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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豆汁记

　　叶广芩

　　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

　　……穷人自有穷人本，有道是我人贫志不贫。

　　-京剧《豆汁记》金玉奴唱段

　　一

　　莫姜被父亲领进家门的时候，我正趴在桌上做作业。

　　这个细节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刚上小学，我被那些莫名其妙的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搞得一头雾水，几乎要把书扔上房顶。可能学过注音字母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混沌未开的小孩子，刚上学便接触这些抽象符号，其难度不亚于读天书。这些符号让我对学习的兴致大减，其实那时我已经能读懂《格林童话》，也念过《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稚必读，知道了些“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的规矩，自认大可不必回头再学这挤眉弄眼的“ㄅㄆㄇㄈ”，就日日盼着教国文的马老师发高烧起不来炕。也许是这个原因，马老师的确老生病，常常上课铃声响过，教室里仍旧嘈杂一片，如吵蛤蟆坑。闹声中进来了张老师、王老师，都是代课老师，她们教得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便学得十分地糊涂，十分地勉强。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多留作业，以免我们放了学去野逛。于是，我课余的很长时间得跟这些“臭蚂蚁”（我一贯将注音字母称作“臭蚂蚁”）打交道，把人的心情弄得很糟糕。现在，注音字母被汉语拼音替代，小孩子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现在的孩子都聪明，没把它太当回事就过去了。那时候的我却过不了这一关，对那些面目狰狞，跟日本片假名长相相近的符号至今深恶痛绝。

　　莫姜来的那天下了雪，是入冬的第一场雪，雪不大，下得羞羞怯怯，但是很冷。母亲让看门老张给各屋挂上了棉门帘子，以挡住北京肆虐的西北风，挽留住房内的些许温暖。因为战事，西山的煤运不进来，取暖成了大问题，家里除了父母的卧室和堂屋生了炉子，其余各屋都冷如冰窖。我的手背、耳朵和脚都生了冻疮，手尤其严重，肿得发面馒头一般，还流着黄汤，看着甚是悲惨。那时候，小孩子都生冻疮，没有谁特殊，我特别怕屋里热，一旦暖和过来，手上、脚上的疮就开始痒，痒得无法抓挠，痛苦不堪。

　　傍晚，饭已经吃过，我举着书本，在母亲的房里艰难地用那些“臭蚂蚁”拼出了一句话：“大风刮破了蜘蛛的网”，知道了“臭蚂蚁”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正有些愤愤然，父亲进来了，随着父亲进来的是一股冷风和他身后一个已不年轻的妇人。

　　依着往常我会嚷着“今天带回什么好吃的来啦”，扑向父亲。但今天没有，今天父亲的身后有生人。母亲说过，女孩子在外人跟前要表现得含蓄、有教养。我是小学生了，再不是院里院外招猫递狗的丫丫，在举止上就得收着点儿。我闪在母亲身后，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父亲和这个陌生的妇人，不知父亲给我们又制造了一个怎样的惊奇。

　　我的父亲是性情中人，他的艺术气质常常让他异想天开地做出惊人之举。比如上了一趟昌平，就从德胜门外羊店弄回三只又老又骚的山羊，养在庭院的海棠树下，以制造“三羊开泰”的吉祥。那些羊都是来自内蒙古的，崇尚自由且无礼教防维，一只只长着长胡子，挺着坚硬的犄角，老祖宗般在院里又拉又尿，使劲儿地叫唤，还要不停地吃，把家里搞得臭气熏天。无奈，母亲在父亲去苏杭游历之时，让我的三哥将开泰的三羊送进了羊肉床子。羊肉床子是回民开的肉铺，也兼卖牛肉，按习惯，北京人只说羊肉床子而不说牛羊肉铺。羊肉床子都是自己宰羊，有专门的人将张家口的西口大羊赶到北京来卖，羊肉床子挑选其中鲜嫩肥美的，请清真寺的人来羊肉床子宰羊。挑羊选羊须有很专业的眼光，肉质不好直接影响着羊肉床子的生意。北京人对吃羊肉很挑剔，谁上哪家铺子买肉都是一定的，轻易不会更改，肉铺对自己的信誉的保持和对老主顾关系的维系很注重。羊肉床子一般是前店后院，买来了羊，阿訇先对着羊念经，然后才能下刀放血，用小尖刀一通分割，羊肉挂在木头架子上，羊心羊肝搁在案子上出售，迅速而有序，有时候羊肉在案子上还冒着热气。羊肉床子的秤砣是铜的，扁扁的，称完羊肉的时候，卖羊肉的爱使劲蹾那个小秤砣，响声很大，这可能是所有羊肉床子的习惯。我跟着厨子老王去羊肉床子买肉，一进铺子就提心吊胆，盯着那个小秤砣，时刻提防着那声响动，成了心理负担。所以老王就事先跟卖羊肉的打招呼，劳驾，您别蹾秤砣，我们家小格格害怕。

　　这回羊肉床子贸然进来三只老活羊，人家不收，说这三只羊是没经过念经的，不能吃；这样老的羊肉也没人买，坏了铺子的名声。老三说我们不要钱，白送。人家还是不要。老三丢下羊掉头就跑，卖羊肉的拉着羊在后头追。老三不敢直接回家，跑到北新桥上了有轨电车，卖肉的在下头骂，老三扎在人堆里不敢抬头，回来一肚子气对着我母亲撒。

　　还有一回父亲游妙峰山，去了一礼拜，赶着两辆大车回来了，车上各装了一棵白皮松，轰轰烈烈地进了胡同。看门老张站在门口望着这列车马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父亲则称赞这些松树珍贵，造型独特，让人赏心悦目。父亲找人在后院挖坑栽树，一通忙活，花钱不少，给我们家制造了一个“陵园”。母亲不便直说，很策略地提示，醇亲王在海淀妙高峰的墓冢也有很多白皮松，棵棵都无与伦比，价值连城。父亲说七爷是七爷的，他的是他的，他的树长大了也无与伦比，也价值连城……好在我们没有像扔羊一样扔树，那些来自西山的伟大的白皮松还没过夏天就死完了。我们家的后院成了柴火堆，成了耗子、刺猬、黄鼠狼们的游乐场。

　　更有一回，人们传说清虚观出了大仙爷二仙爷，去顶礼膜拜者无数，据说灵验无比。仙爷们其实是两条小长虫，深秋时节，长虫们要冬藏，不知还能不能活到明年。老道不想养了，父亲将仙爷们请回家来，也不供奉，只说是两条青绿的虫儿很可爱，就当是蝈蝈养着。仙爷们被安置在玻璃罩子里，放在套间南窗台上。没几天，那两条长虫钻得没了影，害得一家大小夜夜不敢睡觉，披着被卧在桌上坐着……谁也不知道它们会从哪儿钻出来。

　　现在，父亲领回的不是羊，不是树，不是长虫，是一个人。

　　母亲脸色很平静，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无论是羊是树是长虫还是人。

　　父亲身后的女人穿得很单薄，就是一件青夹袄，胳膊肘有两块补丁，挎着个紫花小包袱，冻得在微微颤抖，看得出她在克制着哆嗦，努力地使自己显得舒展。灯光下，女人的面部青黄黯淡，脸上从额头到左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这道痕迹使她的脸整个破了相，破了相的脸又做出淡淡的微笑。那不是笑，实在是一种扭曲。这让我想起京剧《豆汁记》里穷秀才莫稽的唱词，“大风雪似尖刀单衣穿透，腹内饥身寒冷气短脸抽”，眼前这张脸大概就属于“气短脸抽”的范畴了。

　　戏里边金玉奴在风雪天为自己捡了个丈夫，在同样恶劣的天气里不知父亲为我们捡回个什么！

　　父亲将女人引到前边来，告诉母亲女人叫莫姜，是他在颐和园北宫门捡的，父亲特别强调了，他不把莫姜捡回来，莫姜今天就得冻死在北宫门，因为她无家可归了。父亲说得很轻松，就像他在外头捡了块石头，捡了块砖，自然极了。被叫做莫姜的女人头发花白，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了，即便脸上没有疤痕，也说不上好看，一双单眼皮的眼睛细细的，薄嘴唇，尖下颏儿，两个耳朵往前扇还透亮，巨大的伤疤使她的脸变得狰狞恐怖，像是东岳庙里的泥塑小鬼儿。出于礼貌，莫姜抬起眼睛，轻轻地叫了声“四太太”，便收回目光再不言语。“四太太”是外人对我母亲的称谓，我父亲排行老四，人们都叫他“四爷”，母亲自然就是四太太了。母亲看莫姜头顶梳着发髻，没有缠裹过的脚上穿着一双烂旧的骆驼鞍儿毛窝，说，你是旗人？

　　莫姜说是。说老家在易县常各庄，祖父是皇帝陵前负责点灯的包衣，祖姓他他拉，莫姜是她的名。母亲问她怎的没了住处，莫姜说原本在北宫门西边的西上村租了间房，今天到期了，房东把房收回去了。问她家里还有谁，莫姜说娘家没人了，婆家男人叫刘成贵，是厨子，前些年死了，她就一个人生活。母亲还想问她脸上的疤，张了张嘴，终没好意思说出来。莫姜窥出母亲的意思，淡淡地说这道疤痕是她已故的男人给她留下的，她男人脾气不好，那天正好在剁饺子馅，两口子拌嘴……其实就划了层皮，划在脸上就长不好了。

　　该问的都问了，该说的也都说了，经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母亲不再说什么，她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拒绝这个突如其来的莫姜，就像她没有理由拒绝那些羊和树。母亲在父亲面前从来是唯唯诺诺，这在于她朝阳门外南营房的低微出身和作为第三房填房的特殊身份。

　　父亲说晚饭他在老三那儿吃过了，只这个莫姜从中午就没有吃饭，让母亲给做点儿什么。母亲说厨房的火已经熄了，柜橱里还有一碗豆汁稀饭，凑合一下吧。父亲说也好，莫姜却感到很不好意思，但也没有拒绝，看来是饿得狠了。母亲端来了豆汁，就着房内的铁皮炉子热。那时候绝没有微波炉和电磁灶一类，想温点儿汤水什么的极难，母亲不可能为了一碗豆汁在厨房重新生炉子，那是一件太麻烦的事情。自从厨子老王回老家以后，我们家便是母亲下厨。母亲没有山东人老王的手艺，穷门小户的出身注定了她的烹饪范围离不开炸酱面、疙瘩汤、炒白菜、炖萝卜一类的大众吃食。这是我和父亲都不满意的，大家都格外想念回家探亲的厨子老王，盼着他早点儿回来。

　　母亲端来的豆汁是我晚上吃剩下的。父亲没在家吃饭，母亲便怎么省事怎么来，她在娘家当穷丫头时候爱吃豆汁煮剩饭，就老腌萝卜，我们的晚饭便是豆汁煮剩饭，就老腌萝卜。豆汁饭酸馊难闻，老腌萝卜咸得能把人齁死，我吃了两口，不吃了。母亲却吃得津津有味，拿筷子点着我的碗说，吃得菜根，百事可做，人家古代贤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贤人都行，你怎就不行，难道你比贤人还贤？

　　我说我不当咸人，这老腌萝卜，看两眼就能把人咸个跟头，咬一口能给咸人当姥姥，咸人吗，谁爱当谁当吧。母亲没办法，拿来点心匣子，让我从里边挑，我挑了块萨其马，拿了块槽子糕，正要向一块自来红月饼伸手，母亲说，够了！

　　现在，母亲把剩豆汁拿来给莫姜吃，多少有打发叫花子的意味，我都替母亲不好意思，她怎不把点心匣子给端来呢？莫姜双手接过了那碗温吞的、面目甚不清爽的豆汁，认真地谢过了，背过身静悄悄地吃着，没有一点儿声响。从背影看，她吃得很斯文，绝不像父亲说的“从中午就没有吃饭”。我想起了戏台上《豆汁记》里穷途潦倒的莫稽，一碗豆汁喝得热烈而张扬，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眼球。同是落魄之人，同是姓莫的，这个莫姜怎就拿捏得这般沉稳，这般矜持？

　　喝完豆汁的莫姜坚持要自己把碗送到厨房，一再说自己在堂屋吃饭已经很失礼了，不能再让太太受累。母亲就领着莫姜到厨房，母亲和莫姜一走，父亲就对我说，别告诉你娘，这个莫姜，是北宫门卖花生米的。

　　北宫门是我熟得不能再熟的地方。

　　当时老三在颐和园里工作，路远，平时不回家，一礼拜回来拿一趟换洗的衣裳。颐和园内有德和园，德和园东边夹道里有几个相同的小院，老三就住在其中的一个院里。院子挺大，房也高，前廊后厦，睡觉的雕花木炕嵌在北边墙里，这样的房子在有皇上那会儿不知道是给谁住的，现在住了园里的职工。没上学的时候我和父亲常到老三那儿闲住，父亲在园子里画画，我就满园疯跑，不到吃饭时候不回家。颐和园的自由岁月，充盈了我学龄前的大部分生活，里面的犄角旮旯都被我“临幸”过不知多少遍，连园子里的松鼠和水牛儿我都认识。

　　出了老三的院门往北是个小城门，北边门楣上写着“赤城霞起”，南边是“紫气东来”，我很喜欢这两个词，认真地记了。上学后，教语文的马老师让用“来”造句，我造的就是“紫气东来”，老师瞪了半天眼，让我坐下了。我错了吗？我一点儿没错！回家跟父亲学说，父亲说，丫儿这个句造得好！

　　老三家斜对面就是大戏台，有时园子里给职工放电影，幕布挂在西太后看戏的颐乐殿前，我们则坐在大戏台上看，整个一个大颠倒。也有时，有业余的京剧团演出，水平极差，服装也是瞎凑合，演出场所却很辉煌，就是“龙会八凤”的大戏台，那些演员唱着唱着唱错了，竟然能回去重新出场，也没人叫倒好，哄然一笑罢了。都是自己职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时上头演的和下头看的还要说话。有回他们演《豆汁记》，排演了大半年，还借了一个外头的金玉奴。待那金玉奴一上场，竟让人大失所望，银盘大脸，高颧骨，大龇牙，P股大得像碾盘，穿个小短袄，走路像狗熊耍叉。这副尊容还要招赘英俊小生莫稽当女婿，我真要替那莫稽喊冤了。金玉奴形象不好，但唱得不错，“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我觉得这段原板很好听，是呀，只要人好，“狗熊耍叉”又有什么关系呢？演莫稽的小生很出色，把那碗金玉奴施舍的豆汁喝得淋漓尽致，又是舔又是刮，跟真的似的。莫稽唱得也好，主要是嗓子亮，可惜，在戏里头是个坏人，他当了官就看不起金玉奴了。

　　演莫稽的是我们家老三。

　　老三单身，不会做饭，我们爷儿三个就在颐和园东南角的职工食堂吃饭。食堂的饭寡淡无味，比我母亲做得还糟糕，颐和园附近也没有好馆子，我们的饭就很成问题。老三每礼拜进城一趟，让我母亲做出一锅炖肉，路过“天福号”酱肉铺，还要买两个酱肘子，一并带回颐和园。

　　颐和园东门是正门，有御道，有大牌楼，过去是皇上、太后必经之地，肃整严谨，御道旁边没有店铺，皇上倒了几十年还是如此。南边一个小学，北边一个医院，都是颐和园的附带建筑，目前改做别用，还是没有商店。真正想买东西得出北门，即北宫门，那里有几个小杂货铺，卖油盐酱醋，早晨还有些小商小贩，提些鲜藕嫩姜来卖，多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值得一提的是北宫门西北角有个卖火烧的老赵，我之所以跟他熟识是因为“天福号”酱肘子得用烧饼来夹，买烧饼的任务向来由我承担，父亲是不屑于此类事情的。严格说，老赵卖的是火烧而不是烧饼，北京人将烧饼、火烧分得很清楚，烧饼内里有芝麻酱，外表粘着芝麻；火烧是发面，内里只有花椒盐，外头不粘芝麻。火烧个儿大，烧饼个儿小，火烧二分钱一个，烧饼三分钱一个。老赵的火烧做得不地道，里头的面常常还是生的就出炉了。我问老赵怎净弄出些半生的玩意儿，老赵说他自己就是半生的，他的老姓是爱新觉罗，正黄旗，正黄旗来烙火烧，能弄出个半生就不错啦。

　　还有一个给驴钉掌的，他说他是皇上的三大爷。

　　“皇上三大爷”送了我许多驴掌，我不知这东西有何用场，“三大爷”说，难得的好肥呀，回去泡水浇花，一棵西番莲能长得比北宫门的松树还高，花开得像石舫火轮船的轮子那么大。我回来找了个罐子泡驴掌，一日三遍地看，满屋腥臭。老三说可惜了那罐子，罐子是康熙青花。

　　我对北宫门的印象只有这些，并不记得有卖花生仁的女人。

　　父亲说莫姜的花生仁儿炒得好吃，脆香入味，咸甜适口，是泡过之后烤的，非一般拿盐土炒出的花生仁儿能比。父亲向来对炒花生仁儿情有独钟，我知道文人们都是喜欢吃花生仁儿的，大文人金圣叹，在含冤问斩前以花生米拌臭豆腐干就酒，为自己饯行。没吃几口，时辰已到，官方让他写遗书，金圣叹一挥而就，然后慷慨赴刑场。他儿子将遗物领回，打开遗书，发现遗书上写着“臭豆干臭，花生米香，香臭兼备，滋味胜似火腿强”。父亲的学问无法与“六才子书”的金圣叹相比，但对花生米的喜好上却如出一辙。大概是因了我的离开，父亲不得不亲自跑北宫门，跟那些引车卖浆者之流打交道。处在饮食单调中的父亲，自然对花生仁儿产生兴趣，花生仁儿适了父亲的口，就把卖花生仁儿的带家来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

　　好在怹没把“正黄旗”和“皇上的三大爷”弄回来。

　　喝完豆汁就该安排住的地方了，我想莫姜一定是住在过去女仆刘妈的小屋，谁知母亲却把她安置在我的房里。我不愿意和生人睡觉，跟母亲提出，母亲理也没理。其实我们家的房子很多，三进的四合院，几个哥哥都先后离开了家，大部分房都空着，母亲非要把卖花生仁儿的安插在我的睡榻旁边，不知安的什么心。老北京，谁住哪儿都是有规矩的，我们家太太（祖母）活着的时候住在北屋正房，父亲是儿子，儿子就得住在西屋，随时伺候着，随时请安，后头北屋空着也不能住。太太去世，父亲住正屋，哥哥们出去了我就住西屋，不能乱住。从里往外说，二门是垂花门，垂花门外南边是一溜倒座南房，是客人住的，有时候仆人们来了亲戚，也在南屋接待。大街门以内西南角是茅房，用月亮门隔成一个小院，与东南角的月亮门厨房小院相对。过去东南角厨房小院是厨子老王住的，西南角小院是女仆刘妈住的。茅房在院子里位于“煞位”，用屎尿压着，以恶制恶。与茅房相对的厨房，应着东厨司命的说法，将灶安在东南角，灶院有小门和正院东屋廊下相连，东屋是餐厅，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母亲没让莫姜住刘妈的旧屋说明她就没认可这个女人，没有给她任何身份，心内对她还存有疑虑和防范。

　　我极不情愿地把莫姜领进屋，母亲夹着刘妈用过的一套被褥跟进来，扔在外屋的小木床上，对我也是对莫姜说，就这么的了！

　　我的嘴撅得老高。

　　这是我母亲的精明之处，小家出身有小家出身的心计。

　　二

　　老北京家家都睡炕，炕下头有炕洞，冬天生个带轱辘的小铁炉子，傍晚时推进炕洞里，炕便一宿都是热乎的。在寒冷的北方，这不失为一种简便实惠的取暖办法。老百姓一般不睡凉炕，怕作下病，有俗话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指的是生熟不论的生猛，不是凡人。

　　那晚，我睡在热炕上，莫姜睡在小床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一来是从没有和陌生人这样睡过，二来是跟一个脸上有刀痕的人同睡，就好像和鬼睡在一起。《豆汁记》里，当了官的莫稽，以娶叫花子的女儿为耻，上任的时候以赏月为由，把金玉奴推江里去了。这个北宫门捡来的莫姜，谁又能保证她是好人？我心里埋怨母亲的粗心大意，埋怨母亲太不把我当回事，就在炕上弄出很大声响，暗示对方我并没有睡着，时刻在警惕着呢。小床上，静得如同没有人，借着窗外的雪光，我见莫姜侧身躺着，如一张弯弯的弓，一动也不动。在这滴水成冰的天气，她那一床薄薄的棉被，抵得住吗？她睡着了没有？她不可能睡着，没睡着怎么不动弹？她在想什么？

　　满心的思虑，满心的恐怖，我终熬不过没有声息的莫姜，在焦躁中沉沉睡去。

　　早晨醒来是满天的大太阳，伸了个懒腰，洒满阳光的窗户纸上有树影在摇曳，掀开窗帘，玻璃上满是冻的“大白菜叶”，外头什么也看不见。赶紧折回被窝，把头正要往被窝里缩，母亲的凉手伸进来了，在我的肚子上揪来揪去，把我弄得睡意全无。猛然想起房内还有一个莫姜，就朝外屋床上看，母亲说那娘儿们正在厨房做早点，天没亮就起来把火早笼着了。

　　生炉子，老北京叫“笼火”，是居家过日子一件寻常又麻烦的事情。笼火需用劈柴、刨花将乏煤点燃，再装硬煤，冒半天大烟，旧时的北京一到早晨满城是煤烟味儿。“笼火”是技术性很强的活儿，硬煤搁早了搁晚了火都要灭，前功尽弃，满脸煤灰是太常有的事。跟我憷头“ㄅㄆㄇㄈ”一样，我母亲也很憷头早晨的笼火，我刚一睁开眼睛她就把这个告诉我，足见她内心的满意。我说，那个女的睡觉一动不动。

　　母亲说，你以为谁睡觉都跟你一样，在炕上尥蹦儿。

　　不知卖花生仁的能做出怎样的早点，以她的出身手艺不会比母亲更精彩。老王就是老王，厨子就是厨子，人家是“萃华楼”出来的，那些京酱肉丝、烧明虾的美味鲁菜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我来到堂屋，看见父亲正坐在八仙桌前喝粥，小米粥熬得黏稠腻糊，小酱萝卜切得周正讲究，一碟清爽的暴腌脆白菜，两个煎得恰到好处的鸡子儿，简单普通的早点看着就很赏心悦目。让我感兴趣的是桌上几个刚出锅的“螺蛳转儿”，“螺蛳转儿”是一种火烧，在面剂儿的做法上复杂一点儿，需一层层把油盐卷了，横切，盘紧，压扁，先烙后烘，中间微微隆起，才算地道。桌上的“螺蛳转儿”烙得的确好，小巧玲珑，精致可爱，比我们平时吃的小了一半，小点心一样，看着焦黄，闻着喷香。

　　这些都是莫姜所为。

　　父亲吃得很滋润，满面红光，告诉母亲，老王回来之前就让莫姜在厨房干活。

　　莫姜就成了我们家的临时厨子。

　　回山东的老王再没回来，听说他家里分了田地，他愿意在家当农民，不愿意再出来做饭，活活把手艺给扔了，我们都替他可惜。老王不回来，看门老张也走了，回唐山当他的“老塔儿”去了，莫姜无处可去，就留下来。莫姜既非亲戚，也不是名正言顺的仆人，我们无法称呼她，就一直莫姜、莫姜地叫，叫顺了，也不觉得什么了。

　　莫姜不善言语，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父亲让她“在厨房干”，她就总在厨房待着，院里屋内根本看不到她的影子，好像我们家里就没有这个人，不像前一个女仆刘妈，什么都张罗，大黄蜂似的满院飞，替母亲当了半个家。莫姜说话不紧不慢的，让你听得真切又从无高声，在父母亲跟前说完话都是向后退两步再转身，不像我，动辄便调过大P股对人。莫姜走路快而轻，低着头目不斜视，无论高兴与否嘴角永远微微向上挑着。父亲说这叫“喜性”，是做人的一种很重要的功夫，无论内心想什么，外表永远是雷打不动的愉快，这种做派非一日之功，像我那样动辄撅嘴掉脸，是最没水平的表现。我在莫姜的脸上看不出什么“喜性”，一张疤痕累累的脸，倘若再“喜性”，只能是丑八怪。

　　母亲说我说得对。

　　毕竟和莫姜在一个屋里住着，我们之间的距离在慢慢儿缩短。晚上，我会以“写作业”、“背书”各种名义晚睡，等着莫姜。当然不会白等，莫姜进屋见我没睡，先是淡淡一笑，然后打开手里的白手巾，手巾里包着核桃粘、红枣蜂糕、酪干什么的，每天不重样。在吃面前，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深谙有奶便是娘的道理，谁给我好吃的，我就跟谁好，在某种程度上，我觉着莫姜比我母亲更让我亲近。

　　在我嘎嘣嘎嘣嚼酪干的时候，莫姜就准备她的床铺。莫姜睡觉前衣裳必叠齐整了搁在椅子上，一双鞋也摆齐了放在床沿下，躺下睡觉不翻身，不打呼噜，不咬牙放屁说梦话，静得像只兔。莫姜跟我说话从来都是“您”、“您”的，好像她从来不会用“你”，说到我的父母亲，她用的词是“怹”。“怹”是“他”的尊称，现在的北京人已经没有谁会用这个词了，这个词大概快从字典上消失了，有点儿遗憾。

　　父亲每月给莫姜五块钱，意味着不是白使唤人家。莫姜开始不要，说在我们家白吃白住，哪能还拿钱。父亲让莫姜把钱攒起来，说将来说不定用得着，莫姜诚惶诚恐地接了，然后请双安，以示谢意。莫姜将那些钱拿回来用手绢包了，也从不见她检点，她对钱物似乎看得不太重。

　　莫姜的全部家当就是她的紫花小包袱，就搁在枕头旁边，也不避讳我，包袱里除了几件换洗衣裳还有一个袜子板。我问莫姜怎还带着这个东西，莫姜说是她离开家时她额娘给她的。她额娘说袜子穿在脚上，虽不显山露水却是件很重要的穿着，女人最丢人的是袜子破了露脚后跟，无论是自己做的布袜子，还是洋线袜子，跑路一多就要破，补袜子用的家什得随时预备着。莫姜的话有道理，我的袜子一礼拜就破，在学校一提脚，不光是脚后跟，连后脚脖子都露出来了，有时候挺让人尴尬。莫姜的袜子板有年头了，木头色泽已变得深红发暗，光溜溜的，我很喜爱。莫姜也没说送给我，只告诉我，有她在，我的袜子永远不会露脚后跟。

　　莫姜的包袱里还有一个不让我碰的东西，一根梳头用的翠绿扁方。这种东西我们家有好几根，都是父亲的第一个妻子留下的，我那个没见过面的母亲是旗人，姓瓜尔佳，娘家是内务府的，平日是旗装打扮，梳两把头，穿花盆底鞋，家里有她的相片，很有派头的一个妇人。扁方是插在头发和缎子板之间的簪子，一指宽，长七八寸，两头是圆的，扁而光滑。瓜尔佳母亲留下的扁方有木头的、骨头的和银的，还有一根赤金的，被父亲收着，说是等我出门子的时候给我压箱底。莫姜的扁方着实与众不同，晶莹剔透，温润可爱。她不让我碰，只能她拿着让我摸，说是万一掉地上就碎了。我摸着那扁方，心里满是贪婪和嫉妒，故意挑剔说扁方上有几处黑点。莫姜收了扁方说那是翡翠上的瑕疵，我说有瑕疵的就不是好东西。莫姜说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不好，良工必有不巧；物件和人一样，人尚无完人，更何况是物。

　　我当时年纪小，对莫姜的话似懂非懂，一向崇尚完美主义的我，到今天才理解“大羹必有淡味”的含义，毕竟还不算晚。后来莫姜离开我们家时，把那个暗红的袜子板给了我，我却一次也没用过。时代变了，尼龙袜子风靡全球，这种袜子是永远不会磨破，永远用不着袜子板的。今天，人们又追求棉线袜子了，线袜子没等穿破就扔了，再没有露脚后跟之羞，总想用用莫姜的袜子板，总也用不上。有个朋友叫雅君，前年在筹建妇女博物馆，连哄带要，用一张捐赠证书换走了我的袜子板，拿去当了展品，展品的说明是“补袜子用具”，却不知它背后的故事更精彩。

　　父亲老是夸莫姜，夸的前提必定拿我当陪衬，一定是先说我哪儿哪儿做得不对了，然后是：看看人家莫姜……怎么怎么的……多规矩！

　　莫姜的性情静得像水，手却老不闲着，总是在做着与饮食有关的事情。在漫长的冬日，我与莫姜围炉而坐，我们凑在一起是因了火炉的温暖，因了屋里难得的一会儿太阳。我在折腾那永远搞不清楚的数学，莫姜不知在鼓捣什么，待我疲倦地放下书的时候，炉圈上则站满了洁白如雪的兔子、刺猬、鸭子、乌龟……都是莫姜捏的小点心，精巧美丽，里面的馅是豆沙和枣泥。我忘乎所以地将那些兔子、刺猬一口一个地往嘴里填，那时候还不懂得欣赏也不知道赞美，只是一味地吃，真是糟蹋了莫姜的工夫，愧对了那些艺术品。莫姜坐在对面，抬起她轻易不抬起的头，微笑地看着猛如饕餮的我，看得出我这毫不遮掩的性情让她高兴。

　　莫姜做饭的手艺是化腐朽为神奇，极普通的东西到了她手里就会变得绝妙无比。比如我们家后院那些堆积如山的松树枝子，一度成为累赘，偌大后院简直被搞得下不去脚。莫姜闲下来的工作是烧松树枝，正如她的性情，不是烈焰蒸腾地猛烧，是只冒烟不出火地慢燃，松树枝上架铁箅子，箅子上摆着她灌制的肉肠。跟街上卖的香肠不同，莫姜灌的肠是在锅里煮熟以后才上箅子熏的，并且只能用松枝熏才有味。一批肠要熏制十天，也不用管它们，肠在烟中，顺其自然。这种自制松肠成了我们家的传统食品，父亲拿它来待客，送人。都知道叶家的松肠好吃，慕名而来的大有人在，可是谁也做不出，因为哪家也没有那么多的白皮松枝子能长期点燃。莫姜的松肠走得很远，甚至出了国门到了英国和日本。几年光阴，两棵白皮松的枝杈生生被肉肠耗完了。

　　叶家主要受惠的是我，因了我跟父亲一样的馋，因了我好刨根问底的禀性，使我成为了莫姜身后的一条尾巴。我喜欢钻厨房，从老王在的时候我就是那里的常客。母亲说我是厨子托生的，对这点我深信不疑，我喜欢厨房的味道和气氛，待在那种氛围中有一种安全感。我们家厨房的灶是用砖砌的，有两个火眼，可以同时蒸炒煎炸，灶膛内还砌有汤罐，以保证随时有热水，这都是老王留下来的。莫姜对我们家的炉灶相当满意，她说做饭全凭火，火跟不上，再好的厨子也得抓瞎。

　　莫姜在我们家待了近二十年。二十年，我从一个懵懂的小玩闹到一个能撑起家门、嫁不出去的老姑娘，真跟她学了不少，醋焖肉、樱桃肉、核桃酪、鸽肉包、奶酥饽饽、炸三角。自信已深得真传，要不是后来历史的变故，我相信我能当一个不错的厨子。就是今天，已近暮年的我，仍旧是我们家节假日的大厨。饭桌上，吃着吃着我就想起了莫姜，想起了那个女人传奇的一生，常常走神。也有朋友买了材料，提着上门来，言明要学某某菜，倾心地教了，她们的味道总差着一层，作料工艺都对，缺的是莫姜那不愠不火的心劲儿。

　　莫姜做得最多的是醋焖肉。有用啤酒烧肉的，谁也没想过还有用醋烧肉的，并且还必须是江南香醋。醋一次用半斤，真正的“醋焖”，而绝非点到为止的点缀。醋焖肉不是酸的，是地道的咸甜口，吃到嘴里烂而不柴，爽而不腻，恰到好处。相比之下樱桃肉的做法就简单多了，樱桃肉是把肉切成小丁，加上作料，与鲜樱桃一起装在罐里煨，头天晚上搁炉子上，第二天中午才能吃。这十几个钟头的煨，将樱桃的色味与肉融合在一起，食之如天上珍馐。

　　莫姜做的吃食，基本是满族口味，我最爱吃她做的鸽肉包。鸽肉包满族又将它称作“包”，是一种游牧民族的饭食，并非汉族的肉包子。莫姜会做，父亲会讲，谈到“包”的出处，父亲说“包”具有纪念意义，明朝万历四十六年七月五日，老汗王努尔哈赤领兵打仗，走到一个叫清河的地方，一点儿吃的也没有了，清河的农民给努尔哈赤送来了几只鸽子、一些白菜，汗王把鸽子烤熟了，和着米饭用菜叶包着吃了。有人问这叫什么，努尔哈赤说叫“包”。打了胜仗，“包”也成了满族的传统吃食。

　　可是粗犷的“包”到了莫姜手里立刻变了模样，非是平常旗人家所做的白菜叶子包酱拌饭。莫姜的包非常讲究，得选上好的白菜心，要小要圆，只能包一把饭。再把小鸽子肉剔出来，切成丁和香菇炸酱，拌老粳米饭，点上香油，撒上蒜末，用拍过的白菜叶子包了，捧在手里吃，吃的时候包不离嘴，嘴不离包……只吃包不行，还要配上好的粥，冬天是羊肉粥，初春是江米白粥。

　　“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有了莫姜，一度父亲曾频繁地大请客，饭桌之上，宾客云集，一通大嚼，肴核既尽，杯盘狼藉。最让客人们开眼的是莫姜做的“熟鱼活吃”，一条糖醋大鱼端上桌的时候，鱼的嘴还在张合，浑身还在动弹。宾客都说这是绝活，一定要见见厨师，父亲让我到厨房去叫莫姜，莫姜不来，客人们憋不住，都跑到厨房来看莫姜。一位太太好奇地询问鱼的做法，大概也想回去如法炮制。莫姜说取活鱼，快刮鳞，开膛去脏，挂糊，垫着搌布捏住鱼头，将鱼身放入急火油锅中炸，再用糖醋汁一浇而成。我料定这位太太做不成功，因为莫姜没告诉她在鱼活着的时候要灌白酒，有了白酒的刺激鱼才能张嘴活动，神经才处于麻痹状态。当然，每个厨师在技术上都有自己的秘诀，不是有什么说什么的。

　　这样精彩的厨师母亲似乎并没看上眼，在我的感觉里，自始至终母亲和莫姜总是隔着一层，这种隔膜一直延续到她的离世，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走近。在莫姜跟前，母亲时刻要体现出一种“救世主”的优越，在她的心里永远记忆着她从厨房端来的那碗豆汁，记忆着莫姜跟随父亲初到我们家穷途末路的落魄。她不止一次对莫姜说，莫姜啊，你说你是怎么混的，穷途潦倒，我不留下你，你就得流落街头，冻饿而死呀。

　　言下之意是提示莫姜要时刻感恩戴德，可莫姜偏偏不会说传递感情的话，她只是低着眼皮说，是的，四太太。

　　母亲就不满意，私下说莫姜薄唇细眼，骨瘦肩削，一副贫穷之相，特别是脸上的疤，让她这辈子彻底完了，别再作富贵安泰之想。父亲则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疤痕是浮在的东西，疤痕之下，莫姜相貌平静像寒玉，神色清朗如秋水，那气质不是谁都有的。父亲这样在母亲面前称赞莫姜，倒让母亲说不出什么了。

　　其时莫姜已不年轻，将近六十岁了。

　　三

　　对于莫姜，我一直如雾里观花，看不透彻。问过她的手艺从何而来，莫姜说是跟男人学的。我说，就是那个砍你一刀的男人？

　　莫姜说刘成贵脾气坏但是手艺好，从十五岁就给王玉山打下手。我问王玉山是谁，莫姜说，您真不知道王玉山？

　　我说，我怎会知道王玉山，你知道教我“ㄅㄆㄇㄈ”的马玉琴吗？

　　莫姜摇摇头。我说，这就叫隔行如隔山。

　　莫姜说王玉山是西太后的大厨，擅长烹炒，老佛爷封他为“抓炒王”。抓炒腰花、抓炒大虾、抓炒鱼片都是拿手，王玉山做的抓炒里脊成为西太后的最爱。因为这道菜太普通，谁都能做，越是谁都能做的菜越能显出水平，王玉山能把普通菜做得不普通，这就不简单了。所以西太后走哪儿都带着他，就是庚子事变到西安，也没把他落下。我说，你那个浑蛋男人原来还是御膳房的。

　　莫姜说她的手艺跟刘成贵比差远了，刘成贵要是在我们家，能做出满汉全席来。我说，动辄拿菜刀砍人，谁敢用？你也是太窝囊，刘成贵要敢跟我动刀，我就抡烧火棍，演一出《杨排风》也未可知。

　　有事没事，我就跟莫姜提她的“浑蛋男人”，从莫姜嘴里我知道了，刘成贵是宫里的厨子，是“抓炒王”的徒弟。慈禧有自己的小厨房，叫寿膳房，在宁寿宫，沿袭的是顺治母亲孝庄太皇太后的寿膳房，以菜肴精细而著称。慈禧在南海丰泽园宝光门的北面和颐和园乐寿堂的东面都有自己的厨房，有厨师三百多人。光绪的御膳房在养心殿，他的御膳房按历制配备，用现在话说就是“大灶”，缺少细腻。光绪的皇后住在钟粹宫，也有自己的小厨房，是慈安太后留下的。刘成贵在颐和园寿膳房当差，在北宫门外租房子住，平时不进紫禁城。慈禧死后，寿膳房的厨师们大部出宫去了，刘成贵出宫后在北京东兴楼当厨子。东兴楼是北京的大饭庄，坐落在东华门外头，是专门接待军阀政客的地方，一般老百姓在那儿吃不起。创办它的人是宫里管书籍的，人叫“书刘”，很有背景。东兴楼的厨子分四等，“头火”、“二火”、“三火”、“四火”，“四火”必有十几年经验，还只有做汤菜的资格。在别人还在当“小力巴”的时候，刘成贵已经在东兴楼掌勺当灶了。宣统成年后，曾一度为养心殿御膳房的饭食粗劣而生气，将掌案叫来严加训斥。掌案详细禀报了慈禧小厨房的事情，宣统就把慈禧小厨房的人又叫回去在御膳房干。这样，刘成贵代替他的师傅“抓炒王”再一次进了紫禁城。

　　莫姜说她男人的坏脾气是出了名的，跟谁都闹不到一块儿去，要不是因了手艺好，早就被开了，所以他的周围一个知己的朋友都没有。清朝垮台，溥仪出了紫禁城，她男人自然也出了御膳房。我问莫姜是什么时候嫁给刘成贵的，莫姜说就是在他出宫的时候。开始也不知道刘成贵一身毛病，结了婚第三天，有人来家里拉桌椅板凳，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借的。刘成贵的好手艺挡不住他挣钱，但是好赌，钱在他手里就跟流水似的。输的时候，连家里的被卧褥子都让人揭了去，赢了就到花枝胡同找老相好去厮混。莫姜说那个常跟刘成贵来往的娼妓叫卫玉凤，穿着高跟鞋，涂着红蔻丹，烫着飞机头，露着大腿，很摩登，刘成贵在宫里当厨子时跟她就有来往了。我说，这也犯不着拿刀砍你呀，难道就一点儿情分也没有了吗？

　　莫姜说还是怪她，她性情太冷，相貌平常，没本事拢住男人，更何况她比她男人大，大八岁。我问莫姜这婚姻是怎么整的，怎找了个小女婿。莫姜低着头说，不说了罢……

　　刘成贵落魄无羁，不事生业，家计为之一空。砍人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他把莫姜给赌进去了，莫姜成了筹码，被输给了一个叫陆六的小混混。陆六来北宫门领人，一见莫姜，吓得掉头就跑，一来莫姜脸上的刀伤让陆六摸不着底细，二来莫姜的年纪也出乎陆六的想象。他不想找个妈，找个累赘。典当妻子，实属下流无耻，刘成贵无脸面回北宫门，从此销声匿迹，再不见踪影。有传说是成了“倒卧”，“倒卧”就是冻死在街头的人，赌徒刘成贵死在街上，一点儿也不稀奇。

　　我替莫姜庆幸，那个又赌又嫖的凶残男人，如若活着，还不知会给她带来怎样的灾难，还要增添什么样的伤痕。脸面是女人最重要的部分，一个女人的脸面被他人破坏了，那将是她人生的最大不幸，再无幸福可言。特别是我看到母亲在对着镜子描眉搽粉的时候，我往往为莫姜而悲哀。没有那个刘成贵，莫姜何以如今日这般寄人篱下，小心翼翼，谦谦为人？那个死鬼厨子，冻死在街头真真是活该极了！

　　莫姜说，个人有个人的命，不能强求，眼下这样，她很知足了。

　　我没有把莫姜的这些隐情告诉别人。我知道，谁都有自己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比如我，期末数学考试得了9分，我偷偷把成绩单改了，在9旁边又加了个9，这样的事情当然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连莫姜也不会告诉的。做人得学会“守口如瓶”不是？还有，我喜欢我们班的男生刘大可。刘大可不喜欢我，我就让莫姜做了奶酥六品给他，并且说是我做的，以提高我的身价。奶酥六品让刘大可惊奇，小子哪儿见过这个，他爸爸是电车卖票的，每到一站都得下车，最后一个再挤上去，跟奶酥六品差得还远。得了奶酥的好处，刘大可带我去坐他爸爸的电车。坐电车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能单独跟刘大可在一起，从北新桥到东四坐了三站，把我激动得浑身哆嗦。这些我照实跟莫姜说了，不说我憋得慌，莫姜对此不置可否，说以后要吃什么点心尽管说，奶酥六品以外她还会做什锦点心、马蹄烧饼、豌豆黄、芸豆卷……

　　莫姜没把我送奶酥六品的事告诉家里大人，当然，她的事情我也不会到处张扬，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长期与莫姜相处，相入相化而不觉，竟也不觉得她怎么丑了。有时甚至还暗自庆幸她有这个疤，有了疤她才能留在我们家，要不，她指不定到哪儿去了，轮不到父亲把她捡回来。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母亲和父亲去听戏了，戏名是《鸿鸾禧》，没带我去，是因为改分的事情败露，老师找家长了。《鸿鸾禧》就是《豆汁记》，是荀慧生演的。荀慧生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不能去看损失实在是大，心里就很不痛快。坐在廊下，托着腮，看着移动的日影，百无聊赖地发呆。莫姜给我端来一碗酸梅汤，对我说，女孩儿家家的，不能托腮。我问怎的不能托腮，莫姜说就是不能托。莫姜这样地“教训”我，都是在母亲不在的时候，当着我的母亲，她绝不会说我的任何不是；背过母亲，她会些许露出一点儿对我的亲近，但也是极有分寸。莫姜的酸梅汤在冰桶里冰过了，泛着桂花的香味，喝一口，全身通泰，美！

　　乌梅是我从西口“达仁堂”药铺买来的，桂花酱是院里桂花腌制的，两样东西混到一起竟然达到了如此美妙的效果。炎炎的盛夏，冰凉的酸梅汤，沉沉的四合院，干净利落的老太太莫姜，成了我永难失却的记忆。我给莫姜讲述父母去看的《豆汁记》，莫姜说她看过，是筱翠花演的金玉奴，筱翠花扮相很美，踩着跷，婀娜多姿的。我问莫姜在哪儿看的筱翠花，莫姜闭了嘴，再不回应。

　　莫姜进厨房了，我在院里扭扭捏捏地学唱金玉奴，“人生在天地间原有俊丑，富与贵贫与贱何必忧愁”，我觉着自己唱得不错，身段也好，将来如果不做厨子就去当戏子，这两个职业都是我的至爱。

　　二门里晃晃悠悠进来个老头儿，衣衫褴褛，落魄不堪，老头儿后头跟着个半大小子，趿拉着张开嘴的靸鞋，穿着大裤衩子，两人一样的脏臭，一样的龌龊。我问他们找谁，老头儿说找姓谭的。我说这儿没姓谭的，他说他打听半个多月了，就是这儿。小子接茬儿说，没错，就是这儿！

　　莫姜听到院里的说话声，破例从厨房走出来，站在东廊下，定定地看着来人，老头儿也一动不动地看着莫姜，站了半天，谁也没说话。突然，莫姜哇的一声哭了，蹲在地上用手捂着脸。老头儿有些慌乱，一双污脏的手使劲儿地抓捏裤子，木讷地说，我对不住你……莫姜。

　　莫姜说，你还活着？还活着……

　　我问老头儿是谁，老头儿说他是刘成贵。我说，你不是死了吗？

　　刘成贵说，我活着跟死也差不多了。

　　我说，你把莫姜卖了，莫姜现在跟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还来找她干什么？

　　刘成贵说，我错了……

　　莫姜脸色白得像纸。我问莫姜，这老头儿果真是刘成贵，莫姜点点头。“死去”的人又复活了，这事变得有点儿复杂，我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刘成贵气力有些不支，挪了几步坐在台阶上，看见我那碗没喝完的酸梅汤，问我他能不能喝，我没言语。他许是渴得狠了，还是端起来喝了，喝完说，乌梅是药铺买的，一股党参黄芪味儿，桂花不能用蜜渍，得用绵白糖。

　　不愧是大厨。

　　半天，莫姜缓过劲儿来了，问刘成贵有什么打算。刘成贵说他现在这副模样还能有什么打算，兜里没钱，身上有病，除了莫姜，他再没别的亲人了。莫姜说，回来也好，咱们好好过日子，有我一口就有你一口。

　　我说，莫姜，你可想好了，他是只狼！

　　莫姜含着眼泪对我说，您说我能怎么着呢，摊上这么一个男人。

　　刘成贵说，我们是敬懿太妃指的婚，名正言顺的。

　　我说，呸，去你的太妃吧，坑人不浅！

　　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个半大小子就在院里转，看着敞亮的北屋说，爸，咱们今天就住这儿吧？

　　莫姜说这里是住不得的，这儿是叶四爷府上，四爷和太太马上就回来了，有话到外面去说。小子不听，索性在父亲的躺椅上躺了下来，摇来摇去，把椅子弄得嘎吱嘎吱响。小子对莫姜说，你住哪儿我爸就住哪儿，我爸住哪儿，我就住哪儿。

　　我问这个无耻的小子是谁，小子说他是刘成贵的儿子，按规矩，他应该管莫姜叫娘。莫姜有些手足无措，刘成贵解释说小子叫刘来福，他娘姓卫，死了。

　　嗬，妓女卫玉凤的后代。

　　我不知这出戏该怎么往下演。

　　太阳西沉，是散下午戏的时候了，父母亲马上就要回来了。莫姜脸憋得通红，转了几个圈说做下人的，不能给主家儿添乱，只要出去，怎么着都好说。小子大大咧咧地说，我们要吃的住的，穿的戴的，使的用的……又补充说，住的不能窄憋，穿的不能寒碜，吃的不能凑合。

　　我看出来了，这小子年纪不大，是个混混儿，无赖。我说，你真不要脸！

　　小子现在成了主角，眉毛一挑说，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

　　刘成贵说，现在能有碗荷叶粥喝最好，就八珍鸭舌，解饥又下火。

　　一切好像倒过来了，好像是莫姜亏了他们，欠了他们，让他们受苦受难了，在他们面前，莫姜得赎罪。

　　好不容易，莫姜带着刘成贵走了。父母的晚饭是我给做的，初试牛刀，小露锋芒，印证了我的模仿能力和动手能力，海米冬瓜汤，肉片焖扁豆，胡桃鸡丁，都是夏日的家常饭菜，都是临时急就而成，不需慢功烹制的。父母到家时，饭菜已经摆到桌上了。

　　父亲在饭桌上大赞荀慧生的《豆汁记》改得好。原来的《豆汁记》是以大团圆结尾，即金玉奴被林大人从江中救起，以义女名分许配莫稽，洞房中一通棒打后，夫妻和好。经荀慧生一改，变成了洞房内一通棒打，将莫稽以忘恩负义、害人性命的罪名撤职查办，以金玉奴“多谢义父为我报仇雪恨，回家去勤操劳做针业，我侍奉爹尊”结束。既善恶有报，又出了气。

　　我告诉父亲，这顿饭完全出自我的手之后，父亲惊奇地说，丫儿长本事了，已经能够“侍奉爹尊”啦。

　　母亲问我莫姜在干什么，我说一个叫刘成贵的，带着儿子刘来福找来了。母亲看着父亲说，莫姜说过是无亲无故的……怎么有男人还有儿子？

　　父亲沉吟了一下说，莫稽没想到金玉奴成了林大人的女儿，金玉奴也没想到自己婚姻一场，临了还得回家去“做针业”……世间出人意料的事情很多很多哪。

　　母亲说，她来的时候莫稽一样的可怜，是我们一碗豆汁救的，收下了她。这倒好，她站住脚了，家眷也来了，敢情“莫稽”身后有一大家子人。

　　父亲问我刘成贵怎么打算，我说刘成贵要吃八珍鸭舌喝荷叶粥。父亲一听就乐了，说这个刘成贵是个内行。母亲把碗一推，让父亲赶紧拿主意，父亲的回答只四个字，“顺其自然”。

　　我知道父亲是舍不得莫姜那精湛的厨艺。

　　那晚莫姜没有回来，如何应对那一对父子，我替她发愁。

　　四

　　莫姜走了，母亲不得不再次下厨，我们家又恢复了炸酱面、熬白菜的岁月。现在，我和父亲想念的再不是厨子老王，而是他他拉莫姜。我才知道，莫姜姓谭，辛亥革命后，满人多随汉姓，正像我们家“叶赫那拉”，姓了“叶”一样，“他他拉”就姓了“谭”，莫姜应该是谭莫姜。后来实行了户口制度，登记的时候莫姜却又没姓“谭”，还是姓“莫”。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没有了莫姜，我便成了大厨，只要学校没有课，我的大半时间全扎在厨房里。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与红盐白米打交道，是源于我与生俱来的对厨艺的偏爱，就像我后来偏爱的文学。做饭和写文章是相通的，在谈论文学创作时我常用做饭来打比喻，写文章好比和面，初写成不过是刚把面和成了一个团儿，面得不停地揉，文章得不停地改，面里的疙瘩揉开了，文章里的硬伤病句改过了，只是完成一半。还不行，面得搁在一边饧，最少得饧俩钟头，文章得搁，最少搁半个月，饧好的面再揉，搁过的文章再改，基本就可以拿出去了。急茬的面（疙瘩汤除外），急就的章（除非天才），一般经不住推敲。火候到了，饭就熟了，人品到了，文就熟了，就这么简单。大家听了笑我，笑我的文学理论就是一个主题-“吃”。

　　莫姜饭做得好，是莫姜火候把握得好；莫姜是不会写小说，倘若她能写，应该是大家。

　　依着父亲“顺其自然”的态度，我们尊重莫姜的选择，是去是留全不干预。晚上，看着莫姜空荡荡的小床，看着月影在房内的移动，我难以入睡，不知莫姜在哪里……

　　一个月后，莫姜回来了，憔悴了许多，却依旧的干净利落。这使我想起了“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古训，莫姜是个知情知义的人。她没有解释刘成贵的“死而复生”，也没有谈论那平地冒出的儿子，只是说给我们添了麻烦，对不住四爷四太太。

　　父亲给她加了工钱，每月15块，就算是我们正式地雇佣她了。

　　莫姜不再与我同住，她每天回家了。她在王驸马胡同一个杂院里租了两间南房，竟然和那个赌徒加凶手过起了日子。后来我才知道，莫姜是把那个翡翠扁方卖了，用那钱安顿了这爷儿俩。王驸马胡同，离我们家不远，隔着一条街，每天早晨莫姜早早就来了，晚上吃完晚饭，收拾完了才走。我不理解莫姜为什么要接纳刘成贵，也不能想象她和那个浑身馊臭的老头子躺在同一个炕上会是怎样一种情景。谁把我卖了，我会记恨他一辈子，谁砍我一刀，我永世不会原谅他！说得好听莫姜是善良，是宽容；说得不好听就是贱！我没好气地对莫姜说，告诉那个浑蛋啊，不许他上我们家来。

　　莫姜说，他不来，他在东直门外粉坊帮忙呢。

　　粉坊是把绿豆做成粉丝的地方，终日蒸汽腾腾，汤水淋淋，粉坊的附带产品就是豆汁和麻豆腐。无论是豆汁还是麻豆腐，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粗食，羊尾巴油炒麻豆腐再好吃，不上菜谱。一个皇帝跟前的御厨，沦落到做豆汁的份儿上，也算是“地覆天翻”了。该着！

　　我说，那个糟老头子，站也站不稳的，还能在粉坊干活儿？

　　莫姜说，怎么是糟老头子，他比我还小呢，小八岁。

　　我说，他得靠你养着吧？

　　莫姜说，过日子，能说谁养活谁呀？

　　明显地，莫姜已经站在“老浑蛋”的立场上说话了，轻描淡写，息事宁人，以忍为闾，苦头吃得还不够。

　　莫姜说刘成贵“不会来”，刘成贵还是常偷偷摸摸往我们家跑。刘成贵来了，不敢进二门，只是躲在东南角厨房的小院里，怕我看见，知道我最不待见他，常常是打听好了，趁我不在的时候来。比起莫姜来，刘成贵有些老态龙钟，不唯腿脚不利落，手和胳膊还发颤，一代名厨现在连炒勺都掂不起来了，这叫恶有恶报。有时候刘成贵被我在门道撞见，他会惶恐地闪在一边，不敢拿正眼瞧我，嘴里嗫嚅着，我来给她……送点儿东西……

　　我根本不理他，就像没看见一样地从他跟前走过去。这种无言的鄙视是最好的报复，不是为我，是替莫姜。

　　再看见他，手里果然提着东西，不是麻豆腐就是豆汁，以证实“送点儿东西”是不虚。

　　父亲似乎不反感刘成贵，有时候知道刘成贵来了，就把他叫到里院来聊天。刘成贵进里院从不走垂花门，而是由厨房的小门进，顺墙溜，沿着东廊进北屋，进来也不坐，垂手站着，以示卑微。我一见他这副孙子模样就反感，就拿眼瞪他，想他抡菜刀的时候是何等凶恶，何等无情，现在装得跟避猫鼠似的，骗谁呀，狗奴才！

　　父亲让他坐，他说不敢。父亲说现在解放了，都是人民了，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没有那么多礼数了。刘成贵还是不坐，还是站着，说他站惯了。父亲说，你成了《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

　　刘成贵说，四爷跟西太后是本家，看在老先主儿的份儿上我也得站。

　　我说，让他站着，没让他跪下就便宜他了。

　　父亲惊奇地看着我，不满地说，你什么时候学得这样刻薄，老刘师傅头发都白了，你跟一个老人能这样说话？有工夫我得上你们学校一趟，跟你们的校长谈谈，把学生都教育成这样不行。

　　我一调大P股，出去了。

　　父亲跟刘成贵聊的多是吃饭的事情，扯什么满汉全席134道热菜，48道冷荤的内容，不厌其烦地用纸记了，说是要写文章。那时候父亲刚进政协，对搜集文史资料充满了热情，一礼拜恨不得写八篇文章往上递，说有些东西不写下来就丢了。父亲是光绪十四年生人，被慈禧派出去留学，学成回国，老佛爷驾崩了，到了也没目睹上老佛爷真容。刘成贵是见过慈禧的人，据他给父亲介绍，老佛爷精力充沛，食量惊人，只要肚子稍稍感觉到空，只要是没什么事情好做了，就得吃东西。有一回在颐和园景福阁刚吃完小吃，往谐趣园走，景福阁和谐趣园相隔不远，几步路，还是下坡，老佛爷不要坐辇，说要遛遛食儿。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不知为着什么，要吃鱼羹，厨子就得拿出带着的小灶，当场制作，当场品尝。刘成贵说，老太后实际是死在嘴上，怹太贪吃，太没有节制。有时候半夜醒了还要吃“烧猪肉皮”，最喜欢的清炖肥鸭几乎顿顿要上，夹肉末的马蹄烧饼和炸三角要吃刚出锅一咬流油的，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怎禁得住这些油腻！深秋时节，秋燥，调理不当，拉肚子了，成了痢疾，硬是拉死了……宫里的御膳并不都好，太精细，吃几顿可以，老吃就停在肚里不走了，弄得皇上和几位太妃的胃肠都不好。民间吃得糙，大眼窝头麻豆腐，绿豆杂面腌菜帮，吃着舒坦，拉着痛快。

　　这些话，好像不应该是从御厨嘴里说出来的，刘成贵自己在砸自己的行当。几十年后我才悟出刘成贵的道理，器具质而洁，瓦瓮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布衣暖，菜根香，恬淡平静的百姓日子是最弥足珍贵，最舒服养人的。

　　此经验非一番磨砺不能悟出。

　　自从刘成贵在父亲的怂恿下开始登堂入室以后，东直门外粉坊的豆汁和麻豆腐就经常在我们家的饭桌上出现。豆汁和麻豆腐同属绿豆淀粉和粉丝的下脚范畴，将绿豆泡涨，捻皮，加水磨浆，倒入大缸发酵，下沉者是淀粉，上浮者是豆汁。豆汁酸而浊，一股泔水味儿。麻豆腐是做粉丝的剩余物，颜色青绿，有豆腐渣的嫌疑。刘成贵是个狈，动嘴不动手，在他的指导下，下里巴的麻豆腐被莫姜做得精致无比。羊腰肉切丁，香油烹炒，放入青豆、雪里蕻、胡萝卜丝，单搁出；再炒黄酱，将蒸过的麻豆腐倒入，炒至香味四溢再把备好的作料掺进去，充分融合，起锅，盛入淡青色盘中，中间打个窝，浇上现炸的辣椒油，四周撒上青韭，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炒麻豆腐就可以端上桌了。炒麻豆腐的味道往往传得很远，胡同里一旦飘出那特有的香味，人们便知道，叶家又在吃麻豆腐了。相比，豆汁的做法比较麻烦，刘成贵在送豆汁的时候还要捎带从东直门棺材铺带些锯末来，熬豆汁切忌滚开大火，大火熬的结果是渣是渣，水是水，在锅里还浑然一体，盛到碗里，不待上桌，便汤水分离了。刘成贵的做法是，豆汁烧开用锯末熬，点着的锯末永远处于似燃非燃状态，豆汁便永远处于似滚非滚模样，水乳达到充分交融，喝起来酸中带甜，酵味实足。父亲翻出一本老旧的书，上头有说豆汁的，“糟粕居然可做粥，老浆风味论稀稠。无分男女齐来坐，适口酸咸各一瓯”。

　　鸡鸭鱼肉固然高贵，却不如其貌不扬的豆汁滋味悠长。

　　但是我拒绝刘成贵拿来的豆汁和麻豆腐。这些吃食，隆福寺小吃摊上都有，不稀罕“老混蛋”的赐予。

　　我已经上高中了，活动的范围和自由程度都非小学时代能比，对同班同学顾寅颇有好感，下学常约了顾寅到隆福寺东边夹道去喝豆汁。摊上的豆汁尽管没有家里的地道，但是有焦圈可配，还有咸菜丝。更主要的，是有顾寅在旁边，并不是为了喝豆汁，我们主要是欣赏豆汁摊的环境，头顶一个白布棚子，一个绷着脸，目不斜视的老头子，两条长板凳，一张小矮桌，周围是闹哄哄的人，左边是卖炸灌肠的，右边是卖切糕茶汤的……这是谈恋爱极好的地方。

　　此时的我，再不会让莫姜做奶酥六品来为我壮门面，足见我对这场恋爱的认真。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粮食日趋紧张，副食也开始计划供应，每人每月四两清油，一斤肉，连碱面和肥皂也要用购货本去买，莫姜纵然有天大本事也再做不出一咬流油的炸三角来了。父亲的单位里，干部们主动削减粮食定量，党员带头，从三十斤减到二十八斤、二十四斤。父亲说他每月有十斤粮食足够了，为保险起见，他给自己订了十二斤定量。依着父亲的算计，在那些红焖笋鸡、清蒸鲥鱼、烧鹿尾、烤羊腿以外，也真的吃不了多少饭了。单位领导没有理会父亲的想法，很理智地给定了二十八斤半，为此父亲还愤愤不平，认为人家挫伤了他的积极性。

　　莫姜有些失落，有几次我到厨房去找吃的，看见她摩挲着手在厨房里转，不知道该干什么。粮食按说不少，却突然变得不够吃，每月24号一大早就得到粮店排队，买下月粮食。父亲因了他的职务，每月多有供应，但极有限，无非是些黄豆和伊拉克蜜枣，有时是几斤咸带鱼。莫姜不会做成带鱼，她拿着那干瘦的长条问母亲，是用温水发还是上屉蒸？我由此推断，慈禧老太太是绝没吃过咸带鱼的。

　　连青菜也少见了，入冬，每户每人配给了五斤粮票的白薯，一斤粮票买六斤白薯。我们家用架子车拉回一车，堆在院子里，父亲见了那些白薯高兴地说，这回可以吃拔丝白薯了。

　　莫姜愁眉苦脸地说，四爷，拔丝好做，油呢？糖呢？

　　父亲说他就是说说而已。

　　有人发明了用“双蒸法”做米饭，据说可以多出三分之二的饭量。街道上推广，母亲让莫姜去学，莫姜不去，母亲去了，回来照章操练，把米先炒了再蒸，果然爆米花似的发起不少，母亲很高兴。莫姜说，米还是那些米，哄了眼睛哄不了肚子。

　　母亲还学会了做人造肉，吃小球藻，净弄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让我们吃。

　　那一阶段，莫姜和母亲常出东直门，到人家收获过的地里去捡剩儿。捡剩儿的城里人挺多，老娘们儿们为半截萝卜，一块菜帮而打架。逢有争执，都是母亲出头，莫姜不会吵架，她连大声说话也不会，她只会用头巾遮着半张脸，在旁边呆呆地站着。母亲回来，得意地张扬着她的收获，莫姜则一头扎进厨房再不出来。好像一切都变了，都倒过来了，南营房穷丫头出身的母亲在此时此刻展现了她无可替代的优势。

　　饮食问题变得越发严酷，不少人出现了浮肿，莫姜面对的不再是抓炒芙蓉鸡片、滑熘鱼片，而是如何向我母亲学做疙瘩汤，如何将豆汁饭做得黏稠腻糊。当我发现自己的腿按下去也成了一个坑的时候，母亲哭了，一向“顺其自然”的父亲也背过身长长地叹了口气。

　　父亲不顺其自然也得顺其自然了。

　　我们期盼着刘成贵送来豆汁，在饥饿面前，我再不能矜持，即便是“老浑蛋”拿来的东西，也照喝不误了。

　　粉坊成为了国营，还在生产着淀粉和粉丝，市面上豆汁和麻豆腐早已绝迹。刘成贵负责夜间看门任务，大约是本单位的职工，还时时能分得一些豆汁。“老浑蛋”提着豆汁，迈着蹒跚的步子，进东直门