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斋论语

第十八节 师恩

　　乡下孩子进城考中学，大姑娘上轿第一回，坐在县中门口的石桥上等考。等呀等呀，里面走出几个孩子，见我一副乡巴佬模样，问：“你做什么？”我说：“考中学！”那几个孩子说：“我们考完出来了，你还等呀！”我立时大哭不止。一位老师闻哭走来，把我带到一位慈祥老人面前。老人一面安慰我，一面拿出试卷让找补考。张榜公布，我考了全县第三名。太激动了，听到哭声走来帮我的是我后来的班主任吴文华老师，慈祥老人是县中教导主任徐琴铨老师。一直到现在我始终忘不了。

　　因为家庭的问题，我在县中读了一个多月便辍学了，一年后父亲到广中教书，我才有机会复学，那时是郑诗林老师任我的班主任。他爱生如子，是我们班同学向校方请求才上任的。我父亲在广中的时间很短，父亲走后，我又无家可归。寒暑假我都住在郑老师的房间里。在这里我读了许多苏联名著，读完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虽然都是生吞活剥的，但确实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学阶段的科任老师，我印象最深的数詹松涛与周武林。詹老师是铅山人，满腹经纶，大学毕业后在家做“名土”，不愿在黑暗社会鬼混，解放后才从教。记得我在高二时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詹老师无比高兴，在班里吟诵，鼓励我继续努力。他当时想写一本《陆游传》，可是县城资料缺乏，我们说，北京大学游国恩是你同学，何不找他，詹老师说，游国恩是名教授了，我现在找他，不是有“攀高枝”之嫌吗？他不肯。他的名土风骨，震撼了我们稚嫩心灵。

　　周武林老师在任我们的课之前我就认得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广中竞能排演《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这样的大型歌剧，确是奇迹，而创造奇迹人之一，是戴着深度眼镜，排练演出常蹲在幕后挑词的周老师。周老师厦大毕业去台湾省工作，解放前夕回家从教，被人当作“特务”，“控制使用”。这一切似乎丝毫未影响他的工作热情。文革期间，戴上反革命帽子，下放农村。有一次劳动，打三合土地面，一个革命干部看他戴着眼镜，大发淫威骂道：“狗特务胆敢摆臭架子！”于是，摔了他的眼镜。没了眼镜，高度近视的他等于瞎子，只能拿着泥巴掌乱敲，于是又招来了晚上的批斗与交待。大年三十没米下锅，人家吃过团圆饭，他才摸黑悄悄到学生家里借得一点米做年饭。落实政策后，他不计较前嫌，工作热情高涨，胸怀的开阔，令人叹服，他从自已负责的高考补习班里拨出专款，与县政协刘正常副主席一起，带领文教组的委员们奔赴杭州、南京、福州、厦门，调研中小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向政府提出发展教育的建议。对教育事业的忠诚，撼天动地。

　　周老师是全能型文科教师，语文、历史、英语特别出色。我高考前夕请他为我拟了一份历史应考提纲，结果历史得了全分。有一次看到周老师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研究王安石的诗的文章，我随即草文与他商榷。拙文登出，我想这可把恩师得罪了，谁知恩师从此更加看重我。他退休后在县政协办高考补校，三次领着政协领导到我家邀请我前去任教。我答应了，他又十分关心地问：“这样是不是会影响你的教导主任职务？”我当即告诉他：“学生非孔明，老师能三顾茅庐，我知足了。品外的教导主任乌纱帽，我视若毫毛，能为国家多培养人才，一切名利我都无所谓。”

　　一个真正的老师，必定在学生心中占有一定位置，否则，充其量是一个“教书匠”罢了。我从教近五十年，如果说有学生爱戴我，崇拜我，那决不是得益于父母的遗传基因，而应当感谢老师。他们善良，仁慈，爱生如子，他们清高，正直，直走正道；他们襟怀开阔，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他们学富五车，爱才育才，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我兢兢业业不敢懈怠，是在传承老师们的这一切。火炬在前，无怨无悔，教师的事业与宇宙同在！愿健在的老师们幸福长寿，愿作古的老师们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