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还是要读书
1926年。
是年秋。
萧红高小毕业了。
16岁高小毕业的萧红满脑子充满了憧憬与追求。而她的最大愿望，还是要读书，上中学。
但呼兰县的中学只收男生，不收女生。
其时，上中学的去处有两个，一个是去齐齐哈尔的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那里的学杂费全免，其所需费用自然要小得多。萧红的同学，也就是高小毕业考试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真正获得者傅秀兰、吴鸿章等七人就考上了这所学校。而另一个去处是近在咫尺的哈尔滨上中学，虽说费用昂贵了一些，但是对于萧红的家境来说，还是能够承担得起的。
当时的哈尔滨，呈现出一派日新月异的大发展景象。自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以来，短短20年左右的光景，大批白俄而且是富有的白俄携巨资进来，工厂、商店、电影院四处拔地而起，巍峨壮观硕大洋葱头般的东正教教堂一座座矗立，一辆又一辆头顶椭圆形辫子打着清脆悦耳响铃的有轨电车穿行在城市腹地和四周。尤其是那条极富异国情调铺着拳头般大小均匀花岗石子的中央大街的形成，标志着哈尔滨进入了现代化都市的行列，从而被誉为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属于那些凤毛麟角的城市的。故而，一位名叫拉摩铁尔的西方人士在考察完中国多处城市并经比对考量后，由衷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与结论：“哈尔滨和大连是现代化的大城市，它的潜力在北京、南京之上，甚至可以和上海并驾齐驱。”正是基于此，去哈尔滨上学，对于16岁的萧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由于挨得很近，还可以经常回家探望自幼相依为命的祖父。
然而，她到哈尔滨去上学的愿望，却遭到了除疼爱她的祖父以外所有家庭成员的拒绝。
八年后，在度过一段痛苦的“婚姻”生活之后获得自由和新生的张乃莹-萧红，署名田娣，在发表于哈尔滨《国际协报》上的纪实体散文《镀金的学说》一文中，向我们叙述了她为实现去哈尔滨上学不屈不挠抗争达一年之久的全过程。这也是她和父亲关系恶化的开始。
又过一岁，我从小学卒业就要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把脸沉下了！他终天把脸沉下。等我问他的时候，他瞪一瞪眼睛，在地板上走转两圈，必须要过半分钟才能给一个答话：“上什么中学？上学在家上吧！”
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
半年的功夫，母亲（指继母梁亚兰-秋石注）同我吵嘴，父亲骂我：“你懒死啦！不要脸的。”当时我过于气愤了，实在受不住这样一架机器压轧了，我问他：“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听了这话，父亲像火山一样暴烈了起来。当时我没能看出他头上有火也没冒？父亲满头的发丝一定被我烧焦了吧。那时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来，等我爬起来时，我也没有哭。可是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
……
一天天睡在炕上，慢慢我病着了！我什么心思也没有了！一班同学不升学的只有两三个，升学的同学给我来信告诉我，她们打网球，学校怎样热闹，也说些我所不懂的功课。我愈读这样的信，心愈加重点。
老祖父（此时已经七十七岁了）拄着拐杖，仰着头，白色的胡子振动着说：“叫樱花上学去吧！给她拿火车费，叫她收拾收拾起身吧，小心病坏！”
父亲说：“有病在家养病吧，上什么学，上学！”
后来连祖父也不敢向他问了，因为后来无管亲戚朋友，提到我上学的事，他都是连话也不答，出走在院中。
整整死闷在家中三个季节，现在是正月了……
由于上学严重受阻，导致萧红与全家人对立。
最终，通过“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萧红获得了去哈尔滨上中学的机会。萧红的这个“骗术”很是简单，就是对父亲威胁道：她要出家，到附近的天主教堂或者庙庵里，当一名修女或者姑子（东北语，尼姑的又一称呼-秋石注）。作为执掌呼兰全县教育和义务教育一号长官的张廷举，不想因此落个阻拦子女接受教育的坏名声，于是，也就勉强地给放行了。而萧红去哈尔滨上中学，已是她高小辍学在家一年之后。
1927年的秋季来临之际，萧红如愿以偿地通过考试，考入了位于哈尔滨南岗区日式和俄式建筑比邻而居的邮政街上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于1924年成立的这所学校，是当年闻名全哈尔滨的女子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哈女中所在地先后成为哈尔滨第七、第六中学的校址。十年浩劫结束后，随着萧红的名字在海内外的广为传播，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复中共黑龙江省委的请示，庄重授予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称号后，1992年9月9日，原哈尔滨第七中学，亦即一个甲子前萧红求学过的东特女一中，被正式授名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在呼兰县还设有同样用萧红命名的小学）。
东特女一中之所以有名，师资力量雄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同时，在这雄厚的师资力量中，还有一些思想开放、崇尚时代进步的教师，如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扫盲工作委员会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楚图南（1899-1994）。他于1923年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哈尔滨教学，曾执教过这所女子中学高中四班的《教育学》，并兼任过这个班的班主任。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予以公开。但毕业于吉林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孔焕书，却是一个异常保守、封建思想极为严重的管理者，对学生的管理也极为苛刻。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东特女一中在当时毕竟是一所现代的新型学校，课程设置有历史、地理、文学、英语、美术、体育等等。这样的功课，是生活在乡土县镇里的萧红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从而强烈地吸引了她，令她更加痴迷于知识的海洋中。
在东特女一中上学时，给萧红影响比较深的有这么几位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王荫芬，一个是图画老师高仰山（又名高昆），还有一个历史老师叫姜寿山，新近才从北京大学毕业。王荫芬老师不但把白话文带进萧红她们的课堂，令她们从呆板保守的文言文中摆脱出来，而且他还是一位鲁迅作品的爱好者与传播者。在给学生们介绍“五四”新文化的同时，王老师还向这些求知欲旺盛的姑娘们不断讲解和推荐鲁迅的作品。在王荫芬老师的带领下，萧红阅读了鲁迅先生的早期作品如《野草》、《伤逝》等。想当初，萧红阅读鲁迅作品时，绝不会想到七八年后会有幸和心仪的鲁迅先生学习了近两年，并在鲁迅先生几近手把手的扶持下，凭借由鲁迅先生亲为撰序、绍介的抗日救国小说《生死场》而一举成名，成为鲁迅一生中最为得意也最负盛名并且深得鲁迅真传的女弟子！
教萧红她们美术的老师，名叫高仰山（高昆），吉林人，毕业于由一代国画大师颜文梁先生主政，及后来留洋归来的刘海粟先生执教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生性乐观活泼，上课时给学生们以一股强烈的艺术气息。而且，教学格外认真和系统化。他教学生们素描、色彩、透视的技巧，一开始就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他展示的一张又一张的素描，强烈地感染了来自江北县城的萧红。应当说，萧红的悟性很高。走向社会之后，萧红曾给第一位丈夫、那位负心汉王恩甲画过背影，也给日后救她出火海的第二任丈夫萧军画过背影，而且都是有感而发，水到渠成，一气呵成。虽说是粗线条，略略数笔勾勒而成，但是比较真实、形象。她还给自己的作品画过封面，如成名作《生死场》，极富她自己的个性。萧红天资聪明，但绘画的技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应当说，在其日后的生涯中，除了写作以外，萧红最大的兴趣就是绘画了。
当时光流逝30多个年头后，萧红逝世整整20年的时候，1962年，步入花甲之年的高仰山在回答一位来访者的访问时这样说道：“当时学校有一种风气，感情较好的常常在一起成立个小团体。如：有五个人都属鼠的，就取名为五鼠球队，而萧红、沈玉贤、刘俊民等等同学喜爱画画，因此，她们成立了野外写生画会。有时，我也跟她们一起出去写生。”
据萧红同学沈玉贤后来回忆证实，正是在高仰山老师的带动下，她和萧红组织了一个野外写生画会。萧红和沈玉贤学画西洋画，徐淑娟学国画。萧红第一年学铅笔画，第二年学水彩画，第三年学油画。每逢假日来临的时候，她们就相约带上食物，肩背画夹，到风景如画的松花江两岸去写生。一心想当个画家的萧红还向高仰山老师学习篆刻，同时也习字（萧红写的字，十分遒劲有力，洒脱、飘逸，不住地往外透出一股股英迈之气，让你根本分辨不出这是出自一位女性手中的笔。相比之下，萧军的字就不如她了，而端木蕻良的字，虽说也比较挺拔帅气，但是过于生硬-秋石注）。上初中最后一年临近毕业的时候，高仰山老师给自己的女弟子们布置了最后一道作业-画静物。为此，他在课堂上摆上了好多种静物：有蔬菜、瓜果、花卉（主要是玫瑰花），以及瓶瓶罐罐等，甚至，还有一个人头骷髅……很快，同学们各自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角度，瞄准自己中意的素材开始作起了画。可萧红呢，瞄了瞄满桌的静物，却一个也没有相中。少顷，她皱眉蹙额地寻思了一会儿，站起来，飞快地向教室外面跑了出去。很快，她回到了教室，手中多了几样大家意想不到的物件。原来，她跑到为学校打更的老更夫那儿去了，向老更夫借了一支黑色杆儿的短烟袋锅儿，以及一个眼下已经磨得油亮用黑布缝就的烟荷包。这还不算什么，萧红还搬来了一块灰褐色的石头。当有人问她这是什么创意时，萧红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劳动者干活累了，坐下来抽烟休息一会儿。”高仰山老师见了，很是欣赏萧红的这个创意，于是，便给这幅画起名为《劳动者的恩物》。对此，萧红当即表示了赞同，说跟她完全想到一块去了。其实，这也是萧红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在她家西院30多间破草房里住着的各色各样终日里为生计奔波不停的劳苦大众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后来，在学校举行的毕业生成就展览会上，萧红的这幅画成了全校师生注目的油画。
萧红想当画家的事情，家里的人也清楚一二。她的同父异母弟弟张秀琢曾对朋友说：“莹姐在哈尔滨女中读书时，是住宿的。在宿舍里，她常熟读上海等地出版的革命文艺书刊，她对那些书刊中的插画和书刊的装帧设计，也非常感兴趣。那时，她便画画了。有时画完，把笔和纸随便放在床下，一时她的精神倾注到绘画中，简直超越到了她对文学的喜爱。那时，莹姐还有过做一名著名女画家的想法呢！想用她的画笔去参加社会斗争。”
实际上，如若后来不是成了名作家的话，萧红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画家的，而且是一个悟性很高个性鲜明的前卫西洋画家。在她的心底深处，对绘画的热爱与追求及实践，并不因为成了作家而消退半分。相反，只要一有机会，她便会鲜明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包括临终前的那一刻。在其生命最后时刻一直陪伴在侧，给了她以终极人间真情与关爱，同为东北籍爱国抗日青年作家的骆宾基先生，于萧红逝世多年后，依据萧红临终前夕口述内容写就的纪实体《萧红小传》，翔实地记录下了当年萧红在哈尔滨东特女一中读书时崇尚绘画艺术的感受，以及女作家未竟的画家梦。
……她这时醉心的是绘画。
绘画教师，是一个从上海回来的青年，美术专科毕业，是吉林省人。他带到教室的不只是各种素描，主要的是从上海带回来的“普罗”的艺术气息。这气息感染着萧红，她突然发觉自己原来就有绘画的天才，她可以走下去。这是一条展现在她面前的美丽的道路，那道路是朦胧的，有烟雾似的……蓝天、绿树之间，有一个人，夹着调色板和画架子，在这条路上走着，那就是未来的自己，一个女画家啊！这幻想给了她温暖和生命。
在东特女一中上学时，萧红结交了一群好朋友。为此，她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这其中，有徐淑娟（又名徐薇，江苏常熟人）、沈玉贤、孟克勤、李雨琴、张志远等。萧红与徐淑娟、沈玉贤最好。三人中，萧红年龄最大，沈玉贤次之，约小她一二岁，徐淑娟更小，小萧红三岁。萧红由于离家远，是住读生。沈玉贤家在市区，离校较近，是走读生。而徐淑娟由于家境良好，生性又活泼大方，有时走读，有时住校。尽管三个人的性格并不那么一致：萧红爱静，沈玉贤喜动，徐淑娟说话像放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有时让你插不上嘴（这也是笔者亲身体验到的。前几年她身体健康，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常常会自顾自地说个不停，而且思路十分清晰，分析问题一套一套的。有时，连提问者肚子里想要问的问题，还不等你张口问些什么，她已经主动地替你解答上了，当然，在其爽直脾气的背后，也有不少失之偏颇的地方。例如对二萧生活中的是非曲直的评判，虽然她也并不是知情人或旁观者，但她是站在另一方的立场上来加以诠释的，显然是受到了某些人的影响，因而也有失公允。如同笔者早些年著述中不时出现的有违于历史真实的描写的严重失误-秋石注），但在全班同学中，就数她们三人好像一个人似的，只要一空闲下来，三人就形影不离。三人在一起的时候，除了天南海北人生志向的畅谈，最多的时间还是在一起读书：她们阅读早期的《新青年》杂志，阅读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文学作品，冰心、徐志摩等人的诗和散文，尤其是冰心笔下时时散发着大海气息和母爱的散文。她们也喜欢读当时不断引入的苏联文学和早些时的俄国文学经典作品，如伊凡屠格涅夫的《复仇》和《猎人日记》等。萧红对苏俄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与喜爱程度，是一以贯之的。如由鲁迅翻译、1931年9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的苏联现代著名革命作家法捷耶夫著的长篇小说《毁灭》，萧红更是爱不释手地反复阅读-萧红是在鲁迅身边获得此书的。而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她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此外，她还读了一些欧美文学精品，如法国著名作家皮埃尔洛蒂著的那个脍炙人口的《冰岛渔夫》。对于美国进步作家厄普东辛克莱的作品，萧红阅读的热情丝毫不亚于对苏俄文学经典的喜爱程度。在东特女一中求学时，萧红读了辛克莱创作的《屠场》和《石炭王》等。真是无巧不成书：四年后，萧红所加盟的由地下党员金剑啸发起成立的星星剧团，就排演过辛克莱创作的《居住二楼的人》（又名《小偷》）。萧红同辛克莱的“结缘”远不止此，她在成名后创作的纪实体小说《手》中，就描绘了女中学生王亚明如何被辛克莱的《屠场》一书感动得流泪的情节。从此，辛克莱的大名，被萧红牢牢地镌刻在了脑海中。据著名国际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其名作《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披露，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春夏之交时，史沫特莱从中国内地途经香港回国。正在住院疗病、对辛克莱心仪已久的萧红，托她将自己已经出版的《生死场》、《商市街》等几本书带给辛克莱先生，并表达了欲与辛克莱长久交往的心愿。不久，史沫特莱抵达美国后，迅即将萧红这一委托付诸了实施。在听完史沫特莱的介绍后，辛克莱被萧红的一腔真情所深深感动，当即向萧红发来了一封短信，向她致谢。同时，还将他最新出版并由他亲笔签名丝绒封面装帧带有口袋的一本题为《合作社》的小册子回赠给了萧红。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不到半年，萧红就病逝在了旋遭日寇铁蹄践踏下的香港。不然的话，中美两国左翼进步作家之间的这段脍炙人口的友情还将演绎下去。
除去苏联、美国的文学作品外，萧红她们还阅读了歌德的《浮士德》，读《娜拉》、《雪莱诗选》、《海涅歌集》，以及普希金的《自由歌》等一批世界名著，以及中国现代名流闻一多先生的《死水》、焦菊隐的《夜哭》等，轮流阅读，并展开讨论，交换心得。
据萧红“小妹”徐淑娟后来回忆道：“那时我们最爱读的是鲁迅的《野草》，对作品中的许多妙语和篇章，我们都能背诵，有时我们轮流背，有时你一句我一句地接着背。”一次，徐淑娟让萧红听她背鲁迅《秋夜》中的一些句子：“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先生这不经意间貌似随随便便却又使人忍俊不禁的一段描写，经徐淑娟口中抑扬顿挫地一念，直逗得萧红直不起腰来。往后，念鲁迅先生的《秋夜》，成了两人阅读的经典中之经典。她俩经常是你先说一句：“一株是枣树”，另一个人就会马上接口道：“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萧红阅读经典作品是忘情的，其痴迷的程度让人见了惊讶不已。曾与她同住一室的室友刘俊民晚年在其文章中这样描述：
张乃莹中等身材，圆圆的大脸盘，浓浓的黑头发，两个很粗很粗的大辫子，垂得她仰着脸，白晳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她很沉静，平时不太爱说话。她不仅和我住一个宿舍，而且就坐在我的后桌。上课时，她常常捧着小说偷偷地读，有时老师走到身边，她还不知道，于是，小说被没收了，她被批评一顿。有时，甚至被叫到校长室。
在她读初中的三年里，可能把校图书馆中的鲁迅、茅盾、郭沫若等革命作家的作品读遍了。当时校图书馆由美术老师高仰山兼管，他不仅借给萧红许多书，给她讲过许多文艺知识和革命道理，而且还教过萧红绘画。
中外文学经典作品的熏陶，提高了萧红的文学修养。她在业余创作的散文和诗歌，不止一次地刊登在学校的黑板报和校刊上。其中，颇有影响的一篇散文诗，题名为《吉林之游》，那是她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第一次出省到吉林旅游。《吉林之游》署名为悄吟。好友沈玉贤问她，为什么用“悄吟”这个笔名？萧红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悄悄地吟嘛！”《吉林之游》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写道：“以前，我们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为什么在北山上却你争我吵？原来是爬山爬累了！”
“悄吟”的笔名，始于1930的松江之滨，止于六年后的黄浦江畔。彼时，她与第二任夫君田军（萧军）结伴逃离了荆棘遍地的伪满洲国，闯入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集散地上海，进而来到鲁迅身边。在鲁迅先生的大力扶持下，因了一部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抗日救国小说《生死场》问鼎海上文坛后，她这才渐渐地告别了过去的那个“悄吟”，正式启用“萧红”的笔名，并以此取代了刚上学时外祖父姜文选为她取的“张乃莹”的那个本名。不过就在他们进入上海前那五个来月的青岛流浪时期，萧红初时创作那部被鲁迅誉为“力透纸背”的小说《生死场》时，以及一年后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反映她和萧军哈尔滨早期共同生活片断的散文集《商市街》，和稍后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同样反映她获得新生活后哈尔滨早期生活的另一部散文集《桥》等，也都用的是“悄吟”这个名字。由此可见，她对那一时期的生活分外看重，故而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她自哈尔滨初中时代启用的“悄吟”这个笔名。而鲁迅在回复二萧的信上的称呼，也时有“吟太太”之说。
向上的、革命的、进步的书籍，陶冶了萧红的节操，给了她正义的前进的动力。
还是在东特女一中期间，萧红上初中二年级那年，1928年伊始，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加快了“征服中国”的侵略步伐，其核心宗旨就是一年前田中内阁发表的那个所谓《对华政策纲领》，欲图使“满洲”（即我东三省）脱离中国本土。是年初，趁蒋介石联合北方军阀向张作霖发起进攻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强迫东北土皇帝张作霖与之签订了出卖我东北铁路权益的密约《满蒙新五路协约》。“协约”规定，由日本方面出资，修建吉林省敦化经龙头沟至图门江岸线、吉林省长春至大贲线、吉林至黑龙江省五常线、洮南至索伦线和洮南至黑龙江省海林线等五条伸向吉林、黑龙江腹地的铁路。这五条铁路日后一旦建成，对于驻扎在辽宁南部的日军，乃至来自日本本土大兵营的派遣军快速、大举进犯中国东北全境，形成了一个极为便捷的地面交通优势。然而，这尚在深闺中的《满蒙新五路协约》，秘密签订归签订，但是，良知尚未泯灭的大军阀张作霖，并不愿意做历史上的第二个袁世凯。为此，张作霖一直以种种借口拖延着不愿意付诸实施，遂此，成为日本侵略者决策层的眼中钉，肉中刺，非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筹划，就在1928年6月4日的清晨时分，当自北京回归奉天（今沈阳）的东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张作霖一行乘坐的专列行至沈阳近郊的皇姑屯大铁桥的时候，被日本特务机关事先埋设的地雷一举炸翻，张作霖也因此重伤不治死亡。张作霖死后，刚刚接任东三省保安司令的少帅张学良，因其内部争斗地位未稳又被日本当局逼迫着正式允诺了其父与日方秘密签订的《满蒙新五路协约》。
消息一经传出，舆论一片大哗，迅即激起了三千万东北同胞的新一轮反日浪潮。各大中城市和中心城镇纷纷举行反对日本修筑铁路、抵制日货、保护我东北权益的爱国运动。而且，当时的北满地区由于日本的渗透力远不及南满地区，又受到邻居苏联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人民群众对日本人的抵御情绪一直是高涨的。同年11月初，在哈尔滨，除了日本人办的《大北新报》外，所有报纸都公开披露了少帅张学良与日本方面最终达成的《满蒙新五路协约》的消息与具体内容，同时揭露了日本此番修筑五条铁路的险恶目的。为此，哈尔滨商、学、文化等各界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向全市人民演讲，并通电东北最高行政长官张学良，要求解除《满蒙新五路协约》的签订，保护路权。11月7日，刚刚成立的“哈尔滨学生维护路权联合会”向全市和滨江县大中小学发出通知，决定自次日起一致罢课，到长官公署和教育厅请愿。而反动当局为了阻止学生的请愿活动，则通令各校一律不准停课，阻止学生上街游行。萧红所在的东特女一中的校长孔焕书，以女学生不宜与男学生混杂为借口，竟然扣压了“哈尔滨学生维护路权联合会”关于11月8日罢课的通告和报纸。到了这一天，又将校门紧闭，准进不准出……
一场声势浩大的护路爱国运动就这样爆发了！就在这一天，东特女一中的女学生们在外校男学生的配合接应下，还是冲决了校长孔焕书设置的障碍，汇入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走上了街头。当学生游行队伍行进到滨江县地界时，惨案发生了：滨江县警察厅厅长高齐栋竟然丧心病狂地下令向手无寸铁的学生游行队伍开枪，打伤了240多名学生。惨案发生后，愤怒的学生们包围了滨江道尹公署。紧接着，哈尔滨各界群众纷纷集会，声援学生们的爱国正义运动。在各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远在沈阳的东北边防长官张学良闻讯后，不得不将这起惨案的元凶高齐栋撤职“查办”，并派出代表赴哈尔滨慰问受伤学生。
萧红也勇敢地、积极地参加了这次哈市学生的罢课示威游行，不是一天，而是连续两天。
相隔九年，于战时抗日救国中心的武汉，为配合全民抗战的宣传鼓动工作，冒着“八一三”日军炮火自上海抵达武汉不过两三个月光景的萧红，凭借头脑中的深刻记忆，写下了《一条铁路底完成》的回忆文章。这篇刊登于1937年11月武汉出版由胡风先生主编的《七月》杂志第1卷第5期上的《一条铁路底完成》的纪实散文，翔实地记录下了当年她亲身参与的这场反日示威游行的全过程。她的青春时代的这一热血涌动，让我们见证了这位著名左翼女作家为民族为祖国奋斗不息的一颗拳拳之心。
是年秋。
萧红高小毕业了。
16岁高小毕业的萧红满脑子充满了憧憬与追求。而她的最大愿望，还是要读书，上中学。
但呼兰县的中学只收男生，不收女生。
其时，上中学的去处有两个，一个是去齐齐哈尔的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那里的学杂费全免，其所需费用自然要小得多。萧红的同学，也就是高小毕业考试第一名和第二名的真正获得者傅秀兰、吴鸿章等七人就考上了这所学校。而另一个去处是近在咫尺的哈尔滨上中学，虽说费用昂贵了一些，但是对于萧红的家境来说，还是能够承担得起的。
当时的哈尔滨，呈现出一派日新月异的大发展景象。自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以来，短短20年左右的光景，大批白俄而且是富有的白俄携巨资进来，工厂、商店、电影院四处拔地而起，巍峨壮观硕大洋葱头般的东正教教堂一座座矗立，一辆又一辆头顶椭圆形辫子打着清脆悦耳响铃的有轨电车穿行在城市腹地和四周。尤其是那条极富异国情调铺着拳头般大小均匀花岗石子的中央大街的形成，标志着哈尔滨进入了现代化都市的行列，从而被誉为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属于那些凤毛麟角的城市的。故而，一位名叫拉摩铁尔的西方人士在考察完中国多处城市并经比对考量后，由衷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与结论：“哈尔滨和大连是现代化的大城市，它的潜力在北京、南京之上，甚至可以和上海并驾齐驱。”正是基于此，去哈尔滨上学，对于16岁的萧红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由于挨得很近，还可以经常回家探望自幼相依为命的祖父。
然而，她到哈尔滨去上学的愿望，却遭到了除疼爱她的祖父以外所有家庭成员的拒绝。
八年后，在度过一段痛苦的“婚姻”生活之后获得自由和新生的张乃莹-萧红，署名田娣，在发表于哈尔滨《国际协报》上的纪实体散文《镀金的学说》一文中，向我们叙述了她为实现去哈尔滨上学不屈不挠抗争达一年之久的全过程。这也是她和父亲关系恶化的开始。
又过一岁，我从小学卒业就要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把脸沉下了！他终天把脸沉下。等我问他的时候，他瞪一瞪眼睛，在地板上走转两圈，必须要过半分钟才能给一个答话：“上什么中学？上学在家上吧！”
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
半年的功夫，母亲（指继母梁亚兰-秋石注）同我吵嘴，父亲骂我：“你懒死啦！不要脸的。”当时我过于气愤了，实在受不住这样一架机器压轧了，我问他：“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听了这话，父亲像火山一样暴烈了起来。当时我没能看出他头上有火也没冒？父亲满头的发丝一定被我烧焦了吧。那时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来，等我爬起来时，我也没有哭。可是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
……
一天天睡在炕上，慢慢我病着了！我什么心思也没有了！一班同学不升学的只有两三个，升学的同学给我来信告诉我，她们打网球，学校怎样热闹，也说些我所不懂的功课。我愈读这样的信，心愈加重点。
老祖父（此时已经七十七岁了）拄着拐杖，仰着头，白色的胡子振动着说：“叫樱花上学去吧！给她拿火车费，叫她收拾收拾起身吧，小心病坏！”
父亲说：“有病在家养病吧，上什么学，上学！”
后来连祖父也不敢向他问了，因为后来无管亲戚朋友，提到我上学的事，他都是连话也不答，出走在院中。
整整死闷在家中三个季节，现在是正月了……
由于上学严重受阻，导致萧红与全家人对立。
最终，通过“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萧红获得了去哈尔滨上中学的机会。萧红的这个“骗术”很是简单，就是对父亲威胁道：她要出家，到附近的天主教堂或者庙庵里，当一名修女或者姑子（东北语，尼姑的又一称呼-秋石注）。作为执掌呼兰全县教育和义务教育一号长官的张廷举，不想因此落个阻拦子女接受教育的坏名声，于是，也就勉强地给放行了。而萧红去哈尔滨上中学，已是她高小辍学在家一年之后。
1927年的秋季来临之际，萧红如愿以偿地通过考试，考入了位于哈尔滨南岗区日式和俄式建筑比邻而居的邮政街上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于1924年成立的这所学校，是当年闻名全哈尔滨的女子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哈女中所在地先后成为哈尔滨第七、第六中学的校址。十年浩劫结束后，随着萧红的名字在海内外的广为传播，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复中共黑龙江省委的请示，庄重授予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称号后，1992年9月9日，原哈尔滨第七中学，亦即一个甲子前萧红求学过的东特女一中，被正式授名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在呼兰县还设有同样用萧红命名的小学）。
东特女一中之所以有名，师资力量雄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同时，在这雄厚的师资力量中，还有一些思想开放、崇尚时代进步的教师，如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扫盲工作委员会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楚图南（1899-1994）。他于1923年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哈尔滨教学，曾执教过这所女子中学高中四班的《教育学》，并兼任过这个班的班主任。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予以公开。但毕业于吉林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孔焕书，却是一个异常保守、封建思想极为严重的管理者，对学生的管理也极为苛刻。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东特女一中在当时毕竟是一所现代的新型学校，课程设置有历史、地理、文学、英语、美术、体育等等。这样的功课，是生活在乡土县镇里的萧红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从而强烈地吸引了她，令她更加痴迷于知识的海洋中。
在东特女一中上学时，给萧红影响比较深的有这么几位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王荫芬，一个是图画老师高仰山（又名高昆），还有一个历史老师叫姜寿山，新近才从北京大学毕业。王荫芬老师不但把白话文带进萧红她们的课堂，令她们从呆板保守的文言文中摆脱出来，而且他还是一位鲁迅作品的爱好者与传播者。在给学生们介绍“五四”新文化的同时，王老师还向这些求知欲旺盛的姑娘们不断讲解和推荐鲁迅的作品。在王荫芬老师的带领下，萧红阅读了鲁迅先生的早期作品如《野草》、《伤逝》等。想当初，萧红阅读鲁迅作品时，绝不会想到七八年后会有幸和心仪的鲁迅先生学习了近两年，并在鲁迅先生几近手把手的扶持下，凭借由鲁迅先生亲为撰序、绍介的抗日救国小说《生死场》而一举成名，成为鲁迅一生中最为得意也最负盛名并且深得鲁迅真传的女弟子！
教萧红她们美术的老师，名叫高仰山（高昆），吉林人，毕业于由一代国画大师颜文梁先生主政，及后来留洋归来的刘海粟先生执教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他生性乐观活泼，上课时给学生们以一股强烈的艺术气息。而且，教学格外认真和系统化。他教学生们素描、色彩、透视的技巧，一开始就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他展示的一张又一张的素描，强烈地感染了来自江北县城的萧红。应当说，萧红的悟性很高。走向社会之后，萧红曾给第一位丈夫、那位负心汉王恩甲画过背影，也给日后救她出火海的第二任丈夫萧军画过背影，而且都是有感而发，水到渠成，一气呵成。虽说是粗线条，略略数笔勾勒而成，但是比较真实、形象。她还给自己的作品画过封面，如成名作《生死场》，极富她自己的个性。萧红天资聪明，但绘画的技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应当说，在其日后的生涯中，除了写作以外，萧红最大的兴趣就是绘画了。
当时光流逝30多个年头后，萧红逝世整整20年的时候，1962年，步入花甲之年的高仰山在回答一位来访者的访问时这样说道：“当时学校有一种风气，感情较好的常常在一起成立个小团体。如：有五个人都属鼠的，就取名为五鼠球队，而萧红、沈玉贤、刘俊民等等同学喜爱画画，因此，她们成立了野外写生画会。有时，我也跟她们一起出去写生。”
据萧红同学沈玉贤后来回忆证实，正是在高仰山老师的带动下，她和萧红组织了一个野外写生画会。萧红和沈玉贤学画西洋画，徐淑娟学国画。萧红第一年学铅笔画，第二年学水彩画，第三年学油画。每逢假日来临的时候，她们就相约带上食物，肩背画夹，到风景如画的松花江两岸去写生。一心想当个画家的萧红还向高仰山老师学习篆刻，同时也习字（萧红写的字，十分遒劲有力，洒脱、飘逸，不住地往外透出一股股英迈之气，让你根本分辨不出这是出自一位女性手中的笔。相比之下，萧军的字就不如她了，而端木蕻良的字，虽说也比较挺拔帅气，但是过于生硬-秋石注）。上初中最后一年临近毕业的时候，高仰山老师给自己的女弟子们布置了最后一道作业-画静物。为此，他在课堂上摆上了好多种静物：有蔬菜、瓜果、花卉（主要是玫瑰花），以及瓶瓶罐罐等，甚至，还有一个人头骷髅……很快，同学们各自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角度，瞄准自己中意的素材开始作起了画。可萧红呢，瞄了瞄满桌的静物，却一个也没有相中。少顷，她皱眉蹙额地寻思了一会儿，站起来，飞快地向教室外面跑了出去。很快，她回到了教室，手中多了几样大家意想不到的物件。原来，她跑到为学校打更的老更夫那儿去了，向老更夫借了一支黑色杆儿的短烟袋锅儿，以及一个眼下已经磨得油亮用黑布缝就的烟荷包。这还不算什么，萧红还搬来了一块灰褐色的石头。当有人问她这是什么创意时，萧红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劳动者干活累了，坐下来抽烟休息一会儿。”高仰山老师见了，很是欣赏萧红的这个创意，于是，便给这幅画起名为《劳动者的恩物》。对此，萧红当即表示了赞同，说跟她完全想到一块去了。其实，这也是萧红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在她家西院30多间破草房里住着的各色各样终日里为生计奔波不停的劳苦大众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后来，在学校举行的毕业生成就展览会上，萧红的这幅画成了全校师生注目的油画。
萧红想当画家的事情，家里的人也清楚一二。她的同父异母弟弟张秀琢曾对朋友说：“莹姐在哈尔滨女中读书时，是住宿的。在宿舍里，她常熟读上海等地出版的革命文艺书刊，她对那些书刊中的插画和书刊的装帧设计，也非常感兴趣。那时，她便画画了。有时画完，把笔和纸随便放在床下，一时她的精神倾注到绘画中，简直超越到了她对文学的喜爱。那时，莹姐还有过做一名著名女画家的想法呢！想用她的画笔去参加社会斗争。”
实际上，如若后来不是成了名作家的话，萧红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画家的，而且是一个悟性很高个性鲜明的前卫西洋画家。在她的心底深处，对绘画的热爱与追求及实践，并不因为成了作家而消退半分。相反，只要一有机会，她便会鲜明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包括临终前的那一刻。在其生命最后时刻一直陪伴在侧，给了她以终极人间真情与关爱，同为东北籍爱国抗日青年作家的骆宾基先生，于萧红逝世多年后，依据萧红临终前夕口述内容写就的纪实体《萧红小传》，翔实地记录下了当年萧红在哈尔滨东特女一中读书时崇尚绘画艺术的感受，以及女作家未竟的画家梦。
……她这时醉心的是绘画。
绘画教师，是一个从上海回来的青年，美术专科毕业，是吉林省人。他带到教室的不只是各种素描，主要的是从上海带回来的“普罗”的艺术气息。这气息感染着萧红，她突然发觉自己原来就有绘画的天才，她可以走下去。这是一条展现在她面前的美丽的道路，那道路是朦胧的，有烟雾似的……蓝天、绿树之间，有一个人，夹着调色板和画架子，在这条路上走着，那就是未来的自己，一个女画家啊！这幻想给了她温暖和生命。
在东特女一中上学时，萧红结交了一群好朋友。为此，她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这其中，有徐淑娟（又名徐薇，江苏常熟人）、沈玉贤、孟克勤、李雨琴、张志远等。萧红与徐淑娟、沈玉贤最好。三人中，萧红年龄最大，沈玉贤次之，约小她一二岁，徐淑娟更小，小萧红三岁。萧红由于离家远，是住读生。沈玉贤家在市区，离校较近，是走读生。而徐淑娟由于家境良好，生性又活泼大方，有时走读，有时住校。尽管三个人的性格并不那么一致：萧红爱静，沈玉贤喜动，徐淑娟说话像放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有时让你插不上嘴（这也是笔者亲身体验到的。前几年她身体健康，在回答笔者的提问时，常常会自顾自地说个不停，而且思路十分清晰，分析问题一套一套的。有时，连提问者肚子里想要问的问题，还不等你张口问些什么，她已经主动地替你解答上了，当然，在其爽直脾气的背后，也有不少失之偏颇的地方。例如对二萧生活中的是非曲直的评判，虽然她也并不是知情人或旁观者，但她是站在另一方的立场上来加以诠释的，显然是受到了某些人的影响，因而也有失公允。如同笔者早些年著述中不时出现的有违于历史真实的描写的严重失误-秋石注），但在全班同学中，就数她们三人好像一个人似的，只要一空闲下来，三人就形影不离。三人在一起的时候，除了天南海北人生志向的畅谈，最多的时间还是在一起读书：她们阅读早期的《新青年》杂志，阅读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文学作品，冰心、徐志摩等人的诗和散文，尤其是冰心笔下时时散发着大海气息和母爱的散文。她们也喜欢读当时不断引入的苏联文学和早些时的俄国文学经典作品，如伊凡屠格涅夫的《复仇》和《猎人日记》等。萧红对苏俄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与喜爱程度，是一以贯之的。如由鲁迅翻译、1931年9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的苏联现代著名革命作家法捷耶夫著的长篇小说《毁灭》，萧红更是爱不释手地反复阅读-萧红是在鲁迅身边获得此书的。而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她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此外，她还读了一些欧美文学精品，如法国著名作家皮埃尔洛蒂著的那个脍炙人口的《冰岛渔夫》。对于美国进步作家厄普东辛克莱的作品，萧红阅读的热情丝毫不亚于对苏俄文学经典的喜爱程度。在东特女一中求学时，萧红读了辛克莱创作的《屠场》和《石炭王》等。真是无巧不成书：四年后，萧红所加盟的由地下党员金剑啸发起成立的星星剧团，就排演过辛克莱创作的《居住二楼的人》（又名《小偷》）。萧红同辛克莱的“结缘”远不止此，她在成名后创作的纪实体小说《手》中，就描绘了女中学生王亚明如何被辛克莱的《屠场》一书感动得流泪的情节。从此，辛克莱的大名，被萧红牢牢地镌刻在了脑海中。据著名国际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其名作《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披露，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春夏之交时，史沫特莱从中国内地途经香港回国。正在住院疗病、对辛克莱心仪已久的萧红，托她将自己已经出版的《生死场》、《商市街》等几本书带给辛克莱先生，并表达了欲与辛克莱长久交往的心愿。不久，史沫特莱抵达美国后，迅即将萧红这一委托付诸了实施。在听完史沫特莱的介绍后，辛克莱被萧红的一腔真情所深深感动，当即向萧红发来了一封短信，向她致谢。同时，还将他最新出版并由他亲笔签名丝绒封面装帧带有口袋的一本题为《合作社》的小册子回赠给了萧红。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不到半年，萧红就病逝在了旋遭日寇铁蹄践踏下的香港。不然的话，中美两国左翼进步作家之间的这段脍炙人口的友情还将演绎下去。
除去苏联、美国的文学作品外，萧红她们还阅读了歌德的《浮士德》，读《娜拉》、《雪莱诗选》、《海涅歌集》，以及普希金的《自由歌》等一批世界名著，以及中国现代名流闻一多先生的《死水》、焦菊隐的《夜哭》等，轮流阅读，并展开讨论，交换心得。
据萧红“小妹”徐淑娟后来回忆道：“那时我们最爱读的是鲁迅的《野草》，对作品中的许多妙语和篇章，我们都能背诵，有时我们轮流背，有时你一句我一句地接着背。”一次，徐淑娟让萧红听她背鲁迅《秋夜》中的一些句子：“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先生这不经意间貌似随随便便却又使人忍俊不禁的一段描写，经徐淑娟口中抑扬顿挫地一念，直逗得萧红直不起腰来。往后，念鲁迅先生的《秋夜》，成了两人阅读的经典中之经典。她俩经常是你先说一句：“一株是枣树”，另一个人就会马上接口道：“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萧红阅读经典作品是忘情的，其痴迷的程度让人见了惊讶不已。曾与她同住一室的室友刘俊民晚年在其文章中这样描述：
张乃莹中等身材，圆圆的大脸盘，浓浓的黑头发，两个很粗很粗的大辫子，垂得她仰着脸，白晳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她很沉静，平时不太爱说话。她不仅和我住一个宿舍，而且就坐在我的后桌。上课时，她常常捧着小说偷偷地读，有时老师走到身边，她还不知道，于是，小说被没收了，她被批评一顿。有时，甚至被叫到校长室。
在她读初中的三年里，可能把校图书馆中的鲁迅、茅盾、郭沫若等革命作家的作品读遍了。当时校图书馆由美术老师高仰山兼管，他不仅借给萧红许多书，给她讲过许多文艺知识和革命道理，而且还教过萧红绘画。
中外文学经典作品的熏陶，提高了萧红的文学修养。她在业余创作的散文和诗歌，不止一次地刊登在学校的黑板报和校刊上。其中，颇有影响的一篇散文诗，题名为《吉林之游》，那是她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第一次出省到吉林旅游。《吉林之游》署名为悄吟。好友沈玉贤问她，为什么用“悄吟”这个笔名？萧红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悄悄地吟嘛！”《吉林之游》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写道：“以前，我们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为什么在北山上却你争我吵？原来是爬山爬累了！”
“悄吟”的笔名，始于1930的松江之滨，止于六年后的黄浦江畔。彼时，她与第二任夫君田军（萧军）结伴逃离了荆棘遍地的伪满洲国，闯入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集散地上海，进而来到鲁迅身边。在鲁迅先生的大力扶持下，因了一部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抗日救国小说《生死场》问鼎海上文坛后，她这才渐渐地告别了过去的那个“悄吟”，正式启用“萧红”的笔名，并以此取代了刚上学时外祖父姜文选为她取的“张乃莹”的那个本名。不过就在他们进入上海前那五个来月的青岛流浪时期，萧红初时创作那部被鲁迅誉为“力透纸背”的小说《生死场》时，以及一年后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反映她和萧军哈尔滨早期共同生活片断的散文集《商市街》，和稍后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同样反映她获得新生活后哈尔滨早期生活的另一部散文集《桥》等，也都用的是“悄吟”这个名字。由此可见，她对那一时期的生活分外看重，故而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她自哈尔滨初中时代启用的“悄吟”这个笔名。而鲁迅在回复二萧的信上的称呼，也时有“吟太太”之说。
向上的、革命的、进步的书籍，陶冶了萧红的节操，给了她正义的前进的动力。
还是在东特女一中期间，萧红上初中二年级那年，1928年伊始，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加快了“征服中国”的侵略步伐，其核心宗旨就是一年前田中内阁发表的那个所谓《对华政策纲领》，欲图使“满洲”（即我东三省）脱离中国本土。是年初，趁蒋介石联合北方军阀向张作霖发起进攻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强迫东北土皇帝张作霖与之签订了出卖我东北铁路权益的密约《满蒙新五路协约》。“协约”规定，由日本方面出资，修建吉林省敦化经龙头沟至图门江岸线、吉林省长春至大贲线、吉林至黑龙江省五常线、洮南至索伦线和洮南至黑龙江省海林线等五条伸向吉林、黑龙江腹地的铁路。这五条铁路日后一旦建成，对于驻扎在辽宁南部的日军，乃至来自日本本土大兵营的派遣军快速、大举进犯中国东北全境，形成了一个极为便捷的地面交通优势。然而，这尚在深闺中的《满蒙新五路协约》，秘密签订归签订，但是，良知尚未泯灭的大军阀张作霖，并不愿意做历史上的第二个袁世凯。为此，张作霖一直以种种借口拖延着不愿意付诸实施，遂此，成为日本侵略者决策层的眼中钉，肉中刺，非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筹划，就在1928年6月4日的清晨时分，当自北京回归奉天（今沈阳）的东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张作霖一行乘坐的专列行至沈阳近郊的皇姑屯大铁桥的时候，被日本特务机关事先埋设的地雷一举炸翻，张作霖也因此重伤不治死亡。张作霖死后，刚刚接任东三省保安司令的少帅张学良，因其内部争斗地位未稳又被日本当局逼迫着正式允诺了其父与日方秘密签订的《满蒙新五路协约》。
消息一经传出，舆论一片大哗，迅即激起了三千万东北同胞的新一轮反日浪潮。各大中城市和中心城镇纷纷举行反对日本修筑铁路、抵制日货、保护我东北权益的爱国运动。而且，当时的北满地区由于日本的渗透力远不及南满地区，又受到邻居苏联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人民群众对日本人的抵御情绪一直是高涨的。同年11月初，在哈尔滨，除了日本人办的《大北新报》外，所有报纸都公开披露了少帅张学良与日本方面最终达成的《满蒙新五路协约》的消息与具体内容，同时揭露了日本此番修筑五条铁路的险恶目的。为此，哈尔滨商、学、文化等各界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向全市人民演讲，并通电东北最高行政长官张学良，要求解除《满蒙新五路协约》的签订，保护路权。11月7日，刚刚成立的“哈尔滨学生维护路权联合会”向全市和滨江县大中小学发出通知，决定自次日起一致罢课，到长官公署和教育厅请愿。而反动当局为了阻止学生的请愿活动，则通令各校一律不准停课，阻止学生上街游行。萧红所在的东特女一中的校长孔焕书，以女学生不宜与男学生混杂为借口，竟然扣压了“哈尔滨学生维护路权联合会”关于11月8日罢课的通告和报纸。到了这一天，又将校门紧闭，准进不准出……
一场声势浩大的护路爱国运动就这样爆发了！就在这一天，东特女一中的女学生们在外校男学生的配合接应下，还是冲决了校长孔焕书设置的障碍，汇入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走上了街头。当学生游行队伍行进到滨江县地界时，惨案发生了：滨江县警察厅厅长高齐栋竟然丧心病狂地下令向手无寸铁的学生游行队伍开枪，打伤了240多名学生。惨案发生后，愤怒的学生们包围了滨江道尹公署。紧接着，哈尔滨各界群众纷纷集会，声援学生们的爱国正义运动。在各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远在沈阳的东北边防长官张学良闻讯后，不得不将这起惨案的元凶高齐栋撤职“查办”，并派出代表赴哈尔滨慰问受伤学生。
萧红也勇敢地、积极地参加了这次哈市学生的罢课示威游行，不是一天，而是连续两天。
相隔九年，于战时抗日救国中心的武汉，为配合全民抗战的宣传鼓动工作，冒着“八一三”日军炮火自上海抵达武汉不过两三个月光景的萧红，凭借头脑中的深刻记忆，写下了《一条铁路底完成》的回忆文章。这篇刊登于1937年11月武汉出版由胡风先生主编的《七月》杂志第1卷第5期上的《一条铁路底完成》的纪实散文，翔实地记录下了当年她亲身参与的这场反日示威游行的全过程。她的青春时代的这一热血涌动，让我们见证了这位著名左翼女作家为民族为祖国奋斗不息的一颗拳拳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