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认识萧红了解萧红弘扬萧红
谨将此书献给
高扬爱国御侮大旗的鲁迅先生忠实女弟子、30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萧红诞辰100周年（1911-2011）
反帝反封建反外来入侵反独裁统治的英勇斗士、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1881-2011）一种在许多方面远比美国女性先进的中国新女性正在炽热的战争铁砧上锻炼成型……她的名字叫萧红……把她的第一部著作《生死场》介绍给中国大众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他谈到这本书时认为，这是中国女作家所写的最有力的现代小说之一……她同中国大多数女作家一样，生活穷困潦倒……日寇占领香港几天后她不幸去世，享年31岁。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美国纽约阿夫列德克诺波夫出版社1943年出版
萧红在中国为人熟知。中国最伟大的散文巨擘鲁迅先生是她的导师。萧红是属于富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左倾知识分子圈内的人。她的名字和她最著名的中篇小说《生死场》，是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紧密相联的。战争迫使萧红浪迹天涯，从东北的满洲到南方的香港。命运对她毫不慈悲，但我觉得所有写她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她与命运的长期抗争，没有注意到她是怎样想从为她固定的生活樊篱中挣脱出来。也许，正是这位敢于抵御恶势力的弱者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使我对萧红的兴趣与其说是视为经典，不如说是看重其人。我希望东方学同行们和所有重视中国文化的人都能了解她。
“俄”纳亚列别捷娃：《萧红-生平、创作、命运》，
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萧红生于1911年6月1日（是年端午节），2011年为其百年诞辰。本新著即为此而作。
本书以“九一八”日寇占领东北后女作家的坎坷经历，以及其投身于左翼文坛全过程为主线；以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复中共黑龙江省委请示-给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称号来展开。
认识萧红，是在距今31年前松花江畔那个凉爽多雨的夏日。
1979年8月17日下午，于哈尔滨文昌街省图书馆三楼小会议室，作为一名拿着别人给的入场券的文学青年，我有幸与辞别卅一载后重返哈市的著名老作家、当年参与拯救萧红出苦海的患难伴侣、“鲁门小弟子”萧军面对面地质疑及对话。时他七十有二，我年三十二。自然，在与萧军相识的同时，我也认识了萧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认识萧红，了解萧红，探索她来到人世间31年的心路历程，成了我的一门主课。
自那时以来，我有幸与十多位萧红生前好友相识相叙。他们是（括号内标注的为作者与之交往的时间）：萧军（鲁迅学生，1979-1988）、黄源（鲁迅学生，1997-2003）、方未艾（老共产党人，二萧历史性结合见证人，1988）、梁山丁（沦陷区左翼作家，1988-1989）、陈隄（沦陷区左翼文化人士，1979-1999）、陈明（上海市中学生救国会领导核心，延安文艺前辈，1988-2011，现居北京）、梅志（“左联”盟员，1998-2004）、蒋锡金（左翼作家，1997-2001）等文艺界前辈；萧红中学时代挚友高原（延安老战士，1997）、徐薇（徐淑娟，30年代上海左翼学运活跃分子，2006-2011，现居杭州），萧红青岛流亡时期女性挚友倪青华（中共青岛地下外围积极分子，八路军老战士，1999-2000年夏，于深圳，通过青岛学者和相关媒体人员对其访谈印证），同一时期积极参加反满抗日宣传活动，以笔作投枪的硬骨头作家关沫南（沦陷区著名左翼作家，与笔者情同父子，1979-1999），于日本东京留学时出席由萧红担任（公推）主席的中国留日学生追悼鲁迅逝世大会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引领笔者全面步入学术领域的恩师，1999-2008），以及萧红抵达上海结识的“小朋友”周海婴（鲁迅之子，1997年11月7日在江苏常熟虞山脚下新落成的财政宾馆叙谈印证）……
还有一个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忘记的。他，就是为萧红研究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黑龙江本土学者铁峰先生（2001年9月在哈尔滨笔者与之多次叙谈）。自上世纪50年代下半叶开始，到其在本世纪初不幸病逝，铁峰先生做了将近半个世纪有关萧红生平的考证工作，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而又宝贵、有一定可信度的萧红研究史料。我尊敬他！
研究萧红并取得一定成绩，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自黑土地回归江南水乡故土之后。1994年1月，当台湾《中央日报》刊出那篇万余字的恣意杜撰歪曲历史，玷污萧红与她的导师、战友的地摊花边式文章《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后，我依托史料，尤其是依托与萧红生前好友叙谈印证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撰文奋起反击。还先后出版了含有为萧红和她的亲密战友辩诬内容的文学评论集《聚讼纷纭说萧军》、长篇传记《萧红与萧军》及其修订本、长篇评传《两个倔强的灵魂》等专著。
研究萧红，也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偏颇趋向公正，从作品价值取向到肯定其内在核心主旋律的过程。自然，这其中存在着一个不断纠正自身错误认识、错误评判的过程。
深切感谢众多的前辈用他们历经风雨的坚实肩膀为我架起了一座桥梁，使我少走了不少弯路，克服幼稚，纠正失误。我尤其要感谢贾植芳先生、梅志先生、蒋锡金先生，以及迄今仍健在的延安文艺前辈陈明先生等，对扭转我早期研究中存在的“扬军抑红”偏颇倾向的谆谆告诫。与此同时，我不止一次地同萧红研究中不断出现的违背历史真相，谬托知己制造莫须有，乃至为吸引读者眼球朝萧红和她的战友身上泼污水的不良行为作不调和斗争，并为之撰文辩诬。
也正是在不断深入研究萧红萧军的基础上，我得以进入了更为广阔的鲁迅研究和左翼文学、左翼作家研究的领域。
同样，正是得益于过去31年间的不断寻踪考证，才有了今天此书的出版。
窃以为，萧红一生有着高昂的民族气节和一以贯之的反封建反压迫反独裁统治反外来入侵的鲜明立场，无论是经鲁迅大力举荐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的成名作-高扬御侮爱国大旗的《生死场》，还是被另一位新文学大师茅盾称颂为“更好，更有意义”的“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的《呼兰河传》，都足以证明这一点。而有关萧红是“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这样一个重要属性，历史早已证明，这是一手扶持她成名的鲁迅先生最早作出的评价（1936年5月3日晚鲁迅同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见1987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所刊《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一文）！
也许有年轻读者要问：萧红何以成为“著名左翼女作家”？
请听听萧红发自肺腑的呼喊-那还是她在被困居在东兴顺旅馆即将被人卖入青楼的危难时刻发出的：
“我们都是中国人……”
再请读一读萧红在其成名作《生死场》中，借用生命已入夕阳的老赵三之口发出的气吞山河的吼声-
“…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这一声紧接一声的旷代的呼喊，无论是在当年侵略者铁蹄步步紧逼，国土寸寸沦丧，中华民族处在了最危险的时刻，还是在今天，人民共和国在度过一个甲子的风风雨雨的新世纪里，同样是那样地振聋发聩，气吞山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为着祖国的日益强盛前赴后继，奋斗不息。
毋庸置疑，在有着上下五千年辉煌文明历史的华夏大地上，作为一个中国人，其身、其心彰显的民族气节尤为重要。回避，或者抹杀这个属性，意味着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灵魂核心评价的严重缺失。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同样是无法忽视与抹杀的：倘若没有鲁迅几近手把手的精心扶持，日常交往中源源不断地给予的慈父般的关爱，一次又一次向外国友人及其媒体的鼎力举荐，20世纪中国文坛是产生不了如此出类拔萃的女作家的。诚然，由于人生实践和知识结构上存在的差异，萧红无法也不可能抵达像鲁迅那样的精神境界和高度。然而，自她逃离荆天棘地的伪满洲国，流亡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尤其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去战时中心武汉，赴山西临汾“民大”任教，进而参加由另一位鲁迅先生忠实女弟子、著名左翼女作家、共产党员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抗日宣传活动，与更多的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将士近距离接触，从而使她的思想认识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鲁迅生前倡导的创作主题日趋合拍。
此外，萧红作品中（以《生死场》、《呼兰河传》为例）的东北黑土地原乡情结，对人生现象所作的哲理思考，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特别是负荷更重、压迫更深的劳苦女性遭遇的苦难及其悲惨命运的独到描写和据此发出的呐喊，毋庸置疑，是深得鲁迅创作主题的真传的。萧红受鲁迅“真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她在1927年至1930年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的三年初中学习时大量阅读鲁迅作品和新文学作品时期，这是一个启蒙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在1934年10月初她和萧军收到鲁迅（“十月九日‘得萧军信，即复’”）给他们的第一封信，至1936年7月15日萧红赴东京前夜鲁迅在家中“治馔为悄吟送行”止。这第二个阶段尤为重要，是她和萧军从创作到思想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近距离零距离与鲁迅交往，当是获益匪浅。
鲁迅逝世后，1936年11月2日，萧红含泪自日本东京写给萧军的信中言之的“L。（指鲁迅-秋石注）没完成的事业，我们是接受下来了……”的誓言，明白无误地袒露了她作为由其人生之师、文学之师鲁迅先生开创并主导的新文学-左翼文学事业的坚定不移的承继者的心迹。
虽然，萧红在给予她诸多灾难的这个世上仅仅活了31个年头，但她以她的全部文学活动-在常人看来并不起眼的120万字作品，近乎完美地实践了她作为一个受“五四”影响，自反封建开始单纯追求个人自由的新女性，最终转变为以笔作投枪，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杰出左翼女作家、鲁迅先生忠实女弟子的生命轨迹。
1936年5月3日夜，鲁迅在回答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提出的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揽子问题时，鲁迅不但将萧红纳入到“最优秀的左翼作家”的行列，而且给予萧红较高的文坛地位：“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确确实实，鲁迅对萧红倾注了大量心血。鲁迅不但教其著述，更重要的是引导她不断迈向左翼阵营，做一个坚定的爱国者。
萧红逝世近70年中，萧红研究众说纷纭，许多版本偏重于她同前后几个男人的感情纠葛，有的甚至是捕风捉影，制造根本不存在的绯闻，乃至将其描绘成一个风尘、风流女子。长期以来，笔者进行了必要的揭露和批评，仅在有影响的省级以上报刊上就发表了有关萧红研究文字达10万字以上，出版了有关萧红的著作3部约百万字。本新著依托笔者20余年的研究成果及相关资料，重在突出女作家反侵略爱祖国爱家乡的浓烈民族情结；重在突出女作家作品中的鲜明的爱国主义主旋律及其文学价值、驾驭文字的优美技巧、女性的细腻；重在突出伟大导师鲁迅对女作家呕心沥血的扶持和爱护，以及女作家对鲁迅如同对待生身父亲一般的深情与依赖。从而，还原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左翼女作家，给世人一个全新的萧红。
1936年，鲁迅在其生命最后一年最为钟爱、关注最多的三位学生是萧军、萧红、黄源。除萧红以31岁英年于1942年1月逝世于日寇铁蹄下的香港，萧军以81岁高龄于1988年病逝于北京，黄源以97岁高龄于2003年1月逝世于杭州。笔者与萧军相识相交叙谈九年，1988年7月在八宝山为其送别；与黄源交往六年，2003年1月在杭州为其送别，并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追思、怀念文章。由于萧红同萧军共同生活了五年，因而，萧红也是笔者的长辈，笔者从与萧军、黄源的多次叙谈中印证了有关萧红的生活、创作经历。此外，20多年来，笔者还同萧红信任的“长兄”、哈尔滨早期老友、延安老战士高原先生两次访谈，同二萧早期生活及文学生涯的历史见证者方未艾、梁山丁，青岛、上海、武汉、日本留学时期好友、历史见证人梅志、倪青华、陈隄、蒋锡金、贾植芳，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友陈明，以及刘白羽、艾青等十数位30年代左翼作家，以各种方式（多系面对面）叙谈印证了有关萧红的情况。
在早期的哈尔滨求学生涯中（1930年前），萧红有一位相交甚欢的女友，名叫徐淑娟。1930年后，由于徐淑娟的南归，两人不曾再会面，但萧红心中一直怀念着这位亲如同胞小妹一般的女友。1937年1月自日本归国时，她还一再嘱托在海船上重逢的“长兄”高原寻找徐淑娟。在其回忆以及小说中，萧红不时地植入有关徐淑娟的描写。但此后高原历时近25年，方在1961年找到了徐淑娟。两人会面时共同怀念萧红，为此，徐淑娟挥笔写下了《高原来访》的诗，诗中有对故友萧红的无尽怀念。笔者于其92岁那年在位于杭州城西庆丰新村老公寓楼里一间简朴的屋子里，拜访了同样有着传奇经历的老人，后者向笔者印证了中学时代的萧红，在将其诗手迹交给笔者的同时，老人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这首怀念故旧的旧体诗作品。老人在朗诵的过程中，还时不时地作个停顿，就某个词句作些必要而又简略的解释。给笔者的这份诗作手迹复印件，据老人说，是在笔者首次到访的次日-2006年2月25日，92岁高龄的她亲自下楼于楼下开的那个打字复印店里复印的。至此，笔者圆了萧红生前的夙愿，并将此诗手迹（独家公布于世）及访谈情况、1930年两人分别后徐淑娟的踪迹写进了新著。徐淑娟今年95岁，仍健在。
新著还公布了萧红1938年3月30日自西安写给在武汉编《七月》的胡风的亲笔信的手迹（复印件）。这封亲笔信澄清了史学界长期以来探讨不休的几个问题。此手迹系胡风夫人梅志生前与长女于2002年寄给笔者的。
1997年10月，笔者与萧军夫人王德芬一起两度拜访了萧红“长兄”、于南京虎踞路上个世纪50年代盖的机关宿舍楼里居住的高原先生，老人当场回答了笔者有关萧红的几个问题，并且述说了他在当年及新中国成立后为寻找徐淑娟的漫长经历。访谈中，高原老人还向笔者出示了周扬夫人苏灵扬（上世纪30年代苏灵扬与徐淑娟同在复旦大学求学）1951年的一封信，是对高原向她探询徐淑娟下落的回函。此信亦为独家首次对外公布……
此外，老共产党员，二萧早期生活见证人、第三国际情报人员方未艾（他以102岁高龄于2007年逝世于辽宁）曾同人谈及的一件往事，笔者依稀记得。1988年6月25日在京西木樨地萧宅灵堂一侧，方未艾先生也曾向笔者提及过萧红与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擦肩而过的故事，以及赵一曼让与二萧有交往的地下党员金伯阳及方未艾转告二萧一句话……这一情节，也充实到了新著中。
在新著中，还加入了萧红与七位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美国人）、鹿地亘与池田幸子（日本反战夫妇）、绿川英子（日本反战妇女）、罗果夫（苏联人），以及虽未谋面但有书信往来的支持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学运动的美国著名左翼文化斗士辛克莱、海伦斯诺之间的战友情-这也是在同类研究中首次系统描述。
与此同时，本新著还公布了萧红于日本留学期间，在遭受心灵伤痛出走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哀伤寂孤中写下的诗作手迹。
作者曾在萧红故土黑龙江生活、工作了25年，并在那里自研究沦陷区文学起步，1979年夏在哈尔滨以一个奇特的方式与萧红患难夫君、鲁迅学生萧军相识相交。
自1993年初夏回到阔别了25年的水乡江南故土后，为进一步印证、挖掘、充实、完善撰写新的萧红传所需的相关史料，笔者于1999年7月、2001年9月、2003年8月、2009年8月，先后四次前往呼兰-萧红故居探访，并同京、沪等地研究萧红的学界人士、相关知情者叙谈印证及交换意见。期间，不止一次对打着纪念（怀念）萧红旗号的某些学术不端，以及中饱私囊，挥霍鲸吞各界纪念、研究萧红的资助款项的违纪违法行为，在法制和展开学术辩诬的轨道上，作了必要的揭露、举报和批评、批判。
本书酝酿、写作时间近10年：始于出席纪念萧红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2001年9月，止于2010年12月。
本书即为迎接萧红百年诞辰，依托前人史料及笔者31年间积累的叙谈考证资料精心撰写而成。
秋石
2011.2.28
高扬爱国御侮大旗的鲁迅先生忠实女弟子、30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萧红诞辰100周年（1911-2011）
反帝反封建反外来入侵反独裁统治的英勇斗士、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1881-2011）一种在许多方面远比美国女性先进的中国新女性正在炽热的战争铁砧上锻炼成型……她的名字叫萧红……把她的第一部著作《生死场》介绍给中国大众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他谈到这本书时认为，这是中国女作家所写的最有力的现代小说之一……她同中国大多数女作家一样，生活穷困潦倒……日寇占领香港几天后她不幸去世，享年31岁。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美国纽约阿夫列德克诺波夫出版社1943年出版
萧红在中国为人熟知。中国最伟大的散文巨擘鲁迅先生是她的导师。萧红是属于富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左倾知识分子圈内的人。她的名字和她最著名的中篇小说《生死场》，是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紧密相联的。战争迫使萧红浪迹天涯，从东北的满洲到南方的香港。命运对她毫不慈悲，但我觉得所有写她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她与命运的长期抗争，没有注意到她是怎样想从为她固定的生活樊篱中挣脱出来。也许，正是这位敢于抵御恶势力的弱者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使我对萧红的兴趣与其说是视为经典，不如说是看重其人。我希望东方学同行们和所有重视中国文化的人都能了解她。
“俄”纳亚列别捷娃：《萧红-生平、创作、命运》，
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萧红生于1911年6月1日（是年端午节），2011年为其百年诞辰。本新著即为此而作。
本书以“九一八”日寇占领东北后女作家的坎坷经历，以及其投身于左翼文坛全过程为主线；以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复中共黑龙江省委请示-给萧红以“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称号来展开。
认识萧红，是在距今31年前松花江畔那个凉爽多雨的夏日。
1979年8月17日下午，于哈尔滨文昌街省图书馆三楼小会议室，作为一名拿着别人给的入场券的文学青年，我有幸与辞别卅一载后重返哈市的著名老作家、当年参与拯救萧红出苦海的患难伴侣、“鲁门小弟子”萧军面对面地质疑及对话。时他七十有二，我年三十二。自然，在与萧军相识的同时，我也认识了萧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认识萧红，了解萧红，探索她来到人世间31年的心路历程，成了我的一门主课。
自那时以来，我有幸与十多位萧红生前好友相识相叙。他们是（括号内标注的为作者与之交往的时间）：萧军（鲁迅学生，1979-1988）、黄源（鲁迅学生，1997-2003）、方未艾（老共产党人，二萧历史性结合见证人，1988）、梁山丁（沦陷区左翼作家，1988-1989）、陈隄（沦陷区左翼文化人士，1979-1999）、陈明（上海市中学生救国会领导核心，延安文艺前辈，1988-2011，现居北京）、梅志（“左联”盟员，1998-2004）、蒋锡金（左翼作家，1997-2001）等文艺界前辈；萧红中学时代挚友高原（延安老战士，1997）、徐薇（徐淑娟，30年代上海左翼学运活跃分子，2006-2011，现居杭州），萧红青岛流亡时期女性挚友倪青华（中共青岛地下外围积极分子，八路军老战士，1999-2000年夏，于深圳，通过青岛学者和相关媒体人员对其访谈印证），同一时期积极参加反满抗日宣传活动，以笔作投枪的硬骨头作家关沫南（沦陷区著名左翼作家，与笔者情同父子，1979-1999），于日本东京留学时出席由萧红担任（公推）主席的中国留日学生追悼鲁迅逝世大会的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引领笔者全面步入学术领域的恩师，1999-2008），以及萧红抵达上海结识的“小朋友”周海婴（鲁迅之子，1997年11月7日在江苏常熟虞山脚下新落成的财政宾馆叙谈印证）……
还有一个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忘记的。他，就是为萧红研究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黑龙江本土学者铁峰先生（2001年9月在哈尔滨笔者与之多次叙谈）。自上世纪50年代下半叶开始，到其在本世纪初不幸病逝，铁峰先生做了将近半个世纪有关萧红生平的考证工作，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而又宝贵、有一定可信度的萧红研究史料。我尊敬他！
研究萧红并取得一定成绩，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自黑土地回归江南水乡故土之后。1994年1月，当台湾《中央日报》刊出那篇万余字的恣意杜撰歪曲历史，玷污萧红与她的导师、战友的地摊花边式文章《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后，我依托史料，尤其是依托与萧红生前好友叙谈印证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撰文奋起反击。还先后出版了含有为萧红和她的亲密战友辩诬内容的文学评论集《聚讼纷纭说萧军》、长篇传记《萧红与萧军》及其修订本、长篇评传《两个倔强的灵魂》等专著。
研究萧红，也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偏颇趋向公正，从作品价值取向到肯定其内在核心主旋律的过程。自然，这其中存在着一个不断纠正自身错误认识、错误评判的过程。
深切感谢众多的前辈用他们历经风雨的坚实肩膀为我架起了一座桥梁，使我少走了不少弯路，克服幼稚，纠正失误。我尤其要感谢贾植芳先生、梅志先生、蒋锡金先生，以及迄今仍健在的延安文艺前辈陈明先生等，对扭转我早期研究中存在的“扬军抑红”偏颇倾向的谆谆告诫。与此同时，我不止一次地同萧红研究中不断出现的违背历史真相，谬托知己制造莫须有，乃至为吸引读者眼球朝萧红和她的战友身上泼污水的不良行为作不调和斗争，并为之撰文辩诬。
也正是在不断深入研究萧红萧军的基础上，我得以进入了更为广阔的鲁迅研究和左翼文学、左翼作家研究的领域。
同样，正是得益于过去31年间的不断寻踪考证，才有了今天此书的出版。
窃以为，萧红一生有着高昂的民族气节和一以贯之的反封建反压迫反独裁统治反外来入侵的鲜明立场，无论是经鲁迅大力举荐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的成名作-高扬御侮爱国大旗的《生死场》，还是被另一位新文学大师茅盾称颂为“更好，更有意义”的“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的《呼兰河传》，都足以证明这一点。而有关萧红是“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这样一个重要属性，历史早已证明，这是一手扶持她成名的鲁迅先生最早作出的评价（1936年5月3日晚鲁迅同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见1987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所刊《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一文）！
也许有年轻读者要问：萧红何以成为“著名左翼女作家”？
请听听萧红发自肺腑的呼喊-那还是她在被困居在东兴顺旅馆即将被人卖入青楼的危难时刻发出的：
“我们都是中国人……”
再请读一读萧红在其成名作《生死场》中，借用生命已入夕阳的老赵三之口发出的气吞山河的吼声-
“…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这一声紧接一声的旷代的呼喊，无论是在当年侵略者铁蹄步步紧逼，国土寸寸沦丧，中华民族处在了最危险的时刻，还是在今天，人民共和国在度过一个甲子的风风雨雨的新世纪里，同样是那样地振聋发聩，气吞山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为着祖国的日益强盛前赴后继，奋斗不息。
毋庸置疑，在有着上下五千年辉煌文明历史的华夏大地上，作为一个中国人，其身、其心彰显的民族气节尤为重要。回避，或者抹杀这个属性，意味着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灵魂核心评价的严重缺失。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同样是无法忽视与抹杀的：倘若没有鲁迅几近手把手的精心扶持，日常交往中源源不断地给予的慈父般的关爱，一次又一次向外国友人及其媒体的鼎力举荐，20世纪中国文坛是产生不了如此出类拔萃的女作家的。诚然，由于人生实践和知识结构上存在的差异，萧红无法也不可能抵达像鲁迅那样的精神境界和高度。然而，自她逃离荆天棘地的伪满洲国，流亡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尤其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去战时中心武汉，赴山西临汾“民大”任教，进而参加由另一位鲁迅先生忠实女弟子、著名左翼女作家、共产党员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抗日宣传活动，与更多的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将士近距离接触，从而使她的思想认识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鲁迅生前倡导的创作主题日趋合拍。
此外，萧红作品中（以《生死场》、《呼兰河传》为例）的东北黑土地原乡情结，对人生现象所作的哲理思考，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特别是负荷更重、压迫更深的劳苦女性遭遇的苦难及其悲惨命运的独到描写和据此发出的呐喊，毋庸置疑，是深得鲁迅创作主题的真传的。萧红受鲁迅“真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她在1927年至1930年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的三年初中学习时大量阅读鲁迅作品和新文学作品时期，这是一个启蒙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在1934年10月初她和萧军收到鲁迅（“十月九日‘得萧军信，即复’”）给他们的第一封信，至1936年7月15日萧红赴东京前夜鲁迅在家中“治馔为悄吟送行”止。这第二个阶段尤为重要，是她和萧军从创作到思想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近距离零距离与鲁迅交往，当是获益匪浅。
鲁迅逝世后，1936年11月2日，萧红含泪自日本东京写给萧军的信中言之的“L。（指鲁迅-秋石注）没完成的事业，我们是接受下来了……”的誓言，明白无误地袒露了她作为由其人生之师、文学之师鲁迅先生开创并主导的新文学-左翼文学事业的坚定不移的承继者的心迹。
虽然，萧红在给予她诸多灾难的这个世上仅仅活了31个年头，但她以她的全部文学活动-在常人看来并不起眼的120万字作品，近乎完美地实践了她作为一个受“五四”影响，自反封建开始单纯追求个人自由的新女性，最终转变为以笔作投枪，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杰出左翼女作家、鲁迅先生忠实女弟子的生命轨迹。
1936年5月3日夜，鲁迅在回答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提出的有关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揽子问题时，鲁迅不但将萧红纳入到“最优秀的左翼作家”的行列，而且给予萧红较高的文坛地位：“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确确实实，鲁迅对萧红倾注了大量心血。鲁迅不但教其著述，更重要的是引导她不断迈向左翼阵营，做一个坚定的爱国者。
萧红逝世近70年中，萧红研究众说纷纭，许多版本偏重于她同前后几个男人的感情纠葛，有的甚至是捕风捉影，制造根本不存在的绯闻，乃至将其描绘成一个风尘、风流女子。长期以来，笔者进行了必要的揭露和批评，仅在有影响的省级以上报刊上就发表了有关萧红研究文字达10万字以上，出版了有关萧红的著作3部约百万字。本新著依托笔者20余年的研究成果及相关资料，重在突出女作家反侵略爱祖国爱家乡的浓烈民族情结；重在突出女作家作品中的鲜明的爱国主义主旋律及其文学价值、驾驭文字的优美技巧、女性的细腻；重在突出伟大导师鲁迅对女作家呕心沥血的扶持和爱护，以及女作家对鲁迅如同对待生身父亲一般的深情与依赖。从而，还原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左翼女作家，给世人一个全新的萧红。
1936年，鲁迅在其生命最后一年最为钟爱、关注最多的三位学生是萧军、萧红、黄源。除萧红以31岁英年于1942年1月逝世于日寇铁蹄下的香港，萧军以81岁高龄于1988年病逝于北京，黄源以97岁高龄于2003年1月逝世于杭州。笔者与萧军相识相交叙谈九年，1988年7月在八宝山为其送别；与黄源交往六年，2003年1月在杭州为其送别，并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追思、怀念文章。由于萧红同萧军共同生活了五年，因而，萧红也是笔者的长辈，笔者从与萧军、黄源的多次叙谈中印证了有关萧红的生活、创作经历。此外，20多年来，笔者还同萧红信任的“长兄”、哈尔滨早期老友、延安老战士高原先生两次访谈，同二萧早期生活及文学生涯的历史见证者方未艾、梁山丁，青岛、上海、武汉、日本留学时期好友、历史见证人梅志、倪青华、陈隄、蒋锡金、贾植芳，丁玲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友陈明，以及刘白羽、艾青等十数位30年代左翼作家，以各种方式（多系面对面）叙谈印证了有关萧红的情况。
在早期的哈尔滨求学生涯中（1930年前），萧红有一位相交甚欢的女友，名叫徐淑娟。1930年后，由于徐淑娟的南归，两人不曾再会面，但萧红心中一直怀念着这位亲如同胞小妹一般的女友。1937年1月自日本归国时，她还一再嘱托在海船上重逢的“长兄”高原寻找徐淑娟。在其回忆以及小说中，萧红不时地植入有关徐淑娟的描写。但此后高原历时近25年，方在1961年找到了徐淑娟。两人会面时共同怀念萧红，为此，徐淑娟挥笔写下了《高原来访》的诗，诗中有对故友萧红的无尽怀念。笔者于其92岁那年在位于杭州城西庆丰新村老公寓楼里一间简朴的屋子里，拜访了同样有着传奇经历的老人，后者向笔者印证了中学时代的萧红，在将其诗手迹交给笔者的同时，老人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这首怀念故旧的旧体诗作品。老人在朗诵的过程中，还时不时地作个停顿，就某个词句作些必要而又简略的解释。给笔者的这份诗作手迹复印件，据老人说，是在笔者首次到访的次日-2006年2月25日，92岁高龄的她亲自下楼于楼下开的那个打字复印店里复印的。至此，笔者圆了萧红生前的夙愿，并将此诗手迹（独家公布于世）及访谈情况、1930年两人分别后徐淑娟的踪迹写进了新著。徐淑娟今年95岁，仍健在。
新著还公布了萧红1938年3月30日自西安写给在武汉编《七月》的胡风的亲笔信的手迹（复印件）。这封亲笔信澄清了史学界长期以来探讨不休的几个问题。此手迹系胡风夫人梅志生前与长女于2002年寄给笔者的。
1997年10月，笔者与萧军夫人王德芬一起两度拜访了萧红“长兄”、于南京虎踞路上个世纪50年代盖的机关宿舍楼里居住的高原先生，老人当场回答了笔者有关萧红的几个问题，并且述说了他在当年及新中国成立后为寻找徐淑娟的漫长经历。访谈中，高原老人还向笔者出示了周扬夫人苏灵扬（上世纪30年代苏灵扬与徐淑娟同在复旦大学求学）1951年的一封信，是对高原向她探询徐淑娟下落的回函。此信亦为独家首次对外公布……
此外，老共产党员，二萧早期生活见证人、第三国际情报人员方未艾（他以102岁高龄于2007年逝世于辽宁）曾同人谈及的一件往事，笔者依稀记得。1988年6月25日在京西木樨地萧宅灵堂一侧，方未艾先生也曾向笔者提及过萧红与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擦肩而过的故事，以及赵一曼让与二萧有交往的地下党员金伯阳及方未艾转告二萧一句话……这一情节，也充实到了新著中。
在新著中，还加入了萧红与七位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美国人）、鹿地亘与池田幸子（日本反战夫妇）、绿川英子（日本反战妇女）、罗果夫（苏联人），以及虽未谋面但有书信往来的支持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学运动的美国著名左翼文化斗士辛克莱、海伦斯诺之间的战友情-这也是在同类研究中首次系统描述。
与此同时，本新著还公布了萧红于日本留学期间，在遭受心灵伤痛出走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哀伤寂孤中写下的诗作手迹。
作者曾在萧红故土黑龙江生活、工作了25年，并在那里自研究沦陷区文学起步，1979年夏在哈尔滨以一个奇特的方式与萧红患难夫君、鲁迅学生萧军相识相交。
自1993年初夏回到阔别了25年的水乡江南故土后，为进一步印证、挖掘、充实、完善撰写新的萧红传所需的相关史料，笔者于1999年7月、2001年9月、2003年8月、2009年8月，先后四次前往呼兰-萧红故居探访，并同京、沪等地研究萧红的学界人士、相关知情者叙谈印证及交换意见。期间，不止一次对打着纪念（怀念）萧红旗号的某些学术不端，以及中饱私囊，挥霍鲸吞各界纪念、研究萧红的资助款项的违纪违法行为，在法制和展开学术辩诬的轨道上，作了必要的揭露、举报和批评、批判。
本书酝酿、写作时间近10年：始于出席纪念萧红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2001年9月，止于2010年12月。
本书即为迎接萧红百年诞辰，依托前人史料及笔者31年间积累的叙谈考证资料精心撰写而成。
秋石
201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