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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罗坎村

　　袁劲梅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美德。

　　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要求。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一 陪审团与我们罗坎

　　认识老邵的前一年，我亲眼看见我的同事，哲学家布朗教授在办公室里被两个警察带走了。原因是他收到了镇法院传唤他去当陪审员的通知，看了一眼，就忘了。公民当陪审员是法律责任，无理拒绝法院传唤视为犯法，或罚款，或坐牢。布朗教授正在写一本《存在的形而上结构》，写得瘦骨嶙峋，不食人间烟火，把罚款的机会又给错过了。突然间，两个“形而下的存在”彪悍地立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认了半天，认出这两个“存在”原来穿在警察的黑制服里，只好气哼哼地伸出手，戴着铐子，跟着他们坐牢去了。

　　一年后，当我收到镇法院传唤我去当陪审员的通知时，我们全哲学系的人都诚惶诚恐，动不动就有人提醒我不要忘了到法庭报到的日期。布朗教授不喜欢说废话，他闷头闷脑走进我的办公室，要过我的传唤通知拿在手上看了半天，然后，像对付一个仇敌一样，把我的通知狠狠地拍到桌子上，两片薄嘴咬牙切齿：“不是活成野兽就是活成上帝。要想活出第三种情形，既是野兽又是上帝，就得活成哲学家。陪审团既不管野兽，又管不了上帝，管管人间是非，找人去就行，为什么总是麻烦哲学家！”布朗教授这样说的时候，自然是带了情绪，于是就有其他同事过来插话：“还是先活成一个公民吧，戴博士还年轻，美国的监牢毕竟还是形而下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成哲学家，我倒情愿活成个诗人。如果我有一半得是野兽，我就让脖子以下变成美女蛇或者狐狸精，但头脑一定留给上帝，让他随便塞进来一些智慧。做女人也许应该连头也变成美女蛇，我的问题就是保留了头。这样的坏处是：让男人受不了；好处是：在对待法律的问题上，我头脑清醒。

　　这天，我一改开会迟到的坏毛病，提前三十分钟到镇法院报到。报到不是开庭，报到是让被告选自己信得过的陪审员。那个被告就是老邵，癌症研究室的白老鼠饲养员。

　　老邵叫邵志州，英文名字叫戴维邵，黑而矮，一副倒霉相。额头上有一些老实巴交的皱纹，圆脸圆鼻子，眼睛看不出是什么形状，藏在变色的眼镜片后面，嘴巴有肉，紫黑色的，和他脸上的肤色很般配。这样的男人，让人一看就爱不起来，不过，也恨不起来。老邵对我谨慎地一笑，嘴鼻之间皱起两道括弧。我也对他一笑。信任建立。老邵在二十个陪审团候选人中选中了我。我成了老邵案十二个陪审员之一。

　　老邵案是一起虐待子女案。告老邵的人是老邵十六岁的儿子和他的代理人-镇政府指派的免费律师。老邵没请律师，自己给自己辩护。英语马马虎虎，能把话说清楚。

　　他的故事很简单：儿子不读书，玩电子游戏玩昏了头。他不过是管教儿子。他是单身父亲，谁还能比他这个当爹的更疼儿子，更为儿子好？他老邵是砸了儿子的光盘，打了儿子一个耳光。可没想到人高马大的儿子跳起来就把他打到床上，左一拳右一脚把他给狠揍了一顿。老邵不是儿子的对手，瞅着空儿打电话给警察报警。警察一来，二话没说倒把老邵给抓起来了，说老邵犯了虐待儿童罪。他儿子打他，那叫“自卫还击”。老邵说的时候委屈得不行，还提到他小时候老爹打他，把他从裤腰带处吊起，挂在房梁上，抡拳头挥棍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那才叫打，越打越孝顺，越打越成材。他至今还感谢他老爹的那几顿打，因为他逃学、偷邻居家的鸡蛋吃，没那几顿打，他邵志州也出息不到今天的戴维邵。说到这里，老邵要求法庭考虑到他家的文化传统给予公正判决。

　　老邵儿子有律师，不用亲情、关系、回忆、类比说事儿。人家用证据。证据一：老邵白纸黑字写给儿子的三条选择：一，每天写一百个汉字，每个写二十遍；二，到大太阳底下晒三个小时，晒到中暑为止；三，自己选一条皮带，让老爸打一百鞭子。按这条子上的日期看，老邵儿子那时才八岁。让一个八岁小孩在这三条道路上选一条走，选哪条都构成儿童虐待罪！证据二：老邵在家请客过春节，给儿子倒了杯酒，儿子不喝，反倒叫客人到屋子外面抽香烟，老邵骂儿子没规矩，举起大汤勺打到儿子头上。那时儿子十三岁，老邵逼儿子喝酒，犯法；用汤勺打人，虐待。而那年老邵自己兴头高，春节请客都录了像，录像带就在律师手里拿着！证据三：老邵和儿子最近的冲突也不尽如老邵所述。老邵从儿子身下翻身出来，不仅打电话报了警，而且直奔厨房，出来的时候，手持一把菜刀，被儿子用手机拍录下来。那照片上，老邵龇牙咧嘴，头发竖立，眼镜挂在一只耳朵上，一手高举菜刀，如同杀人犯一般。

　　老邵还有什么可说？要法律干什么？不就是同情弱小保护弱小吗？现在，“弱小”手里全是被欺负的证据，法律还能不维护这个公正？

　　我们十二人陪审团中，有三人是中小学老师，四人是农民，一个理发师，两个家庭妇女，一个超市经理，外加我。算我学历最高，同情老邵的就我一个。十二个人个个认真负责，有裁决权在手，才真叫“民主”。大家把案情翻过来掉过去地研究，又扮演现场打斗情形：超市经理演老邵，理发师演儿子，其余演警察，由我掐表看时间。结果，算出：老邵有足够时间先打电话报警，后又进厨房持刀，然后花了四分钟以上时间，举刀威胁儿子生命。在警察敲门时，又花三十秒把刀放回厨房案头，接着，以受害者的姿态去开门让警察进来。老邵的“儿童虐待罪”着实成立。据此，陪审团认为：老邵应该入监下牢三个月；儿子搬出单住或寄宿，老邵每月付儿子九百美元抚养费，至十八岁止。

　　就在陪审团表决前，我突然提到了我的老家罗坎村的七个牌坊。我说我在罗坎村住到七岁，会认字了，那七个牌坊前都有说明，我小时候一遍一遍读过很多次。那是七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明清之交某女子为小妾，十九岁守寡、守节。养育丈夫与前面诸位妻妾生的十三个子女，让数个子女中举做官成材。该小妾任务完成，三十六岁归天。罗坎人立此牌坊以表彰其贞节有志。又，明清之际，有一九岁男孩，其父好赌，离家不归，该男孩养母养弟，又数次出寻，将父找回。最后一次，其父跑到甘肃，该男孩又不远万里将其父找回。其时，父亲已病，男孩自己放牛种田，养活一家，将父亲养老送终。罗坎人又立一牌坊表彰男孩遵守孝悌之道。又有某书生，家贫寒，好学，以沙为纸，以水为墨。得功名，中进士任高官，治世有功，罗坎人立一牌坊表彰其政绩……

　　我说，当年，小小的我站在那七个牌坊下，弄懂了一个词儿：“宏伟巨大”。后来学了中国历史，也想到那七个牌坊，觉得它们着实如社会栋梁。在一个不靠民法宪法活的大家庭里，我们立几个牌坊，像立地界一样，祖宗们就地画个圈，谁要跑出去，“伦理纲常”就兀凸支起来了，叫你老实坐下！中国社会几千年原来就是这么过下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规矩根据亲情、等级立，家有家法，族有族规，天下才能有秩序。谁都知道大圣人孔子吧，这是他老人家给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设立的价值标准：等级、孝悌、忠义，从家到天下。

　　戴维邵从中国一个叫邵坷庄的地方出来，那还不就是另一个罗坎村呀？他老家说不定也能有一溜牌坊。他提出要我们考虑他的文化传统，我们也许应该考虑他不过是在按另一套道德体系行事。虽是违反了美国法律，但说他要故意虐待儿子，是否可能冤枉。人家是单身父亲，对儿子还不知有多少期望呢。

　　我这么一说，陪审团的人都愣了一下。没想到，原来有些地方，不靠法律，光靠家庭关系人也能活，还活了上千年。这故事有学问。陪审团责任重大，不能只用自己鱼缸里的水去度量人家鱼缸里养出的鱼。陪审团得跳出自己的文化框架。于是，大家又对戴维邵的虐待动机进行了重新分析。最后，陪审团提交给法官的裁决是：老邵入监一周，儿子搬出去住，老邵付抚养费到十八岁。

　　陪审职责尽完，回到哲学系，就有同事笑盈盈地过来问我行使司法权的感受。我就说了案情、判案经过和罗坎村的七个牌坊。布朗教授也在这几个充满好奇心的哲学家之中。他在光脑袋上抹了一把，就嘿嘿笑了，说：“在美国当人，自由与不自由中间的边界是‘法律’。美国的法庭要的不是伦理意义上的公平，是逻辑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和亲情在边界上一撞，定撞出个二律背反，它俩的化学性质不相容。”

　　从这个话题开始，我的哲学家同事们挤在我的办公室里，转而讨论起“正义”问题来。有人随手从我的书架上抽了一本罗尔斯的《正义论》，说罗尔斯认为，法律和社会制度不管多么有效和有序，如果不正义，就必须改良和废除。有人立刻追问：正义不是菜刀，社会不是萝卜，你怎么切，怎么改，才能确定社会走在正义的大路上？引用罗尔斯的人就进一步引用，说：有办法。当社会的设计不仅为增进人们的利益，而且受公众正义观的有效规范时，这样的社会就和谐有序。然后，大家又开始批评美国政府，这个政府真让美国人感到羞耻，怎么能把石油放到“正义”之上呢？于是，大家又计划起带领学生到乔治亚去参加反战大游行的事。公众的利益，公众得自己说出来……总之，老邵案突然又和人类历史、当今世界联系起来了。

　　后来，与我同在陪审团的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又打电话给我，说他对我说到的罗坎村的社会结构感兴趣。那样一个尊重亲情伦理的社会，似乎很有情感，可是非对错如何决定？会不会父亲权力太大，儿子没有权力？社会的公平问题怎么处理？

　　我本来以为老邵案一完，就可以把这个没啥情节的案子丢了，写我自己的诗，吃我自己的哲学饭。但周围的人又发评论，又提问题，使我的思想继续纠缠在“公正”、“正义”、“伦理纲常”这些问题上。觉得人活成什么样子大概是一种训练，西方人从柏拉图开始就把是非看得比亲情重。古希腊的尤什伏赫能痛苦不堪地跑到法庭告发其父杀了人；苏格拉底拒绝学生帮他逃跑，选择冤死在监狱而不违法越狱。我们的孔夫子却教导学生：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要“子为父隐”，当孝子。换成现在的话，就是“靠关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邻居父亲偷了我家的羊，叫“贼”；我家父亲做贼，我就要保护，宁死不说。我们就是有大义灭亲的典故，灭的也总是儿子。看来，“公正”不是一把糖果，撒下去大家都甜。什么都是有得有失，要么坏了人际关系，要么坏了原则。这么想着，我就又把罗坎的旧事翻出来，唠唠叨叨地讲给人家听。那是我们经过的训练。对我，是回忆童年。

　　要说在罗坎判案子，我小时候也见过几次，不过没有法庭，判案都在罗坎猪场。

　　罗坎村其实就是一个家，罗家。最早的老祖宗叫“罗业华”。他是罗坎子孙的曾曾曾……曾爷爷。与我无关，我姓戴，外来户。猪场在罗家的“业华祠堂”后面。“业华祠堂”门匾上有“孝悌出忠义”五个金字，不管何年何月都有人明着暗着一次次重新描过。以前罗家先人的牌位几路列开，王侯将相森严林立。我在罗坎的年代，祠堂封了，牌位也就封在里面，落满尘土，如同埋在土地下的根。

　　祠堂是罗坎的中心，石板街道像从心脏伸出去的筋络，把罗家后代的房屋一个个联系起来。白墙依照里面人的地位定高低，灰黑色的细瓦像密密的牙齿，在高高矮矮的屋顶上排开，家家户户咬在一起。人人都是亲戚，唇齿相依，一荣俱荣。白墙越往村外越矮，再外面就是一块块绿油油的水稻田。这些水田是磁力场，罗坎村的农民像一群小铁片，每天清晨就被吸了过去，织布一样在水田里来回忙碌。到天晚，磁力线一松，小铁片缩回各自的白墙，让炊烟从黑黑的烟囱里飘出来，在一片黑瓦屋顶上又结成一家。罗坎周围三面是大罗山、二罗山和小罗山，农民军排座次，高低分明。第四面是清浏河，活水长流。一代代罗家人都系在这块土地上。清浏河是唯一一条通到外界的水道。

　　我们戴氏猪场属村子的外圈，红砖墙，一看就是外来户。至于我们这个戴氏猪场怎么会跑到罗坎村来的，我小时候想也没想过。小孩子把世界的安置看做天经地义。罗坎村就是我的老家，白墙外面就该是红墙。直到后来，猪场撤了，猪都卖了，我也上小学了，这才知道，过去的日子叫“十年浩劫”，猪场是“下放”到罗坎村来的。猪场里养猪的几位老兄，都是教授。我爸不叫“老戴”叫“戴老”，“老耿”“小耿”不叫“老耿”“小耿”叫“大米草王”和“二米草王”，张礼训也不叫“张礼训”叫“康熙字典”。我之所以长在猪场，是赶上了“十年浩劫”的尾巴。

　　罗坎是有结构的。一家挨一家的村落统称“家”，清浏河沿岸的集市叫“江湖”，在祠堂前面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叫“村部”，猪场叫“祠堂后”。“祠堂后”为罗坎人判过很多案子，只是我太小，能记得的案子都是我的小男朋友罗清浏的老爸犯下的。能记住，也是因为记住了罗清浏。罗清浏后脑勺拖一根小辫子，脖子上挂一个银锁片，把他爹妈给他指下的娃娃亲撂在一边，整天带着我爬高上低。他和他爸都不是安分守己的人。

　　我看见过罗清浏老爸和另一个男人斗气。两个男人都挥着拳头做出动武的架势，于是，立刻有一大群邻居从这家或那家的土门楼里跑出来，嘴里叫着：“回家，回家。”拉着这个，拖着那个，把他们往各自家里推。那个男人狠一点，被推到自家门口，还继续挥着拳头。罗清浏老爸弱一点，扭着头，在众人的肩头上说：“明天走着瞧。”然后两个人都凶神恶煞地叉着腰站在自家门里，嘴巴张着喘粗气。就在这时候，那家的女人又和自家的婆婆斗起气来。因为，婆婆把她往门外推，要她出门，去骂罗清浏老爸在拉屎时捏了她的大腿。女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思，就是不去。她丈夫正在气头上，被他妈在耳边嘀咕了两句，回手就给了女人一个耳光。女人给逼急了，抱起儿子，一路哭着跑到村部，把孩子往村长跟前一放，然后做出喝农药的样子，等着村长跳起来去抢下，孩子就叽叽哇哇在村部哭了个把小时。到了天晚，丈夫来寻，然后三口子一起家去。

　　走到半道，撞见罗清浏老爸拉着罗清浏往猪场去，罗清浏手里捧着一小碟梅花糕。于是，那三口子也统统折回“祠堂后”，一副要把官司打到底的样子。村长就敲钟，召集大家到猪场大院开会。这就是判案。兄弟姊妹闹事，都是要找外人评理的，猪场的能人没一个姓罗，和谁也不沾亲带故，诸如这样的小案子，他们常常几句话就能平了。判案就成了猪场的副业。

　　原来，罗坎有三个公共茅房坐落在高坡子上，对着路口，可以一边拉屎一边看风景，且男女共用。家家都是亲戚，兄弟姐妹都是从光P股一块儿长大的，男女之事并不像城里人那么诡秘。但是，要有人就此把事儿造大，多半可以借题发挥。至于罗清浏老爸有没有捏人家媳妇的大腿，这样的事其实是天知地知。不想把事儿造大，就没事。可那媳妇被丈夫逼着点了头，而村长又决定凡有伤风败俗的事都要严管，罗清浏老爸就活该被重判，定为监督审查三个月。监督审查期间，停止罗清浏老爸参加村委会的权利，还要贴一张告示，叫大家和他划清界限。罗清浏老爸倔头倔脑说不服。茅房就是那么造的，女人来了他想不看都不行。女人就坐在旁边，不当心碰一下，怎么就叫“捏大腿”？

　　这个“不服”把人们一下子难住了。整了罗清浏老爸，这以后怎么办？总不能不让女人上茅房吧？

　　于是，猪场的几位老兄头对头，商量了一分钟，就把案子里最困难的问题给解决了。他们决定：从此以后把张礼训订阅过的旧报纸，在几个茅坑墙根上放一堆，上茅坑的人拿一张报纸在手，没人的时候赶蚊子，有女人走来遮着脸。从此是非不就没了？

　　这个决策后来让罗坎人非常敬佩，凡去那几个公共茅房拉屎，连手纸也不用带。至于分放报纸的工作，当场就交给了小孩子罗清浏。这个决定在村民大会上一宣布，挤在猪场院子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兴奋。

　　罗清浏老爸被村民们监督了三个月，一上茅房就有人看他拿不拿报纸遮脸。弄得他走到哪儿都提着张报纸，一有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就把脸放在报纸后面，闷头闷脑在水田里苦干了三个月。到了第三个月末，大家觉得罗清浏老爸可以刑满释放，回到罗坎大家庭来了。他已经用拼命劳动挣回了大家的信任和同情。

　　就在罗清浏老爸被解放那一天，“江湖”上来做生意的外地人突然说：在城里给罗清浏家找到了一门远房亲戚。罗清浏老爸的腰就立马硬起来，走到哪儿都赶上其他人高了。就连那家跟他吵架的凶狠男人也来主动招呼他一块儿下水稻田，还把牛借给他使。罗清浏老爸也聪明，在关键时候把烟斗递过去了。于是，两家人就又像兄弟一样，蹲在树阴下呼噜呼噜地喝粥，还把自家腌的韭菜花往对方碗里夹，互相吹捧说：你媳妇腌的比我媳妇腌的香。好得恨不能把自己媳妇的大腿送过去给对方捏一把。

　　以后，不仅罗清浏，而且他的老爸也成了我们猪场的常客。罗坎的结构也慢慢有了一点点小变化，当年，祭拜“业华祠堂”里的祖宗被定作是封建迷信。于是，再多跑几步，到猪场去，就成了罗坎人日子里的新生事物。动不动就会有农民和江湖上的人跑到猪场来，找先生们评公道。这样，慢慢地“村部”就和“祠堂后”分了工：婆媳之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村部”，有重大纠纷就上猪场。猪场的那几位老兄除了养猪，又有一点儿像陪审团里的角色。他们说话不多。张礼训说：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但是，他们若说了，罗坎人定信以为真。就是村长和村干部也没有对先生们出言不逊的。罗坎那个地方，规矩很大，我爸常说：知识分子有好新癖，喜欢自己整自己，结果，什么都给你砸了。文化倒是农民在守着。

　　“祠堂后”在罗坎村不仅有政治地位，而且有灵气，连猪都能教成士兵。不信？张礼训的典故里说：孙子能把吴王的三千美人训练成士兵，我们怎么不能？古人能做到，我们要做到，古人做不到，我们也要做到。倘若猪场五百头猪成了五百个士兵，那《孙子兵法》都得重写。

　　在我的记忆里，“祠堂后”猪场红墙上写的标语是：“农业学大寨，科学养猪好”。现在看，那前一句是“中学为体”，后一句是“西学为用”。为了这个目的，老戴、老耿、小耿和张礼训都睡在猪场，我和我弟弟也睡在猪场。我爸是场长，猪场就是我的家。不臭。我们的猪讲卫生，懂礼貌，一窝一圈，喂食在屋里，拉屎到墙根的小洞口。清浏河接过一条水管，猪场的家伙们先洗澡后洗猪。虽说养猪是体力劳动，文人的脑子闲不住，那么多聪敏脑袋窝在这么一个小山村里，还不想着点子干点儿流芳千古的事儿？大胆假设之后，就是小心求证。老戴、老耿、小耿管猪儿们的“条件反射”，张礼训管它们的“思想教育”。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进我们猪场就跟进军营一样。猪儿亮灯吃饭，摇铃拉屎，排队散步，让人都不忍心吃它们。猪的聪明我是从小就知道的。我养的小猪崽子是学龄前儿童，“军营”里的那一套还不会，但人家就已经会抱着奶瓶喝米汤了，粉红的小鼻子顶住我的肚皮，就跟我生的一样。

　　“祠堂后”猪场的奇迹，又让罗坎的农民惊讶不已。罗坎的猪几千年都是在屎坷子里吃，屎坷子里拉，啥时候成人啦？于是，猪场就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希望之星。罗坎人要是抱怨穷日子不好过，会说：“活得不如猪”，或者“还不如投胎到‘祠堂后’”。我长大以后，读到伊壁鸠鲁讨论猪的幸福，脑袋里理解的猪全是我们猪场的。它们是胖乎乎的富农，优哉游哉地吃，优哉游哉地睡，天塌下来不管，肉体上无痛苦，心灵上无烦恼，活上那样一辈子，不是很幸福？突然有一天被人一刀宰死，那不是它们的错，是它们的命。至于杀它们正义不正义，到死都不是它们想的问题。这样的世界多容易，我们猪场那群成了人精的富农猪，是七十年代撒在罗坎的希望种子。

　　我记得在那样一个贫穷却到处长着“美梦”的时代，罗坎村还有一个大案子，发生在罗清浏家的酒席上，也是到我们猪场判下来的。

　　罗坎人都沾亲带故，一家婚丧嫁娶，一庄子人都能蜂拥来凑份子吃酒席。人家出了你的份子，下次该你出的时候，你也不能不出。从村长到孤寡老人，大家日子过得都差不多，份子可大可小，送一捆柴也可以算是份子。酒席也可大可小，有钱就吃肉，没钱就吃花生，吃什么都叫吃酒席，永远也吃不完。小孩子在野地里玩得好好的，说被拉回去叫人，就被拉回去，舅爷、叔爷、姑奶、姑父一圈叫下来，头顶被人拍得生痛：这娃儿懂礼。

　　那天，罗清浏跟我在七个牌坊那里打赌：牛跑得快还是猪跑得快。罗清浏十一岁，上小学。他刚从山上砍了一捆柴，说要砍一千斤，卖了交学费，读书识字。我们俩坐在柴堆上，P股底下像有一堆汉字，后背还倚靠着那个贞节寡妇的牌坊，心里很踏实，以为日子永远都会这样，再过下去就自然到了人人平等，家家富裕。后来，罗清浏被他老爸召回家去见人。

　　农民的酒席，猪场人一般不去，我爸说：“去一家，就要家家去。反不如谁家都不去公平。猪场本来也走不开。”结果，家家请客，过后都会使唤女人或小孩子送点食物来。那些梅花糕、麦芽糖、韭菜炒小藕、莲子糯米粥是对猪场参政的报酬，对我，却都是长久热爱罗坎的理由。所以，那天罗清浏被拉走后，我就一路采一些野花儿，跟在后边往“祠堂后”走，等着他家酒席散了，罗清浏能给我送点什么吃的来，并没想到罗家去凑热闹。我心里是小孩子常有的那种无缘无故却又清澈如水的快乐，从第一个牌坊走到第七个牌坊，似乎觉得有一种水稻一样整齐的秩序，在罗坎的空气里，一排一排，密密地张开，绿色的。后来，我远远看见他们父子二人走进他家的白墙，突然又被人从院子里推挤出来，接着，吃酒席的人蜂拥往外逃，嘴里叫着：“猪吃人！”

　　原来，罗清浏家五百斤的大种猪，突然从猪圈里跳出来，发了疯一样向吃酒席的人扑来，撞翻了桌子，撞倒了村长的侄女侄孙，踩断了侄女的一只胳膊，撞掉了侄孙两颗门牙。于是，不一会儿当事人和受害人都跟着村长到红墙猪场来找几个先生评理了。这种时候，作为猪场的小孩，我是很自豪的，觉得世界上的战争都能在猪场停止。

　　受害的那家人说罗清浏的老爸想当村长，故意养出个猪八戒欺辱女人，吃人孩子。罗清浏老爸说：“没有的事。村上多少人家的猪都是这只种猪的后代，若这只猪会吃人，咱村子就是高老庄、白骨洞了。”

　　农民们或在猪场院子里蹲着，或在墙根下蹲着，还有妇女倚着猪圈的半截红墙一边纳鞋底一边看热闹。猪场的几个先生都坐在长木凳上。村长站着：“不要胡扯。清浏爹你说清楚猪是咋疯的，都喂了些什么，弄得要吃人。”罗清浏老爸说：“我家猪不吃人。它就是见不得扫帚。您那侄孙举着扫帚在院里走，猪就急了。”村民们就笑：“鬼话，还有猪见不得扫帚的事？那猪识家什啦？”村长说：“你家的猪伤了人，你不给个说法，大家伙儿放不过你。把你送进县上局子里，可就不是这么说事的了。”罗清浏老爸急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学着猪场先生训练它来着。没训练出真本事，就训出了这个扫帚疯。”

　　就在村民们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老戴、老耿、小耿、张礼训已经把案情搞清楚了。他们说：“条件反射。你训练猪的时候用扫帚打它了吧？”

　　“不打怎么训？”

　　罗清浏老爸如实招了。人家原来有了雄心，也想把自家的猪训练成士兵。猪不去粪坑拉屎，用扫帚打，猪不等亮灯就吃食，用扫帚打。四年打下来，就把猪训练成了“扫帚疯”。

　　“科学是打出来的吗？”村长语重心长地说，“若打能成事，不要猪场啦，办成刑房得了。科学也是你这样种田人碰的？”罗清浏老爸嘟嘟囔囔地说：“孝子不都是打出来的？越打越孝顺。”

　　结案。村民们给罗清浏老爸两个选择：一是，杀了种猪设席，给全村人赔不是，猪头给村长侄女；罗清浏给村长侄女家捡三个月牛粪，跌打损伤一百天，至人家膀子好了为止。二是，把种猪贱卖给猪场，钱分三份，一份给村里公积金，一份给断了胳膊的女人，一份清浏老爸自己留着；罗清浏给村长侄女家割三个月的猪草，至人家膀子好了为止；至于侄孙的两颗牙，就算了。奶牙，迟早要掉，村民也就不追究了。

　　罗清浏老爸在两个惩罚中选了后者。罗清浏听说他要给人家割三个月的猪草，脑袋后面小辫子一甩，跳起来就说不公平。他爸的邪猪撞了人，他凭什么要去割猪草。割猪草这活儿可不像到茅坑发放报纸那么神气，还累人。

　　村上的人说：“你和你爸还分家？”

　　罗清浏小脾气还挺大，站起来就要走。张礼训一把拉住他，要做“思想工作”。才说了一句：“子为父隐，木兰从军，割股啖母，说的都是小孩子要替家长分忧。”被罗清浏胳膊一甩，推了一个趔趄。

　　这下风声急转，大家都从罗清浏家的猪转过来说罗清浏的不是。公平是一村人定的，不是你一个小孩子说了算的。结果，倒还真的成了棒打出孝子，罗清浏的老爸当众抄起扫帚就打罗清浏，嘴里骂着：“打死你这个小杂种，当奴才的命还敢翻天！”有人嘴里说别打，也有人说要打，大部分人等着看热闹。一扫帚打下去，罗清浏头上肿起一个鸽子蛋。

　　我心里非常同情罗清浏。罗坎人打孩子都喜欢当众打，从来不顾小孩子的感受。罗清浏老爸明显是要打给人看，下手还不算重，有真打的，能把小孩子的耳朵给割下一块。我知道罗坎人有欺负弱小的毛病。以后，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觉得其实就连那些牌坊上说的事儿，也都是欺负弱小，没有公正可言。凭啥人家十九岁守寡就得养一群儿子？凭啥九岁的儿子要养四十岁的老爸？明明是社会或成人的责任，却都推到家庭或小孩子身上，难怪中国过去几千年也不用养老院、托儿所。如果，社会福利问题各人自家解决，那社会公正自然也是各家自己的事。要那些民法宪法干什么？罗坎人自有自己的规矩，人和人之间的位置就是这些规矩排出来的。不然，谁养人，谁被养呢？

　　罗清浏挨打那天，很是难堪。脖子拧着，小辫子也散了，黑乎乎的手背不住地在细长的眼睛上揉一下，眼皮一眨，就有一滴眼泪滚出来。他本来就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像一大一小两颗黑豆。那天，大黑豆里全是委屈，小黑豆里全是仇恨。最后是我爸和两耿跑过去拉住了罗清浏老爸的胳膊，告诉他：“猪场不是打人的地方。要科学育人。”先生们发了话，大家都得了台阶下。罗清浏老爸的凶器停在空中，农民们也点头称是，说：“要能把人育得像猪场的猪那么听话就好了。”

　　结果，小小的罗清浏还是被村长和村民们逼着写了一份检讨书，贴在某一个关于当孝子的牌坊上，让各处到“江湖”上赶集的人读。在那几个牌坊上，动不动就会贴上一些检讨书或者喜报。这是罗坎人的修身养性，罗坎人喜欢张扬自己教子有方和丰收喜讯。第二天，张礼训自家的女婿因为不肯在把旧报纸送进茅房之前，按照岳父的指示，把每一份报纸上的“张”字叉掉，引起争执，也把张礼训推了一个趔趄。同样都是“趔趄”，公平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猪场的女婿干了不敬之事，坏了罗坎的规矩，不处理，以后猪场就没有威信，如何再开口裁判是非？于是，猪场几位老兄和村长一商量，招呼村民来开会，一时呼声上下，为张礼训老先生撑腰。张老先生都不用开口，村民们就又逼着张家女婿写了一份检讨书，一视同仁，贴在牌坊上。和罗清浏的并排，风吹日晒，三个月才掉光。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罗坎是个有德性的村庄。

　　罗清浏老爸的种猪后来真到了我们猪场。那猪看上去憨厚仁慈，全身是膘，和别的种猪没区别。我爸说：它的种叫约克夏。若和苏联长白猪交配，能生很好的瘦肉猪。我爸还说：“你可以跟它玩，但千万不能给它看扫帚。它给训练坏了。”我七岁，农村野地里长大，我爸刚走，我就对弟弟说：“怎么样，我们拿把扫帚试试看？”我弟弟三岁，我说什么，他都说行。于是，我们两个人扛着一把大扫帚，向约克夏的猪圈走去。离着还有五米远，那猪突然上蹿下跳，蹦出猪圈矮门，向我们冲过来。吓得我们掉头就跑，认定它要把我们吃了。我弟弟跑了三步，大嘴一张，坐在地上大哭等死。因为扫帚在我手里，那头约克夏认定我是定时炸弹，跟着我紧追不放。直到老耿小耿对我大叫：“扔了扫帚！”我才明白过来，扔下手里的祸害，保下小命。

　　第二天，我对罗清浏说：“你家的那头猪真有扫帚疯，吃人哩。”

　　罗清浏说：“猪都没打成奴才，人倒打成奴才了。罗坎的规矩就是大吃小。等我长大，再也不回这个罗坎村。我当科学家去。让他们在这里东家吃西家喝吧。我恨罗坎。”

　　罗坎的美和规矩，甚至罗坎的怪事儿都是曲径通幽。不过，就算小孩子什么都没有，他还可以有希望长大。我们再看。

　　二 罗坎式结构的解体和各色世界人的出现

　　半年以后，陪审团和罗坎的故事都没人再提了。所有的事情都会成为过去。过去没有时间、没有远近，三十年的差距，半个地球的间隔，凡掉进过去的黑洞，都成了插在同一个黑花瓶里的干菊花。有心的时候看一眼，没心的时候忽略不计。所以，那天我在一棵大橡树底下碰见邵志州戴维邵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提被告和陪审团的事。

　　邵志州穿着实验室的长白褂子，捧着一盒大虾饭，坐在大树下的长椅子上正准备吃。树阴慷慨大方，小风呼呼，锯齿形的橡树叶子打打闹闹挤挤扎扎，在老邵的白褂子上凌乱游动。老邵头顶上的叶子、脚底下的树阴都是活的。老邵的脸也活了，比在法庭时展开很多，还有一种跃跃欲试的神情。他看见我路过，就赶快合上饭盒，笑容满面地站起来，解嘲似的说：“又当单身汉啦，做点好的自己吃，不省了。”

　　于是，我也就停在树阴下，跟他聊了几句。也都是家常话。我问他老家邵坷庄在哪里，父母身体可好；他问我老家在哪里，有没有小孩，叫什么名字，上什么学之类。然后他说他要发起成立一个同乡会或者联谊会什么的。“一个人不成家，孤单。”老邵说，“找些老乡来喝一杯，做几个家乡菜，写几笔书法，叙叙乡情，唱一段黄梅戏。到时候，请你。”

　　我对“同乡会”之类不感兴趣，就和罗坎的那种来回吃酒席差不多。不过就是一大群走向世界却依然闲着无事干的老婆们，外加几个听老婆话的学者聚在一起互相抬举，凑热闹，都是因为在自家的金鱼缸里过习惯了。美国钱要挣，中国关系要结，样样割舍不下，于是就想着切一小块中国带到美国来过。要这样，不该叫“留学”，叫“建立殖民地”得了。为啥我们中国人走到一起就要扎圈子？一有圈子就难免有帮派亲疏、背后说坏话，烦不烦？而且，在美国，圈子里的人一闹，还没有一个“祠堂后”做仲裁，最后都是不欢而散。我对老邵说：“戴维，别以为我是你在法庭上看到的那个正经人儿，你要把我弄进你的同乡会，你就是自己把一粒老鼠屎扔进了自己的粥里。”老邵说：“哪能呢？不过是聊以自慰、自得其乐的事情，人总得活得有点情趣。”

　　他邵志州戴维邵还真有本事，一个月后，不仅建立了同乡会，召集着要过中秋节，还打电话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个人，男的，这个人中秋之夜非要见我不可。老邵卖关子，就不告诉我这人是谁，叫我自己想。

　　我费劲想了一圈儿，实在想不出哪个旧情人能跟老邵沾上边。

　　中秋快到了，老邵热情洋溢，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来，要我说定到他家去聚会。还说他这是要谢我。

　　那样的聚会叫“罗坎模式的高级阶段”：厨房里，一群老婆围着小桌子包韭菜饺子，说着张家夫妻买了新房子，李家儿子赢了钢琴赛，王家岳母摔断了腿，赵家先生才找到新工作；客厅里，几个先生坐在沙发上谈癌症（老邵在癌症实验室嘛），谈升迁，谈中国变化真大，谈油价上涨，一个个都很爱国。若碰巧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来了，还会真不真假不假地说谁谁谁你该得诺贝尔化学奖。要是有人指出我来，说这里还有个不搞癌症的，会写诗，那下面一句就是：好呀，还有诺贝尔文学奖等着呢。这种鬼话，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把人羞愧至死。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得个奖都目的明确：好做人上人。像我这种介于老婆和先生之间的文人，过日子凭兴趣，且没有宏伟目标，头上还插根草标：离异。在这样的聚会上只能手足无措，上下游走，东转转，西转转，在人家书架上抽本名人传记翻翻，又拿起人家儿子的电动玩具开动一回，等着主人叫：吃。

　　我干吗要去？不去。所有结圈子的事情我都不喜欢。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要结圈子，回老家去得了。我们罗坎式的圈子才叫抱得紧密，用得着到美国来？我对圈子里的人事帮不上忙，对圈子里的人也无所求。中秋之夜那个要见我的男人，可以给我买花呀，可以请我吃饭呀，跑人家家去干什么？还给人当一个筹码逼着我也去应酬罗坎茶馆里的赵钱孙李。见他的鬼去。这种鬼鬼祟祟的男人绝不可能是我的旧情人。除了两三个旧情人，我谁都不稀罕见。

　　于是，中秋之夜，我吃了三个鸡蛋，还拿了其中一个大的双黄蛋在儿子眼前晃了一晃，对儿子说：“你妈吃恐龙蛋。”儿子八岁，不太好骗了，斜了我一眼，平静地说：“那是弟弟妹妹蛋。”人家见过双黄蛋，认定一黄为弟弟，一黄为妹妹。家庭和睦，中秋团圆。只是门口汽车喇叭一响，儿子从椅子上跳下来，拿起他的恐龙机器人就跑，到小朋友家过周末去了，不跟我过什么中秋节。我把腿跷在矮桌子上，给女朋友打了两个电话，骂了几句经济贪污犯。过了一个随心所欲的中秋之夜。

　　到了晚上十点半，邵志州戴维邵突然来了。跟他一车来的还有那个对我情有独钟的鬼祟男人。那男人一冒头，天呀，那是我的前夫！

　　老邵真是送货上门。我好不容易退掉的，他给我贴上“中国制造：使用一次，百日有恩”的新品牌，送回来了。我叫道：“老邵，你到底要干什么？没人管你就不能活？我看你还真成了一族之长呢。”

　　老邵嬉笑着脸：“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人家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一趟，总共十天，还抽出一个晚上来看你，够情义啦。别怪我多事，我这也是情面；咱们是党校校友，就跟战友差不多。下面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两小时后，我来接人。”临走还没分没寸地加了一句：“大家往前看。”

　　我和我前夫离婚，离得是斯文扫地。他本来就是一张苦大仇深脸，老婆要跑要离婚，还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一边打一边说：“现在不打，以后就打不到了。临了也要叫你知道家规。”家规是什么，我在罗坎就见过：谁弱小就吃谁。挨他一顿打，我还能和他做朋友？跟他一起手拉手向前看？

　　现在，我前夫上前两步，没事人似的往我面前一站，嘴里说着：“乡亲乡亲，离家越远越亲。”我恨不得当时就变成母夜叉孙二娘，给他一叉子铲出去。

　　洋人离了婚能当朋友，因为双方平等，脸对脸说话，一方再厉害，也不能把另一方的自由拿了去霸占着不还。婚姻本来是契约关系，若闹到动手，就成了“家庭暴力”，法律在头上看着，陪审团给你做主。中国人就难做到了。我那结婚证就像卖身契，你要离，你就是没良心，害人虫，背信弃义，不懂妇道，坏了人家的名誉，断了人家的仕途。上上下下，一大圈亲戚朋友来劝你：三思而后行。弄得你吵架都不敢当人面，怕让双方父母、祖父母伤心，折了他们的寿。所以，凡我和前夫大吵大闹，都是在外地的大街上，没人认识。只有一次是在回罗坎时吵的。那次，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离开十八年后，罗坎不会有人再认识我了。结果还是被儿时那个发誓不回罗坎的小朋友罗清浏当街认了出来，让我大跌面子。

　　那次我们两人回罗坎村，是因为我前夫要寻找一个带职锻炼的点儿，下去一年，回来好升官一级。两家老人都劝我跟着去玩几天，来他个“旅行弥合”，只当出去玩一圈，便能统一观点，统一标准，统一价值观。没想到才走到清浏河边的“江湖”，还没见到那七个牌坊，我们就基础倒塌，指鼻子上脸地干了一场。起因是：我那个五短身材的前夫一挥手，从兜里掏出一张证件，在罗坎村鱼铺子上一晃，说：“看清楚了，我是上边来的！”卖鱼的汉子正在和旁边卖鸡蛋的女人打情骂俏，顿时转过脸来，从鱼篓里拎出一条大青鱼，递到我的鼻子底下，弯着腰，人矮了一截，龇着黄牙，笑成一盘向日葵：“活鱼，活鱼，刚抓上来的！”我转身就走，当时就给我前夫起了个外号：石壕吏。

　　我前夫那张唬人的招牌不过是张工作证。在到罗坎村的路上，他已经先后甩出来两次。不过是要带职下放，搞得像个钦差大臣。那天，我在前，他在后，在“江湖”上疾走。先是他要我说清楚，为啥骂他“石壕吏”，然后我们就停在街心，从“石壕吏”吵到“非离不可”。最后他手一伸说：“东西拿来！”他指的是那条戴在我脖子上的“狗链子”。我说：“我还你狗链子，你还我自由。”他说：“不识好歹的东西，老子在深圳花了三千块钱买的，24K金！”

　　罗清浏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路边看热闹的人群中走过来，把我拉到身后，说我是他妹妹，打老婆不能打到娘家来。“石壕吏”矛头一转，对罗清浏吼：“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石壕吏”的老家是朱家集，说起来是个比罗坎还小的村子。他心眼小，雄心大。心眼小表现在：自从跟他结婚以后，不但我的男朋友被他吓得不敢再来找我玩了，连我的女朋友也不敢来找我玩了。雄心大表现在：他不会平视说话，要么仰着头说奉承话，要么眼睛朝下教训人。这样他就总是处在向上爬的过程中。那天罗清浏戴着眼镜，两个眼睛一样大了，且穿着军装，不像罗坎村当地的农民，“石壕吏”一时不能决定该如何对待他，吼过之后就停住了。而我因为被小朋友在一种丑陋的状态下认出，很有点难为情。我们两个人的战争告停。

　　在罗坎的三天里，“石壕吏”对罗清浏一直戒备着。还说我到罗坎，原来就是要见这个男人。罗清浏当时刚结婚。后来，我们到罗家，罗清浏的母亲误把我当做罗清浏的新媳妇，“石壕吏”当堂就认定我七岁的时候和罗清浏有过一划子。

　　罗清浏的母亲在灶膛里煮了冰糖鸡蛋拿出来，叫我们吃吃吃。罗清浏告诉他妈：他媳妇有采访不能回来，而我是以前猪场先生家的丫头。他妈大为放松，一件又一件把身上穿的毛衣脱下来。脱了四件之后，手腕上露出一个大手表。罗坎村的人富裕要摆在脸上，这样没人敢欺负。在九十年代初，罗坎人富裕的象征是毛衣和手表，比七十年代空得一门城里亲戚实在多了。罗清浏他妈说，媳妇是个军官的女儿，不敢轻慢了人家，把家里的毛衣全都穿上了。就是穿这么多毛衣烧火，实在太热。

　　罗清浏他妈这句话里提到“军官”，使“石壕吏”改变了对罗清浏的看法。我说：“七岁的时候，我和罗清浏一起看过猪交配。”他居然还有了一点笑脸。我知道他是装笑，就跟罗坎村的妇女用毛衣来装门面一样，想当官的文人都会用谦和的笑脸来装门面。笑也可以有好几层，根据对方与他自己的相对位置决定给多给少。那回他像洒花粉一样洒了一点笑，并同意和我们一起去“祠堂后”猪场看看。

　　罗清浏他妈说：“你家猪场改成幼儿园了。娃娃们讨个灵气好考大学。”

　　把“祠堂后”变成幼儿园，是罗坎结构在新时代的重大变动。其意义比当年猪场参政还伟大。以前，大人下水田插秧，小孩子就在田埂上抓田鸡、玩泥巴，到天晚，小泥手牵着父母空了的水稻担子，迎着金盏花一样的落日走回家吃饭。清浏河一湾阳光，金币一样闪，今天流走了明天又流来，转来转去离不开家乡巴掌大的地方。现在，农民孩子也进幼儿园，罗坎人想着把孩子往土地之外送了。金盏花要长得像金元宝，金币要能看又能用。他们能如此抬举我们那个猪场，这在我意料之外。这是农民发财梦里的天真浪漫。不管怎么说，把孩子都送进猪场，这是“老家”对我幼年的一个肯定。我们猪场的传奇应该是能够流传下去了。

　　往猪场去的路上，过去的石板路还是光溜溜地泛着水色，两根青青的狗尾巴草在墙根上谦恭地弯着须子，有小狗从我们脚边哧溜穿过去，鸡屎味儿和糯米糕的清香同时从竹篱笆里冒出来，有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嗷嗷叫着在街口互相挥着拳头。罗坎的颜色、气味和声音都还在，只是不见有一大群邻居从各自的土门楼里冲出来拉架。碰巧这两个男人打到我身边来，我便一把揪住一个大汉的后衣领把他往后拖，嘴里叫道：“回家，回家。”罗清浏便把那第二个男人也往他自家推。“石壕吏”把手插进兜里，以拔手枪的姿势，去拉他那张王牌。

　　罗坎的两个男人并不恋战，似乎就等着有人出来推他们回家。没等“石壕吏”的武器出手，战事就以罗坎的传统方式结束了。两个男人各自站在自家的土门楼里喘着粗气说：“明天走着瞧。”一个坐在自家门洞里蒸梅花糕的老太太叹气道：“人都走光了，不归家了，拉架的人都没有了。”

　　等我真看到“祠堂后”改成的幼儿园，我又担心起罗坎判案子、断是非的事情，不知哪个机构司掌公平问题了。我把这个问题向罗清浏提出来。罗清浏在军校读书多年，因为要出国留学才回家道别，脑袋里想的全是世界上的大事，对罗坎的公平问题不怎么上心。倒是铁了心要在中国干的“石壕吏”说了话，他说：“现在市场经济了，又不要那么多平均分配，公平问题都可以用经济杠杆来解决。”

　　那时候，“经济杠杆”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我脑袋里想着的是一根金箍棒，金光闪闪，被尖嘴猴腮的“市场”拿在手里滴溜转，把罗坎农民甩出了土地的磁场，成了一片一片零星的小铁片，自由鸟一般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巡视，哪个枝头有金果子就落到哪里去。按照“石壕吏”的理论推下去：既是四海为家了，“村部”、“祠堂后”本来也就可以废了。谁家的猪要是再踩断人家的胳膊，撞掉人家的牙，放到“经济杠杆”上一称，赔他几个金果子就是了。用钱来计算是非，不像用礼数那么麻烦，单位为“元”，清清楚楚。这也挺好，若用礼数，是非对错都在前人的框子里定，反倒说不清今人的公平不公平，不老不死的只有“钱”。

　　旧时司掌罗坎“公正”问题的机构废了，但奇怪的是“业华祠堂”的香火却前所未有地旺盛，门匾上“孝悌出忠义”五个金字刚重新描过，发出威仪庄重的亮光。进进出出的老人儿童，个个敬香敬果，求祖宗保佑他们在外打工的亲人发财致富。罗清浏在路过罗家祠堂的时候有了一些感慨，他说：“等有了儿子要带回来拜拜，祖宗保佑起子孙来，想必比菩萨还卖力。”

　　我说：“你小时候说离开罗坎再也不回来了。”罗清浏就憨厚地笑：“这就要出国了，真不能回来了，想法倒变了。有些事儿身不由己。家总归是家。”在对罗坎村的态度上，我从来没有罗清浏那种“一去不复还”的偏见。他是土生土长，却没有我这个外来人家乡情结重，我永远喜欢绿油油的水稻田和白糯香甜的梅花糕。看到祠堂后幼儿园里，儿童蹦蹦跳跳，过的还是我小时候的好日子，我真有点儿后悔：要是嫁给罗清浏，也许能混到“罗业华”他老人家的恩荫之下，也生几个罗子罗孙。可惜我年幼无知，心大了一点，要找一个有文化且上进的，却不知道文人上进就是入仕求官，结果错嫁了“石壕吏”，明明学的是“流体力学”，整天想着的却是“平衡权力学”，我看着都累。

　　就在这时，“石壕吏”拍着罗清浏的肩，说：“你们罗坎和我江西老家朱家集是一种风格，像。我祖上是朱熹的后人。你们罗家能沾上罗吒吧，托塔李天王的后代。”

　　当然，我们都是北京猿人的后代。嫁给谁都是英雄的子孙。

　　从那次去罗坎到现在，又有十来年了，收集往事的黑花瓶里，又多了几枝干菊花。如今，前夫“石壕吏”新衣新裤跑到美国来看我，那是“朱买臣”来看“会稽愚妇”的架势。他已经爬上了做家长的位置，把多少年前老婆闹离婚丢失的面子挣回来了。他肚子鼓得像个小地球，红领带在紧绷绷的前胸挂下来，狗舌头一样拖在肚脐眼下。头发只剩三条，风一吹，就飘到一边，又被他抓回来，小心翼翼地放回头顶，恰好完成“欲盖弥彰”的任务。他向周围打量了一圈，递过来一张名片，说：“你这房子不错，在美国当个教授也算是够上中产阶级了吧。”我看了一眼他的名片，就知道他其实是说：你不就一个房子么，我这几年官职有了，学术地位也有了，钱也有了，进退自如，比你在美国社会地位高。

　　从前人给皇帝当官，得精通道德文章，不必“博导”。现在，现代化了，当个县级市的行政官，名片上还得写上“博导，流体力学”。我说：“没听说你读过博士呀。”他说，一九××年以前生的当“博导”不要博士学位。言下之意，你跑到美国白花六年才弄到一个博士，不如我在中国等着，日子一到，直接弄一个“博导”。用生日决定学术水平，这种标准很有中国特色。不知哪个官儿生在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定下了这条生死线。我忍不住要开玩笑，说：“原来你是赶上了‘黄金分割’。”

　　可惜跟“石壕吏”开不出玩笑来，他平时板着一张“衙门脸”，这辈子恐怕只玩过一次幽默。在儿子过四岁生日的那天，他从中国给儿子寄来一张生日卡，上面说：“你爸爸评上正研了！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石壕吏”从政多年，却从来没有和技术断钩，拿个正研究员再一心从政，脚跟硬，现在当官得有高学历，这是他多年的计划。他的幽默是想告诉我：计划实现了。可咱那四岁的儿子，正日夜热衷于恐龙，就像我当年热衷于肥猪一样疯迷，见了一个新物种，立刻就要归类。他摇摇摆摆走过来，举着生日卡，要我给他爸回信，问问“正研”是“翼龙”还是“毛鬼龙”。

　　两小时很长，我既想装成文明人，大度有礼，又觉得你把一个人看得那么透，还装什么装？那些“当街大吵”早就让我知道他和我骨子里都不是文明人，是毛贼。我是罗坎村养出来的，他是朱家集养出来的，我们其实门当户对，不同的是，他想做官，我想做人。他要像蔓子一样在一个三脚架上爬，那叫“官架子”，搭在那里上千年。一个等级结一个瓜，为了当某个位置上的“瓜儿”，他得使劲往上爬，还得左扯右拉，跟其他的“上瓜”“下瓜”“平级瓜”拉扯好了，才能不掉下来。而我，作为一个“官瓜妻”也得站好自己的位置，要当一片硕实肥大的绿叶，托着这个瓜，供着这个瓜，替他吹牛，大声吆喝：“不甜不要钱。”还要别有用心地访问其他“瓜妻”，手里拿着东海鱼油、西海除皱霜。我曾经问过他：既然有经济杠杆了，你那么想当官干什么？他说：“有的人有钱，能办成事；我当官，没钱也能办成事。”这个回答很有一点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味道。要是我说：我是诗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那我就只剩下一条路：挣断瓜葛，揭竿而起，战斗到离婚为止。这是一种选择：当傻瓜，还是当人？

　　现在，我们各得其所，本应无爱无恨，各走各的路，可我却又在心里狠狠地看不起他，而他却踌躇满志，要向我证明他的成功。当我们对面坐着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个收集往事的黑花瓶里，与他有关的好事儿就没插进来过一枝。就算谈恋爱时有过几枝好的，也都给我拔出来扔掉了。我们除了小孩子，没什么话可说。

　　“石壕吏”问：“儿子在干什么？人呢？”

　　“到小朋友家研究恐龙去了。”

　　“别尽让他研究古代的东西，没用。他得走向未来。”

　　“用不着你操心，未来早有了。人家的儿子叫‘南光’。”

　　“南-光？”

　　南光是某本《儿童食物指南》的作者，那本书封面上有个胖脸娃娃，“南光”二字就写在胖脸娃娃头顶上。儿子早就指定那是他的儿子。我当时就肯定了。南光是我孙子。

　　“石壕吏”说：“我要和儿子谈谈话，叫他好好学习。”

　　我就拨了电话到儿子的小朋友家。儿子很文明，对他爸说：“您好。祝贺您又结婚了。”

　　“石壕吏”说：“你还学中文吗？”

　　“我妈说我太难教，她以后教南光算了。”

　　“别跟我提南光，谈别的。”“石壕吏”不耐烦咱们这个子虚乌有的孙子。

　　儿子就换了一个话题：“我妈说你的新太太像个汽油桶。”

　　这下，我暗暗叫苦，童言无忌。这话是我说的，我出于怨恨、蔑视和看笑话的丑恶心态说过这话。尖刻是我的毛病。“石壕吏”皱着眉头：“嗯，她没有你妈漂亮，不过比你妈年轻。”

　　儿子又说：“那您要当心，不要生个儿子太丑。”

　　“还行，他才生下来，还看不出美丑。”

　　“他叫什么名字？”

　　“还没取名字。”

　　“那就叫‘南2光2’吧。”

　　“什么？这是啥名字？”“石壕吏”对儿子叫道。

　　我笑，还有点幸灾乐祸。儿子是聪明儿子，他脑袋里想什么，我当然知道。儿子喜欢《星球大战》里的机器人。那个机器人脑袋半圆，银色和蓝色相间，叫“R2D2”。“南2光2”，翻译得好，既创新，又科幻。可惜“石壕吏”是朱家集出来的，不懂在我离家出走后，过去的家庭结构就解体了。儿子既不是罗坎人，也不是朱家集人，人家是“新世界人”，前关心恐龙，后关心宇宙，科学得很。他爸那套“学而优则仕”，换成“新世界人”的语言，不过是“找工作”。他爸折腾了半天要当“人上人”，在“新世界人”的时代是“职业歧视”。

　　“石壕吏”和儿子没话谈，挂了电话，抱怨了两句：儿子没大没小，一点规矩都不懂，真是跟谁像谁。意思是我把儿子带上了邪路，将来恐怕混不到他的水平。此后，我们这两个在闹离婚的过程中，把对方所有老底都骂遍了的旧人，就脸对脸，无话可说了。干等着那两小时过完，他走人。

　　后来，“石壕吏”想到了一个我们两人都感兴趣的题目：罗坎。他说罗坎村没了，三年前被市里收去当民俗公园了。他邀功说：“罗坎民俗村的建设是我抓的。很有特点，你下次再回老家，就要买门票了。”

　　“那村里人呢？猪场改的‘祠堂后’幼儿园呢？”我问。没想到一个人的老家还能就这么没了。把一种生活方式存起来，展览给人看，是为了让它更值钱还是更不值钱？

　　“石壕吏”说：“从我们上次去过罗坎之后，没多久，罗坎村就样样都走了下坡路。村子越来越空，留不住人。到现在，只有那个沾了你家猪场风水的幼儿园还发达。青壮年一个个都进城打工去了。孩子留在罗坎，老年人在家给年轻人看孩子。”

　　看来“经济杠杆”还真是条金箍棒，一点都不含情脉脉，一直打到农民的老家去。“石壕吏”描述的是一种新的家庭结构，和我小时候见过的四堵白墙一家人，三顿饭一大家子围在一张桌子吃的罗坎家庭不一样了。罗坎的人不再像小铁屑一样被绿油油的水稻田吸引住了，工厂和城市是力量更大的磁场，把农民从土地中拉出去，嫁给社会工业化。七个牌坊撑了上千年的罗坎和我的小家庭一样，说解体就解体了。最后，连“老家”头上也贴上了商标，拿出来卖钱。真不知罗坎人东家的份子，西家的酒席，数不清的礼数和修身养性的情趣在离开土地之后，都变成了什么样子。

　　“石壕吏”开始对我提罗坎出去闯生活的人，谁最出息，谁最坏。报了几个名字我都不记得了。最出息的那位当了什么“罗总”，最没出息的当了“杀人犯”。“石壕吏”见我记不得这些人，就扳着指头算，算了半天，算出来“罗总”是罗清浏的表妹夫的堂兄，“杀人犯”是罗清浏堂姐夫的表侄。这关系一算清楚，他问我：“这下你该记得了吧？”我说：“我记得罗清浏后脑勺上有块大疤，他叫我用黑蜡笔给他涂成黑色。我花了半小时才涂上去。”

　　“石壕吏”说：“你从小就喜欢男人头。”他话里带酸带刺，我立刻回击说：“可惜，挑多了，一头也没挑到。”我知道我很讨人嫌，不会让步。但“石壕吏”明显过了吵架的年龄，有了一些领导对待群众的风度，他只是说：“十几年前我们到罗坎，我干了什么坏事，你要叫我‘石壕吏’？要不是我坚持搞民俗村，你老家罗坎恐怕已经给房地产公司拍卖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他“石壕吏”，他干的那点儿事，最多也就是个拉大旗作虎皮，既谈不上腐败，又谈不上贪污，但我的容忍度从来比较狭隘。我说：“你拿了人民的权力，只要你不代表人民了，你就是腐败了。”

　　“石壕吏”说：“跟你说白了，我还真不贪。想当官做事，都得我这样活。这次抓民俗村，整下了罗坎的村长，那才叫‘石壕吏’。利用计划生育睡女人，利用修路卖土地，拿回扣。不像话。”

　　罗坎村长们在我记忆里都是老农民的形象，一时间怎么变成地主了？也许私欲就像性欲，在人本性里，一刺激就活。金箍棒不仅能打人，还能变成蝇子，钻入肚皮里去，把欲望都给发酵起来。“七个牌坊”和“农业学大寨”的时代，没这个发酵剂。农民是蜂巢里的一只工蜂，和家族不分家，蜂巢在，工蜂才能活。那时的人理解的“个人”，是家庭结构里的个人。每个个人所在的位置都是家庭结构里的位置。他们长得都很像，举止也相似。你放一个屁，我就知道你肚子里要拉什么屎。风调雨顺之时，这些大哥大姐、干爸干妈就喜欢在屋檐底下闹事骂街，屁大的一点事儿也能闹出帮派情仇来。其实，那是因为大家心里踏实。“家”是有的，怕什么？你爸的猪伤了人，你就得去给人割猪草。你做，给你一碗“精神饭”吃，叫你孝顺儿子；你不做，给你一扫帚“皮肉苦”，管着你灭了人欲。碰上为所欲为不听管的，还可以枪毙。大家异口同声，你只好为别人活。

　　突然，资本成了钻进茅草房的大象，挤倒了桌子，撞翻了凳子，进得来，出不去。罗坎的农民像被人捅了蜂巢的工蜂，漫天飞，自由了。过去对付“人欲”的家法不灵了，手一松，楼房跟着钱流出来，商品跟着钱流出来，农民跟着钱流走了。不会在财富的洪流里游泳的，成了最受欺负的一群，会在财富里游泳的，拿到财富也不知道要财富的目的，一碰就成为最容易腐败的一群。

　　话讲到这里的时候，老邵来接人了。“石壕吏”站起身，手放在肚皮上，说：“我们谈得很好，以后再谈。趁你俩都在，托你们一件小事：我有个领导，是个老总，最近把儿子送到美国来读书了，就在小戴的大学。能关照就关照一下，小孩子叫罗洋，会点武术。我叫他过两天来拜见你们？”

　　老邵说：“没问题，校友的嘱托嘛。”

　　我说：“我不管，老邵愿意老邵管。”

　　“石壕吏”说：“这个罗老总就是刚才跟你说到的罗坎出的能人。和你的朋友罗清浏沾亲。这罗洋就是罗总的儿子。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看在罗清浏的面子上，他的小表侄子你总该关照一下吧？”我说：“幸亏我没嫁给罗清浏，嫁一个就等于嫁了一县城。我好不容易才和你们朱家集离清了，这又冒出一县城。”

　　“石壕吏”并不放弃：“这样说吧，那小罗洋还是你的校友，人家也上过几天猪场幼儿园。”

　　到这时，我完全明白了“石壕吏”今晚专门来看我的目的。离了婚，还指望我继续给他当绿叶子。又扯出我的罗坎旧情，又给我找了个校友，又当着老邵的面说，就是让我不好拒绝。说起来不就是关照一个孩子吗？其实，是他大蜘蛛吐网，离了婚也让你逃不脱。他对你好必是有目的。我说：“你还是‘石壕吏’的风格呀，‘领导’就是你的爹娘。”

　　几天后，罗洋来访。这个罗洋人高马大，穿了一身全棉的衣裤，耳朵上戴着耳塞，手里拿着MP3唱机。属于罗坎式结构解体过程中长大的新一代，在我们猪场幼儿园上到大班，被父母接进城。现在又到了美国，从衣着看，也像个新世界人。说起话来有一点罗坎口音，可以叫做有罗坎特色的世界人吧。他一来，也自称和我是“校友”。我问他还记得多少“祠堂后”，他说记得墙上写的口号是：“计划生育，科学育人”。这个口号让我感到亲切，和咱那“科学养猪好”是亲戚。

　　罗洋给我带了一条围巾做见面礼，还送了我儿子一支笔。我也没拿那围巾当回事，天冷了就随便扯来一戴。结果在校园里碰见一个越南籍的女秘书，她拿着我的围巾角赞不绝口，说，你有这么好的围巾呀！又说了一个什么名牌，我还没有介意，直到她说，这条围巾要五百美元，我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