他有关的当事人均健在，包括萧红的生身父亲张廷举。向这些人访谈、印证，可以说是最原始也是最可信、最有力的，自然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第二，笔者于前文引述了《萧红生平事迹考》中的两处颇具说服力的文字，一处是1929年萧红祖父张维桢过八十大寿时，除王廷兰本人到场外，竟然连赫赫有名的马占山将军也亲为前往祝寿。而挂在萧红故居正门内上方的那一块“康疆逢吉”的金色牌匾，便是最具说服力的历史见证物。试想，如果是一个普通地主，他能请得动这些达官贵人吗？即或他同王廷兰系友好，但也不可能请出赫赫有名的马占山将军啊！只有王廷兰的儿子与张廷举的女儿联姻，才有可能出现这个热闹场面。另一处是铁峰先生辗转考证萧红出生年月时述说的一件事-“1960年秋，我寻访到张廷举的老朋友于兴阁（萧红称他为二姨夫），他是萧红与王恩甲订婚的证婚人，又与王恩甲的父亲王廷兰同在呼兰警备队和马占山帐下为将，了解萧红很多事……”难道此处向原始当事人求证的文字，还不够令人信服吗？笔者以为，够清楚的了！第三，王恩甲前后两度领着萧红住入东兴顺旅馆，而且一住就是大半年。王恩甲还向萧红夸口说：他经常在这里过夜（意即不付钱就可以住宿）。试问，如果王家仅仅是哈尔滨郊区一个普通地主，旅馆老板是断不会让其长期住宿而赊账的。在哈尔滨农村，地主有的是，一个旅馆老板是不会因索债而惧怕开罪一个地主的。何况是一家如此规模的旅馆老板，他能没有自己的社会背景吗？只有王廷兰这种握有兵权的官僚地主家庭，旅馆老板才有可能买其少公子的账，才有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去王家催要这么一大笔欠款。第四，论及有关原呼兰县史志办姜世忠先生的这个考证材料，笔者认为，除在13年前刊登于并非国家正式出版物的县内刊物《呼兰古今》上，迄今，也仅在网上流传，却并不见哪一个有国家正式刊号的权威报刊杂志予以转摘评论，也不被国内鲁迅研究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相关学术刊物或权威人士视之为第一手资料，加以论证及引用。
在这里，笔者要论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萧红走上法庭状告王家长兄代弟休妻的诉讼官司一说。此说为多个传记版本的作者所引述。其中的一本传记这样写道：
这次（指萧红二次出走北京，王恩甲将其领回哈尔滨一事-秋石注），他们在东兴顺旅馆一住就是几个月，转眼到了夏天。由于拖欠了几百元的食宿费，他们被安排在一间小窗上有铁栏的小仓库内居住，遭受着让人难忍的歧视。眼看着生活越来越艰难，背信弃义的王恩甲终于暴露了他的本性。他欺骗萧红，说他回家去要钱，结果扔下了怀孕的萧红，一去不返。单纯的萧红最初信以为真，不久，她发现王恩甲始终不见踪影，这才知道他是不会再回来的。
为了争个是非，萧红曾赶到王家去评理，被王恩甲的家人骂了出来。难忍此辱的萧红被迫来到法院，状告王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当时萧红的家人（另有文本干脆就指明是其生父张廷举陪同上的法庭-秋石注）和同学曾陪她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无情无义的王恩甲为了保全哥哥的名声（有文本还特地注明说，王恩甲的哥哥时任哈尔滨道里区的教育局长-秋石注），竟然声称是自己要离婚的，法院只能判决离婚。出了法庭，虽说王恩甲百般解释，说这个婚不算离，但倔犟的萧红咽不下这口气，从此再也不理汪恩甲。
上述说法，更是过于离奇与荒诞，令人无法理解。
其一，在所有的（迄今为止能读到的）萧红本人有关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文字及叙述中，包括其在香港临终前夕同骆宾基先生讲述的，都是说王恩甲以回家拿钱还账为由一去不复还。她本人也从没和任何人谈及她如何上王家“论理”和上法院提起诉讼一说，更不存在“从此再也不理王恩甲了”的说法。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一幕是，自王恩甲走后，萧红一直是眼巴巴地等待着他拿钱回来归还欠款，然后离开这囚笼般的东兴顺旅馆，尤其是在她知悉旅馆老板将要把她卖往圈儿楼（妓院）的恶毒消息之后。纵观其一生作为，萧红是一个向往自由、不甘做奴才、奴隶的激进女子，她能让人把她卖做妓女吗？她能任人当做牲畜宰割吗？不能！
其二，王恩甲的哥哥能代弟休妻吗？他又怎么个代弟休妻法？休妻是要有文字为凭证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作出如此愚蠢的举止吗？代弟休妻，法律上也不承认！法律不承认的行为，法院当然不会受理的-因为婚姻是当事者两个人的事。何况萧红从来也不曾在夫家居住过一天，自然也不存在被“逐出家门”这等事情发生。
其三，王恩甲溜走后，萧红一直是处于旅馆方面的严密监管之下。她怎么上王家“论理”？她又怎么上法院递讼状？-假若这一切有可能发生的话，那么，法院的先期调查和开庭文书送达，都必须有专人来东兴顺旅馆。这是因为，萧红与王恩甲的同居生活亦即事实婚姻，就是发生在东兴顺旅馆内。只有旅馆老板及其雇员，还有常住旅客，才是最有说服力的证人。为什么法庭开庭审理这起离奇的“代弟休妻”案，最有说服力的证人却不用出庭（或叫做传唤到庭）作证，岂非咄咄怪事？
如果萧红有这个“自由”，-假设旅馆老板允准的话，老板还不会派出精干的贴身雇员，乃至自己亲自出马，一同前往，乘机讨还欠款！抑或，在萧红向法院提起确认她与王恩甲之间这桩事实婚姻官司的同时，旅馆老板自然也会启动以讨还债务的另一起民事诉讼官司的程序。可惜，上述这一切都不曾存在！
其四，萧红与王恩甲在东兴顺旅馆同居生活期间，旅馆方面从来不曾将他和萧红一起“被安排在一间小窗上有铁栏的小仓库内居住”。只是在王恩甲溜走并确认他既不会还债也不会回来后，旅馆方面才将萧红赶进那间小储藏室的。这，也是萧红亲口所述。
其五，萧红生父张廷举，于萧红抗婚且两次出逃北京后，业已公开宣布开除女儿的张氏族谱，这是千真万确的。试想连在寒风刺骨的街上两人相遇，张廷举都不拿正眼瞧一下身穿单衣耸肩抱臂冻成一团的女儿一眼，又怎么会可能陪同女儿（或允诺家人陪同）上法庭打这场以女儿两次逃婚引发的丢大脸的官司呢？再问，萧红又怎么能够离开被人严密监管着的旅馆（在后来老斐、萧军等人前去探视时，萧红不是一再向他们说明了吗，她是一步也不许离开旅馆的）？即使能够离开，身无半文的她，又怎么回得了哈尔滨江北40里地外的呼兰家中？她又怎么才能够和不认她这个女儿的生父诉说、谈判，直至最后说服父亲和家人陪她去法庭和王家论理及打官司？
如果说，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萧红为这桩不尽如人意的婚姻诉诸“官司”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绝非是萧红与王恩甲同居后所谓状告夫兄“代弟休妻案”的荒唐官司，而是与之大相径庭的“官司”-要去法院判令她与王恩甲的“订婚”为无效！而且，这“官司”发生在早期，也就是为萧红“逃婚”首度去北京上学因断绝了经济来源被迫回到呼兰家中后。这是因为，彼时的萧红经过一段时间的往来及观察后，从中发现这位未婚夫身上存在的种种恶习，她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对方抽大烟。为根本上解除并非自己相中的这桩婚姻，萧红走进了法院。结果可想而知（倘若此事属实的话）：法院不予受理。笔者此说是有一定出处的，其依据，正是萧红胞弟张秀珂1955年在北京治病时的口述内容（见张秀珂《回忆我的姐姐-萧红》一文，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黑龙江文史资料》第8辑）。有关张秀珂的这部分口述内容是：“又如不愿意同家庭订的王姓人（即王恩甲-秋石注）结婚，那就‘离婚’好了，何必要打官司告状？再如因家庭封建意识太深，在众口一词的逼迫下，令人无法出气，那就慢慢避开好了，何必在死冷寒天，孤身一人跑到哈尔滨去呢……”
其六，有个别传记文本，更是将王恩甲误作为王廷兰好友的儿子，竟然说王恩甲的离去，是在听说与其生父好友的王廷兰将军为国英勇捐躯的不幸消息后，前往寻找踪迹的。看来，这又是一个更令人匪夷所思荒诞离奇到极致的传闻。试问，他连已经怀有他亲骨肉的未婚妻都是如此之极端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听任旅馆方面对妻子的非人性处置，那又何来为民族英雄寻找下落或遗体的侠义之举呢？
其七，极为重要的是，也是80年来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自王恩甲以回家取钱还债为由离开东兴顺旅馆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王家其他成员，从此一个个全都没有了下落。若是说跟王廷兰有过来往，他们需要躲避或者远走他乡，可是，与王廷兰有密切往来的，也并非他们一家！连关系更为密切，同在马占山将军帐下供职的于兴阁，不也是一直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吗？而且，作为当初王恩甲和萧红证婚人的这一特定历史身份，于兴阁老人十分清晰地向铁峰先生证实了当年发生过的一些情况，包括王恩甲就是王廷兰的少公子这一基本事实。显然，将王恩甲视做王廷兰将军好友的儿子一说，不能成立。
其八，我们不妨来听听萧红本人生前是怎样认定的。
1941年12月，日本法西斯发动其欲吞并整个亚洲的太平洋战争，其时，香港尚未被日寇占领，但已陷入炮火之中。半个月后萧红于临时避难的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的一个房间里，向一直陪护在身边的骆宾基先生讲述自己的身世时，简略地谈到了王恩甲的父亲。四年后，在杭州，依托萧红本人的讲述，骆宾基撰写而成的《萧红小传》第三章《憧憬与渺茫》中，有以下这么一段文字：
实际上，她的父亲，这时候（此处指萧红在哈市东省区立女一中初中毕业前-秋石注）早已经在布置她的未来的命运了，那就是说给她订了婚。男方的家长过去是东省特别区有名的一个“统领”，而日后是一个支持伪满的汉奸……
骆宾基先生在写下上述这段话后，还于该章结束时专门作了一个注，注是这样写的：以上并非作者根据传闻加之想象渲染之笔，而是根据萧红先生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在香港思豪酒店寓居时所作的漫谈。
“东省特区有名的一个‘统领’”，指的是王廷兰。萧红与王恩甲订婚时，王廷兰为省防军第一路（驻呼兰）统带、骑兵团上校团长，与骆宾基文中的说法相吻合。至于说其“日后是一个支持伪满的汉奸”，系由不明就里带着愤激情绪的萧红猜想而致。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铁峰先生就已经考证出了王廷兰为国捐躯的壮烈情节，从而纠正了此前的讹传。
有关萧红临终前夕同骆宾基所说的“男方的家长……日后是一个支持伪满的汉奸”的说法，或者叫做猜想也罢，是被一种假象蒙蔽的缘故。这其中的典故，外人，尤其是当今年轻一些的读者是不知道的，萧红当时（此处指她逃出被洪水围困的东兴顺旅馆后的一段时间）也不是很清楚。事实是，继江桥抗战失败、齐齐哈尔沦陷之后，马占山率余部退至海伦、克山一线，不久，即陷入了天寒地冻及弹尽粮绝的境地。面对吃尽了他们顽强抗击苦头发誓要复仇的日寇大军的步步紧逼、层层合围，若再坚持下去，极有可能被“追剿”而至的日本关东军斩尽杀绝。恰在此时，适逢日本关东军大本营又一次遣人来诱降。经再三斟酌，为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马占山心生一计，假意同意接受收编“归顺”。但马占山提出要求，保留独立建制，以及要求补充粮草、弹药、衣被等必需品。实际上，日寇也被马占山拖得精疲力竭，一旦收编了马占山，就能证明自己大获全胜，无论是国内国际舆论，还是出于政治、外交的考虑，都是利大于弊。于是，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便批准了马占山“归顺”的要求，并将其纳入伪满洲国军的序列。然而，在经过40天的休整以后，羽翼丰满的马占山突然反水，在快速歼灭驻地附近监视他们的日寇和伪满军队的有生力量后，重又高高祭起了武装抗日的大旗，给了日寇一个更加沉重的打击。无论在国
天冷，地冷，人更冷。
出逃半年的萧红回到家乡后，明显地感受到了外界舆论的压力与家族的歧视，精神上是格外的痛苦。当时，父亲张廷举因她逃婚被斥之为“教子无方”，被贬谪到巴彦县教育局任督学，经常不在家中。亲弟弟张秀珂也去巴彦县中学读书了，继母对她也是冷眼相视。还有胡同内一些邻居制造出来的谎言，时时地在刺痛着她的心，使她平日里只得待在家中消磨时光。未几，父亲怕桀骜不驯的萧红再度出走，从而给家庭带来更坏的影响，为此作出决定，将萧红、继母梁亚兰，以及她的几个异母弟妹，全部送往张家的发祥地阿城县福昌号屯暂居。
福昌号屯不仅是张家的发祥地，而且也是现时众多张家后裔聚居的大本营。张廷举的继母徐氏，以及他的兄、弟、妹妹，连同侄儿辈数十口人全都在福昌号屯居住。而福昌号屯的来历，就是由张家开的商铺而得名。而且，更重要的是，萧红的五叔此时正担任着当地的保安队长。把萧红送到福昌号屯去居住，在父亲张廷举看来，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一来呢，有那么多的人监视着，使得萧红无法与外界通信交往。二来呢，也除却了张廷举的一块心病，避开了呼兰城里人的长舌议论。因此，到了这里，萧红实际上过的是一种被软禁的生活。
福昌号屯距阿城县城有好几十里地，交通很是不方便。萧红在这里每天只能在院子里活动活动，既无报纸可看，又无新一些的书读，消息也格外地闭塞。而且，家中能够与之谈心的人也极少。堂兄妹们一个个都在外面念书，很少能见到他们，只有一个27岁还没有出阁的姑姑，以及一个20岁刚出头的小婶婶可以和她谈到一块儿。其他所有的人，无不将她视之为危险的异类，时时刻刻严严密密地防范着。尤其是那位继祖母徐氏，那鹰隼一般的目光，一直盯着叛逆者萧红的一举一动，生怕她把姑姑也给影响坏了。常常是姑姑和萧红刚在一起谈话聊天，继祖母就会冷不丁地出现在她俩的面前，以各种理由实施阻挠。时隔三年，从一场噩梦般的“婚姻”中解脱出来获得新生的萧红，在一篇名为《夏夜》的短散文中，向我们近乎原汁原味地描绘了她遭囚禁于阿城县福昌号屯祖家福地时，与27岁的小姑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在这则短散文中，可知她和“菱姑”的经历虽然有所不同，但同样遭受着封建家庭的禁锢与摧残。自然，她和“菱姑”也有着对幸福、自由同样的追求，尽管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在最早刊登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时间是1934年的3月6日、7日两天）上的这篇散文中，萧红向我们描绘了在一个夏日的夜里她所经历的事。在她的笔下，“菱姑”与她两个“同一不幸的人”，以及“猫头鹰样”的祖母的神态、语言，极为细腻地一一描述了出来，从中也反映出了她人虽遭软禁但心不甘又无可奈何的心态……
她一天天远着我的祖母，有时间只和我谈话，和我在园中散步。
“小萍，你看那老太太，她总怕我们在一起说什么，她总留心我们。”
“小萍，你在学校一定比我住在家得到的知识多些，怎么你没有胆子吗？我若是你，我早跑啦！我早不在家受他们的气，就是到工厂去做工也可以吃饭。”
“前村李正的两个儿子，听说去当‘胡子’，可不是为钱，是去……”
祖母宛如一只猫头鹰样，突然出现在我们背后，并且响着她的喉咙，好像响着猫头鹰的翅膀似的：“好啊！这东西在这议论呢！我说：菱子你还有一点廉耻没有？”她吐口涎在地面上，“小萍那丫头入了什么党啦，你也跟她学，没有老幼！没有一点姑娘样！尽和男学生在一块。你知道她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怕是再上学更要学坏，更没法管教啦！”
我常常是这样，我依靠墙根哭，这样使她更会动气，她的眼睛像要从眼眶跑出来马上落到地面似的，把头转向我，银簪子闪着光：“你真给咱家出了名了，怕是祖先上也找不出这丫头。”
我听见她从窗口爬进去的时候，她仍是说着我把脸丢尽了。就是那夜，菱姑在枕上小声说：“今天不要说什么了，怕是你奶奶听着。”
附带在这里说明一下，以《夏夜》为题的散文，萧红一共写过两篇。后一篇《夏夜》写的是她脱离东兴顺旅馆被人看着的动物般蜗居的苦海后，她和萧军初期共同生活期间发生的一些情况。这后一篇《夏夜》，发泄了萧红心中对对爱情不负责任又花心的男人的不满与不信任。后一篇《夏夜》，发表在1936年上海出版的《中学生》杂志第65号上，后收入署名悄吟的散文集《商市街》（同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次月再版，为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第2集第12册）。
福昌号屯是张家的发祥地，可对被软禁的萧红来说，却是一个自由者与世隔绝的囚牢，是一个黑暗的所在。
可萧红有所不知，无论是她个人的命运，还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随着一个突发事变的发生，全都陷在了一个可怕而又黑暗的境地中。
就在萧红遭家族囚禁的这一年的后期，一个远比她个人命运更大的不幸发生了。这就是，继三年前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势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东北土皇帝、大军阀张作霖之后，经过多年一系列的筹谋，又丧心病狂地发动了旨在谋取在中国更大利益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经事先精心策划，驻守在沈阳附近的日本关东军某部分遣队于当晚10时22分，一举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小段南满铁路。事件发生后，侵略者竟然贼喊捉贼，反诬中国驻军是炸毁铁路的元凶，调集军队向中国东北军驻守的沈阳北大营实施攻击，虽说有不甘做奴隶和罪人的我东北军部分部队旋起反击，但由于自南京中央政府到东北军首脑机关很快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只得于次日清晨突出日本侵略军的包围圈。一夜之间，沈阳陷入了日军之手。一周后，辽吉两省大部分领地又遭陷落。此后，日军继续大举北上，战火逐渐逼近黑龙江。
毋庸置疑，从一开始，为反抗封建禁锢与摧残而遭到软禁的萧红，就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萧红的命运是凄苦的、不幸的，中华民族的命运是灾难深重的，因此，萧红一旦冲决囚笼，必然会融入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求得彻底解放的滚滚洪流中去。正如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中国人民始终怀着深情厚谊的著名国际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同萧红多次接触后所给出的无与伦比的评价那样，她高度称赞萧红“是一种在许多方面远比美国女性先进的中国新女性正在炽热的战争铁砧上锻炼成型”……
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有来往的，无论是在她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还是在英国、印度、苏联、德国，还是在她为之义务热情服务时间最长的中国，特别是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奋起抗御日本法西斯入侵的那一整个岁月中，史沫特莱结交的朋友都是左翼，而萧红是她最为感佩的中国左翼女性和左翼作家。
在阿城福昌号屯这个祖宗发祥地，萧红度过了整整十个月的与外界隔绝的软禁生活。除了自己的精神一直处于苦闷状态外，她也有了崭新的收获。这就是，她实地实景地亲身见证了封建地主阶级对贫苦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榨，以及底层贫雇农的悲惨生活。在那里，她接触了更多的仆人、长工和贫雇农，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身世和遭遇，也听说了一些附近乡村揭竿而起的农民武装和义勇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尽管他们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毕竟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所有这些，为萧红日后描写农村的生活和反映东北人民“对于生的坚强，死的挣扎”抗御外来入侵的事迹，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萧红在后来与萧军结合后，亦就是早期在哈尔滨创作的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如《王阿嫂的死》、《夜风》、《看风筝》（上述三篇收入与萧军合著的散文小说集《跋涉》。《跋涉》，于1933年10月由哈尔滨《五日画报》社出版，出版不久，因其鲜明的反满抗日倾向，即遭日伪当局查禁没收-秋石注），以及使萧红在文坛大放异彩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等，基本上都取材于她的祖宗发祥地阿城县福昌号屯。据说，《生死场》中的一些人物和地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出处。书中的那个王婆的原型，是根据福昌号屯被二茬地主冯振国迫害至死的李德珍的妻子的经历创作的。此外，小说中提及的白棋屯，于今呼兰县城西北14华里处，属孟家乡管辖。而另外名叫三家子的地名，则在县城东南23华里地的腰卜乡……
萧红遭家族囚禁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正在哈尔滨太平区家中的陆振舜写信告诉了北京的李洁吾，信上还说萧红因此患了神经病。接信后，李洁吾对此一点也不怀疑。他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他心里真是又急又气，心想，如果自己能够去呼兰的话，他一定要找萧红的父亲辩辩道理，把萧红给营救出来。
没有过多久，李洁吾又接到了陆振舜寄自哈尔滨的第二封信。信中说，如果萧红能够有五元钱路费的话，就可以由呼兰逃出来了！这一消息的传达，使李洁吾倍感振奋。于是，他马上在北京想办法兑换了五元钱的哈尔滨大洋的票子，将它异常小心地贴在著名诗人戴望舒出的一本诗集《我的记忆》最底层硬封皮的夹层里寄出了。他又在所附的信中暗示萧红道：“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越往后看越要仔细地读，注意一些。”意即是希望她能够发现这张哈大洋的票子，想办法从家中早点逃出来！
事实上，萧红并没有也不可能见到李洁吾自北京寄出的这本戴望舒的诗集，更甭提那张夹在诗集底封皮夹层里的五元哈尔滨大洋票了。原因十分简单，第一，诗集寄到呼兰县张家，谁也无法签收，因为她的所有家人或去了阿城福昌号屯，或去了巴彦县任职或求学。第二，就是寄到了囚禁地的阿城福昌号屯，萧红同样是收不到的。连她夜晚同小姑多说几句话，也要受到继祖母及其他人的监视及阻挠，自然，外界尤其是她一年前逃婚的目的地北京寄出的信及物件，又怎么能够安抵她的手中呢？
萧红是在这一年寒冬初现的十月间，逃离福昌号屯的。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当时的东北农村情况，这个问题与萧红的出逃有着密切的关联。
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的农村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随着日用品价格的飞快上涨，粮食价格却出现了一路下滑的趋势。据萧红的姑姑和七婶于上世纪60年代初向铁峰先生证实，当时主政福昌号屯日常事务的萧红大伯父决定提高秋租，从而把当前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佃户们的身上。与此同时，长工们的工钱也被明显削减。于是，生活更加困难的佃户和长工们联手起来向东家提出抗议。同情农民的萧红力劝大伯父停止这种转嫁危机的做法。不料，更加引发了大伯父的愤怒，早就看她不顺眼的大伯父殴打了她一顿。同时，还派人赶到阿城县里打电报给在巴彦县教育局任督学的萧红父亲，要他赶回来处置萧红。当晚，为避免大伯父的再次寻衅殴打，在姑姑和七婶的帮助下，萧红在一个长工家里的柴火堆里猫了一宿。第二天一早，距中秋节还有两天的时间，1931年10月4日清晨，萧红藏在一辆往阿城送大白菜的大车里，离开了被囚禁了七个月左右的福昌号屯这个伤心地，到了阿城。然后乘坐火车逃到了哈尔滨。此时，东北的天气已经到了零下的气温，萧红是几乎净身逃离的，没有御冬的衣服……这一年，萧红刚满20岁，20岁的萧红踏上了满世界颠沛流离的凄苦生活。冥冥中，她注定要经受更多的磨难。
自逃出福昌号屯之后，萧红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家乡。萧红的又一次出逃，加上萧红站在贫雇农一边为他们仗义执言的立场，大大激怒了父亲张廷举。在各方压力、自身心理压力的多重挤压下，张廷举再次宣布：开除萧红的族籍。据萧红后来撰文回忆道：父女俩曾在滴水成冰的哈尔滨街头相遇过，当时萧红是贫病交加，一身单薄的秋衣，外加满脸菜色，可父亲连话也不说一句，只是报之以冷冷一瞥，如同陌路人一般冷眼走来，擦肩而过……不仅如此，张廷举还把女儿视做洪水猛兽，严格限制其他儿女同她来往，尤其是与萧红一母同胞弟弟的张秀珂，更是严上加严，乃至扣压姐姐给弟弟的信件。把叛逆的女儿萧红彻底抹去，这在萧红生父张廷举、四叔张廷惠四年后创修的《东昌张氏宗谱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已经去逝16年的张廷举结发妻子姜玉兰的条目下，只表注有“育有三子”而无萧红这个长女的名字。以此看来，萧红的两次出逃，确确实实伤透了生父张廷举的心，否则也不会出现这样恩断义绝情裂的罕见事例发生。
但是，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有一个逐步转变进化的过程，特别是在萧红不幸病殁于孤岛香港，尔后又声名鹊起，深受文坛和中外读者好评后。据了解，在1948年的农历春节时分，萧红胞弟，抗战中先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后又入陈毅主政的苏北新四军的张秀珂荣归呼兰故里与亲人们团聚时，满脸喜气洋洋的张廷举，在故居南大门上亲手张贴了一副大红喜庆对联，他亲笔书写道：
惜小女宣传革命粤港殁去 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
期间，曾有熟人逗趣地问张廷举当年萧红为什么会离家出走？这一年恰逢六十大寿的张廷举倒也不避讳地这样回答道：“小女是搞写作的，她走是参加革命。为了打日本，许多青年都去寻找革命了……”当然，这样的回答，也未免有些闪烁其词，但从中可以一窥其心中对女儿英年早逝的歉疚和隐痛。
张廷举在晚年的时候，也曾不止一次拿着女儿的那本经典遗著《呼兰河传》，向人介绍道：“这是小女乃莹写的书啊！”
就在张廷举逝世那年的前几个月（1960年），张廷举自最后定居的沈阳回了一趟呼兰老家，返回时途经哈尔滨，专门找到有半个世纪友谊的老友于兴阁，央求于兴阁带其到哈尔滨图书馆古旧书库（因于兴阁的女儿正在哈尔滨市图书馆工作）查找萧红的作品。可见最终父亲还是原谅了当年女儿的出走和对他不实描写的伤害，并且以有这样一个女儿为荣。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剖视一下萧红又一次出走的成因。固然，她的一次又一次的出走，严重地伤害了父亲，给自己的家庭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然而，她的出走，是一个必然，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第一，她的出走是与以封建地主阶级为背景的家庭的彻底决裂，尤其是她的第二次出走。第二，她和自己的父亲之间，存在的矛盾是多重的，首先是思想上的矛盾。随着世界的不断更新和洋式教育的全面侵入，身为教育命官的父亲，虽然接触过不少新事物，也有一定的维新思想，但在他的骨子里，却是要维护自己作为地主阶级一员的根本利益，抵御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引发的日益激进的左翼进步思潮。而萧红恰恰接受了这股日益激进的左翼思潮，尤其是在东特女一中读书时，与高仰山、王荫芬等老师的教诲与引导是分不开的。也可以这么说，她与父亲之间这种思想上的分歧是由来已久的。萧红后来在《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一文中辛辣地揭露道：
父亲常常为了贪婪而失掉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泣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为着这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萧红自阿城逃到哈尔滨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浪者。她一次次投亲靠友，却一次次地碰了壁，没有人敢收留她。甚至有一日，几近冻僵了的她，无奈之中还跟着一个操皮肉生意的老太婆，在其肮脏不堪的家中窝了一宿，代价是一双套鞋和身上的一件单布衫。对此，她在鲁迅身边写成的《过夜》一文中，回顾了四年前在哈尔滨所遭遇的世态炎凉，以及蜗居在操皮肉生意的老太婆家中的一夜情景。
后来，实在挺不过去了，她又来到了两位堂妹张秀珉、张秀琴就读的东特女二中。萧红敲开她们的宿舍时，两位堂妹还没有起床。此时此刻，在这滴水成冰的凛冽寒风中，一头蓬乱的头发，面带饥色的萧红，好似已有多日没有洗脸了。而她的身上，只穿着一件夹袍，一条绒裤，脚上是一双漏孔的夏日凉鞋……模样狼狈极了。两位堂妹见了她这副模样，也未免心酸极了。经短暂商议了一下，她俩决定将其留下，她们把各自的被褥匀了一些给她使用。尔后，征得校方允许，让萧红插入高一年级学习。然而，也许是同学们的诸多异样目光，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那里只住了十来天，便不辞而别了。这可能也是她与两位心地善良的堂妹最后的会面吧！
这之后，她又在寒冬中的哈尔滨街上流浪了一些日子。在一个清冷的早晨，她遇见了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念书的堂弟张秀璇。堂弟请她到咖啡屋喝咖啡，并且再三劝她回家。而她的回答还是那样的坚决：“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
在这里，萧红与家庭的分裂已是不可挽回。她在去意已定的情况下，其刻薄的语言再一次严重地伤害了自己的生身父亲。但与堂弟在哈尔滨清冷的早晨的不期而遇，以及堂弟的请喝咖啡，和极富人情味的话语，给了连日来深陷于孤立无援饥寒交迫境地中的萧红“微温了一个时刻”。
1935年的初冬，在上海，沐浴着鲁迅给予的阳光，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女作家萧红，提笔写下了一篇题为《初冬》的散文，记叙了在四年前一个同样是“初冬”的清晨，她与堂弟在咖啡屋会面的短暂镜头。
初冬，我走在清凉的街道上，遇见了我的弟弟。
“莹姐，你走到哪里去？”
“随便走走吧！”
“我们去吃一杯咖啡，好不好，莹姐。”
咖啡店的窗子在帘幕下挂着苍白的霜层。我把领口脱着毛的外衣搭在衣架上。
我们开始搅着杯子铃啷地响了。
“天冷了吧！并且也太孤寂了，你还是回家的好。”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
我摇了摇头……
……
我仍搅着杯子，也许飘流久了的心情，就和离了岸的海水一般，若非遇到大风是不会翻起的。我开始弄着手帕。弟弟再向我说什么我已不去听清他，仿佛自己是沉坠在深远的幻想的井里。
我不记得咖啡怎样被我吃干了杯了。茶匙在搅着空的杯子时，弟弟说：“再来一杯吧！”
女侍者带着欢笑一般飞起的头发来到我们桌边，她又用很响亮的脚步摇摇地走了去。
也许因为清早或天寒，再没有人走进这咖啡店。在弟弟默默看着我的时候，在我的思想凝静得玻璃一般平的时候，壁间暖气管小小嘶鸣的声音都听得到了。
……
“天冷了，还是回家好，心情这样不畅快，长久了是无益的。”
“怎么！”
“太坏的心情与你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要说我的心情不好呢？”
我们又都搅着杯子。有外国人走进来，那响着嗓子的、嘴不住在说的女人，就坐在我们的近边。她离得我很近，我越嗅到她满衣的香气，那使我感到她离得我更辽远，也感到全人类离得我更辽远。也许她那安闲而幸福的态度与我一点联系也没有。
……
我们搅着杯子，杯子不能像起初搅得发响了。街车好像渐渐多了起来，闪在窗子上的人影，迅速而且繁多了。隔着窗子，可以听到喑哑的笑声和喑哑的踏在行人道上的鞋子的声音。
“莹姐，”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天冷了，再不能飘流下去，回家去吧！”弟弟说：“你的头发这样长了，怎么不到理发店去一次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被他这话所激动了。
也许要熄灭的灯火在我心中复燃起来，热力和光明鼓荡着我：
“那样的家我是不想回去的。”
“那么飘流着，就这样飘流着？”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他的杯子留在左手里边，另一只手在桌面上，手心向上翻张了开来，要在空间摸索着什么似的。最后，他是捉住自己的领巾。我看着他在抖动的嘴唇：“莹姐，我真耽心你这个女浪人！”他牙齿好像更白了些，更大些，而且有力了，而且充满了热情了。为热情而波动，他的嘴唇是那样的退去了颜色。并且他的全人有些近乎狂人，然而安静，完全被热情侵占着。
出了咖啡店，我们在结着薄碎的冰雪上面踏着脚。
初冬，早晨的红日扑着我们的头发，这样的红光使我感到欣快和寂寞。弟弟不住地在手下摇着帽子，肩头耸起了又落下了；心脏也高了又低了。
渺小的同情者和被同情者离开了市街。
停在一个荒败的枣树园的前面时，他突然把很厚的手伸给了我，这是我们要告别了。
“我到学校去上课！”他脱开我的手，向着我相反的方向背转过去。可是走了几步，又转回来：
“莹姐，我看你还是回家的好！”
“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
“那么你要钱用吗？”
“不要的。”
“那么，你就这个样子吗？你瘦了！你快要生病了！你的衣服也太薄啊！”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充满着祈祷和愿望。我们又握过手，分别向不同的方向走去。
太阳在我的脸面上闪闪耀耀。仍和未遇见弟弟以前一样，我穿过街头，我无目的地走。寒风，刺着喉头，时时要发作小小的咳嗽。
弟弟留给我的是深黑色的眼睛，这在我散漫与孤独的流荡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温了一个时刻？
然而，终于有那么一天，萧红挺不住了……
雄鹰，可以搏击长空，无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多大的雪，多厚的云，多么亮闪多么可怕的雷电！可她萧红毕竟不是雄鹰，她只是一只时刻想搏击长空而羽翼尚未丰满的雏鹰啊！
就在萧红处于更深的饥寒交迫的时候，“救星”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这个“救星”，不是别人，正是她前段时间百般抗过婚的主角王恩甲。
尽管这个“救星”，并不是萧红所希冀的那一类救星，但她再也无力抗这个婚了。
她宁愿向王恩甲投降，也不愿向父亲屈服。她视父亲为恶魔，而王恩甲毕竟是爱她的。在经历了一番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之后，她的精力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有人爱，被人爱着，不是好事是什么？何况，面对零下三四十度的极端气温即将来临的时候，有一个温暖果腹的去处，是她眼下亟待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
解决严寒中的起码的温饱问题，是萧红面临的一大问题。而极需度过一段宁静的生活，是萧红面临的另一个问题。然而，东北之大，东北之富饶，却已经没法给人们以一个宁静的安居状态了。
就在萧红在哈尔滨街上四处漂泊的时候，黑龙江的形势也开始紧张起来，不时传来的日军大举北上进犯的消息，搅得每一个市民心头惶惶不安。侵略成性，以霸占整个中国东北为首期目标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其关东军本部决策者选择了一条北上进犯的别出心裁的路线，即绕开中国军队防守严密的中东铁路沿线城镇，不直接北上攻取令侵略者垂涎三尺的现代化大都市哈尔滨，而是沿着四平、洮南、白城子偏西北方向，直逼黑龙江省城、西部重镇的齐齐哈尔市（时哈尔滨为特别市）。当时的黑龙江省驻军与警察保安部队仅三万人左右。由于省长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荫在北平，省城齐齐哈尔防卫力量又比较薄弱，1931年10月10日，在北平坐镇的张学良，任命时任黑河警备司令兼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赴齐齐哈尔一线迎敌。13天后，在日军飞机的掩护下，由大汉奸张海鹏率领的三个团的伪军由洮南向北进犯，妄图打通攻入黑龙江的通道。于是，在齐齐哈尔的南大门，位于泰来县境内的嫩江江桥处，双方进行了一场长达二十余日的殊死激战。首战以来犯的敌军旅长徐景隆触雷身亡，全军溃败回归出发地洮南县而告终。当日，马占山将军于省城齐齐哈尔发表抗战宣言，决意抵抗到底。11月4日，日伪军开始向江桥发起大规模进攻，马占山部依托炸毁的江桥奋起还击。当天日军的数次进攻均被马占山部守军击退。11月5日，日伪军集结8000余兵力，百余大炮，再度发起强攻，又遭我守军顽强抗击而告败。日军亡167人，伤千余，伪军则死伤达700余人。6日，面对重新集结的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我守军英勇杀敌，又使敌军蒙受重大伤亡，而我守军也伤亡600余人。为保存实力，我军退守至三间房一线。11月12日，在政治上的攻势失败后，日军集结起天野、长谷、铃木等三个旅团和满铁守备队计7000余兵力，兵分三路，展开新的大规模攻势，马占山将军亲临一线指挥，指挥我守军英勇抗击，连日击退日军的进攻。至11月17日，日军又新增两个混成旅的兵力投入总攻。在敌众我寡无坚强后援的情况下，于次日马占山率部撤出三间房阵地，并向齐齐哈尔退却，后又退至克山、海伦一线。
1931年的11月，当自西伯利亚滚滚而下的寒流袭击东北大地的时候，在日本侵略者向黑龙江发动又一轮进攻的枪炮声中，处于饥寒交迫中的萧红，无奈地跟着昔日自己百般抗过婚的未婚夫王恩甲，住进了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大旅馆，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王恩甲是轻车熟路领着萧红住进东兴顺大旅馆的，而且他还向萧红夸口说，他经常在这里过夜，原因不是别的，就是这家旅馆的老板与王恩甲的父亲王廷兰是老朋友。因此，即使一时没有钱，也可以赊账住着。之所以王恩甲不领着未婚妻张乃莹回自己家里去住，一是没有举行婚礼，二是萧红屡屡抗婚出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萧红生父张廷举尚且暴跳如雷，公开宣布开除女儿的张氏宗谱族籍，更何况有着上层显赫社会背景的王廷兰家族了。可以想象得到，王家早已不认这门亲事了。对此，想必王恩甲是心知肚明的。
现在，面对一个衣冠不整，被饥寒交迫折磨得一脸病容的落拓女子，王恩甲又为什么会如此宽容呢？笔者以为，这里面的原因很是复杂，既不能排除王恩甲对萧红有过真爱，也不能排除他有征服、报复对方的畸形心理因素在作怪。
总而言之，结束在寒冷的街头的流浪生活，维持起码的温饱生活水准，毕竟能给予人的生命以延续。有了一个安定哪怕是暂时安定的寓所，你才有可能考虑未来的走向。
然而，可怕的是，她虽然在肉体上与王恩甲结合了，但在精神上是永远无法取得一致的，何况对方有着那么明显的恶俗，这也与萧红所信奉的是格格不入的。总有一天，她会再次出走，离开这个纨绔子弟的。但是她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治疗流浪时落下的疾患。
就在萧红与王恩甲在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生活期间，黑龙江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与恶化。继年前由马占山将军率领黑龙江驻军顽强抵御日本关东军进犯的嫩江江桥抗战失败，西部重镇齐齐哈尔沦陷后，大量集结的日本军队形成了夹击哈尔滨的强劲态势。
1932年2月3日至5日，驻守哈尔滨的中国军队，在黑龙江行政长官张景惠（后任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国防大臣）公开叛国投敌后，奋起反抗，打响了东北境内最后一座大城市的保卫战。最终，在经过一番浴血奋战后，由于敌众我寡而告败。亡国奴的阴影，笼罩在了每一个哈尔滨人的头上，萧红也不例外。
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将与萧红发生密切关联的三位热血爱国青年，其中两位是共产党员，他们是：第三国际情报人员舒群，接受后来成为威震敌胆抗日女英雄赵一曼领导的地下党员方未艾，以及一度成为萧红爱侣的萧军，都曾参加过保卫哈尔滨的前沿战争。比萧红还小一岁的舒群是直接拿起枪参加义勇军抗御日本法西斯的入侵。方未艾和萧军则是在冯占海领导的抗日部队前沿阵地担任联络和宣传鼓动工作。而且，早在此前三四个月，1931年的冬天，萧军和驻扎在吉林省舒兰县的东北军陆军第六十二团二营营长马玉刚、营副方靖远（即方未艾，与萧军同为前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同窗）一道，欲将该营人马改变成抗日义勇军。后由于不慎走漏消息，遭汉奸出卖被押解出境。
国破家亡的动荡时局，可耻的寄生虫生活，对于心中有着远大抱负的萧红来说，她是再也不能这样无所事事下去了。于是，1932年2月底的一天，萧红悄悄打点行装，瞒着王恩甲又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临去北京前夕，她将自己的行程告诉了表哥陆振舜。
这一天，在北京的李洁吾突然收到了陆振舜拍来的一封电报。电报内容是告诉李洁吾说萧红已经乘火车来北京，要他代为照顾一下。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正好是萧红所乘坐的那一趟火车到达北京的那一天。于是，李洁吾立即赶往前门火车站去迎接，却没有接到。待到他转身乘坐有轨电车直奔二龙坑西巷萧红住过的小院时，正是老保姆耿妈为他开的门。耿妈告诉他说，萧红进门放下东西就去学校找他去了。由此看来，坐了两天火车的萧红刚抵北京，进门也不休息一下又急着去找李洁吾，显然，她有亟待解决的紧要事情要找李洁吾商量解决。可她怎么不想想，家中还有一个寡母和两个没有工作的年幼妹妹，李洁吾又能帮助她些什么呢？
待到赶回学校，萧红已经在他住的宿舍里等候一些时辰了。站在李洁吾面前的萧红，眼下的打扮却也雍容华贵得很：穿着一件貉绒领、蓝绿华达呢面子、狸子皮面的皮大衣。见面后，萧红送给李洁吾一小瓶白兰地酒和一盒马蹄莲花。
谁知道，当第二天李洁吾从学校进城去探望她的时候，却发现她病倒了，而且还发着高烧。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躺着那儿，身边又没有一个亲人陪伴，李洁吾很是放不下心。从那时起，李洁吾就天天去看望她，照顾她，陪她谈谈心说说话，解解闷儿。直到一个礼拜后，萧红的病才渐渐地好转起来，也起了床，两人之间谈话聊天的时间也就更多了一些。而李洁吾为了节省一些费用，不得不每天步行好长一段路，进城到二龙坑西巷的萧红住处去陪伴她。谈话中，李洁吾一再问起她回到家乡这一年来的情况，以及这次是如何从家里出走来北京的，但萧红要么是闪烁其事词，要么就是避而不答。因而，李洁吾也就忘了问他曾给她寄过的戴望舒的诗集，以及夹附在底层封套里的那张哈大洋的纸票那一档子事了。要知道，那五元钱很是来之不易，是从他牙缝中挤出来的呀！
就在这个期间，李洁吾又收到了陆振舜的来信，在托他照顾好萧红的同时，还寄希望能够帮助她继续在北京上学。实际上，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一件事情，他上哪儿去替她筹集一笔可观的学费和生活费呀！
一天傍晚，李洁吾正和萧红谈着话，忽然有人叩响了院门，还不等耿妈通报完毕，一个男人径直闯了进来，正巧与在房门口的萧红打了一个照面-愣了一会儿的萧红方才回过神来，向李洁吾介绍道：“这是王先生。”李洁吾向“王先生”点了点头，说明自己同萧红的表兄是同学，听说萧红回北京来了，是特地来看她的。可那人却一言不发，少顷，便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摞银元，又似乎漫不经心又似是炫耀地将手中的这一摞银元自上而下地在桌子上摆弄起来，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撞击声……一次复一次，他的这一诡异的举止弄得屋内的空气也似乎停止了流动。不得已，李洁吾告辞出门了，而萧红也没有出来送行。
以后，李洁吾又去了好几次，但都吃了闭门羹。直到一次耿妈开门出来，告诉李洁吾萧红他们出去了，而那个男人便是萧红的“未婚夫”……
显然，王恩甲能够轻车熟路地找到位于北京西城西单二龙坑西巷萧红的住处，是萧红告知了北京的地址。由此可见，萧红的这次出走，是很不彻底的。她为自己留了后路-倘若好友们能为她解决留在北京上学的费用，那当然是上上策了。倘若解决不了，这王恩甲也肯定会赶来找她的。兴许是前段时间她在哈尔滨衣食无着冻饿交加的那种日子，让她害怕了。抑或，萧红来到北京后，四处借贷求助无门，无法继续学业，不得已，她写信回哈尔滨，让王恩甲前来救驾。但王恩甲带来的钱仅够两人在北京短时间的生活开销。他也压根儿不曾想过出钱供萧红在北京上学。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萧红突然来到李洁吾的学校。李洁吾发现，她刚来京时身上穿的那件昂贵的毛皮大衣已经不见了，想必是送进了当铺。两人在北京又没有职业，坐吃山空，王恩甲带来的那些银元也有用光的一天。一见面，萧红就直言不讳地对李洁吾说，她的生活发生了困难，问他可不可以帮她想想办法，一句话，就是她需要钱来渡过眼下的难关。可李洁吾搜遍了全身口袋，也才凑了不到一元钱，悉数交到了她的手中。而有关上学及其他事情，萧红也说全管不上了。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没过几天，放心不下的李洁吾又一次来到二龙坑西巷，却被耿妈告知“回东北了”，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弄得李洁吾心中十分难受，他也没法保管萧红临行前-不辞而别后留下的一柳条箱东西。
李洁吾再次见到萧红，是在六年后，仍然是在北京。六年后的萧红已经成了名，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那一年，意气风发的女作家萧红来自上海……
萧红二度来京后，除去热心肠的李洁吾，高原也经常去探望她，第一次是一个名叫张逢汗的同学领着去的。他们俩都是徐淑娟回南方前与萧红相识的。萧红在二龙坑西巷的住处，也是张逢汗带高原去的。萧红见到他们的到来，很是高兴，和他们紧紧地握手，还从桌子上抓了一把瓜子给他们。高原感到纳闷，因为在他的记忆中，萧红是没有这种举动的，“风格”上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脸色也没有在哈尔滨时期那样红润健康了，小雀斑也不见了，当年那种孩儿般的稚气同样不见了。她身上穿的是一件浅蓝色的土布短衫，在北京早春三月寒气依然很浓的季节里显得很是单薄。在萧红住的房间里，映入高原眼帘的，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小长桌，一只小凳而已。从萧红的口中，高原知道眼下萧红的生活很是清苦，常常将几本旧书拿到旧书摊上去卖，得到一些钱，借以维持生活。外出办事或干其他什么，萧红都是步行，连买最便宜的有轨电车票钱也拿不出来……在萧红的房间里，高原看到墙壁上挂着一幅男人头像素描，那人的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子。萧红告诉高原说，这是“密司特王”，是她在晚上就着灯影描绘出来的。萧红还告诉高原和张逢汗说，她很快就要结婚了。萧红说话的时候，表情、语调都很平淡，而且是那样地不带任何感情地述说着发生在她身上的每一件事情。这使得高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忧郁和压抑。临别时，萧红留下了高原他们的地址，还说以后要经常来往。当离去的时候，高原偶然抬眼朝北面望去，隔着玻璃窗，王恩甲的头正探伸出来，也正看着高原他们呢！
回去后，高原把这一次在北京与萧红会面的情况，写信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远在上海近郊江苏省省立松江女子中学读高中的徐淑娟。作为与萧红情同手足的徐淑娟，在给高原的回信中几次都提到了这件事。徐淑娟亦伤感、痛惜地写道：
乃莹，或者说是乃莹的事，对我是一把利斧！这伤痛，这鲜血，永远镂在心上，老高，我不能再说什么？还能说什么呢？（1931年10月24日徐淑娟致高原信）
两年后，徐淑娟又一次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写道：
……你看，乃莹是生死莫测！而且即使活着也已是为密司特王的眼泪所软化而做着“良妻”了。乃莹，是我们战线上一位很有力的斗士，现在投降了！为了这，几乎连自己都怀疑起来……只有我们自身的分化，才是我们的致命伤……（1933年8月13日徐淑娟致高原信）
想当初，正是徐淑娟、沈玉贤一干好友，一致反对萧红的这桩婚事，坚决赞同她1930年8月13日以去北京上学为名实施的逃婚行动。为此，三位闺中密友还非常亲密地、心贴心地交换过各自的看法……可现在呢？
但徐淑娟在论及昔日“斗士，现在投降了！”，写出这封义愤填膺的信的时候，已经到了1933年8月了。此时的徐淑娟有所不知，昔日“投降了”的张乃莹，在历经了一阵撕肝裂肺的头一个婚姻之后获得了新生。此时此刻，张乃莹正活跃在哈尔滨的地下左翼文艺阵营里，她的第一篇爱憎分明反封建反剥削反映劳苦大众底层悲惨生活的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了哈尔滨最有影响的大报《国际协报》的新年增刊上，还意外地得到了征文奖金，后又刊登在同年5月新京（长春）出版的《大同报夜哨》上。就在这一年，萧红的文艺天才如喷涌而出的泉水，继《王阿嫂的死》之后，又相继发表了《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分三次连载）等。上述各篇，均刊登于新京出版的《大同报夜哨》上。此外，由萧红口述、萧军执笔而成的反映萧红16岁时上哈尔滨东特女一中（内中就有以徐淑娟为模特主角“涓涓”的大幅逼真描写）时的学习、生活的中篇小说《涓涓》，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国际公园》上连载着。还有，更重要的是，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萧红（笔名悄吟）与爱侣萧军（化名三郎）合作撰写的具有反满抗日和反封建反压迫剥削鲜明立场的散文小说合集《跋涉》正在发排中，即将问世……
同古道热肠的李洁吾一样，高原也一直记挂着这位缺少社会世故却又倔犟得不知所以的小妹，看见她生活得如此清苦，他心中很是不安。过了大约三四天后，高原带了一些钱，便又去了二龙坑西巷萧红的住处。却没曾想到房东却告诉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萧红和她的未婚夫已经回东北去了，至于几点钟的车，开往哪儿，房东也说不知道。高原只得怏怏离去。他心中实在纳闷极了！她为什么要这样急急忙忙地离开北京呢？连个招呼也没打，连封信也不曾留下。至于她是否真的回东北去了，高原是无处询问的，他只好没精打采地回到了自己就读的学校。
高原再次遇见萧红，却是纯属巧合。同李洁吾一样，也是在这次不辞而别的分手六年后-1937年1月9日，是在从日本横滨回上海的日本“秩父号”海轮上。高原最后一次见到萧红是在1938年八九月间战时抗战中心的武汉。武汉时期的萧红，同七年前在北京的萧红一样赤贫如洗。不过，武汉时的萧红是幸运的，她由一帮同样贫穷但是富有进取心和爱国热情日益高涨的左翼作家朋友们关心着，帮助着……
如果，萧红的第一次的出走，是为了继续求学深造，后来，处于饥寒交迫中的萧红于走投无路之时投奔王恩甲，王家尚且还能容忍王恩甲与她一起生活并供给一定的生活费用的话，那么，这第二次的出走北京，则就大不同了。王家再也无法接受这个出尔反尔叛逆成性的新潮女子了。对于上述，王恩甲心中应当是非常清楚的。但他为了稳住萧红，一味地谎骗萧红说，之所以不领她回家去住，是要给家人以时间，慢慢地取得他们的谅解。而在实际上，王恩甲对萧红的态度，已经由最初的爱恋与同情，转向了报复与玩弄。于是，悲剧，萧红人生的第一个悲剧，也就在王恩甲不断编造出的谎言中形成了。
就这样，待到将哈尔滨带来的一大摞银洋花光之后，萧红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北京继续自己的学业。正是瞅准了萧红的这一致命软肋，王恩甲又一次花言巧语地欺骗上了萧红，对她说道，莫不如跟他一起回哈尔滨，待回到哈尔滨后，再由他父亲出资供她继续上学。对此，萧红信以为真，便与王恩甲回到了哈尔滨。这次，在东兴顺旅馆一住便是半年多，欠下了旅馆五六百元的债务。本是玩世不恭花花公子的王恩甲，面对日益庞大的债务，在他的头脑中唯一的念头便是一个溜字。这一天，他哄骗萧红说要回家去拿些钱来，还掉债务后与她一起堂堂正正地居家过日子。至于当初他追到北京时关于供萧红继续上学的许诺，早已忘了个一干二净。对于他的这番鬼话，善良、天真而又孤立无援的萧红再一次信以为真。谁知道，王恩甲一去便再也没有露过面。等到萧红从噩梦中醒悟过来也想离去时，根本走不了，旅馆老板早已严严实实地将她看管上了。而且还筹谋着，等到她实在没有法子偿还所欠债务的时候，就把她卖进附近的圈儿楼（妓院），以抵所欠债务。与此同时，老板将她从客房逐出，赶到二楼紧南头那间昔日堆放清扫工具的小仓库里去住……
而且，极为糟糕的是，此时的萧红已经有了身孕，她怀上了王恩甲的骨肉。
这是1932年5月间所发生的一档子事。
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们交代一个史实：有关王恩甲的这次“溜之大吉”，既有对萧红厌倦的缘故，也与其家中发生的突发事件有关。
前面，在本书第四章伊始，笔者已经交代过了，王恩甲的父亲王廷兰，是马占山将军麾下的一个团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廷兰随马占山坚决抗日。齐齐哈尔嫩江“江桥抗战”失败后，王廷兰随马占山退至海伦一带驻守，以图伺机东山再起抗御入侵者。是年5月初（正是王恩甲突然溜走的当月），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到了哈尔滨，要求与马占山将军会面。而日伪当局则以种种借口拒绝李顿调查团会见马占山。5月22日，李顿调查团专门委员海伊林一行五人去齐齐哈尔。为此，马占山特别授予王廷兰陆军少将军衔，委派他代表自己去齐齐哈尔秘密会见海伊林一行，揭露日本关东军武装侵略我东三省和制造伪满洲国的一系列罪行。孰料，消息走漏，被埋伏多时的日伪暗探抓获。王廷兰被擒获后拒不屈服，破口大骂日伪当局。为此，恼羞成怒的敌人，将其堵上嘴巴并装入麻袋中，从楼上扔下活活摔死，王廷兰为国为民族英勇捐躯。因而，王恩甲在获知其父英勇就义的消息后，深知自己是无力偿还所欠东兴顺旅馆的债务了，更何况他什么也不会，于是，只能抛下萧红，独自一人溜之大吉……
不光是王恩甲，王廷兰英勇牺牲后，面对日伪当局的进一步迫害，在哈尔滨的王家所有人也都一个个远走他乡，不知踪影。
眼见得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来，可萧红全然没有平生第一次做母亲的喜悦和激动，有的只是日趋增加的害怕与忧愁，以及悲凉。她在《偶然想起》一诗中这样写道：“去年在北平/正是吃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要酸！”
被困在东兴顺旅馆二楼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储藏室里的萧红，无时无刻不在祈盼着有哪位好行侠义的勇士出现在她的面前，将她从水深火热的境地中救出去……
在本章结束时，就有关萧红第一个丈夫及被抛弃的一些情况，笔者深感有必要作一些说明。巧得很，恰在此时，有人给笔者送来了网上流传的一则“史料”，这则“史料”写道：
……
“王恩甲”说，最早出自铁峰先生关于萧红的婚姻考证。此说认为，萧红的未婚夫是呼兰游击帮统王廷兰的次子。“汪恩甲”说与“王恩甲”说大相径庭，此说认为，萧红的未婚夫是哈尔滨故乡屯（应为顾乡屯-秋石注）的汪家，汪恩甲本人当时是哈尔滨滨江县（现道外区）三育学校的一名小学教师。铁峰先生的考证，在《萧红生平事迹考》（载1998年哈尔滨出版社《萧红全集》）中有详细的考证。
关于此说，呼兰县（史）志办姜世忠先生曾经进行过认真的调查。姜先生先后调查了王廷兰的女儿、孙子、侄孙子、侄孙女等多人，证实王廷兰只有一子一女，没有次子。
王廷兰的儿子叫王凤桐，女儿叫王凤霞。王凤桐生于1908年，1924年（16岁）结婚，妻子孟氏（呼兰北街开皮铺商的女儿），1925年孟氏生一子，名王玉春（现在天津大港）。1928年，王凤桐考入齐齐哈尔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1930年8月第九期毕业分配到张学良的部队。1932年5月，王廷兰被日本人杀害以后，日本特务多次到王家搜查，王凤桐全家逃往关内，投奔张学良参加抗日。新中国成立后，王凤桐在北京汽车五厂工作，1986年病逝。从王凤桐的生平来看，与萧红的婚姻没有关系。因此，生造出一个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以此为背景，演绎的故事，就全是错误的了。（原载《呼兰古今》1997年4月）
萧红的未婚夫是萧红的六叔给介绍的，萧红的六叔与萧红未婚夫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同在齐齐哈尔读书，汪家是哈尔滨故（顾）乡屯的一户地主，与张家也算门当户对。在旧社会，定亲是件重要的事情，萧红的同辈亲友、萧红的同学都能证实此说。所以，萧红的未婚夫叫汪恩甲。那种没有根据的“王恩甲”说是不能再以讹传讹地传下去了。
就上述问题，笔者在出席10年前于哈尔滨召开的纪念萧红9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时，向铁峰先生请教过。铁峰先生作了否定的回答。故而，此次，笔者仍然依托铁峰先生的《萧红生平事迹考》进行撰写。这是因为，第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下半叶，铁峰先生就进行了一系列的严谨的考证。而且在当时，除去萧红、张秀珂姐弟俩去世外，其他有关的当事人均健在，包括萧红的生身父亲张廷举。向这些人访谈、印证，可以说是最原始也是最可信、最有力的，自然也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第二，笔者于前文引述了《萧红生平事迹考》中的两处颇具说服力的文字，一处是1929年萧红祖父张维桢过八十大寿时，除王廷兰本人到场外，竟然连赫赫有名的马占山将军也亲为前往祝寿。而挂在萧红故居正门内上方的那一块“康疆逢吉”的金色牌匾，便是最具说服力的历史见证物。试想，如果是一个普通地主，他能请得动这些达官贵人吗？即或他同王廷兰系友好，但也不可能请出赫赫有名的马占山将军啊！只有王廷兰的儿子与张廷举的女儿联姻，才有可能出现这个热闹场面。另一处是铁峰先生辗转考证萧红出生年月时述说的一件事-“1960年秋，我寻访到张廷举的老朋友于兴阁（萧红称他为二姨夫），他是萧红与王恩甲订婚的证婚人，又与王恩甲的父亲王廷兰同在呼兰警备队和马占山帐下为将，了解萧红很多事……”难道此处向原始当事人求证的文字，还不够令人信服吗？笔者以为，够清楚的了！第三，王恩甲前后两度领着萧红住入东兴顺旅馆，而且一住就是大半年。王恩甲还向萧红夸口说：他经常在这里过夜（意即不付钱就可以住宿）。试问，如果王家仅仅是哈尔滨郊区一个普通地主，旅馆老板是断不会让其长期住宿而赊账的。在哈尔滨农村，地主有的是，一个旅馆老板是不会因索债而惧怕开罪一个地主的。何况是一家如此规模的旅馆老板，他能没有自己的社会背景吗？只有王廷兰这种握有兵权的官僚地主家庭，旅馆老板才有可能买其少公子的账，才有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去王家催要这么一大笔欠款。第四，论及有关原呼兰县史志办姜世忠先生的这个考证材料，笔者认为，除在13年前刊登于并非国家正式出版物的县内刊物《呼兰古今》上，迄今，也仅在网上流传，却并不见哪一个有国家正式刊号的权威报刊杂志予以转摘评论，也不被国内鲁迅研究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相关学术刊物或权威人士视之为第一手资料，加以论证及引用。
在这里，笔者要论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萧红走上法庭状告王家长兄代弟休妻的诉讼官司一说。此说为多个传记版本的作者所引述。其中的一本传记这样写道：
这次（指萧红二次出走北京，王恩甲将其领回哈尔滨一事-秋石注），他们在东兴顺旅馆一住就是几个月，转眼到了夏天。由于拖欠了几百元的食宿费，他们被安排在一间小窗上有铁栏的小仓库内居住，遭受着让人难忍的歧视。眼看着生活越来越艰难，背信弃义的王恩甲终于暴露了他的本性。他欺骗萧红，说他回家去要钱，结果扔下了怀孕的萧红，一去不返。单纯的萧红最初信以为真，不久，她发现王恩甲始终不见踪影，这才知道他是不会再回来的。
为了争个是非，萧红曾赶到王家去评理，被王恩甲的家人骂了出来。难忍此辱的萧红被迫来到法院，状告王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当时萧红的家人（另有文本干脆就指明是其生父张廷举陪同上的法庭-秋石注）和同学曾陪她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无情无义的王恩甲为了保全哥哥的名声（有文本还特地注明说，王恩甲的哥哥时任哈尔滨道里区的教育局长-秋石注），竟然声称是自己要离婚的，法院只能判决离婚。出了法庭，虽说王恩甲百般解释，说这个婚不算离，但倔犟的萧红咽不下这口气，从此再也不理汪恩甲。
上述说法，更是过于离奇与荒诞，令人无法理解。
其一，在所有的（迄今为止能读到的）萧红本人有关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文字及叙述中，包括其在香港临终前夕同骆宾基先生讲述的，都是说王恩甲以回家拿钱还账为由一去不复还。她本人也从没和任何人谈及她如何上王家“论理”和上法院提起诉讼一说，更不存在“从此再也不理王恩甲了”的说法。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一幕是，自王恩甲走后，萧红一直是眼巴巴地等待着他拿钱回来归还欠款，然后离开这囚笼般的东兴顺旅馆，尤其是在她知悉旅馆老板将要把她卖往圈儿楼（妓院）的恶毒消息之后。纵观其一生作为，萧红是一个向往自由、不甘做奴才、奴隶的激进女子，她能让人把她卖做妓女吗？她能任人当做牲畜宰割吗？不能！
其二，王恩甲的哥哥能代弟休妻吗？他又怎么个代弟休妻法？休妻是要有文字为凭证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作出如此愚蠢的举止吗？代弟休妻，法律上也不承认！法律不承认的行为，法院当然不会受理的-因为婚姻是当事者两个人的事。何况萧红从来也不曾在夫家居住过一天，自然也不存在被“逐出家门”这等事情发生。
其三，王恩甲溜走后，萧红一直是处于旅馆方面的严密监管之下。她怎么上王家“论理”？她又怎么上法院递讼状？-假若这一切有可能发生的话，那么，法院的先期调查和开庭文书送达，都必须有专人来东兴顺旅馆。这是因为，萧红与王恩甲的同居生活亦即事实婚姻，就是发生在东兴顺旅馆内。只有旅馆老板及其雇员，还有常住旅客，才是最有说服力的证人。为什么法庭开庭审理这起离奇的“代弟休妻”案，最有说服力的证人却不用出庭（或叫做传唤到庭）作证，岂非咄咄怪事？
如果萧红有这个“自由”，-假设旅馆老板允准的话，老板还不会派出精干的贴身雇员，乃至自己亲自出马，一同前往，乘机讨还欠款！抑或，在萧红向法院提起确认她与王恩甲之间这桩事实婚姻官司的同时，旅馆老板自然也会启动以讨还债务的另一起民事诉讼官司的程序。可惜，上述这一切都不曾存在！
其四，萧红与王恩甲在东兴顺旅馆同居生活期间，旅馆方面从来不曾将他和萧红一起“被安排在一间小窗上有铁栏的小仓库内居住”。只是在王恩甲溜走并确认他既不会还债也不会回来后，旅馆方面才将萧红赶进那间小储藏室的。这，也是萧红亲口所述。
其五，萧红生父张廷举，于萧红抗婚且两次出逃北京后，业已公开宣布开除女儿的张氏族谱，这是千真万确的。试想连在寒风刺骨的街上两人相遇，张廷举都不拿正眼瞧一下身穿单衣耸肩抱臂冻成一团的女儿一眼，又怎么会可能陪同女儿（或允诺家人陪同）上法庭打这场以女儿两次逃婚引发的丢大脸的官司呢？再问，萧红又怎么能够离开被人严密监管着的旅馆（在后来老斐、萧军等人前去探视时，萧红不是一再向他们说明了吗，她是一步也不许离开旅馆的）？即使能够离开，身无半文的她，又怎么回得了哈尔滨江北40里地外的呼兰家中？她又怎么才能够和不认她这个女儿的生父诉说、谈判，直至最后说服父亲和家人陪她去法庭和王家论理及打官司？
如果说，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萧红为这桩不尽如人意的婚姻诉诸“官司”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绝非是萧红与王恩甲同居后所谓状告夫兄“代弟休妻案”的荒唐官司，而是与之大相径庭的“官司”-要去法院判令她与王恩甲的“订婚”为无效！而且，这“官司”发生在早期，也就是为萧红“逃婚”首度去北京上学因断绝了经济来源被迫回到呼兰家中后。这是因为，彼时的萧红经过一段时间的往来及观察后，从中发现这位未婚夫身上存在的种种恶习，她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对方抽大烟。为根本上解除并非自己相中的这桩婚姻，萧红走进了法院。结果可想而知（倘若此事属实的话）：法院不予受理。笔者此说是有一定出处的，其依据，正是萧红胞弟张秀珂1955年在北京治病时的口述内容（见张秀珂《回忆我的姐姐-萧红》一文，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黑龙江文史资料》第8辑）。有关张秀珂的这部分口述内容是：“又如不愿意同家庭订的王姓人（即王恩甲-秋石注）结婚，那就‘离婚’好了，何必要打官司告状？再如因家庭封建意识太深，在众口一词的逼迫下，令人无法出气，那就慢慢避开好了，何必在死冷寒天，孤身一人跑到哈尔滨去呢……”
其六，有个别传记文本，更是将王恩甲误作为王廷兰好友的儿子，竟然说王恩甲的离去，是在听说与其生父好友的王廷兰将军为国英勇捐躯的不幸消息后，前往寻找踪迹的。看来，这又是一个更令人匪夷所思荒诞离奇到极致的传闻。试问，他连已经怀有他亲骨肉的未婚妻都是如此之极端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听任旅馆方面对妻子的非人性处置，那又何来为民族英雄寻找下落或遗体的侠义之举呢？
其七，极为重要的是，也是80年来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自王恩甲以回家取钱还债为由离开东兴顺旅馆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王家其他成员，从此一个个全都没有了下落。若是说跟王廷兰有过来往，他们需要躲避或者远走他乡，可是，与王廷兰有密切往来的，也并非他们一家！连关系更为密切，同在马占山将军帐下供职的于兴阁，不也是一直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吗？而且，作为当初王恩甲和萧红证婚人的这一特定历史身份，于兴阁老人十分清晰地向铁峰先生证实了当年发生过的一些情况，包括王恩甲就是王廷兰的少公子这一基本事实。显然，将王恩甲视做王廷兰将军好友的儿子一说，不能成立。
其八，我们不妨来听听萧红本人生前是怎样认定的。
1941年12月，日本法西斯发动其欲吞并整个亚洲的太平洋战争，其时，香港尚未被日寇占领，但已陷入炮火之中。半个月后萧红于临时避难的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的一个房间里，向一直陪护在身边的骆宾基先生讲述自己的身世时，简略地谈到了王恩甲的父亲。四年后，在杭州，依托萧红本人的讲述，骆宾基撰写而成的《萧红小传》第三章《憧憬与渺茫》中，有以下这么一段文字：
实际上，她的父亲，这时候（此处指萧红在哈市东省区立女一中初中毕业前-秋石注）早已经在布置她的未来的命运了，那就是说给她订了婚。男方的家长过去是东省特别区有名的一个“统领”，而日后是一个支持伪满的汉奸……
骆宾基先生在写下上述这段话后，还于该章结束时专门作了一个注，注是这样写的：以上并非作者根据传闻加之想象渲染之笔，而是根据萧红先生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在香港思豪酒店寓居时所作的漫谈。
“东省特区有名的一个‘统领’”，指的是王廷兰。萧红与王恩甲订婚时，王廷兰为省防军第一路（驻呼兰）统带、骑兵团上校团长，与骆宾基文中的说法相吻合。至于说其“日后是一个支持伪满的汉奸”，系由不明就里带着愤激情绪的萧红猜想而致。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铁峰先生就已经考证出了王廷兰为国捐躯的壮烈情节，从而纠正了此前的讹传。
有关萧红临终前夕同骆宾基所说的“男方的家长……日后是一个支持伪满的汉奸”的说法，或者叫做猜想也罢，是被一种假象蒙蔽的缘故。这其中的典故，外人，尤其是当今年轻一些的读者是不知道的，萧红当时（此处指她逃出被洪水围困的东兴顺旅馆后的一段时间）也不是很清楚。事实是，继江桥抗战失败、齐齐哈尔沦陷之后，马占山率余部退至海伦、克山一线，不久，即陷入了天寒地冻及弹尽粮绝的境地。面对吃尽了他们顽强抗击苦头发誓要复仇的日寇大军的步步紧逼、层层合围，若再坚持下去，极有可能被“追剿”而至的日本关东军斩尽杀绝。恰在此时，适逢日本关东军大本营又一次遣人来诱降。经再三斟酌，为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马占山心生一计，假意同意接受收编“归顺”。但马占山提出要求，保留独立建制，以及要求补充粮草、弹药、衣被等必需品。实际上，日寇也被马占山拖得精疲力竭，一旦收编了马占山，就能证明自己大获全胜，无论是国内国际舆论，还是出于政治、外交的考虑，都是利大于弊。于是，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便批准了马占山“归顺”的要求，并将其纳入伪满洲国军的序列。然而，在经过40天的休整以后，羽翼丰满的马占山突然反水，在快速歼灭驻地附近监视他们的日寇和伪满军队的有生力量后，重又高高祭起了武装抗日的大旗，给了日寇一个更加沉重的打击。无论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