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霞初映

第六章 怀念同学

　　那次散文学会聚会，我从一位同学那里得知，我大学的同学又有两位走了，去天堂，而且都是我一个组的。惊讶得我举着的酒杯晃荡着，半天到不了嘴边，后又猛灌了自己几杯酒，心里直堵啊！

　　我的大学经历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师范学院中文系，100人的大班，分8组，我是第一组，12人。除一人来自浙江外，99人来自江西各地，成员中主要有工人、退伍转业军人，市县直及公社干部和民办教师，以及下放知青主要是上海知青。三年如白驹过隙，流光飞逝，受时势所限，不是十分精彩，却有许多值得留恋的记忆和友情。毕业工作都30多年了，许多人都到了退休年龄，不少人还是提前退休回家的。虽说有的快入“耳顺”之年，生活上也不尽如人意，但不至于这么早就离开人间呀。

　　我们组里最早走的是一位女同学，姓邬。上海知青，在班上属年龄偏大的，也就有点大姐大的味道。在下放时就有男朋友，是三线厂的，也是上海人。邬大姐人很朴实，但嘴巴能说，懂得世道，用上海话说：诺精。女生宿舍在我们隔壁，隔不了多久，总能听到一阵喝彩声，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邬的男朋友过来看邬，为赢得同学开心，邬的男朋友表演小魔术，众人为他鼓掌。以后就成了大家喜欢的保留节目，同学隔三差五地就会问邬她的男朋友什么时候来。邬大姐对我很关心，开门办学期间曾帮我补过运动衫；我打球扭伤了脚，她特地来我家看望。离校五六年了，一天我在省城闹市经过，突然听到马路对面有人大声叫我的名字，我停下脚步，有人跑到我的面前，一看，是邬大姐。在路边，她快人快语和我说了很多话。后来就听说她和丈夫去了美国，生了3个小孩。毕业10周年聚会没回校，毕业20周年再聚会就听说她已去世。据说在美国为谋生打了好几份工，劳累而猝死的。

　　这第二位是男同学，姓朱，也是上海知青。在校我们睡上下铺。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开会发言还会脸红。他长相也有特点，鼻子有点翘，鼻尖长年还有点红（这可能是心脏不太好的标志，医书上这样写的）。他有洁癖，平时穿得笔挺干净，洗衣服时，脸盆里边的肥皂泡小山似的溢出盆外，洗一件衣服要好久。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的蚊帐里，经常传出“哔里吧拉”的响声，我俯身一看，原来他躲在里面吃从上海带来的零食。偶尔有漂亮的上海姑娘从外地来看他，我们事后就笑他是不是女朋友，他会涨红脸拼命解释是他的亲戚。毕业后，他分在一个地质队的子弟学校教书。有次我下去采访特意去看他，那天下着雨，道路泥泞，当我出现在他简陋的教室门口时正好下课，他看见我很有点激动，冲出教室一把搂着我，眼眶都红了。环境差，生活苦，又寂寞，能不动情吗？后来他随返城大军回了上海。今年三月，有江西同学去上海，上海同学邀他聚会，他爱人说他走了，问晚上会回来吗，答是去世了，真让人唏嘘不已。

　　这第三位是我的组长，名字很先进，“爱共”，农村人，当过兵，干到排级。他脾气耿直硬朗，看上去是那种精干容易冲动的神态。据他自己说，是当兵养成了他英雄主义的气质。他文化程度不高，学习认真但有点吃力。他曾向班主任抱怨组里城市人多，难管理，后面就调出了两名知青。他在组里开会，批评别人总是凶巴巴的，令人不服，常争执起来，老是会后又花时间谈心，一副辛苦的样子。有次在学校农场劳动，放饭菜票的房间被人撬了，门上有尖嘴钳的印痕，刚好他过去曾有一把尖嘴钳，就怀疑他干的。他很气愤，和班干部吵起来，最后此事不了了之。毕业后他分配在老家一个名镇的公安分局工作，干到分局副局长。我有次路过他那里，找到他，单位的墙壁上挂有他的照片和职务介绍。可他告诉我，他最近没上班，领导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具体什么原因他没告诉我。从他发牢骚的口吻中，可以猜测到又有什么事和领导扛上了。在一次同学聚会后，他求我帮助，他的儿子警校毕业分配在一监狱农场工作，他要我托人把他的儿子调到高一级的司法部门。我虽有省委党校的同学在省司法单位当头头，可这年头办事不是靠点面子就能办成的，我不敢贸然答应。他来过几次电话，我苦口婆心劝他，要他儿子在基层好好干，还年轻会有前途。以后就少有电话了，但我一直记着此事，甚至有点愧疚，没帮上忙。我知道，按他这种人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求人的。他怎么也走了呢？

　　人生如梦，是指光阴流逝就像一场梦一样来得快，去无踪。生死在天不在人，是指人有旦夕之祸，人有时得相信一点宿命的。在毕业30周年聚会时，我们尊敬的当年的中文系书记说了一句感人肺腑的话：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活好每一天。在我们怀念逝去同学的时候，我想说的一句话是：所有活着的同学要使劲地活，活出健康、活出精彩、活出水平、活向百年。

　　此刻，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打开音响，听刀郎唱的《怀念战友》，感受那份悲壮、那份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