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恰同学少年
萧红渐渐地长大了。
后花园虽大，但已经盛不下这个名叫荣华子的小姑娘的心了。
后花园虽好，但已经满足不了荣华小姑娘越来越多的憧憬与追求。
慈祥的祖父虽然知识渊博，但也只是古老的四书五经，何况他已经是奔七十的老人了，自然再也带不动越来越拔个儿、越来越渴求知识的孙女了。
小荣华的羽翼正在丰满起来，她要飞，飞向那更为广阔的知识海洋。
1920年。
在北国冰雪刚刚融化的早春天气里，在日趋繁华的哈尔滨松花江以北呼兰县一个名叫龙王庙的胡同里，一位满脑瓜充溢着憧憬与追求的小女孩要上学了。
在这之前，萧红的家庭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她先是接连失去了两位亲人：范姓祖母于1917年病逝；两年后，体弱多病的萧红生母姜玉兰病逝，卒年34岁。在这前后，她的两个胞弟，一个不幸夭折，一个在襁褓中便送给了人。父亲在萧红生母病逝不多日，又为萧红姐弟迎娶了年轻的继母梁亚兰。好在萧红的心中，始终只装着对她百般娇纵疼爱的祖父，对其他人并无太多的感情寄托，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忧愁与悲伤，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跌落。
巧就巧在：正是在1920年的秋季来临之前，受前一年席卷华夏大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北国边陲小县的教育体制也有了新的变革-设在呼兰县的两座小学相继宣布创立女生部，开始招收女生。于是，忒想读书，在自家后花园里长大的小女孩荣华，进入了位于呼兰县城内的县立乙种农业学校读书。因为这所小学设立在龙王庙院内，所以邻近居民又称它为龙王庙小学。农业学校设在龙王庙院内，其寓意不外乎是仰仗老天吃饭的意思。这座龙王庙小学，也就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提到的那座小学。
萧红用她那特有的调侃笔法写道：
东二道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
那叫做高等小学的，没有蚕吃……
有意思的是，无论有蚕吃，还是没有蚕吃，这两所小学萧红都上过了。
好在小学校近在咫尺，距离萧红终生难忘的后花园也不过百十来米左右。萧红入学一年后，县立乙种农业学校更名为第二十国民学校，同时被人们俗称为南关小学。新中国成立后，相继更名为呼兰县第一初高级完全小学校、建设小学等。1984年1月26日，经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相关部门批准，正式更名为萧红小学，至今。
萧红-荣华于1920年秋入龙王庙小学时，由其父张廷举取学名为张秀环。不多日，因发现其名与生母之妹姜玉环的名字有讳，于是，遂由饱读四书五经的外祖父姜文选做主，更名为张乃莹。
据其同父异母弟弟张秀琢晚年回忆：萧红年少时读书十分刻苦、用心，在家中的“后窗下花丛中搭了一个小棚，是姐姐乘凉、学习的地方。夏天，她多半在这里读书。姐姐读起书来是不知疲倦的。有时到了吃饭的时间，她还不回屋来，常常要人去喊她。姐姐喜欢在书里夹花叶，常常顺手拿起一片花叶夹在书中‘备忘’。姐姐还喜欢画画，画小房、小鸟给爷爷看，还说长大要当画家”。
1924年，13岁的萧红初小毕业，考入了北关初高两级小学，次年又转入呼兰县第一初高两级小学校。
萧红在小学读书时成绩一直处于班级前茅，特别是国文。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幼时祖父对她口授唐诗和后来大伯父的古文辅导。萧红成名后，在其散文《镀金的学说》一文中这样回顾道：“…等我入高级（小学），他（大伯父）开始给我讲古文了！有时族中的哥哥弟弟们都唤来，他讲给我们听，可是书讲完他们临去的时候，伯父总是说：‘别看你们都是男孩子，樱花（即萧红自己）比你们全强，真聪明。’”伯父的赞扬，也引来了族中男孩子们的反感。当伯父不在的时候，男孩子们就会齐声攻击她，乃至要对她动粗。由此可见萧红年少读书时的刻苦用功和聪慧。伯父还逢人夸萧红“好记力，心机灵快”。
当萧红转入呼兰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继续高小学业的时候，父亲正担任着这所学校的校长，彼时还兼任了县通俗出版社社长及义务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之后不久，张廷举又升任了呼兰县教育局的局长，同时兼任教育董事会的董事长，在呼兰全县教育界中可以说是一言九鼎的实权人物。萧红自条件差些的北关初高两级小学转此继续学业，显然是由其一手安排的，从中可以看出父亲对她的关注与疼爱。
萧红就读的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距龙王庙的家较远，有三里多地。而且这条上学的路还很不好走，其间，要经过一个很大很大的水坑。这儿，时常有经过此处的大车陷进去，和行人落水的事情发生。如果不想走这条涝洼塘的路的话也可以绕行，不过，又要多走二三里地。好在涝洼塘贴边处的一户人家夹有一道板障子墙，要想少走几里地，过路的人只能紧贴着板障子墙，一步一步地挪过去。据萧红同父异母弟弟张秀琢后来回忆，萧红第一次经过这个大涝洼塘的时候，也是相当紧张，吓得心中直蹦跳。前边的男孩子们很快就过去了，站在这大水坑的那一侧，用嘲笑的口吻冲着萧红大喊，还是绕道儿走吧！这地方你们小姑娘家是走不过去了！萧红听了很不服气，瞪着一双眼睛大声回敬这帮男孩子们说：“你们等着瞧吧！”说完，她就麻溜地一把挽起裤腿，两手紧紧扳着板障子，吃力地走了过去。从此，那些嘎小子们再也不敢小瞧她了。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萧红倔犟好胜的性格。后来，有关这个大水坑，或者叫做涝洼塘，萧红将其原汁原味地写进了《呼兰河传》中，而且，还富有创造力地制造出了一系列让人读后忍俊不禁弯腰贴地笑得透不过气来的动人故事哩。
萧红的倔犟好胜，还表现在她已经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敢于向封建迷信和落后的风俗习惯挑战。一次，继母梁亚兰请来了一个算命瞎子算命。这个瞎子一进入张家，便大肆吹嘘自己不但能够未卜先知，而且还居然能够通晓生死。站在窗户底下偷听的萧红听了，愣是不信邪地冲着屋里大声喊叫道：“瞎子瞎子来干啥，瞎说瞎算骗钱花。”萧红的这一顺口溜，一下惹得周围看热闹的孩子们全都哄然大笑起来。
萧红不但认真读书，而且还勤于思考，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信息。1926年5月3日夜里，一场特大暴雨袭击了呼兰大地，不少穷人居住的房屋纷纷倒塌，成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游民。第二天上课前，同班同学傅秀兰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向大家讲述了一个让人潸然泪下的凄惨故事。她说：在我家北窗外，是一条大道，大道的北边有一个特别的大坑，一个穷苦农民在那里盖了一间泥巴房。突如其来的雨水一下冲倒了他的房子，淹没了他的土炕，他赶紧抱着孩子逃命，不幸双双滑入坑底，给活生生地淹死了，丢下一个寡妇，十分凄凉。一旁的萧红听得分外专注，双眉也皱得紧紧的。不久，老师给出了一道作文题，叫做《大雨记》。全班同学数萧红写得最好，她将从傅秀兰同学那儿听来的故事，加以精致传神的艺术描绘，写得分外生动和逼真，受到了班主任老师的好评与表扬。
不仅仅是这篇题为《大雨记》的作文反映出了她的思想，实际上，萧红早就注意到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她对贫苦农民的同情与关注，在她后来创作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中时有体现。《呼兰河传》如此，其他作品，特别是文学生涯之初，或者说是初涉文坛大门之时，她就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描写。如收录在她与萧军的散文小说合集《跋涉》中的那篇《王阿嫂的死》，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由鲁迅作序、举荐的高扬爱国御侮大旗的萧红成名作《生死场》，对此也有独到的精细的描写。
其实，在她的少年求学时代，最早引起她对劳苦大众关注的，是居住在她家破败不堪西院里的那些房客-这在《呼兰河传》中有较大篇幅的描写。在她和家人居住的东院正房的西侧，有30多间泥草房。由于年代已久，加上从不维修，早已破烂不堪了。而居住在其中的房客，全是清一色的住不起像样房舍的底层劳苦大众。他们极为凄凉贫苦的生活处境，以及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给萧红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直到成名后仍是头脑中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之后10多年的穿越几乎整个中国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她都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的缘由所在。下面，笔者撷取《呼兰河传》中的几个镜头，以飨读者。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那边住着几个漏粉（条）的，那边住着几个养猪的。养猪的那厢房里还住着一个拉磨的。
那拉磨的，夜里打着梆子通夜地打。
养猪的那一家有几个闲散杂人，常常杂在一起唱着秦腔，拉着胡琴。
西南角上那漏粉的则喜欢在晴天里唱一个《叹五更》。
他们虽然是拉胡琴、打梆子、叹五更，但是并不是繁华的，并不是一往直前，并不是他们看见了光明，或是希望着光明，这些都不是的。
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阳照在了瞎子头上了，瞎子也看不见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是温暖了。
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那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逆来的，顺受了。
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
磨房里的那打梆子的，夜里常常是越打越响，他也越打得激烈，人们越说那声音凄凉。因为他单单的响音，没有同调。
谈到这些下等人居住的场所，萧红笔下描绘的又是如此之触目惊心而令人不堪承受。
那草房实在是不行了，每下一次大雨，那草房北头就要多加一只支柱，那支柱已经有七八只之多了，但是房子还是天天地往北边歪，越歪越厉害，我看了就怕，怕从那旁边一过，恰好那房子倒了下来，压在我身上。那房子实在是不像样子，窗子本来是四方的，都歪斜得变成菱形的了。门也歪斜关不上了。墙上的大柱就要掉下来似的，向一边跳出来了。房脊上的正梁一天一天地往北走，已经拔了榫，脱离别人的牵掣，而它自己单独行动起来了。那些钉在房脊上的椽杆子，能够跟着它跑的，就跟着它一顺水地往北边跑下去了；不能够跟着跑的，就挣断了钉子，而垂下头来，向着粉房里的人们的头垂下来，因为另一头是压在檐外，所以不能够掉下来，只是滴沥啷当地垂着。
我一次进粉房去，想要看一看漏粉到底是怎样漏法，但是不敢细看，我很怕那椽子头掉下来打了我。
一刮起风来，这房子就喳喳地山响，大柁响，马梁响，门框、窗框响。
一下了雨，又是喳喳地响。
不刮风，不下雨，夜里也是会响的，因为夜深人静了，万物齐鸣，何况这本来就会响的房子，那能不响呢。
以它响得最厉害……
可曾有人听过夜里房子会叫的，谁家的房子会叫，叫得好像个活物似的。嚓嚓的，带着无限的重量，往往会把睡在这房子里的人叫醒。
……
然而，给萧红印象最深的，还是要数居住在粉房旁边那间小偏房里赶车的一家老少三辈。这一大家子人平时为人谨慎有礼，出落得也干净利落。当家的老太太瘫痪在床上，两个愚昧的儿媳妇就轮流着花钱，请跳大神的为老太太治病。常常是，一跳就跳到半夜……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然而，外人有所不知，两个儿媳妇之间还时不时来些摩擦，还有大儿媳妇的儿子因为年少，尚未娶媳妇。后来，大儿媳妇花钱买来了一个团圆媳妇，亦就是童养媳，只有12岁。却因长得又高又大，大儿媳妇便对人改口说是14岁。左邻右舍的人看过后，无一不说太大了，不像个团圆媳妇。品头评足之余，又有邻舍说其见人不知道害羞，头一天到婆家，吃饭就吃三大碗；还有人说，这团圆媳妇过于大模大样了不规矩，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等等。在邻舍七嘴八舌的调唆下，为了调教出一个众人眼里中规中矩的媳妇来，这家人开始打起她来了。用鞭子抽不算，有时还吊起来打，甚至用烙铁烫脚心，以致童养媳惨叫声十分凄厉吓人，传出去很远很远。一来二去，架不住这非人的折磨，终于把一个好端端的健康团圆媳妇虐待得生起了重病，整日里发高烧说胡话。于是，这家人又请来跳大神的驱鬼，还找道士抽签，寻偏方治病。及至后来，竟然把这小团圆媳妇脱光了衣服，放在热水里烫，这一切，把一群愚昧的看热闹人惹得一个个情绪振奋起来，说什么的都有。于是，小团圆媳妇在这些不负责任的愚昧大众的唾沫声中，被折磨死了。从这些愚昧的人们身上，萧红看到了社会底层的黑暗和民众精神的不健全。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用相当篇幅的文字所描绘的小团圆媳妇被活活折磨死的情节，不禁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早年创作的《祝福》中的祥林嫂的演变过程。两者是何其的相似啊！无论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还是萧红笔尖触处的那个小团圆媳妇，都是被愚昧的人们口中的唾沫和封建迷信害死的！萧红的《呼兰河传》的完稿比鲁迅创作的《祝福》晚了16年，其最早的发表（此处指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也晚了16年。而结集出书则是在其连载结束两年后，其逝世一年多后。尽管这是萧红幼时亲身感受的经历，但她的描述手法及其寓意，不能不说是她借鉴于鲁迅的写作手法。
还是在上高小一年级的那一年，1925年5月，上海的日本纱厂监工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从而激起了上海全市人民的义愤。正当市民们为此举行示威游行时，竟然又遭遇到了租界英国巡捕开枪射杀示威群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一经媒体披露，全国震惊，迅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抗议示威游行浪潮。远在三千公里外的哈尔滨各界群众也闻讯而动，相继组织了“救国会”、“后援会”等声援组织。与此同时，哈尔滨附近各县也燃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熊熊怒火。呼兰县也因此成立“县沪难后援会”，并以呼兰中学联合会的名义发起了游行、演讲、募捐等一系列活动。群情激奋中，14岁的萧红也焕发出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勇敢地投身到群众游行的队伍中去。当时，呼兰县公署胡同住着呼兰南大营驻军的冯司令、县长高乃济、参议员王百川等数一数二的八户显贵人家，当地人呼之为“八大家”。而这“八大家”居住的地方，是鲜有百姓大众驻足的。因而，一些学生望而生畏，不敢上这些人家募捐。可萧红丝毫不畏惧，走在了队伍的前列，反复向“八大家”的太太小姐们宣传募捐的意义，硬是从这些平素对劳苦大众不屑一顾的人手中讨出募捐的钱来。盛夏七月，学生们还在县城的另一侧西岗公园内举行了义演，演出了反对买卖婚姻的话剧《傲霜枝》，萧红饰演了剧中的一个小女孩。之后不久，为表示反封建的立场与决心，萧红带头剪去了脑后的大辫子，改为当时大都市流行的一头短发，在呼兰县城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关于萧红她们参与的呼兰学生的爱国主义浪潮，当年东三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盛京日报》也曾作过报道。如6月29日出版的这一期“东三省新闻”，以《学生游行被阻止》为题报道：“呼兰县立中学校，自沪案发生后，义愤所激，群起罢课，拟联合游行讲演劝募捐款，以为后援，嗣经校长劝阻而止。现已停课刊印传单分送各商民，而资捐款云。”又如相隔18日后的7月17日，该报再以《援沪会演戏募捐》为题报道：“本邑学界前因五卅沪案发生，各学校引起公愤相继停课，并由中学校等组织沪案后援会，散发传单招募捐款，均志报端。昨又假桂仙园演义务戏，藉资劝捐，每位票座150吊，前往观剧者，非常拥挤，集腋成裘，不难捐成巨款云。”
1926年6月，县立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的高小毕业班举行了考试。考试刚一结束，同学们无不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最初传出的消息是傅秀兰获第一名，吴鸿章第二，前三名中并没有萧红。但红榜一拖再拖，直到举行毕业典礼前十分钟才张榜公布。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萧红竟然名列第一，傅秀兰、吴鸿章屈居第二、第三名。一时间，同学们都议论纷纷，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很快大家都明白了：据说此时，萧红的父亲张廷举已被上面内定为呼兰县教育局局长，并且也要来校参加毕业典礼。校长为了讨好这位未来的新上司，硬是不顾实际考试成绩，将名次稍后些的萧红列为第一名。萧红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心中自是十分难受，但是她又能说些什么呢！然而，在她的已经渐渐长大的心底深处，一粒反抗罪恶、黑暗的种子萌生了。
不管怎么说，萧红终于顺利地毕业了。毕业后，同学们有的将继续升学，或哈尔滨，或齐齐哈尔；有的则筹备起了嫁妆，准备嫁人。16岁的萧红，又将是怎样一个命运呢？
后花园虽大，但已经盛不下这个名叫荣华子的小姑娘的心了。
后花园虽好，但已经满足不了荣华小姑娘越来越多的憧憬与追求。
慈祥的祖父虽然知识渊博，但也只是古老的四书五经，何况他已经是奔七十的老人了，自然再也带不动越来越拔个儿、越来越渴求知识的孙女了。
小荣华的羽翼正在丰满起来，她要飞，飞向那更为广阔的知识海洋。
1920年。
在北国冰雪刚刚融化的早春天气里，在日趋繁华的哈尔滨松花江以北呼兰县一个名叫龙王庙的胡同里，一位满脑瓜充溢着憧憬与追求的小女孩要上学了。
在这之前，萧红的家庭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她先是接连失去了两位亲人：范姓祖母于1917年病逝；两年后，体弱多病的萧红生母姜玉兰病逝，卒年34岁。在这前后，她的两个胞弟，一个不幸夭折，一个在襁褓中便送给了人。父亲在萧红生母病逝不多日，又为萧红姐弟迎娶了年轻的继母梁亚兰。好在萧红的心中，始终只装着对她百般娇纵疼爱的祖父，对其他人并无太多的感情寄托，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忧愁与悲伤，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跌落。
巧就巧在：正是在1920年的秋季来临之前，受前一年席卷华夏大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北国边陲小县的教育体制也有了新的变革-设在呼兰县的两座小学相继宣布创立女生部，开始招收女生。于是，忒想读书，在自家后花园里长大的小女孩荣华，进入了位于呼兰县城内的县立乙种农业学校读书。因为这所小学设立在龙王庙院内，所以邻近居民又称它为龙王庙小学。农业学校设在龙王庙院内，其寓意不外乎是仰仗老天吃饭的意思。这座龙王庙小学，也就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提到的那座小学。
萧红用她那特有的调侃笔法写道：
东二道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
那叫做高等小学的，没有蚕吃……
有意思的是，无论有蚕吃，还是没有蚕吃，这两所小学萧红都上过了。
好在小学校近在咫尺，距离萧红终生难忘的后花园也不过百十来米左右。萧红入学一年后，县立乙种农业学校更名为第二十国民学校，同时被人们俗称为南关小学。新中国成立后，相继更名为呼兰县第一初高级完全小学校、建设小学等。1984年1月26日，经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相关部门批准，正式更名为萧红小学，至今。
萧红-荣华于1920年秋入龙王庙小学时，由其父张廷举取学名为张秀环。不多日，因发现其名与生母之妹姜玉环的名字有讳，于是，遂由饱读四书五经的外祖父姜文选做主，更名为张乃莹。
据其同父异母弟弟张秀琢晚年回忆：萧红年少时读书十分刻苦、用心，在家中的“后窗下花丛中搭了一个小棚，是姐姐乘凉、学习的地方。夏天，她多半在这里读书。姐姐读起书来是不知疲倦的。有时到了吃饭的时间，她还不回屋来，常常要人去喊她。姐姐喜欢在书里夹花叶，常常顺手拿起一片花叶夹在书中‘备忘’。姐姐还喜欢画画，画小房、小鸟给爷爷看，还说长大要当画家”。
1924年，13岁的萧红初小毕业，考入了北关初高两级小学，次年又转入呼兰县第一初高两级小学校。
萧红在小学读书时成绩一直处于班级前茅，特别是国文。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幼时祖父对她口授唐诗和后来大伯父的古文辅导。萧红成名后，在其散文《镀金的学说》一文中这样回顾道：“…等我入高级（小学），他（大伯父）开始给我讲古文了！有时族中的哥哥弟弟们都唤来，他讲给我们听，可是书讲完他们临去的时候，伯父总是说：‘别看你们都是男孩子，樱花（即萧红自己）比你们全强，真聪明。’”伯父的赞扬，也引来了族中男孩子们的反感。当伯父不在的时候，男孩子们就会齐声攻击她，乃至要对她动粗。由此可见萧红年少读书时的刻苦用功和聪慧。伯父还逢人夸萧红“好记力，心机灵快”。
当萧红转入呼兰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继续高小学业的时候，父亲正担任着这所学校的校长，彼时还兼任了县通俗出版社社长及义务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之后不久，张廷举又升任了呼兰县教育局的局长，同时兼任教育董事会的董事长，在呼兰全县教育界中可以说是一言九鼎的实权人物。萧红自条件差些的北关初高两级小学转此继续学业，显然是由其一手安排的，从中可以看出父亲对她的关注与疼爱。
萧红就读的呼兰县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距龙王庙的家较远，有三里多地。而且这条上学的路还很不好走，其间，要经过一个很大很大的水坑。这儿，时常有经过此处的大车陷进去，和行人落水的事情发生。如果不想走这条涝洼塘的路的话也可以绕行，不过，又要多走二三里地。好在涝洼塘贴边处的一户人家夹有一道板障子墙，要想少走几里地，过路的人只能紧贴着板障子墙，一步一步地挪过去。据萧红同父异母弟弟张秀琢后来回忆，萧红第一次经过这个大涝洼塘的时候，也是相当紧张，吓得心中直蹦跳。前边的男孩子们很快就过去了，站在这大水坑的那一侧，用嘲笑的口吻冲着萧红大喊，还是绕道儿走吧！这地方你们小姑娘家是走不过去了！萧红听了很不服气，瞪着一双眼睛大声回敬这帮男孩子们说：“你们等着瞧吧！”说完，她就麻溜地一把挽起裤腿，两手紧紧扳着板障子，吃力地走了过去。从此，那些嘎小子们再也不敢小瞧她了。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萧红倔犟好胜的性格。后来，有关这个大水坑，或者叫做涝洼塘，萧红将其原汁原味地写进了《呼兰河传》中，而且，还富有创造力地制造出了一系列让人读后忍俊不禁弯腰贴地笑得透不过气来的动人故事哩。
萧红的倔犟好胜，还表现在她已经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敢于向封建迷信和落后的风俗习惯挑战。一次，继母梁亚兰请来了一个算命瞎子算命。这个瞎子一进入张家，便大肆吹嘘自己不但能够未卜先知，而且还居然能够通晓生死。站在窗户底下偷听的萧红听了，愣是不信邪地冲着屋里大声喊叫道：“瞎子瞎子来干啥，瞎说瞎算骗钱花。”萧红的这一顺口溜，一下惹得周围看热闹的孩子们全都哄然大笑起来。
萧红不但认真读书，而且还勤于思考，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信息。1926年5月3日夜里，一场特大暴雨袭击了呼兰大地，不少穷人居住的房屋纷纷倒塌，成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游民。第二天上课前，同班同学傅秀兰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向大家讲述了一个让人潸然泪下的凄惨故事。她说：在我家北窗外，是一条大道，大道的北边有一个特别的大坑，一个穷苦农民在那里盖了一间泥巴房。突如其来的雨水一下冲倒了他的房子，淹没了他的土炕，他赶紧抱着孩子逃命，不幸双双滑入坑底，给活生生地淹死了，丢下一个寡妇，十分凄凉。一旁的萧红听得分外专注，双眉也皱得紧紧的。不久，老师给出了一道作文题，叫做《大雨记》。全班同学数萧红写得最好，她将从傅秀兰同学那儿听来的故事，加以精致传神的艺术描绘，写得分外生动和逼真，受到了班主任老师的好评与表扬。
不仅仅是这篇题为《大雨记》的作文反映出了她的思想，实际上，萧红早就注意到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她对贫苦农民的同情与关注，在她后来创作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中时有体现。《呼兰河传》如此，其他作品，特别是文学生涯之初，或者说是初涉文坛大门之时，她就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描写。如收录在她与萧军的散文小说合集《跋涉》中的那篇《王阿嫂的死》，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由鲁迅作序、举荐的高扬爱国御侮大旗的萧红成名作《生死场》，对此也有独到的精细的描写。
其实，在她的少年求学时代，最早引起她对劳苦大众关注的，是居住在她家破败不堪西院里的那些房客-这在《呼兰河传》中有较大篇幅的描写。在她和家人居住的东院正房的西侧，有30多间泥草房。由于年代已久，加上从不维修，早已破烂不堪了。而居住在其中的房客，全是清一色的住不起像样房舍的底层劳苦大众。他们极为凄凉贫苦的生活处境，以及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给萧红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直到成名后仍是头脑中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之后10多年的穿越几乎整个中国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她都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的缘由所在。下面，笔者撷取《呼兰河传》中的几个镜头，以飨读者。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那边住着几个漏粉（条）的，那边住着几个养猪的。养猪的那厢房里还住着一个拉磨的。
那拉磨的，夜里打着梆子通夜地打。
养猪的那一家有几个闲散杂人，常常杂在一起唱着秦腔，拉着胡琴。
西南角上那漏粉的则喜欢在晴天里唱一个《叹五更》。
他们虽然是拉胡琴、打梆子、叹五更，但是并不是繁华的，并不是一往直前，并不是他们看见了光明，或是希望着光明，这些都不是的。
他们看不见什么是光明的，甚至于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阳照在了瞎子头上了，瞎子也看不见太阳，但瞎子却感到实在是温暖了。
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那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逆来的，顺受了。
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
磨房里的那打梆子的，夜里常常是越打越响，他也越打得激烈，人们越说那声音凄凉。因为他单单的响音，没有同调。
谈到这些下等人居住的场所，萧红笔下描绘的又是如此之触目惊心而令人不堪承受。
那草房实在是不行了，每下一次大雨，那草房北头就要多加一只支柱，那支柱已经有七八只之多了，但是房子还是天天地往北边歪，越歪越厉害，我看了就怕，怕从那旁边一过，恰好那房子倒了下来，压在我身上。那房子实在是不像样子，窗子本来是四方的，都歪斜得变成菱形的了。门也歪斜关不上了。墙上的大柱就要掉下来似的，向一边跳出来了。房脊上的正梁一天一天地往北走，已经拔了榫，脱离别人的牵掣，而它自己单独行动起来了。那些钉在房脊上的椽杆子，能够跟着它跑的，就跟着它一顺水地往北边跑下去了；不能够跟着跑的，就挣断了钉子，而垂下头来，向着粉房里的人们的头垂下来，因为另一头是压在檐外，所以不能够掉下来，只是滴沥啷当地垂着。
我一次进粉房去，想要看一看漏粉到底是怎样漏法，但是不敢细看，我很怕那椽子头掉下来打了我。
一刮起风来，这房子就喳喳地山响，大柁响，马梁响，门框、窗框响。
一下了雨，又是喳喳地响。
不刮风，不下雨，夜里也是会响的，因为夜深人静了，万物齐鸣，何况这本来就会响的房子，那能不响呢。
以它响得最厉害……
可曾有人听过夜里房子会叫的，谁家的房子会叫，叫得好像个活物似的。嚓嚓的，带着无限的重量，往往会把睡在这房子里的人叫醒。
……
然而，给萧红印象最深的，还是要数居住在粉房旁边那间小偏房里赶车的一家老少三辈。这一大家子人平时为人谨慎有礼，出落得也干净利落。当家的老太太瘫痪在床上，两个愚昧的儿媳妇就轮流着花钱，请跳大神的为老太太治病。常常是，一跳就跳到半夜……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然而，外人有所不知，两个儿媳妇之间还时不时来些摩擦，还有大儿媳妇的儿子因为年少，尚未娶媳妇。后来，大儿媳妇花钱买来了一个团圆媳妇，亦就是童养媳，只有12岁。却因长得又高又大，大儿媳妇便对人改口说是14岁。左邻右舍的人看过后，无一不说太大了，不像个团圆媳妇。品头评足之余，又有邻舍说其见人不知道害羞，头一天到婆家，吃饭就吃三大碗；还有人说，这团圆媳妇过于大模大样了不规矩，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动，等等。在邻舍七嘴八舌的调唆下，为了调教出一个众人眼里中规中矩的媳妇来，这家人开始打起她来了。用鞭子抽不算，有时还吊起来打，甚至用烙铁烫脚心，以致童养媳惨叫声十分凄厉吓人，传出去很远很远。一来二去，架不住这非人的折磨，终于把一个好端端的健康团圆媳妇虐待得生起了重病，整日里发高烧说胡话。于是，这家人又请来跳大神的驱鬼，还找道士抽签，寻偏方治病。及至后来，竟然把这小团圆媳妇脱光了衣服，放在热水里烫，这一切，把一群愚昧的看热闹人惹得一个个情绪振奋起来，说什么的都有。于是，小团圆媳妇在这些不负责任的愚昧大众的唾沫声中，被折磨死了。从这些愚昧的人们身上，萧红看到了社会底层的黑暗和民众精神的不健全。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用相当篇幅的文字所描绘的小团圆媳妇被活活折磨死的情节，不禁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早年创作的《祝福》中的祥林嫂的演变过程。两者是何其的相似啊！无论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还是萧红笔尖触处的那个小团圆媳妇，都是被愚昧的人们口中的唾沫和封建迷信害死的！萧红的《呼兰河传》的完稿比鲁迅创作的《祝福》晚了16年，其最早的发表（此处指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也晚了16年。而结集出书则是在其连载结束两年后，其逝世一年多后。尽管这是萧红幼时亲身感受的经历，但她的描述手法及其寓意，不能不说是她借鉴于鲁迅的写作手法。
还是在上高小一年级的那一年，1925年5月，上海的日本纱厂监工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从而激起了上海全市人民的义愤。正当市民们为此举行示威游行时，竟然又遭遇到了租界英国巡捕开枪射杀示威群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一经媒体披露，全国震惊，迅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抗议示威游行浪潮。远在三千公里外的哈尔滨各界群众也闻讯而动，相继组织了“救国会”、“后援会”等声援组织。与此同时，哈尔滨附近各县也燃起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熊熊怒火。呼兰县也因此成立“县沪难后援会”，并以呼兰中学联合会的名义发起了游行、演讲、募捐等一系列活动。群情激奋中，14岁的萧红也焕发出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勇敢地投身到群众游行的队伍中去。当时，呼兰县公署胡同住着呼兰南大营驻军的冯司令、县长高乃济、参议员王百川等数一数二的八户显贵人家，当地人呼之为“八大家”。而这“八大家”居住的地方，是鲜有百姓大众驻足的。因而，一些学生望而生畏，不敢上这些人家募捐。可萧红丝毫不畏惧，走在了队伍的前列，反复向“八大家”的太太小姐们宣传募捐的意义，硬是从这些平素对劳苦大众不屑一顾的人手中讨出募捐的钱来。盛夏七月，学生们还在县城的另一侧西岗公园内举行了义演，演出了反对买卖婚姻的话剧《傲霜枝》，萧红饰演了剧中的一个小女孩。之后不久，为表示反封建的立场与决心，萧红带头剪去了脑后的大辫子，改为当时大都市流行的一头短发，在呼兰县城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关于萧红她们参与的呼兰学生的爱国主义浪潮，当年东三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盛京日报》也曾作过报道。如6月29日出版的这一期“东三省新闻”，以《学生游行被阻止》为题报道：“呼兰县立中学校，自沪案发生后，义愤所激，群起罢课，拟联合游行讲演劝募捐款，以为后援，嗣经校长劝阻而止。现已停课刊印传单分送各商民，而资捐款云。”又如相隔18日后的7月17日，该报再以《援沪会演戏募捐》为题报道：“本邑学界前因五卅沪案发生，各学校引起公愤相继停课，并由中学校等组织沪案后援会，散发传单招募捐款，均志报端。昨又假桂仙园演义务戏，藉资劝捐，每位票座150吊，前往观剧者，非常拥挤，集腋成裘，不难捐成巨款云。”
1926年6月，县立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的高小毕业班举行了考试。考试刚一结束，同学们无不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最初传出的消息是傅秀兰获第一名，吴鸿章第二，前三名中并没有萧红。但红榜一拖再拖，直到举行毕业典礼前十分钟才张榜公布。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萧红竟然名列第一，傅秀兰、吴鸿章屈居第二、第三名。一时间，同学们都议论纷纷，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很快大家都明白了：据说此时，萧红的父亲张廷举已被上面内定为呼兰县教育局局长，并且也要来校参加毕业典礼。校长为了讨好这位未来的新上司，硬是不顾实际考试成绩，将名次稍后些的萧红列为第一名。萧红目睹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心中自是十分难受，但是她又能说些什么呢！然而，在她的已经渐渐长大的心底深处，一粒反抗罪恶、黑暗的种子萌生了。
不管怎么说，萧红终于顺利地毕业了。毕业后，同学们有的将继续升学，或哈尔滨，或齐齐哈尔；有的则筹备起了嫁妆，准备嫁人。16岁的萧红，又将是怎样一个命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