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实验研究方法被应用到了经济学研究的多个分支Davis,DouglasD。andCharlesA。Holt(1993),ExperimentalEconomic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但是在金融学多个领域中,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才刚刚出现,相关文献零散分布在经济学、金融学、哲学以及会计学的刊物上(CadsbyandManynes,1998),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委托代理研究(DeJong,etal。,1985a,1985b,1985c;Gilletteetal。,1997;Lypny,1993;ChowandHaddad,1991;SchotterandWeigelt,1992)、信息不对称的研究(Cadsbyetal。,1990;Cadsbyetal。,1993;Forsytheetal。,1997;Peterson,1996;Cadsbyetal。,1998;Walther,2004)、公司并购方面(KaleandNoe,1997;PalfreyandPrisbrey,1997;CadsbyandMaynes,1998a;CadsbyandMaynes,1998b)以及董事会治理机制方面(Gillette。etal。,2003;Gillette。etal。,2004)。
在委托代理研究方面,DeJong,etal。(1985a,1985b,1985c)在实验室中模拟了关于代理关系的实验,主要检验在一个委托人无法观察到代理人努力水平的代理关系中,代理人是否存在道德问题。来自实验研究的数据显示,代理人往往在道德危机面前存在规避行为,同时关于声誉的效应也在实验中获得了检验。GreenfieldandKostant(2003)在实验研究中考察了代理和利润约束情况下的公平问题。在信息披露方面,PankoffandVirgil(1970)最早引入实验研究的方法,他们在实验中假定了一个理想的“自由市场”:(1)参与人在其中扮演投资者的角色,通过获取财务信息做出投资决策,从而产生了对信息的需求;(2)投资者拥有选择并购买CadsbyandMaynes(1998c)对此展开了相当系统的论述。投资者必须通过购买才能获得相应的信息,这里显然假设公司没有义务对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信息的自由,获取信息之后就可以辨别信息的有效性;(3)参与者将充分利用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每一个期间的市场预测,决定下一个期间的投资,同时从投资经验中再度获得新的经验信息。与此相似,Choeetal。(1996)设置不同的信息披露条件进行实验检验,在12个实验中分别假设信息披露无成本、信息披露存在成本、对非私有信息存在强制披露和不存在强制披露的情况,进而考察了经理层对信息披露的选择。Walther(2004)从实验和理论分析两个方面,分析了信息透明度和公司协调失败的关系,研究不能支持高透明度的信息将导致有效决策的研究结论Walther(2004)研究表明,在关注信息透明度积极作用的同时,信息透明度的提升的成本不容忽略;当决策个体必须同其他决策者进行协调时,信息透明度将导致战略决策的不确定性。在公司并购方面,KaleandNoe(1997)在研究中导入实验方法,实验方案关注了不同规模公司和不同水平下并购费用(offerpremiums),同时区分了绝对化和有条件限制的两种并购邀请(takeoveroffer)。KaleandNoe(1997)研究发现,在绝对化的并购邀请下,纳什均衡方程预测并购结果准确,而在有条件限制的并购邀请下,结果则纷繁复杂。为此,在KaleandNoe(1997)和PalfreyandPrisbrey(1997)对公共品实验中非常规行为研究的基础上,GilletteandNoe(2000)设计了一个更加符合现实的实验方案,即当外来并购者的首次邀请被拒绝后,GilletteandNoe(2000)在实验中进一步考察了外来并购者再度提供新的并购邀请(offer)的情况,以此探讨并购理论研究中普遍关注的搭便车问题。
在董事会治理机制方面,Gilletteetal。(2003)通过公司董事会决策的实验设计,较为完整地考察了董事会治理问题。对于公司董事会而言,内外部董事在实验设计中需要寻求一种均衡:内部董事往往具备了较高的信息优势,而外部董事存在维护公司价值的激励。所以,在Gilletteetal。(2003)设计的方案中,内部董事可以通过公司决策获得私人收益,而外部董事的存在则有利于抑制董事会的机会主义行为。Gilletteetal。(2003)的实验结果最终证明了外部董事的积极作用。Gilletteetal。(2003)还从实验角度重新设计了董事会结构,以减少公司具备信息优势的内部人和公司股东的矛盾冲突,当董事会面临决策冲突时,研究引入了对内部人的处罚机制,不过,对于冲突的处罚最终对实验研究结果影响甚微。基于Gilletteetal。(2003)的研究框架,Gilletteetal。(2004)在实验设计中让公司董事通过两个阶段完成决策,首先是交流阶段,然后进行决策,以此来考察外部董事的投票能力和对董事会控制权的影响。
目前,在中国国内发表的研究文献还很少涉及公司治理领域,虽然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实验经济学和实验研究方法,但是主要是应用实验研究方法对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问题的检验与探讨刘小兵(2004)关于个人合作提供公共品可能性的实验研究支持公共品理论和集体选择理论,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导致了公共品提供的市场缺陷。张世伟、邓创(2004)应用ASMEC-I模型,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所作的模拟实验研究结果与经济理论达到定性一致。余剑梅(2004)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探讨阿莱悖论(Allais’Paradox)式风险偏好逆转客观条件和范围。乔志林等(2005)设计三寡头垄断博弈实验,检验不同竞争者信息对古诺寡头垄断均衡的影响。林嘉永(2005)研究发现,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大多数交易中资产的交易价格接近资产的基本价值,符合有效市场假说的预期。张朝宓、李芳(2000)尝试以实验研究方法探讨影响收益报告行为的因素。刘小平等(2002)采用情景模拟实验的方法来探讨影响组织承诺的各种因素,以及组织承诺对离职等各种结果变量的影响。林嘉永(2004)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资本市场非有效性的根本原因;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而是具有认知和行为偏差的普通人,存在过度自信和过度交易的情况;卖空机制不仅可以促使资产的价值向基本价值回归,提高市场的有效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幕交易者对市场的操纵行为(高鸿桢、林嘉永,2005)。张朝宓等(2004)运用实验方法研究预算管理问题发现,信息对称和真实导向的薪酬计划对预算松弛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且信息对称性对预算松弛的影响十分显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ShahandSunder(2004)发表在《南开管理评论》上的中文论文,可以说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公司治理实验研究。ShahandSunder(2004)在实验框架下检验了董事会成员的激励对股东财富和CEO报酬的影响,发现当大股东作为董事会成员时,经济体所产生的财富更大,而当CEO选择董事时,结果是缺乏效率的。此外,CEO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度随董事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上升。
由此可见,在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领域引入公司治理实验研究方法尚处在尝试与探索之中,在文献检索中,没有发现在对股权结构的研究中引入实验方法;同时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博弈论相伴相生,较好规避了实证研究的缺陷。因此,本书在规范研究和博弈分析的基础上,在实证研究之后,引入不同控制权结构下股东制衡的公司治理实验,符合相应的研究逻辑并能显著提升本书的研究价值和论证力度,对不同控制权结构下股东制衡的实验研究将是本书一项重要的突破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