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秋蝶飞的黄叶里,反观一下生命之舞的高蹈。舞台上,有他有你也有我。
新教师上岗,校长出了一道考题:良师、朋友、榜样、父母,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怎样才能和谐、完美地融于一体呢?校长对新教师说:“不要急于回答,给你一年的思考时间。”青年教师感到为难,请教于我。面对这个问题,我油然想起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姓占,名永伟,从教三十余年。我第一次听他的课是慕名而去的。记得他当时讲鲁迅先生的《药》。整节课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和三个标点符号:“药。”。他精神抖擞走上讲台,微笑着对同学们说:“今天我们应该研究哪一篇课文了?”大家说《药》,于是他在黑板中间写了一个秀丽的“药”字。接着发动全班同学讨论,找出小说的线索和主要内容。大家肯定是“药”,他点点头表示赞同,在“药”字后面画上一个句号。讨论继续深入,越来越热烈,焦点集中在烈士的血是不是“药”?拯救中华民族的“药”到底何在?这时,他拿起暗蓝色粉笔,在句号后面添上个问号,并让大家找出鲁迅先生的观点。争鸣、论证,问题终于明朗。鲁迅认为夏瑜的悲剧在于没有被人们理解,包括其母亲在内的理解。结论是革命必须唤起民众,这就是鲁迅的观点。占老师笑了,他用热烈的红色,在问号后面重重地画上一个感叹号,而且声情并茂,指出《药》是鲁迅先生批判辛亥革命的三大小说之一,并联系当前一些人的不觉悟,对社会进步造成危害的事实,慷慨陈辞,同学们的心灵被震撼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他的才华,不久,我也就成了他班里的一名新生。
文艺作品常常把才华横溢的人描绘成不近人情的人。做了占老师的学生,又是高兴又是担忧;占老师可有人情味?我悄悄地观望着。我发现,占老师喜欢默默地做事,话说得不多,有事了,找学生说话,总是说:“我跟你研究个事。”或者说:“同学们,我跟大家共同研究个问题。”老师让学生背课文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他总是说:“这篇课文好长啊,我们研究研究,看看怎么背,能不能背。”他这么一说:同学们偏来劲了,总是齐声说:“能!”结果是再长的课文人人都按时背了。师生之间亲密无间,我们成了忘年交。几个调皮生在背后还称占老师为“咱们的老哥”呢。
“咱们的老哥”也真够朋友,处处给我们当“排头兵”。在教室后面,摆了一张课桌,人称“编外学生座位”,早晚自修他就坐在这张课桌椅上,从开学第一天到期末最后一天,从不缺席,除非开会。夏天,天气闷热,他一边看书、备课,一边不时地摇着一把发黄的葵扇;冬天,天寒地冻,他披着一件军大衣,坐在位上一动不动,钻研教材,批改作业。那件军大衣是一个当军区司令员的学生送的。那年冬天,天气特别冷。司令员看望老师,见老师坐在教室里与学生一起自修,司令员很激动:“占老师,您老真是三十年一贯制啊,三十年前是这样,三十年后还是这样!年岁不饶人,您可得保重身体啊!”说着,脱下大衣,亲手给老师披上。现在,占老师披着军大衣,早晚自修和学生坐在一起,已经成了我们学校一道特殊的风景!
我转入占老师班里不久,发生了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期中考试,我在语文考试中作弊,当场被监考老师逮住,全班同学十分气愤,说我毁了班级荣誉。班委会决定让我公开检讨;检讨不深刻,清除出班。期中考试结束的当天下午,班长召开班会,就要我当众检查。我想我完了。我沮丧地坐在位置上,等待一场无情的暴风雨劈头盖脑地压下来。不知什么时候,占老师来到教室。只听他平静地对大家说:“这件事得研究研究。”
平日里,占老师的话谁不听?然而,这一次占老师却压不住阵脚。同学们闹着喊着:“还研究什么?作弊、破坏班级荣誉是明摆着的。检讨!检讨!”
“同学们,别激动,对待同学要慎重。影响很坏是明摆着的,可谁知道他是坏心办坏事,还是好心办坏事呢?要研究!”
经占老师的劝说,同学们的强硬态度有点变软,但仍然坚持要我写一份检查。占老师说:“假如他认识到自己错了,写一份检查是好的;没有认识到错而要他写检查,这不是逼着同学说假话吗?我看,还是让他写一份说明好,大家研究研究。”又把目光转向我,说:“你有意见吗?心里如果有委屈,就跟同学们说一说吧。”
我的泪珠扑簌簌地滚落下来。说实在的,我是怕语文成绩差,拖班级后腿,这才作弊的。作弊时心里多害怕啊,哆哆嗦嗦地刚伸入抽屉翻词典,就叫监考老师抓住了。我后悔,可有什么用呢?想不到占老师这么宽容、这么体谅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吾师啊!
自此,我更加崇拜占老师。学好语文成了我生命中的第一需要。庆幸的是,六年后我也成了一名语文老师,而且不久前获得了曾宪梓教师奖。我想,我应该感谢占老师,是他用自己的言行,教会我做一名好教师。
我用了三天时间,给新教师讲占老师的故事。新教师沉入深思,而且慢慢地理出一条思路。他终于懂了,作为一名教师,既要做学生的良师,又要做学生的朋友,既要以身作则以榜样引导学生,又要像父母一样处处给他们深沉的爱!他对校长说:“我明白了,你的问题是不能用言语回答的,必须用行动回答,一年后,请校长批阅我用行动写出的答卷!”校长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