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后花园里的快乐小女孩
1911年6月1日，这一天，适逢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也就是两千多年前那个忧国忧民的楚国三闾大夫、大诗人屈原，投向汨罗江献身报国的万众祭日。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远在北国哈尔滨松花江以北四十里地开外的呼兰河畔，在一个名叫龙王庙胡同的张家大院里，诞生了一个有着大而黑亮眼睛的小女孩。因为是出生在万民驱鬼避邪的日子里，一家人既因她是头生子女而欣喜，但又未免惴惴不安。不日，由其祖父母取名为荣华，其意是日后能够荣华富贵。后来，又由饱读四书五经的外祖父替她取大名为张乃莹。20多年后，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姑娘张乃莹，在摆脱了一段颠沛流离伤疼不已的婚姻，步入少女时代向往的神圣文学殿堂后，她给自己取笔名为萧红，并以此取代了张乃莹的大名。萧红这个名字，一直敞敞亮亮地延续至其31岁生命戛然而止。在其后的70年间，萧红这个名字不仅众说纷纭，为国人广为知晓，而且还走进了成千上万的东洋人、南亚人和欧美人的心中。
就在萧红诞生的这一年，绵延了两千来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历经了一场不足两个月的激烈动荡之后，分崩离析了！由近现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也由此步入了一个后38年战事频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萧红在这一年的诞生，也预示着这个源自于黑土地上的小生命长大成人后，必然要和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统治求解放的神圣使命结合在一起。
未来的生命进程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她来到这个世界上仅仅活了31个年头。
不过，童年时代的萧红是快乐的，幸福的。
出生于张家大院的大小姐萧红，她的童年是在后花园度过的。
在20世纪初的东北边陲的县镇上，有一个硕大的后花园，是一种富有人家的象征。
萧红的祖先，并非是黑龙江的土著居民，而是来自于山东省聊城地区莘县的移民。据萧红生父张廷举、四叔张廷惠于1935年8月创修的《东昌张氏宗谱书》的序文中撰道：
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清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城等地，后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截河子屯（今榆树县城东九十华里处），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
至清嘉庆年间（仁宗，爱新觉罗甬琰：1796-1820），张岱之长子张明福、次子张明贵到毗邻的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福昌号屯开荒种地。之后，历经两代人的艰苦创业，张家终于发展成了拥有数百垧土地（东北土地制：一垧为十五亩-秋石注）的汉族大地主。与此同时，大举向商业领域拓展经营，开设烧锅、油坊和杂货铺等，并在阿城附近（今哈尔滨）各县广置土地、房屋等。
晚清光绪元年（德宗，爱新觉罗载恬：1875-1908），张家第四代传人，萧红的祖父张维桢（1849-1929）于分家时分得位于今哈尔滨松花江北呼兰河侧的40余垧土地，以及30多间房舍，一座烧锅，一座油坊，遂带着一家老小离开阿城福昌号屯到呼兰另起炉灶，独立门户。
颇有意思的是，位于呼兰河畔的这座张家大院，真正成气派的却是在光绪皇帝驾崩的那一年，亦就是大清末代皇帝、在位不足三年的短命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人抱着登基的那一年-1908年。萧红祖父张维桢在家里的东院建成了五间宽敞明亮的满式青砖大瓦房。这是一座具有鲜明北方特征的封建士绅式住宅。在其正房的东西大山，镶嵌着四块四米长的薄缝风板，上有浮雕浮云花卉和盘肠图案。在明柁的头上，镌刻有“吉”、“祥”、“如”、“意”四个金色楷体大字。南窗扇为上下对开，计达20多扇。五间正房居中一间为厨房兼过道。后门出去，即为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浓墨重彩描绘的魂牵梦萦的后花园。前门，亦即中门，为对开的两扇苏（州）式格子门。门窗均为古朴典雅的深红色调。来年-1909年，萧红的生父张廷举和生母姜玉兰结婚，即住在这房的东屋。萧红的祖父母居于西屋。当然，床铺均为一色的东北常见的火炕。
整座张家大院占地面积达7125平方米。东院为张家一大家人居住，西院为张家库房和佃户们居住。然而，由于张维桢的不善经营，在萧红出生后，家境渐渐地败落了下来。
被萧红后来津津乐道反复描绘的后花园，面积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小，大约有二百来平方米的范围。至于说是后花园，虽并不尽如人意，却仍是一个后园的真实称谓：有杨树、柳树、樱桃树、榆树、李子树，以及东北常见的丁香花丛，同时也种植蔬菜，瓜果，向日葵和玫瑰、黄花之类的花卉，沿墙四周还种植了一些不知名的花草。
且说张维桢生育了三个女儿，一个个相继出嫁。也曾育有一子，但出生不久便不幸夭折。而堂弟张维狱却生育有三个儿子。第三子大名张廷举，于1900年12岁时过继给四伯父张维桢为子。张廷举又名选三，意即为三兄弟中选一人为张维桢之继子。
话说这张廷举，原在生父张维狱家的阿城福昌号屯读书，12岁过继到呼兰四伯父家后，被守信用的继父送往齐齐哈尔继续深造。秉性聪颖的他先是毕业于黑龙江省立高等小学堂，后以优异成绩荐送至设在齐齐哈尔的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时又因考试成绩优异而被授予师范科举人，分配到松花江下游的汤原县农业学堂任教，并担任劝业局劝业员。公元1908年，张廷举年方二十，与萧红生母姜玉兰结婚后调回呼兰县。先后担任呼兰农工两级小学校长、呼兰县教育局局长、呼兰县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县立通俗出版社社长，以及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巴彦县教育局督学等。
张廷举的夫人姜玉兰，亦就是萧红的生母，同为呼兰富甲一方的一个知识型地主家庭出身。其父姜文选，不但拥有220来垧土地，而且还以四书五经为业，开设家馆，为呼兰、巴彦一带知识名士。姜玉兰为姜文选长女，自幼熟读唐诗宋词，且打得一手好算盘，尤以描龙绣凤的一手针线活闻名乡里。姜玉兰大张廷举三岁。这一夫妇结合，也为当地一大习俗：女大三，抱金砖。由张廷举参与撰写的《东昌张氏宗谱书》，专设有姜玉兰的条目，条目给予了萧红母亲甚高的评价：“呼兰府硕学文选公女，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耕井臼，夫妻伉俪最笃，惟体质素弱，不幸罹疫逝世。”
萧红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生活优裕的封建地主兼官僚知识分子家庭里。只是她出生后，父亲工作繁忙，以后又离家去哈尔滨及邻近的巴彦县供职，生母在其幼年时因病去世，故而与父母关系不甚密切。这也就是在其成名后的一系列回忆文章中，对父母有所生分乃至多有谴责的缘故。
萧红的童年是快乐的。
快乐的童年源自于祖父张维桢的万般宠爱，和自家那座后花园中的万般乐趣。
在其生命最后岁月中用地道本土语言创作出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第三章一开始，萧红用手中那支风情万千的纤笔，向我们作了一系列出神入化的描写-一老一小间的惯纵溺爱与无限的童趣，切切实实地跃然纸上：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的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
……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巴草当做谷穗留着。
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留着狗尾巴草的一片，他就问我：
“这是什么？”
我说：
“谷子。”
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
“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
“是的。”
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
“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你看。”
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地就抛给祖父了。说：
“这不是一样的吗？”
祖父慢慢地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巴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黄瓜长大，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
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蜻蜓飞得多么快，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初也没有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
采一个倭瓜（即南瓜，倭瓜一词为当地人的称谓-秋石注）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也许把蚂蚱腿就绑掉，线头上拴了一只腿，而不见蚂蚱了。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
“下雨了，下雨了。”
读了上述这些传神的描写，我们还能说萧红的童年是苦痛的、寂寞的、孤独的吗？
有一个那么大的后花园可以尽情地玩，有那么一个慈祥而又可爱的祖父可以撒娇，甚至可以捉弄玩耍，无疑，萧红的童年充溢着无尽的欢乐与幸福。这在一个一年中有近半年时间雪封冰冻的北国小县城里，是很少见的。可萧红就有着这么一个快快乐乐、衣食无忧、四周散发着大自然芬芳的童年去处。
而萧红的降世，则是给已入花甲之年的祖父注入了活力，从寂寞转向了欢乐。萧红是祖父的掌上明珠，宝贝疙瘩。瞧，在萧红的眼中，她是这样看待祖父的：
祖父不怎么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着。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在后花园里，萧红蹿上蹿下，玩啊耍啊，当她玩不出新花样，玩腻了的时候，就把注意力放在了无比疼爱她的祖父身上了，并且恶作剧地耍弄起人老眼花的祖父起来：
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
于是，萧红悄悄地摘起了玫瑰花，前前后后摘了二三十朵，趁祖父蹲在地上拔杂草的当口，一朵一朵地将玫瑰花插在了祖父的草帽上，整整插了一圈。萧红一边往祖父的草帽上插花，一边笑得浑身直打哆嗦。而祖父呢，却浑然不知道顽皮成性的小孙女的这个恶作剧，两手照样不停地拔着地上的杂草，口中还自言自语地说着：“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听着祖父的这话语，小萧红再也无法止住自己的笑和哆嗦，便跑回前面的屋子去找吃的去了。结果，还没等到她再回到后院，祖父却顶着一草帽颤巍巍、红艳艳、香喷喷的玫瑰花回屋歇息来了，顿时弄得满屋子的人大笑起来。萧红这样描绘了大人们的神态：
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
“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瞧，这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样子，都是因了萧红的调皮，恶作剧的缘故！
也正是萧红和祖父爷孙俩的亲密无间，与成天在后园劳作、玩耍乃至捣乱，惹得管家的祖母亲昵地骂年长的祖父是“死脑瓜壳”，骂年幼的孙女荣华是“小死脑瓜壳”。
祖父还是萧红人格人品乃至精神形成的楷模。祖父在萧红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人间大爱的种子。祖父对劳苦大众的宽容、理解与善良，深深地影响了萧红的一生。如他将房客的马归还，对备受折磨的小团圆媳妇所寄予的同情与惋惜，对冯歪嘴子一家的救助，每当伯父对雇工们施行歧视与虐待时所做的干预，等等。正如萧红在其《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一文中所深刻揭示的那样：
从祖父那里知道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恨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着“温暖”和“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从祖父身上所得到的“温暖”与“爱”，给了萧红以人生的航标。20年后，继“七七”卢沟桥打响第一枪，日寇在上海挑起全面侵略中国的“八一三”战火后，为保护坚持反对日本法西斯当局对中国实行侵略和扩张政策立场的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萧红全然不顾自身安危，跑东跑西，为其寻找掩藏之处，彰显了她身上的这种特有的“温暖”与“爱”。
如果说，鲁迅是引领萧红登上中国现代及左翼文坛的伯乐与终生良师，那么，“幼时读书约十余年”（见《东昌张氏宗谱书》记述）的祖父张维桢，则是萧红文学才华的启蒙者。
同样是在这部脍炙人口的《呼兰河传》中，萧红一字一句地向读者展示了她当年跟随祖父习诗的全过程-那是在祖母去世后：
祖母死了，我就跟祖父学诗。因为祖父的屋子空着，我就闹着一定要睡在祖父那屋。
早上念诗，晚上念诗，半夜醒了也是念诗。念了一阵，念困了再睡去。
祖父教我的有《千家诗》，并没有课本，全凭口头传诵，祖父念一句，我就念一句。
祖父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也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都是些什么字，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只觉得念起来那声音很好听。所以很高兴地跟着喊。我喊的声音，比祖父的声音更大。
毋庸置疑，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在老祖父手把手的调教下，萧红完成了最初的文学入门教育，也为她后来称雄文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对于萧红来说，祖父是自己永远亲近、崇敬的亲人。
而对于祖母，对于自己的生身父母，萧红的心中总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理还乱的不满心理在作祟。她一会儿叨咕母亲姜玉兰对她不问不管，一会儿又说父亲张廷举凶残，一会儿抱怨说，有着洁癖的祖母用针刺她，小小的心里多了些仇恨和怅然。其实，她的这些怨恨的可信度很低很低，也可以说是小孩子心中的一种另类心理罢了。萧红生母姜玉兰来到张家，因体质虚弱多病，仅仅生活了12个年头就病殁了（她比女儿萧红多活了3年，可见人生多有不测）。其间，姜玉兰四度生育：1915年所生萧红大弟富贵，不幸夭折；二弟连贯，即张秀珂，生于1916年，最终也只活了不到40岁，三弟连富生于1919年1月，7个月后姜玉兰病逝，襁褓中的萧红三弟被送了人……而父亲因担有要职，工作繁忙自是可想而知。祖母要管一大家子人的生活起居，同样忙得很……
在萧红的这部经典作品《呼兰河传》中，以及其他的回忆文章里，如《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等，在论述儿时生活时，似乎只有祖父才是萧红最亲近最可爱的人。她将父亲描绘成了贪婪、可怕、凶残乃至对亲生女儿的“我”欲图实施乱伦的恶人，对过早去世的母亲也鲜有提及，对曾经给予她抚爱、宠幸的祖母，萧红也颇有微词，以致许多研究者多以萧红的回忆、自述、纪实体的小说为依据，不经任何考证，不加辨别地描述她幼年的诸多“不幸”，片面强调萧红的祖母对幼小的孙女专横凶狠胜于关爱慈祥。
有这么一部比较早的《萧红传》，作者在其第一章中就加以了这样的有失公允的负面评述：
她的祖母也并不像别人的祖母那样的慈祥。当她三岁的时候，她喜欢用小手指在窗棂上捅个小洞，她觉得那纸窗像面小鼓，用手指嘭嘭地捅破了，很好玩。她的祖母看到她这样，就拿了一枚大针站在窗外，专门等着刺她的手。这种没有抚爱，没有温情的不正常的童年生活，深深地刺伤了她幼小而敏感的心灵。
当然，传记作者的这段评述来自于萧红本人的回顾。同是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这样写道：
我家的窗子，都是四边糊纸，当中嵌着玻璃。祖母是有洁癖的，以她屋的窗纸最白净。别人抱着把我放到祖母的炕边上，我不假思索地就往炕里跑。跑到窗子那里，若不加阻止，就必得挨着排给捅破。若有人招呼着我，我也得加速地跑着多捅几个才能停止。
破得越多，自己越得意。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我就越得意了，笑得拍着手，跳着脚的。
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起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寻思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读着萧红本人的上述文字，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幼时的萧红任性、顽皮；而且又是如此的不听劝：“若有人招呼着我，我也得加速地跑着多捅几个才能停止”且“破得越多，自己越得意。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我就越得意了……”萧红的任性反拨，而且从来不听劝的性格，在其长大乃至成名后，依旧没改。如在不与朋友（特别是当年哈尔滨、青岛、上海、武汉时期同甘共苦中结成的患难朋友，平日里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结交了近十年的女朋友白朗等）打招呼的情况下，偷偷飞去人生地不熟的香港，实际上是逃避现实；又如在兵荒马乱的当口执意让庸医施行子虚乌有顽症的喉头手术，从而导致自己过早离开人世，等等。对此，笔者于本书后续部分还要论及。
那么，祖母的心狠及拿大针刺她手指，又是怎么回事呢？或者说，萧红所描述的，与事实有没有出入呢？
第一，即使此事基本属实-在萧红的记忆中，有关被祖母针刺的事儿，也仅限于这一次。我们也只能将其看做是祖、父辈们对萧红的顽皮任性与不听劝，以及恶作剧的一种轻微的惩罚罢了。因为她并不因此而受到大人们的怒言责骂与殴打以示惩戒。第二，在无法制止的情况下，一忍再忍的祖母才出此无奈之举，来教训一下这个不听话的小祖奶奶的。因而，这件事情根本无法证明萧红受过祖母的什么虐待。况且，在这里，我们凭借的也只是萧红自己的一面之词，而且还是“寻思”！
论述至此，笔者向同行、向广大的读者提起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对萧红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迄今无人超越的学者-铁峰。自上世纪50年代起，铁峰先生做了整整半个世纪有关萧红生平、萧红作品的考证工作，抢救、挖掘和整理出了大量珍贵的史料。颇为惋惜的是，铁峰先生现在已经离开了人世。2001年9月，于出席纪念萧红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笔者多次与其交流并请教，获益自是匪浅。
铁峰先生指出：
由于很多评论者不了解旧社会东北农村乡镇儿童的苦难，从当今儿童生活的视点去看待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对她儿时生活的描述，才认为萧红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没有父母之爱，没有家庭的温暖，不是跟老祖父在后园里孤单的玩耍，就是一个人在储藏室里翻旧东西消磨时光。
其实，在旧中国的东北农村县镇里，能有萧红童年生活的孩子是很少的，也是幸福的。
说萧红自幼没有父母之爱，家庭的温暖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据萧红的堂妹张秀珉、堂弟张秀琳等人说，萧红从小就得到家庭的喜爱与娇惯，长大后在他们兄弟姐妹行中，也被长辈们高看一眼。直到她逃婚后，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家人才仇恨她，憎恶她。
铁峰先生的这个认识，完全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也得到了一些历史见证人（当事人及萧红至爱亲朋）的证实，特别是与萧红同父异母弟弟张秀琢的说法相吻合。张秀琢在其《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一文中，客观而又公正地指出：
我家生活状况是比较优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姐姐也算得娇惯了。但她不喜欢这种生活，不喜欢这个家。她在《呼兰河传》里写，和家人的关系，除祖父外，和别人似乎都没有什么感情深，正像她自己说的：
“…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和祖父感情深厚的另一面，反映了她对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满。和祖母、父亲、母亲不亲近，是因为他们不能真正的理解她，或在哪件事情上招惹了她。父亲有时严厉些，母亲遇事爱唠叨几句，祖母则像书中所说的用针扎过她的手指。为这事儿，我问过父亲，父亲笑着回答说：“哪能真用针扎她，奶奶看她用手指头捅窗户纸，就在她的对面拿针比划着，她就记住了，多少天不理奶奶。”书中这样写道：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
“虽然她也给我糖吃，她咳嗽吃猪腰烧川贝母，也分给我猪腰（从这点上看，祖母对萧红是宠爱的-秋石注），但是我吃了猪腰还是不喜欢她。”
姐姐的自尊心非常强，谁要是说了她或者是骂了她，她会几天不理睬你，整天撅嘴躲着你，除非你带有歉意甚至赔礼般地哄她，方肯破涕为笑，和好如初。
事实证明，萧红的童年时代的生活是快乐的、幸福的，是一位获得祖辈、父辈关注疼爱的小公主。她的幸福、快乐，近似于为所欲为，而且受到大人们的万般宠幸。所以，在其长大成人后，她一直拿自己童年享受到的快乐、幸福，来要求未来的生活也一直充满快乐和幸福；要求人们也像祖父那样给予她万般宠爱，给予她任性和包容。正如她后来在日本东京旅次中写就的那首名叫《沙粒》的诗中哀叹的那样：理想的白马骑不得，梦中的爱人爱不得……实际上，她追求的这种纯属由自己一手设立的如同孩提时代过家家的“理想”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然而，等到她醒悟过来时，却是为时已晚！那是在她病入膏肓即将离开人世之际。（见骆宾基所著《萧红小传》记载-秋石注）。
萧红是在自家后花园里长大的快乐小女孩。
不错，萧红确实挨过祖母的骂，也挨过父亲的脚踢。但萧红的一些所作所为，在今天看来，也是难以为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尽管那时的她还小，但她太不懂事太过于任性和太会恶作剧了。这也正是因为长辈们对她过于溺爱与包容了。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在她（祖母-秋石注）临死之前，病重的时候，我还吓了她一跳。有一次她自己一个人坐在炕上熬药，药壶是坐在炭火盆上，因为屋里特别的寂静，听得见那药壶骨碌骨碌地响。祖母住着两间房子，是里外屋，恰巧外屋也没有人，里屋也没人，就是她自己。我把门一开，祖母并没看见我，于是我就用拳头在板隔壁上咚咚地打了两拳。我听到祖母“哟”的一声，铁火剪子就掉在地上了。
我再探头一看，祖母就骂起我来，她好像要下地来追我似的。我就一边笑着，一边跑了。
相信读者们在读了上述描述后，自会得出一个比较理性的结论来，对于一个行将去世的病重老人，萧红的这种恶作剧，能为大人们包容吗？尽管她当时只有五岁。
还有，有人根据萧红自述的曾挨过父亲的所谓“打”，据此来认定萧红的父亲虐待萧红，显然有违事实的起因与本意，值得商榷。
这件事发生在萧红捉弄病重的祖母后不多日子，一年后吧！
那一年的夏天，萧红的祖母在长期患病后终于告别了人世。就在大人们处于极度悲哀七手八脚忙乱的当口，小萧红浑然不觉地继续在后花园里尽情玩耍。不多一会儿，天下起了雨。当雨点溅落在一口大酱缸子的缸盖上时，一下子吸引住了正要回屋拿草帽的萧红的注意力。萧红一见，心想，这草编的缸帽子比草帽大得多，戴在头上一定要比草帽更能遮雨。待到小萧红掀下缸盖钻将进去时，才发现这顶“大草帽”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大得多，差不多与她人一般大小。
小萧红吃力地顶着缸盖，刚走了几步，便觉得天昏地暗起来。而且，缸盖戴在头上分外的沉重，又不辨东西南北，连自己走到哪里了也不清楚，头顶上噼里啪啦的雨点砸落声也不像刚戴上时好听了。低头往脚下看呢，只看到些狗尾巴草和韭菜，之外，再也看不清楚什么了。无奈之下，萧红找了一个韭菜长势特别丰厚的地方，一P股坐了下来。然而，刚一坐下，新的问题又来了，虽然坐着比站着要舒服一些，头顶不必顶着，脖子也不酸了，但这缸帽子却似一座黑漆漆的小房子紧紧地扣在地上，里面黑极了，反倒什么也看不见了。
虽然这样，小萧红感觉还是蛮开心的。这是因为，所有嘈杂的声音都一一远去了。风雨中，大树被吹刮得呜呜作响，就像这大树已经被挪到了别人家的院子里似的。而她自己坐在后园北墙根的韭菜丛上，远处家中传出的闹嚷嚷的声音显得断断续续而又那样的轻微。总之，此时此刻小萧红的感受是：“这小屋这么好，不怕风，不怕雨。站起来走的时候，顶着缸盖就走了，有多么轻快。”
然而，当她一站立起来，顶着这顶硕大的缸帽子行走，却是异常的沉重而又艰难。她吃力地顶着，挪动着步子，一路摸索着终于来到了后门口。她心里的唯一想法，就是“要顶着给爷爷看看的”。萧红后来回顾道：
我家的后门坎特别高，迈也迈不过去，因为缸帽子太大，使我抬不起腿来。好不容易两手把腿拉着，弄了半天，总算是过去。虽然进了屋，仍是不知道祖父在什么方向，于是我就大喊，正在这大喊之间，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缸帽子也在地上滚着。
等人家把我抱了起来，我一看，屋子里的人，完全不对了，都穿了白衣裳。
再一看，祖母不是睡在炕上，而是睡在一张长板上。
从这以后祖母就死了。
我们从萧红自己的叙述中来看，“父亲一脚把我踢翻”的说法，同父亲张廷举虐待她的传闻，是丝毫挂不上钩的。萧红幼时非常淘气，尽管她只有六岁。可自祖母病重到去世，萧红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大人们的万般娇纵与溺爱，养成了她的与众不同的任性与万千顽淘。请读者们想一想，当全家老老少少、上上下下，异常悲伤地为家中最年长的前辈的不幸病逝忙作一团的时候，萧红依然在后花园里玩她自个儿的游戏。不仅如此，还不伦不类地头顶一只酱缸帽子跌跌撞撞地进到屋子来，口中还一股劲地大喊大叫，这算是一件什么事情呢？非常非常地有悖于常理！这对于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对于既是张家长子，又是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张廷举而言，外人又将作何种评价？教养，家门教养，大户人家兼知识分子家庭的教养，将在外人眼中一文不值！如果说，张廷举见了女儿这个恶作剧的模样，其神态，如同平日里祖父宠纵孙女一样予以包容，予以视而不见，予以和颜悦色，那么，这才是最大限度的不正常哩！所以，当头顶缸帽大喊大叫的女儿闯进屋子来，出现在满屋子举孝的亲朋好友面前时，才会有其父张廷举怒不可遏地飞起一脚，将其踢翻在地的这一幕场景发生。毫无疑问，父亲的这个貌似“凶神恶煞”的行为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正常举止，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家庭也不为过的举止。
萧红祖母病殁于民国6年5月21日，即公元1917年7月9日，时萧红6周岁已过。
萧红写作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始于1938年秋，完稿于1940年12月20日的孤岛香港。自1940年9月1日起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至12月27日止。后期是边创作边连载。13个月过后，萧红去世。
《呼兰河传》，与抗日救国小说《生死场》同为其一生的经典之作。前者是个人幼时的一部回忆录，其艺术性尤其是散文特性高于后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初的北国大地一座县城小镇的民俗风情图。后者因了其鲜明的抗日特性，特别是因了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为之撰写序言而名震海内外，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掩盖住了艺术特性更为绚丽多彩的《呼兰河传》。诚然，如同没有鲁迅及其扶持，则没有后来的萧红，没有《生死场》这部石破天惊的成名作，也就不可能有《呼兰河传》的产生。
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呼兰河传》也有瑕疵与缺憾，有的还十分鲜明和不尽如人意。不仅仅是人们早已知道的对人物的描写弱于事物及场景的描写，问题的症结在于作者的过于以我为中心，而且这种过于以我为中心，是以“我”的想象，我心中的感知加以凸现的。毋庸置疑，正是这种过于以我为中心的恣意宣泄，所以，在萧红的某些作品中，才会出现那些历史上并非真实存在过的事物与事件，以及并非常理的描写。如祖母对其虐待，等等。然而，这些瑕疵与缺憾，并不能有损于《呼兰河传》作为一部史诗的存在，一部反映20世纪初叶北疆黑土地城镇田园风光的绚丽史诗。
《呼兰河传》是一部史诗，虽然算不上什么壮丽，但她熠熠闪光-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依然是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依然是当今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道美味佳肴。人们通过阅读《呼兰河传》，进而认识了萧红，认识了萧红思想演变的过程，认识了萧红文学才华的源发地。
而论及《生死场》，则是一部气吞山河的壮丽民族史诗！在70多年前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抵御日本法西斯入侵我神圣中华大地的悲壮岁月中，它所起的作用是不朽的。但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生死场》与《呼兰河传》有着一种有机的联系。《生死场》是《呼兰河传》时空和精神的双重延续-《呼兰河传》末一章有关冯歪嘴子的描写，显示着中华民族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对自己乡土的热爱，昭示着全民族的希望所在，所以才会有《生死场》中因了日寇的入侵和殖民地“满洲国”的滋生，无法正常生存的包括愚昧落后的农民在内的一切不甘于受蹂躏的中国人起来为保卫家园所作的坚决的反抗。尽管《生死场》写作在前，《呼兰河传》写作在后，但《生死场》所反映的1930年代的特殊岁月，则是对《呼兰河传》1910年代描写的重要突破与升华，里程碑式的。
萧红写作《呼兰河传》时，已经是一个临近30岁的中青年交替的女性了，她早已不是写作《生死场》时那个老是长不大的扎着两条小辫子的东北妞了。可令人们难以理解的是，对于儿提时代自己那些有悖于常情常理举止的描写，她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思及辩证。无论是描写祖母的“虐待”，还是后来由其口述、萧军执笔而成的中篇小说《涓涓》中所杜撰的父亲夜半欲对其强行“非礼”的所谓乱伦举止，这使那些对事实真相有所了解的后人深感遗憾（而广大读者是无法知晓其中一二的，步入作者假设的偏执认定父亲“暴虐”布下的误区，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显而易见，这与她幼时任性和由此形成的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表述。
《呼兰河传》是一部史诗。作者用深沉而又舒缓的语调，欢快而又怅然的内心感受，倾尽全力写完了这部史诗。而且是抢在死神降临之前画上句号的，一个算得上是圆满的句号。否则，没有了《呼兰河传》，萧红的文学生涯就算不上完美。
请读一读作者“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日香港完稿”的这部经典史诗作品的“尾声”，借此作为本书首章的“尾声”，以纪念这位中国20世纪很有才华富有爱国情结与浓浓乡情的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百年诞辰。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离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与其说《呼兰河传》是一部笔调优美脍炙人口的抒情小说，毋宁说它是一首生命的绝唱。
《呼兰河传》完成的同时，使作者萧红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返乡之旅。尽管其时她那不甘屈服的躯体倒在了时为殖民地复又遭受日寇侵略者铁蹄践踏的香江海滨，而她的遗骸也最终给葬在了红棉花儿怒放的南国羊城。也许，也许永远也回不了白山黑水的呼兰河畔，但是她那洁净无瑕的灵魂，早已越过千山万水，回到了故土，回到了充溢着无尽儿时乐趣令她魂牵梦萦的那座后花园里了。
就在萧红诞生的这一年，绵延了两千来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历经了一场不足两个月的激烈动荡之后，分崩离析了！由近现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也由此步入了一个后38年战事频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萧红在这一年的诞生，也预示着这个源自于黑土地上的小生命长大成人后，必然要和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统治求解放的神圣使命结合在一起。
未来的生命进程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她来到这个世界上仅仅活了31个年头。
不过，童年时代的萧红是快乐的，幸福的。
出生于张家大院的大小姐萧红，她的童年是在后花园度过的。
在20世纪初的东北边陲的县镇上，有一个硕大的后花园，是一种富有人家的象征。
萧红的祖先，并非是黑龙江的土著居民，而是来自于山东省聊城地区莘县的移民。据萧红生父张廷举、四叔张廷惠于1935年8月创修的《东昌张氏宗谱书》的序文中撰道：
我张氏之先，居山东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清乾隆年间，我高祖岱公始游关外朝阳凤凰城等地，后至吉林之伯都纳青山堡镇东半截河子屯（今榆树县城东九十华里处），察其土质膏沃，垦田躬耕，久之遂家焉。
至清嘉庆年间（仁宗，爱新觉罗甬琰：1796-1820），张岱之长子张明福、次子张明贵到毗邻的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福昌号屯开荒种地。之后，历经两代人的艰苦创业，张家终于发展成了拥有数百垧土地（东北土地制：一垧为十五亩-秋石注）的汉族大地主。与此同时，大举向商业领域拓展经营，开设烧锅、油坊和杂货铺等，并在阿城附近（今哈尔滨）各县广置土地、房屋等。
晚清光绪元年（德宗，爱新觉罗载恬：1875-1908），张家第四代传人，萧红的祖父张维桢（1849-1929）于分家时分得位于今哈尔滨松花江北呼兰河侧的40余垧土地，以及30多间房舍，一座烧锅，一座油坊，遂带着一家老小离开阿城福昌号屯到呼兰另起炉灶，独立门户。
颇有意思的是，位于呼兰河畔的这座张家大院，真正成气派的却是在光绪皇帝驾崩的那一年，亦就是大清末代皇帝、在位不足三年的短命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人抱着登基的那一年-1908年。萧红祖父张维桢在家里的东院建成了五间宽敞明亮的满式青砖大瓦房。这是一座具有鲜明北方特征的封建士绅式住宅。在其正房的东西大山，镶嵌着四块四米长的薄缝风板，上有浮雕浮云花卉和盘肠图案。在明柁的头上，镌刻有“吉”、“祥”、“如”、“意”四个金色楷体大字。南窗扇为上下对开，计达20多扇。五间正房居中一间为厨房兼过道。后门出去，即为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浓墨重彩描绘的魂牵梦萦的后花园。前门，亦即中门，为对开的两扇苏（州）式格子门。门窗均为古朴典雅的深红色调。来年-1909年，萧红的生父张廷举和生母姜玉兰结婚，即住在这房的东屋。萧红的祖父母居于西屋。当然，床铺均为一色的东北常见的火炕。
整座张家大院占地面积达7125平方米。东院为张家一大家人居住，西院为张家库房和佃户们居住。然而，由于张维桢的不善经营，在萧红出生后，家境渐渐地败落了下来。
被萧红后来津津乐道反复描绘的后花园，面积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小，大约有二百来平方米的范围。至于说是后花园，虽并不尽如人意，却仍是一个后园的真实称谓：有杨树、柳树、樱桃树、榆树、李子树，以及东北常见的丁香花丛，同时也种植蔬菜，瓜果，向日葵和玫瑰、黄花之类的花卉，沿墙四周还种植了一些不知名的花草。
且说张维桢生育了三个女儿，一个个相继出嫁。也曾育有一子，但出生不久便不幸夭折。而堂弟张维狱却生育有三个儿子。第三子大名张廷举，于1900年12岁时过继给四伯父张维桢为子。张廷举又名选三，意即为三兄弟中选一人为张维桢之继子。
话说这张廷举，原在生父张维狱家的阿城福昌号屯读书，12岁过继到呼兰四伯父家后，被守信用的继父送往齐齐哈尔继续深造。秉性聪颖的他先是毕业于黑龙江省立高等小学堂，后以优异成绩荐送至设在齐齐哈尔的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时又因考试成绩优异而被授予师范科举人，分配到松花江下游的汤原县农业学堂任教，并担任劝业局劝业员。公元1908年，张廷举年方二十，与萧红生母姜玉兰结婚后调回呼兰县。先后担任呼兰农工两级小学校长、呼兰县教育局局长、呼兰县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县立通俗出版社社长，以及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巴彦县教育局督学等。
张廷举的夫人姜玉兰，亦就是萧红的生母，同为呼兰富甲一方的一个知识型地主家庭出身。其父姜文选，不但拥有220来垧土地，而且还以四书五经为业，开设家馆，为呼兰、巴彦一带知识名士。姜玉兰为姜文选长女，自幼熟读唐诗宋词，且打得一手好算盘，尤以描龙绣凤的一手针线活闻名乡里。姜玉兰大张廷举三岁。这一夫妇结合，也为当地一大习俗：女大三，抱金砖。由张廷举参与撰写的《东昌张氏宗谱书》，专设有姜玉兰的条目，条目给予了萧红母亲甚高的评价：“呼兰府硕学文选公女，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耕井臼，夫妻伉俪最笃，惟体质素弱，不幸罹疫逝世。”
萧红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生活优裕的封建地主兼官僚知识分子家庭里。只是她出生后，父亲工作繁忙，以后又离家去哈尔滨及邻近的巴彦县供职，生母在其幼年时因病去世，故而与父母关系不甚密切。这也就是在其成名后的一系列回忆文章中，对父母有所生分乃至多有谴责的缘故。
萧红的童年是快乐的。
快乐的童年源自于祖父张维桢的万般宠爱，和自家那座后花园中的万般乐趣。
在其生命最后岁月中用地道本土语言创作出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第三章一开始，萧红用手中那支风情万千的纤笔，向我们作了一系列出神入化的描写-一老一小间的惯纵溺爱与无限的童趣，切切实实地跃然纸上：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的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
……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巴草当做谷穗留着。
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留着狗尾巴草的一片，他就问我：
“这是什么？”
我说：
“谷子。”
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
“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
“是的。”
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
“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你看。”
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地就抛给祖父了。说：
“这不是一样的吗？”
祖父慢慢地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巴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黄瓜长大，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
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蜻蜓飞得多么快，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初也没有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
采一个倭瓜（即南瓜，倭瓜一词为当地人的称谓-秋石注）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也许把蚂蚱腿就绑掉，线头上拴了一只腿，而不见蚂蚱了。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
“下雨了，下雨了。”
读了上述这些传神的描写，我们还能说萧红的童年是苦痛的、寂寞的、孤独的吗？
有一个那么大的后花园可以尽情地玩，有那么一个慈祥而又可爱的祖父可以撒娇，甚至可以捉弄玩耍，无疑，萧红的童年充溢着无尽的欢乐与幸福。这在一个一年中有近半年时间雪封冰冻的北国小县城里，是很少见的。可萧红就有着这么一个快快乐乐、衣食无忧、四周散发着大自然芬芳的童年去处。
而萧红的降世，则是给已入花甲之年的祖父注入了活力，从寂寞转向了欢乐。萧红是祖父的掌上明珠，宝贝疙瘩。瞧，在萧红的眼中，她是这样看待祖父的：
祖父不怎么会理财，一切家务都由祖母管着。祖父只是自由自在地一天天闲着。我想，幸好我长大了，我三岁了，不然祖父该多寂寞，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在后花园里，萧红蹿上蹿下，玩啊耍啊，当她玩不出新花样，玩腻了的时候，就把注意力放在了无比疼爱她的祖父身上了，并且恶作剧地耍弄起人老眼花的祖父起来：
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
于是，萧红悄悄地摘起了玫瑰花，前前后后摘了二三十朵，趁祖父蹲在地上拔杂草的当口，一朵一朵地将玫瑰花插在了祖父的草帽上，整整插了一圈。萧红一边往祖父的草帽上插花，一边笑得浑身直打哆嗦。而祖父呢，却浑然不知道顽皮成性的小孙女的这个恶作剧，两手照样不停地拔着地上的杂草，口中还自言自语地说着：“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听着祖父的这话语，小萧红再也无法止住自己的笑和哆嗦，便跑回前面的屋子去找吃的去了。结果，还没等到她再回到后院，祖父却顶着一草帽颤巍巍、红艳艳、香喷喷的玫瑰花回屋歇息来了，顿时弄得满屋子的人大笑起来。萧红这样描绘了大人们的神态：
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
“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瞧，这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样子，都是因了萧红的调皮，恶作剧的缘故！
也正是萧红和祖父爷孙俩的亲密无间，与成天在后园劳作、玩耍乃至捣乱，惹得管家的祖母亲昵地骂年长的祖父是“死脑瓜壳”，骂年幼的孙女荣华是“小死脑瓜壳”。
祖父还是萧红人格人品乃至精神形成的楷模。祖父在萧红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人间大爱的种子。祖父对劳苦大众的宽容、理解与善良，深深地影响了萧红的一生。如他将房客的马归还，对备受折磨的小团圆媳妇所寄予的同情与惋惜，对冯歪嘴子一家的救助，每当伯父对雇工们施行歧视与虐待时所做的干预，等等。正如萧红在其《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一文中所深刻揭示的那样：
从祖父那里知道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恨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着“温暖”和“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从祖父身上所得到的“温暖”与“爱”，给了萧红以人生的航标。20年后，继“七七”卢沟桥打响第一枪，日寇在上海挑起全面侵略中国的“八一三”战火后，为保护坚持反对日本法西斯当局对中国实行侵略和扩张政策立场的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萧红全然不顾自身安危，跑东跑西，为其寻找掩藏之处，彰显了她身上的这种特有的“温暖”与“爱”。
如果说，鲁迅是引领萧红登上中国现代及左翼文坛的伯乐与终生良师，那么，“幼时读书约十余年”（见《东昌张氏宗谱书》记述）的祖父张维桢，则是萧红文学才华的启蒙者。
同样是在这部脍炙人口的《呼兰河传》中，萧红一字一句地向读者展示了她当年跟随祖父习诗的全过程-那是在祖母去世后：
祖母死了，我就跟祖父学诗。因为祖父的屋子空着，我就闹着一定要睡在祖父那屋。
早上念诗，晚上念诗，半夜醒了也是念诗。念了一阵，念困了再睡去。
祖父教我的有《千家诗》，并没有课本，全凭口头传诵，祖父念一句，我就念一句。
祖父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也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都是些什么字，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只觉得念起来那声音很好听。所以很高兴地跟着喊。我喊的声音，比祖父的声音更大。
毋庸置疑，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在老祖父手把手的调教下，萧红完成了最初的文学入门教育，也为她后来称雄文坛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对于萧红来说，祖父是自己永远亲近、崇敬的亲人。
而对于祖母，对于自己的生身父母，萧红的心中总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理还乱的不满心理在作祟。她一会儿叨咕母亲姜玉兰对她不问不管，一会儿又说父亲张廷举凶残，一会儿抱怨说，有着洁癖的祖母用针刺她，小小的心里多了些仇恨和怅然。其实，她的这些怨恨的可信度很低很低，也可以说是小孩子心中的一种另类心理罢了。萧红生母姜玉兰来到张家，因体质虚弱多病，仅仅生活了12个年头就病殁了（她比女儿萧红多活了3年，可见人生多有不测）。其间，姜玉兰四度生育：1915年所生萧红大弟富贵，不幸夭折；二弟连贯，即张秀珂，生于1916年，最终也只活了不到40岁，三弟连富生于1919年1月，7个月后姜玉兰病逝，襁褓中的萧红三弟被送了人……而父亲因担有要职，工作繁忙自是可想而知。祖母要管一大家子人的生活起居，同样忙得很……
在萧红的这部经典作品《呼兰河传》中，以及其他的回忆文章里，如《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等，在论述儿时生活时，似乎只有祖父才是萧红最亲近最可爱的人。她将父亲描绘成了贪婪、可怕、凶残乃至对亲生女儿的“我”欲图实施乱伦的恶人，对过早去世的母亲也鲜有提及，对曾经给予她抚爱、宠幸的祖母，萧红也颇有微词，以致许多研究者多以萧红的回忆、自述、纪实体的小说为依据，不经任何考证，不加辨别地描述她幼年的诸多“不幸”，片面强调萧红的祖母对幼小的孙女专横凶狠胜于关爱慈祥。
有这么一部比较早的《萧红传》，作者在其第一章中就加以了这样的有失公允的负面评述：
她的祖母也并不像别人的祖母那样的慈祥。当她三岁的时候，她喜欢用小手指在窗棂上捅个小洞，她觉得那纸窗像面小鼓，用手指嘭嘭地捅破了，很好玩。她的祖母看到她这样，就拿了一枚大针站在窗外，专门等着刺她的手。这种没有抚爱，没有温情的不正常的童年生活，深深地刺伤了她幼小而敏感的心灵。
当然，传记作者的这段评述来自于萧红本人的回顾。同是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这样写道：
我家的窗子，都是四边糊纸，当中嵌着玻璃。祖母是有洁癖的，以她屋的窗纸最白净。别人抱着把我放到祖母的炕边上，我不假思索地就往炕里跑。跑到窗子那里，若不加阻止，就必得挨着排给捅破。若有人招呼着我，我也得加速地跑着多捅几个才能停止。
破得越多，自己越得意。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我就越得意了，笑得拍着手，跳着脚的。
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起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寻思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读着萧红本人的上述文字，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幼时的萧红任性、顽皮；而且又是如此的不听劝：“若有人招呼着我，我也得加速地跑着多捅几个才能停止”且“破得越多，自己越得意。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我就越得意了……”萧红的任性反拨，而且从来不听劝的性格，在其长大乃至成名后，依旧没改。如在不与朋友（特别是当年哈尔滨、青岛、上海、武汉时期同甘共苦中结成的患难朋友，平日里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结交了近十年的女朋友白朗等）打招呼的情况下，偷偷飞去人生地不熟的香港，实际上是逃避现实；又如在兵荒马乱的当口执意让庸医施行子虚乌有顽症的喉头手术，从而导致自己过早离开人世，等等。对此，笔者于本书后续部分还要论及。
那么，祖母的心狠及拿大针刺她手指，又是怎么回事呢？或者说，萧红所描述的，与事实有没有出入呢？
第一，即使此事基本属实-在萧红的记忆中，有关被祖母针刺的事儿，也仅限于这一次。我们也只能将其看做是祖、父辈们对萧红的顽皮任性与不听劝，以及恶作剧的一种轻微的惩罚罢了。因为她并不因此而受到大人们的怒言责骂与殴打以示惩戒。第二，在无法制止的情况下，一忍再忍的祖母才出此无奈之举，来教训一下这个不听话的小祖奶奶的。因而，这件事情根本无法证明萧红受过祖母的什么虐待。况且，在这里，我们凭借的也只是萧红自己的一面之词，而且还是“寻思”！
论述至此，笔者向同行、向广大的读者提起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对萧红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迄今无人超越的学者-铁峰。自上世纪50年代起，铁峰先生做了整整半个世纪有关萧红生平、萧红作品的考证工作，抢救、挖掘和整理出了大量珍贵的史料。颇为惋惜的是，铁峰先生现在已经离开了人世。2001年9月，于出席纪念萧红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笔者多次与其交流并请教，获益自是匪浅。
铁峰先生指出：
由于很多评论者不了解旧社会东北农村乡镇儿童的苦难，从当今儿童生活的视点去看待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对她儿时生活的描述，才认为萧红的童年生活是不幸的，没有父母之爱，没有家庭的温暖，不是跟老祖父在后园里孤单的玩耍，就是一个人在储藏室里翻旧东西消磨时光。
其实，在旧中国的东北农村县镇里，能有萧红童年生活的孩子是很少的，也是幸福的。
说萧红自幼没有父母之爱，家庭的温暖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据萧红的堂妹张秀珉、堂弟张秀琳等人说，萧红从小就得到家庭的喜爱与娇惯，长大后在他们兄弟姐妹行中，也被长辈们高看一眼。直到她逃婚后，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家人才仇恨她，憎恶她。
铁峰先生的这个认识，完全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也得到了一些历史见证人（当事人及萧红至爱亲朋）的证实，特别是与萧红同父异母弟弟张秀琢的说法相吻合。张秀琢在其《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一文中，客观而又公正地指出：
我家生活状况是比较优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姐姐也算得娇惯了。但她不喜欢这种生活，不喜欢这个家。她在《呼兰河传》里写，和家人的关系，除祖父外，和别人似乎都没有什么感情深，正像她自己说的：
“…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和祖父感情深厚的另一面，反映了她对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满。和祖母、父亲、母亲不亲近，是因为他们不能真正的理解她，或在哪件事情上招惹了她。父亲有时严厉些，母亲遇事爱唠叨几句，祖母则像书中所说的用针扎过她的手指。为这事儿，我问过父亲，父亲笑着回答说：“哪能真用针扎她，奶奶看她用手指头捅窗户纸，就在她的对面拿针比划着，她就记住了，多少天不理奶奶。”书中这样写道：
“我记事很早，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
“虽然她也给我糖吃，她咳嗽吃猪腰烧川贝母，也分给我猪腰（从这点上看，祖母对萧红是宠爱的-秋石注），但是我吃了猪腰还是不喜欢她。”
姐姐的自尊心非常强，谁要是说了她或者是骂了她，她会几天不理睬你，整天撅嘴躲着你，除非你带有歉意甚至赔礼般地哄她，方肯破涕为笑，和好如初。
事实证明，萧红的童年时代的生活是快乐的、幸福的，是一位获得祖辈、父辈关注疼爱的小公主。她的幸福、快乐，近似于为所欲为，而且受到大人们的万般宠幸。所以，在其长大成人后，她一直拿自己童年享受到的快乐、幸福，来要求未来的生活也一直充满快乐和幸福；要求人们也像祖父那样给予她万般宠爱，给予她任性和包容。正如她后来在日本东京旅次中写就的那首名叫《沙粒》的诗中哀叹的那样：理想的白马骑不得，梦中的爱人爱不得……实际上，她追求的这种纯属由自己一手设立的如同孩提时代过家家的“理想”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然而，等到她醒悟过来时，却是为时已晚！那是在她病入膏肓即将离开人世之际。（见骆宾基所著《萧红小传》记载-秋石注）。
萧红是在自家后花园里长大的快乐小女孩。
不错，萧红确实挨过祖母的骂，也挨过父亲的脚踢。但萧红的一些所作所为，在今天看来，也是难以为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尽管那时的她还小，但她太不懂事太过于任性和太会恶作剧了。这也正是因为长辈们对她过于溺爱与包容了。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在她（祖母-秋石注）临死之前，病重的时候，我还吓了她一跳。有一次她自己一个人坐在炕上熬药，药壶是坐在炭火盆上，因为屋里特别的寂静，听得见那药壶骨碌骨碌地响。祖母住着两间房子，是里外屋，恰巧外屋也没有人，里屋也没人，就是她自己。我把门一开，祖母并没看见我，于是我就用拳头在板隔壁上咚咚地打了两拳。我听到祖母“哟”的一声，铁火剪子就掉在地上了。
我再探头一看，祖母就骂起我来，她好像要下地来追我似的。我就一边笑着，一边跑了。
相信读者们在读了上述描述后，自会得出一个比较理性的结论来，对于一个行将去世的病重老人，萧红的这种恶作剧，能为大人们包容吗？尽管她当时只有五岁。
还有，有人根据萧红自述的曾挨过父亲的所谓“打”，据此来认定萧红的父亲虐待萧红，显然有违事实的起因与本意，值得商榷。
这件事发生在萧红捉弄病重的祖母后不多日子，一年后吧！
那一年的夏天，萧红的祖母在长期患病后终于告别了人世。就在大人们处于极度悲哀七手八脚忙乱的当口，小萧红浑然不觉地继续在后花园里尽情玩耍。不多一会儿，天下起了雨。当雨点溅落在一口大酱缸子的缸盖上时，一下子吸引住了正要回屋拿草帽的萧红的注意力。萧红一见，心想，这草编的缸帽子比草帽大得多，戴在头上一定要比草帽更能遮雨。待到小萧红掀下缸盖钻将进去时，才发现这顶“大草帽”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大得多，差不多与她人一般大小。
小萧红吃力地顶着缸盖，刚走了几步，便觉得天昏地暗起来。而且，缸盖戴在头上分外的沉重，又不辨东西南北，连自己走到哪里了也不清楚，头顶上噼里啪啦的雨点砸落声也不像刚戴上时好听了。低头往脚下看呢，只看到些狗尾巴草和韭菜，之外，再也看不清楚什么了。无奈之下，萧红找了一个韭菜长势特别丰厚的地方，一P股坐了下来。然而，刚一坐下，新的问题又来了，虽然坐着比站着要舒服一些，头顶不必顶着，脖子也不酸了，但这缸帽子却似一座黑漆漆的小房子紧紧地扣在地上，里面黑极了，反倒什么也看不见了。
虽然这样，小萧红感觉还是蛮开心的。这是因为，所有嘈杂的声音都一一远去了。风雨中，大树被吹刮得呜呜作响，就像这大树已经被挪到了别人家的院子里似的。而她自己坐在后园北墙根的韭菜丛上，远处家中传出的闹嚷嚷的声音显得断断续续而又那样的轻微。总之，此时此刻小萧红的感受是：“这小屋这么好，不怕风，不怕雨。站起来走的时候，顶着缸盖就走了，有多么轻快。”
然而，当她一站立起来，顶着这顶硕大的缸帽子行走，却是异常的沉重而又艰难。她吃力地顶着，挪动着步子，一路摸索着终于来到了后门口。她心里的唯一想法，就是“要顶着给爷爷看看的”。萧红后来回顾道：
我家的后门坎特别高，迈也迈不过去，因为缸帽子太大，使我抬不起腿来。好不容易两手把腿拉着，弄了半天，总算是过去。虽然进了屋，仍是不知道祖父在什么方向，于是我就大喊，正在这大喊之间，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缸帽子也在地上滚着。
等人家把我抱了起来，我一看，屋子里的人，完全不对了，都穿了白衣裳。
再一看，祖母不是睡在炕上，而是睡在一张长板上。
从这以后祖母就死了。
我们从萧红自己的叙述中来看，“父亲一脚把我踢翻”的说法，同父亲张廷举虐待她的传闻，是丝毫挂不上钩的。萧红幼时非常淘气，尽管她只有六岁。可自祖母病重到去世，萧红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大人们的万般娇纵与溺爱，养成了她的与众不同的任性与万千顽淘。请读者们想一想，当全家老老少少、上上下下，异常悲伤地为家中最年长的前辈的不幸病逝忙作一团的时候，萧红依然在后花园里玩她自个儿的游戏。不仅如此，还不伦不类地头顶一只酱缸帽子跌跌撞撞地进到屋子来，口中还一股劲地大喊大叫，这算是一件什么事情呢？非常非常地有悖于常理！这对于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对于既是张家长子，又是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张廷举而言，外人又将作何种评价？教养，家门教养，大户人家兼知识分子家庭的教养，将在外人眼中一文不值！如果说，张廷举见了女儿这个恶作剧的模样，其神态，如同平日里祖父宠纵孙女一样予以包容，予以视而不见，予以和颜悦色，那么，这才是最大限度的不正常哩！所以，当头顶缸帽大喊大叫的女儿闯进屋子来，出现在满屋子举孝的亲朋好友面前时，才会有其父张廷举怒不可遏地飞起一脚，将其踢翻在地的这一幕场景发生。毫无疑问，父亲的这个貌似“凶神恶煞”的行为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正常举止，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家庭也不为过的举止。
萧红祖母病殁于民国6年5月21日，即公元1917年7月9日，时萧红6周岁已过。
萧红写作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始于1938年秋，完稿于1940年12月20日的孤岛香港。自1940年9月1日起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至12月27日止。后期是边创作边连载。13个月过后，萧红去世。
《呼兰河传》，与抗日救国小说《生死场》同为其一生的经典之作。前者是个人幼时的一部回忆录，其艺术性尤其是散文特性高于后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初的北国大地一座县城小镇的民俗风情图。后者因了其鲜明的抗日特性，特别是因了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为之撰写序言而名震海内外，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掩盖住了艺术特性更为绚丽多彩的《呼兰河传》。诚然，如同没有鲁迅及其扶持，则没有后来的萧红，没有《生死场》这部石破天惊的成名作，也就不可能有《呼兰河传》的产生。
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呼兰河传》也有瑕疵与缺憾，有的还十分鲜明和不尽如人意。不仅仅是人们早已知道的对人物的描写弱于事物及场景的描写，问题的症结在于作者的过于以我为中心，而且这种过于以我为中心，是以“我”的想象，我心中的感知加以凸现的。毋庸置疑，正是这种过于以我为中心的恣意宣泄，所以，在萧红的某些作品中，才会出现那些历史上并非真实存在过的事物与事件，以及并非常理的描写。如祖母对其虐待，等等。然而，这些瑕疵与缺憾，并不能有损于《呼兰河传》作为一部史诗的存在，一部反映20世纪初叶北疆黑土地城镇田园风光的绚丽史诗。
《呼兰河传》是一部史诗，虽然算不上什么壮丽，但她熠熠闪光-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依然是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依然是当今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道美味佳肴。人们通过阅读《呼兰河传》，进而认识了萧红，认识了萧红思想演变的过程，认识了萧红文学才华的源发地。
而论及《生死场》，则是一部气吞山河的壮丽民族史诗！在70多年前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抵御日本法西斯入侵我神圣中华大地的悲壮岁月中，它所起的作用是不朽的。但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生死场》与《呼兰河传》有着一种有机的联系。《生死场》是《呼兰河传》时空和精神的双重延续-《呼兰河传》末一章有关冯歪嘴子的描写，显示着中华民族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对自己乡土的热爱，昭示着全民族的希望所在，所以才会有《生死场》中因了日寇的入侵和殖民地“满洲国”的滋生，无法正常生存的包括愚昧落后的农民在内的一切不甘于受蹂躏的中国人起来为保卫家园所作的坚决的反抗。尽管《生死场》写作在前，《呼兰河传》写作在后，但《生死场》所反映的1930年代的特殊岁月，则是对《呼兰河传》1910年代描写的重要突破与升华，里程碑式的。
萧红写作《呼兰河传》时，已经是一个临近30岁的中青年交替的女性了，她早已不是写作《生死场》时那个老是长不大的扎着两条小辫子的东北妞了。可令人们难以理解的是，对于儿提时代自己那些有悖于常情常理举止的描写，她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思及辩证。无论是描写祖母的“虐待”，还是后来由其口述、萧军执笔而成的中篇小说《涓涓》中所杜撰的父亲夜半欲对其强行“非礼”的所谓乱伦举止，这使那些对事实真相有所了解的后人深感遗憾（而广大读者是无法知晓其中一二的，步入作者假设的偏执认定父亲“暴虐”布下的误区，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显而易见，这与她幼时任性和由此形成的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表述。
《呼兰河传》是一部史诗。作者用深沉而又舒缓的语调，欢快而又怅然的内心感受，倾尽全力写完了这部史诗。而且是抢在死神降临之前画上句号的，一个算得上是圆满的句号。否则，没有了《呼兰河传》，萧红的文学生涯就算不上完美。
请读一读作者“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日香港完稿”的这部经典史诗作品的“尾声”，借此作为本书首章的“尾声”，以纪念这位中国20世纪很有才华富有爱国情结与浓浓乡情的著名左翼女作家的百年诞辰。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离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与其说《呼兰河传》是一部笔调优美脍炙人口的抒情小说，毋宁说它是一首生命的绝唱。
《呼兰河传》完成的同时，使作者萧红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返乡之旅。尽管其时她那不甘屈服的躯体倒在了时为殖民地复又遭受日寇侵略者铁蹄践踏的香江海滨，而她的遗骸也最终给葬在了红棉花儿怒放的南国羊城。也许，也许永远也回不了白山黑水的呼兰河畔，但是她那洁净无瑕的灵魂，早已越过千山万水，回到了故土，回到了充溢着无尽儿时乐趣令她魂牵梦萦的那座后花园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